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四卷）

回忆片断

波·米·沃林



　　任何一部伟人传记——从“传略”到最详尽的“正传”，如果没有同时代人——亲属、同志、朋友和战友们的回忆，都不可能是真正的传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传记尤其如此。无论文件记载得多么详尽，多么明白，还要靠对他的种种回忆，伟大列宁的生动形象才会显得格外鲜明，才会充满魅力。
　　在列宁的文集和选集里，在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丰富的档案里，保存着大量的便条、信件和其他文件。这些材料生动地证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尽管担负着非一般人所能胜任的工作，仍然对共产党干部，对党内外的同志们，对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亲自给予极大的关注。我没有看到过，有人给列宁打电话，写便条，或者通过别的什么方式来找列宁，而他会置之不理的。列宁对一切都是有求必应的。在一切事情上都表现出他那布尔什维克的体贴入微，他那令人感动的随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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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烈的国内战争正在进行。富农起来暴动，土匪活动把我们的工作搞得混乱不堪，还必须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思想上和在行政管理方面进行斗争。粮食、燃料、衣服、药品，一切都感到不足。同中央的联系不正常。这些问题都必须很快解决。
　　尽管起初我们没有领导党和国家工作的实际经验，但我们在各地方的工作大体上搞得不坏：我们有同沙皇制度、资产阶级及其仆从进行斗争的长期而又艰苦的经历，这是极其宝贵的。党和苏维埃的于部充满布尔什维克的精力和革命的积极性，他们懂得，必须同人民群众一起进行工作，应当为人民群众而工作。但尽管这样，面对复杂而困难的环境，我们还是经常会一筹莫展。
　　于是，自然只有一条出路：到莫斯科去，当然是去找列宁。此外，平时我们也常到莫斯科去参加一年一度的党代表大会、党代表会议，一年一度（有时一年几次）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大会期间要召开各种各样的会议，弗·伊·列宁、雅·米·斯维尔德洛夫[1]、米·伊·加里宁[2]和其他同志是必然参加的。
　　我们到莫斯科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在当天或者在第二天就接见我们。
　　列宁对地方干部的需要，表现出一种特别的关心，我要说的是一种主动的关心。下面有两个我牢记不忘的例子，可以表明，我所说的列宁的主动关心究竟是指什么。
　　1918年底，正在为迎接俄共（布）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紧张地进行筹备工作。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将要通过新的党纲，而且，大家都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他的农村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对中农的态度问题，深刻地阐明了新的口号：“善于同中农达成协议，一分钟也不放弃对富农的斗争，只是牢牢地依靠贫农……”[3]而在结束语中他提出了同中农的相互关系的著名口号：“决不可发号施令！”[4]
　　这时期，在奥廖尔省利夫内县发生了激烈的富农暴动。有许多事情必须向伊里奇汇报，有许多问题要听取他的解释和建议。我当时是奥廖尔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市党委书记。按照同志们的一致决定，我搭乘最近的一班货车（当时客车行驶得极不正常）去莫斯科。
　　列宁马上在他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同我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我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述我们那里党和苏维埃的种种“病症”：县里和乡里的舞弊行为、地方上欺压中农的情况。谈到必须从两个首都抽调党的久经考验的新干部充实到省里去，要更大胆地吸收靠拢我们的正直的党外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来参加地方苏维埃的管理工作。
　　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说，重要的不仅仅是我们向他汇报的那些情况，在谈话过程中他自己提出了新的问题。说出了新的想法。
　　所有的问题都研究过以后，我站起来告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突然留住我说：
　　“慢点回去！关于你们要采取的一切措施，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会有更好的意见。”
　　“更好的！”……可是我的头脑里已经装满了伊里奇的建议和指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电话给雅·米·斯维尔德洛夫：
　　“沃林[5]同志现在在我这里，你知道，他是我们的‘奥廖尔省省长’……他马上来见您。请您把一切必要的都告诉他……”
　　过不多久，我就到了雅·米·斯维尔德洛夫那儿。我们坐在一张破旧的、皮的长沙发上，长时间地谈论当时党和苏维埃建设中的迫切问题。
　　1919年春天，党中央委员会派我到布良斯克去工作，在那里我被选为俄共（布）布良斯克省委书记。
　　在布良斯克工业区（当时叫布良斯克—马尔采夫斯基）有具特有的困难。大批工人骨干都加入了红军。乌克兰被德国占领军切断了，因此工业城市和市镇几乎没有粮食了。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企图利用当时的困难，在这里进行着猖獗的活动。局势有时是很危急的。然而党组织是坚强的，进步工人在党内占着很大的比重。因此，在莫斯科—喀山铁路于1919年5月10日发起群众性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影响之下，我们在铁路枢纽站和布良斯克市内也进行了多次成功的星期六义务劳动。
　　我们决定，由我去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他详细汇报我们这个地区的情况，汇报我们的成绩和困难。
　　列宁接见了我，开始询问地区的情况，怀着特殊的热情倾听星期六义务劳动这个不平常的新措施的一切详情细节。他一定要我把大后方工人英勇劳动的事迹写一本附有纪录照片的通俗小册子。我答应了，但却无法履行自己的诺言，因为在仲夏奉召到莫斯科，被派到从下新城沿伏尔加河行驶的“红星”宣传舰（宣传舰的政委是维·米·莫洛托夫[6]）上去当党中央的代表（指导员）。
　　我们的谈话最后转到了战争的题材——各条战线上的局势。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说：
　　“要知道，这方面的情况，刚从前线回来的同志会向您讲述得更好，更确实。”列宁就用一个熟悉的动作拿起听筒，叫这位同志听电话，对他说：
　　“布良斯克的沃林在我这里。他马上来看您，请您把前线的情况讲给他听。”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建议和说明是完美无缺的。他要使从地方来的同志听到多方面的消息，得到各方面的指示。因此，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不管他多么繁忙，他毫不吝惜精力和时间，给予同志们最大的帮助。
