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伯恩斯坦 -> 斐迪南·拉萨尔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意义（1904年）
十四、在德国国土上的最后几个月
在龙茨多弗的演说和杜塞尔多夫案件
如果想要对拉萨尔从他回到柏林直到重新出发旅行，即从一八六三年十月中旬至一八六四年五月初这段期间的活动有一个概念，那只要回想一下，他在这段期间所写的下列著作就行了：
1．《告柏林工人书》；
2．《巴师夏-舒尔采》；
3．准备出版一八六三——一八六四年冬在柏林所作的第一个、也许还有其他几个讲演；
4．草拟了五十三个有时是非常长的给警察当局、法庭和内阁的呈文、申诉书、上诉状；[1]
5．准备出版叛国案辩护词；
6．为领导全德工人联合会而草拟的信件。
诚然这些通信大部分是联合会书记写的，但是许多比较重要的信件都是拉萨尔自己起草或口授的。拉萨尔的这些信在大多数场合内容都十分丰富。上面我们已经提及，联合会的发展是多么缓慢，地方分会的会员得进行多么艰苦的斗争。几乎到处都感到财务上的困难。进款很少，然而就是这一点钱也被用来作维持各地全权代表之需或被他们抵付各项开支零星地花掉了。他们也浪费了不少时间。这一切换来的是苦恼的怨言、规劝和指责。还不得不写长篇的指示。由于事情是崭新的，因此很难为全权代表们规定费用的数额。通信也因此变得更不愉快了。其次，由于经济困难以及加入的新会员不多，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方案。为了使联合会更有吸引力，曾打算建立救济基金会及类似的组织。也曾打算改组联合会本身，使地方组织成为独立的团体。
鉴于联合会发展缓慢，拉萨尔起初对这一思想曾抱肯定的态度。但不久后就拒绝了并开始激烈地攻击这些方案。这也成了不愉快的通信的导火线。而那个联合会头任书记瓦尔泰希开始宣传分权制思想了。当拉萨尔拒绝给他假期以后，他干脆就丢下书记的职务不管了。这是一八六四年一月十一日的事，到二月刀剑铸造工人佐林根的爱·维尔姆斯接替了他。瓦尔泰希不是一个善于随机应变的人，因而常常和拉萨尔发生冲突。并且作为魏特林的平均共产主义的拥护者，他对民主的看法和拉萨尔不同。拉萨尔是按照军队的从属制度来看待联合会会员对主席的关系的。自然，决裂并没有消除相互间的不和。
除了组织问题以外，主席还得去处理各个组织中各种各样不愉快的事情，他不得不为此草拟枯燥无味的信函，而有时还会陷于极其难堪的境地，最后搞得拉萨尔本人也以退出相威胁了。一八六三——六四年冬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的尖锐化使他大伤脑筋。波兰问题也是这样，由于一八六三年波兰起义，这一问题被提出来了。联合会必须对这一问题采取明确的立场。拉萨尔打算利用这些外部纠葛来迫使普鲁士政府实行普选权。自然，他不能让他所领导的联合会就这两个民族政治问题通过与普鲁士内阁首相的意图截然相反的决议，与此同时，拉萨尔也不得不顾及激进民主派对这两个问题所持的传统态度。一八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他给在莱比锡的奥托·达美尔写道：“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混乱在好多方面对我来说都是极其伤脑筋的事！”不错，关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事件，除汉堡以外，他使各地通过了连俾斯麦也未必能想出比这更好的决议。但是在汉堡，尽管给当地的全权代表写了长信，拉萨尔还是怎么也无法说服联合会会员采取他认为是最好的纯粹观望的立场。刚才提到的决议宣布这种立场是民主派对此问题所应取的政策。决议要求把那些易北河公国并入德国版图并反对建立义勇军，它接着写道：
“统一的德国本身自然会解决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和这一伟大的任务比较起来，在三十三个德意志公侯中是否有一个外国人，这种问题只有很小的意义。国民联合会和进步党内那些奋起保卫正统的世袭公侯权的人，看来是打算借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来转移人们对国内状况的注意力。他们企图在爱国主义外衣的掩饰下，回避对他们所无能为力的冲突的解决。人民应当小心！不能让任何东西来转移他们对巨大的基本任务的注意力！让他们懂得，德国的自由、统一自然就会解决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而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上的任何成就也无力奠定德国的统一和自由。”
