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巴金 -> 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1930)

第五章 原理与实行



  社会革命的主要目的应该是民众生活情形之立即的改善。革命之成功与否完全靠着这一层,这是我们已经明白的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将消费与生产重新组织过,使之能够真正便利人民。社会革命得以稳固而安全,这是最大的关键。在俄国征服反革命势力的并不是红军,乃是那些把持他们在革命开始时所占据的土地的农民。社会革命要想生存而发展,必须使民众在物质方面有所获得,民众必须确信他们的努力已经生出了实在的利益,或至少应有将来会生出这样的利益之希望。社会革命如果把它的生存与防卫交给机械的工具如战争,军队之类,革命便只有失败。社会革命之真正安全是有机的;这就是说它在工业与生产里。

  革命的目的乃是获得较大的自由,增加人民的物质上的安乐。社会革命的目的特别是使民众用他们自己的努力,来改善生活情形与社会的福利。

  换言之社会革命所应该建立的是自由。因为真正的自由是基础在经济的机会上面。没有经济的机会,自由便是欺人的空谈,便是掩饰掠夺与压迫的假面具。彻底地说,自由是经济平等的产儿。

  社会革命的主要目的既然是在建立基础于平等的机会上面的平等的自由,那么革命的改造之第一件不可缓的工作就是实现经济的,政治的与社会的万人平等。

  要完成这个改造,必须先使工人完全熟习本国的经济情形,必须先有出产物的完全清单,必须完全明白原料的来源,必须把工人适当地组织起来以求有效的管理。

  这样看来统计和技术便是革命爆发后所非常需要的。生产与分配乃是革命之生命;这两项却都是基础在统计与技术上面。所以在革命爆发之先工人必须获得这种知识,才能够完成革命。这岂不是很显然的事吗?

  现在你该懂得我在前章中所说的店铺委员会工厂委员会等等是如何地重要,而且在革命的改造中占着什么样的地位了。

  一个新社会有如一个婴儿,并不是突然生出来的。新的社会生命在旧的形体中发育,恰与一个新的个人生命在母亲的子宫中胚胎一样。它需要着时间与某种过程来渐次发展,以至于成为一个能够作用的完全有机体。一旦到了那一个阶段,于是新的生命便在痛苦之际产生下来,在个人是如此,在社会也是如此。革命便是这新社会生命之接生婆。这句话完全不错。资本制度是新社会的母亲,工厂委员会与有阶级意识的工人团体之类便是新生命的胚胎。在此等工厂委员会与工人团体中工人必须获得管理自己的事务之知识,在这过程中他会逐渐明白社会生活乃是适当组织,联合努力,休戚相关之问题。他会知道只有自由联合与协力工作才可以有成绩;他会知道政府与法律并不生产,并不创造,并不能使米麦生长,并不能使机轮转动。只有工人的一致合作才能够完成这一切。经济会教他用“管理事物”来代替“统治人们”。在他的工厂委员会的日常生活与日常斗争中工人必须学习到怎样来指导革命。

  工厂委员会(由一工厂组织起来,而一地方,而一县分,而一省区,而一国,而全世界这样子地联合起来),正适宜于进行革命的生产事业。

  工人议事会(同样由一地方进而至于全世界)是最宜于用人民合作社这个工具来管理分配事业。

  此等委员会由本厂或本店的工人举出,它们又使本厂或本店与同一工业的其他工厂或其他店铺连接起来。一个工业的联合议事会又把本工业与他工业联起来,这样形成了全国劳动议事会同盟。

  合作社乃是乡村与城市间的交换媒介物。农民(也是依地方组织起来,而一县分,而一省区,而一国以至于全世界这样子地联合起来),用合作社供给城市的需要,又由合作社接收交换来的城市工业出品。

  每次革命都免不掉有一个充满着热望的民众热诚之大爆发。这个自发的,有力的高潮打开了人的创意力与活动之泉源。民众的创造力找到了活动的地方,可以自由发展,不受阻碍。这样才使革命进展而加深。反之,要压制民众的创造力便是压制革命。只要民众觉得他们是革命之直接参加人,他们是在形成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是在制造革命,他们是与革命分离不开的,那么革命便是极其安稳,它会生长,会发展而强固。然而要是一旦民众的活动被一个政党夺去了,或者集中在某一个特别组织里,那么革命的努力便只限于一个较小的圈子内,而大多数不能实际参加。其结果免不掉是民众的热诚逐渐减低,创造力麻痹,创意力消失,而革命成为一党的垄断物,这时候那一个政党便要专政了。

  这是革命的致命伤。要避免这个灾祸,唯一的方法便是前面所说的革命的店铺委员会及其他革命的工团。这就是说要工人时时刻刻都注意自己的事务,自己来管理事务,练习管理工业的方法与技算以便自己来管理它。这样到了革命的时候工人自己就可以完成一切,用不着政党来参加来鬼混了。无论这政党再有什么厉害的手段也是没有用的。因为那时候是没有英雄用武之地了。

