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新政权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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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新政权的组织

· 法律与秩序的维护
· 清洗与监视
· 民族工团主义国家政权
· 统一原则
· 教会与新政权
· 教会与教育
· 西班牙文明
· 国民军

　　在民族工团主义政权的基础文件中，有几个词一再出现：权威、等级和秩序。这些词汇，以及军队、军官在行政机构的每一个分支中的比重，提醒我们：“元首”是一个军人，用马尔科特（Marcotte）的话来说，“元首”打算把“与军队相似的纪律”灌输给国家政权。当初期的吵吵嚷嚷与五彩缤纷褪去之后，观察家们认为，国统区表面上是平静的，在某些地区甚至是和平的，而这在当时的共和区是不可想象的。

法律与秩序的维护

　　令人惊讶的是，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之前，安达卢西亚与埃斯特雷马杜拉等地是比较“红”的地区，但现在它们却很平静。毫无疑问，当地的革命暴动遭到了相当血腥的镇压。但是，要想粉碎一切可见的反抗，不能依靠不规律的暴力措施。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常设的镇压机关。国民军首先消灭了共和派或革命反对派的骨干；叛军头目采取了各种措施，给他们认为危险的人扣上“叛国者”（这倒有点讽刺）的帽子，竭力使这些人无法构成威胁。就像在共和区一样，国统区的镇压也经历了从有组织的恐怖到司法审判的转变。巴蒙德^[1]很好地描写了这个转变过程：起初是大规模屠杀，然后变为“简易程序”，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之后，就变为军事法庭的系统行动了。军事法庭负责审判“叛乱、煽动暴乱、反抗与不服从当局的罪行”^[2]，这个定义很空泛，因而很危险。它的几条细则只会使它更加恐怖。结果，不仅拥有火器的人要被判刑，“妨碍公务”或“散播可能有损军队威信的有偏见的消息”的人也要被判刑。任何辱骂、殴打士兵或军官的人都很可能遭到惩罚。当然，这只是法律的主旨，而我们感兴趣的只是效果。但在国统区，镇压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日常现象。凯波·德·利亚诺说过：“对于那些为了政治狂热而不惜牺牲妇女、儿童和老人的谋杀者，我们绝不能宽大。至于共和同盟的党员，他们与人民阵线密不可分，绝不能区别对待。^[3]”因此，凡是在七月十八日之后支持过共和国的人，哪怕只支持过很短的时间，都要受到死亡的威胁。就连那些后来投靠了叛军的人也不一定能幸免：倒霉的前议员罗萨多·希尔^[4]曾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要求对马德里政府举行信任表决，几个月后他逃到了国统区，但他还是因此被判处监禁三个月。哪怕是叛乱运动的支持者，只要他们被认为“蓄意破坏”，都会遭到迫害：一九三八年七月，萨拉戈萨法院以“失败主义”的罪名，没收了卡尔瓦哈尔侯爵（marqués de Carvajal）的财产^[5]。在上述案例中，被告人被指控的罪名较轻，处罚也比较温和。公共秩序部长马丁内斯·阿尼多将军建立了一整套制度，给残酷的镇压火上浇油，监禁与处决如影随形。他为此遭到了大量的攻击，“旧衫兵”对他抨击得特别厉害，但是，在他死后，这些措施依然在继续执行^[6]。

　　判决^[7]、清洗与监视不断加强，在内战结束后依然在持续。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政府颁布了《政治责任法》^[8]，用于对“出于故意或疏忽，协助或支持赤色颠覆活动的人的政治罪行”进行惩罚。这个法案针对的不只是内战期间的行为，还包括在内战爆发前各工会、政党和共济会的领导人及成员的行为。因此，“凡参与组织一九三六年的选举，及在一九三六年议会中曾参与竞争政府职务者”，还有“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间曾参加颠覆活动者”，基本上都会被认为有罪。政治责任国民法庭负责审理这些罪行，量刑范围大到监禁，小到没收财产；而政治责任国民法庭与军事法庭的工作互不干涉。

清洗与监视

　　清洗的手段同样严酷。不愿参加叛乱的政府官员遭到了特别严酷的清洗^[9]。在叛乱爆发后立即被叛军控制的地方，叛军对此采取了很简单的办法：新政府勒令所有不在岗的国家公务员向就近的军事当局报道，不照做的人就被当成叛国者。叛军每占领一个地方，就马上进行清洗。比方说，叛军在占领比斯开湾之后，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三日发布命令，暂停了所有教职员工的工作；想重新上岗的人必须“向巴利亚多利德督学申请复职”。他们必须填写履历表，坦白交待自己在共和国治下担任过什么职务，“参加过哪些政治团体或政党”，以及“可以为他们的态度彻底担保”的人的名字。到内战结束时，对政府官员的清洗已经全面扩大化：“行使了与行政活动无关的职能，接受了异常的提拔”，或只是没有全心全意地支持叛乱，都会触犯法律。

　　为了建立一个不间断地、全面地监视人民的体制，国民政府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手段，这些手段太多、太繁复了，无法用一两句话来简述^[10]。所有年满十六岁的人都必须领取身份证，这是极权体制的常用做法。身份管理部门的成立，对警察十分有利，或者说，对治安力量十分有利，因为原先的国民警卫队和保安警察依然存在；在唯一党成立后不久，长枪党也拥有了自己的警察力量。要想躲避规模如此庞大的警察机关的监控，是非常困难的。

