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四卷)

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

约·斯·温什利希特



  我第一次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是在1907年的伦敦代表大会上。我参加的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在一些基本问题上是赞同布尔什维克观点的,这使我能够不仅在大会的全体会议上,而耳还在党团会议上听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讲话。
  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十分疯狂地攻击列宁,散布种种诽谤的言论,借马尔托夫[2]之口拼命反对把列宁选入大会主席团。列宁给予他们猛烈的回击,他从容不迫地、一针见面地、无情地揭露他们取消派的、小资产阶级的政策。他坚定地捍卫布尔什维克的观点,猛烈批评孟什维克中央及其策略纲领。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做的关于社会民主党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的报告。
  他经常用自己的发言鼓励代表大会,使与会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变得积极主动起来,把一些动摇的代表吸引到赞成布尔什维克决议的一边。
  1912至1913年间,由于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反对派(“分裂派”)的党内事务,我经常要到克拉科夫去[3]。在这几年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住在那里。他清楚地知道分裂的过程和原委,并且完全支持我们。
  每一次到他那里去,我总是去向他求助,听取他的建议和指示。每一次这样的谈话,都给予我们进一步开展工作的宝贵材料,指出我们的错误,使我们越来越接近布尔什维主义。
  在这期间,我有可能了解列宁的生活方式。
  家具是最简陋的。生活方式是最朴素的。整个房间里摆满了书,桌子上堆着杂志、材料和手稿。列宁总是在埋头工作。但这并不妨碍他仔细倾听来访同志们的谈话,提出问题,帮他们出主意,给予具体指示,或者由于他们动摇不定而责备他们。
  他的工作能力、工作有条不紊、对同志的热情,使我深为感动。
  1917年4月,我看到过他同群众建立密切接触的才能。在他从国外回来的那天在彼得格勒火车站、以及在五一节提出“绝对不要支持、不要信任临时政府,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时,我听到过他的演讲,他讲得热情洋溢,扣人心弦,生动有力,有条不紊。我听到过他在党的四月(彼得格勒和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伟大的领袖当时正在组织党和无产阶级群众进行武装起义——十月战斗——的准备工作。由于我在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工作,所以我能直接体验到他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力。他在工作中热情奋发,用他可靠的、老练的双手驾驶着革命的航船走向十月的胜利。
  历史性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在1917年10月25日二十二点四十五分召开的。大多数代表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
  全部政权都拿握在苏维埃手中。孟什维克唐恩[4]代表第一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代表大会开幕。他在简短的开幕词中责备我们布尔什维克变节、背叛,并宣称他同他的那些“在冬宫冒着枪林弹雨,忘我地履行中央执行委员会赋予他们的部长责任的”同志们完全团结一-致。所有的小资产阶级政党,除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外,都退出了代表大会会场,以示抗议……
  这是一出不折不扣的滑稽戏,完全是一种可笑的表演。
  第二天晚上九点钟,列宁走上了代表大会的讲台,受到经久不息的鼓掌欢迎。好象是电流传遍了整个代衣大会。在布尔什维克队伍里是完全的团结一致。我们并不孤立,跟随我们的有千百万工农群众。我们有久经考验的统帅。列宁作了关于和平和把土地交给农民的激动人心的历史性报告。全体代表以空前的热情一致通过了和平法令和把土地交给农民的法令。代表大会选举了工农政府——以列宁为首的人民委员会。
  发生了一件巨大的事情,一件伟大的事情,从古至今从未见过的事情。所有出席大会的人都感觉到,自己进入了新的生活,成了另外的人,大家都顿然意识到自己对地球上六分之一的无产者和农民,对世界无产阶级负有责任,那就是为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为革命斗争的胜利完成,为全世界受压迫和受奴役的人们的命运而进行斗争。
  所有的目光都盯着列宁——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大家都深信不疑,在他的坚强领导之下,我们一定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他一定能领导我们走向彻底胜利。
  1918年,我作为中央俘虏和难民事务委员会[5]主席,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由于遣返战俘,经常要同德国人发生磨擦。要在铁路运输瘫痪的情况下把数十万人运往德国,要给他们吃东西,要收容数十万从德国俘虏营返回的士兵。德国人起初企图装出战胜者的姿态。全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直接领导,我们不仅能顺利地进行遣送工作,而且巧妙而又体面地対普鲁士人傲慢无礼的态度给予坚决的回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仅在白天,而且经常在夜里打电话给我,就遣返战俘的问题给予明确的指示,检查执行情况,指出遵守发车时间和保证列车得到一切必需品的重大政治意义。
  在国内战争的年代里,我在西方战线工作。我经常到莫斯科去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汇报我们向华沙进军的进程。他非常熟悉战场上的情况,充分发现我们的错误,指出我们的弱点和失败的原因。
  以列宁为首的我们的党,坚定而一贯地执行和平政策,它向波兰政府发出了建议缔结和约的照会。而波兰司令部却在1920年3月5日开始进攻莫齐尔,作为对我们的建议的答复。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我这个西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拍来了电报:“看来,波兰人是要打了。我们尽一切时能加强防卫。同时应当特别加强用波兰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需要的话,可以支援你们人力、钱和纸张。”[6]
  列宁清楚地预料到波兰地主和资本家的意图,知道他们的宿愿是要恢复波兰在1772年的版图,他们最近的计划是侵占乌克兰,因此预先就采取坚决的措施来加强我们的防御能力,同各条战线保持直接联系,给予明确的指示,密切注视着自己的战斗命令完成的情况。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对一些重大问题作出决定的时候,总是预先仔细地收集必要的资料,向能够提供重要材料的同志们征求意见,在认真地研究了所有材料以后,才坚决果断地、百折不挠地把这个决定付诸实施。1920年7月中旬,我们对波兰白军的反击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只有列宁这样的天才人物,才能够孜孜不倦地开展这样宏伟而纷繁的工作,这样迅速地处理各种不断发展的事情,善于吸引不同年纪的同志们一起来解决重大的问题,使大家确切、迅速而又积极地完成他的指示。
  从1921年起,我作为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主席,尤其经常地,几乎毎天都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联系,不是直接接触,便是通电话。捷尔任斯基[7]同志由于搞运输工作,接着又搞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因此,领导一切具体业务工作的任务,全部落在我的身上。
  从1907年到1922年这一段时期中,我多次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见面。使我经常感到激动、并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的,是他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力,旷古未有的工作能力,把最复杂的问题叙述得确切、清楚而又简洁的才能,坚强的信念,不屈不挠的意志,思想上的不妥协性,伟大思想家所特有的谦逊,对同志热情、随和、关心而又严格的态度。

