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四卷）
忆弗·伊·列宁
亚·瓦·别尔马斯
我过去是个雇农，1917年我不再给富农干活，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而后加入了赤卫队。我们跟着列宁走，因为他的号召是唯一正确的，是符合人民利益的。
国内战争结束后，我被派往红军指挥员训练班，在那里提前结业，又被派往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新成立的特工队。在这里执行各种任务的时候，我一直希望能见到列宁。不久这个机会来了。我被派去为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做保卫工作。弗·伊·列宁在一些比较接近的人和朋友们的陪同下来参加会议，边走边高声谈论。他一走进会议大厅，全体代表起立，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热情洋溢的欢呼声。我当时想，敬爱列宁的不仅是我国人民，而且还有全世界各族人民。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农大会召开的日期正好是苏维埃政权成立五周年的光荣纪念日。不同国家的五十八个共产党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代表大会。代表们集中注意力听取弗·伊·列宁用德语做的报告《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
不久，在1922年12月，国家政治保卫局局务委员会委员阿·雅·别连基[1]（我是受他管辖的）把我推荐给费·埃·捷尔任斯基[2]去完成一个特殊任务。别连基同志介绍时这样说：“推荐给你的就是这位同志。”费·埃·捷尔任斯基跟我握手问好，并说：“我不认识他，但既然推荐给我，我不会反对。”然后问：“您是共产党员吗？”我作了肯定的回答。我记得他当时说，那里工作并不复杂，但责任很重，也很光荣，并说，应该做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分别时，他祝我在新的工作中一切顺利。我向捷尔任斯基同志保证，一定努力做到一丝不苟地完成一切任务。
我不知道要派我到哪儿去，只知道要立刻前往克里姆林宫听候彼·彼·帕卡尔恩[3]的安排，他会告诉我该做些什么。到傍晚我才知道被分派到弗·伊·列宁的警卫队去。我是多么高兴！因为现在我将每天见到列宁同志，并向他学习。
但非常遗憾，我和弗·伊·列宁一起在克里姆林宫的时间并不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常发病，不久他就到哥尔克去了。不过，就在这不长的时间内我所见到的列宁在克里姆林宫工作和工活的情况，足以使我一辈子记住他那感人的形象。
我永远记得他那不高而结实的身材，高高的、有智慧的前额，灵活和慈祥的眼睛；胡子经常刮得干干净净，衣着朴素；衣服是旧的，但很干净。总之，他的外表是最朴实、最普通的。见面时，列宁总是先向大家问好。
在克里姆林宫列宁的办公室和住宅门口设有双重警卫哨：一个是我们警卫队穿便衣的工作人员，另一个是穿军装的哨兵——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直属军事学校的学员。列宁有什么事情总是交给值班工作人员去办理，而不交给哨兵。
记得有过这么一件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走到我跟前対我说：“同志，很快就有两个外国人——瑞士来的教授——要到我这里来。您放他们进来，什么也不要问他们。”我立正回答：“好，一切照办。”然后，他想了一下，问道：“您知道他们的外貌吗？”接着就提醒我：“记得吗？他们曾经到这里来过。”我感到不知所措。看到这种情况，列宁回到办公室去拿了张报纸，对我说：“这是他们的照片，仔细看看，什么也不要问他们。”直到他确信我已经弄清以后，这才离开。几分钟以后，这两个人走过长长的走廊直接进入他的办公室去了。
当时我想：为什么他不要我们检查他们的证件？后来我才知道，列宁从不喜欢给任何人制造多余的麻烦。让人家进来，首先就要求对来访者有礼貌和尊重。说实话，他不喜欢多余的警卫。所以，我们尽量做到少在他眼前露面。
离莫斯科三十五公里的哥尔克是列宁经常休息的地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病重时，经常在那儿。列宁在哥尔克度过他生命最后一段时间的那幢房子叫“大房子”。在花园里还有两幢小楼，一幢是哥尔克国营农场负责人阿·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我们——列宁的警卫——住的，而另一幢是莫斯科市委疗养院的食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伙食，也是在那里准备的。
哥尔克的“大房子”座落在一个美丽古老的花园内，正门对着同名的哥尔克村。这所房子革命前属于莫斯科市长雷因博特[4]，里面设备很好，和莫斯科有电话联系。那时郊区只有哥尔克是和莫斯科有电话联系的。