　　我们难道不经常是这样的吗？你被接见了，你作了汇报，对你提出的问题作了回答，作了解释——这样就完了！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是这样的：他接见你，仔细地听你讲，他让你把他需要知道的情况全部讲出来，对你所有的问题作了最详细的答复，另外再亲自安排你同能够作补充、从新的角度阐明问题的同志见面。列宁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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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各地方情况不佳的一切报道异常迅速地传到列宁耳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只要听到过一次，就能把最细小的情节都记住，有时，过了很多时候，他还会回过头来处理这件事情，作出看来完全出乎意料的决定。
　　1919年夏初，在南方同格里哥里耶夫[7]匪徒的斗争中，我的朋友和同志——我的妹妹，枳极的布尔什维克——牺牲了。全家都非常悲痛。我接到电报，要我赶紧回去。于是我得到党中央的准许，离开布良斯克到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现在的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去几天。在返回途中，经历了很大的困难（邓尼金[8]在进攻），才到达哈尔科夫，当时苏维埃乌克兰的首都。
　　哈尔科夫使我非常奇怪，那里感觉不到紧张的战斗气氛，感觉不到离前线很近，感觉不到邓尼金进攻的危险，没有因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进行捣乱而产生恐慌。私人贸易很繁荣，咖啡馆和酒店里充满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音乐声震耳不绝，人行道上直到深夜还有许多无拘无束的年轻人在游荡。我走进省党委会——没有任何守卫，无忧无虑，一种同局势不相适应的安乐气氛。
　　在省党委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了解到哈尔科夫苏维埃和党的整个领导成员几乎完全是由“民主集中派”组成的（萨普龙诺夫[9]是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博古斯拉夫斯基[10]是省委书记，索斯诺夫斯基[11]是报纸编辑，拉法伊尔[12]在省工会理事会等等），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并不掩饰自己对党中央的敌意。
　　我怀着沉重的忧虑离开了哈尔科夫。到达布良斯克后，我把看到的一切写了一份简短的报告给弗·伊·列宁。
　　过了相当长（按照当时的尺度）的时间。我在布良斯克又工作了一段时间，在秋天，我接到了调往科斯特罗马的任命，在那里被选为省执行委员会主席。
　　有一次，在1920年早春，我被唤到省执行委员会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密室里去接“直达电报”。这样唤去接电报是常有的事。
　　“是列宁发来的电报，”报务员说。
　　“沃林同志，您关于乌克兰情况的报告极好。速来莫斯科参加政治局会议。详细情况来后再谈……”
　　说实在的，由于那几个月中发生的许多令人不安的事情，我已经把自己到过乌克兰、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过报告的事情逐渐遗忘了。然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却什么也没有忘记。
　　到莫斯科去的旅程中有很大的困难必须渡过伏尔加河，而伏尔加河已经开始流冰了，然后再搭乘行驶得象爬一样慢的货车到莫斯科。
　　我一走进政治局开会的办公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大声说：
　　“啊，他就是在讨论关于哈尔科夫局势的材料时我读给你们听的那封信的作者。”
　　在出席会议的人中间，我看到有格·伊·彼得罗夫斯基[13]——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拉科夫斯基[14]和乌克兰党中央的其他领导干部。会议快结束了。列宁对讨论的问题作了总结，其中提到：
　　“我们要解除民主集中派组成的全部领导成员的职务，派沃林同志到哈尔科夫去担任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和报纸编辑，我们这样经常地改变他的党和行政工作的地点，希望他不要因此而见怪……”
　　怎么能对列宁的建议提出异议呢？当然，科斯特罗马的森林里尽管也并不安宁，但在那些日子里总要比乌克兰的草原平静得多。然而，布尔什维克是不应该到比较平静的地方，而是应该到更需要的地方去的。
　　接着是同弗拉基来尔·伊里奇进行谈话（不止一次）。列宁说，我的报告帮助挑穿了哈尔科夫已形成的危险的脓疮。
　　“必须把地方上发生的情况更经常地向我们报告。不然的话，怎么能领导这样一个巨大的国家呢，”列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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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海里浮现出1920年的春天。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它的开幕式是在大剧院举行的，大会和闭幕式是在克里姆林宫一间从沙皇时代起一直空关着的、陈设简陋的大厅里进行的，那里的讲台是用木板做的，一块红布帷幕把主席团同打字员分隔开来（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后，这个大厅以斯维尔德洛夫命名；现在是豪华的斯维尔德洛夫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或副主席通常在那里代表政府授奖）。
　　代表大会开得热烈而紧张。“民主集中派”分子——“民主集中派”反党集团的成员（萨普龙诺夫、奥新斯基[15]、尤烈涅夫[16]、布勃诺夫[17]、皮达可夫[18]和其他人）对代表大会的工作制造混乱。他们竟然对列宁进行人身攻击。
　　我被选为代表大会的秘书，坐在主席台上，仔细地注视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怎样对付这一切。他有时冷笑几声，眯着眼晴，一句也不进行反驳（根据我当时和以后的观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来不打断别人的发言），把反对派所说的关于党中央的组织路线、一长制和集体领导制、“一小撮党内寡头”等话都记下来。
　　后来我根据自己的记录发言。在那些年代里（以及以后的许多年中），我们事先都不准备发言稿，发言前也并不打印，而是根据会上当时所作的简单记录对发生的事情进行评论。于是我开始说，反对派的发言毫无疑问使人感到痛心。大厅里开始喧闹起来，发出踏脚的声音，“工人反对派”的席位上大声呼叫着。但反对派没有能打乱我的发言。我讲完以后宣布休息。主席团的成员都走散了。“民主集中派”分子对我进行谩骂和施加威胁。当一切都安静下来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走到我面前，说：
　　“您对这些空谈家批得很好。我要按自己的方式向他们进行清算。”于是他在以后的几次讲话中按伊里奇特有的方式对他们进行了认真的清算……
　　代表大会接近结束了（在1920年4月5日）。列宁说出了最深刻的信念，他说，六十万共产党员，依靠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全体苏联人民，一定能够象他们以前解决军事任务一样，顺利地解决经济任务；在代表们和来宾们的热烈掌声中他结束了简短的闭幕词。
　　担任会议执行主席的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刚要宣布大会闭幕，代表们都拥上了讲台，宣布列宁五十寿辰即将到来，他们相继作了激动人心的发言，充满了对伟大领袖和导师的热爱和感激之情……
　　列宁开始带着戒备的神情听看，后来明显地不耐烦起来。他的整个面部表现出很大的不满。他从主席团的桌子后面走出来，跨着很快的步子离开了主席团，经过秘书处走到三层楼他自己的办公室里。
　　发言还是一个接一个地进行着。从列宁那里递来了一张表示反对的简短的便条。突然墙角的电话铃响了。我走过去拿起听筒。
