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西班牙革命与内战（1961）

第十九章 内战的转折点：特鲁埃尔战役


· 进攻的条件
· 特鲁埃尔战役
· 国民军的反攻
· 阿拉贡战役
· 全面进攻
· 普里耶托被撤职


　　我们在前面介绍了两大阵营在一九三七年的政治演变过程。共和区和国统区都通过强力措施，压制了内部分歧，树立起了官方的权威。这种演变似乎是无法逆转的。在“旧衫兵”屈服之后，国统区的政治走向就不可能发生剧烈的逆转；而在五月事件之后，共和区的政治走向也不可能发生剧烈的变化。于是，这场内战又回到了传统的形式。然而，接下来的战况表明，这种演变不利于共和国政府。

进攻的条件


　　毫无疑问，在一九三七年年底，军事形势是共和国最担心的问题。北方沦陷后，整个共和区上上下下都觉得无能为力。共和军发动了多次进攻，试图牵制国民军，但都失败了。共和军确实在尝试重组：罗霍组建了五个军，对它们进行了训练，使它们具备了作战能力。但它们仍然缺乏足够的装备，更重要的是，它们对自己的作战手段缺乏信心。此外，阿斯图里亚斯战役结束后，国民军便可以把大批训练有素的部队调离北方，用来对付共和军。

　　这些部队被调到哪里，哪里的力量对比就会发生根本的改变。此时，弗朗哥已拥有近六十万的兵力，其中三分之一被用作预备队。在十一月九日以前，只有纳瓦拉部队还保持着旅的编制，从十一月九日开始，它们全都被改编成师的编制。

　　要想发动新的进攻，国民军有三处地方可以选择，而其中两个地方的兵力较弱，这两个地方分别是南方（由凯波·德·利亚诺指挥）和北方（由达维拉指挥）。国民军兵力最集中的地方，依然是马德里一线。因此，在国民军总参谋部看来，为了赢得决定性的胜利，必须拿下这个最重要的地方。自从瓜达拉哈拉战役失败后，弗朗哥第一次觉得自己已经做好了直捣首都的准备。但是，正面进攻显然是不可取的，这样会一头撞到组织良好的防线上，肯定会导致重大伤亡。因此，还是重新使用侧翼包抄的计策为妙；为了尽量发挥叛军在兵力与物资上的优势，应该在尽可能宽广的正面上发动进攻。叛军司令部的主流意见是兵分三路，夹攻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据迪亚斯·德·比利耶加斯[1]介绍，摩洛哥军将沿着埃纳雷斯河进攻，意大利干涉军将沿着塔胡尼亚河（Tajuña）进攻，卡斯蒂利亚军将沿着塔霍河进攻。当然，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机动，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准备；而且，集中如此之多的部队，也很难不被发现。

　　与此同时，共和军总参谋部也意识到，如果再让国民军夺得作战的主动权，共和军就有可能遭到失败。共和国政府急需一场胜利来振奋民心，并证明自己的各项措施是行之有效的。在一九三七年年底，内格林的政治地位比较牢固：工总已经被他的盟友所控制。他还把中央政府从瓦伦西亚转移到了巴塞罗那。这在一九三七年年初还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内格林解释说：“这是前任政府的一个旧观念。为了便于组织中部战线和东部战线的后勤与军事行动，才把政府设在瓦伦西亚。现政府相信列万特地区仍将保持自己的积极性。自从内战爆发以来，出于经济与战略上的考虑，现政府必须迁往巴塞罗那。”内格林提出的这些动机并不新鲜。政府以前之所以没有转移到巴塞罗那，主要是因为全劳联和地方自治势力在当地拥有很强的力量。而现在内格林可以在演讲中宣称“（他的政府）与（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关系融洽”了。从这层意义来说，可以认为共和国阵营的团结得到了加强。然而，只有通过军事上的胜利，才能真正实现政治上的团结。

特鲁埃尔战役


　　因此，共和军总参谋部不能不进攻。十二月八日，最高军事委员会同意选定特鲁埃尔为进攻目标。当地的各种条件似乎都对进攻有利。特鲁埃尔就像一个深深地扎入共和军战线的楔子。共和军在特鲁埃尔北面占据了俯瞰阿尔范布拉（Alframbra）的山脉，它的战线在特鲁埃尔来了个急转弯，延伸到了乌尼维尔萨雷斯山脉（Montes Universales）以北的阿尔瓦拉辛（Albarracín）。所以，共和军在两个方向上，都占据了对特鲁埃尔居高临下的阵地。此外，国民军在整个北方战线上的兵力都比较少，特鲁埃尔的兵力更少——在战役开始时仅有二千五百名守军[2]；而共和军却动用了大量的兵力，在极其狭窄的进攻地段上投入了四万人。共和军的进攻部队由三个军组成，此前驻守在列万特的部队将协助这三个军进攻[3]。由胡安·伊瓦洛拉[4]指挥的第二十二军将从北面进攻，由雷奥波尔多·梅嫩德斯指挥的第二十军将从东南进攻，而由埃雷迪亚[5]指挥的第十八军将从南面进攻。作战计划的第一个目标，是先让第十八军与第二十二军会师，包围特鲁埃尔，同时消除这个突出部[6]。


　　十二月十五日,共和军发动了进攻。在十五日至二十二日这一周里，进攻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包围计划在一开始进展顺利。共和军经过激战，攻占了坎皮利奥（Campillo）和圣·布拉斯（San Blas）。尽管如此，在共和军战线后面，仍有不少被包围的叛军在负隅顽抗，不得不一一消灭他们。十二月十八日，特鲁埃尔西南边的制高点穆埃拉·德·特鲁埃尔（Muela de Teruel）也被共和军攻占了。当地的守军且战且退，撤入了特鲁埃尔；十二月二十二日，共和军的两个师已经攻入了特鲁埃尔城内。驻防当地的国民军在雷·达库尔[7]上校的指挥下，在省政府大楼、西班牙银行、神学院和圣·克拉拉修道院与圣特蕾萨修道院里死守。于是形成了两条战线：在穆雷顿（Muletón）—圣·布拉斯—鲁维亚雷斯（Rubiales）以西，形成了外部战线，它大体上是连贯的；在特鲁埃尔城内，形成了内部战线，几千名叛军在这里死守。由于共和军缺乏兵力，无法同时做到占领特鲁埃尔和继续向纵深进攻，于是，在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这段时间里，战线暂时平静下来。

