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坎农 -> 受审的社会主义——坎农的法庭证词（1941）
明尼阿波利斯审判中的辩护策略：一则批评
格兰迪索·穆尼斯 著
美国政府开始起诉社会主义工人党和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工会的领导人，这让我们担心我们在美国的运动会被“斩首”，即使这只是暂时的。但这同时让我们充满了一种饱含喜悦的希望，确信资产阶级法庭的迫害会使我们的革命思想得到普及，因为它给了我们当中的激进分子充分和勇敢地阐述这些思想的机会。自从路易斯·米歇尔（Louise Michel）向她的审判官、卡尔·马克思向俾斯麦法庭发出振聋发聩的回应以来，把被告变成原告，将证人席作为攻击反动势力的堡垒，这已经成为了世界革命运动的准则和骄傲。这种态度一直是革命运动的主要吸引力之一。
我第一次感到不安，是（觉得）这些成果会全部或部分地浪费在对第一份发表的声明的阅读上（《激进分子》第五卷，第29期），这份声明似乎为接下来的所有声明奠定了基调。我在审判的第一阶段重燃了希望，在这一阶段中，我们的同志积极地提出了政府在托宾（Tobin）的帮助下在与544-CIO司机的斗争中扮演的反动角色。但我又认为，通过阅读戈德曼同志和检察官（施魏因豪特）对坎农同志的基础性发言和讯问，审判所带来的政治上的收益损失了很大一部分。在那里，它回应了那些政治上的指控——即反对战争、提倡暴力、用武力推翻政府——（针对这些指控）有必要提高声调、以扭转局面，指控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反动阴谋；针对大多数人民的永久性暴力，包括身体上、经济上、道德上、教育上的；为了保卫那六十个家族，还用暴力手段发动了对全体人民的屠杀。但恰恰相反的是，审判（的激烈气氛）在到了这里时明显地减弱了，我们的同志退缩了，以贬低自己思想的革命性意义的方式，试图给陪审团留下一个体面的印象，但却没有考虑他们应当是代表人民发声的。他们曾一度近乎于放弃原则。戈德曼在他的结束语中说了几句好话，但这并不能抵消他的第一次发言和在对坎农的讯问时给人留下的可悲、消极的印象。
我将开始引用他们的话来批评他们自己，这些话摘自《激进分子》第五卷第45、47、48、50、52号。
戈德曼在对陪审团的开庭陈述中说到：
我重复一遍：党的目标和目的是通过教育和宣传赢得大部分美国人（的支持）吗？（原文中强调）
这与7月份审判开始前的陈述完全一致。在回答墨西哥方面当时提出的批评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位负责同志回答说，没有必要担心，因为没有人同意这一说法。如果大家的意见都不一致，那就必须制订另一项政策，这是很明显的，除非我们对群众有一种政策，在资产阶级法官面前则展现另一种政策。几乎没有必要指出这种说法的错误所在（译注：即不言自明）。所有人都明白这一点，（我们）发表的声明从一开始就表明，我们的目标绝不能只是宣传，我们也不会通过宣传来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一个宣传型的政党，我们（的党员占总人口）的比例阻止或限制我们（只能）采取最低限度的行动。但我们还是一个在本质和潜在意义上都采取革命行动的党——包括在经济、政治和教育方面，因为我们的宣传（内容）本身必然引向采取行动，也只有通过行动，我们才能争取到大多数的被剥削者，并教育他们（应当去）夺取权力。
我坚持使用这些陈词滥调，这是因为戈德曼最初的声明——该声明旨在与陪审团进行和解——所表现出的委婉与逢迎的特点，（实质）是一种妥协，这迫使其后（我们将要发表）的声明变得严肃得多。我们将对此事作进一步了解。
让我们来看看主要的问题，看看它们在审判中是如何被处理的。
戈德曼的开篇声明如下：
我们将表明社会主义工人党反对破坏活动。我们将证明安德森先生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没有任何依据（表明）我们宁愿让敌人——即美国的帝国主义敌人来打败我们的政府。这是绝对错误的。正如证据所示，我们想要的是让工人和农民建立自己的政府，然后继续进行一场真正的反法西斯战争。
坎农甚至更进一步，回答了戈德曼的一个问题：开战的决定业已作出，并且已被大多数人接受。
我们的同志必须服从。
戈德曼其后问到：“你不支持开战吗？”
坎农：“我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会在政治意义上支持这场战争。”
他甚至再次指出:
我们认为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是人类最大的敌人。我们想把它们从地球上抹去。我们不支持美国军队宣战的原因是，我们不相信美国资本家能够打败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我们认为只有在工人领导下进行战争，才能消灭希特勒主义。