　　“请您叫执行主席来听电话，”列宁说，他的嗓音里带着明显的激动。
　　我不安地叫格里哥里·伊万诺维奇。过了几秒钟，彼得罗夫斯基没精打采地回到主席团的座位上，等会场静下来以后，他告诉人家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他“训斥了一顿”，坚决要求“刹住”这种“胡闹的行为”，停止这种“滔滔不绝的歌功颂德”。
　　然而这种“胡闹的行为”自然还是在继续下去。上台发言的有米·伊·加里宁、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19]、费·雅·柯恩[20]和其他许多人。这一次谁也不愿意顺从列宁的要求。热情洋溢的话语发自大家的内心，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祝愿来自四面八方。
　　在第九次代表大会结束时提出了出版列宁全集的决议，不过这一决议并没有记录下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态度谦逊，他一贯不希望自己处在受人瞩目的地位，他毫不掩饰地厌恶哪怕对他有一丝一毫的个人“迷信”，教育我们的干部要保持布尔什维主义一贯的优良传统。
　　过了一段时间，莫斯科市委想为他祝寿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个特点又非常有力地表现了出来。在那里我是作为来宾出席会议的。
　　那时候国内不仅没有出版过哪怕是最简短的列宁传记，甚至连叙述他生平和活动的小传单也都不曾有过。因此，对许多同，甚至莫斯科的党员积极分子来说，根本不知道4月22日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五十寿辰。
　　莫斯科市委领导决定在党员的小范围里组织一个晚会，庆祝列宁五十寿辰。向列宁祝寿——当时称为“共产主义晚会”——定于4月23日在大德米特罗夫卡的莫斯科市委大厅（位于现在的普希金街，目前这座大厦是苏联检察院所在地）里举行。
　　与会者都感到困惑不解，为什么没有看见列宁，为什么开幕时他没有出席。事情是这样的。关于举行晚会的事情，莫斯科市委书记亚·费·米亚斯尼科夫[21]是在晚会开始以后才通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拒绝出席正式的庆祝会。直到很多人，其中包括阿·马·高尔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22]、米·斯·奥里明斯基[23]、约·维·斯大林等同志发过了言，会间休息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才在欢呼声中到来了，这使大家感到很突然，很激动。大家请他讲话。他作了简短的发言，开始就两件事情向与会者表示感谢：第一，感谢他们对他的祝贺，第二，他说，“更”感谢他们“没让他听祝寿演说”。这几句话引起了掌声。接着，他看来为了竭力制止这种接连不断的祝贺（在祝贺中，大家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他——党的领袖——身上），就马上转换话题，宣布说，他想略微谈谈“布尔什维克党的现状，”[24]
　　这是列宁最短的一次讲话。整个内容都是讲布尔什维克党，旨在反対吹捧，反对骄傲自大。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警告同志们——所有个别的布尔什维克和作为一个政党的全体布尔什维克，不能陷入一种非常危险的状态骄傲自满。这种状态，他说，“是十分愚鑫、可耻和可笑的”[25]。
　　列宁在这次讲话中极有分寸地指出，一个布尔什维克应该是怎样的，对本国人民，对劳动人民负责的我们整个党应该是怎样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世时，再也没有庆祝过他的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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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12月底。在莫斯科召开有历史意义的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按照列宁的意见制定的、由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26]提出的苏维埃俄罗斯电气化计划——箸名的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计划。
　　在苏维埃共和国极端困难的这一时刻，正当它要在异常复杂的环境中完成从战争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平建设的时刻，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工人反对派”的参加者、“民主集中派”分子以及布尔什维主义的其他敌人向党发起了进攻，强迫它进行辩论，即众所周知的工会辩论。
　　列宁把党内形成的状况名之为“党内危机”。因此，毫不足怪，除了在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就一些根本性问题起草决议以外，在这些日子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得在代表大会的俄共（布）党团会议上多次发言。在这些会议上，反对派分子的反党行为和情绪表现得最猖狂。
　　甚至连我们，代表大会的代表，都工作得体力劳累，精神紧张。可以想象得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花的精力有多大。他什么时候休息过？有一天晚上，在会间休息时宣布，出席代表大会的全体省执行委员会主席会后请到党中央开会。省执行委员会主席们——我们一共二十人——来到俄共（布）中央所在地的沃兹德维任卡（现在的加里宁街）。当我们看到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旁边坐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惊奇。
　　会议开始时已经很晚。我们开会的房间灯光很暗，经常断电。大家都穿看外套，有的穿看皮的短大衣，有的穿着军大衣。由于党内辩论，以及由于要为过渡到新经济政策、过渡到能使各地的苏维埃机关进一步在组织上得到巩固的新的形式、过渡到建立工农联盟的新的经济基础作准备工作，列宁和加里宁要我们详尽地讲述各省、各县、各乡的情况，农民的情绪，工人的状况，“地方主动精神”的具体表现。从我们方面说，我们尽可能详细地回答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提出的问题。虽然列宁经常引述加里宁的话，他说，由于加里宁经常到各地去视察，因此情况了解得比他清楚，但我们所有的人一眼就能看出，伊里奇对情况非常熟悉，他的判断非常正确。
　　这次谈话是毫无拘束的，然而谈到最热烈的时候，我们忽然想起，已经过了半夜。加里宁建议散会，因为明天还有紧张的工作。
　　我走到街上，摸索着走到莫霍夫街，想往左拐弯，到第一苏维埃宫（“民族”饭店）去。使我感到惊奇的是，突然在前面的拐角处看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知怎么的，他单独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了会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您怎么能在这样的黑夜里独自一个在莫斯科的街上行走？！”我大声说。
　　列宁停住了脚步。
　　“怎么，沃林同志，因为我是人民委员会主席，”我听到他带有讥笑的语音，“我就被剥夺工作为共和国公民的一切权利吗？”
　　“嗯，可怎么能没有护送的人！”
　　“看来我没有人护送就不行了，”他仍旧带着原先的讥笑语调说。
　　整个这次简短的谈话是在沃兹德维任卡和莫霍夫街的拐角上进行的。我们穿过雪堆，来到了特罗伊茨克门。我松了一口气：弗拉基米尔·伊峑奇已经安全无恙地站在站岗的红军战士身边了。
　　但事情并不象我所想象的那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扶着我的手臂，拉着我往左走，朝看亚历山大罗夫花园走去，同时对我说：
