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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摘录）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
季诺维也夫
（1926年2月20日）
一、引
同志们!会上已经给大家发了执委会的书面工作报告，里面有许多与我的报告有关的具体材料。此外，还给大家发了经过执委会主席团讨论并基本同意的提纲。由于大家已经部分地了解了与我的报告的主题有关的大量材料，可以说，我的任务就轻松一些了。因此，我只引用少量的数字和事实。
大家都记得，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我们曾确认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民主-和平主义”时期已经暂时到来。可以大胆地说，1924年就具有这个时期的标志。1925年初召开了上一次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这是资本主义“稳定”的时期。1926年则是动荡的、较不巩固的稳定时期。我认为，清楚地说明目前时期的这一特点是这次全会的重要任务。尽管资本主义的稳定是不巩固的、完全相对的，但是我们革命者的首要任务是不夸大这种情况和不从中得出错误的结论。
我想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以下一段话作为我的报告的基础：
“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性，忘记适当地和有成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家，如果失去清醒的头脑……一定会遭到毁灭（不是指他们事业的表面的失败，而是指内部的破产）。”
[1]
我们不应忘记这些话，特别是现在，当我们有充分理由来谈论资本主义稳定的极不巩固时更是这样。预计到这次全会的某些内容，我要说，它的主旨将是工人阶级统一的思想，工会统一的思想。
这里我又要提醒大家列宁的一句有名的话，他指出“必须善于在每个时机找出链条上的一个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稳稳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2]我认为，目前这个“环节”就是工人阶级统一的口号，首先是在工会领域内。
关于革命发展的两种前景
同志们，正如大家知道的，自从第五次代表大会以来，我们一直面临着两种可能的前景。在某种程度上早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这次大会的决议是非常重要的，直到现在也还特别现实和有效，我在报告的第二部分中还将谈到），这就是说自从第三次代表大会，特别是第五次代表大会以来，我们的全部工作都是建立在估计到两种可能的前景的基础上的。这怎么理解呢？这里指的是关于发展速度问题（某种程度上也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行进路线问题）上的两种前景，但决不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不可避免性本身。
我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相信，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提上历史的日程。历史发展的每个阶段都证明我们是正确的，我们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方针是正确的。我们认为，我们这一代还必将经历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的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只有一个前景，不可动摇的前景。但是从速度，期限的意义上说，——这对每个政党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因素——，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正如我上面已经指出的，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行进路线的意义上说，我们在自己的工作中必须估计到两种前景的可能性，这一点在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说得已经十分明确。
关于革命发展的速度
在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我们曾经指出，共产国际在当前的历史阶段上应该估计到两种可能的前景：（1）革命冲突迅速成熟，那时无产阶级革命可能在三—四—五年内取得胜利；（2）世界革命缓慢成熟，延缓发展。
