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四卷）
执行列宁托付的任务
尼·亚·米柳亭
1919年8月，我被任命为劳动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和小人民委员会委员，因而我十分有幸地获得了几乎每天都可以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和他一起工作的机会。我还保存着好多次谈话的笔记。
尽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时也严厉批评小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但他总是说：
“这是我的第一助手。”
有时，他嘲笑人民委员会的机关工作，而且接着说：
“这是我对人民委员会事务‘管理’工作的修正。”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善于根据工作报告中的某个细小问题迅速抓住事情的实质。我记得有这样一件事：
众所周知，苏维埃机关一直在进行精简。但是，各人民委员部总是想方设法规避紧缩编制的决定。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在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委托中央统计局的帕·伊·波波夫[1]负责调查紧缩编制的情况，并对各苏维埃机关精简前后的实际工作人员进行统计。波波夫把这件事交给自己的机关去办理。他们编写好一份报告，并附有表格和图表。
根据这份材料帕·伊·波波夫在会上做了报告。从报告看来，工作人员似乎已大量精简。比如说，通讯员精简了百分之五十，稽查员精简了百分之七十，农业人民委员部的飞行员甚至精简了百分之一百。
当波波夫谈到总行员时，仔细听着报告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断了他的话，说：
“帕维尔·伊里奇，农业人民委员部里是些什么样的飞行员？”
“防治害虫方面的。”
“可是他们以前在农业人民委员部里干些什么呢？要是在田野上，那倒也罢了，但是他们却呆在人民委员部里！他们在那里消灭了什么呢？”
“他们闲坐着，所以把他们精简掉了。”
“真有意思。那么，他们原来有多少人？”
“请等一下。”
波波夫开始翻寻装着详细材料的文件夹。
“好……这是……农业人民委员部……有了！飞行员……‘原有’栏：一人，‘精简’栏：一人，‘保留’栏：零，‘精简百分比’栏：百分之一百……”
大家哄堂大笑起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笑得比谁都欢畅。帕维尔·伊里奇透过眼镜莫名其妙地望着大家。他的目光从一个人民委员的脸上移到另一个人民委员的脸上，最后自己也笑了起来。
农业人民委员部的飞行员问题揭穿了中央统计局工作人员的全部把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顺藤摸瓜，迅速查明了问题的实质。原来，稽查员虽然精简了五、六百人，视察员却增加了一千人。
“精简”人员的结果，工作人员的编制反而扩大了。
当时，劳动人民委员部由于对这种怠工行为疏于检查，遭到了多么严厉的申斥啊！
确定编制的工作交给了工农检查院办理。此外，由劳动人民委员部负责制订各人民委员部固定的口粮定额。定额标准不以现有工作人员的数目为依据，各部的人民委员受权按工作人员的才干（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口粮。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竭力反対平均主义，这可以从以下的事实中得到证明：他热烈支持按劳动手册办理粮食供应，根据出工次数分发粮食的建议。他成立了一个以费·埃·捷尔任斯基[2]担任主席的委员会，负责研究把粮食供应事宜从居住地点划到工作地点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把这种做法称之为“官僚主义的妄想”。但是，生活本身表明，通过这种方法我们不仅节省了大量的粮食，而且还向按劳动情况供应粮食的制度迈出了第一步。
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弗拉基来尔·伊里奇热心支持把加班工作的工资提高一半的建议，并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把这一建议作为首要的议程加以讨论。他还支持实行奖金制度的建议，并在草案中增补了一系列规定，以增进工人对劳动成果的关心。
季诺维也夫提出了与这些措施相对立的纲领，主张通过由工人直接、平等参加分配企业利润的办法促使工人关心生产。不言而喻。这种办法不能促使工人关心劳动生产率的最大限度的提高，何况这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原则是根本不相容的。
这里有一件很能说明问题的小事。当我汇报粮食委员会的工作结果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担心我们会不会忘掉独身老人的问题。
伊里奇说：“要是我们把他们忘了，就没有人为他们说话了。”虽然我对他说有专门的条款规定对老人的供粮办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是再三提到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细节。我们的草案规定，对资产阶级不发给粮食供应卡。我们认为，既然不予供应，就不必浪费纸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同意这种做法。他建议把供应卡发给所有的人，但按劳动情况供应粮食。