※     ※     ※

  现在我来谈谈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我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的情况,并根据保存下来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我的信件和便条,尽力描绘出我党和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苏维埃国家的首脑的形象。
  在1921年12月俄共(布)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要求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确立“革命法制的严格原则”。[8]
  这个决议的最后几句话是这样的:

  “应当使同国家机关有合同关系的公民和团体深信自己的权利是会受到保护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司法机关应当提到应有的高度。全俄肃反委员会及其所属机关的职权和活动范用应当适当缩小,而该机构本身也应当改组。”[9]

  在这个决议的基础下,中央于1921年12月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必须从限制全俄肃反委员会的职权和活动范围的角度来考虑其改组方案。
  1922年1月18日,我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寄去一份由全俄肃反委员会部务委员会拟订的全俄肃反委员会新条例草案。这个草案的内容包括:(1)把我们的职能限制在同反革命活动作斗争的范围之内,(2)保留全俄肃反委员会惩办的职能,(3)保留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旧称,(4)全俄肃反委员会仍旧隶属人民委员会。
  我在同草案一起寄去的一张便条中十分坚决地为这个草案辩护。几天以后,1月26日,我又寄去一张便条,说明全俄肃反委员会部务委员会提出的草案,是以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谈话为根据的,并指出中央成立的专门委员会拟订的草案,同我们的草案有根本的分歧。在这封信中我同意作一些让步,但非常坚持保留我们的惩办职能。
  列宁不同意我的论据,给我复信说,我的建议可以而且应当通过中央成立的专门委员会所拟订的草案来实现,而不是通过我的方法来实现,接下去还说:

  “革命法庭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公开审判;要派‘你们的’人去加强各级革命法庭,要加强它们同全俄肃反委员会的联系(各种形式的);要加强革命法庭实行镇压的效率和威力,要使中央委员会多过问这些事情。匪帮活动等等稍有抬头,就应立即宣布戒严,将他们就地处决。只要您能及时呈报,人民委员会定会迅速给予批准,用电话报告也可以。
  请再同斯大林谈一下。如果您认为必要,可以把这封信给他看看。”[10]

  列宁在这封信的结尾指出,按照政治局专门委员会的决议行事,“能够而且应该达到提高镇压的效率和威力的目的”。
  在中央委员会审查全俄肃反委员会改组草案的前夕,我请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出席这次会议。
  我接到了一张便条:

  “1月31日
  致温什利希特[11]同志
  实在不能去参加政治局会议。我的病情恶化了。
  我认为,我不去参加也可以。
  现在要研究的只是一些纯技术性的措施,以便使我们的法院加强(并加快)对孟什维克的镇压。
  不仅是法院,而且包括人民委员会或全俄中央执委会都应如此。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12]


  在对全俄肃反委员会进行改组时,他一方面要求在肃反工作人员的队伍中要有严格的纪律,另一方面总是高度评价他们的忘我工作,对埋怨全俄肃反委员会残酷无情的那些党员的庸俗心理给予无情的打击。
  早在1918年11月7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的一次大会上,对来自敌人方面和来自朋友方面的对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攻击作了以下的回击:

  “不仅敌人而且我们的朋友也常常攻击肃反委员会的工作,这是毫不奇怪的。我们负起了艰巨的任务。既然我们担负了管理国家的工作,我们自然就难免犯许多错误,肃反委员会的错误自然就最引人注目。庸俗的知识界抓住这些错误,而不愿深入研究问题的本质。在指责肃反委员会错误的叫声中,令我奇怪的,是他们不善于从大处着眼提出问题。我们有些人抓住肃反委员会的个别错谋,大哭大闹。
  ……我考察了肃反委员会的工作,把它的工作同人们的攻击对照了一下,我说:这些攻击是一文不值的庸俗论调。……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在于肃反委员会直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它在这方面的作用是无法估计的。要解放群众,除了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没有其他办法。肃反委员会就是做这个工作,它对无产阶级的功绩也就在这里。”[13]

  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强调指出全俄肃反委员会对革命的一切功绩,说明没有这个机关,芳动者的政权就不对能存在,同时还指出,形势的改变要求缩小它的活动范围,最后说:“我们的政权愈稳固,民事流转愈发展,就愈加迫切需要提出实施更多的革命法制的坚决口号,就愈加需要缩小那些回答阴谋者任何打击的机关的活动范围。这就是政府在过去一年内经过试验、观察和考虑而得出的结论。”[14]
  全俄肃反委员会所担负的战斗任务,也要求对它的执行者进行专门的挑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注意肃反干部的问题。每一个肃反工作人员都必须具备无限的忠诚、诚实、勇敢、坚忍不拔、久经考验、高度自觉等美德。
  他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就合作社问题发表的讲话中指出:“一个好党员同时又是一个好肃反工作人员”,[15]这句话可以说明,他对肃反工作人员的称号评价是多么的高。
  ……下面的事实可以证明:列宁对寄给他的上告信是多么的关注,他对改变全俄肃反委员会这个或那个决定的一切指示,都是在仔细研究事情本质的基础上作出的。
  1921年5月21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我寄来了下述便条:

  “我个人从1917年就了解雅拉瓦[16]同志,我可以证明,他毫无疑问是诚实的,请下令把没收他的钱立即退给他。请把您的命令抄送一份给我,写上负责执行的人的名字。
  其次:我要求把有关搜查雅拉瓦同志的全部文件都要上来,并寄给我。附件请退还。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17]


  这张便条是由于下述情况而写的。彼得格勒省肃反委员会在雅拉瓦同志家里进行了搜查。在他那里搜到了一些外币,并且没收了。
  雅拉瓦同志就是1917年列宁处于地下时冒着极大的危险、毫不犹豫地同意把列宁打扮成司炉工用机车送到芬兰去的火车司机。
  雅拉瓦同志对革命的忠诚和毫无自私目的,列宁是毫不怀疑的,然而他仍旧想对自己的看法进行一次检验,因而索阅有关搜查的材料。[18]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下命令释放某一个人以前,总是要求给他看审讯记录以及同案件有关的材料,如杲全俄肃反委员会不同意他的意见,坚持要拘留,他就会把问题提交中央委员会决定。
  列宁从来不忘记他布置的任务,而且不仅严格地检查任务的执行情况,还随着新的情况的发生而对任务作某些改变。我引用下面这封信作为例证:

  “

机密

1922年3月18日
温什利希特同志:
  我有一次写信告诉您,不要让罗伯特·爱德华多维奇·克拉桑的儿子出国,您还记得吗?据我现在查询的结果此事已无必要。也就是说,我这方面对他出国不再阻拦了。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19]


  克拉辛[20]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申诉说,由于斯维尔工程案件,“逮捕了数十个工程师和担任各种其他职务的人”。按照克拉辛的意见,这个案件“显然并不严重”。他要求把两个工程师立刻释放,而且要赶紧审理整个斯维尔工程案件。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赶紧把意见告诉他。
  全俄肃反委员会于1921年8月17日在汇报中写明了斯维尔工程案件的主要情节。在汇报的末尾,同克拉辛报告的情况相反,我们确定在负责人中间毫无疑问有反革命分子,工程是按照显然不妥当的计划进行的,因此,毫无疑问,存在着工程技术上的反革命。还开列了在这个案件中被判刑的人的名单。
  8月19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汇报中作了以下的批示:

“温什利希特司志:
  请叫人给我写一份材料,说明每个人还需要在牢里坐多长时间,请送还此件并附上补充说明。
  此案是否要提交法院?也许不用,那么是什么原因?(准确的判决词呢?)