同志们，当然在我们的斗争和工作中存在两种可能的前景有其不便之处：有时候这被认为是折中主义，被说成是共产主义在极重要的问题上缺乏坚定的路线。有时候被说成是——从我们每个人的主观情绪来说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似乎我们愿宁以不甚可喜的前景作为出发点，甚至把它当作唯一的前景。两种前景的存在实际上不是由于我们的折中主义，不是由于共产国际缺乏远见所造成的，而是由于在共产国际目前所处的时期里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决定的。同志们，我要提醒大家，早在共产国际成立以前，在布尔什维主义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上也有过必须估计到两种前景的情形。在1905年以后，布尔什维克对第二次俄国革命的必然性毫不怀疑：他们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仍坚定不移地相信，第二次俄国革命必定会发生，因为第一次革命没有解决革命任务，革命的动力依然存在。但是在革命的速度和期限问题上——它是否过两年或者过十年一定会爆发——，在这个问题上，在1905年以后不得不长时间地估计到两种可能的前景。
那时候，也不乏想把布尔什维克的立场说成是某种折中主义的企图。但是，那不是折中主义，那是历史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方针；布尔什维克分析了整个情况，得出结论：从第三次革命发展速度的意义上说，不得不暂时估计到两种前景。而这种情况绝不使布尔什维克党的策略变成为机会主义的或者不够坚定的策略。
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有点类似，只是有一点不同，在世界范围内情况要比在一国范围内复杂得多；在世界帝国主义战争以后，在俄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后，特别是许多国家的革命遭到一系列失败以后，情况非常复杂，现在要在世界范围内预先估计到速度和行进路线就困难得多了。
现在是我们可以比较客观地和平心静气地来分析德国1923年失败、保加利亚两次失败以及烈韦里最近一次失败的原则和教训的时候了；发生上述失败的这个时期是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中极其困难的时期。我们应当不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而是以革命家的身份来对待这些事件。1905年的失败对于列宁主义来说是1906、1907、1908年和以后年代进行研究的对象。在革命刚刚失败以后，我们曾缺乏经验和清醒地、平心静气地分析这些事件的客观态度。
同志们，我们现在在评价德国也可以说整个欧洲中部革命失败的教训时，首先应当指出，这些教训把争取群众的必要性问题庄严地提到了首要地位。我不能在这个报告中专门来谈这些教训，这是进行独立研究的课题。我只想说一点，我号召共产国际尽可能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研究这些事件上，并联系我们所面临的一方面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和另一方面确立无产阶级同农民的正确关系的任务来加以考虑。
现在回过头来谈一谈开始时提到的关于两种前景的问题。如果现在有人问我，我们是否应当抛弃这两种前景，并且鉴于资本主义稳定的不巩固而立足于一种前景，那么我要回答说，不!在关于革命速度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估计到两种可能的前景（而在革命发展的行进路线问题上更其如此），我将在进一步分析目前形势的过程中竭力说明这种必要性。
关于革命发展的行进路线
先谈一谈革命发展的行进路线问题。开始时我们或许把自己的目光过分地局限在中欧了。这可以说是有些“迷恋于”德国的时期。当时我们觉得，继俄国之后，无产阶级革命就转到德国了。在1925年召开的上一届执委会扩大全会上，我们不得不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英国上，把德国革命的前景稍稍推后一点，到1923年底时，德国资本主义的情况特别严重，而1924-1925年由于暂时稳定的结果发生的变化显得特别出奇。因此在1925年初，在我们的扩大全会上，我们对德国革命形势的成熟问题稍稍持怀疑态度。现在德国和中欧又遭到了经济和政治困难。毫无疑问，在巴尔干地区资本主义比较稳定，但同时巴尔干地区现在也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发生巨大不测的策源地。
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中国的运动，它也包含着许多意外的事件。同志们，大家可以看到，要总的评价形势并确定无产阶级革命的地理路线是多么困难啊!我们要想概括世界范围内的情况，我们就应当说，显然革命提上日程的首先在欧洲，其欢在东方。但是我们看到，欧洲革命是同东方的民族革命高涨密切联系着的；两个过程是互相紧密交织和平行发展的。只能相对地来单独考察它们。然后是美洲。（1）欧洲；（2）东方；（3）美洲。同志们，无论在欧洲，无论在东方，还是在美洲，也都应当区别其明显表现出来的特点；特别是在美洲，我觉得南美国家将起巨大的作用。我们对革命最近发展的可能行进路线问题的提法就是这样。同志们，我认为这里也应当估计到不同的可能，不同的前景。共产国际的成长和成熟必将表现在善于预见、善于估计到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一切可能的行进路线并从中得出必要的实际结论。
欧洲和东方