“没什么关系！当然，我们目前不向他们供应粮食，将来怎么办以后再说。但是供应卡应当发，这有道义上的意义。而且从原则上讲，不能剥夺任何人获得粮食的权利。迫使所有的人工作——这是我们的权利，甚至也是我们的义务。”
※ ※ ※
还应当说一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怎样对待各人民委员部之间时常发生的本位主义纠纷的。
由于工人医疗（劳保医疗）事务是市劳动人民委员部掌管的，劳动人民委员部和卫生人民委员部之间经常发生“内战”。对这两个人民委员部进行调解的工作没有取得任何结果。这种经常不断的摩擦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到不胜厌烦。有一次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他建议让劳动人民委员部和卫生人民委员部的委员们到隔壁房间里去争论，在双方未达成协议之前，不论他们闹到什么地步，都不准他们出来。一个小时以后，他们终于达成了协议！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重视纪律的作用。而且他认为，执行者首先必须了解并贯彻最高机关的指令。在这个问题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托洛茨基及其副手斯克良斯基[3]和加米涅夫经常发生争论，因为他们认为，对执行者来说只有顶头上司的指示才是必须执行的。
由于某个紧急情况，人民委员会发出了调用莫斯科市内汽车的指令。莫斯科市苏维埃的车库也必须派出若干辆汽车来。然而，当时任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的加米涅夫竟然命令车库主任拒绝派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这个问题提交人民委员会讨论，以便用实际事例警诫全体人民委员。车库主任（一位军人）被召来了，他报告说，他是遵照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的直接命令行事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议：责成全俄肃反委员会把未执行人民委员会命令的车库主任拘禁一个月。
斯克良斯基激烈反对这一提议，他要求处分加米涅夫，而不是车库主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风趣地笑了笑说：
“问题很清楚，同志们，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不受我们管辖。让斯克良斯基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就加米涅夫的不法行为提出报告，而由我们来处分违反人民委员会命令的直接当事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同志们体贴入微，但在必要时态度又十分坚决。这从下面一件事情中可以得到证明。
有一位箸名的工作人员，列宁的最亲密的助手之一恩·同志受命负责某项非常重要的行政和经济工作。然而，恩·同志在工作中却完全依赖他周围的那些坏蛋。
人民委员会开始收到令人不安的消息。有人把这些消息转告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召见了恩·同志。他们谈了些什么，我不得而知，只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委托小人民委员会主席选派（不通过正式手续）一位同志进行秘密调查，而且事先向他提出人选。我们选定了一个同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未表同意：
“这人冷冰冰的。”
换了一个人，但还是不合适：
“法学家，会把一切都搞乱的。”
选了第三个人，结果依然如此。最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建议委托我来办这件事，因为我是一个新手，当时来到莫斯科还不久。
我去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给我讲了这件事。末了他补充说：
“他们都这么说。我怕有些情况是事实，但也有可能造恩·同志的谣。我同他谈过话。嘿，他哭了起来，他说，要是情况属实，他就要自杀。这是给您的委任状，需要多少人，可以到陆军人民委员部去要，您就动身去检查，但不要让他受委屈，不然的话，他说不定真的会出什么事。”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边说，一边把授权调查的证书交给我。这件事竟然涉及到会不会委屈人的问题，我感到很奇怪，因此我把委任状退还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他另派一位同志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如果他真的犯了大家指控他的那些错误，我恐怕未必能不委屈他。”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眯起眼睛，说：
“原来是这样。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理解我的话的，但也许我确实不客观。您认为怎样正确，就怎样办吧。只是有一个条件：您写的一切东西，首先要给我过目。如果碰到什么不顺利的情况，请及早告诉我。您可以在任何时候到这儿来。”
