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贝尔·胡克斯 -> 《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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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黑色
终结内化了的种族主义
没有哪一个旨在结束白人至上论的社会运动，像1960年代的“黑人权力”运动那样，在探讨美时如此强调种族主义内化问题。至少曾有一段时期，这个运动促使黑人对白人至上论造成的心理影响作一番审视。我们的领导人读着弗兰茨·法农[1]和阿尔伯特·梅米的作品，开始探讨殖民化问题，感到有必要去除我们思维和想象中的殖民主义。白人至上论以形形色色的方式对我们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尊重造成了伤害，黑人解放斗争的激进领导对此加以揭露，要求我们黑人换一种方式看待自己——要把自我关爱当做激进的政治任务。那就意味着要建立一种表征政治，对由种族主义标准下的个性美和个人吸引力产生出来的理想模式进行批判，吁求种族间平等，同时也提出进步标准取而代之，建立起能够包容各种黑人面容的评价体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黑人领袖们对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美的概念提出异议的时候，种族隔离制度下的黑人生活中竟存在着肤色等级制度，按照这种等级制度，肤色越浅的人社会价值越高，很多白人对这一现象感到吃惊和不解。对于肤色等级制度在黑人生活中起到如此作用，白人们感到惊讶，这种反应暴露出对白人至上思想建立并维护的一套体制，他们心知肚明，却故作惊讶，而且到了如此程度。白人的历史和文献中有翔实的资料，表明19世纪的白人种族主义者是这种肤色等级制度的始作俑者。而当代白人对这段历史表现出的无知，反映出主流文化企图抹杀——进而否认——这一史实的做法。这种否认没有留下任何需要承担责任的余地，让置身于当代文化之中的白人去了解和承认白人在肤色等级制度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所有黑人知道，甚至包括那些对北美历史、奴隶制和战后重建几乎一无所知的黑人也知道，白人种族主义者对待浅肤色的黑人通常要比对待他们深肤色的伙伴态度更好，而且这一模式也反映在黑人社会关系中。那些在完全是白人的环境中长大的黑人可能对种族等级制度没什么概念，但是在与其他黑人接触后，他们很快就会意识到这一点。
在激进的黑人维权斗争中，肤色和肤色等级制度的问题成为重中之重。“黑就是美”这一口号挑战并改变了种族主义的刻板形象，后者执拗地把黑色说成相貌丑陋、样子可怕、令人讨厌。“黑人权力”运动的一个主要贡献，就是批判并在某些情况下瓦解了肤色等级制度。但这一贡献常常不为人们关注也无人探讨。这主要是因为它涉及的是心理层面，发生在黑人内部，尤其是我们当中那些来自无产阶级或出身贫穷的黑人。这些黑人没有机会登上公共论坛，无法把自己的感受公之于众并加以探讨。那些在“黑人权力”运动之前就已经懂事的黑人已经感受到肤色等级制度的影响，他们不是遭到轻视就是被故意拔高。换句话说，天生肤色浅意味着生来就具备了一种人皆认可的优势，而肤色深则意味着生来就带着残缺，在严重的劣势中开始人生之路。当代女性主义运动开始时，我刚结束在一个种族隔离的黑人世界生活不久，换到一个以白人为主的环境。我还记得我所遇到的那些白人女性都坚持认为，婴儿出生时，我们首先关心的是辨认它的性别，看它是男是女。而我则想提醒她们注意这一事实：大多数黑人父母最关心的首先是孩子的肤色，因为肤色关系着成功与否。
