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贝尔·胡克斯 -> 《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1994）
15
观看文化，制造文化
对穷人的表征
文化批评家很少谈到穷人。当我们说到贫穷的时候，大多数人会用“社会底层”，或者“被剥脱了经济权”这样的字眼。贫困尚未成为激进话语中新的热点话题。当代左翼知识分子在谈论资本主义的时候，就算有人尝试着把那个话语与美国现实中的贫困联系起来，这样的人也很少。黑人哲学家科尔内尔·韦斯特的论文集《后现代时期的预言思想》中包括了一篇题为《黑人下层与黑人哲学家》的文章。在那篇文章中，他建议“美国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职业管理阶层”必须“作批评性自我检查，分析历史形势，搞清自己的立场，使自己反映那些境况不如我们的人，尽管我们可能有处于社会底层的亲戚朋友”。韦斯特没有在文章中谈到贫困或谈到穷人。记得有一次我与他交谈时说我是“穷困”出身，他纠正说我的家庭是“工人阶级”。我告诉他从技术上来讲我们的确是工人阶级，因为我父亲是邮局看门人，然而家里有七个孩子这个事实意味着我们常常面临经济窘困，这至少让我们这些孩子们认为自己是穷人。事实上，在种族隔离时期我们那个肯塔基小镇上，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我们是用穷人还是富人这个术语而不是用阶级这个术语来思考问题的。我们认为存在着四类人：赤贫的穷人；工人阶级，说他们是穷人因为他们只能勉强糊口过日子；有工作并有节余的人；富人。尽管我们的家庭属于工人那一类，但这么大一家人要糊口和由此而来的经济困难常常让我们觉得维持基本需求的钱都不够。在我们家里，水是奢侈品，用多了会遭惩罚。我们从来不说自己是穷人。作为孩子我们知道我们不该把自己视为穷人，但我们的确觉得自己很穷。
上大学后我开始将自己视为穷人。我从来没有什么钱。当我告诉父母我获得了上斯坦福大学的奖学金和贷款时，他们问我怎么支付路费、书本费，急需用钱的时候又怎么办。我们不穷，但我们无力为那些被视为放纵的个人欲望买单，离家更近的地方有更便宜的大学。上大学后，假期没路费回家，我常常和宿舍做清洁的黑人妇女一起度过假期。她们的世界就是我的世界。她们比任何斯坦福大学的人都更了解我从哪里来。她们支持我，肯定我接受教育、摆脱过去的努力，她们让我坚信我要超越她们所生活的世界，我自己就来自那个世界。
时至今日，尽管我是韦斯特所说的那个报酬丰厚的学术界“专业管理层”中的一员，在日常生活中，在教室以外，我很少思考自己与阶级的关系。我思考世界的方式是谁有钱花，谁没钱花。就像许多人从技术上来讲是中产阶级的人，他们在亲属关系中负有不可推脱的经济责任，为别人提供不同的物质支持，这个问题总是钱的问题。许多中产阶级黑人没有钱，这是因为他们定期将收入分发给一大帮亲戚，他们中有穷困潦倒的，还有的是年长的父母、亲戚，他们曾经是工人阶级，但退休后堕入贫困。
在我们家，贫穷不是耻辱。从很小的时候起，我们的祖父母和父母就让我们生活在群体之中，让我们知道一个人的价值不该通过物质标准来衡量。价值与诚实正直和勤奋劳动联系在一起。人们可能辛勤劳动，但还是过着穷日子。我的外婆巴巴（Baba），她既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她告诉我们——尽管违背了我们父母的意愿——过穷日子胜过让别人羞辱你，残害你。