我站起来，收下了委任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离开桌子，把双手搁在我的肩膀上，用一种特别亲切的语气说：
“您不能让犯错误的人不受委屈吗？难道您永远只跟不会犯错误的人打交道？这是可能的吗？”
他接着补充说：
“个人的信任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事实胜于雄辩。请您把查明的一切真相告诉我，但不要委屈恩·。我十分了解他。他为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可是，谁能知道，一个人会作出什么样的蠢事来！好，再见吧。请您早些儿回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如何对待人的问题上给我上了一堂很好的课。毋庸讳言，许多同志认为，下级犯错误时，越是提高嗓门，严加斥责（有时甚至辱骂），越是能迅速有力地在他们身上产生效果。诚然，懒马不能不加鞭策，但是把这种方法当作一成不变的手段，那是不行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善于教育人。这是他的基本方法。在他看来，惩罚只能起提供实例、教训和警戒的作用。我不知道他有过为细小的差错生气的情况，尽管他始终认为小事是大事的某种反映、某个部分和方面。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说，人始终是运动的目的。但是，他从不把人放在集体之外，离开消灭剥削的斗争任务来加以考虑。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只是不要过分！
与此同时，从这一事例中，我看到了切实进行自我检查，并使自己的私人感情服从于公共事业的典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虽然十分坚定地信任自己的同志，但一旦发生疑问，就得进行检查。
事实上我不用作什么调查。全部情况一目了然。只要记录下五件最典型的“中等程度”的丑事就够了。我起草了一份简短的报告，平心静气地叙述了我所发现的情况。在报告的结尾部分我指出，把不合适的干部派去担任这项行政和经济工作的人对此应负主要责任，因为这些干部对这项工作本来就一知半解，不甚了了。
我带着这份报告首先去见恩·同志，心平气和地用近乎诙谐的语调，象讲趣闻轶事般地向他描述了他的工作情况以及他的助手们的欺诈行为。但是，我决没有把事实说轻了，而是恰恰相反。他带着诧异的神色听着，眉毛越竖越高。
“真是混蛋，恶棍！居然干这样的事！太岂有此理了！”
我把报告交给他看了。报告从我详细列举的各种事实中只就事论事地提到了其中的一小部分，而主要的是还指出了那些不善于正确使用干部的人的过错，因此，这位同志感到十分满意。我问他，他是否同意报告述及的全部内容，是否需要作什么修改，他认为应该怎样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汇报这件事。
“一切都很好。我完全同意报告的内容。不用作任何修改。我可以写上自己的意见：完全同意。”
他当即在我的报告上签署了意见：完全同意，情况属实，结论正确。
他热烈地握了握我的手，我们就这样友好地分手了。于是，我去见伊里奇。
“啊，情况怎么样？调查的结果如何？”
我一一作了汇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皱起眉头，全神贯注地听着。最后，我把报告交给他，说：
“这是我写的一些情况和结论。”
接着，顺便提起似地说：
“恩·同志完全同意这份报告。”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吃惊地抬起头，说：
“怎么？您把报告给他看了？”
“是的。他看了报告并写了‘完全同意’几个字。”
“真怪！”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先看了恩·的意见，然后开始读报告。在阅读报告的过程中，他不时把报告翻过来看恩·的意见，一边说：
“这一点他也同意！……还有这一点！……真奇怪！”
看到最后，他欢快地笑了起来，高声说：
“哈，原来是这么一回事！现在全都明白了！一切都是我的错，所以他高兴了：我不该派他去担任他不合适做的工作。妙极了！由两个人负责可以轻松些——他情绪还好吗？”
“很好。他说，他自己会来找您。”
“请您马上转告他，让他晚上务必来见我。您把报告留在这里，由我来办该办的一切。请您通知小人民委员会主席，这件事以后由我负责处理……您想得可真巧妙！我怎么也没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实际上我并没想出什么好主意。我只是把我看到的情况以及我对这些情况的看法写了下来。”
“好吧，这样更好。”
过了一段时间，恩·同志被解除了职务，而且处理得很稳妥。起初指派他担任另一工作，让他离开原来的岗位，最后他得到了新的任命，被解除了原先的职务。
※ ※ ※
我还想讲一讲在1919年到1920年之间发生的几件有趣的事。
夜里的会议结束之后，人们用一辆象公共汽车一样的大马车把我们送回家去。这辆马车摇摇晃晃，叽嘎作响，但好歹总能把我们分别送到家里。有一天，已是午夜两点了，我们在炮王[4]附近踱着步等候马车。突然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人民委员会的大门里快步走了出来。他匆匆忙忙地同我们一一握过手，就向右转朝主教陵墓走去。在大伊凡钟楼附近，他穿过马路，迅速走向斯帕斯克门。