激进黑人解放斗争对这种认识提出了质疑。这使黑人得以从肤色和美的标准入手，对内化了的种族主义的危害性展开持久、公开的讨论。人们意识到，那些历史上因肤色问题而首当其冲受到轻视的深肤色黑人，一直以来遭受着霸道的白人至上主义及其审美价值观的不公正待遇。新的审美标准建立起来，以便重视和包容不同类型的黑肤色。突然之间，人们对那种认为每个单身黑人也同样应该寻找一位浅肤色伙伴的说法产生了怀疑。当我们那位激进、魅力超凡的革命领袖马尔科姆X选择了一位深色皮肤的新娘时，他为我们设立了不同的标准。这些改变对黑人的家庭生活影响深远。有些孩子在家庭和公共教育体制里曾遭受过各种各样的歧视，曾因生错了肤色而在心理上受到过伤害，如今，这些孩子的需求可以得到人们的关注。例如，当那些深色皮肤的黑人孩子因为在学校里表现不好而被叫做魔鬼、受到不公正惩罚时，他们的父母现在可以求助于黑人心理学家和心理医生提供的资料，从而对肤色等级体制造成的不良影响有所了解。在黑人生活的一切领域，视黑色为美的号召都赋予他们以力量。很多黑人女性不再用化学方法拉直头发，因为留一头天然式样的头发已不再是一种耻辱的标记。那些时常消极地站在一旁，眼看着其他黑人同胞因肤色而遭到不公正待遇的黑人第一次感到，用政治手段进行干预是正确的做法。我记得自己曾和兄弟姐妹们一起质疑过我们那位白得可以乱真的祖母，质疑她对包括自己的孙儿孙女在内的深肤色黑人所作的带贬损意味的评论。尽管我们当时生活在一个南方小镇，结束肤色等级制度这一号召也对我们影响至深。这个去殖民化过程给所有美国黑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它意味着现在我们可以采取激进的手段，来对抗和改变种族主义内化造成的极具毁灭性的心理影响。
即使黑人为获得自决而采取的群众性激进斗争日渐式微，看待黑性和定义美的不同方式仍层出不穷。后来黑人通过同化可以成功进入主流社会后，新的看待黑性和定义美的方式逐渐减少。只是黑人的命运再一次落入了白人的掌控之中。一个黑人想要得到一份工作，如果她或他发现，要是改变自己天生的黑人发型就更容易得到这份工作，很多人就觉得因此而改变发型理所当然。当然，很多黑人和白人都以为，民权运动取得了成功，种族得以融合，以及一些长期存在的种族禁忌得以打破（比如，抵抗种族间隔离居住和允许种族间通婚），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激进的反抗已不再必要。既然黑人的自由已经被界定为可以获得进入主流社会的权力，拥有与白人特权阶层同等的价值观和经济地位，那么顺理成章地，要不了多久，在教育和就业领域种族互动就会重新得到体制化，尽管其方式会较为隐晦。在这个体制中，那些在外表、谈吐和衣着上最接近白人的黑人个体将会发现自己具有更大的社会流动性。[2]如果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已经从根本上转变了看待黑性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被白人标准同化的危险就会变得不那么一目了然。明智的黑人活动家们认为我们不会再回到过去的那种社会状况，黑人不会再和肤色问题作斗争。诸如爱尔德里基·克利弗、马尔科姆X、乔治·杰克逊[3]以及很多其他的领导人曾一再把自我关爱问题当做黑人解放斗争的中心问题，但一旦很多权利争取到手之后，新一代的活动家们便不再把重心放在去殖民化上。很多人只是想当然地认为，作为群体，我们已经抵抗和改变了肤色等级制度。
几乎没有多少黑人活动家能够保持足够的警觉，看清楚同化所带来的具体回报会影响到我们看待黑性的方式，破坏其中包含的颠覆性和对抗性。种族融合意味着很多黑人放弃了社群伦理，这个战略在种族隔离盛行时期对黑人的生存至关重要。他们改弦易辙，信奉起了自由个人主义。自由被看成是拥有满足个人欲望的权利而不必对群体负责。因而，一个黑人会觉得保持什么样的发型与政治无关，仅仅只是简单的发型选择问题。为了增强自己的阶级流动性，在白人世界出人头地，黑人开始走回头路。他们故态复萌，再次接受内化了的种族主义的态度和价值观。一些人向白人的审美标准妥协并靠拢，为自己的这个决定辩护说，这只不过是“戴上面具”向对方靠拢而已。最典型的例子是那些黑人女性为了遮住自己与生俱来的天然发型，戴上一头直直的、看起来像白人的那种假发。不幸的是，黑人对同化策略的接受意味着肯定白人审美标准，将其政治表征再度设定为规范。