1922年12月，弗·伊·列宁又发病了。他被禁止读报，进行事务性会见和一般会见，甚至禁止和朋友们见面，因为担心他的健康会进一步恶化。1923年1月，健康情况略有好转，使他有可能口述自己最后的几篇文章：《日记摘录》、《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论合作制》等。
但病情仍在发展。1923年3月发生了第三次脑溢血。疾病使伊里奇停止了一切工作，后来证明是永远停止了工作。列宁瘫痪了，右半身已不能动弹；他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就剩了一对灵活的、忧伤的眼睛。5月，他被送往哥尔克，在那里一直到逝世。看来，伊里奇的铁的意志又开始战胜疾病，他练习用左手写字，练习讲话。每天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5]在阳台上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练习写字和说话。他的朋友们经常到这里来，要求获准那怕是透过窗帘看看伊里奇也好。他们稍稍拉开窗帘，只能看到他的背影。许多人想拜访病中的列宁，但难得有人被放进去见他。
疾病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苦恼；他想知道一切，但医生无论如何不允许他读书，不允许他谈论工作和充满令人不安事件的国内形势。那时资产阶级疯狂叫嚣反对苏维埃国家；收到了寇松[6]照会[7]，瓦·瓦·沃罗夫斯基[8]在瑞士被杀。对我们警卫员讲，要千方白计保护伊里奇，使他不要有一丝一毫的激动，因为这会引起严重后果的。所有周围的人都保护着列宁，都爱他；不仅是他家里的人或平时和他比较接近的人，连我们这些警卫员都非常爱他。我们每个人都愿毫不犹豫地为列宁献出自己的生命。
有一次，好象是在1923年夏天，由于我的疏忽，发生了一件事，幸而解决得还算顺利。我收到了信件和报纸，埋头在读《贫农报》上的一篇小品文，没有发现伊里奇扶着医士卡齐米尔·佐尔卡的肩膀正向值班处走来。他一看到我桌上的报纸（这些报纸我本来应该及时收藏起来的），眼睛里顿时闪出喜悦的光芒。
伊里奇走近桌子，跟我问了好，要求我把报纸全部给他。我吓呆了，不知怎么才好。玛丽亚·伊里尼奇娜[9]狠狠地盯了我一眼，仿佛说，看你干的好事！但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却有着惊人的自制力和知道分寸，向伊里奇笑笑，温存地对他说：“好吧，沃洛佳，现在我们一起来读新闻。”她从桌上拿起全部报纸，并不走远，就在“大房子”旁边和他一起坐在长凳上开始读报。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很清楚地知道，什么消息是可以读给他听的。她读的是关于工厂的建设、装有马铃薯的列车运往莫斯科、某个企业里工人生活得到改善等等。她巧妙地避开了国际政治局势中的紧张情况，自己也编了一些。
对这次散步，列宁感到从未有过的满意。大家同他一样都很满意，散步回来时都高高兴兴。伊里奇很愉快，也有一点兴奋。大家都高兴，因此忘记了我的过失。连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也愉快地望了我一眼。从此，不仅读书，还读报给列宁听。
列宁喜欢散步；夏天在花园里散步，但更经常的是乘汽车到林子里去。他喜欢采蘑菇，更确切地说，是喜欢看别人采，并且把漏采的给指出来。我们到了林子里，找个合适的地方，扶着伊里奇走出汽车，让他坐在藤车里，我们警卫员中间有一个人推着车子。散步増强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生命的活力。散步回来，他通常情绪很好，胃口也增加了。最后几个月他每天在户外要待两三个小时。
我们周围的人都坚信：到明年，1924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将恢复健康。医生建议送列宁到克里木去休养。我们打算在1924年春天送他到克里木去，那边气候好，我们的伊里奇稍微疗养一下，就将重新管理国家。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自己也期望着重新恢复工作能力。我记得，1923年秋，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寄来一辆漂亮的自动小车。那辆小车放在伊里奇和家属经常吃早饭的第一层楼里。把这辆车子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了。他朝小车望了一眼，摇摇头，推开医士，拄着拐杖，独自在厅里走了一圈，然后微笑着坐到桌旁。我们真是又惊又喜。
1923年10月，列宁突然决定要去莫斯科。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和医生们都劝他不要去，但他谁的话都不想听，就是要去莫斯科。
由于列宁的坚决要求，我们出发了。和他同去的有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和帕卡尔恩，我们警卫员分坐两辆汽车。到了克里姆林宫，那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直属军事学校的学员正在军训。汽车驶近学员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摘下帽子向他们致意。在克里姆林宫里他再一次看了看自己的办公室和住宅。经过劝说，他同意回哥尔克。顺路到农业展览馆去了一次——展览馆在现在的高尔基中央文化休息公园。很晚才回到哥尔克[10]。