首先，发动战争的决定并不是（或没有）“由人民中的大多数作出及接受的”。这种说法可能会遭受强烈的批评，如果这个说法是由中间派人士发表的，我们（也）会极力指责。（但）坎农没有指责政府违背了大多数人的意愿，带领美国人民走向了屠杀，也没有在公众面前强烈指责并展示议会中的大多数是如何反对人民中的大多数的，他支持罗斯福的决策，就好像它们真的与大多数人民的意愿一致。
当然，我们屈服于开战（的决定），我们中的激进分子也参加了战争，但这并不是因为这是由大部分人民决定的，而是资产阶级社会以暴力的方式强加给我们的，就像工资剥削一样。在工厂里，我们应当利用一切机会反对战争和导致战争爆发的制度，就像我们反对工厂老板一样，将之作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总斗争的一部分。
“我们不会在政治意义上支持这场战争”，坎农说道。也许我们会在其他的某种意义上支持它？社会意义上？经济意义上？我没有看到还有其他方面的意义。他说的“支持”可能会是接受既定事实并参加战争吗？也就是说，屈服了，就像我们在某次罢工失败后屈服于老板强加的条件一样，但也在为另一次罢工做着准备。那么，为什么要做如此模棱两可的危险表述呢？除了以下这个原因之外，没有其他可能了，即我们的同志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就是为了眼前的小资产阶级陪审团说话，却没有预见到未来的斗争。作出以下称述不是会更好吗：“我们屈服于你们的战争，美国资产阶级，这是因为你们的社会用暴力、用你们手上的武器造就的有形暴力将之强加于我们。但是人民会转向反对你们。从今天起，我们的党将与广大人民一起开展毫不妥协的斗争，反对你们这个充斥着压迫、苦难与屠杀的政权。因此我们将采取一切手段来抗击你们的这场战争。”
这种模棱两可和不确切是永久的。似乎我们只是柏拉图式的反战者，因为我们只限于书面或口头的声明和宣传，而没有任何形式的行动。说“我们不支持宣战，因为我们不相信美国资本家能够打败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相信他们能打败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我们就会支持宣战；这诱使那些相信美国可以取胜的人去支持宣战。我们对于战争的排斥是基于造成战争的这套社会制度的特性，而不是基于对战胜法西斯主义的这种或那种的信念。
随即又出现了另一种模棱两可的说法：“我们认为希特勒主义可以被消灭，等等。”再加上一再重申的声明，大意是我们不会在士兵中进行煽动，我们是战争“政治意义上的反对者”，以及到目前为止，对工会掌握下的军事训练的蹩脚阐述，可以诱使人们相信，当（军队的）控制权被移交给工会时，我们就将支持战争。我认为有必要澄清这一点，而不要给模棱两可的话留任何的余地，因此我宣布，我个人反对战争，即使工会掌握了军队的控制权。
紧接着，坎农承诺给出了一个通过建立工农政府来击败希特勒的计划，我不用对此加一个逗号（译注：即无需做任何注解），除了整体上质疑坎农关闭了这一扇双开门——即通往建立工农政府之路：
戈德曼：现在，在美国的工人和农民建立起他们自己的政府、并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打败希特勒之前，社会主义工人党必须服从大多数人——是这样吗？
坎农：这是我们所能做的一切了。这就是我们打算做的一切了。
所有这些，都相当于在听了一些关于工农政府的奇迹的讲座后，双手抱胸，希望它（译注：即工农政府）能够自己形成，或者通过上帝才知道的什么花招形成。
这不仅仅是一个疏忽，而是一项面对帝国主义战争时的被动声明；于那些对审判感兴趣的工人而言，这充其量只是一场糟糕的教育，当群众开始采取行动反对战争时，这并不能让我们在将来获得任何信任。
迫于这类声明——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毫无疑问是机会主义的——坎农认为自己有义务将那些在军队中组织抗议的激进分子开除出党。他被裹挟的程度令人难以置信，甚至达到了反对列宁、托洛茨基和坎农自己的地步。
施魏因豪特先生给坎农读了列宁在1905年革命中的一段话：
“在起义期间，我们有责任无情地消灭所有军政机关的当权者。”你不同意这段话吗？
坎农：是的，我并不知道这是对我们党的政策的一种表述...我们不赞同（在肉体上）消灭任何人，除非那是在实际的武装斗争中，而且符合关于战争的相关规则。
但是如果没有了武装斗争，“起义”将会成为什么？而且列宁也并没有说（要消灭）任何人，指的只是军政机关的当权者。那么为什么要反对这一段的叙述呢？
施魏因豪特引用坎农自己的话说道：
‘第二点（指在军队中进行斗争），是要小心、谨慎。不要暴动，不要过早行动，以免我们暴露自己，而使我们脱离了群众。要跟着群众走...而除了渗透进现有的军队以外，我们将如何才能获得军事意义上的手段呢？’...