由于缺少一个有组织的、持续的和集体性的黑人自决运动，激进的黑人批判思想家和活动家开始构建一种亚文化。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持严厉批判态度，这种激进的革命立场已不再为黑人大众所认可。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黑人忽视了马丁·路德·金这位领袖激进的一面，充耳不闻他对穷兵黩武和资本主义所作的充满激情的批判。相反，人们所记住的主要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那些早期阶段，那时他对资产阶级的同化模式以及阶层的流动性持支持态度。那些一直停留在公众视线里的黑人活动家们并没有继续对白人审美标准展开激进的批判和质询。安吉拉·戴维斯[4]之类的激进活动家的确占据了主要的公共论坛，继续留着黑人的自然发型，保持着黑人特征，但是他们并没有坚持不懈地对我们的思维和想象进行去殖民化，并以此作为他们政治议程的核心。他们没有继续号召大家去关注黑人的自我关爱，去关注如何结束内化了的种族主义。
及至1970年代末，黑人对呼吁大家关注美的标准这件事的兴趣已远不如从前。没人对那些开始拉直自己头发的激进活动家们提出质疑。异性恋的男性黑人领袖们按照肤色等级制度的标准公开选择他们的性伙伴和配偶。即使是在黑人权力运动最激进的阶段，他们也从未真正停止过用种族主义审美观来界定他们对女性的期望。然而他们口头上鼓吹的还是自我关爱和结束内化了的种族主义。这种伪君子行径在创造一个社会框架时成了头号功臣，在这个社会框架中，肤色等级制度可能会再次成为既定的标准。
到了1980年代，黑人自决以及赤裸裸的白人至上主义再度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在这种社会语境下，去殖民化以及内化了的种族主义等问题有可能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大众媒体报道的是这样一些事实：黑人儿童会自我贬低，他们喜欢白人形象胜过黑人形象；黑人女孩更喜欢白人玩偶而不是黑人玩偶。这类新闻报道都表露出吃惊的样子，好像不存在一个排斥黑性和贬低黑性的政治语境。然而种族同化策略是一种倒退形式，一直都在发挥着作用，试图暗中破坏黑人自决运动。不是所有的黑人都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然而，我们没有机会利用大众媒体和公共论坛，从而无法对内化了的种族主义发起持久的挑战。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继续在我们所从事的一切领域里和白人至上主义思想的内化现象作斗争。作为一名教授，我在课堂里就这些问题提出我的质疑；身为一名作家，我在书中对此展开探讨。
如今，嘲笑“黑人权力”斗争、把它仅仅看成是一场失败的社会运动，这种做法在某些圈子里十分流行。“黑就是美”的口号很容易遭到人们的轻视。但这种冷嘲热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这个口号里蕴含了对内化了的种族主义的质询，以及黑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已经发生的很多实质性的挑战，确实已经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尽管这些变革受到了白人至上主义的反攻破坏。大部分黑人对这一反攻的来势汹汹视而不见，却把责任推卸到激进的黑人活动家身上，认为他们的行动纲领太流于表面。对于激进的黑人解放斗争，我们可以做出的唯一合理的批评，就是它没能把批评性抵抗变成持久的策略并使之制度化。无论是作为集体还是作为个人，我们都要为这种失败承担责任。
