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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为什么我们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
（Why we need Marxist theory）
· 唯心主义者
我们需要理论干什么？我们知道有一个危机存在。我们知道自己正被雇主掠夺。我们知道我们全都很愤怒。我们知道自己需要社会主义。剩下的，就是知识份子的事了。
你常常会从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会成员那里听到诸如此类的话。这类看法也被那些反社会主义者起劲地鼓励着，他们试图制造一种印象：马克思主义是晦涩、复杂，而又乏味的教条。
他们说：社会主义思想是“抽象的”。从理论上看它们似乎正确，但在现实生活中，常识告诉我们的完全是另一回事。
问题在于，提出这类说法的人通常自己有一套“理论”，即使他们拒不承认。只要问问他们关于社会的任何问题，他们就会用某些笼统的话来回答。例如：
“人天生是自私的。”
“只要够努力，每个人都能爬到顶层。”
“要不是多亏有富人，哪有钱来给我们其他人提供工作。”
“只要我们能教育工人，社会就能改变。”
“是道德衰退把我们国家变成现在这样子。”
在大街上、巴士上、饭堂里听一听所有的议论——你可以听到很多这类的话。每个人对社会何以如此以及人类如何改善境遇都有个说法。这样的见解都是关于社会的“理论”。
当人们说他们没有一个理论，他们真正的意思只是：他们没有阐明自己的意见。
对任何一个想要改造社会的人来说，这是特别危险的。因为报纸、广播、电视，全在不停地向我们灌输关于这个乱糟糟的社会的、诱导性的解释。他们希望我们接受他们的说法，对这些问题不再多想。
除非你能分辨所有各种观点错在哪里，否则你无法有效地改造社会。
这一点最早在150年前就得到证明。在1830年代和1840年代，像英国西北部等地区的工业发展，把数十万的男女和小孩投入悲惨的受薪工作。他们被迫忍受难以置信的肮脏的生活条件。
他们开始对此发起反击，建立起第一个大规模的工人组织——最早的工会，以及发起英国最早的争取工人政治权利的运动——宪章运动。伴随着这些运动，出现了最早的献身于以争取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小团体。
很快，关于工人运动如何能实现目标的问题浮上了水面。
有人说，通过和平手段说服社会的统治者，事情是有可能改变的。“道德力量”这一群众的和平运动将确保为工人带来利益。数十万人组织起来，发动示威，致力于建设一个以此类观点为基础的运动——意想不到地以失败和士气受挫而告终。
其他人认识到需要“物质力量”（physical force，即武力），但认为这可以通过很小的、同社会其余部份相隔绝的密谋团体来做到。这同样引导了数以万计的工人投入斗争，仍以失败和士气受挫而告终。
还有人相信工人可以通过经济行动达到目标，而无需正面对抗军队和警察。他们的观点再次导向大规模行动。1842年，在英国的北方工业区，发生了世界上第一次总罢工，数以万计的工人坚持了四个星期，直到饥饿和穷困迫使他们复工。
在失败的工人斗争落下第一幕之后，1848年，德国社会主义者卡尔•马克思通过他的《共产党宣言》小册子全面阐述了他的思想。
他的思想并非无中生有。它们试图提供一个基础，以解决当时的工人运动所提出的所有问题。
马克思所揭示的思想今天仍然适用。有人说因为马克思是在150年前开始写作的，因此当然已经过时——这种说法很愚蠢。事实上，马克思所讨论过的所有社会观念仍广为流传。正如宪章派讨论“道德力量”或“物质力量”，今天的社会主义者则讨论“议会道路”或“革命道路”。而在革命者当中，支持或反对“恐怖主义”的争论也像1848年那样活跃。
唯心主义者
（The idealists）
马克思不是试图描述社会弊病的第一人。在他写作的年代，工厂里的新发明正在生产出以往世代梦想不到的财富。看起来人类似乎第一次拥有了手段，能够抵御为患于以往时代的自然灾祸。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大多数人的生活有任何改善。恰恰相反。受控于新工厂的男女和儿童，过着比他们在土地上劳作的祖父母恶劣得多的生活。他们的工资几乎只够糊口；周期性的大量失业则把他们推到生存线以下。他们挤在悲惨、肮脏的贫民窟，没有适当的卫生设施，极易患上可怕的流行病。
文明的发展没有带来普遍的幸福和更好的生活，而是导致了更大的苦难。
不只是马克思，当时的其他一些大思想家也记述了这些——像英国诗人布莱克和雪莱，法国的傅立叶和普鲁东，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和费尔巴哈。