　　“忙什么！我们一起散散步。”接着又风趣地说：“看，多美好的夜晚……”
　　这夜晚一点也不美好，那时刻我简直觉得是不祥之夜。但我已不再反对了，于是我们默默地在亚历山大罗夫花园旁边走着。我们在旁边走，是因为公园里堆满了垃圾和瓦砾，甚至白天也无法进去。
　　列宁首先打破了沉默，开始谈会议中断时我们所谈的话题——富农暴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想起，在奥廖尔省利夫内县发生暴动时他曾经拍给我一份电报，提到住在利夫内的一位右派社会革命党的“农民”作家伊万·沃尔诺夫[27]，要我搭救他的性命。
　　“怎么，救成功了？”伊里奇问。
　　我回答说，电报到得很及时，沃尔诺夫被释放了，虽然他看来是同富农暴动有关系的。
　　接着我讲述我担任科斯特罗马省执行委员会主席时发生的乌伦暴动的情况，以及我走进关押着暴动的为首分子的小屋时所看到的情景。
　　“您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说，“都是些农民和农妇，身强力壮，皮肤黝黑，古代近卫兵[28]的苗裔，仿佛是从苏里科夫[29]的名画《近卫兵临刑的早晨》上直接走下来的。”
　　列宁甚至停住了脚步：
　　“难道那里有过近卫兵？他们怎么会到那里去的？”
　　于是我把从当地的一些同志那里听到的故事讲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暴动者的祖先是被彼得大帝充军到科斯特罗马森林里来的近卫兵。
　　这样我们走到了斯帕斯克门的红军岗哨那里。我又松了一口气，准备告别。可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仍旧没有松开我的手，笑着说：
　　“送佛送到西天，劳您驾，把我送到家门口吧。“
　　于是我们穿过斯帕斯克门和克里姆林广场，过了丘多夫教堂，走到一处台阶上，那里有楼梯通到三层楼伊里奇的住所。这时我才真正松了一口气……
　　好象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事——开好会，叫一辆汽车，但列宁甚至连想都没有想到要这样做。他谦逊地、悄悄地走出大厅，一个人走回家去。
　　过了好多年以后，我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一起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有一次她回想起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经一面笑一面给她讲我们在莫斯科阴暗的风雪之夜“旅行”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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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21年春天起，我在娜·康·克鲁普斯卡娅领导的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工作。我担任《俄罗斯通讯社宣传员》的编辑。
　　那时候正在进行清党工作。清党工作的某些总结大家已经知道了。需要有一篇列宁的讲话。
　　我记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经说过，如果政治教育总委员会有事情，可以去找他，我就通过克里姆林宫的“楼上的交换台”请他听电话。当我听到他的声音，就激动地冲口而说，请他为《俄罗斯通讯社宣传员》写一篇关于清党工作的文章。说实在的，我并不很有把握能得到他的同意。大家都知道列宁是有求必应的，他愿意满足一切合理的请求，但我想，他可能会由于工作极端繁忙而不同意写，不过至少他也会答应请中央的某位同志写一篇这样的文章。然而列宁并没有拒绝。
　　“好的，沃林同志，”他说，“这样的文章确实是需要的。我一定写，写好后让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转交给您……”
　　过了一、两天，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转交给我一篇由“尼·列宁”署名的《关于清党》的短文。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我转告，”她说，“如果这篇文章同时在《真理报》发表，他希望，您不会反对吧！”
　　《关于清党》这篇文章当时在《俄罗斯通讯社宣传员》和《真理报》同时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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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列宁的平易近人，他对同志们的态度十分随和，他非常富有同情心。
　　十月革命五周年快到了。我当时是俄共（布）莫斯科市委机关报《工人莫斯科》（现名《莫斯科真理报》）的编辑。我们的一个艺术家为报纸纪念专号的头版画了一张画：以地球为背景，画着列宁向前方伸出一只手。我想出了一个主意——在这张画下面加一个“弗·伊·列宁”的签名。列宁的亲笔签名是很多的，然而，如果能请他在这张画上亲自签一个名，那有多好啊！
　　我打了个电话给人民委员会议秘书莉·亚·福齐也娃，把编辑部的请求告诉了她。福齐也娃同志回答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现在在主持一个会议（根据一切情况判断，这是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会议，在讨论落实农作物产量、向顿巴斯拨款、向彼得格勒工人供应粮食等问题），况且他身体不太好，不过她还是答应把报纸的这个请求转告列宁。这张画很快就送到了克里姆林宫。第二天早晨，报纸的全体工作人员兴高采烈地看到，图版上列宁用红墨水亲笔题的词——“国际万岁！列宁”，已经到了我们手中。
　　1922年11月7日《工人莫斯科》出的纪念增刊，第一版上刊登的就是这个有纪念意义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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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消翻阅一下收录列宁苏维埃时期文章的那几卷列宁文集，从《生平和活动年表》部分中可以看到，列宁经常要做报告。只有他强健的体质，异乎寻常的工作能力，才使他能够担负起这种简直是无法胜任的重责。列宁经常要每天做报告——不仅在各种各样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全体会议、协商会议、例会和国际会议上发言，还要直接在工厂和俱乐部里对工人讲话。大家都知道，他还要对农民和红军战士讲话。可以看到，有好几次列宁一天要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报告，而在1920年5月1日，他在红场上检阅游行以后，还在莫斯科河岸上的劳动解放纪念碑（那里以前是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纪念碑）奠基典礼以及莫斯科河南岸区、巴乌曼区、勃拉古舍—列福尔托夫区和红色普列斯尼亚区的工人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
　　1918年列宁做报告的次数特别多。
　　例如，1918年8月2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布蒂尔区群众大会、华沙革命团军人大会、莫斯科河南岸区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还在霍登卡红军战士大会上作题为《苏维埃共和国在危急中》的演说。
　　有一个时期，莫斯科市党委实行“星期五群众大会”的制度。每星期五，党中央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人民委员、莫斯科市委委员和许多其他的领导干部从俄共（布）莫斯科市委拿到演讲证，向劳动人民做一次或两次报告。发证之前，莫斯科市委不同任何人商量，也不征求任何同志的同意。
　　列宁也同其他人一样，经常拿到演讲证。
　　列宁拿到的这种“星期五群众大会”演讲证还保存着。下面就是列宁的演讲证：