黑人自决运动旨在结束内化了的种族主义，这场运动受到了白人至上资本主义男权制的攻击，当这种攻击由大众媒体操刀时最具有破坏力。一种表征政治一方面包容了黑人形象，从而结束了历时多年的种族隔离，将这种表征政治体制化，但另一方面同时却又原封不动地复制现状，黑人自决运动就这样无形中遭到了破坏。既肯定同化，也认同种族主义白人审美标准，这种手段最能有效地破坏黑人大众从心理上对内化了的种族主义进行的改造。有了这些种族主义刻板形象，再加上得到更多物质回报的那些被同化的黑人这一看得见的事实，这个文化就为肤色等级制度的卷土重来打下了充分的基础。
肤色等级制度涉及肤色及发质这两个问题。由于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浅肤色的黑人最容易与黑人和白人多代通婚联系起来，他们往往看起来更像白人。出生于几代种族联姻家庭的女性拥有长而直的头发的几率更大。在白人至上主义社会中，肤色等级制度剥削与压迫的本性始终包含着性别歧视的成分。在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两种思想的共同影响下，肤色等级制度给黑人女性生活造成的有害影响和男性不同。无论在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想象中还是在黑人的殖民思维定势里，浅色皮肤和长而直的头发仍然还是美丽和理想女性的必备特征。深肤色的黑人女性努力树立正面的自我形象，尽管社会在不断贬低她们的形象。直到今天，黑人女性卑贱、暴躁和不忠的形象还是以深色皮肤为标志。这就是被称为“母老虎”的刻板形象，浅肤色的黑人女性则不在此列。我们在大众媒体中总能看到这一类的刻板描述，不论在电视情景喜剧中（比如很受欢迎的电视连续剧《马丁》），还是在警匪片中（黑人女性罪犯通常都是深色皮肤），以及那些由黑人和白人导演拍摄的电影中。在电影《黑色学府》中，导演斯皮克·李生动形象地表现了肤色差异导致的冲突，不是通过男性角色，而是设计了一场浅肤色女性和她们深肤色对手之间戏剧性的争斗。影片只是拿肤色差异来说事，对其既没有进行批判性的颠覆也没有提出异议，而且在很多影院里，黑人观众对这些深肤色的女性角色大加“辱骂”，表现出他们对肤色等级制度顽固不化的支持。
在美国白人至上论的发展过程中，种族主义白人男性视黑白混血的黑人女性为理想的性伴侣。黑人男性在这一点上步其后尘。黑白混血的黑人女性形象总是被刻板地塑造成充满激情的性感尤物，同时也不乏顺从的女性特质，她们过去以及现在一直都被当做其他黑人女性的参照标准。即使当深肤色的黑人女性有了在电影中“表演”[5]的机会，她们的角色和那些被认为更具魅力的浅肤色黑人女性相比，通常居于次要地位。曾有一段时期，那类把黑白混血的黑人女性刻画成“可悲的穆拉托”[6]的电影不再受人欢迎，但是像《错误行动》这样颇有影响力的当代电影又把这种形象带回了主流舞台。激进黑人解放斗争影响巨大，曾一度成为一种感召力，让那些由白人主导的时尚杂志以及黑人杂志展示出多种多样的黑人女性美。然而，最近这段时期大力宣传的只是混血美女形象，并将其确立为审美标杆。像娜奥米·坎贝尔那样的黑人女模特发现，如果她们戴上长长的直直的假发，把头发梳成辫子，或者把头发扎起来，改变一下形象，使自己看起来像“白人迷”——视白为美，想方设法使自己看起来像白人的人，她们能在黑人圈和白人圈里同时取得更大的成功。不过，这个“异装”[7]的领域只适合淡褐色皮肤的黑人女性。黑白混血美女曾经在美的等级中占据了迥然不同和更为重要的地位。在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制盛行的年代，白人对种族混血十分着迷，这再一次决定了美的评价标准，尤其是对女性身体的评价标准。把黑皮肤的迈克尔·乔丹认定为黑色美代表的世界就会对特蕾西·查普曼的美予以贬低。[8]她的容貌遭到黑人男性流行偶像的嘲讽。而且当大家纷纷议论，认为浅肤色和混血的黑人美女在大多数表现黑人的电影中成为明星时，却没有人组织公共论坛，讨论大众媒体是如何通过对肤色问题的渲染来瓦解我们在思想和想象中去殖民化的努力。当浅色皮肤的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受到电影和时尚杂志的青睐时，深色皮肤的黑人却面对着一个贬损他们形象的媒体环境。在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或被殖民者的想象中，黑色皮肤被程式化地当做雄性的符码。所以，黑色使男性显得更强壮，却使女性更没有女人味。不论人们对异性的偏爱如何不同，在肤色等级制度的作用下，深色皮肤黑人女性受青睐的程度都有所下降。理想的外表不仅仅关系到对性伙伴的吸引力，同时也能提高一个人在公共场合、教育部门和劳动市场中的阶级流动性。
