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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对外贸易

列·波·克拉辛



　　在我国对外贸易的初创时期，疾病迫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放弃了对国家工作的实际领导，这对我们大家来说是极大的不幸。诚然，当我们开始扩大进口外国商品贸易业务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在主持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但是，当我们建立和发展出口贸易（我们的进口也有赖于出口的发展）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不再有可能密切注视国家机器的运转。
　　起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于我们的对外贸易，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对于我们能否胜任这一任务，多少持有怀疑的态度。有一次我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描述我们的计划，我说，将有几十或几百艘轮船将我国的原料运往国外，出口贸易的发展将保证我们获得源源不断的外汇收入，经过五年左右我们将做到经常出超，保持枳极的贸易平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习惯地眯起一只眼睛，不时斜视着我，不以为然地挥挥手，有时用他那亲切明快令人难忘、Р音稍许有些含糊的语调插话说：“我们算是什么商人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之所以持怀疑态度，是因为无论哪位布尔什维克当着他的面宣扬自已的实际成绩时，他总要流露出慈父般的讥讽神情表示他的不信任。除此以外，他还估计到了国外的客观条件。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资本主义世界极端不信任，随时准备他们制造各种困难和进行捣乱。虽然协约国最高会议于1920年1月已通过决议解除了对苏维埃俄国的封锁，但是这种封锁事实上依然存在，所以，对能否毫无阻碍地进行对外贸易抱有怀疑，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疑虑重重，有一个时期他甚至怀疑我们能否用黄金在国外购买货物。有一次他半开玩笑地问我：“我们是否有可能花掉我们的黄金去购买有用和必需的商品？请注意，别耽误了时间！”不用说，我竭力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放心，在动用黄金方面永远也不会有来不及的危险，相反，倒是有必要采取最严格的措施防止过快地消耗我们的黄金储备。显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黄金的怀疑”在人民委员会的一些决议里是有所反映的，譬如，1920年3月我赴英国进行贸易谈判期间，人民委员会决定给交通人民委员部拨款三亿金卢布用于购买机车和其他铁路器材。大概就是这次拨款为后来开放黄金贷款以增加在瑞士的定货（由最初定购的一百台机车增加到一千余台机车）提供了依据。
　　由于资产阶级政府和银行相互勾结，我们最初在国外购货时遭到了“黄金封锁”的困难。没有一家公司或银行同意接受我们的黄金作为定货的付款。这充分证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于我们对外贸易的担心是十分正确的。这种“黄金封锁”给我国造成了大约四千五百万卢布的损失。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21年3月我们与英国签订商务协定时才告结束。
　　在我国同国外进行交易的初期，对外贸易的作用首先是为我国交通运输和采掘工业的最重要的部门迅速供应最必需的材料、备件和工具，遭到国内战争破坏的铁路车站所需要的电报机、水泵、电线、钉子、斧头、锯子、锯条、工具钢、皮带等等。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参预下制订的基本原则是：只购买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尽量少买消费品。
　　1921年灾难性的干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伏尔加河流域和其他几个省的饥荒，迫使我们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原则。当我在1921年夏天由伦敦返回莫斯科，来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办公室时，我看他焦躁不安，不时抬起头来仰望阳光灼热、溽暑蒸人的天空，显然他渴望能看到期待已久的雨云。他多次问我：“我们能在国外买到粮食吗？协约国会允许把粮食运入俄国吗？”
　　我们的整个进口计划被推翻了。在我再次去英国以后，我们不得不大规模地购买粮食和种子（当然只能动用黄金储备，因为我们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出口贸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几乎对每—艘从国外开出的轮船都亲自过问，而且一再给我们发来电报和信函，要求尽一切可能迅速帮助受灾地区。
　　这里我不准备详细叙述，我国的对外贸易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只是在与英国签订商务协定，并在那里通过几个法律程序保证我国商品和货币的完整和不可侵犯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出口货物。只是从那时开始，我们才有可能出口木材、亚麻、大麻、毛皮和石油产品。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对外贸易的垄断问题就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
　　在此以前，对外贸易垄断制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这是“军事共产主义”的实质必然产生的结果。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不可避免地要提出是否需要垄断的问题。但是，只要还没有出口贸易，那么这个问题主要只牵涉到外国商人的利益。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采取敌对的态度，因此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比较容易坚持自己的立场，反対外国商人要求对苏维埃俄国自由出口商品，而且也比较容易得到党和苏维埃组织的支持。