　　在此期间，国民军派出了增援部队，使当地的国民军能够守住阵地，甚至还能进行反攻。显然，国民军不得不在守住特鲁埃尔和进攻马德里之间做出抉择。弗朗哥决定亲自指挥部队反攻[8]。由于阿拉贡战线距离受威胁的地段比较近，他就马上从阿拉贡战线抽调部队，派去救援当地的守军。这批守军从十二月十七日开始陆续抵达。然后，他命令阿兰达的加利西亚军各师沿萨拉戈萨公路前去救援，又命令巴莱拉的卡斯蒂利亚军沿着通往莫利纳（Molina）的公路，从阿拉贡赶赴前线[9]。为了救援特鲁埃尔，国民军总参谋部一共抽调了十个师，由达维拉负责指挥。对于共和军而言，能让国民军抽调如此之多的兵力，本身就是一个胜利；他们这一次做得比布鲁内特战役要好得多，成功迫使国民军修改了计划，放弃了对马德里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打算，在内战结束之前，国民军再也没有向马德里发动进攻。这让弗朗哥的盟友深感失望，施文德曼（Schwendemann）的一则笔记可以证明：“在特鲁埃尔事件之前，人们曾希望弗朗哥能用一场大规模进攻来结束战争，现在看来，这种希望是不切实际的。[10]”十二月二十日，齐亚诺伯爵对自己说：“由于国民军司令部的犹豫不决，以及赤匪的预防性进攻，向瓜达拉哈拉发动进攻的计划被无限期推迟。”国民军反攻的失败，证明了意大利将领们的担心。尽管叛军囤积了大量的物资、拥有了制空权、并高度集中了炮兵[11]，最后还进行了疯狂的进攻，却只达成了部分目标。叛军起初取得了一点战果：共和军第二十军仓促撤退了。阿兰达的部队向特鲁埃尔进击，并夺回了穆埃拉·德·特鲁埃尔；叛军逼近了特鲁埃尔，他们对夺回特鲁埃尔充满自信，甚至在广播中宣称已经夺回了特鲁埃尔。然而，一条新的战线在一月初形成了，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这条战线几乎没有发生变化。

　　国民军的反攻为何没能得手？首先是因为战役的规模巨大、条件艰难。为了稳住战线，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的兵力与物资。在整个内战期间，特鲁埃尔战役的兵力集中程度之高，是空前绝后的：在如此狭小的战场上，双方可能投入了十八万的兵力。但这场战役也是一场物资的较量：双方都集中使用了大量炮兵，迫使步兵不得不掘壕据守，援军只能在夜间进入阵地。这场战役的条件极其艰难，这主要是因为内陆的气候非常恶劣，低温天气反复出现。士兵不得不每小时换班四次，在摄氏零下四度的低温中，战壕里的士兵首先要防范的是寒风与暴雪。茫茫白雪覆盖了大地，让一切东西都变成了明显的靶子，使进攻越发艰难：由于霜冻的影响，就连夜间的运输队也很难按时抵达目的地。“战壕里到处都是僵冷的尸体。[12]”由于气象条件恶劣，国民军的飞机经常不能出动，无法完全发挥空中优势。安萨尔多回忆说，“在新布尔戈斯机场，人们必须在早上除掉机身上的厚冰层。”而且共和军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在狭窄的战线上有效地部署了防空火力[13]。

　　在一月的第一个星期里，国民军不顾重重困难，继续进攻。最后，战线在一月七日恢复了平静。继续进攻已经没有意义，因为特鲁埃尔城内的守军已经投降了：共和军完全控制了特鲁埃尔。这是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战斗；国民军据守的建筑物被一栋接一栋地轰平了。神学院被烧毁了，西班牙银行被共和军炸平了。想把特鲁埃尔变成又一个阿尔卡萨尔的希望破灭了。城里的守军被分割包围，雷·达库尔在一月七日带着一千五百名士兵投降，一天后，据守在圣克拉拉修道院里的守军也投降了。共和国政府发表的公报宣称：“整个特鲁埃尔已属于共和国。”但这并不是一次大胜；市中心被夷为平地，城内的狙击手过了半个月才被彻底消灭。这是因为守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尽管凯波·德·利亚诺在广播中断言，特鲁埃尔是由于“可耻的背叛”才陷落的。不过，凯波·德·利亚诺如此恼羞成怒，正好证明了攻占特鲁埃尔对共和军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整个内战期间，这是共和军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夺回重要城市。罗霍认为，“特鲁埃尔改变了战争的面貌[14]”，他的这个观点虽然并不正确，但至少可以认为，特鲁埃尔战役的胜利，使人们产生了共和军正在扭转战局的印象。打完这场惨烈的战役后，共和军终于成为了胜利者。在接连失去毕尔巴鄂、桑坦德和希洪之后，特鲁埃尔总算传来了捷报。

　　但这次胜利仍是有限的。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每当共和军获胜之后都会有人提出这个问题）[15]：在取得初步的胜利之后，能否更好地发展胜利？答案是否定的：共和军缺乏预备队。归根结底，共和军的兵力不如国民军，而要想抵消它在武器装备上的劣势，它至少需要拥有兵力上的优势。共和军的兵力优势仅仅维持了几天时间，而这点时间已经足够让国民军派兵增援了。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打下并守住阵地，本身就是共和军总参谋部的真正的胜利。但是，正因为这个原因，弗朗哥绝不能容忍失败，哪怕只是暂时的失败。事实上，在胜利的喜悦中，共和军的领导人不应忘记这件事：他们的防线曾在十二月二十九日被叛军突破，险些导致战线崩溃。就在当天，当防线被突破后，在特鲁埃尔也发生了跟布鲁内特战役时一样的惊慌失措，对此没有人能给出合理的解释[16]。当时必须迅速调遣援军，堵上战线上的缺口，阻止阿兰达的部队与被包围在城内的守军会合[17]。