英国工党主席和铁路工人联合会总书记克烈姆普先生不久前写了一篇包含着“英明”计划的文章：国际为何要分裂，莫斯科为何要斗争？难道不能和平地进行谈判并在某些国际之间分配一下大陆吗？欧洲交给阿姆斯特丹国际，它在欧洲拥有多数；这是“第一”国际；第二国际是莫斯科，莫斯科同亚洲各国相当接近，它的思想和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渗透着亚洲精神；为什么莫斯科不能成为莫斯科-亚洲国际的所在地呢？根据克烈姆普先生的意见，这种和睦的分工就可以解决莫斯科和阿姆新特丹之间的纷争。“第三”国际就在美洲，它将是美国劳工联合会。克烈姆普说，美国劳工联合会已经取得“辉煌成绩”，它已使墨西哥工会运动站立起来。克烈姆普在发挥自己的英明计划时说，这样来划分彼此之间的“势力范围”，我们就可以结束现时工人运动中的分裂。这个相当天真的建议反映了英国改良派领袖的“聪明才智”。在我们这次全会上无需来驳斥这个“英明的”计划。很明显，我们想要在莫斯科建立的不是莫斯科-亚洲的国际，而是世界性的国际，而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使我们易于完成这项任务。
直接以资产阶级名义说话的某些先生要比这位克烈姆普对事情了解得更好，设想得更清楚。
例如，美国政界的一位高级官员不久前曾这样评论我国苏联宪法的意义。
照他看来，“苏联新宪法因它的创立者而闻名，不是作为个别的历史事实，而是作为实现一定政策的步骤。为了体现这一点，苏联的国徽改变了，根据第70条规定，它是由放置在地球上的镰刀和锤子组成，同时有些国家染成红色，表示今后这个红色将普及各地”。
这真是新发现！
而这位进官贵人的结论是这样：“这里说的不是苏俄个别热心者反对美国机构的宣传，而是苏联政府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国际联盟的坚定决心，一切国家迟早都将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上、事实上加入这个联盟。”
大家看到，这位资产者对事情的了解要比克烈姆普好一些。
我还要引用一下沙辛先生登在《大陆评论》杂志2月号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亚洲的动员》。
“布尔什维主义不能用袭击夺得欧洲堡垒，于是企图包围它，阴谋夺取它。它无耻地同西方的所有敌人勾结起来。在东方，没有比第三国际更富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组织了。在阶级利益同民族利益暂时相符合的借口下（！），它支持民族英雄和东方的资产阶级，而在俄国则对本国的新兴资产阶级——农民让步。”
“欧亚两洲之间的‘不可摧毁的桥梁’——共产国际可以引为自豪的唯一产儿就是汪达尔人向欧洲文明进攻的道路。著名的‘农民梵蒂冈’就是殖民地各国人民的要求和愿望能得到反映的麦加。”
大家看到，沙辛先生聊以“自慰”的是，我们布尔什维克把我们大家的目光都放在东方。因此这个问题具有紧迫性。我们的所有敌人，包括英国的改良派领袖，都非常注意这个问题。
我们不得不年复一年地进行某些修改，把注意力忽而集中在中欧，忽而集中在西方，忽而集中在英国，忽而集中在东方，或者以相反的顺序进行。有一点是清楚的：共产同际越来越成为世界性的组织，尽管从运动速度的意义上说具有两种前景，但是在无产阶级革命不可避免性的问题上则牢牢地站在以前的立场上。
……
五、实行统一战线策略上的错误和成就。极左派的基本错误
我在这里曾经谈到过实行统一战线策略上的错误。错误确实是严重的。哪些错误最重要呢？我们且来列述一下。这些错误如下：
最严重的错误是形式主义地理解这一策略。在某些同志看来，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写两三封公开信，而信写得好坏，这是次要的事。信写了，事情就算完了。不期待答复。
第二个错误是超揭露。人们希望揭露社会民主党领袖，但实际做的毋宁说是揭露自己的无能。鲁特同志领导下的德国党尤其表现出这样的事例。大家可以回想一下选举兴登堡的事。
绍列姆：对，对!
季诺维也夫：既然绍列姆同志认为是“对”的，那就是说确实是对的了。在选举兴登堡期间，我们正在开扩大全会。应当客观地说，曾经在这里开会的同志们，包括鲁特同志在内，很快同意我们对这一错误的警告。后来同志们回到了德国。兴登堡当选了。德国党中央在选举后的第二天给社会民主党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我们建议如此如此，不过我们知道，你们不会这样做；工人阶级将会看到，社会民主党人多么反动；换句话说，我们向你们提出这个建议，并充分相信你们是恶棍。”这是超揭露的最典型方式。既然你们真的确信这一点——我也确信这一点——，那就在公开信上不要这么说了。如果你们骂他们，那么这样使他们更易于摆脱困境。
错混的第三种形式是不正确地理解工党的问题。这个毛病已经有其老根了。早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曾不得不反对主张退出工党的某些英国同志。这实质上是如何解释统一战线策略的一场斗争。英国人曾经反对这一策略。我记得，各种各样的同志曾支持这种意见，好象有塞拉蒂和博尔迪加。假如英国的同志们不在工党内，我们在英国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吗？现在我们在那里牢牢地扎下了根，以致右派打算把我们开除出党。我们对他们是个威胁，围绕这个问题正在进行一场斗争。现在在挪威，这个问题表现出另一种形式。谁不善于正确地运用统一战线策略，谁就主张反对工党。
