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1987）
主题
生产为一切形式的社会存在创造了物质基础。在生产过程中，人的努力的组合方式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包括政治形态。生产产生了行使权力的能力，而权力则决定着生产的方式。本书即是以权力与生产的相互关系为出发点，来研究诠释目前的历史变化。
研究的第一阶段是把广义上的生产归纳为具体的概念，用以表现历史上生产的各种组织形式，即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各种类型。此为第一部分讨论的题目1。下一步则是研究历史上国家和世界秩序结构中权力的具体类型，看它们是如何形成生产关系，又是如何被生产关系的形式所决定的。这是第二部分的论题2。
对于这些从历史中提取出来的概念，分别从当时的和历史的这两个角度进行了探讨；前者把这些概念看做连贯的整体，后者则着眼于它们内在的那些导致了或可以导致变化的矛盾。对于生产关系的论述着重于生产者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可以成为阶级形成的基础。在涉及国家时，论述的重点在于阶级结构的嬗变，它预示着国家结构的变化。
【2】第三部分使用前两部分中展开的分析方法，对现今的趋势和选择进行分析。今人对这些趋势和选择无法自主决定，但只能在这些条件的范围内缔造未来的历史。国家结构的变化影响到生产关系，对这种变化的趋势的探讨涉及霸权性世界秩序的衰弱。生产关系确定了行使政治权力的条件，对于生产关系走向的讨论则是在不断变化的积累结构的框架内进行的。
这些趋势和走向并非都朝着一个方向。它们有着自己的矛盾。书中对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进行了研究，以图找出它所预示的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结构性变化。那场世界经济危机像一道界限，是位于以往清晰可辨的结构和今后尚未分明的结构之间的过渡阶段。未来的结构将由人来建立，而人又是历史的产物。因此，书的结尾部分把历史中人的因素作为一个集体，进行了分析研究，研究了阶级的组成和由阶级采取政治行动，建立新的国家结构的可能性。
把生产置于中心的地位便直接导致了社会阶级的问题。生产结构造成雇主和工人、领主和农民之间权力的不同，这种不同构成了阶级差别的基础。但是，历史上阶级的形成与否还涉及其他因素，在近代史中比较显著的因素包括政党和其他用以激起和引导阶级意识的集体行动的渠道。
在对历史变化的研究中注重对阶级的分析，这种研究方法似乎太老派了。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受欢迎的社会学理论早已排除了阶级的因素。那些理论认为，政治活动是由个人“行为者”和个人组成的团体所进行的，他们的观点和在决策过程中的相互作用由“政治文化”所决定。有些非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早期的工业社会中，阶级可能是冲突和变化的基础和原因，但近年来，它的作用已经不再重要[1]。就连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也加入了把阶级从现代历史研究中剔除出去的企图。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位激进的批评家鲁道夫·巴罗认为，自从生产力造成了物质的丰富以后，阶级这一概念就已过时，目前真正的社会问题转【3】为唤起人们的觉悟，实现心理上的解放[2]。来自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批评家安德烈·戈尔兹认为，产业工人现在完全服从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方式，并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丝毫没有能力来领导改变社会的运动。他认为，只有从社会中那些超脱于阶级之外，预示了阶级的瓦解的领域中，才能产生消灭资本主义的力量[3]。
