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戴维·麦克莱伦《恩格斯传》
第五章 结论：恩格斯和马克思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绩，可以这样简单地来表达：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
正因为如此，恩格斯的名字和生平，是每个工人都应该知道的。
——列宁 |
恩格斯与马克思（19世纪70年代，素描）
为了对恩格斯做一个令人满意的描述，有必要尽可能地澄清他与马克思的关系。很多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已经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恩格斯和马克思是一种合二为一的人物。恩格斯自己也通过对他身份过分谦虚的描述传达了这种印象。他在1884年写道；“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做得还不错。我很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1]但是，这也清楚地表明，恩格斯和马克思在性格和视野上是不同的。此外．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成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仅体现在经济上和情感上，而且也构成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成因。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5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在很多方面，可能都会找到恩格斯和马克思很多不同的特征。例如：首先，恩格斯的衣服总是完美无瑕的：他经常修饰自己并着装整洁，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这样描述道：“他总是精神抖擞，衣着整洁，就像在普鲁士军队当志愿兵时准备参加阅兵典礼似的。”[1]马克思很少注意梳洗和修饰，被他的很多亲朋好友视为一个波希米亚人。其次，恩格斯有条不紊，像一个老女仆，他的书房像一个牙医的诊室，他的书和报纸都以一种无可挑剔的顺序摆放起来。马克思的书到处都是，而且经常混杂在家具物品中间。最后，恩格斯的笔迹是整齐清晰的，马克思的笔迹众所周知是难以辨认的。
[1]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回忆恩格斯》，28页。
从这些差别中可以引申出更重要的事实；马克思——尽管他有时候深感遗憾——基本上是一个重视家庭的人：他17岁的时候就订婚了，他保持着对自己妻子的终生爱恋，妻子给他生了7个孩子。相比而言，恩格斯一直没有结婚[1]：他在年轻时是一个非常风流的人，即使在曼彻斯特过着半单身的日子时也是如此，尽管他那时候爱着玛丽·白恩士。这种关于家庭生活态度的比较在他们的友谊中永远都是一个注脚。马克思的妻子不赞成与玛丽·白恩士交往，并拒绝与她见面。当玛丽逝世的时候，恩格斯抱怨马克思对这个消息“冷冰冰”的——尽管他自己内心的反应也很平淡。他将马克思的态度与他对同情的“平庸”的认识做出比较，进而指出：“你却认为这个时刻正是表现你那冷静的思维方式的卓越性的时机。”马克思对此表示歉意，而恩格斯的回信表明，他不能在失去玛丽的同时再失去自己的好朋友。此外，马克思对莉希·白恩士逝世的评论确实表明，他有些瞧不起莉希没有文化。这些并非个别情况，从下述事实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女儿销毁了不少关于马克思逝世的书信，这可能也伤害了恩格斯。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0卷，310页。
然而，他们关于家庭事务的不同做法确实使恩格斯为马克思提供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帮助：暂时接受了他的私生子弗里德里希·德穆特与自己的父子关系。事实上，马克思欠这位朋友的是数不清的。除了为他付出毕生深厚而稳定的友谊之外，所有这些也都意味着，恩格斯为马克思提供了最多的物质上的帮助。
19世纪40年代末，马克思已经相对比较宽裕了，但是在伦敦定居之后，他实际上很快就陷入了贫困。在他生命的最后30年，马克思是靠恩格斯维持生计的。最初，出于安全的原因，恩格斯只能在信中邮寄相对少量的钱，或者将银行票据撕成两半分别邮寄。然而，从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恩格斯每年都能为他提供丰厚的资助。从今天[1]的货币价值来看，恩格斯为马克思和他的家庭提供的资助超过了10万英镑。不止于此，恩格斯总是愿意放下自己的工作来支持马克思：当马克思获得了一份担任《纽约每日论坛报》通讯记者的工作，却对自己的英语感到力不从心的时候、恩格斯定期把文章发给他．马克思可以在寄出前署上自己的名字。当马克向他请教军事问题、农业经济学、自然科学领域的新发展或以欧门-恩格斯公司为例简要介绍资本主义制度的实际运作方式时，他的朋友恩格斯随时准备提供必要的资料。
[1] 这里指的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译者注
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思想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关键的时刻，恩格斯使马克思的注意力转向了他毕生的工作——经济学研究，并为他提供了一些基本概念。正是恩格斯在1843年底为马克思的《德法年鉴》寄去的文章《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一次引起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兴趣。15年后，马克思还将这文章描述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1]。实际上，恩格斯勾勒了很多对马克思主义具有根本意义的主题：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经济周期现象；一方面财富不断增长和另一方面日益贫困化之间的对比；阶级之间的两极分化和公开的竞争导致垄断的趋势。在构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诸多笔记本中，马克思在经济学部分摘录的第一部作品就是恩格斯的这篇文章。马克思的这一灵感主要是受到了恩格斯的启发，当恩格斯和马克思1844年9月在伦敦会面时，他们发现彼此“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2]。第一次阐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几部著作——《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都是他们合作完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巩固了恩格斯的这种影响，其丰富的细节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很多主题中得到了持续的体现。此外，恩格斯的著作开创性地使用了注册总局局长、工厂督察总监和议会调查人员所提供的统计学资料。这为马克思将他使用的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资料运用到《资本论》的历史部分埋下了伏笔。最后，恩格斯为编辑《资本论》后两卷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不应该为人们所遗忘。这项工作占用了他生命最后12年的精力，除了他之外，没有人能为我们提供今天的《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33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196页。