另一方面，我们也碰到这样一些倾向，有些同志认为，如果维护工党，那就应当取消共产党。我不知道这两种倾向中哪一种倾向更糟糕，大概是两种倾向都同样糟糕。如果共产党按照第二种观点行事，那么共产党人就会成为工党的左的尾巴。两种错误我们都不应当犯，而应当同它们进行斗争。
还存在着老的错误的某些心理上的残余。例子就是：在开展没收邦君财产运动期间，有位社会民主党工人建议一起行动，而共产党人回答说：“你是社会民主党人，我可不支持你。”如果我们采取这样的行动，象在柏林那样同社会民主党人打起来，那么我们就不能达成统一战线。不，这是不能容忍的。
我们这里有人常常抽象地提出问题：怎样实行统一战线前策略——是“来自上面”还是“来自下面”。同志们说：“来自下面——对，来自上面——不！”这都是极左派特意设想出来的，以便冲淡统一战线的策略并使它化为乌有。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对它作了明确的回答。那里说：来自下面的统一战线是永远必要的，除非当一部分被社会民主党愚弄的工人站在街垒的对面手执武器进行直接军事行动的时候。在其余场合下，永远是来自下面的统一战线。当然，根据具体情况，完全允许既来自下面也来自上面的统一战线，但是应当牢牢记住，第五次代表大会摒弃的是只实行来自上面的“统一战线”，即议会的联合。
极左的词句和妥协的行动
在实行统一战线策略上的左的错误就是如此。也有右的错误。典型的例子是1923年萨克森的政策。这是把统一战线解释为同社会民主党结成公开政治联盟的例子。德国共产党和全体德国工人阶级由于萨克森的试验而取得的惨痛教训使我们防止将来犯这类错误。我们不允许今后重复这种试验。
最近时期德国党生活中的又一个例子就是关于策伊特茨。这个错误是由一个小的地方组织犯的。这虽是一个小的地方组织，但对于极左派来说是特别典型的。不能低估小的地方组织，有时它们最明显地暴露了弱点。当问题涉及到上层时，那么情况就不同了。要知道那里是一些锻炼有素的议会主义者。他们善于这样说话，以便使谁也不懂得事情的真正实质。但是，如果是小的地方集团说话，那么有时它最清楚地表明某些极左派的实质所在。我认为，策伊特茨的例子是很有说服力的。要比极左派前几个星期和前几天的一些长篇的声明更令人信服。我对这些声明评价不高；我希望实际上更快地结束极左的病症，那时就用不着声明了。共产国际断然不需要右的和极左的倾向。这种对称毫无用处。如果它确实没有了，那更好。但是目前在德国极左的危险还是很大的。我们要彻底地同它进行斗争。
总之，策伊特茨的例子要比许多声明更有意义。极左派领导的策伊特茨的组织决定同社会民主党人结成统一战线并签署协议，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必须完全停止相互斗争——言论上和行动上，或者其他任何形式。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有点象1923年萨克森的方式。我觉得，必须确认这个病症并坚决清除它。是早就应该研究和克服在实行统一战线策略上的极左的和右的错误的时候了。
统一战线的成就
现在来谈一谈统一战线的成就。我们有没有取得这样的成就呢？是的，不但有，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我认为，我们取得最大成就的首先是在英国。英国党所做的是真正的统一战线策略。
在德国也取得了成就。大家知道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运动已在德国兴起和我们已经深入群众。
在比利时也取得了成就。比利时也象奥地利一样值得引起人们的重视。在比利时，我们之所以有第二国际最强大和最重要的政党之一，不是因为有王德威尔得阁下在那里主宰，而是因为几乎所有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我们党是小党，但是很团结，它在工会统一和政治统一方面已经取得初步的巨大成绩。
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特别是瑞典，也取得了成就。大家知道哥德堡召开的代表会议。这是无产阶级几个巨大组成部分在共产主义旗帜下真正集中的序幕。造成我们瑞典党的病根的霍格伦脓痘破裂了，党清除了不健康分子，现在正在争取广大群众。霍格伦现在在哪儿呢？基尔博姆同志告诉我，霍格伦在编一部全集，你们知道是谁的全集吗？是布兰亭的！霍格伦是做这件事的非常合适的人物。而据基尔博姆说，施特列姆“大叔”（霍格伦的朋友）成立了一个同苏维埃俄国进行斗争的委员会。这些先生们的下场就是如此。
我想说，中国党的政策也是在加紧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不过不是在工人中，而是在另一个社会阶层中。
最后，必须一再地指出的一个成就，这就是上面已经说过的到苏联来的代表团和英俄委员会。
我认为，我们并不处在只热衷于无休止地批评错误的境地。我们也有巨大的成就。这说明，统一战线的策略是正确的，只是应当看到障碍和困难并加以克服。道路是正确的。我们有一切客观条件来进一步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
为争取群众而斗争