历史事件似乎也证明，阶级已不再重要。人们普遍以为，自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不再能够容忍大规模的失业。但是，80年代早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失业率飙升，而工人们却不敢有所动作。他们遭受了这么大规模的伤害，为什么却没有做出相应的反应呢？这实际上难道不是对阶级斗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这种理论的反驳吗？第三世界近期最暴烈的革命打的是伊斯兰教的旗号，并未提及阶级。只有在本应消除了阶级（尽管国家依然存在）的东欧，才出现了波兰的团结工会这一建立在阶级的基础之上的反对运动。不过，在其他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中尚未出现类似的运动。
这些主张抛弃阶级分析的各种理由，无论是来自理论还是实践，都指出了过去阶级分析这一方法的运用中存在的缺点或不足，可以把它们理解为要求通过进一步发展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来对阶级进行重新思考的呼声。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阶级的形成和瓦解以及阶级冲突；阶级关系为经济和政治、生产和权力提供了彼此之间的联系。本书旨在说明，在这个方面，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仍然正确。然而，不能把根据19世纪中期欧洲的社会状况所确定的阶级的定义机械地全盘照搬到20世纪晚期的世界，因为目前的社会阶级状况有着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4】为了使阶级分析重新成为一项正确而有用的工具，可以用来了解并试图改变社会，就需要对阶级形成的动力采取新的探讨方法。这意味着以生产为出发点，研究生产的各种不同方式和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不同社会关系，看它们是如何影响各种社会力量的，而这些社会力量则有可能构成国家和世界秩序的权力基础。另外，也要回过头来考虑寓于世界秩序和国家制度中的权力如何形成并控制着生产关系的发展。
为了明白政治权力的形式和生产体制的形式如何及为何发生变化，需要找到一种具体的方法来了解掌握各种不同的生产形式和政治形态。历史上持久的生产关系格式和国家形式可确定为典型的类型。典型的类型把历史的运动“定格”，把一种特定的社会实践（如一种组织生产的方式或一种国家的形式）作为概念固定下来，以便同与其他的社会实践相比较、相对照[4]。采用这种方法来确定概念也有助于对一种类型所代表的社会实践中的紧张和冲突进行研究。因此，使用典型的类型和对历史的辩证观彼此之间并无冲突。典型的类型是诠释历史的工具之一。
典型的类型是表现历史结构的一种方法。结构一词的用法多种多样，最好从一开始就讲明它在本书中的含义。有些作家用“结构”来指固有的思想或关系形式，它们独立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不过是结构的承载者而已[5]。本书并无这样的意思。当然，孩童甫一出生，社会上早已充斥着各种公认的社会惯例。从这个意义上说，结构先于个人。然而，这些惯例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不管是语言、法律制度、生产体制或是政治制度，都是人的集体活动的产物。本书中使用的历史结构一词指的是由人的集体活动所形成，通过人的集体活动而变化的持久的社会惯例[6]。
【5】从这些相互联系的历史结构中产生出来的权力制度始于世界上劳动进行的方式。劳动是通过一系列相连的生产关系的结构进行的，每一种结构都是一种权力关系，有些统治性和压迫性较强，有些较为公平均衡。生产不仅通过权力关系进行，而且还创造可以转变为其他形式的权力的资源，这些权力的形式包括财务、行政、思想、军事和警察权力。
然而，先有生产，然后才有权力体系，这只是一种逻辑的推理，因为任何形式的国家都要靠生产来为它提供物质基础。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情况却并非如此。事实上，主要的生产结构如果不是由国家所创立，至少也是由国家所鼓励和维持的。竞争性的资本主义要靠自由主义国家来打破商业主义的桎梏。中央计划是布尔什维克和法西斯的国家组合主义的产物。在历史上，与其说生产决定了国家的形成，不如说是国家确定了生产的形式。不同形式的国家为何以及如何确定并推行某种特定的生产关系的格式，这些就是本书将要解释的问题。