  8月19日
  列宁[21]


  批示中没有一句话说逮捕的证据不足,说我们的论断不正确。相反,对全俄肃反委员会部务委员会作出的判决没有表示任何反对。
  1921年的歉收成了全俄罗斯的灾难。党中央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了救济饥民,为了消除歉收造成的后果,成立了专门的全俄中央赈济饥民委员会,隶属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加里宁[22]担任主席,同时还通过了(十月革命以前时期的)所谓社会贤达提出的关于成立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23]的决议。
  经过观察,全俄肃反委员会确定,以普罗柯波维奇[24]、库斯柯娃[25]、基什金[26](普罗库基集团)为首的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的一批委员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使命,他们力图利用伏尔加河流域人民遭到的灾难来组织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动和阴谋,把实现自己的图谋同新的武装干涉联系起来。
  我们把掌握的材料经常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汇报。
  8月26日,捷尔任斯基和我在列宁那里,向他报告情况,并且建议,利用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的机会,在委员会的委员和他们周围的人们中间进行搜查和逮捕。
  列宁不同意立刻作出决定:这样的逮捕将会有巨大的政治影响,而且将会引起强烈而疯狂地反对我们的运动。在发布的命令中应当有确凿的事实证据。应当仔细地研究所有的材料。按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要求,材料在当天晚上就送给了他。
  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会议定于8月27日十五时召开。
  当天举行了被无政府主义者杀害的肃反工作人员的丧礼。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全体部务委员都参加了丧礼。
  十二时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电话到全俄肃反委员会,要我听电话。他听到捷尔任斯基和我都去参加丧礼了,便命令立刻派汽车去接我们。
  我们去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对我们说,研究材料的结果,使他相信我们的建议是有充分根据的,并且同意进行搜杳。时间已经十分紧迫了。
  我们必须立刻以战斗的方式准备对所有出席会议的人进行搜有,行动必须出其不意,要人不知鬼不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交给我们一份关于解散普罗库基集团的政府命令。
  尽管全俄肃反委员会能够支配的时间非常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命令终于完成了,使他非常满意。
  逮捕和捜查完全证实,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利用赋予他们的权利忙于同苏维埃政权进行政治斗争,他们同活跃的社会革命党人有联系,在国外有自己的代表,同国外的白匪组织和资本家集团有联系。
  以胡佛[27]为首的美国组织美国救济总署[28]提出建议,表示愿意为救济灾民的工作效劳。
  苏联政府采纳了这个建议,并制定防范措施,以免它利用饥馑来达到敌视我们的政治目的。
  列宁密切注视着美国救济总署人员的工作,要求我们定期汇报情况,经常给予严格的指示,提醍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和要有分寸,不能无根据地随便逮捕人。
  农业人民委员部对由于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案件而逮捕种猪专家舍普金[29]一事提出申诉。舍普金参加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的反革命活动是不容置疑的,但鉴于可以利用他的一技之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道:

  “依我看,应当立刻释。
  把您的结论告诉我。”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迅速而明确地执行他的命令十分关心。这里我引述几封书信。

  “

  
   密

8月19日
温什利希特同志:
  请您责成有关人员向我提供:
  (1)纳兹万诺夫[30](彼得格勒)和舍列赫斯[31](莫斯科)案件的准确材料,包括说明有哪些罪证的材料以及
  (2)某次或各次审讯记录抄件。
  关于此事我已写过信。应该警告有关人员,今后不得再有延误。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32]


  还有几个例子对以说明,列宁怎样仔细地倾听对全俄肃反委员会不正确行动的申诉。

  “外交人民委员部
  全俄肃反委员会
  有人向我报告说,化学发明家格里戈里·谢苗诺维奇·彼得罗夫[33]出国一事受到阻挠。
  彼得罗夫有沃伊柯夫[34]1921年3月29日签发的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No.1554(A)012号证书。
  有发明创造评委会1921年2月9日关于发给彼得罗夫一千五百万卢布奖金等等的决议(是米哈伊洛夫斯基签署的)。
  请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全俄肃反委员会作出立即准许出国的决定。如果此事仍受阻碍,请立即向我报告。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35]


  地质学院教授尼·雅科夫列夫[36]在8月15日写给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37]的信中,对逮捕他在地质委员会的三个同事,腐泥煤(沼泽中形成的植物燃料)研究委员会委员,捉出申诉,认为逮捕他们是没有根据的,请求赶快释放他们。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了这封信,就在信上写道:

  “地质学院教授。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在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就认识他,知道他是一个正直的倾向革命的人。他的儿子是共产党员。
  温什利希特同志:
  请您下令检查一下。似乎应该释放这些科学家。
  腐泥煤对我们的经济是很重要的东西。

  8月23日
  列宁[38]


  対一些急不容缓的重大事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通过劳动国防委员会发出文件以后,还以个人的名义下达指示,要求严格调查。
  下面有一个例子。

  “致温什利希特同志
  劳动国防委员会获悉,莫斯科海关堆放着从国外为卡施拉工程进口的设备。
  此事已由斯莫尔亚尼诺夫[39]同志转全俄肃反委员会经济部作为今年10月19日第14717号案件进行调查。
  请下令作严格的调查。
  调查结果请报告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40]


  考虑到粮食、燃料和日用必需品的严重情况,列宁亲自关注着这些物品的迅速运送。
  至今还保存着如下的一份话传电报:

  “全俄肃反委员会温什利希特同志

  交通人民委员部  弗明[41]同志
  粮食人民委员部  布留哈诺夫[42]同志

  实行最严格的监督,保证以最快速度把布匹从莫斯科运往哈尔科夫,供乌克兰做商品交换用。
  沿铁路线下达指示。问题极为重要。请报告执行情况。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列宁”[43]


  文稿是用打字机打的。“请报告执行情况”这句话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笔写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觉察到反革命势力蠢蠢欲动的最微小的迹象,就向全俄肃反委员会发出危险警报,要求立刻查核材料,报告行动计划。他常常给予具体指示。下面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

  “温什利希特同志:有人报告说彼得格勒的情况很糟。说社会革命党人在加紧活动,而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对社会革命党人的活动竟一无所知!说他们都是新人,秘密工作搞得很出色,有自己的情报机构。
  说可不要睡大觉,再出现第二个喀琅施塔特。
  请您多加注意,天就给我写几行字来。
  要不要从这里派些经验丰富的肃反工作人员去彼得格勒?
  据说,社会革命党人正把具有社会革命党观点的农民派到彼得格勒去?
  您的情报和您的计划?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44]


※     ※     ※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少关心自己,却经常关怀老党员和负责干部的健康状况和生活条件。
  捷尔任斯基在南方进行治疗。他非常疲惫,感到身体不适,但急于回莫斯科来工作。列宁在政治局通过一个决定,不准他在身体完全复原以前回来。他不指派别人,而是亲自把完成这个决定的任务担当了起来,他写信给我说:“……请向别连基发一份密电:‘用密码加急电报把捷尔任斯基治疗和休养的过程,以及医生对完全复原还需要多少时间的确切结论告诉我。’”电报立刻拍去了,但别连基却迟迟不回答。列宁要求赶快答复,而对别连基的拖延给予处分[45]。只有象列宁那样,身上堆满了党和苏维埃的工作,才会记住要让同志们恢复健康和保持充沛的精力,不仅是记住,而且还关心自己所下的指示的执行情况。
  还有一件很典型的事例。
  1921年11月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到自己的健康状况欠佳,决定立刻到莫斯科近郊去休息。只是要快,而且要找一个非常清静的地方。这样的地方马上就找到了。别连基和我陪着他去。天气非常冷。刚下过一场大雪。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心情沉重地坐在自动雪橇里,陷入沉思之中。我们保持肃静。半路上,自动雪橇陷进雪里。列宁和我们所有的人都下来帮助司机。我脚上穿着轻便靴,雪一直陷到膝盖。
  虽然冻得够呛,我装作并不感到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朝我看了看,怀着他所固有的关切心情问我,为什么出门不穿毡靴,劝我马上到自动雪橇里去坐着,免得着凉。
  我们到了目的地。可以看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需要完全安静,他不想说话。我和别连基决定马上返回莫斯科。可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定要我们喝了茶,暖和暖和身子,然后才让我们走。

  上面引述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书信和便条说明什么呢?
  这些便条的内容既包括具有全国意义的重大问题,也有比较细小的问题。这一切都是具体领导的典范。
  这些信件指导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新经济政策,贯彻革命法制的原则,保持高度的警惕性,经常不断地检查党和政府的决定的执行情况,学会具体领导,细心处理对政权机关不正确行动提出的申诉。
  在出席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的时候,我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怎样凭借自己的威信使出席会议的政府成员遵守秩序,大家都肃静无声地、全神贯注地听他发言。他掌握会议的技巧也是令人吃惊的。在讨论的时候,如果扯得离开了主要问题,他能很快地把话题拉回来,他能轻而易举地把最复杂的问题分析清楚,综合讨论意见,作出适当的结论,把提议和决定归纳成文,叫人记录下来。
  在讨论过程中,他倾听一切细小的情节,倾听发言者提出的极小的意见,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就一些刻不容缓的问题写便条给与会的同志,提醒他们有些决定还没有完成。
  列宁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缔造者、创始人和鼓舞者。他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共产国际的奠基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脑,在光荣的十月革命中赢得辉煌胜利的伟大的劳动者大军的统帅,最伟大的组织者,杰出的宣传鼓动家。他是党和苏维埃历届代表大会的主要报告人。他是最伟大的理论家和实际工作者。
  尽管他非常忙,尽管他经常要到清晨四、五点钟才能睡觉,有时甚至通宵工作,他还是挤出时间接待许许多多同志,同他们就当前迫切的问题进行交谈。前来见他的有负责干部,工厂的工人,农民,代表团。他仔细地倾听他们所有的人的意见,有时提出问题,有时给了指示,纠正他们的错误和偏差。
  他挤出时间在无数的群众大会上发言。
  然而,管理国家的工作变得越来越复杂了。阶级敌人并没有睡觉。必须集中更大的精力,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必须行动迅速。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不顾惜自己的精力和健康。
  狂热的工作,不眠的夜晚,消耗了他的精力。甚至他强壮的身体也支持不住。
  1918年社会革命党匪徒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谋害,对他的健康状况也有影响。
  1921年末发现了严重疾病的最初症状。
  但列宁仍旧继续工作,在3月份主持了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他越来越感觉到容易疲劳。必须马上得到安静和休息,必须改变环境……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终于没有能等到如此必需的休息。
  1922年5月26日发生了第一次脑溢血。夏天稍有好转,10月,列宁重新开始工作。这段时期我在他身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大大地变了样。他形容消瘦,面色憔悴。我记得他在分别时对我说的话:“我体力上感到很好,但已经没有原先的那种清新的思考力了。”
  11月,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作题为《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这次发言需要他集中极大的精力,看样子,他已经没有气力做完报告了,随时都可能倒下去。
  1922年12月16日,发生了第二次脑溢血,引起右臂和右腿瘫痪。
  疾病取得了胜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只得躺在床上,但他并不屈服。他口授了许多非常重要的政治性指示,指明了党今后的发展方向。然而病势逐渐加剧了,损伤了他强壮的身体。
  1923年3月9日[46],又是一次脑溢血,他丧失了说话的能力。之后又出现了一丝好转的微光。出现了恢复健康的一线希望。
  不仅是我们苏联,而且还有全世界的工人和农民,都怀着激动不安的心情关注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状况。
  1924年1月21日六时五十分列宁在哥尔克逝世。最伟大的思想家,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奴役人民的敬爱的领袖与世长辞了。