国民军的反攻


　　天气从一月十五日开始好转，国民军又能发挥空中优势了。由于直取特鲁埃尔要通过平原，这样可能会造成重大伤亡，所以阿兰达没有这样做，而是先攻占特鲁埃尔周围的制高点，特别是北边的阵地。他的部下设法攻占了包括穆雷顿在内的几个重要的观察哨，威胁到了共和军的阵地。他们可以从这些地方发动进攻，战斗现在已经转移到了北面的阿尔范布拉河一带。

　　不过，叛军首先需要打退共和军的新一轮进攻，这次进攻从一月二十五日持续到了三十日，但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然后需要集中兵力，在阿尔范布拉河以西突破共和军的防线，并消灭据守在帕洛梅拉山脉（Sierra Palomera）上的共和军；共和军在去年十二月就是从那里发动进攻并赢得了胜利的。但国民军司令部的野心还不止于此。它还打算继续向东推进，从侧翼包抄特鲁埃尔与北面的共和军。最后，在反攻期间，它准备让第二十三军在该地区实行一次钳形进攻。这次进攻将在国民军阵地的两端发动：在北面，由雅古埃指挥的摩洛哥军，将在纳瓦拉师的支援下，沿着比维尔·德尔·里奥（Viver del Rio）进攻。在南面，加利西亚军在得到穆尼奥斯·格兰德斯[18]的第一百五十师加强后，将突破特鲁埃尔与塞拉多斯（Celados）之间的山地地带，并渡过阿尔范布拉河。战线的中段是最薄弱的，驻守中段的是莫纳斯特里奥上校的第一骑兵师。

　　二月五日，国民军发动了这一钳形攻势，并初步获得了胜利。雅古埃的部队突破了共和军防线，并从侧翼包抄了共和军在阿尔范布拉河沿岸的阵地。南方的阿兰达部队却进展迟缓。国民军渡过了河，并攻占了塞拉多斯。但是，共和军发现特鲁埃尔有失守的危险，便加强了防御。重新来临的恶劣天气延缓了国民军的进攻，由于寒风和冷雨，国民军直到二月十五日才重新开始进攻。这次钳形机动虽然没有成功，但国民军的战线已经得到了全面改善。从那时起，从特鲁埃尔到贝尔奇特之间，再到埃布罗河南面，国民军的战线几乎总是连贯的。持续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消耗战，几乎耗尽了共和军的兵力；国民军在二月十八日再次发动进攻，突破了共和军的防线。二月二十日，国民军的先头部队几乎包围了特鲁埃尔，切断了通往东面的萨贡托（Sagunto）公路。在接下来的两天里，特鲁埃尔市内发生了巷战。但共和军并没有全心全意地应战。二月二十二日，共和军完全撤出了特鲁埃尔。特鲁埃尔战役结束了。

　　攻占特鲁埃尔曾一度使共和军的信心有所恢复，而特鲁埃尔的得而复失则被认为是内战的一大转折点。在战役开始时，双方为了争夺废墟而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成功的奇袭变成了持久战和歼灭战，而在这种战斗中，最终获胜的是拥有物资优势的一方。罗霍认为，特鲁埃尔战役“体现了西班牙军人的高尚精神”，也许他的看法是正确的。然而，仅靠军人的勇气与坚忍，并不能赢得胜利。特鲁埃尔战役也证明了这一点。特鲁埃尔战役的结束，标志着内战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此之前，从军事角度来看，双方还算是势均力敌的。在特鲁埃尔战役期间，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双方集中了大量的兵力，而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突然，共和军的防线就崩溃了，国民军的进攻势如破竹。军事力量的平衡被彻底打破了。

阿拉贡战役


　　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之后，内格林政府的权威似乎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全劳联彻底放弃了反对政府的念头。工总的领导层全力支持内格林。但是，既然政府的政纲以“打败弗朗哥”为第一要务，那它就必须赢得军事胜利。内格林才刚刚上台，北方就失守了，而他对此根本无计可施，这对他的威望造成了沉重打击。而阿拉贡的惨败对他的威望造成了更加沉重的打击。从那时起，军事危机和政治危机接连发生，不断地削弱着共和国的力量。

　　当然，必须承认内格林政府在上台后，几乎没有时间来接管军事组织，就得迎接第一次战斗的考验。尽管如此，在一九三七年，共和国还是在军事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从一九三七年年初，共和军就着手进行重组，重组后的部队在特鲁埃尔战役和贝尔奇特战役中证明了自己的作战能力。但是，共和军总是缺乏充足的预备兵员，它最优秀的部队刚刚完成训练，就被消耗掉了。共和军在布鲁内特攻势与贝尔奇特攻势中损耗了大量兵力。特鲁埃尔战役打成了消耗战，士兵不得不连日战斗，得不到休息，在战役结束后他们已经疲惫不堪。最后，来自国外的军用物资越来越少，严重影响了共和军的装备。对西班牙共和国的封锁仍在持续，仅在一九三七年九月松动了一下子。从一九三七年年底开始，尽管西方列强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船只仍然要冒很大的风险才能抵达共和国控制的港口。共和国剩下的唯一一条运输路线，便是取道法国、途径比利牛斯边境运进西班牙的路线，所以，共和国政府始终非常担心这条运输线被切断。这也是内格林把政府迁往巴塞罗那的理由之一。当国民军的进攻将共和区截为两半时，共和国的部长们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才继续留在加泰罗尼亚首府的。