提纲上说，正是在这相对稳定的时期里，我们应当善于成为工人阶级的主要的（即使不是唯一的）政党。这是不是有可能呢？我认为有可能。在这方面，捷克党的例子是很典型的。一年前，捷克党发生了危机。在它的压力下，一些捷克同志说，目前不可能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要成为不可调和的布尔什维克，就不可能成为群众性的党。有些同志这样提出问题：要么布尔什维克化，那时我们就变成小党，要么成为群众性的大党，那时就把布尔什维克化撇在一边。许多人认为，布尔什维克化原则上是好的，但这颗果子现在还不到季节。我们提出的口号是：正是通过布尔什维克化走向群众性的政党，因为布尔什维主义是同任何宗派主义格格不入的。我们说：正是由于巧妙的布尔什维克化，我们才能成为工人群众的政党。通过捷克斯洛伐克的例子，我们的观点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捷克斯洛伐克政党正在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工人阶级的主要政党。
为什么这是可能的呢？因为社会民主党越来越不再成为工人阶级的政党。
保尔·弗勒利希同志在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很有意思的材料。[3]
1925年3月，在844000名党员中有1200名党的领导官员，7000名工会官员，600名中央和地方议会议员，6500名城市管理机关人员，30000公共事业管理机关人员，1500名市长，2890名市政管理人员等等。调查表明，在政府机关和工人组织机关中总共有50000多名社会民主党党员。此外，在社会民主党内有100000名小商人和家庭主妇（非工人妻子），10000名啤酒店业主，70000名中下级官员和100000名技术和商业职员。总之，调查表明，在现时社会民主党内，有350000名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和500000无产者。尽管无产者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在数量上占优势，但是在党和工会机关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小资产阶级。
目前我接到瓦尔如同志关于不来梅的很有意思的材料——对不来梅社会民主党的详细调查，诚然，这只是一个地方组织，但这是最优秀的组织之一。那里情况也是这样。
统计资料只包括8643名党员中的7465名，也就是说有1178名列在“职业不详”栏内。主要分类如下：
1、独立从事手工业的人——大部分是手工业者（例如面包师、理发师、制鞋师、裁缝等）；饭馆主人——101-274
2、独立从事商业的人（小商贩）——65
3、职员、自由职业者
其中：
国家机关职员——307
私人机关职员——162
技师——92
店员——84
铁路员工——83
工会和党组织职员——71
工程技术人员——46
4、家庭主妇——1356
5、“其他职业”——37
6、熟练工人——3336
7、非熟练工人——1447
总计：——7465
如果把前五类算作是小资产阶级，那么情况如下：
小资产阶级——2682（35.8%）
熟练工人——3336（44.6%）
非熟练工人——1447（19.3%）
我们在其他国家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过程：社会民主党正在成为工人贵族的政党，它被日益溶化在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在美国，这一过程表现得尤为明显，不过在欧洲也存在同样的现象。
当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正在胡作非为，甚至想赐给旧日的邦君10亿马克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可能通过巧妙地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争取到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如果我们不善于这样做，那么我们就是蠢货。社会民主党已经丧失了50%的工人，而在道义上丧失得更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有希望取得成功。当然，在选举时他们还会得到很多选票，但是我们有苏联作后盾，它正在成长壮大；有共产国际作后盾，我们是衷心地希望把工人阶级而不是把工人贵族组织起来的唯一政党，我们一定能够成为真正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
为此首先应当善于运用真正的统一战线策略。不久前，在一些重要的政党内，如德国，发生了一场关于柏林市议会选举中提出联合名单的争论。中央的策略是绝对正确的。失业现象的增长、工资的降低、工人群众总的物质状况的恶化、社会民主党前蜕化和变节为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争取到工人阶级的大多数，那么我们就是蠢货和庸才，或者说就是犯了绝对不能容忍的错误。
在没收邦君的财产问题上情况也是这样。极左派说，这纯粹是议会的问题。现在谁相信这一点呢？谁都清楚，这是通向群众的道路，要知道这样的道路我们这里还不多，因为其中许多路被社会民主党设置了障碍，而能够走得通的、使我们有可能面向社会民主党工人们的路，对于我们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必须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
六、反对极左的和右的倾向
德国的极左派
