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贝尔·胡克斯 -> 《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1984）
第二版序言
看见光明：女权主义幻想
在当今世界，女权运动仍然是为了争取社会平等而进行的最有力的斗争之一。我19岁时完成了我的第一本女权主义著作《难道我不是妇女：黑人妇女和女权主义》的初稿。过了将近十年，这本书才得以出版。在那十年里，我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女权主义理论的创建之中。一些个人在谈论或者撰写有关当代女权运动的内容时，他们常常让人觉得似乎从一开始就有一整套作为女权主义基础的原则和信仰。事实上，当女权主义浪潮在20世纪60年代末兴起的时候，它往往以不同的形式在常常不知道彼此的存在的妇女中表现它自己，因而并不存在明确的政治纲领。
当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在有关“无名问题”的文章中提到性别歧视是如何以阶级特权的方式影响着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妇女时，赛普蒂玛·克拉克、埃拉·贝克、法妮·洛·汉默和安·默迪（Septima Clark，Ella Baker，Fannie Lou Hamer，and Ann Moody）与全国个体的黑人妇女一起在黑人民权运动中向性别歧视发起挑战。白人妇女把她们的运动称为反对性别歧视的妇女解放运动，以区别于全国的黑人解放运动。
我们不知道是谁“首先”使用了“妇女解放”这个词。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从当代女权运动的历史中了解到在全球各个地方都有个体的妇女在反抗性别歧视。当这些妇女见面交谈时，那种集体反抗便成为人们所说的妇女解放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了女权运动。女权主义斗争发生在任何地方的任何一个女性或男性反抗性别歧视、性剥削和性压迫的时候。当人类群体采用有组织的策略来采取行动消除父权制的时候，便产生了女权运动。
我在父权制家庭长大的过程中有了女权意识，并且进行了女权主义的反抗。我违背了父亲的父权主义思想，选择了接受高等教育，这也让我的母亲感到害怕，她认为太多的教育会使我“不合适”做一名真正的女人。我在大学二年级时加入了女权运动。在校园的各个地方，参加激进政治活动（黑人解放斗争、社会主义、反战和环境权力）的年轻女性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到性别问题上。女学生们吸取了发起妇女解放运动的积极分子的工作成果和经验，她们发表宣言和意见书，在各处，她们都被激励去审视过去、找到并发现我们身上所隐藏的故事和女权主义历史。当这项工作正在开展的时候，另一个以妇女为中心的研究学科也产生了另一个领域，这便是女权主义理论。
最初的女权主义理论与女权主义学科不同，前者是对性角色的批判性质疑和重新想像，而后者的中心在于重新发现过去的历史、被遗忘的英雄和作家等等，或者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记录当今妇女的现实生活。女权主义理论为这项运动提供了一个革命性的蓝图——能引导我们去改变父权主义文化传统的蓝图。到20世纪70年代末，女权主义思想家们已经开始对60年代末出现的激进的女权主义思想进行辩证的批评。这样的批评形成了修正的女权主义理论的基础。
当激进的有色人种妇女和她们的白人妇女支持者们开始猛烈地向认为“性别”是决定一个妇女命运的基本因素的观点发起挑战的时候，女权主义思想和实践从根本上被改变了。我仍然能记得在我参加的第一次妇女研究课上——那里除了我之外其他参加者都是白人妇女，而且多数有着特权阶层的背景——她们讨论的问题之一是有关统治的起源，有人认为—个孩子从子宫里生出来时的性别是最重要的因素，当时我打断了她们的讨论，每个人都很不安。我说当一对黑人夫妇的孩子从子宫里出生的时候，人们首先考虑的因素是其肤色，然后才是性别，因为种族和性别将决定孩子的命运。着眼于性别、种族和阶级的连锁本质是一种改变了女权主义思想方向的观点。
在女权运动的早期我们发现比较容易接受性别、种族和阶级共同决定女性命运这个现实，但要理解它是如何具体形成并且影响女权主义的实践则要困难得多。当女权主义者谈论着进行一场有着广大群众基础的女权运动的必要性的时候，却没有可以形成这项运动所需要的广泛深入的基础。女权解放运动建立在一个狭窄的基础之上，它主要引起了人们对与特权阶级妇女（主要是白人）有关的问题的注意。我们需要能够为以广大群众为基础的运动提供思想和策略的理论，这种理论应该用建基于对性别、种族和阶级的理解的女权主义观点来审视我们的文化。为了这一需要，我撰写了《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
现在，个人从事女权主义工作以唤起人们对性别、种族和阶级问题的思考已经很普遍了，人们常常忘记了开始时大多数女权主义思想家——其中有很多是白人和有特权阶层背景的人——对接受这个观点抱着敌对的态度。那些想从种族—性—阶级的观点来谈论性别问题的激进/革命的女权主义思想家被指责为是破坏了运动、转移了中心的背叛者。我们的工作常常被忽视或者受到无情的批评，认为它缺乏学术性或者太有攻击性。那时，白人朋友们常常鼓励黑人妇女或者有色人种的妇女去谈论种族问题，而我们的有关女权运动的其他所有方面的观点则全都被忽视。我们对限制我们的观点的作法进行了有力的反抗，承担了我们创建女权主义理论的职责，对女权主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关注。这种职责是《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的伦理（道德）基础。