　　但是，驻守在加泰罗尼亚的共和军只有很少的兵力。特鲁埃尔战役迫使国民军把大部分兵力集中在特鲁埃尔周边，以及特鲁埃尔北边的从马埃斯特拉斯戈到埃布罗河一带。虽然特鲁埃尔战役打乱了“元首”的部署，使他放弃了向马德里发动总攻的念头，但在国民军赢得特鲁埃尔战役的胜利后，国民军在阿拉贡战线上便拥有了无可辩驳的绝对优势，可供国民军司令部尽情使用：在阿拉贡战线上，国民军有三个军，而共和军只有一个军（第十二军）。

　　阿拉贡攻势改变了内战的性质。静态的阵地战结束了：一旦取得突破，马上就会发动全面进攻。在这种新型的机动战中，集中使用的摩托化部队和装甲部队发挥了关键作用。

　　一九三八年三月九日，阿拉贡战役开始了。当地的大部分地形都是开阔地（贝尔奇特战役时的地形也是如此），有大量一马平川的地方，对坦克的行动和大范围机动非常有利，极其适合进行大规模进攻。弗朗哥在这里集中了大量兵力。加利西亚军在南面向蒙塔尔万（Montalbán）进军；意大利干涉军在利亚诺斯（Llanos）地区向阿尔卡尼斯（Alcañiz）进军。北面的摩洛哥军从贝尔奇特出发，沿着埃布罗河右岸向卡斯佩进军。由阿兰达指挥的这次进攻，其目的是突破共和军第十二军的防线，抵达位于卡斯佩—阿尔卡尼斯之间的瓜达洛佩河（Guadalope）。这样一来，叛军就能在共和军防线上制造一个巨大的突出部，把共和军东部集团军逼到埃布罗河以北，集中在埃布罗河以南的特鲁埃尔一带的共和军也就会面临着被包抄的威胁。国民军企图占领蒙塔尔万南面和西南的阵地，这样它就能控制通往地势较平坦的马埃斯特拉斯戈地区的道路。国民军总参谋部的真实意图不仅是占据卡斯佩—阿尔卡尼斯一线，更想打到地中海沿岸，将共和区截为两半。


　　严格来说，共和军不是没有觉察到国民军的进攻，但在国民军发动进攻的时候，共和军正在进行修整。担任预备队的共和军第十八军甚至来不及做出反应；这是自内战爆发以来首次发生战线全面崩溃的情况，而不是局部的惊慌失措（这已经成了此类作战行动的特色）。意大利和摩洛哥的摩托化纵队长驱直入，一路上都没有遇到真正的抵抗。共和军最有组织的部队撤到了埃布罗河以北。剩下的不过是一大批群龙无首的逃兵；他们的武器装备非常差，根本无法阻挡如此强大的进攻。共和军第二十一军起初负责牵制叛军的加利西亚军，但由于叛军从北面威胁到了它的阵地，不得不后撤。结果，大片的地区就这样暴露出来，任由敌军占领。罗霍写道：“三月十五日，在从卡斯佩到卡兰达的广大地段上，只剩下了一支有组织的部队，东部集团军与战术预备队彻底失去了联系，长达六十公里的战线完全暴露出来，敌军可以直接打到海岸。”意大利干涉军仅用了六天时间，就将它与地中海的距离缩短了一半。

　　这次进攻起初势如破竹，但在三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之间，进攻的速度却慢了下来，最后更是被中止了，中止进攻的原因实在是很难解释。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停止进攻并巩固阵地？官方发表的公报和齐亚诺的乐观看法只解释说是为了“让国民军支援意军”。事实上，国民军能取得如此之大的胜利，连他们自己都感到惊讶。齐亚诺在三月十四日记载道：“部队正在以出乎预料的速度前进。”在头五天里，摩托化纵队以闪电般的速度推进，然后，它们就不得不放慢节奏。由于预备队的数量不足，无法立即充分发展初期的胜利，必须等待纳瓦拉部队重新出发。共和军总参谋部抓住这个时机，重组了几支部队，让它们执行了自杀性的骚扰与阻击任务。三月二十日，共和军总算重建了战线，当然，这条战线很薄弱，但它毕竟是连贯的。趁着国民军短暂停止进攻的时机，政府军试图投入尽可能多的部队，以“填补缺口”，更重要的是要守住加泰罗尼亚。事实上，普里耶托曾对内阁说过：“如果叛军打到了地中海，五分之四的陆军就会被隔在南部。”从三月十五日到四月十五日（国民军在这一天打到了地中海沿岸的比纳洛斯〔Vinaroz〔〕），巴塞罗那的总参谋部拼命地通过托尔托萨（Tortosa）海岸公路调遣部队。所以，共和军才在卡斯佩—阿尔卡尼斯一线进行了殊死的抵抗，当卡斯佩—阿尔卡尼斯一线被攻破后，共和军又在托尔托萨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这些抵抗终究只是（也只能是）零星的。

　　事实上，国民军的第一次进攻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造成的混乱不可能在短短几天之内就得到纠正。而且，进攻重新开始之后，它也不会允许共和军从混乱之中恢复过来。陷入混乱之中的共和军甚至不知道国民军的具体位置。国际纵队有两名军官在甘德萨（Gandesa）被俘，他们被俘时才知道当地已被国民军占领。多支部队的残兵败将拼命地逃向埃布罗河右岸，他们在那里与来自中部战区的援军会合了。面临着如此惨败，有些人开始觉得内战就快结束了。参谋军官不得不亲赴前线，试图掌握部队，竭力组织防御。