每一个社会都包括几种相互关联的生产关系。比方说，除了集中的集体谈判制度以外，还存在着没有工会组织的开放性劳力市场、个体经营和家庭生产；中央计划外围有合作社、个体经营，也有家庭生产；第三世界国家中有工业区，另外还有农民农业生产、生存型农业和城市中各种各样的“非正式”生产关系。国家从这些生产关系中取一种，把它奉为主导的、最正规的、霸权性的形式。此外，国家还对同时并存的各种其他生产形式之间的关系进行组织。必须解释清楚国家在这方面是如何做的，因为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社会内部的权力的组织。
在不同类型的生产关系之间建立的等级制（刚刚说过，这是国家的任务之一）构成了积累的结构。盈余从附属的弱势生产层次流向主导的强势层次。农民、廉价劳力和家庭妇女的劳动为大工业提供辅助，养活【6】着大工业雇用的工人。中央计划经济则从农业公社中吸取盈余。现代史中有两大发展方式：资本主义方式和再分配方式。两者的共同特征为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它们取代了先前缺乏扩张动力的方式。资本主义和再分配这两种方式采取不同的积累方法。它们在各种生产关系之间建立的联系格式不同[7]，因此，所建立的吸取盈余的过程也就有所不同。对这两种发展方式的积累机制以及它们各自经受的危机提出解释，就是对这两种社会中权力的形成和运作的说明。
一个社会的生产结构是阶级结构的基础。然而，生产的结构只造成了形成阶级的潜力。阶级是否真正能够形成，取决于影响到人们的意识的因素。具体来说，它取决于政党组织的形式和政党的发展水平。阶级和政党是生产和国家接触的渠道。它们显示着主要影响力的所在，无论是主要来自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力量，还是来自国家[8]。
阶级结构是国家的基础，也决定着国家的性质。这并非说统治阶级纯粹把国家当做自谋私利的工具，而是说，国家的管理人明白，阶级结构决定了哪些事做得到，哪些事做不到，因此而为国家的行动设定了限制。这是对国家的任务和限制的一般性理解，并不排除在某件事上操纵国家政策，也不涉及某一个“作用者”的某项具体行动。这些任务和限制成了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确定了这些任务和限制的是安东尼奥·葛兰西所谓的历史集团[9]。说明某个历史集团的性质，也就弄清了国家的性质，并且为建立另一个历史集团，再进一步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提供了可能性[10]。
生产关系、阶级和历史集团的组合并不孤立地存在于各个国家之【7】内，而是与世界秩序相连。这个世界秩序既通过国家对它们产生影响，也同它们直接相关。现代史上历次世界秩序之间有着重大的质的不同和结构上的分别。若是认为由于所有的国家间制度都缺乏一个至高无上的世界级权威，因而它们实质上就都是相同的，那就是把问题过分简化，会造成理解上的失误。世界秩序间质的区别影响到战争的性质和发生率、解决争端的方式以及财富的创造和分配。前一个世界秩序与后一个世界秩序在这些方面的区别由国家和生产的形式所决定，而世界秩序一旦确立以后，反过来又为某种国家和生产形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世界秩序间的一个主要分别在于某秩序是否具有霸权性。19世纪中期英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和20世纪中期美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都是霸权性的世界秩序。处于它们二者之间，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在内的那段时间的世界秩序则不是霸权性的。我在这里使用霸权一词，不单纯指一个世界强国的统治，而是指一种特定的统治方式，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创立的秩序在意识形态上得到广泛的认同，秩序的运作依照普遍的原则，这些原则确保主导国和统治阶级能够继续保持它们的无上地位，同时又给弱势团体以一定的满足或得到满足的希望[11]。在这样一个秩序中，各个国家中的生产通过世界经济的机制彼此相连，并且联入世界的生产体系。主导国中的社会阶级与其他国家中相应的阶级结为同盟。作为各国国家基础的历史集团通过各国社会阶级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的思想观点而联系起来，形成全球性的阶级。围绕着国家间体系产生出一个世界性社会，国家也因为需要调整其机制和政策以适应世界秩序的节奏而逐渐国际化。非霸权性世界秩序的趋势则是反其道而行之。社会阶级和生产的结构主要以国家为中心。国家使用一切必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手段，来推动并保护某些社会阶级和生产结构的【8】利益。