　　这些监视措施不仅影响到了个人。所有能够进行宣传、传递信息的手段都要受到监视：无线广播、电影院，特别是报刊。根据战时非常法，只有军队有权使用无线电台，对报刊的审查也要由军队执行。国民政府逐渐成立了全国性的审查机关：一九三七年五月，两个审查委员会分别在塞维利亚和拉科鲁尼亚成立^[11]。审查委员会不仅包括军方代表，还包括作家协会、电影公司、文化中心与家长的代表——这也表明它的管辖范围有多宽。这些只是初步措施，此后又增设了一系列控制电影、书籍和报刊的出版发行的措施。电影审查工作由内务部长负责，具体由各省省长执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叛军当局下令禁止“出版与传播猥亵的、马克思主义的与有害的书籍与印刷品”^[12]。

　　报刊每一天都能对群众施加影响，因此格外危险。弗朗哥将军总是对新闻与宣传署（Oficina de Prensa y Propaganda）的工作予以高度重视，这个机关的作用是“利用报刊宣传国民运动的特性、工作与未来的潜力”。新闻与宣传署的领导负责对书报进行审查^[13]，同时还要负责与报纸发行人的联络工作；报纸发行人成了真正的掌权者。报纸发行人实际上都是由长枪党任命的，他们负责一切工作，只要犯了哪怕一个错误，都有可能被撤职，甚至被停刊。在国统区，一切消息在公布之前，都要接受严格的审查。

　　在这一时期，由政治上同情弗朗哥的记者撰写的各种正面的报道，自然是没有多大价值的，他们其实都是根据新闻与宣传署专门为外国记者所准备的材料编写的，这些材料都得到了弗朗哥的同意。不难看见地平线上布满了乌云。安东尼奥·巴蒙德写道^[14]，塞维利亚表面上是一座平静的城市，但到了晚上，伤兵就会被运进城里，凯波·德·利亚诺为了不让市民看到这番悲惨的景象，在运伤兵进城的这段时间里专门下令拉响警报。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一到晚上八点，塞维利亚城门的交通就停止了”。安达卢西亚沦陷后，游击队依然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叛军在安达卢西亚活动时仍要冒不小的风险。巴蒙德就记载了游击队在光天化日下向国民警卫队发动的一次袭击。一九三八年五月，叛军似乎已经肃清了后方，施托勒尔却在报告中提及了在卡塞雷斯附近和安达卢西亚发生的类似袭击。他在同一份报告中估计，国统区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口“政治上不可靠”：人民当中有某些团体同情赤匪，就连国民政府的无限权力也无法彻底压制他们的舆论。

　　在执行维持秩序的任务时，很难判断民政当局和军事当局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相互合作，还是相互拆台。在靠近前线的地方，这个问题并不明显：军队掌握着当地的一切权力。在占领一个地方后，先是由驻留当地的军官选拔并委任当地的民政官员，这些民政官员只是军官的下属。然后，当该地平定之后，各种职能就逐渐转移给省长，建立起各种监督委员会；在某些情况下，各种职能被转移给能够履职的市长。各省省长理论上要向内务部长负责。实际上，他们要向在等级体系中地位更高的军事当局负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唯一的责任就是维持公共秩序。军方有权对民政官员做出“无能”或“犯有道德错误”的评定，当军方认为绝对必要的时候，就会用一位公共秩序专员来取代民政官员。

　　而且，由于缺乏可靠的官员，各省的省长经常要由军官来担任。比方说，叛军攻占马拉加后，就任命加西亚·阿尔特德^[15]上尉为省长，他放任意大利干涉军在马拉加自由行动，并特意穿上长枪党的制服，以此来表达他的政见。

　　在这种情况下，军队自然就成了唯一一种能真正得到尊重的权威，民政当局和军事当局之间发生了不少冲突^[16]。

　　除了执行政府发布的各项措施之外，各省省长和各地行政机关的主要任务便是给军队和人民提供给养。不过这个任务倒不难完成，因为店铺里总是堆满了货物，甚至还有英国布料出售。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只有大米、茶叶和咖啡需要配给。国民政府甚至还能出口一部分农产品，与此同时维持储备物资。但在占领大城市之后，储备粮迅速减少。巴塞罗那沦陷后，就必须给已经挨饿数月之久的市民提供粮食。战争刚一结束，经济问题立刻就成了最令人头疼的问题。

　　在内战期间，物价上涨了不少，但还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每一次涨价都要得到批准，因违反限价法令而被勒令关闭的店铺非常常见。极权体制利用这种方法，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至于下跌得太厉害。这显然没有抑制住投机倒把。据完全站在叛军一边的库蒙（Courmont）记载，布价“急剧上涨”，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到一九三八年五月这段时间里，牛肉价格上涨了百分之三十七，酒类价格上涨了百分之四十八。

　　此外，尽管表面上物资充足，政府却在鼓吹“节俭朴素”（austeridad），政府解释说，这是为了满足战时经济的需求。为了鼓励大家为共同的事业做出牺牲，政府发明了“一菜餐”制度。自从内战爆发后，每到星期五（后来改为星期四），所有人每顿饭都只能吃一道菜。可是，谁来监督这种制度的实际执行效果呢？必须承认，这种制度完全脱离实际，只能管束那些在餐厅吃饭的人，他们每到星期一都不得不“放弃餐后的甜点”。其实，政府之所以搞这种不切实际的面子工程，主要是为了打动外国人，让他们相信陷于战火之中的国家的纪律与自我牺牲精神。人民的贫困才是厉行节约的真正原因。