全面进攻


　　归根结底，国民军的全面进攻，是导致阿拉贡战役的失败变成了一场灾难性的惨败的根本原因。在进攻卡斯佩之后，国民军投入了六个军。北方的国民军的意图是阻止共和军第十军和第十一军（它们分布在埃布罗河到比利牛斯山脉之间）支援埃布罗河以南的共和军残部。摩洛哥军突然渡过了埃布罗河，奇袭了共和军，奠定了胜局：尽管当地的地形对于联合进攻并不太有利，但共和军第十军和第十一军同样遭到了第十二军在几天之前遭到的惨败。共和军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在长达十天的时间里，国民军仅在雷里达遭遇了认真的抵抗，而雷里达最终于四月三日陷落。当地的战线稳定下来了。但与此同时，国民军又在埃布罗河两岸发动了进攻，投入进攻的是阿拉贡军、摩洛哥军和新成立的乌尔赫尔军[19]。共和军只好利用被击败的两个军的残部，在埃布罗河与比利牛斯山脉之间，沿着从塞格雷（Segre）到诺格拉（Noguera）的天然防线重建了战线。罗霍特别提到了贝尔特兰[20]上校的第四十三师：在战线被突破后，被困在敌人后方的这个师依托比利牛斯山区的丘陵，对国民军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袭扰作战，最后该师带着大部分装备撤入法国，被法国政府扣留。但是，这种孤立的抵抗只能延缓国民军的推进，而不能阻止它；况且弗朗哥已经决定向南面的列万特地区发动进攻，国民军在那里已经有了三个军，它们正在向地中海推进。国民军总司令部正在讨论是否应该向只有一些残兵败将把守的加泰罗尼亚发动新的进攻，还是应该向共和军的进攻部队（它们的战线已经拉得过长）发动进攻，以便彻底打垮敌军。最后被采用的是第二个方案。

　　实际的作战要更为困难：在马埃斯特拉斯戈与地中海之间，是海拔一千五百米至二千米的哈瓦兰布雷（Javalambre）山区，在卡斯蒂利昂和瓦伦西亚之间是较矮的艾斯帕丹（Espadán）山区，它们都是易守难攻的地区。此外，政府军还沿着比维尔（Viver）到塞戈尔维（Segorbe）一线加强了防御。当地的部队士气还比较饱满。而国民军虽然在兵力上和物资上拥有强大的优势，但在进攻的初期，它们只能集中在一个很狭窄的地区内。当摩洛哥军从埃布罗河向三角洲前进的时候，由阿兰达指挥的纳瓦拉军与加利西亚军转向南方，沿着海岸进军，轻松占领了卡斯蒂利昂。与此同时，巴莱拉重整了卡斯蒂利亚军与意大利干涉军，它们的摩托化部队再次发挥了关键作用。这意味着新的突破；为了解救瓦伦西亚而集中起来的共和军部队，是中南战区司令米亚哈手上最后一批可用的部队。共和军已经没有了预备队。只有中央集团军能够提供必要的援军，然而从中央集团军抽调部队，就意味着马德里的防御能力将首次下降到危险的程度。弗朗哥企图一鼓作气，攻占西班牙第三大城市、不久之前的陪都瓦伦西亚，瓦伦西亚一旦被攻陷，在精神上的影响将不亚于攻占列万特。中南地区的粮食供应情况始终不稳定，列万特失陷后，共和国就会失去一个重要的补给基地。但是，这个作战计划面临着许多困难，需要两个月时间来做准备；在夏季到来之前，列万特战役不可能发动。七月十五日，叛军凭借巨大的物资优势，在特鲁埃尔两侧向列万特发动进攻。共和军第十三军和第十七军被迫撤退：巴莱拉的卡斯蒂利亚军与阿兰达的加利西亚军会合后，打到了比维尔—塞戈尔维防线。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叛军先进行了密集的炮火准备，然后投入坦克和步兵，对这条加固后的防线进行猛攻。但这次进攻最后还是失败了。

　　在五月和七月之间，共和军总参谋部注意到了南方的危险，便整编了部队，从埃布罗河向国民军发动反击，迫使国民军总参谋部减轻了对列万特的压力。瓦伦西亚暂时得救了。然而，从一九三八年七月开始，共和国的军事形势明显恶化。阿拉贡沦陷了，马埃斯特拉斯戈一带的防御形势依然不明朗。国民军拥有无与伦比的物资优势，它的司令部懂得利用现代的作战手段。最后，共和区被截为两半，这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这不仅使制定与实施统一的战略变得非常困难，也削弱了内格林政府赖以依存的政治体制，它不得不把一大块控制区委托给军方管辖。在政治上，被分割开来的两片地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没过多久，政府就无法对中南地区施加直接影响了。与此同时，阿拉贡战役的惨败也产生了直接的政治影响：政府的最高层发生了危机。

普里耶托被撤职


　　自从拉尔戈·卡巴耶洛倒台后，共和区发生过的最重要的事件，便是普里耶托被免去国防部长的职务。经过一九三七年春季的各种事件之后，共和区出现了“神圣的联合”，政治形势比较平静，而普里耶托的免职，突兀地打破了这种平静。

　　这件事之所以如此重要，首先是因为普里耶托本人。他在国外很有名气，被许多人当成英国之友。他是一个能得到共和派信任的社会党人，就连弗朗哥政权都对他抱有几分敬意，它的历史学家甚至认为他是“匪区”唯一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家。他与内格林总理保持着长期的友谊，所有人都知道，在一九三七年春季的危机之后，是他推荐内格林出任总理的。甚至有人认为，他才是内格林政府的幕后总理。实际上，内格林对待自己的工作非常认真。他不肯放权，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由他亲自决断。普里耶托和内格林很快就发生了意见分歧。在如何进行战争的问题上，更重要的是，在如何使战争产生有利的结局的问题上，两人的意见都不一致。两人战后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也表明两人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仇怨。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两人之间的关系虽然还没有差到这种地步，但也已经足以使普里耶托被撤掉自从“胜利政府”成立以来一直由他担任的这个职务了。

　　内格林对此是这样解释的：在特鲁埃尔得而复失、阿拉贡战役惨败后，军事形势十分严峻，为了进一步加强继续战斗的意志与决心，他必须强化行政权力。在他看来，在这种情况下，悲观的普里耶托已经不适合担任国防部长了。他怎么能让一个对胜利没有信心的人来领导战争呢？事实上，为了加强行政权力，内格林没有让其他人来担任国防部长，而是亲自兼任这一职务。

