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比尔·麦凯大哥（美国早期汽车业工人的斗争）
第十七章 “尽管懦夫们畏缩……”
对于组织产联，比尔是有准备的。他整个一生可说是为这次伟大的斗争做了准备。
这个准备从他出生在一个铁路工人家庭的时候起就开始了。他是一家十一个孩子中的第十个。他有九个姐妹，一个哥哥。这一大家人住在英格兰和苏格兰边境的卡莱尔城里，卡尔后来用这个地名做他的笔名。
他的祖父曾经参与过为爱尔兰独立而斗争的“费尼运动”[1]，他祖父由于这种活动，被迫逃出爱尔兰。
比尔生于一八七六年。十二岁的时候他就积极地投向了工人阶级。他在离开学校的那一年，仅仅知道识字写字而已。可是当时一个师傅所要求于学徒的也不过就是这一点起码条件。他真正开始学习，是在后来正式订立合同做金属薄板学徒的七个年头里。他的姐妹们在那时都已在纺织厂里做工，她们每天从太阳出来一直要做到太阳落山。
他父亲是一个教友会的教徒，常常带比尔去参加教友会的聚会。他一心想要比尔走宗教的路，希望他将来有一天能在教堂里服务。他母亲却笃信救世军。比尔到十五岁，才在他父亲和母亲两个榜样中挑选了一个。
事情的发生好像是有点意外似的，和所有的学徒一样，他已经开始染上了某些欲望和习惯——喝酒、交女朋友、把做学徒辛苦赚来的工钱（每星期三个先令）除掉寄给家里的以外，一下子就花光。这是英国工人典型的道路，结局是早婚，从破晓上工干到天黑，儿女一大堆，永无止境的贫困……
在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他和一个朋友在街上溜达，心中漫无目标，不知干什么好。工资要到星期六才发；他们身边一个子儿都没有，心情乱糟糟的，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
“到这里头去看看好不好？”他们走过一个救世军会所时他向他的朋友说道。里面有一个人在讲道，另外有一个乐队。特别吸引着比尔注意的就是这个乐队。他自己是吹高音笛的。他父亲曾出钱让他去学过，并且要他宁可学高音笛，不学横笛。“在一个乐队里你听不见横笛的声音，他父亲曾经很明智地劝告过他，“但是高音笛的声音你总是可以听得见，而我就希望听到你啊！”
当救世军的队长结束了他的歌唱时，他抬起眼睛看了一下寥寥无几的与会者说：“有谁愿意为上帝服务的吗？”
比尔把手举了起来，这不禁叫他的朋友感到诧异。救世军的上尉请他到前面去，他跪在那里，眼睛直盯着那些铜乐器。他心想这乐队很棒。凭他的高音笛一定可以在里面找到个位置。
上尉要他忏悔他的罪恶，比尔跪在那里脸上开始发起烧来。他怎么能当众忏悔他的罪恶呢？他不禁哭了起来，上尉会意地点着头，把手放在比尔头上，接受了他用眼泪代替悔罪的表示。
比尔变成了一个地道的救世军的一员。他想他母亲一定很高兴。
刚开始的时候，这对他的确起了些使他严肃起来的作用。他们让他加入了乐队，他在里面吹一支英国笛。他们是用不着吹高音笛的。
暂时他算是满足了。可是他父亲总是常常带他去参加那些对当时最受人注意的问题进行辩论的集会。资本主义当时在英国还是比较原始，人们的父老辈还记得他们曾在乡下依耕地为生，而后来终于被法律和饥饿所迫，到大城市中新建的工厂里寻觅工作的情形。
这就是现在工人阶级如何产生的情形。在工业城市里出现了贫民窟和穷困，情形每况愈下。孩子们一天到晚工作。比尔自己的姐妹每天都工作十二小时，只有一小时休息，那是吃午饭的时间。
虽然比尔没有受过值得称道的教育，可是这并不妨碍他在脑子里出现很多不招自至的问题。这些问题虽然严重，可是他还是在救世军乐队里吹他的笛子，并且凭着他当时最高兴读的那些浪漫和冒险故事书里的形象憧憬着一个未来的英国。为什么会发生贫困，贫困会怎么样，以及由于人和人不平等而引起的其他一切问题，毕竟都是大人们的事情，他还只是个学徒。他把大部分注意力都用在孩子气的事儿上。