本书概述的权力体系是开放的体系。体系中集结的各种力量一贯倾向于维护现存的结构。如果体系的一个部分发生动乱，可以通过动员起其他部分的力量来予以反制。然而，变化仍然是可能的，也确实在发生。从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历史集团和国家的形式，一直到世界秩序的结构，在所有这些层次上，变化都可能发生。这些层次之间有着相互支持的关系，任何变化通常都是通过这种关系而发生的。本书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描述一个不断自我加强的权力体系，而是要找出权力体系内最具有利于变化的条件的地方，来为制订一项推动社会和政治转变的战略进行必要的事先准备。
当然，在寻找竞争力量的突破点时，不应低估维护体系的力量。改变的力量如若只孤立存在于某几个国家或某些阶级中，就很容易会被各个击破。因此，我们将把注意力放在建立反对力量联盟的可能性上。这样的联盟并非对所有的反对力量照单全收，而是要联合那些在全球体系中彼此之间有一致性的力量。
怀着此一目的，本书集中探讨上述权力体系中的某些战略性环节，即：
● 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格式对于生产者的不同类型（较强和较弱），即阶级基础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 家的不同形式对生产关系的组织、各种不同的生产关系格式的相对发展速度以及阶级之间权力分配的状况的影响；
● 世界秩序层面上影响着生产结构和国家形式的趋势，尤其是
● 在霸权性世界秩序中的国际分工和国家的国际化；阶级的形成和瓦解及其潜能，这种潜能会改变生产关系、形成新的历史集团、并产生另外的国家形式和世界秩序形式。
[1] 克尔等人于1960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就采取了这一立场。该书在60年代早期在美国国内外都产生了一定的思想影响。贝尔（1960）也表达了相似的意见。
[2] 巴罗（1978）：尤其请看183—202页。
[3] 戈尔兹（1982）：尤其请看15页。
[4] 雷恩哈特·本迪克斯（1967）把这样的历史结构模式称为“有限适用概念”和“对照概念”。
[5] 法国的结构主义理论家们，从克劳德·莱维—斯特劳斯到路易·阿尔蒂塞，都持这种立场。语育学家诺姆·乔姆斯基也是这样认为。见莱维—斯特劳斯（1966）；阿尔蒂塞和巴利巴尔（1970）：111—112页；乔姆斯基（1972）。
【406】[6] 这是贾姆巴蒂斯塔·维科的观点。当然，他没有用结构这个词，而是用了cosa，这是拉丁文res一词的翻译，可以理解为“机构”。维科认为，语言和法律都是为这样的机构所制定的。见托马斯·戈达德·贝尔金和马克斯·哈罗德·非什为他们合译的《贾姆巴蒂斯塔·维科的新科学》的英译本（1970）所写的《导言》：51—52页。对维科来说，“机构的性质无外乎它们在某个时间，以某种形式出现（nasci—mento）”（如前第22页，第147段），“民间社会当然是由人组成的……它的原则因此也就在于我们人类自己思想的变化”（如前第52—53页，第331段）。我对考克斯（1981）中提出的历史结构的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
[7] 在谈到发展方式之前，先应考虑再生产方式这一更加全面的概念。再生产指的是各社会通过生养教育后代，并让他们担任经济和社会的作用而不断延续下去的过程。在整个人类历史期间，再生产经常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同样的社会结构反复再生。以土地为基础的社会再生后表现为小型的生存型社会，或由农民组成的村庄，它们产品的一部分为政治和宗教的统治阶级所榨取，这个统治阶级不参加实际生产，但保证着社会一政治秩序的再生产。再生产通常是没有增长、没有积累的循环过程。