　　因此，平静与繁荣仅仅是假象。要想真正地理解这个新的国家政权，就必须深入研究它的体制。

民族工团主义国家政权

　　这个政治制度的新干部，有部分来自军官——他们的忠诚与纪律，是弗朗哥的宝贵财富；他们是不可或缺的；其他新干部则来自唯一党内的长枪党徒。这段时期，就是民族工团主义国家政权的“蓝色时期”。根据长枪党党章的第一条，长枪党是“西班牙国家政权的思想指导及其基础”^[17]，它重申并详述了由四月十九日法令所提出的政治道德原则：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国家、社会公正与基督教的个人自由”。因此，它把政治自由与社会自由的观念（它们已不复存在）同基督教的自由原则（它只是道德上的自由）对立了起来。它在实际上就意味着尊重“祖国的永恒价值”和社会等级制度。这种等级观念贯穿于下至基层党部、上至“元首”的每一级党组织。我们前面讲过，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国民运动全国领袖手里。他可以选择第一届全国理事会的委员；任命政治委员会的主席；由十名全国理事会委员组成的政治委员会，其中五人也是由他提名的^[18]。他是长枪党民兵的最高统帅，有权任命和撤换各省党部的领导，并有权任命地区监察委员会。他拥有最高的决策权与上诉权。

　　因此，政治委员会只是一个辅佐全国领袖的、拥有一定政治权力的参议会；它每月至少召开一次会议，研究提交给国家元首的建议，并检查国民运动的账目。命令是自上而下地下达的，先从政治委员会或全国理事会传达给各省党部主任，再传达给地方支部。

　　长枪党地方支部由至少二十名“积极党员”组成。当然，长枪党不会吸收所有申请入党的人参加。不过，总不能给申请入党者的好意泼冷水；所以，需要区分“党员”和“支持者”，这必然会使党组织产生类似宗教教团的精神状态，与耶稣会的精神状态尤其接近。“支持者”不被算作长枪党的党员，但是，他们必须服从党员的准则，并向全国领袖宣誓效忠，缴纳党费。只有拥有五年以上资历的“支持者”、前长枪党成员、前呼啸兵成员、现役将官与军官、曾参加战斗的将官和军官，以及“经元首亲自批准或经省党部提名者”，才能成为长枪党的党员。每个支部的组织结构都是一样的，都有一名地方领导、一名书记、一名司库、和一名当地民兵司令；在较大的城镇里，市党部负责领导“区党部、街区党部和房屋党部”。长枪党的组织构成了一张天罗地网，它比任何警察力量都更为有效。

　　长枪党在一切方面都是极权政府的工具。它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比如妇女运动和青年运动（箭束团）；它建立了西班牙大学联合会，控制了青年大学生；西班牙大学联合会是唯一的学生组织，所有大学生都必须参加这个组织，它的目的是“将深厚的天主教情感与西班牙情感灌输给知识分子”。它跟长枪党都是按照层次分明的等级体系组建的，它的全国领袖由“元首”任命，并拥有最高权力。西班牙大学联合会的会员分为三类：普通会员，他们都是大学生，必须缴纳会费，遵守会员的规矩——也就是无条件的服从——并佩戴由五根箭和一把轭构成的长枪党徽章；荣誉会员，他们不是大学生，但通过脑力劳动为西班牙的伟大做出了贡献；赞助人，他们向西班牙大学联合会捐助财物，协助了西班牙大学联合会的发展。

　　从一九三八年开始，长枪党国家政权就变成了民族工团主义国家政权。政府内的苏涅尔集团（包括费尔南德斯—奎斯塔、阿马多和负责工会事务的部长冈萨雷斯—布埃诺^[19]等人）认为，不能抛弃长枪党纲领中的积极方面。他们首先想确立这个原则：新的国家政权必须向所有人宣示它的社会义务。政府为此颁布了《劳动宪章》^[20]，在它的开头有一句具备双重意义的话：“劳动是每个人的需要”，但是，“每个人都有劳动的权利”。还有一些承诺：每日工作时间不会过长；已婚妇女“不必在车间与工厂工作”；设立公共节日，但不选在“赤匪”的五月一日，而选在光荣的七月十八日（叛乱纪念日），这个节日就叫做劳动光荣日。《劳动宪章》里甚至还提到实行带薪休假和设立工人娱乐设施。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些规定都是非常模糊的。比方说，工作时间多长才算“过长”？这个宪章提到了带薪休假，但并没有立即规定带薪休假的时间。后来，有人提议每年有一周的带薪休假，但这在一九三八年并没有得到批准。一切“社会”改良，都以战争为借口而推迟了。而一些本已实行的改良又被取消了。金属工厂、制铁工厂、发电厂和科学仪器制造厂的工作时间从每周四十四小时增加到了每周四十八小时；在一九三八年上半年，维尔瓦矿山的每周工作时间增加了一小时。

　　《劳动宪章》向工人许下的空口承诺，无需过分深入探究，但必须了解清楚，长枪党全国理事会的立法者是根据什么原则来制定这个宪章的。库蒙回顾道：“国家的民族工团主义组织是根据统一、全面与等级的原则行事的”。接下来，我们就根据他对这个宪章的分析，以及他对统合工会^[21]的体制的分析，来进行阐述。

统一原则

　　统一原则的意思就是“工会就是一切”。参加工会事实上成了一种义务：工会会员证的颁发完全被长枪党所掌控，它成了唯一党的一种新型的、重要的控制手段。这种极权主义的概念显然来自工会组织自身：“一切生产力都要联合起来”。实际上，民族工团主义国家政权根本不承认阶级斗争（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基础），却宣称自己消除了各种社会等级之间的矛盾。而且，这个工会还把雇主、雇员和技术人员都吸收进了同一个机关。这种工会实际上具有森严的等级制度。“所有工会组织都要服从自己的领导”，而领导自然是由长枪党挑选的，工人的骨干，正如人民的其它部分的骨干一样，都是由长枪党充任的。国家向工人承诺，它会给工人提供帮助与保护，还会忠实地对待工人。作为回报，它要求工人无条件地效忠和服从它。