新鲜空气和治疗对列宁很有帮助。说话能力开始恢复，他经常用左手练字，腿也有劲得多了。对他的护理开始使他感到拘束，他尽力自己在房间里走动，甚至上下楼梯（为此给他装上了特制的栏杆）。
1924年1月19日夜里我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身边值班。早上，当我要离开的时候，伊里奇未出来用早餐。彼得·彼得洛维奇忧伤地走过来说：“伊里奇今天有点不舒服，不出去散步了。”隔了一会儿，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派我乘汽车到波特金医院去请费尔斯特[11]医生。屋子里重又笼罩着忧伤的气氛。大家情绪忧郁。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守在伊里奇的床边，寸步不离。从党中央、人上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经常来电话询问列宁的健康。屋子里气氛紧张，谁也不讲话。只有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一会儿来提出意见：谁的声音太响；一会儿来说，电话来得人多，或是谁的靴子走路太重……我穿上毡靴，使走路没有响声。
1月20日。夜里一时左右，列宁失去了知觉。大家非常难过。党中央来人了，为列宁治过病的医生全部来了，有克拉梅尔[12]、费尔斯特、罗扎诺夫、奥布赫[13]、格蒂耶、谢马什柯[14]等人。听说，病发作过了，但伊里奇体力很弱，从昨天起没吃过东西。
1月21日。电话铃不停地响着，气氛惶恐不安，大家都来询问列宁的健康情况。医生们守在他身旁，同医生们在一起的还有他的亲人——夫人和妹妹。她们已经三天三夜没离开过他了。
突然，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奔到电话机旁，惊骇地说：“列宁去世了！”她把电话听筒随手一丢，又奔进列宁的房间里去。我轻轻地把听筒搁好。不能相信！不，这不可能！列宁活着！这是哪一个医生给搞错了。电话铃声接连不断：“伊里奇怎样了？”我回答：“列宁活着。”电话一次又一次地不断打来。仿佛整个莫斯科都知道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大家都在问：“列宁怎样了？”还是那个回答：“列宁活着。”当时在哥尔克的《真理报》记者问，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在电话里讲了什么，伊里奇觉得自己怎样了。我回答：“伊里奇活着”。
隔了一会儿，警卫队长帕卡尔恩同志满脸泪水走到我跟前说：“去对大伙儿说一说，列宁去世了。”我去完成这最后的任务。走进房间，大伙儿问我：“怎么了……快说呀！”我回答说：“伙伴们，列宁去世了。”
这是个可怕的消息，大家都哭了。然后一起到国营农场花圃里采了鲜花。我们带了鲜花最后一次到列宁那里去告别。
宽畅、明亮的大厅，中间一张桌子，上面躺着列宁——我们最亲爱的人。我们放好鲜花，就在他旁边守灵。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坐在旁边，一刻不离。
接着苏联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成员都来了，并参加守灵。就在这里的图书馆里，政治局委员商讨了殡殓的程序。
我站在自己的桌子旁边，无比悲痛的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走了过来，简直认不出她来了，她在说着什么，嘴唇在动，但没有声音。勉强听得出她在说：“没有保护好。”
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站着。给列宁治过病的医生们围着她在和她谈着什么。她满怀着痛苦和悲伤，而且还用带有责备的目光看着他们。我也在想：“难道你们这些科学权威不能救列宁吗？”
1月21日通宵及22日全天，附近农村的人民群众络绎不绝地来向列宁的遗体告别。
1924年1月23日把遗体运出哥尔克。“大房子”里挤满了人。中央委员、人民委员、各机关的领导、工人、农民——大家都跟在伟大列宁灵柩的后面。灵柩是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抬到格拉西莫沃车站（离哥尔克三公里）的。寒气凛冽，但人们都没戴帽子。
一列专车开到格拉西莫沃车站。灵柩安放在一节专门的车厢里。当列车开过拉斯托尔古耶沃、比留列沃、科洛缅斯柯耶等站时，到处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等着它，大家都想见弗·伊·列宁最后一面。
在莫斯科帕维列茨基车站的站台上，列宁的战友米·伊·加里宁[15]、费·埃·捷尔任斯基等人在等着安放弗·伊·列宁遗体的灵柩。他们当心地抬起灵柩，沿着新库兹涅茨克、皮亚特尼察等街道向工会大厦走去。送殡行列经过的街道上挤满了人。尽管天寒地冻，但所有屋子都门窗大开；屋顶上、栅栏上到处是人，全体人民都在为敬爱的领袖送殡。共同的痛苦把人们团结了起来。街道上秩序井然，并不拥挤。不管酷寒，大家都出来和自己的领袖告别。整整四昼夜，人们秩序井然地来到工会大厦，街上燃着篝火。
