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季诺维也夫 共产国际的诞生及其头五年的活动 （1924年） 共产国际成立五周年适逢第一国际成立六十周年。世界历史六十年并不是一段漫长的时期，但是在这六十年当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国际工人运动的整整三个时代。这三个时代总的说来和整个说来是同三个国际，即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相适应的。 第一个时代是准备时代，这时工人阶级刚刚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这个时代的顶峰是巴黎公社。 随后是第二国际于八十年代开始出现，它存在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与此同时，在第二国际的范围内，第三国际渐趋成熟，最后终于出现第三个时代——共产国际的时代。 必须追溯这三个时代发展的总路线，才能正确地理解共产国际的历史渊源和根本意义。 共产国际从成立一开始就是与列宁同志的活动密切联系着的。因此，阐述列宁参与国际运动的活动象一条红线似的贯串着共产国际发展的整个过程，我们下面将来扼要地叙述这一过程。 第一国际的时代第一国际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它是在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震撼了欧洲几个国家之后建立起来的。正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到1848年时已经结束了第一轮。然而事情常常是这样，在巨大运动，尤其是国际范围内的巨大运动之后，这些运动的影响还会在几年内，有时甚至几十年内扩展起来。1848年结束的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工人运动的情况就是这样。 以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手工业工人为代表的最初觉醒的工人阶级，到1848年时，无论在法国，也无论在德国和其他一系列国家，在数量上已经大大增加。 英国的工人阶级这时已经有了规模宏大的宪章运动作为后盾。顺便指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止一次地提到，宪章运动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巨大运动之一。 汇入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行列的强大的人民运动唤醒了工人阶级。到六十年代初，整个欧洲刚刚形成的年轻的工人阶级经历了自己发展的第一个时代的风暴时期。于是在这一浪潮的基础上产生了第一个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第一国际。这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开端，而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束。不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浪潮，而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后一个浪潮将国际无产阶级的第一支队伍推到了自己的浪峰上。 运动相当蓬勃地发展起来了。从第一国际成立后不到十年，巴黎爆发了巴黎公社的起义，我们看到了马克思领导的这个第一国际的浪潮的最高峰。 巴黎公社被镇压了。它失败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是法国工人阶级那时没有共产党，它被分裂成一些团体和派别。巴黎公社是法国工人阶级内部各种派别、团体、小集团的非正式的联盟。巴黎工人虽然表现得相当英勇，但是巴黎公社战士们缺少一样东西，即明确的目标和统一的组织。他们缺少共产主义的政党，布尔什维主义的政党，用我们现在的话说，缺少由一块铁板铸成的政党。 1871年实际上是第一国际巨大革命活动的最后一年。巴黎公社以后，第一国际又存在了几年，但这已经是日落西山，几乎奄奄一息了。最高潮已经过去，国际工人组织已经不是在走上坡，而是在走下坡了。 巴黎公社失败后，世界各国政府，首先是欧洲的所有资产阶级政府相互间订立了“神圣同盟”，实际上这是反对第一国际成员和拥护者的最反革命的同盟。那时的公社战士被诬蔑为豺狼。在世界各国政府之间签订了一项专门的条约，用火和剑来残酷地迫害任何一个属于马克思国际的人。它们设置国际警察、国际间谍的专门机关，以便在萌芽状态中就根除作为第一国际基础的组织。 大家知道，列宁同志没有直接参加第一国际的工作，因为第一国际的活动在七十年代初就结束了。