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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解历史
（Understanding history）
· 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
意识本身不能改变社会。这是马克思的首要结论之一。如同在他之前的许多思想家一样，他强调，要理解社会，你必须把人类看作物质世界的一部分。
人类的行为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正如自然界的其它物体一样。对人类的研究，是对自然界的科学研究的一部份。持这种观点的思想家被称为唯物主义者。
马克思认为，与各种的宗教和历史唯心主义观念相比，唯物主义是一大进步。它意味着，你能对改造社会的条件进行科学地说明，而不再靠着祷告上帝，或是人们的“心灵改变”。
唯物主义取代唯心主义，就是科学取代神秘主义。但并非有关人类行为的所有的唯物主义解释都正确。正如在生物学、化学或物理学当中有过错误的科学理论，在有关社会的科学理论的发展中同样有过错误的尝试。兹举几例：
一个非常流行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观点宣称，人是以特定方式“自然地”行动的动物。正像狼的本性要厮杀，羊的本性是挨宰，男人的本性则是侵略、专权、竞争和贪婪（它还暗示，女人的本性是驯服、柔顺、恭敬和被动）。
我们可以从一本名叫《裸猿》的畅销书里找到对此观点的一种表述。从这类论证中得出的结论几乎总是反动的。它说，假如人类天性好斗，那么努力改善社会是没有用的。事情总会归于老样子。革命“永远是失败的”。
但其实，“人性”随社会而异。例如，在我们的社会里，竞争被视作理所当然，但在许多以前的社会里却几乎不存在竞争。当科学家们早先想给北美苏族印第安人做智力（IQ）测试时，他们发现印第安人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在答题时不能互相帮助。他们所生存的社会强调协作，而不是竞争。
再拿攻击性来说。当爱斯基摩人第一次遇上欧洲人，他们对任何“战争”的概念都无法理解。一群人设法消灭另一群人，这对他们来说似乎是疯狂的念头。
在我们的社会里，父母爱护和保护孩子被看成“自然的”。然而在古希腊的斯巴达城邦，把婴儿丢在山里，看他们能否在寒冷中生存下来，才被认为是“自然的”。
“不变的人性”论无法解释历史上的众多事件。埃及的金字塔，古希腊的辉煌，罗马或印加帝国，现代工业城市，被拿来跟欧洲中世纪住在泥屋里的不识字的农民等量齐观。全部问题在于“裸猿”——而不是创造了辉煌文明的猿。它无法解释某些社会形式成功地供养了“猿”，另一些社会形式则饿死数百万。
很多人接受另一种唯物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强调通过某种方法有可能改变人类的行为。正如马戏团里的动物能够被训练得跟在丛林里的举止相当不同，因此，支持这种观念的人说：人类的行为可以同样被改变。它声称，只要合适的人主宰社会，“人性”就能被转变。
这个观点比起“裸猿”自然是进了一大步。但它无法解释，整体来说社会如何能被改变。假如每个人都完全受制于当前社会，那么如何有人可以超越社会，看出怎样改变调节机制？是否存在天降大任的少数人可以魔术般地免除那支配着其他每个人的压力？假如我们都是马戏团里的动物，那么谁会是驯狮者？
抱此理论的人也以宣称社会无法改变而告终——就像裸猿论者那样，要么他们相信变革是由社会之外的事物来造成的，比如由上帝，或“伟人”，或个别思想的力量。他们的“唯物主义”把一个新版的唯心主义从后门放了进来。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这种学说最终必然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超乎社会之上。这种“唯物主义”观点往往是反动的。拥护这一观点的最出名的当代信徒，就是名叫斯金纳（Skinner）的美国右翼心理学家。他想要以特定的方法来调教人类行为。但由于他自己是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他的“调教”仅仅意味着设法使人类适应那个社会。
还有一种唯物主义观点把世间所有的苦难归咎于“人口压力”。（18世界后期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最早发展了这一理论，之后，持此观点的人通常被称为马尔萨斯主义者）。但它无法解释为什么譬如美国焚烧谷物，同时在印度人们却陷入饥饿，也不能解释为什么150年以前美国生产不出足够的粮食来供养一千万人，今天却可以供养两亿人口。
它忘记了，每一张额外的需要供养的嘴，同时也是一个额外的能够工作和创造财富的人。
马克思把所有这些错误的解释方式称为“机械的”或“粗糙的”唯物主义。他们都忘记了，人类既是物质世界的一部份，同时也是行动的，并以其行动改变世界的活生生的人。