年轻一代正努力建构自己的正面身份和健康的自我形象，肤色等级制度的可悲后果在他们身上凸显出来。黑人父母们证明，他们的孩子很早就学着蔑视黑色皮肤。一位跨种族结婚的黑人母亲在得知自己四岁的女儿希望妈妈能和她自己以及爸爸一样是白皮肤时，感到非常震惊。小女孩已经懂得白色优于黑色。她已经学会了否定自己的黑性。在美国各地的中学，深色皮肤的黑人女孩如果想要建构正常的自我形象，就必须拒绝那种让她们感觉自己丑陋的社交场合。这就意味着她们必须抵抗来自同龄人的轻视。这只是黑人再次信奉肤色等级制度的悲剧性后果之一。假如黑人的肤色意识从未改变过，本不会有人特别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很多生活在这种多元文化种族融合时代的黑人孩子，看起来和那些曾生活在种族隔离严重时期的人们一样，很难学会爱黑性。凯瑟·桑德勒[9]的纪录片《肤色问题》审视了1960年代黑人解放政治如何挑战肤色等级制度，同时也展示了近期一些活动家回过头去重新接受传统的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美的观念。尽管桑德勒没有就眼下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给出建议和对策，但这部影片把肤色问题重新带入公共话语，从而起到了重要的干预作用。
在旧的等级模式中，拥有最多特权的是浅肤色或黑白混血的黑人，他们在白人世界和被剥夺了权利的、处于弱势地位的深色皮肤的黑人大众之间扮演着中间者的角色。如果我们不想回到这个旧的阶级和肤色等级模式，我们在探讨肤色等级制度的问题时就必须从政治的角度出发，把它视为一种严重的意识危机。眼下新出现一波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他们认同黑人身份，并且正因为如此，他们在社交和职场中双双受益。尽管他们意识到自己比深色皮肤的黑人更受白人看重是一种隐形的种族主义，个人自由主义伦理观念却鼓励他们利用这种机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在接受恢复肤色等级制度所带来的好处时，可能也会加入到批判肤色等级制度的队伍中去。除非黑人团结一致，开始批判和质疑有组织地打压黑性的表征政治，否则黑人大众就不可能免遭由肤色等级制度的毁灭性影响所造成的心理伤害。要想奋起改变那些受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白人至上影响的表征政治，我们必须得主动质疑主流文化想要“抹去种族主义”，其做法就是想证明种族主义其实并不存在。认识到大众媒体所呈现的形象在形成社会现实时具有重大影响力，我们有必要在政府中进行游说，还需要有组织的团体来支持联合抵制行动，唤起人们在这些问题上的觉悟并提出变革的要求。在斗争中进步的非黑人盟友必须与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呼吁大家关注种族主义的内化。所有人都应该努力破除否定之墙，这堵墙会使我们误以为对黑性的憎恶缘于不健康的个人心理。所有人都必须认识到这种憎恶其实是由白人至上社会的社会化过程有组织地灌输给我们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承认，那些将白人至上态度和价值观内化了的黑人同非黑人种族主义伙伴一样，也是这种社会化的推动者。进步的黑人领导人和批判思想家们致力于一种改造文化的政治学，这种政治学可以建设性地改变下层黑人的命运，从而对文化施加正面的影响。要这样做，我们需要在培养大众批判意识的过程中把重心放在从思想和想象中去除殖民意识。以史为鉴，我们需要在批判性方面保持警醒，要主动质疑自己的工作以及惯常的生活方式，确保自己思想上没有种族主义余毒。我们必须看到，那些更为保守的黑人政治活动，比如“伊斯兰民族”和非洲中心主义[10]的某些分支，是唯一以自我关爱为中心的组织，并因此对黑人公众具有吸引力。如果我们要对抗保守思想，为每天都在遭受白人至上主义攻击伤害的黑人提供维护生命的实践经验的话，就必须把为黑人自决而战的革命斗争真正纳入我们的生活。如放任自流，听之任之，这些伤口就不会愈合。