载于《苏共历史问题》1965年第4期第94—102页
(张草纫 译 顾柏林 校)





[1] 本文写于1934年。——编者注

[2] 尤里·奥西波维奇·马尔托夫(Юлий Осипович Мартов,1873年11月24日——1923年4月4日),原姓策杰尔鲍姆(Цедербаум),孟什维克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后随家庭移居敖德萨。大学期间开始投身革命运动,1895年同列宁一起组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0年同列宁一起创办《火星报》,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组织问题同列宁发生严重对立,此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他反对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十月革命后,他支持红军,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措施。1920年流亡德国,1923年病逝。

[3] 1912年初,由于党内问题的分歧,促使波兰和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分裂成两派:一派(即所谓“总执委会派”)支持党的总执行委员会,对取消派采取调和主义路线,而实际上则支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反布尔什维克派别,另一部分人(所谓“分裂派”)依靠华沙和洛兹党组织,与布尔什维克保持接触,支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编者注

[4] 费奥多尔·伊里奇·唐恩(Фёдор Ильич Дан,1871年10月19日——1947年1月22日),原姓古尔维奇(Гурвич),孟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出身于圣彼得堡一个犹太人家庭,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6年被捕,被流放到奥廖尔,从流放地回来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再次被捕,被流放西伯利亚,后逃脱,流亡西欧。1903年在伦敦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之一。1912年回国,1914年再次被捕,1915年获释后参军。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到彼得格勒,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副主席。反对十月革命。1921年被捕,1922年被驱逐出国后,长期领导孟什维克流亡分子的活动。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法国,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联。1947年在纽约逝世。

[5] 中央俘虏和难民事务委员会是根据人民委员会1918年4月28日的法令成立的。——编者注

[6] 《列宁文稿》第8卷第74页。——编者注

[7]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 Эдмундович Дзержинский,1877年9月11日——1926年7月20日),俄国革命家,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中学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工党。曾多次被捕,1912年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到二月革命才获释。获释后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并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1917年12月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席。1924年改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年7月20日因心脏病于莫斯科逝世。

[8] 指1921年12月19日至22日举行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党在恢复经济方面的当前任务》。——编者注

[9]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142—143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编者注

[10] 《列宁文稿》第10卷第54—55页。——编者注

[11] 约瑟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温什利希特(Иосиф 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 Уншлихт,1879年12月31日——1938年7月29日),1900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1906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1907至1911年任波兰王国—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华沙州委委员、罗兹区委委员、总理事会成员。多次被逮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1917年4月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布尔什维克六大代表,十月革命时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任内务人民委员部委员。1919年任立陶宛—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军事人民委员和立陶宛—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同年4月至12月任第十六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年12月至1921年4月任西方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年兼任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委员。1921年至1923年任契卡副主席。1923年至1925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工农红军供给部长。1925年至1930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1927年起并兼任苏联国防及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30年至1933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至1935年任苏联民用航空总局局长,1935年起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联盟院书记。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12] 同上,第61 页。——编者注

[13] 《列宁全集》第28卷第151、152页。——编者注

[14] 同上,第33卷第149页。——编者注

[15] 《列宁全集》第30卷第442页。——编者注

[16] 胡戈·埃里克维奇·雅拉瓦(Гуго Эрикович Ялава,1874年2月3日——1950年4月28日),1889年起进厂做工。1905年革命期间任芬兰铁路工人罢工委员会主席。1906年加入芬兰社会民主党。1917年七月事变后协助列宁流亡芬兰,同年退党。1918年参加了芬兰革命,并担任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秘书,革命失败后回到彼得格勒。1926年加入联共(布)。1930年起在卡累利阿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卫国战争期间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铁路工作。1947—1948年期间在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部长会议工作。1948年退休。

