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1970）
四、在萨马拉的生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努力设法重新进入大学，但几次三番都遭到了顽固的拒绝，最后他没有能复学，而总算获准参加大学毕业考试。这时他就开始认真攻读各门法律学科，并在1891年在彼得堡大学通过了考试。他是一个被大学开除的学生，在不过一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外来的帮助，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学期考试和学年考试，竟能准备得这样好，跟自己同届的同学们一起通过了考试，这在当时使很多人都感到吃惊。除了卓越的天资之外，那就是他巨大的劳动能力在这方面起了作用。
我还记得，在萨马拉省过夏天的时候，他在一条长着茂密极树的林荫小径上给自己布置了一个僻静的书房，一地面上固定安置了一条长凳和一张桌子。每天吃过早饭后，他就抱着一大堆书准时到那里去，就象有一位严格的老师在等着他似的。他独自一个人呆在那里做功课，直到下午三时吃午饭为止。
我们谁也不到那条林荫小径上去，以免妨碍他学习。
上午的学习结束后，吃完午饭，他又跑到那个角落里去，这时他带的是有关社会问题的书，比如说，我记得他读过徳文版的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然后就散步、洗澡。晚饭后，他为了不让蚊子飞进房间里，就把灯搬到小门廊里，在那里埋头用功。如果说，紧张的学习并没有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后来成为暮气沉沉的书呆子，那末，在青年时代他就更不是那样了。在空闲的时候，在吃饭和散步时，他总是有说有笑，使大家也高兴得一起哈哈笑起来。
他比谁都善于工作，也比谁都善于休息。
在萨马拉，怀有革命情绪的青年人当然要比喀山这个有大学的城市少，但这样的青年人在那里也是有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是从西伯利亚回来的过去的流放者以及受监视的人。当然，这些人都是民粹派分子和民意党人。对他们来说，社会民主主义派别是新的革命派别；在他们看来，这个新派别在俄国是没有足够基础的。他们在偏僻的流亡地点，在西伯利亚的村子里，不能观察到社会生活中和我国发展进程中的变化，因为这些变化是他们不在的时候在大的中心城市发生并开始形成的。早在1883年，“劳动解放社”在国外奠定了社会民主主义派别基础。但在国内的中心城市里，那时代表这个派别的人还很少，而且主要是青年人。
社会民主主义派别还只是在为自己开辟道路。当时社会思想界的柱石仍然是民粹派，如沃龙佐夫（瓦·沃·）[1]、尤沙柯夫[2]、克里文柯[3]，思想界的权威则是原先同民意党人有密切联系的评论家和政论家米哈伊洛夫斯基[4]。大家知道，1894年米哈伊洛夫斯基曾在当时最进步的杂志《俄国财富》上向社会民主主义者公开宣战。要同这些根深蒂固的观点作斗争，首先必须用理论知识武装起来，即研究马克思的著作，还必须用这种知识结合研究俄国实际所得出的材料武装起来，即研究我国工业、农业以及其他部门发展的调查统计资料。当时在这方面几乎还没有一本综合性的著作，因此就得研究原始材料，并由此作出自己的结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在萨马拉着手进行这项前人没有做过的巨大的工作。
他一方面认真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其中有些著作，如《哲学的贫困》，当时只有外文版本），一方面看了民粹派写的所有作品。为了验证这些作品，说明在俄国开展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可能性，他还着手进行统计研究工作。党史资料委员会萨马拉分会提供的新材料让我们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市图书馆借阅了大量有关这些问题的书。在学习和研究的同时，他还根据读过的材料写了许多专题报告，这些专题报告写满了厚厚的笔记本，其中的一篇是评论波斯特尼柯夫[5]《南俄农民经济》一书的，题名为：《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6]。
大家知道，在俄国南部农业中的大型资本主义经济比中部和北部发展得早，南俄已经出现了雇用大量无地雇农工人的由地主经营的大农场。因此，从我国农业向哪个方面发展的角度看，南俄的农业状况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波斯特尼柯夫所持的观点当然远不是革命的观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他提出的各种改革方案不予考虑，而只是采用了他提供的实际材料，并由此作出了自己的结论。
这个专题报告以及早些时候所写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题报告（例如，《哲学的贫困》一书摘要和对民粹派瓦·沃·（沃龙佐夫）、尤沙柯夫的批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都在当地的青年小组中宣读过。他在萨马拉最早认识的是瓦季姆·安德烈耶维奇·约诺夫，我丈夫马尔克·季莫费耶维奇的挚友。约诺夫比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年长，持民意党的观点。在当时，他可以说是萨马拉青年中最出名的人物，对青年人很有影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逐步地使他转到自己方面来。