　　最后，长枪党还通过各种社会服务，来干预国家生活；它更喜欢把社会服务叫做慈善事业，并组织了专门的机关。它在这方面取得的主要成就，就是社会救济局（Auxilio Social），这个机构成立于一九三六年秋季，创始人是长枪党领袖奥内西莫·雷东多的遗孀梅尔塞德斯·桑斯—巴奇列尔^[22]，但它实际由皮拉尔·普里莫·德·里维拉负责管理。社会救济局起初是一个在冬季提供救济服务的组织：它为孤儿开办了三家食堂。然后，它开始为难民提供救济：它开设了一系列“友爱厨房”，当局挺喜欢这个名字。后来，它又为年老有病的工人提供救济。社会救济局的总部设在巴利亚多利德^[23]。社会救济局的工作是由长枪党妇女部进行的，后来由妇女社会服务队（Servicio Social de la Mujer）进行，十七岁至三十五岁的妇女，都要在社会服务队服役，就像男人都要服兵役一样。这也有助于建立一种友爱的氛围：已婚妇女、寡妇和残疾妇女可以不用参加社会服务队^[24]。社会服务队理论上是自愿参加的，但是，妇女如果不曾在社会服务队服役，就不能参加考试，也不能在行政机关担任职务^[25]。

　　提供此类救济，需要大量的资金，而政府的拨款远远不能满足要求。为了募集必要的物资与资金，社会救济局每半个月就组织一次募捐活动，并发行邮票，但资金主要是通过“蓝色表格”募集的，凡是在“蓝色表格”上签字的人，都要定期捐献一笔资金^[26]。

　　国民政府有两个特别关注的问题（长枪党对这两个问题管得比较少）：帮助士兵的家属，为此它设立了“救济基金”，为了维持救济基金，它向奢侈品征收百分之十的税^[27]；为了缓解由战争造成的贫困，它还成立了“儿童寄养处”（Colocación Familiar de Niños）。这个组织的任务是搜寻孤儿或因战争而与父母失散的儿童，把他们交给有条件照顾他们的家庭，让他们享受“神圣的家庭温暖”。寄养家庭还要让孤儿获得良好的教育。另外，官方还宣称，为了给寄养儿童“基督徒的教育”，并培养他们“对祖国的神圣热爱”，寄养家庭还必须是“品行、宗教与道德”的楷模^[28]。寄养家庭是精心挑选出来的：监护人的指派，由当地的一个委员会负责，这个委员会包括当地最资深的神父和地方上的卫生官员；它还负责提供支持这一措施的人的详细信息^[29]；另外，它还要确保寄养家庭“履行自己的职责”。

　　推动所有这些机构运转的心理因素，除了慈善精神之外，还有建立法律与秩序的渴望，以及使官方的道德意识（这种道德意识既是基督教的道德又是长枪党的政治道德）获胜的强烈愿望。尽管国家宣称要解决社会问题，而事实上，它仅有的成就，全都是通过各种利用了人们的善意与私人捐赠的慈善措施而实现的。全靠了在“一菜日”内赚取的利润、经国家批准的公开募捐，以及国家补助，社会福利基金才能运转。

　　《劳动宪章》做出了实现社会公正、分享利润等承诺，然而到了一九三九年，这些承诺没有一个能够落实。在这些方面唯一的认真尝试，便是设立了家庭补助项目（subsidio familiar），根据这个项目，设立了一个由工人维持的基金，家长可以从中领取一些补助金；家长还可以获得长枪党鼓吹的各种措施的帮助；但是，这种家庭补助能得到落实，主要是靠了天主教会的强大影响。

教会与新政权

　　施托勒尔在一九三八年说过这样的话：“关于当前的国情，唯一能肯定的，或许就是：在当前体制下，天主教会在国统区的影响力大大加强了。”

　　我们前面讲过，在叛乱爆发之初，就有大量的西班牙僧侣赞成和支持叛乱。塞古拉主教曾激烈地反对人民阵线（他后来与长枪党闹得不可开交，曾一度考虑离开西班牙）。戈马·托马斯主教曾试图让法国主教区相信，这场叛乱是一场神圣的“圣战”。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五日，伊伦戴因主教与凯波·德·利亚诺一起主持了正式的宗教仪式。一些地位较低的宗教人士发表了措辞激烈的演讲。巴蒙德记载了罗塔（Rota）的一个神父的布道词：“必须肃清这些不洁之物。……我正告你们：所有人都要参加弥撒。我不接受任何借口！”若尔日·贝尔纳诺斯^[30]证实：至少在内战爆发后的头几个月里，各地的教众都受到了严厉的威胁，他们必须无条件地参加弥撒，否则就不会有好下场。不过，我们必须指出：某些教士尽管自己也遭到了私刑处决的威胁，但他们还是敢于站出来，对大屠杀进行抗议；巴蒙德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位来自卡尔莫纳的教士，因抗议长枪党的罪行而遭到杀害。

　　然而，教会的影响力仍在不断增长。某些保王派领袖（比如后来的司法部长罗德斯诺）投靠新政权的理由之一，显然是政府已同梵蒂冈结盟，并废除了共和国颁布的世俗化措施：关于离婚的法律被废除了，一九三八年三月二日的法令规定，只允许对“关于预先阻止夫妻分离的请求”进行调查。

　　一九三八年五月三日颁布的准许耶稣会重返西班牙的法令，是这方面影响最大的措施。表面上看，这并不是一道支持天主教会的法令，而是一道对教会进行补偿的法令。政府认为，有两个理由可以证明此举的正确性：首先，耶稣会是一个“闻名遐迩的西班牙教团”，当西班牙精神正在复兴之际，耶稣会自然应该重获权利与财产。这是回归传统的一部分。其次，耶稣会“对西班牙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必须摧毁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力的时候，在用天主教教义来团结西班牙的事业中，耶稣会可以大显身手。当然，耶稣会所起的作用是有争议的：巴蒙德认为他们是“最狂热地鼓吹镇压的人”。