在实践上，在当时的条件下，这就是说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上听任政府去为所欲为，而让人民垂手退居一边。和汉堡全权代表的意见相反，拉萨尔是这样论证这一点的：“我们的策略应当是使志愿军、即人民的力量留在国内，而把军队打发到国外去！也就是说，使各国政府互相作战！（因此进步党在议会上不应当同意拨款）如果各国政府不开始战争，那么我们手上就有了进行鼓动的王牌——指责它们叛国。它们开始了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无论如何是会这样做的，而那时我们的职责就是迫使它们再进一步——我们就会获得双重的胜利：军队在国外，人民的力量集中在国内。”这一切只是一滴镇静剂，——没有更多的东西了。有一点是不能不同意拉萨尔的，为正统的世袭公侯权操心，这不是全德工人联合会份内之事。
至于波兰问题，拉萨尔则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决议抽象地宣称，为复兴波兰而战是直接符合德国利益的。但是德国占领的原波兰土地，由于已日耳曼化了，应规定不再归还波兰。
到现在止讲的是与拉萨尔在联合会的活动有关的通信，是他和警察局及法庭的冲突（有一次他甚至在街上被扣住了，因为他没有按传票出庭。从街上把他押送回家，在释放他的命令到来之前，被警察拘押了六小时之久）。但是，除此以外还应当提提他在柏林所作的讲演，他和俾斯麦举行的会谈，他和朋友们以及那些他希望将之争取到联合会这边来的人们的广泛通信。这一切加在一起说明他花费了如此大的劳动和精力，以致很难相信，这一切是一个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完的。因而，一八六四年二月，拉萨尔在把《巴师夏-舒尔采》寄给洛贝尔图斯时，对他所写的话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说，“由于极度的紧张和写作对神经的极端刺激，我感到精疲力尽了，我的神经像一根根绳子似地在身上晃荡。”
一八六四年五月初拉萨尔离开了柏林。他打算先访问工人联合会的各分会，然后赴温泉疗养。一八六四年四月七日他给联合会的出纳写道，估计赴温泉的旅行要“很晚才能回来”，他指的是要在那儿休息一下。可惜这个“很晚”竟成了“永别”。
拉萨尔旅行的第一个城市是莱比锡，到达的当晚（五月八日），他在这儿的联合会大厅里同联合会的会员进行了交谈，第二天发表了公开讲演。五月十二日他到这杜塞尔多夫。当天晚上歌咏团向他表示欢迎，在联合会大厅里向他赠送了面包之歌的作者比埃尔·杜邦的精装本文集。原定五月十三日召开的大会未能举行，因为会场的主人在最后一分钟拒绝借给场地。接着五月十四日拉萨尔在佐林根讲了话，五月十五日——在巴门，十六日——在科伦，十八日——在韦默耳斯基尔亨，五月二十二日——在龙茨多弗。在所有这些城市拉萨尔都受到了热烈欢迎。在由卡·布龙编辑的不大的周报（最初是联合会的机关报）《北极星》上刊登了关于这一切的多少有点夸大的报道。这些报道是由拉萨尔本人审定过的，这从伯尔尼哈特·贝克尔的话可以看出来，在这一点上我们是相信他的。到处都是同样的标题：《联合会的活动和成就》。为拉萨尔在龙茨多弗发表演说作了特殊准备。决定庆祝联合会成立一周年，邀请了附近工业区的联合会会员，还有从远方来的各种各样的客人参加。拉萨尔的贺辞谈到了联合会的“空前”成就。这一讲话曾以《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鼓动和普鲁士国王的诺言》为题作为小册子出版。