《资本论》德文版第2卷（1885年）和第3卷（1894年）
恩格斯在如下这段话中概括了他与马克思的关系：
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40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我也能够做到，至多有几个专门的领域除外。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1]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42页。
认为恩格斯在这里有些过于谦虚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正如上面详细说明的）恩格斯确实在马克思职业生涯开始的阶段对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二是恩格斯总是强调一种稍微不同的观点，尤其是在马克思逝世后，这一点得到了凸显。当恩格斯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之后，在某种程度上与马克思自己的观点是有些差别的。据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仍然让他尽的义务是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细微差别承担责任，而现代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或不想捍卫这些不同的观点，他们显然不能接受这样的意见：马克思的著作和晚年恩格斯的观点之间没有连续性。但是，差别同样也在那里，他们朝不同的方向走了很长一段路。
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家庭背景与教育经历是非常不同的，这必然对他们后来思想的发展产生某种影响。首先，恩格斯在一个虔信派家庭中长大，他从自己的宗教信仰中解放出来要经过艰难的抗争，因此，他的唯物主义观点比马克思的更明显，也更有论战性，他似乎从来没有过完全为宗教所吸引的经历。其次，恩格斯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人，靠经商或服兵役谋生，在业余时间思考问题，而且很快就转向了对经济学和工人阶级的研究。特别是，他从未经历过深刻的、系统的、与黑格尔思想的专门搏斗，而马克思在信奉共产主义之前，花了七年时间对此进行艰辛的探索。这些差别往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事业的非正式分工中得到了增强。马克思致力于研究政治经济学，而恩格斯则关注军事史，尤其是自然科学。此外，在马克思集中研究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更根本的方面，恩格斯承担起捍卫他们共同观点的任务——这个任务几乎必然要涉及过于简单化的问题。
左图为恩格斯的母亲伊丽莎白·弗兰契斯卡·毛里齐娅·恩格斯，右图为恩格斯1871年写给母亲的信。
这些不同的背景和成见的结果清晰地体现在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和马克思负责完成的《共产党宣言》最后定稿这两部文献的比较中。从黑格尔思想、青年黑格尔派和法国社会主义的背景来看，马克思强调政治、自我意识和阶级斗争；恩格斯对英国政治经济学印象深刻，谈论的更多的是技术发展和工业革命的经济结果。马克思的研究涵盖的辩证转化似乎借鉴了黑格尔的思想；恩格斯具有一种技术决定论的发展观念，更多借鉴的是启蒙思想。
这些差别在他们关于历史发展和共产主义的本质的观点中也体现得很明显：马克思看到的是从公有制农业社会中产生的多线性发展路径；而恩格斯，特别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看到的只是一种单线的发展路径。但是，这种差别最显著地体现在他们的共产主义构想中。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构想是简单而乐观的。一旦生产方式为社会所占有，那么
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已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1]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634页。
相比而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下了一个有关生产劳动领域的著名段落：
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1]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5卷，926~9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这两段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马克思没有恩格斯乐观，却比恩格斯更辩证：必然王国是不能消除的，而且必须被用来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基础。
这种对人类历史最后形式的不同态度从一开始就伴随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差别而存在着。正是恩格斯接受了摩尔根的两性关系演化的观点（在他著作最站不住脚的部分），他才采用了达尔文主义的方式，解释不同于后来历史发展的原始社会的动力。马克思很少关注这个领域，他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氏族制度上。他正是在这种经济-政治的框架内思考女性的社会地位问题的；相比而言，恩格斯认为各种形式的杂交是极为重要的。总的来说，恩格斯倾向于将当下的社会与原始共产主义和未来共产主义进行对比，在某种程度上，他将过去的理想的共产主义当作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的模型。在这一点上，他追随的是卢梭。然而，马克思没有将当下的社会与原始共产主义进行这样的类比，没有这样来理解原始共产主义，他将这本身看作一个孕育未来共产主义的辩证过程。在这一点上他追随的是黑格尔。
恩格斯对马克思的遗产所作的贡献中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他形成了这样一种趋势：将马克思的观点转化为一种世界观，一种哲学体系，一种对世界的解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党员巨大的增长数字，还是作为把握人类进步的关键的自然科学日益增加的声望，都促进了这个过程。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数增长要求一个系统的学说，这是很容易理解的；而科学观念的威望增加，意味着它必须以这样的学说来指导，因为社会民主党的普通党员已经受到庸俗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强烈影响，恩格斯的天赋在于他是一个文思敏捷和表述清晰的作家——一个最具有语言表达才能的普及者，这使他令人敬佩地发挥了新兴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理论导师的作用。早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他就已经宣称：“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1]。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776页。