大约过了一分钟，一位拉脱维亚步兵从同一个大门里奔了出来。他就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受伤以后一直护卫着他的警卫。
“你们没看到列宁同志吗？”
“看到了，他朝圣母升天大教堂走去了。”
这位同志朝指给他的方向跑去四、五分钟以后，他慌慌张张地回来了。
“怎么啦？”
“糟了。我只离开了他一会儿，突然听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办公室里的门开了。我看到他已经走近大门口，赶紧抓起军大衣追了出来，奔到鲍罗维茨克门，但门口的警卫说他没从那里经过。我又奔到这儿来，也不见人，真象是钻到地底下去了！”
我们不禁为这位同志的失误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敏捷失笑起来：他竟骗过了自己的警卫。在他负伤之后给他派了警卫人员，这一点他说什么也不能容忍。
有一次，我因事到列宁的秘书处去。突然我听到从办公室里传来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爽朗洪亮的笑声。过了一会儿，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娜塔莎·勒柏辛斯卡娅飞也似地从办公室里奔了出来，她涨红着脸，差一点没哭出来。经我一再追问，她才将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我。
雕塑家阿尔特曼[5]那时正在为列宁塑造一尊泥塑头像。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同意，雕塑家可以在列宁的办公室里工作，条件是：不能打断列宁的工作。雕塑家停止工作时，用一块湿布把塑像包起来，不让它干掉。
阿尔特曼离开办公室时，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晚上把布湿一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叫来了娜塔莎，让她拿一壶冷水来，他自己仍然坐在桌子旁全神贯注地工作着。
娜塔莎把水拿来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放下工作，吩咐说：
“请浇在我的头上。”
娜塔莎不解其意，茫然不知所措。她提着水壶，畏畏缩缩地走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背后，犹疑不决地楞住了：到底是浇还是不浇？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转过头去，惊讶地望着娜塔莎，最后终于捧腹大笑起来：
“不是浇这个头，是那个！”
他指指头像，笑声更响亮了。
※ ※ ※
1920年9月，根据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6]的提议，许多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包括我在内，被派往各地组织征收粮食的工作。我领到了一份权限非常广泛的委任状，调了五位同志作自己的助手，第二天就动身去奥廖尔。在那里，我看到了一幅非常可悲的图景。征粮计划只完成了百分之十一，而且当地的人们还认为，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我们不得不催促省执行委员会和党委会抓紧行动。我们对党员进行了动员。同军事委员会经过一番激烈争辩之后，还给征粮队增派了红军战士。
工作开始取得顺利的进展。几百万普特小麦、燕麦、土豆正在向莫斯科起运。铁路无法容纳我们运往车站的全部物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于11月初来到了莫斯科。
在我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副粮食人民委员转告我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见我。我不免怀着不安的心情前去见他。我做得对不对？也许没必要组织武装征粮队？也许富农的粮食征收得太多了？由于贫农委员会已经解散，我把我的全部策略建立在分化农村，扶持贫农，用武装对富农施加压力的基础上面。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态度严肃地接待了我，一眼就能看出，他显得十分劳累。
“啊，您那儿的事情办得怎么样？”
“看来还不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征收到了三百万普特粮食。粮仓都装满了，有的地方还把燕麦储存在教堂里。只是土豆没法处理：没地方放。铁路不接受，我们自己安排货运列车，自己装运，但怎能全部运完呢！我们让酒精厂开了工，把土豆堆成堆，可是天气这么冷……”
“听您这么说，问题都是土豆造成的罗！确切地说，问题全在于征粮前的准备工作没有做好，夏天没有考虑到储存的问题。今后应当加以注意。您谈谈，您是怎样使农民交出农产品的。”
我谈了建立区特派员制度、成立司令部和征粮队以及亲自检查地方上执行命令的情况等措施，特别详细地汇报了分化农村，用粮食接济红军家属和贫农等策略问题。
“那么，那边的人对您的态度怎么样？他们都很年轻，你们一定吵架了吧？”
我用幽默的语气讲了我们之间的摩擦，并忍不住抱怨军区机关说，每向他们调用一名红军战士我都得费九牛二虎之力。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即打电话给斯克良斯基，请他通告各军区军事委员：目前粮食决定一切，必须切实支援征粮工作人员。