[17] 《列宁文稿》第8卷第610—611页。——编者注

[18] 当天,约·斯·温什利希特命令彼得格勒省肃反委员会主席谢苗诺夫立即把根据诬告材料进行搜查时所没收的钱和东西退还雅拉瓦,并派人把他的案卷送到莫斯科。这项命令的抄件转交给了列宁。列宁接到了有关雅拉瓦案件的来往信件后,于6月11日写了一张便条给尼·彼·哥尔布诺夫,要求把结果通知他:“(1)钱是否已经退还?(2)雅拉瓦服的是什么刑、是何时期满的?”(见《列宁文稿》第8卷第777页,注530)。——编者注

[19] 《列宁文稿》第10卷第144页。——编者注

[20] 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克拉辛(Леонид Борисович Красин,1870年?月?日——1926年11月14日),1870年生于西伯利亚。1888年进入圣彼得堡工业专门学校,在学校中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890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是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8年流亡国外,淡出政治活动。1918年重新加入俄共(布),先后任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主席、工商业人民委员等职务。1919年任运输人民委员。1924年任苏联驻巴黎代表。1925—1926年任苏联驻英代表。1926年在伦敦逝世。

[21] 《列宁文稿》第9卷第310页。列宁所要的材料,全俄肃反委员会在1921年8月23日寄给了他。——编者注

[22]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Калинин,1875年11月19日——1946年6月3日),1891年参与革命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来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年苏联成立后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最高苏维埃改组之后,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到1946年过世为止都保有这个地位。1925年开始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23] 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成立于1921年7月21日,它同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21年2月17日决议成立的、隶属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中央赈济饥民委员会并存。参加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的反苏维埃分子(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等),企图利用这个机构达到反革命的目的。1921年8月21日,在全俄贩济饥民委员会大多数委员拒绝执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把主要力量分派到各地去救助饥民的建议以后,全俄賑济饥民委员会被解散了。——编者注

[24]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普罗柯波维奇(Серг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Прокопо́вич,1871年?月?日——1955年4月4日),俄国经济学家。早年参加民粹派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世纪90年代末转向经济派。1904年加入解放同盟。1905年发起成立立宪民主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1908年起在大学任教。一战期间任莫斯科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委员。二月革命后曾任临时政府贸易和工业部长、食品部长。十月革命后被捕,获释后发起成立救国和革命委员会并担任主席,不久再次被捕,但很快获释。1918年加入俄罗斯复兴同盟。1921年再次被捕。1922年被驱逐出境,相继流亡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瑞士。1955年在日内瓦病逝。

[25] 叶卡捷琳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库斯柯娃(Екатерина Дмитриевна Кускова,1869年11月23日——1958年12月22日),俄国自由主义活动家、作家和出版商。1891年起参加革命活动,加入了民粹派组织“民权党”。1894年转向马克思主义。1896年移居国外,加入了“国外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者联盟”。1899年出版《信条》,成为经济派领导人,在此期间公开支持伯恩施坦,被开除出联盟。此后转向自由主义。1903年发起成立俄罗斯解放联盟,支持司徒卢威领导的“左派”。1905年革命期间反对《10月17日宣言》。同年当选为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1912年发起成立共济会组织“俄罗斯人民东方代表大会”。二月革命后支持临时政府。反对十月革命。1922年被驱逐出境。此后流亡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瑞士。二战期间支持苏联。1958年在日内瓦病逝。

[26]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基什金(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ишкин,1864年11月29日——1930年3月16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905年加入立宪民主党,是立宪民主党左派领导人。1905—1908年、1913—1917年任莫斯科市杜马议员。二月革命后在莫斯科政府工作。1917年9月25日至10月26日任临时政府卫生部长。彼得格勒武装起义期间,受命担任彼得格勒事务专员,企图镇压革命。冬宫解放后被捕并被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1918年获释,参加了俄罗斯复兴同盟。1919年被捕。1921年发起成立全俄援助饥饿委员会,同年被捕并被流放到沃洛格达。1923年起在卫生人民委员会工作。1930年死于莫斯科。

[27] 赫伯特·克拉克·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1874年8月10日——1964年10月20日),美国政治家。1895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1914—1917年任比利时救济委员会主席。1917—1918年任食品管理局局长。1921—1928年任商务部长。1929—1933年任总统。

[28] 美国救济总署成立于1919年,其宗旨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害的居民给予援助。美国救济总署在苏联的活动是在1923年6月终止的。——编者注