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把人类发现自己所置身的不幸状态称为“异化”——你经常还会听到这个术语。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用这个术语表示男女不断发现他们受控且受迫于他们以往的创造物。因此，费尔巴哈指出，人类发展了“上帝”的思想——并屈身在它之前，由于他们无法驾驭自己的创造物而更觉悲惨。社会越进步，人类就变得越悲惨，也就是“异化”。
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里采取了“异化”概念，来描述那些创造财富的人的生活：
“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及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1]
在马克思的时代，对社会弊病的最流行的解释仍然是宗教的。它宣称，社会的苦难缘于人类没有照上帝的吩咐去做。只要我们都“抛弃罪恶”，一切将会好转。
今天我们仍能听到类似观点，虽然通常并不诉诸宗教。比如这个主张：“要改变社会，你必须先改变你自己”。只要个体的男人和女人克服了“自私”或“拜金主义”（materialism）（或有时“心理障碍〔hangups〕”），社会将自动变好。
有一个与此相关的意见，声称不是要改变所有的个体，而是少数关键人物——社会上那些行使权力的人。也就是设法让富人和权势者“明白事理”。
罗伯特•欧文是最早持此思想的英国社会主义者之一。他从尝试劝说工厂主善待他们的工人开始。在今天的工党领导层包括其左翼当中，同样的思想仍占主导地位。你可以留意一下，他们是怎样老把雇主们的罪恶叫作“过失”，好像讲点道理就能说服大企业放松对社会的钳制似的。
马克思把所有这些观点叫作“唯心主义”。这不是因为他反对人们拥有“意识”，而是因为：这些观点认为意识孤立地存在于人们的生活条件之外。
人们的意识跟他们得以生存的那种生活密切相关。举“自私”为例来说吧。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着自私自利——甚至在那些不断努力地把他人摆在第一位的人中间。一个工人如果尽力为他的子女着想，或者想给领退休金的父母亲多奉献一点什么，他会发现自己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跟其他人斗争——获取一个更好的工作，加更多的班，力争上游以免遭到淘汰。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你无法通过改变个人的头脑来根除“自私”或“贪心”。
关于改造社会，甚至还有更可笑的说法，就是去改变“上层人物”的思想。假设你成功地说服一个大老板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继而停止剥削工人，那他就会在跟其他雇主的竞争中落败，并陷入破产。
甚至对那些统治社会的人来说，关键也不在于思想，而在于他们从中获得这些思想的社会结构。
可以换个角度来说。如果改变社会的是意识，那么意识又从何而来？我们活在某种社会之中。报刊、电视、教育体系等等传播的意识是维护这种社会的。每个人又如何能够形成完全不同的意识呢？因为他们的日常经验跟我们社会的官方意识是相悖的。
比如，要解释为什么今天信奉宗教的人比100年前少得多，你不能只是说：因为无神论宣传很成功。你必须解释为什么人们会听从无神论，而在某种程度上，100年前他们却并不如此。
同样地，如果你要解释“伟人”的影响，你必须解释为什么其他人同意追随他们。比如，说拿破仑或列宁改变了历史，而不解释为什么千百万人愿意听从他们的建议来行动，这种说法就没有意义。他们毕竟不是群众催眠术士。是社会生活中的某些事物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人们感到他们的建议看来是正确的。
只有当你理解了那些意识从何而来，以及为什么人们会接受它们，你才能理解意识如何改变历史。这意味着找到意识背后它们赖以发生的社会物质条件。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宣称：“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意识。”
[1] 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第二手稿》之《〔异化劳动〕〔X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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