我鼓起勇气，提出了使用武力的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似乎立即警觉起来，他没回答我的问题，反而问我在地方上是如何行动的。我讲了新别廖佐夫卡发生的骚乱，以及我和奥京措夫[7]一起去平息这一事件的经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说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只是咒骂、吵闹了一阵子事情就过去了，这时他的脸上现出了喜悦的神色。最后，他甚至笑了起来，因为我告诉他说，我们“有条件地”没收了村苏维埃主席——一个富农的全部牲畜，并答应把牲畜归还给他，假如全村能在三天之内完成征粮任务的话，于是他就十分卖劲地干了起来。
我们接着谈到了农村的策略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完全赞同分化农村、孤立富农、用一部分征得的粮食支援红军战士和贫农的路线。他当即打电话给粮食人民委员部，要他们准许把一部分征得的粮食分发给贫农，并证实说，他赞同我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措施。
我们的话题又回到征粮队的活动方面来。我叔述了克罗梅县一个匪徒为非作歹的情况，以及利夫内县的“娘儿们”造反的经过。这起骚乱也没经过流血就平息下去了。对于我们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未发生任何伤亡事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显然感到满意。可是，他最后补充说：
“别由此得出结论，以为枪杆子只是一种摆设而已。斗争毕竟是斗争。在非极端必要的情况下最好能这样，但是，一旦情况不可避免，征粮队的战士态度必须坚决。在坦波夫省，娘儿们缴了征粮队战士的枪去武装匪徒。这就发生在你们附近。安东诺夫[8]匪帮也可能转移到你们那边去。”
我说，我对自己的征粮队，一般说来是放心得下的。至于娘儿们的问题，我们那边也发生过两起苗子，但指挥员们都出色地对付过去了。
然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问到了农民的情绪、他们对苏维埃的态度等一般性的问题。我向他汇报说，在我们省的某些地区，有相当的一部分农民在挨饿，我自作主张运去了一些粮食，给贫农的孩子们吃。对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完全赞成。他又给粮食人民委员部打电话，要他们在省内缺粮的地区开办公共食堂，并派有经验的人员去办这件事。
这些食堂在那年冬天起了巨大的作用，大大巩固了我们在奥廖尔省的地位。有些地方，人们故意把食堂办在教堂里，因为那里的神父曾经作过宣传，反对向国家缴纳余粮。富农被孤立起来了。农民们开始公开给我们指点富农埋藏粮食和土豆的地窖。
最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了几个有关秋播的问题。我很惭愧，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他，但我答应去过问这项工作。
我临走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
“您推动了省里的工作，向城市提供了粮食，这很好。眼下这是最主要的。但是，有时间的话，您也要展望一下未来。以后您再来莫斯科时谈谈您的想法。”
当我离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办公室时，我心里从来没有象当时那样对今后应当如何行动充满了信心。
※ ※ ※
1920年11月13日，奥廖尔省完成了征粮计划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这时，我收到了任命我为沃罗涅什省粮食会议主席的电报。同时，我奉召去莫斯科。
启程之前，我派了几个人（化名）去沃罗涅什研究那里的形势。那儿的情况不妙。粮食委员会机构松散，省执行委员会和省党委掌握在托洛茨基分子的于里。省里匪徒们的活动此起彼伏，北方有安东诺夫，南方有科列斯尼科夫[9]。在巴甫洛夫县，有大批逃兵结伙活动。在泽姆良斯克县和卡拉切耶夫斯克县，局势也不安定。征粮工作只完成计划的百分之二。
鉴于上述局势，粮食人民委员部决定授予我无限的权力。
我带着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党中央的名义草拟的委任状去见中央委员会书记。他没说什么话就在委任状上签了字。由于这件事非同寻常，他建议我去见列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仔细地看了委任状，说：
“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同意签署这个文件，但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有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的署名以及斯克良斯基的副署。不然的话，可能会引起各种各样令人不快的议论和误会。”
“难道斯克良斯基会签署这样的文件吗！”
“是的，他大概会反对。让我们这么办：我先签名，然后您去请执行委员会书记签署，大家都签了名之后，您再去找斯克良斯基。那时他就难以拒绝了。不过，假使他仍旧拒不签字的话，您就让他马上打电话给我。不论情况如何，您在动身之前到我这儿来一次。”
在斯克良斯基那里果然费了一番唇舌。他坚持要附加一个条件：委任状不适用于军事训练学校。我则坚决维护在必要时无条件地调用军训学员的权力。最后两人商定，从喀山调给我三个骑兵团、一车厢步枪、若干支机枪：在非极端必要的情况下，我不动用军训学校的力量。