阿列克谢·巴甫洛维奇·斯克利亚连柯（波波夫）[7]很快就完全成了自己的人，他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年，曾被萨马拉中学开除，并因自己的第一次案件在“十字”监狱坐过牢。[8]在斯克里亚连柯的周围聚集着一批特种中学的青年人和医助学校的女学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个小组里发表过演说；他还在民粹派的几个小组里发表过演说，那里曾展开过激烈的辩论。在同老民意党人相会和谈话时也有过很多辩论。在老民意党人中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利瓦诺夫会见的次数最多，对他经受的革命锻炼十分重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善于从各方面吸取一切好的东西。他不仅同利瓦诺夫和其他民意党人的观点进行辩论，也从他们那里吸收革命经验，他注意地倾听并记取关于革命斗争方法、秘密活动方法、监狱中的情况和狱中与外界联系情况的讲述，他还常常听他们讲对民粹派和民意党人审判的情况。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令人产生好感，因为他待人亲切和气，不象许多老年人那样爱挑毛病，说你年轻啦，没有经验啦等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富有勇气，毫不妥协，多数同他争论的人却把这看作只是青年人血气方刚和过于自信的表现。在萨马拉时期和以及在以后的年代里，他对当时公认的社会舆论界权威米哈伊洛夫斯基、瓦·沃·和卡烈也夫[9]等人给予猛烈的抨击，这使他们一直耿耿于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萨马拉度过了整整四个冬天，在这期间，进步团体中一些名流学者都把他看作一个很有才能的青年人，但过于自负和激烈。只是在那些由未来的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青年小组中，他才受到无限的尊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评论瓦·沃·尤沙柯夫、米哈伊洛夫斯基著作的那些专题报告，都在萨马拉的小组中宣读过，后来又经过某些修改，写满了三个笔记本，总标题是：《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其中一个笔记本至今没有找到，其他两本则编入了《列宁全集》。[10]正如有人公正地指出的那样，这些专题报告已经包含了他以后发展的那些观点的全部主要原理，即列宁主义的原理。
但在萨马拉时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仅进行了理论学习。生活在这个典型的俄国农民省份，使他对这一社会阶层获得了许多知识，增进了对它的了解。这使我们大家后来都感到惊奇。无论在拟订我们党的纲领的土地部分和革命前的整个斗争中，或是在胜利后我们党的建设中，这种知识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善于从各方面吸取这种知识的。
斯克利亚连柯担任过民事法官萨莫伊洛夫的秘书，后者是一个很有头脑的进步人士。斯克利亚连柯常常要随同他的顶头上司到农村中审理案件，接待进城来申诉的农民，这样就获得了许多有关本县农民情况的富有价值的材料。他把这些观察得来的材料讲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常同萨莫伊洛夫本人以及其他与农民有很多联系的熟人交谈这方面的问题。但主要的材料，他是从马尔克·季莫费耶维奇·叶利札罗夫那儿得来的。马尔克·季莫费耶维奇出身于萨马拉省的农民家庭，并同自己村子里的人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同马尔克·季莫费耶维奇的哥哥帕维尔·季莫费耶维奇也常常交谈。这是一个所谓“殷实的”农民，是靠承租附近的领地（即皇室地产）并把它转租给农民发家的。这个在农村中风云一时的人物，一直当选为地方自治局的议员。他跟他这一类的人一样，拼命想积攒财富，想当商人，后来终于达到了目的。记得我当时感到很奇怪，沃洛佳怎么能同这个识字不多，志趣毫不相投的富农谈得这样长久并且这样有兴趣呢。直到后来我才明白，他要从这个人那里了解有关农民情况，农民中的分化情况以及这个农村经济上层分子的观点和志向的材料。他有时对这个商人的某些谈话发出通常那种富有感染力的笑声。商人也因自己受到注意而异常满意，并且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智慧深为钦佩。但商人却不懂得，沃洛佳常常不是笑那些农村买卖人怎样巧妙地耍弄手腕，而是笑民粹派分子，笑他们对农民结构稳固性，对村社稳固性以及可能使农民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天真信念。
在这些交谈中表现出了伊里奇的一个特点：他善于同各种各样的人物交谈，从每个人那里吸取他所需要的东西；他善于不脱离社会实际，不为理论所框住而冷静地观察周围的生活并敏锐地倾听生活的呼声。他既是一个坚定地拥护某种理论的人，同时又冷静地注意着周围不停不息的生活浪潮中的一切特点和一切变化；他既一分钟也不忽略总的原则路线，又一分钟也不脱离他土生土长的俄国社会实际。正如有人不止一次地指出的那样，伊里奇的力量和作用的主要源泉，就在于他善于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但是在他的青少年时代，在他那生动活泼的谈吐和笑语中，在他那无忧无虑的朗朗笑声中，恐怕未必有人会发觉这一源泉。他从来不务空谈，不强迫任何人接受自己的理论，在空闲时间，他是一个愉快而朴实的同志，而他又善于利用这空闲的时间敏锐地注意周围的生活，并从中选择对自己的道路、对自己生活的使命有价值的和需要的东西。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同阿拉卡耶夫卡（他在那里连续过了五个，夏天每年住三四个月）的农民，以及在同别斯屠热夫卡村（他常同马尔克·季莫费耶维奇一起到后者的亲属那里去）的农民的直接交谈中，了解到很多情况。在了解农民的一般情况时，伊里奇总是自己少讲而尽量从他们那里多获得一些材料，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谈自己的观点。这不仅是由于他必须考虑到自己处于受监视的地位。不是这样。因为他知道，直接用革命和社会主义是不能打动农民的，这些话必须同另一阶层即产业工人阶层去谈，他是为了产业工人而保护自己的。他不喜欢说空话，而注重实际，他知道，在当时同农民进行这种谈话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