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
（The materialist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他们的衣、食、庇护所——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
通过以上论述，马克思强调了他对社会如何发展的截然不同的解释。人类是起源于类人猿的动物。就像其它动物，他们首先关心的就是养活自己，保护自己免遭气候伤害。
其它动物靠遗传的生物结构做到这点。狼通过追击和杀死猎物维生，这种方式是它的生物遗传本能决定了的。在寒冷的夜间，它以毛皮来保温。它按照遗传的行为模式来养育幼兽。
但人的生命并不这样固定。10万年前或3万年前漫游于大地上的人类，跟我们生活得相当不同。他们住在地上天然或挖掘出来的洞穴里。他们没有任何容器可以拿来贮存食物或水。他们获取食物，靠的是收集浆果或用石头掷击野兽。他们不会写，超出手指范围就不会计算。他们对邻近地区以外一无所知，也不懂得他们的祖先曾做过什么。
然而就身体构造来说，10万年前的他们跟现代人以及3万年前的人是一样的。要是你给一个穴居的野人洗个澡，刮个脸，穿上一套衣服，让他在大街上走，没有人会认为有何异样。
就像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C. Gordon Childe）指出的：
我们人类最初的骨骼属于冰川纪晚期……从那时起智人的骨骼第一次出现在地质记录中……人的身体的演进实质上已经中止，虽然他的文化发展刚刚开始。
另一位人类学家李基（Leakey）也持同样观点：
奥里尼雅克期（Aurignacian，法国旧石器时代前期）和马格德林期[2]（Magdalenian，欧洲旧石器时代的最后期）的人的身体，与当代人身体的差异，可以忽略不计，尽管文化上的差异无法估量。
考古学家所称的“文化”，指的是男女学习和传授给他人的（如何用动物的毛或羊毛制作衣服，如何用粘土制作罐子，如何生火，如何造屋，等等）、相对于动物靠本能知道的那些事情。
这些早期人类的生活，已经大大有别于动物。因为他们能够运用人类独有的身体特征——发达的大脑，能够控制物体的前肢——开始塑造环境以满足他们的需要。这意味着人类能够适应大范围的不同环境，虽然身体构造没有任何改变。人类不再简单地对周围的环境起反应。他们能够按那些环境采取行动，开始按自己的利益改变它们。
最初，他们用棍棒和石头攻击野兽，利用自然界发生的火灾来点燃火把，为自己提供光与热，身上覆盖植物和动物的毛皮。过了好几万年，他们学会自己生火，利用别的石块来打造石块，最后自己播种来栽培粮食，把它贮存在用粘土造出的罐子里，以及驯养某些动物。
到了相当晚近时期——在五十万年之久的人类历史中仅约五千年前——他们获知了把矿物变成金属的奥秘，这使他们得以铸造可靠的工具和有效的武器。
上述的每一个进步都造成巨大的影响，不仅使人类能够更容易地供给自己的衣食，而且改变了人类生活本身的组织。从一开始，人类的生活就是社会性的。只有几个人的共同努力才能使他们杀死野兽，采集食物，保持火种不灭。他们不能不彼此协作。
这种持续不断的密切协作也促使他们通过发声和发展语言进行沟通。起先，社会群体是简单的。哪里都没有足够的自然长成的产物来供应大概超过数十人的人群。所有的努力都投入到获取食物的基本任务当中，因此每个人做着相同的工作，按同样的生活方式来生活。
假如没有工具可以保存一定数量的食物，就不会有私有财产或阶级分化，也不会有任何战利品可以引发战争的动机。
直到不很久以前，地球上不同部分的数百个社会仍保持着这样的模式——在南、北美洲的一些印第安人中间，赤道非洲和环太平洋的一些人民，澳洲土著。
不是说这些人不如我们聪明，或有更多的“原始思维”。例如，为了生存，澳洲土著必须学会逐一识别数千种植物和几十种动物的习性。人类学教授弗斯（Firth）曾这样描述：
澳洲部族……知道猎场中所有可食用动物、鱼和鸟的习性、斑纹、繁殖地和季节性变迁。他们知道岩块、石头、蜂蜡、橡胶、植物、根须与树皮的外观和一些明显特性；他们知道如何生火；他们知道如何运用热量来缓和疼痛，止血，延缓新鲜食物的腐烂；他们还用火与热来硬化某些木材，软化别的东西……他们至少对月亮盈亏、潮汐运动、行星周期、季节顺序及持续时间有所了解；他们把高潮的涨落与诸如风系、每年温湿特点、自然界物种的生长和存在的变迁等等联系起来……此外，对于被宰杀来食用的动物的副产品，他们也派予聪明而经济的用途；袋鼠肉供食用；腿骨用来装配石器或当作陶瓷的脚；筋腱用来捆绑矛枪；脚爪用蜡和纤维制作成项链；脂肪跟红赭调和为化妆品，血跟木炭混制成油漆……他们拥有一些简单的机械原理的知识，并用以削制一种来去镖[3]，赋予正确的弯度……
在对付澳大利亚沙漠里的生存问题时，他们比我们“机灵”得多。他们只是没学会播种，栽培自己的食物——我们自己的祖先大约只是在五千年前学会了它，那时至今才过了100个世代。
生产财富——人类生存的手段——的新技术的发展总是带来人类协作的新的方式，新的社会关系。