在出发之前，我又去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向他详细介绍了沃罗涅什省的局势。我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我仔细考察工作人员，妥善安排他们的工作，并谆谆嘱咐我要依靠苏维埃基层机构。
“您是要离开的，可是他们仍将留在那里。必须克服地方主义的倾向和情绪，必须迅速和果断地行动，但应当做到使居民们感觉到地方政权的存在，学会听从地方政权的指令。听说，奥廖尔省在开展征粮运动之后，各级苏维埃都得到了巩固。要是在沃罗涅什省也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就解决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当然，粮食是主要的。遗憾的是，很多时间白白地过去了。要告诉地方上的人应当怎样工作，要激励士气，推动他们前进！”
在沃罗涅什省，我们无法全力以赴地从事征收粮食的工作，而不得不致力于击退安东诺夫、马赫诺[10]、科列斯尼科夫和其他匪帮的进攻。除此以外，我们还同隐藏在各个机关里的反对派、官僚主义分子和盗窃犯进行极其紧张的斗争。我们凭仗列宁的威信，依靠优秀党员和无产者的团结，终于在那年冬天在省内获得了胜利，粉碎了所有的反革命势力，瓦解了托洛茨基反对派，消除了怠工行为，扑灭了社会革命党人的公开叛乱。征粮计划完成了百分之九十二。
在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上，我们最终完成了这场斗争，建立了各级播种委员会，把群众的意志和经过更新的机构引导到创造性工作方面去。
在这段时间内（从1920年12月至1921年3月），我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儿去过两次。他特别关心农民的情绪。我对我们在农民中间重新分配农产品的政策是否正确表示了我的怀疑。我没有想到粮食税的问题，但是我指出，我们的做法有点不对头，抑止了提高收成的刺激因素。
这次谈话的结果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建议我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再征收农民的全部余粮，放弃重新分配农产品的政策，那么我们对贫农该怎么办？
“您现在对农民已有所了解。您要好好地考虑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就告诉我。”
我于3月初来到莫斯科，直接去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他提出了一个关于建立农民互助委员会的完整的方案。我说我在一个县（奥廖尔省的姆增斯克县）进行过类似的试验，収得了良好的结果。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详细地问了我一些问题，答应考虑我的建议，并要我先同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几位工作人员商议。
不久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来电报召我去莫斯科。第二天我就到了他那儿。
“是这么一回事：您马上坐下来起草一份关于农民委员会的简短的提纲。但必须切合实际，具体明确，不超过一页半或两页纸。明天您把提纲交给粮食人民委员部和财政人民委员部，然后您来找我。事先打电话给我，免得您久等。不过您要尽量写得短些，不要任何开场白和论证，只要写清楚，依您的意见该怎么办就行了。”
次日晚上，我们约定了会面的时间。一清早我就来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儿。我至今仍记得他那张严肃而若有所思的脸容。聚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我的报告看了两遍，闭上眼睛沉思起来。最后，他断然站起身来说：
“把报告交给福齐也娃同志，让她暂时保存起来。您先这么办：到莫斯科工会理事会去要几个人，把他们分派到农村去，不要太远。事先您要给他们指示，告诉他们如何照您的想法办好这件事。让他们去召开农村会议，用自己的语言讲一讲农民委员会的问题。人们在会上所说的一切都要记录下来。农民的意见很重要。您自己不用去。地方上应该让普通工作人员去办理一切事务，您只要做说服人的工作。您不是差不多把我也说服了吗？一个星期以后，您把他们召集起来，好好了解一下农民们都说了些什么意见。然后您来告诉我。”
一星期以后，我把几个农村会议通过的关于成立农民互助委员会的决议交给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仔细看了这些决议，然后问我派了哪些人去，他们讲了些什么。他要我根据他的关于粮食税问题的报告精神起草一份法令草案。“不过要简短扼要！”他吩咐我把法令草案交粮食人民委员部审阅，让他们签署后拿来。
“他们了解农民，不把农民理想化，而且往往相反。是啊，关于农民的问题，我们也许还得花上六年左右的时间呢。”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到最后一句话时，从桌子那边探出身子，眼睛紧紧地盯住我。我回答说，也许得花上十年时间，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农村中的愚昧无知和因循守旧，特别是私有观念的倾向。对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