这些日子我都在工会大厦，守在列宁的灵柩旁边。医生们紧张地忙着对因悲伤过度而失去知觉的人们进行抢救——人们失去了敬爱的领袖和导师，他们的悲痛是巨大的。
载于《历史文献》1958年第2期第159—163页
（瞿璋 译 张草纫 校）
[1] 阿布拉姆·雅科夫列维奇·别连基（Абрам Яковлевич Беленький，1882年（或1883年）？月？日——1941年10月16日），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4年流亡法国，在法国参加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回国。1917年12月加入契卡。1918年7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期间一度与捷尔任斯基一道被捕。1919—1924年任列宁警卫队队长。1930—1934年任格别乌主席特别全权代表。1938年被捕。1939年被判处5年徒刑。1941年7月7日改判死刑，10月16日遇害。1956年平反。
[2]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 Эдмундович Дзержинский，1877年9月11日——1926年7月20日），俄国革命家，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中学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工党。曾多次被捕，1912年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到二月革命才获释。获释后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并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1917年12月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席。1924年改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年7月20日因心脏病于莫斯科逝世。
[3] 彼得·彼得洛维奇·帕卡尔恩（Пётр Петрович Пакалн，1886年？月？日——1937年6月21日），1919年加入俄共（布）和契卡。1922—1924年期间担任列宁的保镖。列宁逝世后曾长期担任斯大林的安全负责人。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4] 阿纳托利·阿纳托利耶维奇·雷因博特（Анатолий Анатольевич Рейнбот，1868年2月4日——1918年2月4日（或1920年？月？日）），1888年入伍。1905—1906年任喀山省省长。1906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06—1907年任莫斯科市长。一战期间曾任西北阵线后勤部队司令、第17师团司令、第40师团司令。二月革命后被捕。十月革命后被处决（一说获释，随后参加白军活动，死于1920年）。
[5]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6] 乔治·纳撒尼尔·寇松，第一代凯德尔斯顿的寇松侯爵（George Nathaniel Curzon， 1st Marquess Curzon of Kedleston，1859年1月11日——1925年3月20日），早年就读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1886—1898年任下议院议员。1891—1892年任印度事务部次官。1895—1898年任外交事务部次官。1888—1894年期间多次游历亚洲各地。1899—1905年任印度总督。1907—1925年任牛津大学校长。1908—1925年任上议院议员。1916—1917年任航空委员会主席。1916—1919年、1924—1925年任枢密院议长。1916—1924年、1924—1925年任上议院领袖。1919—1924年任外交大臣，在任期间在苏联和波兰边境线上划分所谓“寇松线”。1925年逝世。
[7] 乔治·纳萨涅尔·寇松（1859—1925年）——英国政治家，保守党领袖之一。1919—1923年任外交部长。1920年7月12日，在协约国第三次进军遭到失败的悄况下，向苏联政府提出照会，要求红军停止进攻。1919年12月8日协约国最高会议所通过的作为波兰东方临时国境的界线，即所谓“寇松线”。——译者注
[8] 苏联外交家，1923年5月在瑞士洛桑被法西斯分子杀害。——译者注