所有写拉萨尔传记的社会主义作家都一致承认，这次演说在任何方面都没有为拉萨尔带来光采。其中很难找到其最初一些鼓动性著作中的出色的优点，而与此同时，拉萨尔的全部缺点在这儿却以双倍的形态出现了。这里已看不到那种特别是用来写作《工人纲领》的典范优雅的语言，代之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失去了全部高尚气质的浮夸的词句，文句中充满了乏味的夸张，而描述讲演在听众中所产生的印象的插语尤为夸张乏味。拉萨尔并不只限于用玫瑰色来描绘联合会的真正成就（这对一个政治鼓动家来说似乎是无可非议的），他还把它的真正失败说成是伟大的成功。他只找到傲慢和嘲笑的字眼来对待自己的进步党对手（当时的这些人中间好多人后来成了优秀的社会民主党人），甚至当他从他们那儿得到即使是有条件的赞同时也是这样。相反地，他却把从反动保守分子的嘴里向他发出的任何赞扬都毫无保留地一一记下。普鲁士国王给了什列斯维希的一个纺织工人代表团以某些许诺，而拉萨尔也就决定利用这些许诺来进行自己的鼓动。如果说这一步骤从政治观点看来是容许的，那末无论如何它是含糊暧昧的。这个代表团是保守党人手中的玩物，是他们反对一个进步党人的厂主的斗争中的工具。由于俾斯麦的努力，国王接见了代表团，并允诺尽快地采取立法措施以缓和纺织工人的悲惨境遇。拉萨尔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这个许诺不仅包含着对全德工人联合会要求的承认，并且由于内在的逻辑它必然会导致给予直接的普选权，因为根据三级选举制选出的“进步议会”是什么时候也不会同意采取必要措施的。而由拉萨尔本人审定的关于大会的报道把事情描绘成这样，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与会者在好几分钟内都沉浸在“非笔墨所能形容的”欢跃之中。报告作为小册子单独出版后，拉萨尔让联合会书记维尔姆斯用写着“亲收”的信封给俾斯麦寄去两本。由此看来事情很清楚，拉萨尔之所以强调非笔墨所能形容的欢跃，是打算使俾斯麦，如果可能并通过他使国王本人获得某种印象。可见，这一切至少是有一定用意的。否则这一切只会是证明拉萨尔的听众们的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幼稚。
拉萨尔之所以在上面那些话之后接着着重指出统治着联合会的非凡的纪律，以及对他的领导全心全意的服从，这大概也完全是针对俾斯麦和国王而发的。“从莱茵河到北海，从易北河到多瑙河”，拉萨尔从来也没有从任何一个联合会会员口中听到“不”字。在联合会里根本就没有“腐蚀我们资产阶级整个机体的那种自由主义抱怨情绪，那种个人成见和自负博学的病态”。事实并非如此，——拉萨尔不止一次地听到“不”字。就算它是那样，这也决不能表明联合会的崇高的精神生活。但对拉萨尔来说，重要的是向俾斯麦证实，联合会完全愿意遵从拉萨尔的指示。
在讲演的末尾，拉萨尔提到了他所遭到的司法审讯，并取得了与会者所发的警言：即使他甚至被消灭，他们也不会让他所燃起的火焰熄灭下去。
拉萨尔从莱茵地区出发，首先前往埃姆斯温泉疗养，他极其苦于咽喉的宿疾，只要发表几次演说，老病就会立即复发。在埃姆斯他起草了对《十字报》批评《巴师夏-舒尔采》的文章的辩驳。这个批评出自瓦盖纳的秘密顾问之手，这个人当时和俾斯麦非常接近。这是封建保守派报纸专论拉萨尔著作的三篇文章中之最后一篇。作者指责拉萨尔，说他要求实行最粗陋的形式下的普选权。他强调“保藏”（保存）数量还相当多的中间阶层的必要性，而拉萨尔完全忽视了这一阶层。他坚决地要求拉萨尔给予直接而坦率的回答，他是否认为在现存基督教的国家和社会制度的范围内有可能实现自己的计划。在拉萨尔没有对这问题作出解释以前，他完全有权指责他……进行反对国家和社会的历史制度的危险而极端的鼓动。
拉萨尔的回答看来写得非常委婉。“向我提出的要求，——拉萨尔写道，——显得过于得意忘形了。如果我对该书评作者的身分没有搞错的话，那么这书评是出自这么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因而应当对它再作一次详细的研究。”实际上拉萨尔是引证他在《巴师夏-舒尔采》中已证明了的小资本“必然”为大工业所吞没的论点。他说，与此同时中等阶层在被消灭。要制止这一过程，只有使国家和工业联结起来，如他所建议的，采取享受国家贷款的大型生产合作社的形式。这样将会组成包括全体人民的新的中等阶层。”接着拉萨尔力图证明，要在广大范围内实现合作化必须扩大生产的规模，必须使工人达到较高的智力和道德水平。但是这里绝对必要的先决条件是直接的普选权。除了这个，在我们面前的就只会是些小小的实验，它不能提供任何东西，也不能证明任何东西。他，拉萨尔，坚持这一点：财产资格、中国清朝官吏自上而下的科举资格不比这种所谓“粗陋的”直接的普选权好，应当使理性来自自由，因为“没有比广大群众的健全理智更接近于真正的理性的了”。为了详细地证明这一思想，拉萨尔“冒昧”地把自己的龙茨多弗演说推荐给“评论家先生”。并再一次宣布“好抱怨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是“我们时代的沉疴”。但是，这决不是群众的病症，而是“仅仅在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必然和自然地产生的病症”。拉萨尔在结束自己的答复时指出，“现代的发展”同样要成为“历史的”。同时拉萨尔就此问道：路易十六是根据杜尔哥的坚决主张去消灭行会，还是在当时国家和社会制度的压力下重新恢复行会更为合乎历史的要求呢？