在发展所包含的再生产过程中，既有积累，也有因此而发生的结构改变。（发展一词不一定具有积极的含义，不像进步一词表达的是褒义。）发展最初从资本主义方式开始。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家雇用的劳动力生产的产品超过了自己再生产的需要。资本家把剩余拿走，但并不用于消费或炫耀（像资本主义之前的时代那样，把土地生产的剩余用来摆阔），而是用来为扩大下一个周期的生产能力而进行投资，或是雇佣更多的工人、或是安装机器，以便在同样的时间内，用同样多的工人生产更多的产品。当然，资本家作为个人可能也会穷奢极侈，但他这种行为不是资本家应有的行为。
资本主义在这里只用来表达这一个含义。它是一种发展方式，打破了连续再生产的循环，引进了具有目的性的时间因素。它代表着积累、投资和扩大再生产的螺旋性上升。资本主义一词在本书中并不只指一种生产方式。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产生了好几种不同的生产社会关系方式。如果把它们都归在一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会造成这些彼此之间有着重大区别的生产社会关系方式的混淆。此外，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还把明显地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联系入了资本主义的积累进程。
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不在于有没有资本家，最终甚至不在于有没有私有财产。它包括；（1）在销售产品所得的收入中，除了支付用于劳动力和生产设备的维持和再生产的费用以外，盈余的部分挪作他用；（2）把挪用的盈余用来扩大生产，按照市场的需求，在下一个生产周期中尽可能增加盈余。只要再投资的目的是为了扩大在市场上的赢利，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至于由什么人或什么机构，比如是由资本家，还是技术组织，还是国家，来收取利润进行再投资，这从根本上说并不重要，不影响发展方式的实质。
发展的再分配型方式也是为了扩大再生产，但它的投资标准不【407】是增加利润，而是要达到为社会事先确定好的目的，所制定的生产策略也是为了在不受市场或利润率的影响下逐渐达到这些目的。在再分配型发展中，福利是由政治确定的，是有意识的政治选择，不是由市场决定的。当然，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倡导者们坚持认为，事实上，福利是由一股无意识的力量通过市场所推动的，这股力量汇总了所有的市场决定，它不仅决定着人们真正想要的东西，而且也决定着如何能够最有效地满足人们的愿望。批评家们则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加剧社会上和地区间的不平等，消费者的选择被商业广告所操纵，所以，选择的自由其实是一个幻觉，经济增长只图追求利润，置社会的代价于不顾，结果削减了人民的福利。批评再分配型发展的人们认为，这种发展方式助长特权、不平等，而且效率低下。我无意在此评论这些相互对立的意见孰是孰非。林德布卢姆在他于1977年出版的著作中对它们进行了研究。我要说明的是，再分配型发展用有意识选择的社会目标代替了据说市场中所固有的促进福利的无意识的进程。
正如资本主义发展不一定要有资本家一样，再分配型发展也不一定有庞大的国家政治官僚机构。苏联的中央计划体系确实创立了这样一个官僚体制。在中国的中央计划历史中，反官僚制和官僚制的阶段交替出现，现在似乎也是在向着官僚制的方向发展。公社式的再分配制度没有那么繁冗的官僚上层建筑，内部参与的余地也大得多。批评苏联计划官僚化的左派批评家们设想采取非官僚化的方法，使计划更能回应社会的要求，为人民提供必要的信息和参与的机会。
从历史上看，再分配型发展并非从资本主义发展中脱胎而来。它是在基本上尚未达到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中出现的，在那些社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产生的影响极为有限，远远未能改变传统的再生产（俄国和中国就是例子）。因此，它不是资本主义的后继，而是另一种发展方式。