我上了大学，相信贫穷和一个人的诚实正直没有关系。由于进入了一个特权阶级的世界，我不得不对自己的经济背景进行批评性思考。我在课堂上学到的关于贫穷的表述让我大为吃惊。教授和同学们的评论描绘了一幅完全不同的图画，这同样让我吃惊。他们几乎从来都将穷人描绘成得过且过、愚笨无知、懒惰撒谎、卑劣可耻。不管丢了什么东西，宿舍里的学生马上就会断定是在那里上班的黑人或者菲律宾女人拿走的。在许多阶段里，我有为自己的经济背景感到羞耻的经历；为了培养自己对阶级的批判意识，我还阅读和研究过马克思、葛兰西[1]、梅米[2]等人的著述；但甚至在此之前，我就抗议这种对贫穷的千篇一律的负面表现。穷人没有价值这个论断尤其让我不满。事实上，我从我的外婆巴巴和其他家庭成员那里学到的一个重要价值就是别相信“上学让你变聪明”。一个人可以拥有文凭，但还是聪明不了，也诚实不了。贫穷文化教育我要聪明、诚实、勤劳，要永远做一个守信的人。自己认为正确的事要坚持，要英勇无畏，这就是我受到的教育。我之所以可能成功，成为我一直想成为的作家，并且作为一名学者谋生，这些教诲就是基础。是穷人、被剥脱了经济权利的人、社会下层教会了我这一切。
解放性的宗教传统肯定了对穷人的认同，巩固了我所受的教诲。由于我受到的教育是贫穷可以成为道德完善的产床，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到团体的重要性，可以使人们与黑人教堂里的其他成员分享资源，因此我准备接受解放性的神学理论的教诲，它强调团结穷人。那种团结不仅仅意味着通过慈善、通过分享特权得到表达，而是主张人有改造世界的力量，穷人的需求应该得到满足，穷人也能获得资源，穷人在生活中也有正义和美丽。
当代美国流行文化在表现穷人的时候很少展现他们的正直和尊严。相反，他们用千篇一律的负面形象来描述穷人。他们既懒惰又爱撒谎，却对发财心醉神迷，强烈的渴望让他们心智失常。为了获得物质利益，穷人愿意干出任何丧失人性的残暴行为。穷人被描绘成总是认为自己毫无价值，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看法。价值只有通过物质成功的手段才能获得。
没有哪个穷人会自我感觉良好，电视节目和电影将这个意思表达得很到位。电视情景剧中展现的工人阶级穷人具有一种不多不少的自我轻视情绪，他们带着睿智和幽默朝彼此呈现这种情绪，这样，不管来自哪个阶级的人都能从中获得享乐。幽默遮蔽了改变地位的渴望，遮蔽了情景喜剧《杰弗逊一家》主题歌中所表达的“步步高升”的欲望。讲述从穷光蛋变成大富豪的电影仍然有巨大的票房吸引力。当代描写黑人的电影——仅以《哈莱姆之夜》《飞去来》《社会威胁》为例——穷人的贪欲是这些影片的主题。为了拥有更多的东西，为了满足那种贪欲，他们什么都愿意干。《漂亮女人》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该片就是以这种方式描写穷人的，而且挣了很多钱，所有种族所有阶级的观众都喜欢这部影片。该片突出表现了一位仁慈的统治阶层人士［该剧中是位白人，理查德·盖尔（Richard Gere）饰］心甘情愿地与一位白人妓女［朱莉娅·罗伯茨（Julia Roberts）饰］共享其财富资源。事实上，在许多电影和电视节目中，许多统治阶级在与物质上不富裕的人交往时表现得慷慨大方。他们渴望与人分享，并且对自己的财富抱着漠然的态度。这些形象与穷人钻营发财机会、贪婪渴望形成对照。