可是这种情形为时并不太长。在那些年代里童年是短促的。他学徒的期限到十九岁就结束了，并且立刻被置身于失业者的行列。卡莱尔这座小城市里没有他的立足点,除非他在那里等着别的金属薄板工人死了去补缺。
按说他真该就这样等下去，假如不是因为他幸而认识了“愉快的礼拜天下午兄弟会”的头儿的话。这个头儿的名字是艾普伍斯，他在不愉快的礼拜一到礼拜六的工作日里担任着卡莱尔市煤气公司的经理职务。艾普伍斯先生调到爱丁堡之后，比尔给他写了封信去；得到回信之后，比尔就到了爱丁堡，得到了他的第一次的真正的工作。
上班的第二天，车间的管理员走过来问他道：“你是工会会员吗？”
“不是！”比尔答道。
管理员给他指出来说，公司方面以每星期二十一先令的工资雇佣他，比工会会员的标准要低三个先令。后来比尔就成为“全国金属薄板工人和黄铜匠工会”的会员。那一年是一八九四年。此后他一辈子都是工会会员。
威廉·安古士，车间里的工会主席，变成了比尔的知己朋友。他是社会民主联合会的会员。他通过和比尔在一起的许多次谈话，引导比尔第一次阅读社会主义的报章和书籍。
他仔细地阅读着《号角》，一张在当时卫护社会主义的唯一的报纸，至少是卫护当时人们所能理解的那种社会主义。他成了好多图书馆里的经常的光顾者，埋头看书一直看到“听而不闻、目呆口滞”为止。他常常告诉跟他在一起的那个姑娘说，问题的症结大概一定在那一堆堆的书里吧。她自然也盲无所知，然而愿意和他一同去探寻。这些书会不会告诉人们贫困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工人们被奴役至死而若无怨尤？为什么有钱人“既不耕又不织”，日子却过得自由自在？为什么孩子们要做工？为什么女人要抛却青春，像他姐妹一样日夜被束缚在纺纱厂里？为什么所有工厂都归那些既未亲手建造厂房又不在里面做工的“绅士”们所有呢？
远在亘古际，
亚当勤耕地，
夏娃勤织布，
何人当“绅士”？
他再去参加救世军的聚会时，就比较坚定和尖锐了。难道所有到救世军收容所来的这些可怜的人们，真的都只是由于自身的没出息而被迫如此吗？得救的希望是只能寄托在天国吗？人一定要死后才能得救吗？这一切是不是会永远继续下去，无尽期地重复着呢？
他不能承认贫困和永无休止的苦工是工人们的永恒不变的厄运。问题的答案自然也不是“酗酒”“懒惰”“内在的弱点”或是“心理缺陷”，以及一切被上层阶级用来污蔑工人的诽谤和中伤。一定可以在别的什么地方找到另外一个答案——说不定在图书馆的书堆里，或者在街头演说家那儿，或者在《号角》的篇幅中，或者在他自己身上。
他一定要找出这个答案来，他和贝丝在一起。
他和她结婚的时候，是二十二岁。
这也是他和救世军终止了关系的时候。他和贝丝一起加入了社会民主联合会，并把全副精力投入了工人运动。
以后这几年中他忙着组织街头集会（在这些集会上演讲的有威廉·莫立司）、室内集会（在这些集会上演讲的有萧伯纳），领导失业工人在爱丁堡城内游行示威，就像他在半个世纪以后在美国密西根州底特律所做的一样。在所有这些时间里他都在看书、看书，不断地看书。
人家把马克思著的《工资劳动与资本》给他看，他连一个字都不了解。人家给他看《共产党宣言》，那仿佛是一个天边以外的远景。他在街道广场上和公园里，一次又一次地组织着集会。他妻子给缝了一面红旗，开会的时候这面旗就迎风飘动着。而詹姆士·康脑利（后来因参与“复活节”起义而遭英国政府杀害）所写的那首工人阶级的歌，也随着旗子在空中回荡着：
人民的旗帜发着鲜艳的红光，
它常常覆盖在我们死难烈士的身上，
尽管懦夫们畏缩、叛徒们嘲笑，
我们永远要让红旗在这里飘扬。
它飘扬在我们新生的队伍头上，
尽管前面的一切仿佛黯淡无光；
它见过许多功绩、听过许多誓言，
我们今天决不能把它的颜色更换。
[1] 是指一八五六年侨居美国的爱尔兰人组织的“费尼协会”的运动而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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