“给列宁同志。六点三十分开始。
　　演讲证
　　1918年8月30日的群众大会
　　题目：《两种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人
　　（1）巴斯曼区加夫里柯夫广场原粮食交易所大楼；
　　（2）莫斯科河南岸区希波克街米赫里松工厂。”


　　列宁从不认为可以不去完成莫斯科市委的任务，譬如说，叫自己的秘书把这一点通知签发演讲证的人。列宁是执行党的纪律的模范，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定期向劳动人民——党员或党外人士、工人、农民、红军战士、知识分子——作报告的重要性。
　　有一次，在三月的一个夜晚——我记得很清楚，这是一个寒冷的早春，——我拿到莫斯科市委的演讲证，到原先富商大贾进出的“豪华”的“亚尔饭店”的大厅里向红色普列斯尼亚区的纺织女工作报告。这家饭店座落在彼得格勒公路上（几年前，这幢大楼改建为“苏维埃旅社”）。大厅里挤满了穿得鼓鼓囊囊的女工——天气潮湿而阴冷，巨大的窗子有些还没有装上玻璃，天花板上挂着的几盏积满灰尘的灯射出暗淡的光线。
　　我已经讲了很多时间。突然，整个大厅骚动起来，大家热烈鼓掌。我不由自主地回过头去。在讲台的阴暗处，我左边靠近墙壁的地方，站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30]。我停止了发言，往后面退了几步，让位给列宁。
　　“不，不，沃林同志，”列宁走到我身边高声说。“你讲下去吧，把你的报告做完。不过要真正地做完。”
　　大厅里哄堂大笑。
　　我喃喃地说，我已经讲了很久了。我还能怎么办呢？我没有“真正地”做完报告，而是“三言两语，草草结束”。
　　于是列宁走到台前。他穿着大衣，手里拿着帽子。女工们又热烈地鼓掌和欢呼起来。列宁对自己的迟到表示歉意，然后开始讲话，在成干女听众愉快的欢呼声中作了一个短短的发言。
　　我们一起走出大厅。列宁要我坐他的汽车，把我送到莫斯科市苏维埃。在路上才搞明白，由于莫斯科市委的一个工作人员的错误，我们两人拿到了在同一个群众大会上做报告的演讲证。而且按照列宁的演讲证的规定，他在这以前还在另一个群众大会上做了报告，所以才迟到了。
　　由于这个“误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哈哈大笑起来！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坐在汽车的角落里，却愁闷地保持着沉默——她知道得很清楚，那时候要列宁在两个群众大会上做报告，得付出多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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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工人莫斯科》的编辑，我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会议。代表大会是在克里姆林宫的大厅里举行的（后来，这个大厅经过彻底改建，成了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会议厅）。当时这个大厅比现在的要狭小得多，大厅的中间有几根呈麻花状的金黄的细柱，还有一个临时的讲台。
　　大会开幕式是1922年11月5日在彼得格勒举行的，后来，正式会议转移到莫斯科来开。11月13日早晨大会听取弗·伊·列宁的报告《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
　　虽然列宁在这以前一直在生病（从1922年5月到10月他一直住在哥尔克），到11月初还没有完全恢复健康，但是他并不认为自己可以不必在有代表五十八个国家的共产党和组织的四百多个代表参加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发言。
　　人非常多。除了代表大会的代表以外，出席的还有意大利社会党、冰岛工人党、蒙古人民革命党、青年共产国际、工会国际、国际妇联书记处、国际工人援助会和美国黑人组织的代表。
　　列宁面前放着几张手写的发言提纲，他是用德语作报告的。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得到，这需要他花多大的精力。代表们——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怀着激动的心情，屏住气息，倾听他整整一小时的报告。
　　列宁讲到，布尔什维克党怎样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苏维埃俄国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列宁对共产国际的同志们讲得非常坦率，作出了布尔什维克自我批评的榜样。他说：“……我们过去干了而且将来还会干出许多蠢事来。这一点，谁都不能比我判断得更好，看得更清楚。”[31]代表们怀着热爱和尊敬的心情望着列宁，听到这里都笑起来了。列宁开始详细解释这些“蠢事”的客观实质。这些蠢事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刚刚开始学习，但我们是在有步骤地学习，我们深信，我们一定会取得良好的成绩。”[32]列宁老谋深算地向听众看了一眼，开始指出，在谈到这些“蠢事”的时候，还应当谈一谈我们的敌人的一些情况；“如来我们的敌人责难我们说，列宁自己也承认布尔什维克干了许多蠢事，那我要回答说：是的，但是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干的蠢事跟你们干的蠢事到底是完全不同的……”[33]并且用高尔察克[34]和凡尔赛和约的例子来证实这一点。
　　列宁的报告结束的时候，大厅里响起了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和世界上各种语言的热烈欢呼声：“我们的列宁同志万岁！……”
　　疲惫不堪的、同时由于大家的同情心而感到十分激动的列宁，结束了自己的报告。
　　这是他对进步人类最有组织、最先进的阶层的代表们所作的最后一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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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星期以后，1922年11月20日晚上，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和莫斯科各区苏维埃全会的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莫斯科苏维埃在进行事务性会议。列宁一来，大家报以愉快的欢呼，高唱《国际歌》，经久不息地鼓掌。
　　莫斯科苏维埃几个星期来一直在说，列宁可能要对首都的劳动人民代表做一次报告。列宁由于自己拖了很久才能到来开始向代表们表示歉意，并且解释说，生病以后，从1921年12月起，他不得不把这次报告一星期又一星期地拖延下来，因为，他风趣地指出，“用行家的话来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失去了工作能力……”[35]然而，尽管身体不好和感到疲劳，列宁并不认为可以拒绝莫斯科苏维埃要他在全会上做报告的要求。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到，讲台上的人几乎全部走掉了：原先那里坐着会议主席、女速记员，我作为市苏维埃代表和《工人莫斯科》的编辑，也坐在主席台上。同志般地握着他的溫暧的手是多么的愉快啊！他的好奇的、稍稍显出疲乏的眼晴里带着笑意。
　　我感觉到他比上次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更显得疲惫了。在这里，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我第一次看到列宁穿褐色的军便装，觉得很不习惯（在最近一次生病以前他从来没有穿过军便装）。列宁这次作报告，象往常一样，没有用打字机打好的现成的文稿：他手里拿着几页草草写就的发言提纲。
　　尽管列宁身体有病，他的报告却充满着朝气蓬勃、热情洋溢的乐观主义精神。报告经常被赞许的欢呼声和掌声打断。
　　列宁讲述苏维埃俄国粉碎武装干涉后的形势。他说，我们的国家站在一条勾画得非常明确的道路上，它在世界各国面前保证了自己能取得成就。他有点不同寻常地讲到国内的任务，解决这些任务要采用与过去不同的方式。他的下面几句话对听众产生了菲常深刻的印象：“从前一个共产党人说：‘我要献出生命’，他觉得这很简单，虽然往往并不那么简单。现在摆在我们共产党人面前的任务却完全不同了。我们现在一切都要精打细算，每一个人都应当学会精打细算。”[36]
　　他充满热情地讲到了共产党。他特别温暖地、象慈父般地把党——与全国人口相比只是一小部分人——称作“种子”，它的任务是要改造一切。“它会改造的！”列宁向听众扫视了一遍，满怀信心地重复了一句。
　　那时候，1922年11月20日晚上，正当新经济政策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列宁说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名言，每一个人都高兴得心花怒放。我们已经把社会主义拖进了日常生活，它已经不是一个遥远将来的问题。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鼓舞人心的、意义深远的话引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他说：“让我在结束讲话时表示一个信念：不管这个任务是多么困难，不管它和我们从前的任务比起来是多么生疏，不管它会给我们带来多少困难，只要我们大家同心协力，不是在明天，而是在几年以内，我们大家同心协力无论如何会解决这个任务，这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37]
　　市苏维埃的委员们热烈地鼓掌，而他——一个伟大而又平凡的人——站在台上，用炯炯有神的、稍稍有点疲惫的目光扫视着人民莫斯科——劳动者的城市，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的代表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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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来说，列宁永远是一个关切的朋友，他随时准备给予我们帮助。他接见我们，或者我们去同他商量的时候，心里从来不会感到怯懦，尤其不会感到害怕。列宁给我们作出了谦逊和朴实的伟大榜样。我们伟大的领袖在任何事情上从不显出自己高人一等。每一个人在同他见面以后都会向自己提出问题：难道这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吗？难道我就是同他，同列宁，象同朋友、同志一样，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同他并排站在他办公室的窗子旁边，―起谈过话吗？这个思想至今还是激动人心的。人们愉快地想到：列宁比所有的人更亲近，比所有的人更容易接近，比所有的人更坦率，比所有的人更平易近人……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2卷1957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441—458页
（张草纫 译　顾柏林 校）