　　在新的政权体系中，教会无处不在，首先，它渗透到了军队中的所有部门。一九三六年年底，叛军重新设立了随军牧师，一九三七年五月颁布的一道法令规定：“在所有军事单位中建立天主教的精神辅导”组织，这个组织由教皇代表、托莱多大主教领导。它的成员来自随军牧师。

教会与教育

　　不过，教士最有影响力的领域，还属教育界，一九三八年，塞因斯·罗德里格斯被弗朗哥任命为教育部长后就更是如此。尽管塞拉诺·苏涅尔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他还是认为这位新任教育部长是“西班牙有史以来最心向梵蒂冈的立法者”。全体世俗的教职员工都忠于共和国；弗朗哥政府由于缺乏人手，不得不关闭某些地方的中学。因此，桑坦德、雷里达和塔拉维拉的国民学校在一九三七年被暂时关闭，它们的校舍大多被军方占用了。在可靠的教职员工数量足够时，他们就会被谨慎地吸收进新的教育体系内。教师如果能被审查委员会认为是可靠的，就能留在岗位上，但他们仍然需要不断接受监督与训练。因此，在一九三七年夏天，在各省的首府都为留岗的教师开办了专门的课程。在课程的第一周，教师们要参加各种关于宗教、祖国、人类与教育者的会议；在第二周，他们要上各种课：《宗教教学法》、《祖国历史》、《儿童》和《学校》。负责宗教课程的讲师是由大主教任命的。这些课的标题意味深长：有一门课叫《基督教对于东方式宗教的优越性》。另一门课叫《根据教皇庇护十一世之圣谕，论天主教关于主宰之概念》。作为对现代化的让步，可以提及“心理学”与“精神病学”，但教会始终牢牢地掌握着教师的培训。

　　在小学和中学阶段，都要强制进行宗教教育。唯一的例外是“摩洛哥与非洲殖民地的原住民”，对于当地的原住民，最好还是不要轻易地劝诱他们改变信仰。在其它地方，所有人都要接受宗教教育：在低年级传授关于教义与宗教史的简单知识，在高年级就要以“宽泛”的形式，教授较为复杂的天主教教义。最后，在中学五年级时，就要教授一些宗教辩论术。

　　教育界的每一方面，都浸透了宗教的影响。学校里充斥着“献身圣母玛利亚的规则”：一九三七年四月颁布的一道法令规定，教师必须在教室里摆放圣母玛利亚的圣像，“最好是摆放在典型的、关于纯洁无暇的概念的西班牙语祷文之下”，这样学生在进出教室时，都能看见圣母玛利亚，并与教师互相祷告：“Ave Maria purissima,sin pecado concebida。……^[31]”在战争期间，每天还要反复诵读一段特殊的祷告词。当然，制定这道法令的人说这是“人民精神”的传统的回归。但这实际上是一种精心设计的灌输方法，目的是塑造出能身体力行天主教教义的公民。

　　按照官方的命令，从小学开始，所有学校的“全部教学环境都必须服从天主教信条”。增设了大量的纯宗教仪式：一九三八年二月，政府颁布命令，将圣托马斯·阿奎那^[32]的纪念日定为假日，并在这一天举行纪念仪式，“让历代学生永志纪念这位圣洁的楷模”。教育界的各方代表都要参加这个仪式，西班牙大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也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在校内摆放“圣十字架”，也同样成了高等院校的义务。一切都发生了剧变：世俗学校成了“支持苏联政权”的学校；国民教育必须符合基督教，推行教会鼓吹的“社会友爱”的教义，消灭“可恨的唯物主义”。这是一种终身教育，学生在离开学校后，教育仍未停止。光让儿童集体参加弥撒是不够的。小学教育督察员得到的建议是：学校是一个帮助“宗教精神发扬光大”的机构，是“教育和培养优秀爱国者”的机关，最后，学校要让少女认识到“她们对家庭负有的崇高义务”。

　　宗教教育、公民教育和爱国教育就这样连成了一体。为了维持这种氛围，推荐使用“流行歌曲、爱国音乐与爱国者的传记”，并推荐“阅读报纸与关于新闻中的事物的注解”，而这显然就是研究历史的原初概念。既然人人都要接受教育，那么，成年人也要在自己的课程中了解“国民运动”是什么样的。

　　所有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要传播所谓生命是“战斗、牺牲、纪律、斗争与节俭”的思想。

　　但是，这套许诺给每一个人的修为，必然是一种强加给每一个人的纪律。国统区的社会，是一种等级森严的基督教社会。根据多种规定而发的忠诚誓言，便是明显的证据。因此，地方法官在就职时，要在圣十字架前宣誓。按照规定，“你愿意在上帝与圣福音书面前宣誓，你会无条件地忠于西班牙元首，诚实而公正地执法，遵守你的职位所要求履行的各项法律与法规，以忠诚地履行职责、为美好的西班牙而效力为唯一动机吗？”法官必须按照套路作答。

　　在教育方面的宣誓仪式更为原始、更有象征性。宣誓时，宣誓人要站在一张桌子面前，桌上放有“一部拉丁文版福音书”（封面上画有十字架）和“一部《唐·吉诃德》”（封面上画有长枪党标志），宣誓人要“在上帝和祂的守护天使面前”发誓，“以罗马教皇为化身的天主教教义，以及以元首为代表的西班牙的延续性，象征了西班牙的活生生的传统，我要遵照这种传统，始终不渝地为西班牙效力。”