例如，当人们第一次学会培育自己的食物（通过播种和驯养动物）并加以贮存（在陶罐里），社会生活中便有了一场彻底的革命——考古学家称之为“新石器时代的革命”。人类现在必须彼此协作来清理土壤和收割粮食，就像猎取野兽一样。他们能够比以前更大量地聚居在一起，能够贮藏食物，并且开始能够跟别的部落交换产品。
最早的城镇得以发展起来。第一次出现了一种可能：某些人的生活不必只投入到提供食物上面：有的专门制陶，有的开采燧石矿，后来是用以制作工具和武器的金属，有的为整个部落从事基本的管理工作。越来越不祥的是，贮存起来的剩余食物提供了战争的动机。
人们已开始借发现新方法来应对他们周围的世界，或根据他们的利益来利用自然界。但在此过程中，意想不到地，他们已改变了他们生存的社会，以及他们自己的生活。马克思总结了这个过程：“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生产关系”，并由此改变了社会。
还有更多新近的例子。大约300年前，本国的大多数人仍靠土地生活，靠着数世纪来不变的技术生产粮食。他们的精神范围局限于当地村庄，意识则深受当地教堂的影响。大多数人无需读和写，也从未学过。
之后，200年前，工业开始发展。数以万计的人被投入工厂。他们的生活经历了根本的转变。现在他们生活在大城市而非小村落里。他们需要学习祖先们梦想不到的技巧，包括读和写的能力。铁路和轮船使环球旅行变为可能。由牧师敲进他们头脑里的旧观念已根本不再适用。生产资料的革命同时也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持有的观念的革命。
类似变化仍在影响大量的人群。可以看看从孟加拉或土耳其乡村被带到英国或德国工厂里的人们是怎样在寻求工作。看看许多人怎样发现他们的旧习惯和宗教观已不合时宜。
或者看看在过去50年里多数妇女已怎样习惯了在家庭以外的工作，以及这怎样导致了她们向把她们事实上视为丈夫财产的守旧态度发起挑战。
人类为了制造衣食和庇护所而共同工作的方式的改变，导致社会组织方式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态度的改变。这是——历史的——社会变革的秘密，马克思以前（及许多以后）的思想家们，包括唯心主义者和机械唯物主义者，都不能理解它。
唯心主义者看到了改变——但声称它一定源自上天。机械唯物主义者看到人类受制于物质世界，但不能理解事情如何能够改变。马克思则看到，人类受到他们周围世界的制约，但他们也反作用于世界，影响它，乃至于将它变得更适于居住。而在这么做时，他们改变了生存的环境，也因此改变了自身。
要理解社会的改变，关键在于理解人类如何解决他们衣、食、住的问题。这是马克思的出发点。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者相信技术进步会自动产生出一个更好的社会，甚至发明创造会自动导向社会变革。马克思拒绝这种观点（有时被称为技术决定论）。历史上曾经不只一次，人们拒绝了推进衣、食、住的生产的观点，因为它们与既存社会的看法或形态相冲突。
例如，在罗马帝国时期，有许多如何从一定数量的土地上生产出更多农作物的主张，但人们并不将之付诸实施，因为它们要求对工作更多的投入，超过了他们从处在鞭挞恐惧下的奴隶劳动所能榨取的。18世纪英国统治爱尔兰时，他们设法阻止那里的工业发展，因为它跟伦敦商人的利益相抵触。
如果有人提出一个通过屠宰圣牛来解决印度粮食问题的方法，或者把老鼠肉加工成肉片供应给英国的每个人，没人会加以理睬，因为既有的成见之故。
生产的发展挑战旧的偏见和旧的社会组织方式，但它们并不自动推翻那些旧的偏见和社会形态。很多人奋力阻止改变——那些使用新的生产方式的人不得不为了改变而奋战。假如反对改变的人获胜了，那么新的生产方式便不能生效，生产将会停滞甚至倒退。
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当生产力发展了，他们就跟以旧生产力为基础成长起来的既存的社会关系及观念起冲突。不是认同新生产力的人在冲突中获胜，就是认同旧生产力的人获胜。如果是前一种情形，社会将前进，否则它将停留在旧的轨道上，或是倒退。
[1]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
[2] 马格德林期（Magdalenian），约25,000年前，欧洲旧石器时代的最后期。马格德林位于法国西南方。
[3] boomerang——从澳大利亚本土语言借来的单词。1790年出版的一本关于新南威尔士的语言的书中有个本土词汇boo-mer-rit，意为“偃月刀”，是因为其回飞镖的弯形。在1825年的一篇短文中有boomerang的英语形式的最早记录，我们被告知那是“一种杰克森港［今悉尼的一部分］土著设计的带有饰章的短武器，能在旋转运动中精确击中目标。”1827年另一位评论者说这个词汇“由于缺少一个更富描述性的名字可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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