　　然而，一旦出现了向外国出售俄国原料的可能性以后，情况就起了急剧的变化。几乎每一个组织，包括经济的和许多非经济的人民委员会都储有亚麻、毛皮、猪鬃和其他出口物资。正在恢复的私人贸易和整个新经济政策开始向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施加巨大的压力，企图冲破外贸垄断制的约束。人们普遍热衷于发展贸易的口号形成了某种特殊形式的苏维埃重商主义。他们的口号是，使用一切方法和手段最大限度地发展贸易，不仅是国内贸易，还包括国外贸易。为了新经济政策以及许多国家机构和经济机构的实际利益，他们还给自己找到了“理论”根据。与此同时，国内的压力也在增加。在国外，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阶层，上至政府和银行，下至中、小经纪人和转手贸易商，当然都反对対外贸易垄断制。在西欧资产阶级眼里，对外贸易垄断制就象全俄肃反委员会和国家政治保卫局一样是“布尔什维克的怪物”。关于对外贸易垄断制的问题苏维埃报刊也开展了讨论，刊登了不少主张自由贸易的文章，要求即使不是取消，至少也要放宽外贸垄断。[1]党内也同样议论这一问题。到1922年年底，这种倾向在一些相当有影响的机构所作出的初步决议里也有反映。他们要求大幅度地放宽外贸垄断，以致我在—次评论这一建议的讲话中不得不把这种做法比作在系留气球上戳一个洞。他们虽然没有要求取消垄断，只是要求建立让某些货物自由进口和出口并自由开放部分边境的办法，但是，这样做最终必然会导致我们整个外贸体制的垮台，就象有谁在球上戳一个小洞，气球必然会掉落地面一样。
　　情况十分危急，几乎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事至今日除了求助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能找谁呢？
　　众所周知，自1922年10月初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重新主持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但是仍然时常生病，我来到他的住处，得知他患龈脓肿，不能出门。可是就在第二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本着他特有的对大小事情都非常关心的精神亲自打电话给我，指定了谈话时间。在我详细汇报了情况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摊开双手，承认情况非常严重：“应当行动起来。”这时我明白，对外贸易垄断制得救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仔细审阅了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部材料，请要求实行新外贸制度的同志把自己的观点写成提纲，同时也给了我同样的任务，并且答应专门写一封信来支持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立场。
　　在这封信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象往常一样，一下子就抓住了事情的本质：“问题在于我们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是为耐普曼工作呢，还是为无产阶级国家工作。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为了这个问题是绝对可以而且应该在党代表大会上展开斗争的。”[2]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出，所谓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无能的问题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因为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无能不多不少正象我们所有人民委员部的无能一样，是它们的一般社会结构造成的，这要求我们长期地进行极顽强的工作来提高教育和一般水平。”[3]
　　外贸人民委员部为了捍卫对外贸易垄断制，反对让私人资本参加商业交易，特别在农村采购供出口的原料，认为这样会人为地把最恶毒的剥削者——做投机买卖的收购商，使用类元、英镑、瑞士克郎的外国资本的代理人带到农村里来。主张自由贸易的人反驳道，我们允许外国资本以租让的形式存在，既然允许租让者存在，那么根据同样的理由也应该允许出口收购商存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批驳这种论调说：“租让决不会产生这种情况，因为在租让时我们不仅规定了地区，而且特别规定了只许买卖几种特别物品，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掌握着租让的这些或那些物品的买卖……”[4]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确评价了关税保护和边防的作用。同时指出，我们的边境与其说是靠关税保护或边防军守住的，不如说是靠存在着的对外贸易垄断制而守住的。自由贸易的支持者将对外贸易垄断制描绘成“闭店总管理处制度”。对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反驳说：“马克思当时曾用‘庸俗的自由贸易制’的字句来回敬过一种字句，而‘闭店总管理处制度’同那种字句的性质是一样的，因为它也不过是十分庸俗的自由贸易的句子罢了。”[5]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针对建议加强关税保护以代替对外贸易垄断制的反对派成员[6]说：“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国与国之间贫富悬殊得惊人的时代，任何关税政策都不能生效。布哈林看不到这一点，这是他最惊人的错误，而且是纯理论性的错误。”他（反对派）“几次提到关税保护，但没有看到，在上述条件下，任何一个富有的工业国都能够把这种关税保护完全摧毁。要作到这一点，它只要在我们课以高额关税的那些货物输入俄国的时候给以出口奖金就行了。这方面所需要的钱，任何一个工业国都是绰绰有余的；采取这种措施之后，任何一个工业国都一定会把我们本国的工业摧毁。”[7]
　　这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极其深刻的思想指出，任何关税保护，任何税则都不能保护我国工业不受外国竞争的影响，只有对外贸易垄断制才是我们的堡垒，只有它能使我国的工业复兴起来，不受外国竞争的影响。
　　工人同志们，你们应该记住伟大导师的这些话，记住他的遗训：只有维护对外贸易垄断制，才能保护我国正在恢复的工业。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继续写道：