西班牙文明

　　西班牙学会^[33]的成立，有两个目的：保存国粹与延续传统。尽管西班牙学会的主席是大音乐家曼努埃尔·德·法利亚^[34],但是，知识界各界首脑的名单，却暴露出了它的精神状态，因为它囊括了保守舆论界最著名的代表：佩马尔丁^[35]、阿尔瓦公爵、罗马诺内斯伯爵和戈伊科切亚。西班牙学会成立后，为了恢复西班牙的威信，使西班牙重新恢复对全体西班牙语国家的领导权，它开始保护文艺。西班牙要与拉丁美洲国家联合起来，才能恢复西班牙文明。西班牙大学联合会的学生被建议全力在拉丁美洲建立关系。于是，“帝国的号召”——长枪党特别喜欢的主题——就能通过这种方法实现。出于这种精神，国民政府设立了“贤王”阿尔方索十世^[36]勋章^[37]，授予“在科学、教育、文学和艺术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西班牙人”，又设立了帝国红箭勋章^[38]，用来嘉奖为国家立有殊勋的人（“殊勋”的标准是比较宽泛的）。这种政策当然也有其危险，它有可能会让盟国感到不高兴。一些年轻的长枪党徒狂热地鼓吹重建一个强大的伊比利亚国家，这肯定会让葡萄牙感到不满。不过，国民政府小心翼翼地对这种过火行为进行了纠正。

　　弗朗哥政权认为自己是历代天主教国王——查理五世^[39]与费利佩二世^[40]——统治下的西班牙的继承者，这与其说是由客观现实得出的结论，倒不如说是由脑力游戏所产生的推论。它想让所有西班牙人相信：他们之所以要承受战争的各种考验与磨难，都是为了实现一个伟大的理想，让西班牙重新回到王室格言所描绘的那个伟大的状态：“统一、强大、自由”。与此同时，国民政府由于欠缺真正的力量，它不得不承认了一些原则，作出了一些象征性的姿态，比如重建了伊萨贝拉教团，并由国家元首亲自担任该教团的大团长。各种各样的授勋仪式，以及纪念卡尔沃·索特洛被刺杀的周年纪念日，还有七月十八日叛乱的纪念日，主要是为了保证国民军的斗志而设立的。

国民军

　　国民军的牺牲精神与军事素质是无可争辩的。意大利和德国盟军有时会怀疑西班牙司令部的决定，或是会质疑西班牙士兵是否已做好了战斗准备；但他们却从未抱怨过西班牙士兵缺乏勇气。在一场越来越艰难的战争中，勇气是必不可少的。据瓦尔什将军介绍，在一九三八年，“军事学院毕业的中尉，其平均预期寿命”为四十三天。但是，国民军付出了大量的精力，使自己的骨干的业务素质得以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奥尔加斯将军从一九三六年年底开始负责征兵、组建部队与训练。他上任后，立刻建立了一系列学校，并组织了军官培训课程。开设了多家军事学院：三家步兵学院、一家骑兵学院、一家后勤学院和一家工程学院^[41]。由于专业人员越来越难招募，在一九三七年一月，所有无线电操作员都被征召入伍。然后又开设了一家航空学校；航空人员和地勤人员可以获得大量的津贴。

　　国统区没有进行过总动员：在国统区，穿着平民衣服的年轻人仍然随处可见。可以肯定的是，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政府不敢动员大批在政治上不可靠的青年入伍——某些地区的青年甚至是敌视政府的。后来，由于正规军表现出了它的优越性，似乎不用进行动员也能赢得战争。在马德里战役期间，国民军的兵力仅为二十五万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西班牙外籍军团和摩洛哥士兵。由于弗朗哥将军对摩洛哥原住民使用了机智的手腕，所以国民军仍能从摩洛哥征召到不少士兵。哪些法律适用于本土，哪些法律适用于里夫地区，元首始终分得很清楚。尽管他对摩洛哥士兵执行了一些特殊的纪律措施，比如禁止他们流连酒馆，但他也执行了一些专门的措施，给伤兵及其家属提供资助。作为一个参加过里夫战争的老兵，他在士兵当中享有巨大的威望，他的仪仗队也是由摩洛哥士兵组成的。他始终重视从摩洛哥征召大量士兵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尽管他承认民族与帝国的原则，他却总是迁就摩洛哥民族主义者。

　　不过，在一九三七年以后，国民军的兵力大大增加了。由于共和军已经成为了一支具有战斗力的“红”军，国民军便不得不征收新兵。在特鲁埃尔战役期间，国民军的兵力达到了六十万人；一九三七年年底，国民军将正规军和民兵合而为一。长枪党的六十六个大队、呼啸兵的三十一个军团（tercio）和其它政治组织的三十六个营都被被编入了唯一党新建的民兵。这支民兵的新领导人是莫纳斯特里奥^[42]上校，他是南方集团军的领袖之一，在内战初期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民兵完成整编之后，各个政党就此消失了，就算它们死灰复燃，也不可能具有战斗力。

　　唯一党、教会与军队，是新西班牙的三大势力，是民族工团主义国家政权的三根支柱。这个国家是一个极权国家，它粉碎了一切反对派，拥有一个庞大的警察机关，并通过强大的国家官僚，迫使所有人服从自己的统治。但它并不是一个法西斯政权。它只保留了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形式和干部，并利用了法西斯主义对于民族主义的追求，这只是一种用“大国梦”来哄骗人民的手段，因为在内战爆发前，西班牙就是一个穷国，在内战结束后，更是满目疮痍，它只能怀着“大国梦”，却不可能实现这个梦想。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都实行了一些“社会”改良，其中德国的成就还大一些，但在西班牙却根本没有半点改良。工农的生活水平仍然跟以前一样糟糕。土地改革迫在眉睫，但政府却从不打算进行土改。