列宁就这样在外省的城市和僻静的田庄里并不引人注目地发展和成长起来了。而正是他奠定了俄共（布）党的基础，领导党走向胜利，在胜利以后又在这个基础上领导党进行建设。
在萨马拉那几年的生活和更早一些在喀山那一年的生活，只是为他以后如此广泛地开展起来的工作作准备。然而，这几年的生活看来也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生中最重要的年代，因为他的革命面貌是在这一时期最后形成和定型的。
[1] 瓦西里·巴甫洛维奇·沃龙佐夫（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Воронцов，1847年1月1日——1918年12月10日），俄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1876年起在拉夫罗夫主办的《前进报》担任秘密通讯员。1879年起开始发表民粹派著作。他在民粹派运动中的影响较大，曾遭到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严厉抨击。1918年逝世。
[2]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尤沙柯夫（Серг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Южаков，1849年12月17日——1910年11月29日），俄国社会学家。1868年起担任报纸编辑。1872年起参加民粹派运动。1879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882年获释后在《俄国财富》杂志工作。1910年逝世。
[3]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克里文柯（Серг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Кривенко，1847年1月20日——1906年6月5日），俄国民粹派革命家。1873年起从事民粹派活动。1885年被捕并被流放到西西伯利亚。1890年回到彼得堡。1891年发起成立《俄国财富》杂志。1906年逝世。
[4] 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米哈伊洛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1842年11月15日——1904年1月28日），俄国社会学家、批评家、文学评论家。早年支持民意党，积极参加民粹派活动。后期鼓吹“英雄”和“群氓”理论，激烈攻击马克思主义。列宁曾严厉批判其错误观点，又肯定其对解放运动的历史功绩。
[5] 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波斯特尼柯夫（Владимир Ефимович Постников，1844—1908），俄国经济学家、统计学家。
[6] 载于《列宁全集》第1卷。——安·叶·注（《列宁全集》第1卷第1—57页。——编者注）
[7] 阿列克谢·巴甫洛维奇·斯克利亚连柯（Алексей Павлович Скляренко，1870年11月6日——1916年7月？日），1886年起参加民粹派运动。1893年受列宁影响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多次被捕和流放，后在萨拉托夫参加了1905年革命。1911年起担任《明星报》和《真理报》编辑。1916年逝世。
[8] 关于斯克利亚连柯的详细情况，可参看党史资料委员会出版的文集《老同志阿·巴·斯克利亚连柯》。——安·叶·注（《老同志阿列克谢·巴甫洛维奇·斯克利亚连柯（1870—1916年）》（文集），1922年莫斯科国家出版社版。——编者注）
[9]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卡烈也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Кареев，1850年11月24日——1931年2月18日），俄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1878年起在莫斯科大学任教。1885年移居彼得堡，在彼得堡大学任教。1904年当选为彼得堡市杜马议员。1905年1月“流血星期日”事件发生后被捕并被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1905年革命期间加入立宪民主党，并当选为第一届国家杜马议员。一战爆发时在德国一度被监禁，后获释回国。十月革命后一度被捕。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名誉委员。1931年逝世。
[10] 《列宁全集》第1卷第109—309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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