　　“所以说，布哈林关于关税政策的一切议论，实际上就是要使俄国的工业完全失去保护，就是要在一层薄薄的面纱的掩盖下改行自由贸易制。对这种作法我们必须竭力反对，要把这个斗争一直进行到党代表大会上去，因为现在，在帝国主义时代，除了对外贸易垄断制以外，任何真正的关税政策都谈不到。”他接着写道：“实际上，布哈林是在保护投机者、小资产者以及农民上层分子，而反对工业无产阶级。工业无产阶级如果没有工业保护是绝対不能恢复我国的工业、使俄国成为工业国的；这里的工业保护指的只是对外贸易垄断制，决不是什么关税政策。在目前俄国的条件下，任何关税保护政策都是十分空虚的，都是纸上谈兵，对无产阶级一点好处也没有。因此这个斗争对无产阶级及其工业具有最根本的原则的意义。”
　　“我再补充一句，局部开放边境实际上会在外汇方面造成极严重的危险，使我们陷入德国那样的处境；会使国外小资产阶级和形形色色的代理人潜入俄国，而我们又丝毫不能控制他们，这也是极端严重的危险。”[8]

　　反对派指责主张对外贸易垄断制的人不了解加强国内市场商品流通的全部重要性。弗拉基来尔·伊里奇认为，成立合营公司的主张就足以驳倒这一指责。“因为这种合营公司所追求的目的正是加强流通，保护我们俄国的工业，而这种保护是实际的，不象关税保护那样是空虚的……合营公司的制度是能真正改善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这个坏机关的唯一制度，因为实行这个制度，外国商人和俄国商人就会在一起工作。如果我们在这种条件下还不能学会、学好、学通，那么我国人民简直就是毫无希望的傻瓜了。”[9]
　　上面这些话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922年12月13日口授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指示完全彻底地解决了对外贸易垄断制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的强有力的论据使过去一度在这个问题上动摇不定的同志心悦诚服。虽然他不能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但是，在对外贸易垄断制的问题上已没有人再表示什么怀疑；我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也用党代会决议的形式最终确定了下来。
　　同时，在对外贸易方面，这一年[10]也没有白白地过去。我们不仅使进出口贸易额增加了一倍多，而且由于越来越深入地贯彻生产的原则，从质的方面改善了进口和出口的结构，在去年就做到了使出口大大超过进口，达到了积极的平衡。而且要做到明年的出口超过进口也是完全有保证的。我们的外贸机构正存逐步地、但是不断地完善，我们一举在世界粮食市场上占据了光荣的地位。我们各方面的出口在质量和数童上都有了发展。现在，与我们有贸易往来的西欧工商界可以证明，我们正在学习和学会对外贸易业务。


载于1924年1月26日《消息报》第21号第2版
（叶灵春 译　顾柏林 校）




[1] 在对外贸易垄断制问题上，布哈林和索柯里尼柯夫完全公开地站在投降主义的立场上。弗·伊·列宁在1922年12月13日写给俄共（布）中央全会的信件《论对外贸易垄断制》中，尖锐地批判了这种投降主义立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因病未能出席这次全会（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2—415页）。——编者注

[2]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2页。——编者注

[3] 同上。——编者注

[4]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3页。——编者注

[5] 同上。——编者注

[6] 作者指的是布哈林。——编者注

[7]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4页。——编者注

[8]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4、415页。——编者注

[9] 同上。——编者注

[10] 本文写于1924年。——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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