[1] 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Яков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вердлов，1885年5月23日——1919年3月16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0年任《真理报》编辑。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积极领导了十月革命。1918—191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年因感染西班牙流感而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2]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Калинин，1875年11月19日——1946年6月3日），1891年参与革命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来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年苏联成立后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最高苏维埃改组之后，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到1946年过世为止都保有这个地位。1925年开始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3] 《列宁全集》第28卷第173页。——编者注

[4] 同上，第29卷第182页。——编者注

[5]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沃林（Бори́с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о́лин，1886年6月1日——1957年2月16日），苏联记者、科学家。191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同年流亡法国。二月革命后回国，并担任莫斯科市杜马议员。十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兼《真理报》编辑委员会委员。1918年任俄共（布）奥廖尔委员会主席。1918—1919年任奥廖尔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此后一度在报刊工作。1924—1925年任驻巴黎大使馆一秘。1926—1927年任《消息报》副主编。1927—1929年任维也纳塔斯社主任兼外交人民委员会新闻部主任。此后在报刊工作。二战后在大学任教。

[6]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олотов，1890年3月9日－—1986年11月8日），1902年参与革命活动。190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一战后去莫斯科重建党组织，1915年被捕并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1916年潜回彼得堡，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俄罗斯局委员。十月革命后是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是彼得格勒苏维埃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4月在俄共（布）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21年3月在俄共（布）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1928年兼任联共（布）莫斯科省委书记。1930年出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39年起兼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1941年6月出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7年企图推翻赫鲁晓夫，失败后被解除一切职务，改任苏联驻蒙古大使。1962年退休。

[7]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格里哥里耶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Григо́рьев，1885年？月？日——1919年7月27日），早年参加了日俄战争。一战时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调往西南方面军，并加入了社会革命党，支持乌克兰中央拉达。1918年组织游击队与德军作战。1919年1月加入乌克兰社会革命党（斗争派），并与彼得留拉决裂。2月份正式与红军结盟，同白军作战。5月破坏联盟，屠杀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在被红军击败后投奔马赫诺。他主张与邓尼金结盟，遭到马赫诺的拒绝。7月27日被马赫诺处决。