近年来，在某些党内，如在德国、波兰，部分地在意大利、法国、挪威，出现了极左倾向的某种复发，特别明显的例子是德国和波兰，那里这个病症表现得特别明显。正是在当前的过渡时期里表现出极左的错误，我看远不是偶然的——因为早就明显地可以看出，1925年在某种程度上是个过渡年，例如在关于稳定的问题上，在关于工人运动左翼发展的问题上，在关于改良主义幻想的曲线如何急剧下降的问题上。我们的影响在某些国家内开始增长，可以感觉到稳定不是那么有力的。这对极左病的复发正是合适的时期，因此它严重地表现出来。不能说，在极左派阵营中没有某种准备和组织性。无论如何，在波兰和德国的极左派之间明显地存在着某种协调和串通。某些波兰同志常常“及时地”到柏林来，以便维护“波兰的”极左观点；我不以为极左派向共产国际路线的进攻是由于贞洁受孕而发生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组织的。这一点特别表现在波兰，那里极左的党中央同时反对法国党，反对德国党，反对保加利亚党，说实在的，反对整个共产国际。我们必须对此进行斗争。我们也进行了斗争。
现在情况怎么样呢？在这个大厅里有一些各种极左派别的公认的代表，我们衷心地表示欢迎。这里有博尔迪加、路特一费舍、罗森贝尔格、绍列姆、多姆斯基——他们会说，我们将做出答复。我不想事先妄加评论。或许我们会听到新的论点。我怀着极大的兴趣注意了关于德国极左派的最新消息。从中可以看出，极左派开始在分化。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出于幸灾乐祸。要知道，这是我们国际的一些同志。我们不想采取这样的政策，似乎跟我们打交道的是阶级敌人。我认为，那样诚恳地放弃错误的同志会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如果他们愿意按照共产国际的行进路线和政治路线走的话。但需要实际行动，而不仅仅是一纸声明来证明这一点。而对于其余的人，则必须斗争到底。我们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充分明确起来。总之，极左病的这种复发是最近一年来共产国际生活中的极重要事件之一。我们应当对它进行斗争，我们也进行了斗争。
同志们，大家知道，在我们的提纲上说，以最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右倾在法国，极左倾则在德国。现在，反对德国的极左倾和法国的右倾决定着共产国际的道路。不应忘记，正是统一战线策略的成就有时可能会增加右的危险。得到我们支持的德国党中央的现时领导人充分意识到，不久的将来，当我们实行广泛的统一战线时，必然会出现右的危险。右的危险已在一系列国家中表现出来。在法国，这是主要的危险，在意大利，在某些同志身上已有这种迹象；其中有些人甚至在党代会上维护国家凌驾于阶级之上的理论。右的危险在挪威、荷兰也有，那里象怀恩科普、拉文施坦这样的领导人也采取不能容忍的立场。拉文施坦转到资产阶级报纸方面，并从那里攻击荷兰共产党。我们在罗马尼亚也有右的错误，党的著名领导人之一克里斯廷斯库对错误负有责任。
我们也应当估计到这些危险。我们知道，在象德国这样的国家里，这类情绪是完全可能的。
总之，同志们，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策略依然不变：既不向右派也不向极左派作任何让步。我们应当抓住个别一些支部并问问自己：哪种危险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是最迫切的危险，并根据危险的程度首先给予打击和彻底加以揭露。
我认为，我们在共产国际的提纲中所持的路线是正确的。显然，我们不可能一一列举。但是我们列举了主要的东西：德国的极左的危险，法国的右的危险。有人会说：你们忘记了巴尔千；没有谈青年共产国际，没有谈妇女，对挪威注意得太少，等等。不过我们不可能来谈论所有这些详情细节，我们只能指出最重要的、对于当前形势来说最典型的东西，并制定总的路线。我认为，这个方针指出了法国的右的危险和德国的极左的危险。
最近几天传来一些新的消息。有人说，罗森贝尔格和绍列姆开始表示同意我们的意见；我们听维贝尔和其他同志说，绍列姆已经不是极左派。我们暂时还不确信这一点。等全会开完后工作开展起来再看吧。不过到目前为止情况还是这样，德国的极左的危险是最严重的危险，目前看来这一点还是正确的。近来我觉得——我也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说过这一点——，德国甚至存在着一种出现平行的极左派政党的危险。我不知道，我是否夸大了这一危险。如果夸大了，那就更好。在目前情况下，极左派政党是历史地注定要灭亡的，但是它绝不能危害我们的事业。
德国党内还出现了另一种病症。大家想必还记得舍恩兰克的文章和开除他的事。有时人们说，一个人算不了什么。但是，正如在策伊特茨事件中一样，这里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有些同志说，舍恩兰克是个诚实的人，他没有被收买。我们这里谁也没有这样说过，但他是个懂得问题之所在的人，也是道出了别人之所想的人。
中央把他开除了，而有一位同志，绍列姆同志在开除他时弃了权。（绍列姆喊道；“出于对中央的不信任。”）我不知道，从什么观点看可以对开除了一个坦率承认自己拥护社会民主党的人的中央抱不信任态度。奇怪的是，正是在这个时候绍列姆同志认为有必要对中央抱不信任态度。（绍列姆喊道：“那是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发表的时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是共产国际最优秀的文献之一。（绍列姆喊道：“我不认为。”）如果你不承认这一点，如果不久的将来未能使你相信这一点，那么你是不可救药的人了。你们是否认为，没有这封信，德国党的未来的顺利发展是可能的吗？我不想说，信件创造了历史，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得到了许多东西，而信被证明是百分之百正确的。