  民众之能否忠于革命,还要看他们是否以为革命是代表正义与公道的。革命之所以有力量激起人民做出绝大的英勇与献身的行为,也在于此。民众本能地把革命看作罪恶不义之敌人,把革命看作正义之先驱。在这一点革命便是一个高的伦理的要因,一个鼓舞的泉源。事实上只有伟大的道德原理才能够燃起民众的自己牺牲之火。要是民众对于社会革命之正义有了信仰,他们一定会做出许多的英勇与献身的行为来,他们的精力才不会竭尽。

  所以革命的要因虽是物质的条件,而决定革命之胜败的,除了物质的条件还有一种指导的道德原理。崇高的道德理想自然不是革命之主要条件,但它却是革命的鼓舞,它可以鼓舞民众向着他们所认为是正义的目标奋勇前进。譬如人各为其利益而行为,这句话是我在前面证明过的。然而如果人觉得他的行为是正当的话,他不是可以做得更光明更勇敢的吗?反之要是他明白他的行为虽有利于他,却不是正当的行为,那么他只能偷偷地秘密做去,怕人发觉。

  历史所给我们的证明也是如此。法国革命是物质条件的产物,我们不能否认。但是法国革命的指导原理却是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所以巴黎民众最初便把他们的愤怒集中在巴斯底狱,巴黎民众的第一次暴动便是捣毁巴斯底狱,因为它是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的大敌。被这崇高的道德理想,所鼓舞起的民众的献身热诚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克服的,因此巴斯底狱终于被毁了。这理想还鼓舞起法国民众完成了许多事业,使他们能够与欧洲许多君主的军队抗衡。只有到了后来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被专政压制了的时候,革命便衰落下来。俄国革命也是如此。

  单是物质的改善,没有崇高的道德的理想决不能使民众甘愿受苦,甚至牺牲物质的利益去求更大的自由与正义。俄国工农甘愿忍受饿寒,却不肯帮助反革命。他们不管处在何等穷困悲惨的境地,总是勇敢地防卫革命。只有在他们被政党欺骗,革命被专政摧残的时候民众才开始冷淡的。

  因此要忘记伦理的价值,要采用与革命之指导的道德原理相反对的方法,便无异乎打开革命的大门请反革命先生进来。

  “道德,道德!不错,中国安那其主义者中不是有人在提倡道德,以息邪说正人心救世之责自任吗?不是有人在创什么五不会六不社之类修身养性的团体吗?现在你也要提倡道德了!”你会笑起来。

  够了!我这里所说的道德并不是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这是人类在自然界中生存所必需的条件。换言之人类要在自然界的威压之下谋生存,必须实行某一种原理,这是环境所给他的,并不是什么圣贤的脑筋造出来的。人类为顺应环境起见才生出了他的社会本能(互助),一切道德就是从这个泉源来的。因为互助能使人类的生活发达繁荣,所以便在人类中渐次发达变为同情之感情,由此更发展而完成了别人的两个更高的阶段,正义与自己牺牲。

  由这而生出来的一种道德理想有时候是可以唤醒人的社会本能,养成他的同情心,点燃他的爱自由爱正义的热情。自己牺牲,奋勇救人,援助别人,不求报酬,这一类的行为是常常有的,这足以表示出人的本性和他的根深蒂固地潜在着的同胞爱与团结性,连带性。

  各时代各地方,各社会层的人类都是如此。最近安蒙生的故事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那位著名的挪威探险家经过了多年的危险的工作之后决心从事于文学的研究以消磨他的余生。他正在一个庆祝他的宴会席上宣布他的决心,那时候恰巧传来一个消息说诺比尔北极探险队遇难了。安蒙生马上便抛弃它的一切养息的计画,预备飞行去援救遇难的飞行家。他明知道这件事是极其危险的,但他一点也不去管它。这时候他的同情心与连带性征服了一切个人安全之考量,结果安蒙生竟然因此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安蒙生的精神是到处都有的。你看,不知有许多科学家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去求知识,以便用来为同胞谋利益;不知有许多医生和看护因救人而得传染病以致身死;不知有许多人自己甘愿受苦来使他所爱的人幸福;不知有许多男女青年甘愿忍受杀戮囚辱的命运来宣传革命以谋同胞的解放。不知有许多无名的各种工人献身来谋他人或本地方的利益。

  所谓道德理想也不过是用来养成人类中的安蒙生的精神罢了。这种精神在求自由求正义(你是知道这自由这正义是不能离开物质条件的)的斗争中是极其需要。它的广布可以鼓舞民众忍受革命时期中所常常不能免的困苦情形,而奋勇来进行革命的建设。

  然而道德的问题我想在这里还是少说的好,因为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社会革命的预备问题。总之一句话说完,社会革命中指导的道德原理不过使人相信“幸福并不在个人的享乐,也不在利己的或最大的欢喜:真正的幸福只能得之于在民众中间与民众共同为真理和正义奋斗”罢了。它并不限制个人的自由,它反而发展个人的自由。

  至于那些限制个人自由之现社会道德,我们全都否认,我们是蔑视个人道德的。

  社会革命之成功与否既然在物质条件之外还要靠着自由与平等两大原理。那么革命的一切活动都应该基础在自由与平等权利上面。革命时期的一切问题都应该在这方面打算,在这方面解决。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便是消费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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