因为接触了电影电视，许多穷人，或者几次拿不到工资就会堕入贫困的人，认同了社会特权阶级的态度和价值观，内化了对穷人的恐惧和鄙视。当物质匮乏的青少年为了网球鞋或者夹克衫杀人时，他们这么做不仅仅是因为太喜欢这些东西，他们还希望那些更高阶级的人所拥有的行头他们外表看上去也有，从而洗刷自己的阶级耻辱。无论是在他们的头脑中还是在作为一个整体的我们的社会上，贫穷都被视为堕落、匮乏和无价值的同义词。没有谁想被别人视为穷人。我在一所知名州立城市大学讲授非裔美国女作家的文学作品，班上的学生主要是来自贫困家庭和工人家庭的黑人学生。他们不断问我一个问题：我们读到的那些小说中在家里遭受虐待的贫穷黑人妇女为什么不“一走了之”？这些学生许多来自物质匮乏的家庭，但他们对这个社会中住房和工作之难解决却一点现实感受也没有。当我要大家说出自己的经济背景时，只有一个学生——一位年轻的单身母亲——愿意自认贫穷。尽管她不是班上唯一的穷人，但却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穷人。他们害怕这个耻辱给他们打上烙印，害怕离开课堂后还会让他们感到羞耻。我们后来谈到了这个现实。害怕羞辱丢脸是导致无人愿意自认贫穷的主要原因。我跟一些接受政府救济的黑人妇女谈到表征问题，她们已经有好几年没有上班了。她们都说不愿被视为穷人。她们的公寓里有象征成功的物质财富（录像机，彩电），即使这意味着她们连基本生活保障都没有，而且为买这些东西她们又陷入债务之中。她们的自尊与不被视为穷人联系在了一起。
如果在这个社会中，我们处处都用谈论穷人的语言来表现穷人，用大众媒体中穷人就等于一无是处这种方式来表征穷人，那么穷人学会了虚无也就不难理解了。社会告诉他们贫穷和虚无别无二致。如果他们无法摆脱贫困，那么他们就只有被毫无价值的一生这个形象淹没，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当学者、记者或者政治家谈论下层人民感受到的无望和绝望时，他们没有将这些现状与大众媒体对贫穷的表征联系起来。穷人也能够过上有意义的生活，也能够成就事业，能够志得意满。但他们的措辞里很少给出这种暗示。没有人谈到我们作为个人和作为集体对穷人的义务，这种义务开始于表征政治。
二十多年前，白人人类学家卡萝尔·斯塔克（Carol Stack）对黑人穷人的生活进行了批判性思考，并写出了《贫穷文化》一书，她在这些穷人中间发现了一种强调资源共享的价值体系。但这种伦理观在大多数社区很久以来就被个人自由主义伦理观侵蚀殆尽，后者肯定独占独享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大众媒体将个人自由主义逻辑带入我们的生活和家庭，让我们相信我们是通过个体敛聚资源而不是与人共享资源达到功成名就的目的，大众媒体是我们重要的老师。当然，个人自由主义对特权阶级人士最为行之有效。但穷人曾经依靠社群伦理来获得肯定，取得援助和支持，个人自由主义让穷人的境况恶化了。
为了改变贫穷对我们社会大众生活的毁灭性影响，我们必须改变资源和财富的分配方式。但我们也必须改变表征穷人的方式。在这些改革到位、穷人的经济需求得到满足之前，许多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继续贫穷。既然如此，构建如何看待穷人以及如何当穷人的习惯，恢复一种对应的价值体系，肯定身处贫困的人能过上富有尊严、体面健全的生活，这一点就至关重要了。乔纳森·弗里德曼（Jonathan Freedman）在《从摇篮到坟墓：美国贫穷面面观》一书中没有批判资本主义，也没有号召对财富和资源进行重大改革、即便如此，他想要传达的也正是这种尊严。然而，任何想要改变美国贫穷面貌的努力都必须把转变表征和重新分配财富与资源联系起来。
来自特权阶级的进步知识分子他们自己对获取物质财富如醉如痴，这些人对穷人能够过上丰富而且有意义的生活这种说法感到不舒服。他们担心，任何关于贫穷是可以接受的暗示都有可能导致有钱人感觉不到对穷人负有责任，即使他们如何将自己的追求与对穷人的关心和责任协调起来尚不明确。他们那些保守的对手们费了不少心思，形成了一套剥夺穷人人性的表征体系，他们害怕如果贫穷被视为与价值无关，穷人们就不会乖乖地担当起受剥削的工人的角色。他们坚持认为如果贫穷被视为可以接受，那么穷人就不会去找工作做，我们就将不得不养活他们。恐惧隐藏在这个面具下。（注意这种想法隐含的推断：贫穷就意味着偷懒。）当然，现在拒绝干低薪体力活的穷人比什么时候都要多。这种拒绝不是由于懒惰，而是因为他们断定自己不断受到非人待遇或受到剥削，其结果却仅仅是一如既往地贫穷，这样的工作不值得干。尽管有这样的个人，但在我们的社会里，穷人中的绝大多数还是希望能工作，即使做那些工作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够跳出穷人阶层。