施魏因豪特：但你还是不认为这会阻碍部队的军事行动吗？
坎农：如果你再读一遍（所引原文中前述演讲稿），你就会明白我们不希望有任何暴动行为。我们对党员们说：“不要进行任何暴动，以及不要对部队造成阻碍。”我们对人民的直接指示是：不要给军事行动制造障碍，而是要把自己的努力限制在宣传工作的范围内。
我完全同意坎农的发言；但我在陪审团面前明确谴责坎农，他歪曲了自己、贬低了党所采取的革命行动。而我将同样支持、同时我建议党也支持在军队中开展抗议活动的激进分子与士兵，牢记他们没有进行“暴动与过早的行动”。在战争期间开展的革命行动，是绝对不可能不或多或少地对军事活动造成阻碍。因此，关于革命失败主义（Revolutionary Defeatism）的原则，美国的党和共产国际都将继续遵照且不能放弃。与戈德曼在第一段引文中作出的理解相反，我们赞成在军队和后备军部队中加剧阶级斗争，包括如果这样可以的话，煽动起我们（国家）资产阶级的失败：“从他们自己国家的革命进展的角度来看，他们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政府的失败无疑（相对而言）是更好的一种邪恶（译注：即两害相权取其轻，帝国主义政府的失败较之其持续存在或其他情况而言，会更好）”（托洛茨基，1940年6月）。更糟糕的是，建议工人们停止在军队中进行煽动和抗议活动，而只是通过发表反对言论来开展活动。我相信我们的同志已经失去了这样一个好机会，即让工人们明白为什么他们应该总是通过语言和集体行动进行活动。对坎农的质疑向工人们展示了一种完全错误的观点，即一种始终处在舒适区的宣传活动，这种宣传活动运用各种方式处理这样一场艰难的斗争，从小规模抗议到群体暴动，从有限的兄弟情谊到其在战争前线被彻底摧毁。但若观点有错误，就会导致事实出现错误；因此，被告们认为他们自己是被迫去谴责这些一般性的破坏行为，就好像是在面对某种犯罪行为时（进行谴责）那样。我认为破坏行为是一种战术手段，在某些时候使用这种手段可能会适得其反，但在斗争的关键时刻，这种手段是绝对不可缺少的。
一个例子将证明这一点。假设在前线的某个地方产生了诞生兄弟情谊的条件。但兄弟情谊永远不会在一条漫长战线的两侧同时产生，也不会（在战线两侧）以同样的比例产生。而军队指挥官将立即下令动员、攻击或增援前线，以让士兵们不那么倾向于拥抱“敌人”。那么，最大限度地破坏作战行动的重启，给予产生兄弟情谊以时间，阻止指挥部门控制局势，这些难道不是我们的职责吗？“破坏行为”将是士兵们手头上唯一扩展和促进兄弟情谊的手段，直至战线两端都陷落。然而，还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即敌军指挥部可能会控制这种兄弟情谊，并利用它的瓦解去发动意图取胜的进攻。如果某人希望避免这种“危险”，那么就无法建立起有效用的兄弟情谊。
破坏行为和（革命）失败主义将在某一时刻结合起来，成为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两个主要基础。党不应该也不能放弃（革命）失败主义，否则就会陷入无休止的反战讨论。
对我而言，更可悲的是，人们可以从审判中直观地感觉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对陪审团说了些什么的问题。有证据表明，被告确实认为（相关的）破坏行为是一种犯罪。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我希望我没弄错——这是一种危险的道德倾向。破坏行为将是人民关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反应。为什么要为此感到羞耻？面对当前战争中的滔天罪行，人民做了力所能及的反应，为什么要感到羞耻呢？把它（反战）作为一项原则来捍卫，并把责任推到当前这场战争的领导人身上，本来是很容易的。当战争是资产阶级对人民、文明和人类的巨大破坏时，我们还能谴责人民将来进行的破坏行为吗？聆听了我们的同志（指坎农）的（发言的）工人将会带着对破坏行动的偏见离开，而不是接受这个想法（译注：即前文提及的破坏行为的正当性）。
戈德曼表示：