　　尽管内格林声称，在一九三八年三月，由于普里耶托的悲观主义，政府内部发生了冲突，普里耶托却说，他的态度并没有改变，这一点所有人都知道，内格林对此特别清楚，尽管如此，内格林在前一年还是毫不犹豫地任命他为国防部长。事实上，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当普里耶托被撤职时，他对于军事胜利的观点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共和区的军事形势。北方的沦陷与阿拉贡战役的惨败，使共和国再次面临这个政治抉择：是继续抵抗还是谈判？但普里耶托认为，这并不是致使他被撤职的原因。

　　他认为，这次危机的始作俑者其实是共产党：共产党早就想赶走他了。他被撤职的唯一原因，便是共产党的坚决要求。据他声称，他与共产党之间只有一个矛盾，就是这个矛盾促使他反对共产党。两位共产党籍的部长（乌里维与埃尔南德斯）曾企图拉拢他，想同他组成一个由社会党和共产党构成的小团伙，从而控制政府，此举遭到了他的拒绝，于是共产党便决心搞垮他。毫无疑问，挑起这次危机的，是“热情之花”的公开抨击[21]，以及埃尔南德斯以“胡安·本图拉”（Juan Ventura）为笔名，在《先锋报》（La Vanguardia）和《红色阵线》上发表的数篇文章；随后，普里耶托向内格林抗议这种破坏政府团结的行为，内格林便重组了政府，赶走了普里耶托。但是，正如普里耶托一再主张的那样，他并没有辞职，而是被撤职的。

　　普里耶托坚持认为，内格林是在共产党的威逼之下，才决定将他撤职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目前还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为了赶走他，共产党的领袖动用了他们全部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实际上是很强大的）。长期以来，普里耶托一直是共产党最重要的盟友之一；在反对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斗争中，在内格林政府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共产党都是支持普里耶托的，这是因为：普里耶托是一个主张秩序的人（共产党在这一点上与他不谋而合）；他是唯一能够赢得西方列强的积极同情的政治家；最后，他坚决地支持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团结合作[22]。现在，这个盟友表明了态度：他不愿意沦为工具。他拒绝了在政府内结盟的建议。作为国防部长，他对苏联技术顾问的干预感到异常愤怒，并向共产党以及共产党在某些方面的影响进行了坚决的抨击[23]，共产党故意大肆张扬他的意图，企图用他以前经常推行的铁的纪律来压服他。普里耶托对此并不否认；他反而还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详述导致他反对共产党与苏联顾问的所有冲突[24]。他虽然勉强承认自己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但却对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闭口不谈：如果他要解释这种原因，就不得不承认他曾是共产党的长期盟友的事实。普里耶托的动机显而易见：自从他提倡的政府建立起来后，在政治方面和军事方面的演变过程中，他与共产党已是密不可分。在他看来，在重建国家政权的过程中，共产党的支持是绝对必要的，就像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支持在重建国家政权之初是绝对必要的一样。国家政权重建后，共产党控制了军队和警察，这在许多方面都让他感觉到了危险。在国内事务方面，他的许多门徒已经背弃了他：自从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率领社会党左翼分裂之后，社会党右翼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他把这一部分拉进了反法西斯联盟）似乎又要追随内格林而去了，它在每一点上都与共产党“盟友”保持一致，而我们前面讲过，共产党的权力之大，已经形成了一个国中之国。在国际事务方面，在炮击阿尔梅里亚[25]之后，共产党的态度，以及苏联的审慎的意见，令他深感幻灭；毫无疑问，这件事使他丢掉了一部分幻想，他承认苏联的援助是有限的。于是，他便愈加关注和重视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的态度——决定英法两国的政府的态度的因素，肯定与决定苏联政府的态度的因素不一样。普里耶托对英国的态度，其实并没有传闻的那么友好，但他无疑是主张在英国调停下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的。一九三七年五月，他曾试图与弗朗哥政权接触，以便研究谈判的可能性[26]。几个月后，双方交换战俘，费尔南德斯—奎斯塔得以同弗朗哥会合；普里耶托趁这个机会，与费尔南德斯—奎斯塔就谈判问题进行了数次会谈。费尔南德斯—奎斯塔成为布尔戈斯政府的部长后，普里耶托企图重新与他接触[27]，但是，无论是与弗朗哥还是与英国政府进行谈判，都会因为共产党在共和国政权中的重要地位而难以实现。

　　在阿拉贡战役惨败之后，内格林关注的主要是加强抵抗。而普里耶托对谈判之外的一切都失去了信心。现在普里耶托既是共产党的敌人，又是内格林的敌人，即使没有共产党施压，内格林的自己的政策，也会迫使他赶走普里耶托。

　　内格林的盟友宣称：尽管普里耶托被免职了，但由于工会代表重新参加了政府，政府部长的数量增加了[28]，所以内格林的威望得到了巩固，这是真的吗[29]？这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普里耶托被撤职的时候，国民军已经打到了地中海沿岸，将共和区截为两半。内格林不得不用电话通知米亚哈将军，将中南地区的军政大权交托给他：执政的政治联盟越来越依赖军方首脑的赞同与合作，没过多久，军方首脑就开始向政府造反了。

　　此时，尽管在阿拉贡遭到了惨败，内格林还是选择了抵抗。他的左右手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指出：“在这段令人焦躁不安的日子里，正是由于总理展示出的精力与沉着，才极大地减小了这次惨败所造成的损失。”他还作为一位忠诚的副手，向内格林表达了敬意：“挽救了一九三八年的形势、并使战争能再坚持一年的功绩，应当归功于内格林博士。”实际上，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内格林和德尔·巴约都认为，只有坚持战斗，共和国才能有一丝胜利的机会。他们都相信，欧洲大战已迫在眉睫，只要大战爆发，西班牙就能得救。然而，这首先得有一个前提：在大战爆发前，西班牙共和国还没有被彻底抛弃。