法国的右倾危险
尽管右派大喊大叫法国党的破坏和灭亡，但是它的情况客观上是良好的。法国的右派叫嚷说，法国共产党“正在死亡”。他们一字不差地重复着1910年俄国取消派所说的话。我们的敌人是善于更好地估计形势的。
巴黎政界的一位非常有权威的人士对法国共产党及其活动作了这样的评价：
“近来，共产主义在法国取得了显著的和无庸置疑的成就。
除了迄今为止存在的街头混乱以外，在我们军队和警察队伍中开始表现出明显的瓦解迹象。共产党人竭力利用国家遭受的一切不幸来进行有害于法国及其声誉的鼓动宣传。
为什么共产党人能取得如此的成就呢？
因为他们在国内找到了最适宜于激起人们愤怒的土壤。执政党个别集团之间的矛盾，极其严重的金融危机，由于新的赋税引起的中小居民阶层的日益不满，而主要是，法国为了维护自己在非洲和地中海的利益而进行数月之久的顽固的和血腥的摩洛哥冒脸，为共产主义的反政府宣传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有利的环境。法国共产党人和居住在法国的意大利共产党人利用摩洛哥战争来在国内和军队里进行反军国主义的宣传。这种宣传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庆祝摩洛哥及其领袖们的独立，街上不断发出‘乌拉’声。在军队里，逃兵现象，拒绝积极行动或拒绝调往前线的现象层出不穷。8月2日，规定了举行抗议战争的总罢工。逃兵现象达到了迄今为止任何一次战争中未曾有过的规模。甚至发生了整个队伍转向敌方的现象。此外，在布列斯特发生了一些舰只人员的罢工和暴动。布尔什维主义甚至渗入到社会公用事业机关和民政机关的队伍里，特别是邮政和银行工作人员中。”
这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和有相当观察力的敌人说的话。怀疑他对我们同情是绝对不可设想的。而并非属于同类的右翼反对派对形势的估计则不同。我们在提纲中已经指出，在右翼反对派的队伍中有三个派划：
第一个派别是过去的工团主义者，他们从共产主义“倒退”到了改良主义。这毫无办法。我记得，当罗斯梅说他将加入党时，我和一位同志（罗斯梅的朋友）打赌。我深信罗斯梅不会加入党。打赌我输了。罗斯梅加入了党。但过了一年半实际上退出了。他是个工团主义者，不可能成为共产党员。我们在前进，而右派希望我们后退。
第二个派别是苏瓦林。按其性质来说，这一派渗透着反共主义和反动情绪，在许多方面很象布勃尼克主义。我不想说，苏瓦林的人品也象布勃尼克一样。布勃尼克披资产阶级公开收买。对于苏瓦林，我不这样说。但是，这一派的客观作用是同样的：瓦解共产党。
第三个派别（洛里欧）退回到了社会民主主义。有位同志告诉我洛里欧对共产国际的看法，这是值得注意的。据洛里欧同志的意见，当俄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时，我们外国革命者就应当不惜任何代价去保卫它。那时，我们外国社会党人接受了二十一条，接受了列宁主义的原则；我们承认这一切是因为俄国革命对于我们来说是神圣的，俄国革命当时处在危急之中。然而，现在俄国革命巩固了，就该重新考虑这一切，就该享有绝对的批评自由了。
我没有文件来证明这些话。或许这是不真实的，而洛里欧同志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对此提出异议。但是，据我对洛里欧的了解，他是完全可能有这种看法的。照洛里欧看来，列宁主义在俄国革命危险的时刻是正确的，而在危险过去的时候就不正确了。总之，这是退回到社会民主主义。当然，应当尽一切可能以便使洛里欧一派重新回到共产国际方面来，并竭力消除他们的不健康情绪。不过，如果不成功，那就毫无办法了。
在法国的右派当中也有一些好工人，他们不满党内的制度并起来反对中央。那里实行着过分机械的集中制，老实说，那里党内的民主太少了。有些工人支持反对派只是表示对这些情况的反抗。
我高兴地告诉大家，法国党中央在1925年12月的代表会议上承认了这些错误。对于德国来说，先得从莫斯科写公开信。在法国，中央的同志们自己得出结论，自己写了信。当然，这样就好得多。
中央明白了自己的错误，而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这样党又会赢得反对派中的优秀分子。
右派的原则路线
现在我来谈一谈这个反对派的原则路线。右翼反对派首先反对在生产支部的基础上重建党。你们想必知道有250人签名的右派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先从反对派在组织问题上的观点说起。
他们在声明中说：“在法国，支部现在不可能成为党的基础。不然就等于不考虑国内的经济和资本主义大国的结构，不然就等于不相信使党迅速和彻底灭亡的社会力量的真正对比。但不仅仅是这些原因说明党的新制度毫不中用。支部容易滋长循私行为，此外还会碰到能使它灭亡的内部困难。我们根据经验相信，支部的存在有赖于书记的才能和稳定性。
但是，在同一个地区内很难找到足够数量的、能够活跃游手好闲的支部的政治生活的书记。正因为这样，同志们只限于应付日常事务，散发传单，审理他们的工厂所感兴趣的问题。他们偶儿听听区里代表的报告，并请他快点讲，因为每个人都急于回家，因为住所往往离工作地点很远。最重要的问题讨论起来漫不经心。常常是没有做出任何决议就散会了。对党员的教育没有进行，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进行。增加宣传员也无济于事，因为结果反正都一样。支部将来会瓦解，因为谁也不去活跃它的工作。要拯救党，就必须抛弃一年来采取的方式。中央建议发展机构，此外还建立‘街道支部’和‘分区委’。这些设想都是见鬼!它们不会消除祸害，而只会增加祸害。