[29] 米特罗法·米特罗法诺维奇·舍普金(Митрофан Митрофанович Щепкин,1871年3月24日——1921年11月21日),俄国畜牧学家。早年曾任莫斯科杜马议员、经济委员会委员兼地方自治局金融委员会委员。1905年加入立宪民主党。1907—1920年任莫斯科农业学院院长。1920—1921年任莫斯科高级动物技术学院组织委员会主席。1921年8月27日因参加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而被捕,10月10日在列宁和奥新斯基的干预下假释出狱,11月21日病逝。

[30] 米哈伊尔·康德拉季耶维奇·纳兹万诺夫(Михаил Кондратьевич Названов,1872年?月?日——1934年8月12日),苏联制糖工业工艺工程师。1919—1921年先后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生产局和国家计划委员会担任顾问。1921年在彼得格勒因卷入反革命阴谋案件而被捕并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同年12月17日获释。1922年起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国营白海北部地区森林工业联合公司营业经理。1934年去世。1991年平反。

[31] 雅科夫·萨维利耶维奇·舍列赫斯(Яков Савирьевич Шелехес,1874?—1921),原俄国珠宝钟表商店的老板。因盗窃国家珍品被捕。1921年被最高军事法庭判处枪决。

[32] 《列宁文稿》第9卷第311页。温什利希特在1921年8月20日回信说,有关雅·萨·舍列赫斯(被控盗窃珍品)和姆·克·纳兹万诺夫(因彼得格勒反革命阴谋案件被查办)的材料已送列宁,审讯记录将于8月22日和24日寄出。——编者注

[33] 格里戈里·谢苗诺维奇·彼得罗夫(Григорий Семенович Петров,1886年10月14日——1957年10月29日),苏联化学家。

[34] 彼得·拉扎列维奇·沃伊柯夫(Пётр Лазаревич Войков,1888年8月1日——1927年6月7日),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6年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战斗队。1907年流亡瑞士。一战期间是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1917年回国,加入了布尔什维克。1917年11月任叶卡捷琳堡苏维埃主席。内战期间曾参与处决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1921年参与签署《里加和平条约》。1922—1924年任苏俄驻加拿大全权代表。1924—1927年任苏联驻波兰大使。1927年6月7日在华沙被一名流亡波兰的立宪民主党人鲍里斯·索弗洛诺维奇·科弗达(Бори́с Софро́нович Коверда́,1907年8月21日——1987年2月18日)暗杀身亡。

[35] 《列宁文槁》第8卷第557页。——编者注

[36]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Яковлев,1870年4月15日——1966年6月19日),苏联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1899—1930年任列宁格勒矿业学院教授。1916—1940年任全苏古生物学学会主席。1923—1926年任全俄地质委员会主席。1940—1966年任全苏古生物学学会名誉主席。1966年逝世。

[37]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38] 《列宁文稿》第9卷第324页。
  1921年8月25日温什利希特告诉列宁,一名地质学家已被释放,其余的人由于已断定确与他们同彼得格勒反革命组织有联系而不能释放。——编者注

[39] 瓦季姆·亚历山德罗维奇·斯莫尔亚尼诺夫(Вадим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мольянинов,1890—1962),1905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0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战期间在斯摩棱斯克领导布尔什维克组织。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秘书。191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1921年任斯摩棱斯克经济委员会主席。1921—1924年任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兼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1929—1932年任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企业建设负责人。

[40] 《列宁文稿》第9卷第585页。——编者注

[41]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弗明(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Фомин,1884年4月2日——1938年9月1日),早年参加了1905年革命。191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1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奥伦堡委员会委员,同年被捕并被流放。一战期间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明斯克委员会委员兼《红星报》编辑。十月革命期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年加入契卡。内战后曾任最高运输委员会副主席、副铁路人民委员、内河航运公司中央局主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1924—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1—1935年任副水运人民委员。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42] 尼古拉·巴甫洛维奇·布留哈诺夫(Николай Павлович Брюханов,1878年12月16日——1938年9月1日),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1921年任副粮食人民委员。1923—1924年任粮食人民委员。1924—1926年任副财政人民委员。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1—1932年任副供应人民委员。1937年退休。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43] 同上,第8卷第646页。——编者注

[44] 《列宁文稿》第10卷第451—452页。——编者注
  这封信列宁大概是在接到列·波·克拉辛1921年7月4日的来电之后写的。克拉辛来电报告说,俄国的反革命分孑(保皇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1921年6月末在巴黎召开了代表大会,会上通过决定在7月末或8月初任喀琅施塔特和彼得格勒组织暴动,以推翻苏维埃政权。为此,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7月7日责成全俄肃反委员会采取必要措施,同时还决定派金属工人中的共产党员去彼得格勒。——编者注

[45] 1921年10月25日,温什利希特报告列宁,政治局的决定已经通知捷尔任斯基,别连基受到严重警告处分,医生的诊断意见也很快要来了。——编者注

[46] 根据核实的资料,列宁的又一次发病是在1923年3月10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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