恩格斯就这样将马克思的观点逐渐同化为科学的世界观，当然，马克思自己也称他的著作是科学的（黑格尔也是如此)，但是，在他的著作中这个术语没有多少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内涵。正是恩格斯和他的继承者使“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意义变得狭窄并逐渐削弱了。在这种语境中，很重要的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频繁使用的“物质”概念与马克思的著作完全无关。恩格斯所说的辩证法的规律在自然界客观存在且在独立于人的头脑的条件下发挥作用。因而，自然的世界和历史的世界被分解为两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对马克思来说，辩证法的核心内容恰恰就是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在马克思看来，任何构造一种外在于历史过程本身的历史过程研究的客观依据的尝试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所有的思想都是社会的，其意义只有通过对社会的研究才能够把握。
关于这种差别的一个具体例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费尔巴哈的态度。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是因为费尔巴哈不能以历史的方式来理解唯物主义，因而不能看到人类历史受到其物质需求的制约；而恩格斯攻击费尔巴哈，是因为他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1]，因而是一个“唯心主义者”[2]。恩格斯很愿意用相对比较长的时间致力于研究费尔巴哈（就像他的追随者普列汉诺夫一样），这也是他唯物主义——作为对世界的一种哲学解读——感兴趣的问题所在。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28页。
[2] 同上书，231页。
尽管恩格斯自然不能承担马克思主义学说演变的唯一责任，但正是他的权威解释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持久的吸引力，尤其是在哲学领域。马克思主义开始逐渐等同于辩证唯物主义——一种不仅在马克思的文本而且在恩格斯的文本中缺少的表述（它首先是由狄慈根在19世纪70年代使用的，使它广为流行的是列宁的老师普列汉诺夫，他严重地依赖恩格斯的思想）。关于具体的哲学问题，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家，以考茨基为首，都深受恩格斯的影响。确实，他们中的很多人是通过阅读《反杜林论》而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在俄国也是如此，列宁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采用的就是类似的论调。这部著作（不像他后来的《哲学笔记》）更为重视的是其政治目的——为了防止布尔什维克遭受非正统哲学的攻击——而不是为了其哲学价值，这个价值是非常弱的。列宁几乎只依赖于引用恩格斯的话，马克思明显是不在场的。粗陋的唯物主义是最保守的理论，不足为奇的是，随着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巩固，对恩格斯思想的庸俗化就成为苏联哲学教科书的主要内容——这种情况至今[1]也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变。
[1] 这里指的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译者注
恩格斯在晚年的很多书信中都批判了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教条化的倾向，图为恩格斯写给康拉德·施密特、约瑟夫·布洛赫等人的信。
对此的反应是不可避免的：乔治·卢卡奇是其中第一个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反对者，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21年）中提出了一种对马克思非常黑格尔化的解读，这与恩格斯的版本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卡尔·科尔施几乎紧随其后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马克思更具有人道主义意义的早期文本在20世纪30年代初出版，有助于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提供一个不同的侧重点。确实，对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活动家来说，在自然中存在辩证法的问题（相对于社会中的辩证法）似乎是一个准形而上学问题，对消除紧迫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来说是遥不可及的。而这种反应只是在最近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版本和对马克思的方法论问题的研究旨趣中得到了部分的缓和。
然而，这些思考不应以任何方式减弱我们对恩格斯为社会主义运动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的赞赏。马克思这样描述他的朋友，“他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不管在白天还是黑夜，不管是头脑清醒还是喝醉酒，在任何时候他的工作能力都很强，写作和思索都极快”[1]。确实如此，恩格斯的博学是引人注目的。正如恩格斯自己首先承认的，尽管他缺乏马克思那样卓越的天才，但他在最多样的发展方向发挥了自己强大的天赋。恩格斯是一个一流的语言学家、杰出的军事理论家，至少是一个与马克思同等水平的历史学家，人类学的先驱，以及很多新兴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公认的导师。恩格斯对18世纪启蒙运动的学术思想遗产的借鉴也许比马克思更多，而他的博学让人想起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他还对启蒙运动具有一种抑制不住的乐观态度，在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即将来临之际，他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这个可能难以坚守的信念已经在问题更多的20世纪幸存下来了。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8卷，6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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