[8] 安东·伊万诺维奇·邓尼金（Антон Иванович Деникин，1872年12月16日——1947年8月8日），1892年和1899年先后毕业于基辅步兵士官学校和总参学院。1905年参与日俄战争。1914年晋升为基辅地区驻军司令，后前往加里西亚指挥作战。1916年指挥第八集团军发动了对罗马尼亚的进攻。二月革命后出任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最高统帅参谋长、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司令，辅佐三任总司令。在科尔尼洛夫叛乱后受到牵连，于1917年9月同科尔尼洛夫一同被捕。十月革命后越狱逃往俄国南部，与科尔尼洛夫等在北高加索组织了一支由一部分黑海舰队、“士官生”、顿河哥萨克、高加索各地区、乌克兰军区白军组成的“志愿军”进行反对俄共（布）的军事行动。1918年4月任“志愿军”司令。同年秋，在协约国扶持下担任“南俄武装力量”总司令，在其盘踞地区建立地主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统治。他率领白卫军从顿河出发由南方北上，大举进犯莫斯科，并几乎攻占莫斯科，但10—11月被红军击溃。进攻莫斯科失败和北高加索白卫军被粉碎后，率部退入克里米亚半岛，领导地位也被迫交给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1920年开始先后流亡到英国，比利时，法国等地。1940年法国沦陷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联。1947年在美国去世。

[9] 季莫菲伊·弗拉基米尔·萨普龙诺夫（Тимофе́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Сапро́нов，1887年？月？日——1937年9月28日），早年参与了1905年革命。1912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1919年任莫斯科执行委员会主席，内战期间在哈尔科夫与邓尼金部队作战，1920—1921年任哈尔科夫革命委员会主席兼执行委员会主席。1920年起是民主集中派领导人。1921—1924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兼小人民委员会主席。1922年随团参加了热那亚会议。1922—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3—1924年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1923年起是左翼反对派领导人。1926年成立“十五人集团”。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流放到克里米亚，流放期间继续坚持斗争。1935年再次被捕并被判处5年徒刑。1937年再次被捕并遇害。1990年平反。

[10] 米哈伊尔·所罗门诺维奇·博古斯拉夫斯基（Михаил Соломонович Богуславский，1886年5月1日——1937年2月1日），1904年加入犹太社会党。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5年加入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内战期间曾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乌克兰国防人民委员。1922—1924年任莫斯科苏维埃副主席。1924—1927年任俄罗斯联邦小人民委员会主席。1923年起是左翼反对派成员，签署了四十六人声明。1927年被开除出党。1930年投降并恢复党籍。1936年被捕。1937年遇害。1987年平反。

[11] 列夫·谢苗诺维奇·索斯诺夫斯基（Лев Семенович Сосновский，1886年？月？日——1937年7月3日），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6年流亡国外。1909年回国，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多次被捕。二月革命后任乌拉尔地区委员会主席。同年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1919—1920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兼俄共（布）哈尔科夫委员会主席。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宣传委员会主席。1923—1924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是左翼反对派成员，先后签署了《四十六人声明》和《八十三人声明》。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9年被捕，被判处3年徒刑。1934年投降。1935年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捕。1937年遇害。1958年平反。

[12] 拉法伊尔（Рафаїл，1893—1966），原名拉法伊尔·鲍里索维奇·法尔布曼（Рафаїл Борисович Фарбман），出身于犹太人家庭。191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4年被捕并被流放到托博尔斯克。二月革命后获释。1917年任基辅工会理事会主席。1918年任全乌克兰中央工会局副局长。1919年3—6月任哈尔科夫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18—1920年任乌共（布）中央委员。1919—1920年任乌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1920年任乌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兼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第二书记。1920—1921年期间是民主集中派。1922—1924年任莫斯科苏维埃公共教育部主任。1924—1927年任莫斯科监察委员会主席。1927年因支持联合反对派被开除出党。1930年获释。1932年恢复党籍，同年秘密参加伊·尼·斯米尔诺夫领导的左翼反对派组织。1933年再次被捕并被开除出党。1935年被判处无期徒刑。1956年获释。1966年在莫斯科逝世。1989年平反。

[13] 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彼得罗夫斯基（Григо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Петровский，1878年1月23日——1958年1月9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当选为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1913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4年被捕，1915—1917年间被流放。二月革命后任雅库特民政委员会主席。1917年7月起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委委员、全俄立宪会议议员。1917—1919年任内政人民委员。1918年加入契卡。1918—1919年、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18—1919年、1919—1920年、1920—1938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兼乌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19—1920年任全乌克兰革命委员会主席。1921—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38年任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6—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7—193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主席。1938—1939年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1939年受到批判，被解除一切职务。1940年改任革命博物馆副馆长，后退休。1956年受邀参加苏共二十大。1958年逝世。

[14] 赫里斯季安·格奥尔基耶维奇·拉科夫斯基（Xристиан Георгиевич Раковский，1873年8月13日——1941年9月11日），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家，长期同托洛茨基合作。曾参加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同盟、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了巴尔干地区和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1923年后支持左翼反对派。1934年向斯大林屈服，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1年遇害。1988年获平反。

[15] 尼古拉·奥新斯基（Николай Осинский，1887年4月6日——1938年9月1日），本名瓦列里安·瓦列里安诺维奇·奥波连斯基（Валериан Валерианович Оболенский），出身于库尔斯克省的一个小贵族家庭，1907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担任苏维埃俄国国家银行总经理，1917年12月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1918年3月因参加“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辞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一职，1920年成为民主集中派领袖，1921年3月担任副农业人民委员，1921年至1922年、1925年至1937年间曾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23年至1924年任苏联驻瑞典特使，曾参加左翼反对派，后来又脱离了左翼反对派，1925年7月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6年2月任中央统计局局长，1929年12月至1930年12月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2年至1935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8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7年平反。

[16] 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尤烈涅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Юренёв，1888年？月？日——1938年8月1日），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3年成为“区联派”领导人。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并率区联派并入布尔什维克。1921年起先后任苏俄驻布哈拉、拉脱维亚、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全权代表。1925—1927年任苏联驻波斯大使。1927—1933年任苏联驻奥地利大使。1933—1937年任苏联驻日本大使。1937年6—10月任苏联驻德国大使。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17] 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布勃诺夫（Андрей Сергеевич Бубнов，1884年3月22日——1938年8月1日），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候补委员。1912—1913年是《真理报》编辑部成员。十月革命期间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1919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军事反对派”。1918年7—11月任全乌克兰中央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1919年1—9月任乌克兰苏维埃政府副内政人民委员。1921年参与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1921—1922年是民主集中派。1923年一度签署了“四十六人声明”。1922—1924年任俄共（布）鼓动和宣传部部长。1924—1929年任红军政治局局长。1924—1934年是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1925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9—1937年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18] 格奥尔基·列昂尼多维奇·皮达可夫（Георгий Леонидович Пятаков，1890年8月6日——1937年1月30日），又译“皮亚塔科夫”。中学时即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1910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12年被捕并被流放西伯利亚，不久即逃脱，前往瑞士。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乌克兰，内战期间曾任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书记、乌克兰临时工农政府主席。1922年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参加左翼反对派，在1923年至1927年间是左翼反对派重要成员，期间被开除出党，1928年做了忏悔后被重新吸收入党，担任国家银行副行长，1931年至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2年至1934年任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4年至1936年任第一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88年平反。

