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季诺维也夫 关于“将萨法罗夫流放到君士坦丁堡”事件的一封信 （1927年8月27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 №07521
说明：标题为上传者所加。原题“季诺维也夫的一封信”。 尊敬的同志们！ 你们对我们那封关于将萨法罗夫[1]同志流放到君士坦丁堡的信所作的回复，再次反映了列宁曾一再提出警告、我们现在和将来坚决反对的那种制度。 我们在信中说，将萨法罗夫同志流放到君士坦丁堡这一不能容忍的做法，就他个人而言，因白卫分子将他的名字同杀死沙皇联系起来而变得复杂化了，你们竟说什么这是出于“与共产党员称号不相称且败坏共产党员称号的怯懦的动机”。这是难以置信的毫无根据的粗暴说法！从什么时候起，对无谓地面临生命危险的同志的关心竟成了“怯懦的动机”？！我们认为靠他人壮胆、无法以党的利益来解释的勇敢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勇敢。我们认为斯大林—莫洛托夫将许多同志流放的行为并不是什么勇敢行为，斯大林—莫洛托夫知道这些同志在十五大召开前会以布尔什维克的方式尖锐揭露中央书记处的非布尔什维克政策。你们列出了一份你们认为过去和现在均面临同样危险的我们国外代表的简短名单。你们列出的有：参与杀死沙皇并处在“俄国白卫分子中心的”乌菲姆采夫同志，审判社会民主党人的法庭庭长皮达可夫同志，在北京这个照你们的说法是“不乏武装起来的俄国白卫君主主义分子”的地方待了一年的萨法罗夫同志。好极了，你们开列出这个不长的名单（还可以把加米涅夫和其他一些同志的名字补充进去）时列出的恰恰是三位反对派，他们都并非出于公务的考虑而是出于纯派别的考虑被派出的。所谓我们并未对将这几位和其他反对派派往国外表示异议的说法是错误的。比如，当企图甚至不以公务为幌子就将皮达可夫同志流放到加拿大时，托洛茨基曾就此事给奥尔忠尼启泽同志写信，季诺维也夫也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讲过此事。最后，我们准备接受对我们的指责，因为过去我们并未始终对日益发展和日益加强的对反对派实施的行政镇压制度予以足够的回击。我们打算今后不再给这种指责提供任何口实。 我们对公务上的反对意见，即对我们所指出的认为流放萨法罗夫同志没有任何公务上的理由这一点，你们无言以对。只好指责我们“在反对派声明（8月8日）准备服从中央的一切决议的第二天就拒绝服从中央决议”。你们断言，我们8月8日保证老老实实地接受官僚主义专横和派别的压制、包括在代表大会召开前驱逐和流放反对派的一切事实，我们坚决批驳这种说法。你们大概还记得列宁针对这种行为都说过些什么话。布尔什维克对中央决议的服从与官员的顺从的俯首贴耳毫无共同之处。如果说有谁违反了最近召开的联席全会的决定，那就是你们。斯大林在全会上讲到“暂时的休战”。如果这些讲话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中央在得知反对派的声明后，将采取措施以改进党内制度，首先是取消最令人恼火的、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尤其不能容忍的对反对派的迫害。我们8月8日声明的第二部分谈的就是这个问题，第二部分与第一部分是分开的，但并未拋弃，而是交给了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驱逐萨法罗夫同志是你们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在所有战线上开始实行的有组织进攻的表现之一，你们采用了列宁斥之为粗暴无礼的那种手段。我们坚定不移地站在8月8日声明的立场上。但是我们的最好的计划可能因为继续实行斯大林的政策而落空。我们全力保留的对驱逐萨法罗夫的抗议是我们争取建立健康的党内制度的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健康的党内制度才能保证我们所迫切需要的统一和革命纪律。 格•季诺维也夫 [1] 萨法罗夫，格•伊•（1891～1942）——190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年起为俄共（布）中央土耳其斯坦局成员，1921～1922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党的10大和11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在14大上追随“新反对派”，后参加托季联盟，1927年在15大上被开除出党。1928年恢复党籍，1934年再次被开除出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