女权运动最肯定的一个方面是形成了一个理性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坚持辩证的批评和交流。听着激进思想者们（其中也有有色人种妇女的声音）的声音，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面貌改变了。许多不了解真相的白人妇女打破了否定的坚冰，开始重新审视她们过去是如何谈论以及在文章中是如何讨论性别问题的。在我们的社会中从没有其他的争取社会正义的运动像女权运动这样具有自我批判性。女权主义者在需要的时候愿意改变方向，这已经成为女权斗争的力量和生命力的主要源泉。这种内在的批评对于任何政治转变都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的生命不是固定的或静止的，而是不断变化的一样，我们的理论也必须始终是不固定的、开放的，并且要对新的信息作出反应。
当《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首次出版时，它受到了需要一种新的想像的女权主义思想者的欢迎和称赞。即使这样，个别读者还是觉得书中的理论“有煽动性”、“让人不安”。评论者用了“无情的剖析”来形容这本书。当时主流女权主义者对这本书和其他任何被认为“批评得过火”或者“太激进”的其他女权主义理论都置之不理。《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被作为一本幻想者的著作介绍给没有准备接受它的女权主义者。渐渐地，随着女权主义思想家（尤其是白人妇女）接受了用种族、性和阶级的观点来看待性别问题的方式，这本书开始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它在其他幻想作品中有了一席之地，这些作品正在用一种积极的和建设性的方式改变着当代的女权主义思想。
《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所描绘的女权运动的蓝图异常地完美。它与几年前一样地涉及了我们当前的形势，为建立我们仍然十分需要的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女权运动提供了方针。它用一种比当前许多女权主义理论更加易懂的语言写成，体现了女权主义者的希望，即我们可以找到一种共同的语言来传递信息。自从它第一次出版以来，女权主义学科和理论开始在这个社会中远离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正是这种距离使女权思想对多数人来说是不相干的。我在书中强调我们需要针对每一个人的女权主义著作；没有它就不会产生富有批评意识的女权主义教育。
女权运动在女孩和男孩、妇女和男人、我们的社会生活、帝国主义政治制度、白人至上论和资本主义父权制度中都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变化。尽管无用的女权主义充斥整个社会，但事实依然存在：每个人都从当代女权运动所带来的文化革命中受益。它改变了我们如何看待工作、我们如何工作以及我们如何去爱的方式。然而女权运动并没有进行持久的女权革命。它没有结束父权制、根除性别歧视、性剥削和性压迫，其结果是女权主义的成果总是有失去的危险。
我们已经目睹在生育权方面的重大损失。对女性的暴力在上升。对劳动力的性别偏见每天都在发生。对女权主义无情的批评在指责运动中的家庭暴力，敦促妇女和男人们放弃女权主义思想，回到以性别划分的角色中去。父权制的大众传媒要么把女权主义说成是垃圾，要么告诉公众它是没有必要、没有生命的运动。机会主义妇女倒是为女权运动的成功喝彩，然后告诉我们它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为在这个妇女迅速成为我们国家主要的贫困者、单身母亲正在患病、贫困的人得不到国家的帮助、大多数各个年龄层的妇女得不到基本医疗保健的社会里，“所有妇女的生活都得到了改善”。然而即使知道了这些可怕的事实，幻想女权主义者的演讲仍然只越来越多地在受过教育的精英之中进行。如果它一直这样，人们就听不到女权主义思想，最终女权运动也将终结。
为了重新开始女权斗争，确保我们正朝着女权主义的未来前进，我们仍然需要针对每一个人的女权主义理论，让每一个人知道女权运动可以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这种理论与《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中所进行的分析一样会一直发起挑战，让我们震惊、愤怒，转移我们的范例，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使我们不安。这就是革命。如果我们想生活在一个没有性别歧视、和平、自由、平等、没有统治的社会里，就需要女权革命。如果我们沿着这条女权主义的道路前进，那就是我们的未来。《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将继续是向导。
纽约
200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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