然而，从他对第一国际活动的评价中，从他对待这一活动的重要篇章的态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是如何对待国际工人运动史的这个第一个时期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孜孜不倦地研究了巴黎公社史的一切细节。列宁同志对有关巴黎公社的任何一部著作、任何一本书籍都无不贪婪地阅读，并把它看作是极重要的历史文献。在我们流亡国外的共同生活的时期里，在革命失败后的艰苦岁月里，在反革命的年代里，弗·伊·往往十分不乐意在各种会议上向当时的国外侨民，即大多数对列宁主义持敌视态度的人发表演说。但每年一次——巴黎公社纪念日——，弗·伊·从不放过机会在会上做关于巴黎公社的报告，从而也谈及第一国际的活动。而每年列宁的这一演说越来越令人鼓舞，越来越深刻。他教导每一个听他讲话的人（那时听他讲话的不是千百万人，而只是人数不多的小组），他教导他们要十分尊重第一国际的工作，特别是尊重巴黎公社战士们完成的业绩。 第三国际的史前时期就是由此开始的。在列宁同志每年所做的关于巴黎公社的报告中（很可惜，这些报告只保留了一些片断和个别一些文章以及保留在当时听众的记忆中，那时没有做速记记录），实际上已经指出了第三国际的纲领，指出了我们第三国际活动家们从马克思创立的第一国际中所应借鉴和已经借鉴的东西。 向第二个时代过渡巴黎公社失败以后，长达几乎二十年的反动时期来到了。在1871—1889年期间，国际工人阶级几乎没有任何国际联系。它被分裂成为个别分散的队伍。法国工人们将近十五年不得不为结局如此悲惨的第一次起义付出代价：没有一个法国工人家庭，特别是巴黎的工人家庭不遭受这样或那样的牺牲的。法国资产阶级枪杀了几万工人，还有几万工人被送去服苦役。以巴黎为中心的黑色反动势力也扩展到了整个欧洲的其余部分。 只是到了八十年代末，法国工人阶级才开始从这些沉重的打击中恢复过来，这时德国和其他一系列国家的工人们才和它一起开始行动起来。这就是十九世纪工人运动第一个时代的结束。 列宁同志没有十分积极地和直接地参加第二国际的活动。列宁同志在从事广泛的政治活动的最初年代里是非常尊重第二国际的工作的。他把第二国际的主要政党，即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理想化了。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怎么办？》一书和其他著作中，你们可以看到充分阐述德国社会民主党伟大作用的篇页。这种态度历史地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政党，它对于第二国际起了近乎我们俄国共产党对第三国际所起的那种作用。它将千百万党员团结在自己的队伍里，建立了群众性的工会，创办了规模巨大的社会主义报刊，把工人群众从人类的尘埃变成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变成工人政党。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优点。这里也包含着整个第二国际在其活动的第一个时代里的优点。列宁同志以其革命家的热情和对机会主义者的不调和态度，在以后的年代里，在不久前第三国际已经成立的年代里，也非常客观地强调指出第二国际在当年所起的巨大历史作用。列宁同志即使在反对第二国际从1914年起粗暴地背叛工人事业的一些充满战斗性的文章中也常常指出，第二国际在头二十年的时期里起了积极的作用，建立了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工会、合作社、教育团体，扶植社会主义的报刊，对工人进行启蒙，使他们懂得社会主义的基本知识。 我们作为他的遗嘱执行人必须清楚地看到第二国际的这一不朽功绩。从1889—1914年这二十五年——现在已经完全清楚，这是世界历史上资产阶级革命结束（1848年）和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两者之间的过渡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工人阶级除了它实际已经做的工作以外历史地不可能做出别的事情来。十分清楚，世界历史赋予被压迫阶级这样一个时期，是为了使他们能够逐渐积聚自己的力量，形成为群众性的组织，取得初步的组织经验和政治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年代并没有虚度：第二国际的时代对于国际工人阶级来说是漫长的、和平的有机发展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只可能从事宣传鼓动工作，组织和积聚工人阶级的可靠队伍，我们看到这些队伍在数量上和政治上已经成长。正因为如此，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事活动的最初年代里，他十分注意第二国际的工作，并对这项工作怀着极大的敬意。