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拉萨尔的主要经济著作（《巴师夏-舒尔采·冯·德里奇》或《资本与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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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拉萨尔的主要经济著作

《巴师夏-舒尔采·冯·德里奇》或《资本与劳动》

　　在叛国案的辩护词中拉萨尔引用了官方的《北德意志总汇报》的一段话，其中以比利时为例证明说，在政治方面资产阶级已经衰退了。拉萨尔就这一点指出：“先生们，你们看，这一切，从每一个字，从警察到表达的方式本身都完全证明了我的政治经济学的最新著作《巴师夏-舒尔采先生或资本与劳动》的影响。”甚至普鲁士政府也“多少”被迫使用他的语言来说话了。^[1]
　　这一著作拉萨尔还在作水上旅行时就开始了，并在柏林写成。从标题本身可以看出，这是论争性的著作。这是拉萨尔对进步党和自由派的议员舒尔采-德里奇于一八六二——六三年冬向柏林工人所作的几次讲演的答复。这些讲演是在上面提到的（本书第十章）在音乐厅举行的大会上发表的，以后曾以《德国工人手册之一章》为题出过单行本。舒尔采-德里奇在其最后一次讲演里同拉萨尔的《公开复信》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巴师夏-舒尔采》就是拉萨尔对这一论战的回答。
　　拉萨尔的全部长处和弱点在这儿都表现得特别突出。先讲缺点。拉萨尔在文章中常常令人厌烦地咬文皭字，甚至进而歪曲其论敌的思想。他本人在日记中也指出了自己的这种倾向，由于论据不足而极力想用喊声来压倒对方。这一特点也表现在下列场合：他的论战常常没反驳什么，而只是纯粹在喊叫。拉萨尔不满足于仅只证明自己的对手及其方案缺乏科学论据，最后，还用极端祖暴的方式对对方动机的纯洁性表示怀疑。与此同时，他却用一些无根据的论断来回避舒尔采对国家资助生产合作社思想的实质性反驳。
　　但是书的出色的优点弥补了它的缺点。拉萨尔在这里显示出他是一个无论干什么事都到处力求洞察事物底细的人。用歌德的话来说，这就是：

　　“……放过一切表面的东西
　　只是探索事物的实质。”