全部事态表明，当时拉萨尔的境遇是多么的困难。俾斯麦的得力助手瓦盖纳要求他发表必然会使他站到基督教专制国家制度的立场上去的声明，但是拉萨尔不能发表这种声明，同时也不能和俾斯麦—瓦盖纳决裂。因而他把自己的能言善辩的所有本领全都用在说一些使瓦盖纳感到快意的东西，同时在理论上和原则上不作任何让步。拉萨尔就像在鸡蛋上跳舞——并且有高超的技巧，——在这一点上是应当为他说句公道话的，给瓦盖纳的答复从某一点来讲是件杰出的作品。但这究竟是跳舞，要是在以前拉萨尔早就激烈地反对了。拉萨尔已经失去了自由，——因而在所有的著作中都露出一种畏畏缩缩躲躲闪闪的口吻，仿佛他已经感觉到，他对俾斯麦的需要比俾斯麦对他的需要要大得多。[2]
《十字报》编辑部迟迟不同意刊载拉萨尔的答复，为此他甚至不得不以书面的形式诉诸瓦盖纳。答复刊载在一八六四年六月十九日这一期上，编辑部按语说，它“只是作为例外”才为拉萨尔提供篇幅的。与此同时，它坚决拒绝“今后为拉萨尔提供本报的篇幅”，假如评论者打算答复他的话。这就是拉萨尔在其龙茨多弗讲演中如此得意地讲到的保守派报刊上的那种“大量的赞扬”的实况。这种结局是他政治上真诚正直的光荣明证。但是从这儿也可以同时看出，拉萨尔是多么易于两头落空。
八天之后，一八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上诉法院开始在杜塞尔多夫审讯有关《庆宴、报刊》等演说案。一级审法庭依据旧普鲁士刑法关于煽起仇恨和藐视的条文缺席判处他一年徒刑。拉萨尔发表了长达四小时的演说为自己辩护。《杜塞尔多夫报》在三期中刊载了关于它的报道。编者过去和拉萨尔关系密切，从他那儿直接获得了演说的初稿。以后它曾被印成单行本。拉萨尔在为自己辩护时的依据是，他在讲演中激起的不是对一个阶级、而是对一个政党的藐视。他经常大量地采用那种我们在叛国案和龙茨多弗演说中所一再遇到的迂回手法。拉萨尔引证说，美因兹主教克特列尔（在莱茵的每一个法庭上提到他的名字时都不仅怀着敬意、而且怀着“崇敬”）和大臣冯·爱伦堡，甚至普鲁士国王本人现在都说着和他一样的话，从而证实了他从事鼓动的权利。虽然拉萨尔试图用各种办法在政治上击败法官，但是并没有奏效，没能像柏林那次一样争得无罪的判决。法庭只是减轻了刑罚，把一年的徒刑改为六个月。由于拉萨尔在柏林已被判处四个月的徒刑，因而新的惩罚是对他的一个沉重打击。“我已经不是个年青人了”，——拉萨尔在其发言的结尾向法官们喊道。如果说以前他像有些人参加舞会那样轻快地走进监狱，那么现在这对他来说是沉重的。但是主要的不是对自己健康的恶化的担忧，而是政治上的考虑使拉萨尔对他这为期较长的徒刑感到如此的难受。没有他的领导，没有他的不断影响，联合会怎么办？七月四日拉萨尔在给维尔姆斯的一封信里把杜塞尔多夫的判决叫做“卑鄙的判决”。
这封信上标明是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发出的，拉萨尔是从杜塞尔多夫出发经科伦来到此地的。七月三日他在这儿对当地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发表了一次讲演，这是他一生的最后一次讲演。讲的主要是进步党对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的态度，带有全盘否定的批判性质。显然，拉萨尔不认为还有可能建议联合会在这一问题上采取某种明确的立场。七月四日他还乐了一阵，联合会会员们为他演奏了小夜曲。七月六日继续其旅程，起先访问法耳次，然后在七月中旬经卡尔斯鲁厄去瑞士——去迎接自己的厄运。
[1] 细目见波恩哈特·贝克尔：《斐迪南·拉萨尔的工人鼓动工作史》，第160-163页。
[2] 俾斯麦只是通过其秘书简短地通知拉萨尔，说《巴师夏-舒尔采》已收到，这使拉萨尔大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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