[8] 根据本书中的用法，社会阶级指的是一种真正的历史关系，不仅仅是分析家自己头脑中的一个分析性类别。这种真正历史意义上的阶级是以生产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它代表着在生产关系中同处于一个地位的某一群人。同一个社会阶级中的人知道自己属于该阶级，对别人的认识也从该人是自己阶级的一员还是属于另一个社会阶级这个角度出发。阶级意味着成员们意识到彼此之间有着共同的生活和工作的经历，对社会中的区别有着共同的看法（认为自己的阶级与另一个阶级不同，或与其相敌对），并很可能通过集体行动和共同的愿望来表现这种一致性。阶级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只能由历史事实来证明。我在这里大致采用了汤普森1968年的著作中的观点。
对阶级和阶级间关系的确定涉及一些微妙而棘手的问题。需要避免的一个极端是推理演绎的确定方法。它会使人认为，就是因为各个社会群体在生产中共存并列，所以一定有阶级存在，可以从阶【408】级地位推断出某种形式的阶级意识（而实际生活中可能存在的其他形式的意识都是“伪”意识），而且各个阶级都具有历史的一般性理论所赋予它们的历史作用。另一个极端也需要避免，那就是经验主义。它为了抽样调查的目的，先把一些人确定为具体社会群体的成员，再把这些人的态度和意见汇总起来，然后把这些人的意识的总和算做阶级意识。这两个极端都没能触及阶级的历史现象。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把意识的发展与真正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联系起来。关于阶级的推理演绎法会导致教条主义，它可能会进一步坚定那些怀有历史使命感的积极分子们的信念，但不能为社会和政治活动提供明智的指导。经验主义揭示的是被动的、受到操纵的意识，但一旦发生了某个事件，把个人的反应引导为集体行动，那么这样的意识在压力下就可能发生变化。确定阶级的特征和方向，根源在于实际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势中的事件和变化，在这样的情形中，各个社会群体面临着具体的问题：这些事件或者是激起它们集体行动的反应，或者是显示出它们没有采取行动的能力。
生产过程所产生的各社会群体的社会惯例，即集体行动的常规手段，在生产和国家的不同领域有着不同的形式。在生产领域中，社会惯例表现为工会和雇主协会；在国家领域中，它则表现为政党。工会本身通常与生产的关系太过紧密，因此不能对生产体系构成挑战。工会浸淫于生产体系之中，在生产体系的范围内争取自己的利益——在不威胁到体系本身的情况下争取稳固工人的最大利益。与工会相比，下层阶级的政党有更大的自主性，有造成生产关系改变的潜力。政党不是从社会阶级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其实，建立在阶级基础上的政党本身才是动员和引导阶级意识的手段。关于政党的问题，列宁主义和葛兰西的理论有一点共同之处，就连罗伯特·米歇尔斯倡导的以工会和社会民主政治为基础的寡头政治理论或加埃塔诺·莫斯卡和维尔弗雷多·帕累托提出的精英理论在这一点上也都一致，那就是它们都认为组织干部至关重要。然而，因为葛兰西对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有着更为广泛的理解，所以他的理论把干部和阶级之间的关系阐述得最为透彻。干部不能任意操纵群众，他们必须考虑所面对的阶级的客观现实。他们所能够做到的只是使某个阶级的群众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力量。葛兰西的观点见葛兰西（1971）及其意大利文全文（1975）。列宁关于政党和工会作用的观点表现在他的《怎么办？》一书中（1947）。精英主义理论见米歇尔斯（1959）、莫斯卡（1939）和帕累托（1963）。也请看休斯（1979）第7章和伯纳姆（1943）。
[9] 因为葛兰西的文章分散杂乱，不成体系，有的没有写完，所以造成了不同的解释。葛兰西的著述包含着一些具有洞察力的观点，有些没有得到充分的阐发。一些读者可能认为，下面的内容是对葛兰西思想的发展，而不是他在文章中亲自提出的观点。我所关心的是在他的启发下进行探讨，不是文字上的追源注释。总的来说，对葛兰【409】西思想的解释主要有两种趋势。一种趋势来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传统，主要结合那一思潮所涉的问题来解释葛兰西。其中比西—格卢克斯曼（1975）是突出的例子，但它不幸受阿尔蒂塞所代表的法国结构主义影响至深，而阿尔蒂塞的理论与葛兰西思想的历史观是格格不人的。另一种趋势是联系意大利的传统思想来看葛兰西，这些传统思想自马基雅弗利到克罗齐，也包括乔治·索列尔，虽然索列尔不是意大利人，但他的思想在意大利比在他的祖国更受欢迎。费米亚（1981）是英文本中很好的例子。