[19] 埃米扬·米哈伊洛维奇·雅罗斯拉夫斯基（Емелья́н Миха́йлович Яросла́вский，1878年2月19日——1943年12月4日），出身于一个犹太移民家庭。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起担任《火星报》记者。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捕并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二月革命后回到莫斯科。十月革命期间领导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1918—1919年任莫斯科军区政委。1919—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19—1922年任俄共（布）彼尔姆省委书记。1921—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兼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1923—1934年任苏联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1943年任武装无神论者联盟中央理事会主席。1928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9—1935年任苦役政治犯及流放移民协会会长。193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兼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9—1943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兼苏联科学院院士。1943年逝世。

[20] 费利克斯·雅科夫列维奇·柯恩（Феликс Яковлевич Конь，1864年5月18日——1941年7月30日），早年加入波兰社会党，和民意党有联系。1884年被捕并被判处10年苦役。1891年获释。1892年被流放到雅库茨克。1897年被流放到米努辛斯克。1904年返回华沙。1905年革命期间在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工作。1906年当选为波兰社会党中央委员，同年将波兰社会党改组为波兰社会党（左派），将毕苏斯基开除出党，并担任党主席。1906年再次被捕，后越狱逃往加利西亚。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二月革命后回到俄国。1918年加入俄共（布），并担任乌克兰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1919年任苏俄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1920年任波兰临时工人革命政府委员。1922—192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25—1928年任《红星报》编辑。此后从事二线工作。1941年逝世。

[21] 亚历山大·费多洛维奇·米亚斯尼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Мясников，1886年1月28日——1925年3月22日），190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1918年任俄共（布）西北地区委员会主席。1918—1919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局主席。1919年任白俄罗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1年任亚美尼亚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军事人民委员。1922年任亚美尼亚工会理事会主席兼俄共（布）外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23—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5年因飞机失事而遇难。

[22] 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Анато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Луначарский，1875年11月23日——1933年12月26日)，1897年投身革命，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4年起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的编辑工作。1905—1907年在策略与哲学问题上与布尔什维克发生分歧。1909年加入“前进集团”，同时是“召回派”和“造神派”领袖，鼓吹“社会主义新宗教”。此后加入孟什维克。一战时持反战立场。二月革命后加入区联派。七月事件后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1929年任教育人民委员。1930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3年任苏联驻西班牙大使，但未及到任，于12月26日在法国逝世。

[23] 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奥里明斯基（Михаил Степанович Ольминский，1863年10月3日——1933年5月8日），1879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84年加入民意党。此后多次被捕和流放。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4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此后曾在《明星报》《真理报》担任编辑。二月革命后曾担任莫斯科《社会民主党人报》、彼得格勒《真理报》编辑。同年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莫斯科委员会成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六大代表和主席、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曾任财政人民委员会委员、立宪会议议员。1918—1920年是《真理报》编辑部成员。1920年发起成立俄共（布）中央党史委员会。1922—1931年任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主席。1924—1928年任俄共（布）中央党史委员会主席。1933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24] 《列宁全集》第30卷第484页。——编者注

[25] 同上，第486页。——编者注

[26] 格列布·马克西米连诺维奇·克尔日札诺夫斯基（Глеб 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 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1872年1月12日——1959年3月31日），1891年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899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4年主张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统一，辞去中央委员的职务。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以后脱离革命活动。二月革命后是莫斯科苏维埃成员，重新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参与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20年任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1921—1923年、1925—1930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1年是大苏维埃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成员。1927—1930年任劳动和国防委员会标准化委员会主席。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1939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1930—1959年任苏联科学院能源研究所所长。1931—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中央能源局主席。1959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27] 伊万·叶戈罗维奇·沃尔诺夫（Иван Егорович Вольнов，1885年1月3日——1931年1月9日），俄国作家。1903年加入社会革命党。1905年被捕并被流放到奥廖尔，在奥廖尔参加革命运动。1908年赴顿巴斯组建武装小分队，不久再次被捕。1909年被流放到叶尼塞。1910年流亡意大利，开始从事写作。二月革命后回国，并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参加科穆奇人民军，反对布尔什维克，后被白军政府逮捕，在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斡旋下获释。1919年起多次被苏维埃政权逮捕，不久逐渐与白军运动决裂，专心从事写作。

[28] 近卫兵部队是俄国最早的装备火器的常备军。彼得一世时近卫兵发生过数次叛乱，彼得一世把他们解散，建立了俄国正规军。——译者注

[29]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苏里科夫（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 Суриков，1848年1月12日——1916年3月6日），俄国画家。

[30] 玛丽亚·伊里尼契娜·乌里扬诺娃（Мария Ильинична Ульянова，1878年2月6日——1937年6月12日），列宁最小的妹妹。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被增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1937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

[31] 《列宁全集》第33卷第387页。——编者注

[32] 同上，第388页。——编者注

[33] 同上。——编者注

[34]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高尔察克（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олчак，1874年11月16日——1920年2月7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94年毕业于海军武备学校，参加过日俄战争，一战期间曾任波罗的海舰队作战部长和黑海舰队司令，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在乌拉尔纠集反革命势力，自立“全俄临时政府”，自任“最高执政”。1919年11月，红军攻占鄂木斯克后，“全俄临时政府”作鸟兽散，高尔察克企图逃窜至太平洋沿岸，寻求日本的支持，1920年1月在伊尔库茨克被红军抓获，1920年2月被枪毙。

[35] 《列宁全集》第33卷第393页。——编者注

[36] 《列宁全集》第33卷第398页。——编者注

[37] 同上，第100—101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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