“谁知道呢，以后再看吧。”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我，我对农村的社会保险问题有何意见。我回答说，农村中应当举办财产保险和赈济贫农。在那里办社会保险可能是一种误解。
“也许是欠考虑吧？”
“好吧。您一定得把法令草案交给维诺库罗夫[11]同志过目。他的意见很重要。您可知道他对农民社会保险的意见吗？”
“依我看，他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持反对的意见，虽然我并没专门同他谈过这个问题。”
“别忘了把您的法令草案也交给财政人民委员部看一看。喔，您那里有电站？”
“没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住在车厢里。”
“您得留在莫斯科。您要好好安排一下，您的脸色似乎不太好。”
“是的，我有点儿不舒服。在沃罗涅什感冒了。”
“要当心自己的身体，您的肺部好象是有病的。一定得去找医生看看。”
关于农民互助委员会的法令是1921年5月15日签署的。
在这之前不久，我被任命为社会赡养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
我首先抓了农民互助委员会的工作，建立了委员会的中央机构。在新的条件下开展的社会赡养工作遭到来自社会赡养人民委员部内部的强大阻力。只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积极于预，并更新了部务委员会之后，才有可能广泛地开展这一工作。
※ ※ ※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社会赡养问题始终很关心。
在列宁因病不能出席会议的情况下，加米涅夫在人民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取消社会赡养人民委员部的决议。为此，他遭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严厉谴责，那个决议也被撤消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热情支持关于建立专门的残废者合作社的建议，而且他指出，残废者的工作时间应该缩短，应该给他们分配较好的房屋，并免除他们的全部税务。
“目前我们很穷，但我们会富起来。劳动对于残废者来说应该比所有的人更早地成为一种乐趣。这就是我们必须达到的目标。”
在讨论方便残废者参加学习的问题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电话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卢那察尔斯基，坚决要求在残废者进训练班和高等学校学习方面给予各种优待，并保证让他们比其他大学生优先享受助学金。除此以外，他还提议为残废者建立专用宿舍，以使他们得到照料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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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列宁一起工作的欢乐，他的亲切关怀，他所独有的非同一般的温厚和人道——是我一生中最为光辉的记忆。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2卷1957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478—492页
（顾柏林 译 张草纫 校）
[1] 帕维尔·伊里奇·波波夫（Павел Ильич Попов，1872年1月3日——1950年5月26日），1896年起参加革命运动，同年被捕并被流放到乌法。1898年起在地方自治局工作。1906—1909年任哈尔科夫地方自治统计局副局长。1909—1917年任图拉地方自治统计局局长。1917—1918年任农业人民委员会统计司司长。1918年任苏俄最高经济委员会统计部部长。1918—1926年任苏联中央统计局局长。1922—1928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4年加入俄共（布）。1926—1928年任俄罗斯联邦国家计划委员会统一计划部部长。1928—1929年任中央统计局联合研究所所长。1929—1931年任工会农业学院主席团成员。1931—1948年任俄罗斯联邦国家计划委员会农业部部长。1948年退休。
[2]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 Эдмундович Дзержинский，1877年9月11日——1926年7月20日），俄国革命家，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中学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工党。曾多次被捕，1912年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到二月革命才获释。获释后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并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1917年12月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席。1924年改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年7月20日因心脏病于莫斯科逝世。