　　舒尔采-德里奇本人最初有点倾向于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在一八四八年后最初的反动年代里他参加了合作运动，这个运动当时在德国是由社会主义者发起的。由于政治迫害和当时经济关系不成熟，这一运动已行将完全停顿。如果追溯舒尔采合作社的最初历史，那么我们在这里就会看到，这是一八四八年工人兄弟会的最新分枝。在舒尔采住过的那些地方，工人合作社这一兄弟会的产物，变成了手工业合作社，只有在这种形式下它们才能在这些地方流行起来。因为，既然一般的雇佣工人还是旧的手工业帮工，那就是说工人合作社的时代还没到来。手工业帮工中最发展的那些人一八四八年大都变成了手工业工匠。在舒尔采领导下的合作社正是越来越适应他们的需要。这些合作社的成就影响了舒尔采的社会政治思想，最后他甚至只能从小资产者——诚然，是从自由主义的小资产者的观点来观察世界。主张贸易自由的法国经济学家弗·巴师夏的政治经济思想和这种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是极其相近的。在德国，贸易自由的拥护者传播了这些思想。巴师夏用动人的雄辩来阐述的经济利益协调论，他为资产阶级的特殊经济范畴，如资本、货市、息金等等辩护而作的通俗著作都成了舒尔采的圣经。因而非常明显，在为柏林工人编写讲稿时，他非常热心地追随自己的老师巴师夏的学说。
　　但是拉萨尔也熟悉巴师夏，特别是清楚地知道巴师夏就利息的权利和蒲鲁东所作的论争。此外，拉萨尔还看过洛贝尔图斯致冯·基尔希曼的第三封《社会通信》。《信》是在一八五一——五二年间写成的，其中反驳了巴师夏的观点。一八六三年十月十五日拉萨尔给洛贝尔图斯写道：“我在十年前读过它（这封《社会通信》），当时接连读了三遍，并进行了周密的思考和反复的自我辩论。”因此，他在舒尔采《手册》中一听到巴师夏的声音，就能极其容易地证明，舒尔采在理论上只是在重弹《经济协调论》作者的老调。不过后一种情况未必可以归罪于舒尔采，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打算提出什么自己独创的理论来。但是舒尔采却指责拉萨尔无知。因此，准确地揭露舒尔采缺乏科学论据，对拉萨尔来说就特别重要。也正是为了这一目的，本书才采用了在语言上特别吸引人的书名：《巴师夏-舒尔采·冯·德里奇先生，经济学上的尤利安》。后面的意思是说，舒尔采在经济科学上是和文学史上的尤利安·施米特同一类型的人物。
　　再说一次，如果除去拉萨尔在反对舒尔采中的庸俗的狂妄行为不论，那么这一著作实质上是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批判，这种经济学在巴师夏身上得到了典型的表现。作为这样的一部著作，它无可争辩地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贡献。不是说它全都是正确的。由于论战极富个人性质，拉萨尔常常过分热衷于用一切法门去证明对方歪曲事实或给概念下了不正确的定义。凡是只有一半对或措词有误的地方，拉萨尔都将之说成是某种全然虚妄的东西。在和错误论点酣战之时，他也往往说出某种同样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话来。有时他武断地把个别的情形说成是一般的规律。这样，在他身上也能找到足够的可供批判的资料。但是整个说来，在论证自己的观点的时候（而这占了全书的极大部分），拉萨尔是如此地熟悉经济问题，给经济概念下了如此透彻的定义，分析得如此深刻而叙述得又如此清楚——这一切在经济学文献中是不易多得的。拉萨尔给了工人一本极有价值的经济问题读物，这样说对此书决不会有过誉之虞。拉萨尔提供了最好含意下的辩证思想的范例。他教给自己的读者采用这种思想方法。这里根本就没有自由派通俗作家在议论经济问题时所固有的那种肤浅而又含糊的手法。拉萨尔并不像他们通常所做的那样抹煞矛盾。他完全没有他们那种故意夸大事物实际情况的倾向以及自由主义思想所固有的把不同的事物纳入一个概念的倾向。他学过哲学和法学，同时在经济学方面在对概念作严格的分类上也表现出自己是个行家。读过这本书的工人都能很容易地看破和驳倒资产阶级曼彻斯特学派鼓吹者的虚妄结论，这一学派当时在北德意志特别盛行。拉萨尔特别尖锐地指出，使用“服务”、“交换”等概念（如当时自由派经济学家那样）会带来如何致命的后果。
　　自然，在拉萨尔书中没有一个经济原理可以说是属于他本人的。他所提供的主要只是他用别人开采来的金属铸造出来的东西。他的创造表现在对获得的材料的加工上。其实创造性的思想不仅表现在宣布了许多新的思想，而且还在于用新的方法去应用它们，用新的方法使之相互结合。在拉萨尔以前还没有一个人曾这样明白地证明，资本不是逻辑范畴，而是历史范畴。至于其他的经济范畴也同样如此。这里在我们面前的拉萨尔决不是一个正统的旧黑格尔主义者，而是个深刻的现实主义的思想家，他是从实际联系中去看待事物的。