[1] 弗兰茨·法农（Frantz Fanon，1925—1961）：法国心理学家、革命者、散文家。出生于法属阿尔及利亚马提尼克岛，二战中参加戴高乐领导的抵抗运动，战后在里昂大学完成精神病学业，在阿尔及利亚从医，1950年代参加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其《黑皮肤，白面具》（1957）和《地球上不幸的人们》（1961）最为知名，被认为是20世纪分析心理殖民的先驱，其思想影响过1960年代美国黑人运动活动家马尔科姆X以及巴勒斯坦解放运动。
[2] 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指个人或群体从一种社会地位或社会阶级向另一种社会地位或社会阶级的变化，此处意指向上移动或社会地位的改善。
[3] 爱尔德里基·克利弗（Eldridge Cleaver，1935—1998）：美国黑人运动领袖，黑豹党重要成员，在非暴力反压迫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他的自传性作品《冰上灵魂》被认为是继赖特的《土生子》后揭露美国黑人遭受歧视的又一杰作；乔治·杰克逊（George Jackson，1941—1971）：美国激进的黑人运动领导人，黑豹党成员，其斗争曾得到福柯的支持。
[4] 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1944—）：加州大学意识史教授，黑人女政治活动家，曾参加过美国共产党，因涉嫌黑豹党谋杀案入狱，后越狱逃脱，被再次逮捕，最终被赦免。
[5] “表演”（play）在这里似乎有双关意义：一是“角色扮演”（role play），二是指女性主义意义上的“表演”（performance）。
[6] 不同种族混合的后代各有其名，如非洲人和欧洲人的后代称为穆拉托（Mu-latto），欧洲人和印第安人混血的后代称为卡波克罗（Caboclo），黑人和印第安人的后裔为卡佛索（Cafuso），而两个穆拉托人的后代据说可以有九种肤色，由纯白至纯黑。
[7] “异装”（drag）：同性恋术语，原指穿异性服装、打扮成异性者；这里指装扮为白人的黑人。
[8] 迈克尔·乔丹（Michael Jeffrey Jordan，1963—）：1980~1990年代美国NBA著名球星；特蕾西·查普曼（Tracy Chapman，1964—）：美国黑人歌手、词作者，出身于工人家庭，1986年获人类学学士学位，1988年首张专辑Tracy Chapiman在英美两地拿下排行榜冠军，第31届格莱美奖上抱走“年度新人”“流行女歌手”“最佳现代民谣专辑”三个大奖。
[9] 凯瑟·桑德勒（Kathe Sandler）：美国独立电影制片人，她最知名的作品是纪录片《肤色问题》（A Question of Color，1993），片长一小时，反映了美国黑人社区的肤色意识和内化了的种族主义。
[10] “伊斯兰民族”（Nation of Islam）：美国宗教组织，成立于1931年，信奉伊斯兰教义，支持美国黑人政治、社会、经济独立；非洲中心主义：主张彰显非洲文化的特点和独特贡献，反对欧洲中心论的霸权话语.发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非裔学者的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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