　　这是因为：在教会与军队的独裁统治背后，在弗朗哥的独裁统治背后，其实仍是阶级统治，确切地说，是某个社会阶层的统治。弗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是大地主的西班牙，是旧贵族的西班牙，是寡头集团的西班牙。军队和唯一党只是他们进行统治的工具，他们害怕被革命唤醒的人民群众夺走自己的权力，便愈加严酷地行使权力，为了赢得胜利，他们不得不进行漫长而艰苦的战斗。在一九三七年年底，尽管他们取得了一些成功，但他们对胜利依然没有把握。

^[1] 安东尼奥·巴蒙德（Antonio Bahamonde）曾在凯波·德·利亚诺手下当过一年宣传委员，后来因受不了国民军的暴行，取道葡萄牙和法国，逃到了南美。——中译者注

^[2] 1936年7月28日的法令。——原注

^[3] 请参阅《时报》，1938年7月28日。——原注

^[4] 何塞·罗萨多·希尔（José Rosado Gil，？—1954），西班牙政客，在1936年大选中曾作为民族共和中派党的候选人当选为议员，并出席了1936年10月1日的议会会议。几个月后他投靠了叛军，但在1938年因叛国罪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为二十年监禁。——中译者注

^[5] 据七月二日的《时报》报道，卡尔瓦哈尔侯爵被指控发表这样的言论：“停战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原注

^[6] 马丁内斯·阿尼多将军在担任加泰罗尼亚督军时，曾于1921年利用雇佣杀手打击全劳联的干部。他也是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的首任内务部长。他过去的经历，使他成为了对工人与革命者进行最残酷的镇压的象征。这是他遭到“旧衫兵”的攻击的原因之一。——原注

^[7] 叛军在占领一个省后，就会立刻组织军事法庭。据1939年2月15日的《时报》报道，加泰罗尼亚沦陷后，“乌拉圭”号（自从内战爆发后，这艘船就被用作法庭）革命法庭的前审判长、曾判处戈戴德将军死刑的文图拉（Ventura）、通用汽车公司第一个工人委员会的主席加里戈·洛佩斯（Garrigo López）与汽车工会的活动家埃米利奥·莫拉雷斯（Emilio Morales）被判处死刑。——原注

^[8] 1939年2月9日，弗朗哥法西斯政权为了镇压共和国的支持者，颁布了《政治责任法》（Ley de Responsabilidades Políticas），这部法律规定，所有在1934年10月1日以后参加了人民阵线各政党的人，以及所有反对1936年7月18日叛乱的人，一律有罪。该法律直到1966年才正式废除。仅在1939年至1945年间，就有至少五十万人（约占当时西班牙人口的2%）遭到这部法律的迫害。——中译者注

^[9] 由于外交使团在国外具有特殊的地位，所以国民运动对外交使团采取了特殊的措施。——原注

^[10] 在这些手段中，最重要的是：一点小错，都有可能导致被解雇、被暂时拘留、被撤职、或被禁止担任管理职务。——原注

^[11] 塞维利亚审查委员会的主席为卡洛斯·佩德洛·金塔纳（Carlos Pedro Quintana），拉科鲁尼亚审查委员会的主席为弗兰西斯科·德·拉·罗查（Francisco de la Rocha）。——原注

^[12] 国统区一再发生控制文学的行动，这让作家们无比担忧：比如彻底清查图书馆的行动，这不是为了应付战时的需要而进行的临时性审查，而是在准备建立一种系统的控制，以便一劳永逸地从公共图书馆和文化中心当中消除一切“有害书籍”。在每个大学校区，都要成立由一个委员会，委员会由“督学或副督学、一位哲学系或文学系的教授、图书馆和考古学档案库管理员的代表”（这些是专业人员），以及“一位教会当局的代表、一位军方代表、一位由长枪党文化署选派的代表、一位由天主教家长协会选派的家长”组成。被认定为有害的出版物当中，哪些是“蔑视天主教的”，哪些是“对我们光荣军队的尊严”不敬的，哪些是“侮辱祖国的统一的”，分别由各方来宣判。更准确来说，凡是被认定为“猥亵的和缺乏文学价值的”书籍，或“在思想上基本没有价值的”革命书籍，都应该被彻底销毁。有价值的著作可以保留，但不能让“天真无知的读者”阅读，只有得到文化委员会颁发的特别许可的人才能阅读。——原注

^[13] 在内战期间，担任这个职务的是胡安·普霍尔（Juan Pujol），他的才能得到了众人的公认。——原注

^[14] 《与凯波·德·利亚诺在一起的一年》（Un año con Queipo de Llano，巴塞罗那，Ediciones Españolas，1938年）；英文版标题为《一个西班牙民族主义者的回忆录》（Memoirs of a Spanish Nationalist，伦敦，United Editorial，1939年）。——原注

^[15] 弗兰西斯科·加西亚·阿尔特德（Francisco García Alted，1907—1995），毕业于托莱多步兵学校。1923年被派驻摩洛哥。1929年转入国民警卫队。长枪党成立后，积极参加了长枪党的活动。内战爆发后参加了叛军，1937年2月至1939年9月任马拉加省长，任上残酷地镇压了当地的抵抗运动。二战期间随“蓝色师”参加了侵略苏联的战争。1969年退役。1995年死于马拉加。——中译者注

^[16] 巴蒙德（前引书）记载了在巴达霍斯发生的一起很严重的冲突。引发这起冲突的原因与当局开办的无数基金会有关，但它最后变成了总督卡尼萨雷斯（Canizarés）与省长迪亚斯·德·利亚诺（Díaz de Llano）之间的较量。最后，军方与长枪党赢得了胜利，省长不得不退让。——原注