瓦茨拉夫·瓦茨拉沃维奇·沃罗夫斯基（Вацлав Вацлавович Воровский，1871年10月27日——1923年5月10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报刊活动家和苏维埃俄国的外交家。1890年起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是莫斯科工人协会成员。1902年为《火星报》撰稿人。1904年在敖德萨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局。1905年是第一家布尔什维克报纸《前进报》的编辑之一、党的秘密报纸《无产者报》的编辑之一。1905年底是第一家布尔什维克公开日报《新生活报》的编辑之一。1906年先后参加布尔什维克报纸《生活通报》、《浪潮报》、《前进报》、《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工作；1907年与列宁共同编辑《观察周报》、《新光线报》、《青年俄罗斯报》。1910—1914年参加党的理论刊物《思想》和《启蒙》的编辑部工作。1915年赴斯德哥尔摩在党的国外局工作。十月革命后历任苏俄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全权代表、驻意大利全权代表、热那亚会议苏俄代表团秘书长。1923年作为苏俄代表参加洛桑会议时被刺身亡。写有一些政论和文学批评著作。
[9] 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Мария Ильинична Ульянова，1878年2月6日——1937年6月12日），列宁最小的妹妹。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被增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1937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
[10] 作者记错了。弗·伊·列宁于1923年10月18日去莫斯科，19日才回到哥尔克。——编者注
[11] 奥特弗里德·费尔斯特（Otfrid Foerster，1873年11月9日——1941年6月15日），德国神经学家。1897年起开始行医。1922—1924年期间为列宁诊病。1924—1932年任德国神经病理学家学会主席。1938年退休。
[12]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克拉梅尔（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Крамер，1876年2月21日——1935年4月24日），苏联神经病理学家。
[13]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奥布赫（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Обух，1870年3月25日——1934年6月14日），苏联医学家。1892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1905年革命后脱离政治活动。二月革命后在赤卫队工作，参加了十月革命的活动。1919—1929年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1929—1931年任莫斯科第二医学院教授。1931年退休。
[14]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谢马什柯（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емашко，1874年9月8日——1949年5月18日），1893年起从事马克思主义运动。1901年毕业于喀山大学医学院。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6年流亡国外。1908—1910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对外局主席。1917年9月回国，担任莫斯科皮亚特尼茨基区苏维埃主席，积极筹备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18—1921年任卫生人民委员。1921—1949年任莫斯科大学医学院社会卫生学系系主任。1927—1936年任《大医学百科全书》主编。1930—1936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40—1949年任全苏卫生学会主席。1949年在莫斯科逝世。
[15]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Калинин，1875年11月19日——1946年6月3日），1891年参与革命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来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年苏联成立后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最高苏维埃改组之后，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到1946年过世为止都保有这个地位。1925年开始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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