[3] 埃夫莱姆·马尔科维奇·斯克良斯基（Эфраим Маркович Склянский，1892年8月12日——1925年8月27日），出身于一个犹太中产家庭，1913年7月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6年应征入伍。二月革命后曾当选为第38师士兵苏维埃主席和第19军士兵苏维埃委员。十月革命时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3月至9月任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10月22日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内战期间为红军的组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托洛茨基誉为“俄国革命的卡诺（Carnot）”。1924年3月被解除一切军事职务，改做贸易工作。1925年担任美洲贸易公司（Amtorg）经理，在出访美国时因轮船事故不幸遇难。
[4] 保存在克里姆林宫里的一尊大炮（十八世纪铸成）。——译者注
[5] 纳坦·伊萨维奇·阿尔特曼（Натан Исаевич Альтман，1889年12月10日——1970年12月12日），苏联画家、雕塑家、舞台艺术家。
[6] 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瞿鲁巴（Александр Дмитриевич Цюрупа，1870年9月19日——1928年5月8日），1898年参加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于1917年至1921年任粮食人民委员，1922年至1923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至1925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5年至1928年任外贸人民委员。
[7]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奥京措夫（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Одинцов，1895年7月20日——1940年9月26日），1916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奥斯特委员会书记。1919年、1921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切尔尼戈夫省委书记。1920年任乌共（布）基辅省委书记。1921—1922年任乌共（布）敖德萨省委书记。1923—1931年任全俄农村合作社理事会主席。1932—1933年任乌克兰农业人民委员兼乌共（布）中央委员。1934—1937年任亚速海—黑海土地管理局局长。1937年被捕。1940年遇害。
[8] 亚历山大·斯捷潘诺维奇·安东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Степанович Антонов，1889年6月26日——1922年6月24日），1907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多次被捕和流放。1908年被捕并被判处死刑，后改判20年苦役。二月革命后获释，加入了左派社会革命党。1918年7月起领导一支战斗队反对布尔什维克。1920年发动了坦波夫叛乱。1922年被红军击毙。
[9] 伊万·谢尔盖耶维奇·科列斯尼科夫（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Колесников，1894—1921），出身于农村家庭。一战期间入伍。1918年加入红军。1920年12月在沃罗涅日领导农民叛乱。1921年4月28日（一说5月12日）在与红军的交战中被击毙。
[10] 涅斯托尔·伊万诺维奇·马赫诺（Нестор Іванович Махно，1888年10月26日[新历11月7日]——1934年7月25日），乌克兰无政府主义者，十月革命后，在乌克兰组建了代表落后农民的“黑军”，既反对红军，也反对白军。1921年，黑军被红军粉碎后，流亡国外。
[11]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维诺库罗夫（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Винокуров，1869年7月28日——1944年11月9日），1890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893年发起成立莫斯科工人工会。多次被捕和流放。1913—1917年任《保险问题》杂志编辑。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市杜马议员。十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市杜马主席。1918—1921年任社会保障人民委员。1924—1938年任苏联最高法院院长。1938—1944年任卫生人民委员。1944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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