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里斯·哈曼 -> 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一章 铁与帝国
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重要阶段，源自农民和居住在伟大帝国周边开阔地带上的游牧民族，而非源于祭司和法老们统治的国家。这一阶段的发展有赖于那些从“城市革命”的成就中学以致用者的努力：广泛使用铜和青铜，采用轮子，甚至在自己的语言文字中吸收外来语和外来文字；他们没有被传统洗脑，或是甘于忍受传统的摆布而导致思想被吸干。
跨越广袤欧亚大陆和非洲的各种社会，开始运用“城市革命”取得的技术进步。有些社会模仿此前伟大的帝国，只是规模略小些，像《旧约》中描绘的巴勒斯坦所罗门帝国就是这样。还有些社会的负担相对较轻，最初并没有受到复杂、奢侈且毫无用处的上层建筑的困扰。人们拥有更多的创新自由，现实也给予他们更多鼓励以刺激创新。
随着采纳新技术，生产剩余价值日益集中在统治阶级手中，这与“城市革命”发生时的情况非常类似。但是，新兴的统治阶级来自土壤并不肥沃的文明周边开阔地带，而非来自早前文明。与早前文明相比，他们只有鼓励发展新技术，才有可能获取一定程度上的生产盈余。
然后，他们才能利用古老文明遭遇的危机，从外部撕裂它们；与此同时，阶级对立也从内部削弱了这些古老文明。里海地区的雅利安人，向日益衰败的印度河流域文明发起了进攻；隶属印欧语系的东南欧人，撕碎了希腊的迈锡尼文明；鲜为人知的“海上民族”袭击了埃及；赫梯人掌控了美索不达米亚；中国的周朝取代了商朝。
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中国，文明的基本连贯并未受到影响，通过采纳新技术，王国很快再次崛起并复兴。印度河流域文明和迈锡尼文明被征服，导致这两个文明的城市生活和文化完全消失。然而，即便如此，外部入侵对文明的发展而言也并非只有负面作用，而是在此期间扮演了一种矛盾的角色。一方面，征服者摧毁了原有的部分生产设施，例如，印度河流域文明城市赖以维生的灌溉工程。另一方面，征服者也带来了一些新技术，例如，以牛拉犁耕地，使得开垦印度河北部平原难耕土地成为可能。农业生产范围的扩大，最终带来了与该区域早前相比更多的生产盈余。
最重要的新技术出现在约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亚美尼亚群山中，几百年后这种新技术也出现在西非。[1]那就是冶铁。冶铁技术的缓慢扩散，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战争。
自从“城市革命”的早期阶段起，人类就开始使用铜及其合金：青铜。但是，铜和青铜的生产十分昂贵，只有千辛万苦地获得来自遥远地方、相对罕见的铜矿石才能进行冶炼。而且，铜和青铜制器的边缘很快就会磨损变钝。对少数掌握财富的贵族来说，铜和青铜是制造武器和装饰品的理想原料；但对需要劳动用具的广大民众来说，它们并不适合用来制造工具。因此，即使在“城市革命”发生一千五百年后，建造金字塔、陵墓和神庙的工人仍然普遍使用石制工具，而且农民似乎也很少使用铜和青铜工具。
铁矿石的储量要比铜矿石高得多。将铁矿石冶炼成金属，需要经过十分复杂的过程。但是，一旦铁匠掌握了冶炼的秘诀，他们就能为民众制造铁制的刀、斧头、箭头、犁尖和犁尾。铁器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产生了巨大的效果。铁斧可以帮助耕种者砍伐并清理最茂密的林地，铁质犁尖更令他们得以破开最厚重坚硬的土层。铁矛和铁剑的制造成本相对低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军事贵族的绝对权力，挥舞着铁矛和铁剑的农民步兵完全能够砍倒身着全副铜甲的骑士。
到了公元前7世纪，在新技术的支持下，新的人类文明在各地崛起。亚述帝国的疆土从尼罗河流域一直延伸到美索不达米亚东部，它将所辖各个族群融入了统一文明，其统治人数之多、融合族裔之广史无前例，并为境内流传的多种语言创造了同一种书写文字。此时印度北部也出现了新文明的曙光，经过近千年的发展停滞后，这里的贸易终于开始复兴，城市重现。在中国北方，一百七十个杀伐相见的小国，经历了漫长的混战，大浪淘沙后涌现出几个实力雄厚的大国雏形。地中海周边的巴勒斯坦、黎巴嫩、小亚细亚、希腊、意大利和北非，开始兴起繁盛的城市国家，但它们并不具有古美索不达米亚帝国和埃及帝国中央集权式的政治系统和思想意识。
伴随着生产技术的跃进，科学进步和思想启蒙也加快了步伐。在青铜时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科学知识，尤其是数学和天文学，已在某些地区得到快速发展。但是，这些科学进步的基础建立在持续的祭司制度之上；在两千年间，科学发现日益从人们的实际物质生活中剥离出来，不得不依附于复杂而抽象的宗教系统。新的科学发展必须打破这一桎梏。而这一切的转折并未发生在古老文明的中心：亚述和巴比伦等美索不达米亚城市，抑或是孟菲斯或底比斯等埃及城市，而是发生在印度北部、中国北部和地中海沿岸的新兴城市中。
除了都使用铁质工具，充满活力的新文明还有一些共同之处：它们都见证了新手工业的繁荣和扩张；长途贸易的不断增长；作为社会的一个阶层，商人的重要性得到大幅提升；大范围使用货币，就连最低下卑微的农民和手工匠人在交易时也使用货币；采用或多或少建立在读音基础上的新型字母表（中国除外），为更多的人能够读写创造了前提条件；兴起了“普世”宗教，坚信一位全能神明，拥有一套生活原则或行为准则。最后，与古老文明相同的是，所有新文明都建立在阶级分野的基础之上。除此之外，再无他法能从经常忍饥挨饿的农民身上榨取盈余。但是，新旧文明之间的差异也非常显著。物质条件（环境、气候、已被驯养的家畜品种及地理位置）影响着人们的谋生方式，以及统治者控制生产盈余的方法。而这些反过来也影响着新文明演进过程中发生的其他所有事情。
[1] 有些历史学家作出推断，认为冶铁技术是由外部传入非洲的。参见雷蒙德·莫尼（Raymond Mauny）所写的“铁器时代的跨撒哈拉接触”（Trans-Saharan Contacts in the Iron Age），收入盖奇（J.D.Gage）主编的《剑桥非洲史》（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第二卷，第318页。但戴蒙德则在《枪炮、病菌与钢铁》（第394页）中认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制铁技术与其他地区明显不同，因此他判断非洲的制铁技术是独立生成并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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