我们在这封信里不想详细地分析党组织的问题。我们只想说，必须立即回到地区支部作为党前组织基础，而绝不是不撤销工厂支部甚至还要竭力扩大工厂支部网的做法……”
即使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刚刚结束的组织会议的文件，你们也可以估计一下在我们国外支部中建立工厂支部的经验。我们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切实地提出这个问题，从那时起，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工作表明，我们走的路是正确的。我们在实行这个体制时将做出某些必要的修改，但这种方式本身是正确的。有意思的是意大利的极左派，如同法国的右派一样，反对这一体制。为什么呢？谁都清楚，工厂企业和工厂企业中的支部对于我们来说是基础，而右派和极左派否认这一点。
然而，更有意思的是在右派的这份声明中对一些政治问题的提法和解释，特别是关于摩洛哥战争。
他们写道；“中央希望无论如何把摩洛哥撤军和实行联欢的思想强加于人，在目前的情况下，实行联欢是句空话，不会有什么结果……
的确，为什么不谈从尼斯、萨瓦、科西嘉撒军呢？迄今为止，撤军的口号只是引起了即将实现的反对摩洛哥战争的统一战线的失败。”
请在这份“历史性”文件上签字的同志们原谅我，我只能把这种观点叫做社会爱国主义的观点，而不能叫做别的。（喊声：“对！”）假如他们如此好心肠地谈论尼斯等等的割地，谈论应当怎样迎合资产阶级的政策，那他们就是不折不扣的社会爱国主义者。这就是说；资产阶级所作的一切，都是我们的法律。这派人在这里露出了妥协派的耳朵。这使我尤为愤懑。
我们党尽管犯有各种错误，但勇敢地起来反对战争，而这类反对派竟在这样的时刻起来为资产阶级效劳和写信反对共产国际，并以如此讥笑和蔑视的口气说：“为什么我们不要求从尼斯等地撤军呢?”这是社会爱国主义的语言。
法国党中央可能犯过各种各样的错误，但对社会民主主义原则从不做出让步。
反党的“250人”政策
在信的结尾处说：“党在喘吁，党在死亡，与此同时，社会党出于拥有10万党员而在复兴，在重新赢得图尔分裂后失去的影响。
资本丰义在巩固，在稳定，在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
总之，我们党正在死亡，社会党正在成长，资本主义正在满怀信心地迎接未来。应当说，我在上面曾经援引的那位有威望的人士对法国形势的理解要比洛里欧更好。
当然，必须尽一切努力来为党争取反对派中的好同志和无产者，但是必须同这个右派斗争到底。如果我们做出让步，那么共产国际除了一块招牌以外还剩什么东西呢？党必须善于进行实际的工作，领导广泛的辩论，同时跟右派进行斗争，提出纪律的问题。法国曾经有过党内的反抗。发出过反对250人签名者党的宣言、传单等等。他们没有服从中央机关的决议。一些反对派党员参加由被开除出党的罗斯梅，苏瓦林及其同伙出版的、具有鲜明反党倾向的杂志。有一位反对派中的工人在这里参加会议。我问他，怎么能维护这样的东西，怎么能容忍这样的信件，怎么能同苏瓦林合伙呢？有人说：没有看就签了名。这是可能的，这是常有的事。但是你们现在看一看吧!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是把你们拖后到社会民主主义去了。他们似乎从左面来批评党，企图利用党的每一个错误并把党的整个生活纳入错误的轨道。正当党真正重新找到了通向工人群众的道路，日益紧密地与其保持联系并成为法国无产阶级情绪的唯一表达者时，他们却说，党正在死亡。不过这些乐曲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是熟悉的。孟什维克一直这样说，结果是自己在政治上死亡了。现在在法国这样叫嚷的人是些政治僵尸，而我们党正在大踏步前进，尽管它也象我们德国党一样犯了许多错误。
我不想说，法国党内的情况都很好；我们将成立一个委员会，将详细地来谈论这个问题。这里我不说了。法国还存在着一些极左危险的表现。这特别反映在最近召开的一次扩大中央全会上，对这些表现还要进行研究。情况特别糟糕的是那些不把自己列入极左派而实际上犯有极左错误的派别。我指的主要是工会方面的工作。我们在提纲中说，法国没有尽力在工会领域中贯彻统一战线。这在客观上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一种不理解统一战线策略的倾向。必须消除组织制度上的缺点，必须同党内存在的一切坏事作斗争，必须剥夺极左派在工会领域中的基地。
不过，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首先同法国的右翼反对派进行斗争，因为假如我们党向它做出某些原则性的让步，那么我们党就不再是共产党了。
译自《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速记记录》1927年俄文版第10-15、41-52页
录入自〔俄〕季诺维也夫《论共产国际》（人民出版社，1988）
[1] 《列宁选集》第4卷第575-576页。
[2] 同上，第577页。
[3] 保尔·弗勒利希《德国社会民主党目前扮演的角色》，《国际》杂志第10-12册，1925年。
感谢 Earblt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