由于见证过穷人能过上有意义的生活，我能切身理解剥夺人性的表征体系对穷人的摧残。我看到我的祖父母、父母和我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熟人在自尊方面的差异。折磨着后者的缺乏自尊可以说是根深蒂固，惨不忍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年轻一代尽管比老一辈有着更多的机会，少得可怜的自尊却使年轻一代举步维艰，甚至让他们的精神生活也不堪重负。缓解那种精神痛苦最常见的方式就是通过某种形式的滥用物质。但是，要改变贫穷的面貌，要使贫穷能够与这个社会中任何其他阶层一样，再次成为形成价值、尊严、完整的场所，我们需要对现存表征体制进行干预。
激进/革命政治运动（如生态女性主义）迫使我们所有人过朴素的生活，将对表征体制进行干预这个进步改变与激进/革命政治运动联系到一起，还能够建立连接点和建设性互动。穷人有许多生存的资源和技能。那些有意把个人财富拿来与人分享的人，还有那些为财富的再分配作出政治努力的人，他们能够与物质匮乏的个人一起合作，来实现这个目的。物质丰富只是一种资源。读写技能是另一种资源。如果能看到缺乏读写技能的失业人员参加以社区为基础的扫盲项目，这将是件激动人心的事。与培养批评意识有关的进步扫盲项目可以用流行电影作为基础，开始学习和讨论。美国那些所有在白天未被利用的剧场都可以用作这种项目的场地，大学生和教授可以来传授技能。由于许多穷人、地位低下的人、赤贫者已经能够识文断字，我们就可以组成阅读小组来培育批评意识，帮助他们重新思考如何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使他们既能在贫困中过得好，又能摆脱这种困境。我遇到的许多接受国家援助的贫困年轻女性，她们中有黑人也有白人（她们中有的是学生，有的将成为学生），这些人头脑聪明，善于批评，正努力改变自己所处的环境。她们渴望与那些能够提供指导、技能以及具体策略的人一起做出努力。弗里德曼在书的结尾处提醒我们：
社会秩序得到维护需要金钱、组织和法律。但如果在此过程中人们没有机会相遇并相助，那么金钱、组织和法律三项中没有任何一项能够发挥作用。社会责任归根到底非常简单——作出回应的能力。
对穷人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进行表征的方式进行建设性的改变是一种进步的干预，可以向人们提出挑战，让人们正视贫穷的面孔，而不是把头扭向别处。
[1]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作家、政治家、政治理论家、意大利共产党奠基人及领袖。在墨索里尼法西斯统治时代长期受到监禁，在狱中著有《狱中札记》。他的文化霸权概念广为人知，即文化霸权是维护资本主义社会基础的最重要手段。
[2] 阿尔伯特·梅米（Albert Memmi，1920—）：突尼斯犹太裔法国作家，首部小说《盐柱》（1953）由加缪作序、《殖民者与被殖民者》（1957）由萨特作序，对1960年代的反殖运动影响巨大。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