证据将进一步表明，正如安德森先生自己指出的，我们更偏向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我们分析了社会中的所有情况，我们分析了历史，并且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做了预测，我们预测在美国的大多数人想要建立社会主义之后，由金融家和资本家组织的少数人将使用暴力来阻止社会主义的建立。这就是我们的预测。
此外，既然看到我们自己痛苦地被迫对资产阶级使用暴力，为什么不请求原谅呢?即使对一个纯粹的占卜者来说，这个预言也是完全错误的。不需要向展望未来，就能发现整个社会中少数反动派的暴力行径。这种指责很适合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彻底的攻击，并向美国的工人们表明，所谓的美国民主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专政。在读过或听过坎农和戈德曼著作的工人中，肯定有许多人在罢工、示威、集会期间经历过资产阶级社会的日常性暴力；他们无一例外地都经历了普遍性的暴力：要么为劳动力市场上确定的工资工作，要么死亡；更可悲的暴力是被强加的战争；教育上的暴力；报业托拉斯强加的信息暴力。观看审判的工人们非但没有接受关于他们所生活的环境的概念，也远没有准备好反抗这种环境的精神，反而对当下感到平静。而资产阶级只有在将来才会使用暴力。
此外，告诉工人们“在美国大多数人希望建立社会主义之后”，资产阶级将使用暴力，这是完全不准确的，而且会使工人们昏昏欲睡。（因为）资产阶级已经使用了暴力，而且总是在使用暴力，除了暴力，资产阶级不知道其他的管理方法。面对资产阶级施加的日常性暴力，工人和农民应该以多数穷苦民众的有组织暴力作出回应。我们不是预测，而是肯定地说，我们要求，我们主张用多数人的暂时性暴力反对少数反动派的永久性有组织暴力。有必要打破美国无产阶级抱有的民主偏见；但像这样的叙述会让他们昏昏欲睡。
“毕竟，”一个不专业的工人可能会说，“谁能肯定资产阶级一定会使用暴力呢?”这些懂得很多的人只是在预测；所以目前，我不需要组织起来反对反动派的暴力。”如果上述那位工人继续读下去，这种不作为的倾向将会更加突出:“我们希望证明被告从未主张、从未煽动过暴力，而只是预测了少数反动派（要施行）的暴力。”很明显，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指施行暴力），那就（证明）还没有必要。
而且，正如我们在战争中所看到的那样，一切煽动行动的可能性都被有预备的阻碍行为所封闭。按照他们的想法，我们的同志对今后几年的展望也是错误的。
争取大多数无产阶级和贫农的手段对我们而言有什么价值吗？（不仅仅是调查中反复出现的人。小资产阶级是可以中立的，是不需要争取的。）
在审讯坎农的长篇大论的记录中，除了宣传、宣传和更多的宣传之外，我没有发现任何东西，就好像它是在推销一种治疗秃顶的成药。坎农有一段简短的话是正面的，但不幸的是，这段话不够明确和有力：“当然，我们不会简单地将自己局限于这种预测。我们要更进一步，建议工人们牢记这一点，做好准备，不要让那些少数反动派遗老挫败大多数人的意志。”
那么，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大声疾呼，号召工人们组织起自己的暴力（手段）来反对反动派的暴力呢?紧接着，坎农完美地勾勒出了一个对抗法西斯团伙的视角；但有人注意到，它以一种直接的形式处理了一种不存在的观点，就好像在今天，为了反对虚假的民主，没有必要组织无产阶级的冲击力量。这是一种没有被明确表述的东西，它容易被含糊其辞，并因最后坚持否认（当下）有任何工人护卫队的存在而得到巩固。无论如何，我们的同志都遵循着不利用审判向人民指出他们使用自己的暴力手段怎样和为什么是不正确的。相反，坎农和戈德曼之间的可悲对话注定会平息陪审团对谁发起暴力的恐惧。
人们认为我们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为社会主义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然后：
戈德曼：“颠覆资本主义国家”是什么意思?