^[17] 《西班牙民族工团主义正统派长枪党党章》，1937年8月4日发表。——原注

^[18] 全国理事会根据“元首”的建议，提名另外五人。——原注

^[19] 佩德洛·冈萨雷斯—布埃诺·波科斯（Pedro González-Bueno y Bocos，1896年1月12日——1985年1月30日），当过工程师，参加了1936年的叛乱阴谋。内战爆发后，在埃米利奥·莫拉手下工作。1937年4月22日入选长枪党政治委员会，1938年担任第一届弗朗哥政府的劳工部长，并参加了《劳动法》的起草工作。1939年退出政府，此后未担任重要职务。——中译者注

^[20] 《劳动宪章》（Fuero del Trabajo）颁布于1938年3月9日。——中译者注

^[21] 从社会结构来看，以前的工会都只包括一部分社会阶层，故称“横向”（horizontal）工会；而在弗朗哥独裁政权体制下，御用工会（正式名称为“西班牙工会组织”[Organización Sindical Española]）表面上涵盖了包括老板和工人在内的所有阶级，故称“纵向”工会（西班牙文：Sindicato Vertical ；英文：vertical trade union），这里意译为“统合”工会。——中译者注

^[22] 梅尔塞德斯·桑斯—巴奇列尔·伊斯奇耶尔多（Mercedes Sanz-Bachiller Izquierdo，1911年7月17日——2007年8月11日），生于马德里。1931年与奥内西莫·雷东多结婚。1936年10月，成立“冬季救济处”（Auxilio de Invierno），后改名为“社会救济局”。1937年12月入选长枪党全国理事会。1940年离职。1943年至1967年担任议员。——中译者注

^[23] 1937年10月7日的法令使该机构正式成为政府机构，这个法令声称它为“实现长枪党的纲领”做出了贡献。——原注

^[24] 寡妇至少要有一个小孩，才能不参加社会服务队。——原注

^[25] 社会服务队的最低服役期限为连续服役六个月，或连续服役六次，每次至少一个月。——原注

^[26] 请参阅Ｖ·Ａ·马尔科特（V.A.Marcotte），《民族工团主义的西班牙》（L'Espagne Nationale-Syndicaliste，布鲁塞尔，Imprimerie Puvrez，1948年）。——原注

^[27] 这种税的征收范围包括：香烟的销售所得、娱乐会所的入场费、咖啡店与饭店的账目、以及香水的销售所得。——原注

^[28] 《官方公报》，1937年1月2日。——原注

^[29] 它必须提供寄养家庭的下列信息：道德、宗教与经济上的立场；拥有多少财产；以及健康报告。——原注

^[30] 若尔日·贝尔纳诺斯（Georges Bernanos，1888年2月20日——1948年7月5日），法国作家。青年时曾参加极右组织“法兰西行动”（Action Française）的青年组织“国王的卡美洛”（Camelots du Roi）。西班牙内战爆发后，起初曾支持叛军，但后来又对叛军感到幻灭。1938年移居巴西，1945年回国。——中译者注

^[31] 这是西班牙天主教常用的问候仪式，在行礼时，一方先说：“Ave Maria purissima”（“万福最纯洁的玛利亚”），另一方再回答：“sin pecado concebida”（“不染罪孽”）。——中译者注

^[32] 圣托马斯·阿奎那（St.Thomas Aquinas，1225？—1274），中世纪哲学家、神学家。——中译者注

^[33] 该机构成立于1938年1月 1日。——中译者注

^[34] 曼努埃尔·德·法利亚·马特乌（Manuel de Falla y Matheu，1876年11月23日——1946年11月14日），西班牙作曲家，二十世纪上半叶西班牙最重要的音乐家之一。——中译者注

^[35] 何塞·玛丽亚·佩曼·佩马尔丁（José María Pemán y Pemartín，1897年5月8日——1981年7月19日），西班牙保守派作家、诗人。弗朗哥法西斯政权最重要的御用文人之一。——中译者注

^[36] 卡斯蒂利亚国王阿尔方索十世（Alfonso X，1221年11月23日——1284年4月4日），外号“贤王”（el Sabio），生于托莱多。1252年担任卡斯蒂利亚国王，在位期间同时担任雷昂王国国王和加利西亚王国国王。——中译者注

^[37] “贤王”阿尔方索十世勋章（Orden de Alfonso X el Sabio）设立于1939年4月11日，用于嘉奖在教育、科学、文化等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平民。——中译者注

^[38] 帝国红箭勋章（Orden Imperial de las Flechas Rojas）设立于1937年10月10日，在弗朗哥独裁时期，它是弗朗哥政府颁发的最高勋章。后改名为“帝国轭与箭勋章”（Orden Imperial del Yugo y las Flechas）：长枪党的标志即为用一把轭捆起来的五根箭。——中译者注

^[39]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1500年2月24日——1558年9月21日），在西班牙叫做卡洛斯一世（Carlos I）。曾任西班牙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罗马国王、卡斯蒂利亚与雷昂国王、阿拉贡国王、西西里国王和那不勒斯国王。在他统治下，西班牙进入了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中译者注

^[40] 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二世（Philip II，1527年5月21日——1598年9月13日），1556年至1598年在位，1581年起兼任葡萄牙国王。在他治下，西班牙国力达到了巅峰。——中译者注

^[41] 关于这些学校的德籍教员，请参阅本书第二部第十四章。——原注

^[42] 何塞·莫纳斯特里奥·伊图瓦尔特（José Monasterio Ituarte，1882—1952），骑兵军官，曾参加里夫战争。在第二共和国时期，曾于1935年担任陆军部长希尔—罗夫雷斯的助理。1936年参加了叛乱阴谋。内战爆发后曾任第1骑兵师师长、民兵总司令与长枪党全国理事会委员。——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