　　不错，就在《巴师夏-舒尔采》—书中，全部劳动所得权思想的旧公式还起着某些作用，虽然当时马克思已经在理论上批驳了这—旧公式。在涉及价值理论的地方（他异常准确地说明了这一理论），他像十九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一样，从李嘉图的价值学说中引伸出工人对于其劳动产品的全部价值的权利。这一部分是由于拉萨尔的直接任务所造成的：他是在这儿捍卫国家贷款资助的生产合作社。前面（见第十章）我们已经指出，是什么促使拉萨尔提出这一要求的。这是和德国当时的经济状况相适应的，在拉萨尔那时代的德国在这方面决不会高于英国的汤普逊、布雷和格雷时代。但是从拉萨尔给洛贝尔图斯的信可以看出，他清楚地懂得，通过生产合作社实现对于全部劳动所得的权利并没有解决社会主义意义下的社会问题；社会还不会因此变成团结—致的经济统一体。他知道，各种形式的地租必然会导致各种各样的不平等。而他打算用相应的赋税来消除这些不平等。在这方面他的科学认识比他的实践手段要走得远。他在一八六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即他着手写作《巴师夏-舒尔采》这一著作的五个月之前，给洛贝尔图斯的一封信证明了他对这一切的了解是多么深刻。他在这里声明，即使甚至土地、资本和劳动产品都属于工人，这也不意味者社会问题已经解决。如果让工人使用土地和资本，并且劳动产品也属于他，在这种场合下情况也大致相同。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在工业合作社中获得的通常多于其劳动产品，而在农业合作社中则多于或者少于其劳动产品。由于洛贝尔图斯没有立即懂得拉萨尔的意思，因此下一封信对他作了解释。一些合作社因其所处条件较好，或有某种其他地域上的以及类似的优势，有可能获得超额利润、因而其成员会获得多于其在社会总产量中所应得的那一份。拉萨尔接着说，劳动产品指的只是每一个人从社会总产量中获得与其劳动相当的那一份产品。如果一些人获得多于其应得的一份，那么，另一些人必然因而获得少于其应得的一份，即在某种程度上给少了。
　　这里拉萨尔是——如他自己所直接指出的——以建立在纯粹共产主义基础上的社会的“设想”为出发点的。这个社会的全体劳动成员都同样地享受与其所耗费的劳动相等的劳动所得。在这方面拉萨尔清楚地看到其生产合作社的不彻底的性质。拉萨尔本人在和洛贝尔图斯的通讯极其突出地着重指出了这一点。因此，在《巴师夏-舒尔采》—书中拉萨尔力求比在《公开复信》以及莱比锡和法兰克福的演说中更为明确地按照这种“设想”来说明其合作社方案。现在他已经不再说，除了要求国家给予贷款这一点外，他对合作社的态度与舒尔采-德里奇并无不同了。现在他认为下列情况具有重大的意义，这就是使不同企业部门的合作社包括该行业的全体工人，使他们通过信贷和保险协会相互保障，以防遭到经营上的损失。但是在仿佛和共产主义最终目标相接近的同时，拉萨尔却越来越抛弃了目前能使之实现的基地。而与此同时他根本就没有接近真正的共产主义思想，按照这种思想生产应当是为社会的需要服务，而不是为生产者赢利。莱美西耶和柯胥关于二月革命时期法国工人对合作社的渴望及关于某些还保存下来的合作社顺利发展的被夸大了的资料也部分地促使拉萨尔陷入迷途。他没看到这些合作社已经完全失去了工人合作社的性质，以后舒尔采-德里奇对预防经营损失的保险合作社思想提出了有充分根据的反驳。
　　简而言之，在《巴师夏-舒尔采》中有不少弱点，例如其结尾部分就是这样，在那里拉萨尔重又肯定地阐述了自己的合作社方案。但是书中有决定意义的部分，无论是历史叙述，还是经济分析都显得十分出色。特别令人惊异的是，正当写作这一作品时拉萨尔不得不把好多注意力分散到其他问题上去。作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主席他得处理大量的来往信件，为各种各样的事情操心，而且还得和当局及法庭进行斗争。而这一切他全都做到了。如果我们看到了他和马克思及洛贝尔图斯的通讯，我们会对拉萨尔感到更大的惊异。从通讯可以看出，这一著作的出色成就并不是建立在因袭他人上面的，不是由于巧妙地运用华而不实的文学虚饰造成的，而是他满腔热情地研究了国民经济的基本问题的结果。

^[1] 事实上，拉萨尔给俾斯麦汲取了自己的《巴师夏-舒尔采》，并指出，他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反对进步党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巴师夏-舒尔采》书上的附录对自由派政党和自由派报刊进行了特别猛烈的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