[1] 何塞·迪亚斯·德·比利耶加斯·布斯塔曼特（José Díaz de Villegas y Bustamante，1894年3月30日——1968年8月10日），生于桑坦德。内战期间担任叛军参谋军官。二战期间曾随蓝色师参加了侵略苏联的战争。——中译者注

[2] 驻守特鲁埃尔突出部的叛军为第52师（师长为多明戈·雷·达库尔），总兵力不到10000人。——中译者注

[3] 负责助攻的是第13军和第19军。这次战役的总指挥是列万特集团军司令胡安·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上校。——中译者注

[4] 胡安·伊瓦洛拉·奥鲁埃塔（Juan Ibarrola Orueta，1900—1976），曾参加里夫战争，内战爆发时在毕尔巴鄂担任国民警卫队上尉，支持共和国，1936年秋季参加巴斯克军队。北方沦陷后，参加过特鲁埃尔战役和列万特战役。1939年支持卡萨多政变。内战结束后被反动政权逮捕，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三十年苦役。二战后获释。——中译者注

[5] 恩里克·费尔南德斯·德·埃雷迪亚·加斯塔尼亚加（Enrique Fernández de Heredia y Gaztañaga，生卒日期不详），1932年曾为玻利维亚军队担任军事顾问。内战爆发后支持共和国，曾任第31师师长、第18军军长。——中译者注

[6] 按照原定计划，第18军与第22军会师后，将组成防线，阻击国民军的反攻，与此同时，第20军将在坦克的支援下，攻下特鲁埃尔城。——中译者注

[7] 多明戈·雷·达库尔（Domingo Rey d’Harcourt，1885年12月20日—1939年2月7日），内战爆发时为萨拉戈萨的炮兵上校，投靠了叛军。在特鲁埃尔战役期间担任特鲁埃尔城防司令。1938年1月7日投降后，被关押在巴塞罗那。1939年初，加泰罗尼亚即将失陷时，共和军将他与其他囚犯一同押往法西边境。1939年2月7日在押解途中被处决。——中译者注

[8] 这是弗朗哥的典型反应：只要失败可能有损他的威信，他就绝不会容忍失败发生。在特鲁埃尔战役期间，以及后来的埃布罗河战役期间，尽管国民军只遭受了局部的失败，而且局面尚可挽回，但弗朗哥却都全身心地投入了这两场战役。另一方面，只要战线的任何一处受到了威胁，谨慎小心的他就会停止发动任何大规模进攻。——原注

[9] 1937年10月底，叛军进行了整编，分成两部分：五个军驻防各条战线，另外五个最强大的军编入北方集团军（Ejército del Norte）。驻防各战线的五个军是：阿拉贡的第5军，军长为莫斯卡尔多；南方的第2军和第3军，它们组成了南方集团军（Ejército del Sur），集团军司令为凯波·德·利亚诺；马德里战线的第1军，和驻守瓜达拉马山脉的第7军，它们组成了中央集团军（Ejército del Centro），集团军司令为萨利凯特。北方集团军的五个军为：摩洛哥军（Cuerpo de Ejército Marroquí），军长为雅古埃，下辖第13师（师长为巴伦[Barrón]）和第150师（师长为萨恩斯·德·布鲁瓦加），这个军的士兵大多数是外籍雇佣兵与摩洛哥土著；纳瓦拉军（Cuerpo de Ejército de Navarra），军长为索尔查加，绝大多数士兵是卡洛斯派；卡斯蒂利亚军（Cuerpo de Ejército de Castilla），军长为巴莱拉；加利西亚军（Cuerpo de Ejército de Galicia），军长为阿兰达；意大利志愿军（军长为贝尔蒂）留在阿拉贡，担任预备队。——中译者注

[10] 出自德国外交部档案，1938年1月28日。——原注

[11] 仅阿兰达就拥有300门火炮。——原注

[12] 这些细节来自比森特·罗霍，《英雄的西班牙》（España heroica，墨西哥城，时代出版社[Ediciones Era]，1961年），以及当时的新闻报道（以《时报》为主）。——原注

[13] 据加兰德报告，在特鲁埃尔战线上，首次出现了四管20毫米高炮。——原注

[14] 《时报》，1938年1月6日。——原注

[15] 请参阅自由运动的领导集团就这个问题而发表的批评意见，特别是由马里亚诺·巴斯克斯署名的《对特鲁埃尔失守的批判》（Critique de la prise de Teruel）一文，佩拉茨引用了这篇文章。——原注

[16] 1937年12月下旬，共和军已经攻入特鲁埃尔市内，与叛军展开了巷战。但在叛军发动反攻后，负责攻打特鲁埃尔的共和军第40师师长安德列斯·涅托（Andrés Nieto）少校在31日夜里下令放弃特鲁埃尔。次日，罗霍将军命令莫德斯托的第5军阻击叛军，共和军随后重新占领了特鲁埃尔的大部分市区，最后迫使守军于1月7日投降。——中译者注

[17] 据罗霍记载，在12月31日那天，在长达四个小时的时间里，共和军实际上已经丢掉了特鲁埃尔。——原注

[18] 阿古斯丁·穆尼奥斯·格兰德斯（Agustín Muñoz Grandes，1896年1月27日——1970年7月11日），生于马德里一个贫穷的家庭，1913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毕业后被分配至西属摩洛哥。曾参加过里夫战争。共和国成立后，1933年曾受阿萨尼亚总统委托，创建突击警察。1935年至1936年任摩洛哥事务专员。内战爆发后，被关押在马德里模范监狱，被判处九年徒刑，但不久后获释，并参加了共和军。1937年3月叛逃至叛军。曾任旅长、师长。1938年年底担任新成立的乌尔赫尔军军长。1939年8月被弗朗哥任命为长枪党总书记，1940年3月辞职，改任第22师师长。二战期间曾随蓝色师参加侵略苏联的战争。二战后曾任第1军区司令。1951年至1957年担任陆军部长，1962年至1967年担任政府副主席。——中译者注