[10] 葛兰西扩大了国家的概念。它包括关于国家的普通的有限概念，即国家是强制性机器，是法律规定在一国领土上惟一有权使用武力的机构，也就是说，国家是法律结构和机器，负责制定法律，确定政策，并通过行政管理、警察和军队来执行法律和政策。但它还包括通过教育，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灌输和宣传来促成社会一致的机器。促成社会一致这个领域涵盖了许多通常被认为是非国家的或私人的机构——像政党、新闻界、宗教和文化活动这些民间社会的各个方面。葛兰西的国家概念并不包括所有这些机构，只包括那些会帮助巩固和稳定某种形式的确立权力的机构。
国家概念经如此扩大后，比原来只包括强制力的狭义概念更能使人全面理解国家的力量，但它并不涉及国家的具体内容，即国家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中是什么。“是什么”这个问题是通过历史集团的概念来表达的（葛兰西，1971：366、377和418页）。葛兰西认为，国家无论是作为强制的机器还是作为促成一致的机构，都离不开维持着它的社会阶级。历史集团一词代表着赋予国家以内容的具体的社会阶级和意识形态。这一用语促使我们对于具体国家的具体性质进行分析。
一旦把历史集团看做国家的内容，即国家“是什么”，就会集中注意一个国家历史中的某些问题，如：哪些社会力量的组成造就了历史集团？历史集团内部包括着哪些由于一致的思想意识形态而缩小了的矛盾？在哪些社会力量的基础上有可能形成另一个历史集团，与现存的历史集团相竞争？有没有出现一种政治惯例，能够赋予另一种历史集团以实质内容和连贯性？弄清楚这些问题，就可以明白，当历史集团稳固时，为什么会出现相对稳定的阶段；也能够解释，由于以前确立的历史集团解体，被新的历史集团取而代之，因此而造成了国家性质的改变。国家是强制性机器加促成社会一致的机器，这个一般性概念是没有内容的。一旦认识到国家的内容，国家就成为具体各别的国家，不再是一般性的了。
历史学家们注意到，一些国家行使权力的目标和方法有一种稳定性和连续性，不受实际掌权人的影响。这就涉及国家利益的概念，也就是说，可以发现，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特有的行为逻辑，目的就是为了对内（对它的公民或子民）和对外（对外部势力）维持它的权力。特别请看弗里德里希·迈内克（1957）。
进行了深入的历史研究后，会发现一些国家的国家利益虽然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不变，但有时这种情形也发生中断，先前得到接受的目标和做事方法遭到反对和推翻，之后出现新的国家利益。这样的中断不会仅仅由于政府换人而发生，而是产生于更加深刻的社会结构的变化。这又引导我们进入国家概念更深的层面，那就是国家利益与之相符的一整套社会阶级关系，即历史集团。这一套社会阶【410】级关系有主导和附属的尊卑之分，有各种分歧和联盟、为国家的可行目标和行使权力的方法确定了实际的限制。可以说，在国家利益清楚明确的相对稳定的时期，这个社会基础几乎是不知不觉地融为国家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时期内，在对政治行动的确定和讨论中，社会基础被当成天经地义，几乎可以不予考虑。当阶级之间的社会权力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和转移的时候，这样的时期就出现了中断。在这种时候，阶级和意识形态以及指导着它们的政党形成相互竞争的历史集团，就国家的性质进行抗争。如果一个历史集团取代了另一个，一个新的国家就此诞生，新的国家利益也随之而来。
因此，在具体国家的历史中，可以寻找国家利益先后不同形式之间的断裂，作为国家形式轮替的线索。然后，关于每一种国家形式，不仅可以重现其一贯的目标和行使权力的方法，而且还可以复制该形式与之相符合的社会力量的结构，以及代表着社会权力与政治权威的一致性的意识形态。
若干国家彼此之间在结构上十分相似，这说明这些国家形式不仅仅存在于某一个国家的历史之中，而是表现了共同的类型。这样一来，国家的各种形式就成了可广泛应用的概念，每一种都有某些条件和某种结构，每一种都包含着某些内部矛盾，有可能最终导致它转变为另一种形式。
[11] 关于这里使用的霸权一词的意思，见葛兰西（1971）全书和考克斯（1983）。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