坎农：也就是说要以工农政府取而代之；这就是我们的意思。
戈德曼:“摧毁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机器”是什么意思?
坎农：我们的意思是说【我要重点强调——格兰迪索·穆尼斯（作者）】，当我们在这个国家建立起工农政府时，这个政府的职能，它的任务、它的整个性质，将与资产阶级国家的职能、任务与性质有着完全、根本的不同，以至于我们必须彻底取代它。
在建立工农政府和无产阶级国家之前所必须进行的一切革命、暴力进程——即内战，都已经消失了；我找不到比这更委婉的词了。因此，过了一会儿，当坎农不得不限定自己的范围时，他给苏维埃下了一个定义，就像一本简明百科全书所给出的定义一样，掩盖了关于它作为斗争的有机体系、在与资产阶级权力的有机体系进行的竞争和对抗中所起作用的内容。
工农政府除了是无产阶级和农民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高潮（的体现）之外，还能是什么呢?这场斗争必须从现在开始推进，从革命的危机开始，它将“逐步”发展，直至人民建立起苏维埃或委员会，指导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全面斗争，预见这场斗争的必要性，包括武装斗争，并允许在其范围内有开展意识形态斗争的自由，以便人民能够选出最能代表他们的人。只有到那时，当革命倾向获得了苏维埃内的大多数支持——并非在议会选举中——暴力夺取政权才能摧毁资产阶级国家，使苏维埃成为无产阶级国家的基础。
坎农说，“当我们建立起工农政府时”，资产阶级国家的国家机器将被摧毁。但在我们摧毁这个国家机器之前，工农政府是不可能出现的。坎农深知这一点，毫无疑问，他因此提出了相应的行动。但既然如此，我坚持认为，为什么要失去这样一个绝佳、难得的机会呢？即可以给工人们一个教训，毫不掩饰地给他们指明斗争和夺权的道路，同时指责资产阶级走的是反动和亲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关于社会辩证法（social dialectic）如何巩固我们地位的预测，对工人们来说，没有任何实际价值。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五百年后的教科书所描述的革命进程。今天的工人需要了解阶级斗争的动态、组织形式，直到内战的斗争方法、口号，包括需要对阶级敌人表现出的骄傲和勇气，而这些在审判中是罕见的。（审判的）总基调不是指责，而是道歉，这让人有时会感到尴尬；（审判的总基调）不是指出和提出反对资产阶级和反对战争的行动和直接手段，而是将我们的理念削弱为人道主义，用理论性的预言掩盖了我们理念的积极价值，仿佛用暴力来反对目前腐败的资产阶级民主是不光彩的。
我们的同志在为自己辩护时所引用的证据完全可以说明上述情况：杰弗逊、林肯、《圣经》、劳合·乔治（Lloyd George）、麦克唐纳（MacDonald）；但当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甚至坎农出现时，他们就会被拒绝接受作为我们组织的非官方代言人（译注：指马克思、列宁...的观点无法代表“我们组织”）。这种态度，不是很勇敢，不能赢得多少同情，或者至少不能和与之相反的态度赢得的同情相当。
我很清楚，我不是在教授任何人以任何事情。我所说的那些话，我所提及的那些同志们是比较了解的。他们会同意我所提到的那些原则，但也许会除了工会控制下的军事训练问题和破坏活动问题——这些问题在党内和共产国际中都是迫切需要澄清的。对于他们在审判中的态度，除了考虑这将是一个“有用的策略”之外，我找不到更多的理由。但我恰恰认为，在对党的政治前途如此重要的时刻，用策略代替原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我相信并提出一个普遍性原则，即在类似的审判中，我们中负责任的激进分子要为由我们的理念而产生的实际行动承担全部责任。这比用漂亮且具有欺骗性的修辞换来的一句轻飘飘的话语更有价值。我建议将这一则批评发表在共产国际和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内部公报上。
1942年1月7日
注：为了不丧失立即进行传播的机会，这则批评写得非常匆忙。我只取了最初映入眼帘的几段。因此我保留进一步扩展它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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