[19] 乌尔赫尔军（Cuerpo de Ejército de Urgel）实际上成立于1938年11月28日。——中译者注

[20] 安东尼奥·贝尔特兰·卡萨尼亚（Antonio Beltrán Casaña，1897年3月8日——1960年8月6日），生于阿拉贡地区的坎弗兰克镇（Canfranc）。1911年移民美国，1915年前往墨西哥，参加了桑乔·比利亚的农民起义军。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参加了美国陆军，曾在法国作战。1918年返回西班牙。回国参加了共和派的地下活动，1928年移居阿根廷，1930年再次回国。1930年12月12日在哈卡（Jaca）发动起义，失败后被捕。共和国成立后获释。内战爆发后，参加了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并组建民兵，同叛军战斗。此后曾担任第130混成旅旅长、第43师师长。内战失败后流亡苏联，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6年移居法国，组织反弗朗哥的地下游击活动。1947年10月被西班牙共产党开除出党。1950年9月被法国政府逮捕，被流放至科西嘉岛，1952年6月获释。1956年移居墨西哥，1960年在墨西哥城逝世。——中译者注

[21] 特鲁埃尔失守后，多洛蕾丝·伊巴鲁里在2月27日发表讲话，不点名地抨击了普里耶托。她在讲话中指责某些“不称职的懦夫”散布失败主义，企图破坏“十九个月以来的革命成果”。——中译者注

[22] 内战失败后，与共产党积极合作的经历令普里耶托十分困窘，他想法设法要掩盖这段经历。此外，他总是对自己所起的作用轻描淡写，而总是夸大共产党的作用，把本应由他和共产党分担的责任全部甩给共产党。比方说，许多作者主张共产党员利斯特尔是镇压阿拉贡的集体农庄的罪魁祸首，实际上利斯特尔只是在执行普里耶托的命令。——原注

[23] 请参阅普里耶托撰写的论战性小册子。他声称共产党不让“西斯卡尔”号驱逐舰离开北方，这一抗命行为导致了这艘军舰的沉没，因此共产党要对此承担全部责任。他还声称苏联技术顾问绕过他，直接同乌里瓦里联系。他还用了很长的篇幅来描写他与杜兰少校打交道的经过（共产党员杜兰少校是军情局马德里分局局长，得到了苏联技术顾问的庇护）。安东事件也非常重要。弗兰西斯科·安东是西共政治局委员，而且很可能是“热情之花”的恋人，他在马德里战线政治委员部担任要职。他接到了动员令，本应被调离后方，前往作战部队报道。共产党要求让他留在后方，但遭到了普里耶托的拒绝。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普里耶托声称，最后做出决定的是共产党：安东从未被调往作战部队。——原注

[24] 普里耶托在北方沦陷后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应该从这个角度来加以分析；这些措施包括：限制政治委员的人数与作用；没有他的许可，不许人民军的军官和部队参加政治性的示威游行；等等。——原注

[25] 请参阅本书第二十章。——原注

[26] 德国外交部档案库收录了一篇由法乌佩尔提交的报告，在这篇报告中，法乌佩尔记录了他与弗朗哥的一次会面；弗朗哥声称：在五月事件后，普里耶托曾与布鲁姆接触，试图让美国来进行调停。施托勒尔在12月3日的报告中记载道：普里耶托找了一个秘书担任中间人，试图接触伊伦的叛军司令官。——原注

[27] 关于这个问题，请参阅《寄语风中》（Palabras al viento，墨西哥城，米涅瓦出版社[Ediciones Minerva]，1942年），第233—238页。普里耶托指出：用费尔南德斯—奎斯塔来交换落入叛军手中的共和派胡斯蒂诺·阿斯卡拉特（Justino Azcárate）的主意是希拉尔提出的，他本人反对这个主意。他最后之所以同意交换，是因为他期望释放费尔南德斯—奎斯塔之后，能够利用费尔南德斯—奎斯塔的影响力，促使国民政府接受谈判。在被赶出政府后，他曾试图重新与费尔南德斯—奎斯塔联络。在与内格林会面后，内格林不愿意为他的行动进行掩护，所以他便放弃了这个念头。——原注

[28] 1938年4月6日，内格林改组了政府，重新吸收工总与全劳联的代表参加。第二届内格林政府由下列人员组成：

总理兼国防部长：胡安·内格林（社会党）；
财政部长：弗兰西斯科·门德斯·阿斯佩（Francisco Méndez Aspe）（左派共和党）；
司法部长：拉蒙·冈萨雷斯·佩尼亚（工总）；
内务部长：保利诺·戈麦斯·塞斯（Paulino Gómez Sáiz）（社会党）；
外交部长：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社会党）；
不管部长：何塞·希拉尔（左派共和党）、曼努埃尔·德·伊鲁霍（巴斯克民族主义党）；
通讯与运输部长：希内尔·德·洛斯·里奥斯（共和同盟）；
公共建设部长：安东尼奥·贝拉奥（Antonio Velao）（左派共和党）；
教育与卫生部长：塞贡多·布兰科（全劳联）；
劳动与社会福利部长：扎乌姆·艾瓜德尔·米洛（艾斯凯拉）；
农业部长：比森特·乌里维（共产党）。——中译者注

[29] 出于维护议会平衡的需要，内格林在免去普里耶托的国防部长职务的同时，也免去了赫苏斯·埃尔南德斯的教育与卫生部长的职务——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曾引发了多次冲突。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改任中央集团军副总政委。内格林的政敌指出：这个职位实际上要比部长重要得多；不管怎么说，这样做至少保全了各方的面子。另一方面，内格林的盟友声称，全劳联与工总的代表重返政府，具有重大意义，这点却令人不敢苟同。实际上，冈萨雷斯·佩尼亚在工总内部、塞贡多·布兰科在全劳联内部都被当成“内格林的人”。他们参加政府，并不意味着工会相信内格林的政策；这不过是对它们的降服进行正式确认而已。——原注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