只是在斗争过程中，他才逐渐酝酿这样的想法：必须在第二国际内部建立一个左派，最后终于形成这样一个信念：不建立第三国际，就不能进行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 列宁在第二国际我们党（当时还是统一政党）的布尔什维克派第一次同第二国际活动家们的实际接触是在1904—1905年，那时正是我们第一次同孟什维克派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生剧烈分歧甚至分裂的时期。 那时候，领导第二国际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具体地说，第二国际的领袖是奥古斯特·倍倍尔。后来形成了某种三头政治，完全统治着第二国际，领导着它的全部工作。这就是：倍倍尔、维克多·阿德勒，稍后还有饶勒斯，他是法国党的代表，而实际上是第二国际所有拉丁语系国家的代表。 在这三人当中，最杰出的是倍倍尔；他的声音是最权威的。列宁同志与已故倍倍尔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03—1904年，那时倍倍尔试图干预我们党内的论争，以便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实行和解，而倍倍尔当时是明显地袒护孟什维克的。巴维尔·阿克雪里罗得、普列汉诺夫等人当时侨居国外，与第二国际保持着密切联系，而列宁同志对于第二国际来说是个新人，因为他当时刚刚在国际舞台上露面。第二国际的领袖们一般喜欢听取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呼声。在1903—1904年的转折关头，当情况表明列宁同志在俄国并非孤家寡人，布尔什维主义在成长壮大，尽管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享有巨大威望，而列宁同志把一半的党员团结在自己周围并眼看将把大多数党员团结起来，这时第二国际决定来支援孟什维主义。倍倍尔通过列宁同志致函布尔什维克，建议我们诉诸仲裁法庭。当时我们布尔什维克中央难于拒绝这一建议，因为我们是个少数，而第二国际当时正声威极盛，而倍倍尔在整个第二国际中又享有独一无二的极高威望。因此，他的建议使我们，尤其是使列宁同志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列宁同志当时已负责整个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作，因此一切打击都落到他的头上。然而，尽管对第二国际，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对倍倍尔本人满怀敬意，列宁同志以及当时的布尔什维克中央还是决定婉转地、但坚定不移地断然拒绝这一调停。 第二国际并不是象现在第三国际那样的组织；它没有象我们现在第三国际那样的纪律，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国际政党。这是个自由的、松散的各党的联邦，它偶尔在一起集会，通过决议，并“看情况而定”来执行这些决议。我们利用了这一点，并表示我们拒绝倍倍尔的干预。 列宁同志走了自己的路，并沿着这条路领导了我们党。这是第一次，当时的国际社会主义领袖们几乎一致地反对刚刚开始形成的年轻的尚未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党。然而，此后将近十年，无论是列宁同志还是整个布尔什维克党依然对第二国际怀着极大敬意。 1904年，第二国际在阿姆斯特丹召开了国际代表大会。那时我们党已经分裂。孟什维克派了自己的代表团去阿姆斯特丹，布尔什维克也派了自己的代表团。列宁同志拒绝参加这个代表团。这是由于我在上面说过的那种情绪造成的。第二国际的所有领袖当时都反对我们布尔什维克。 第二国际当时的右派和左派在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交了锋。当时议程上讨论的是关于内阁主义，即社会党人、第二国际的成员是否可以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最重要问题。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对这个问题采取否定态度：饶勒斯同意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同意所谓米勒兰主义的新策略，倍倍尔则反对，大多数代表站在倍倍尔一边。回顾一下这段历史，可以说第二国际在阿姆斯特丹作了最后一次振翼飞翔，我们最后一次看到革命派多少取得了巩固的胜利。 从1904年起，机会主义在第二国际内日益巩固，而到现在这个机会主义已经十分巩固，以致关于米勒兰主义，关于社会党人是否可以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问题已经不再存在，在第二国际中已经没有人再去考虑，再去争论了。现在可以说，第二国际的每个领袖只要得到允准都准备欢欣鼓舞地去参加资产阶级内阁。从麦克唐纳的例子中，从英国社会爱国主义者的例子中，大家可以看到这一点。去年在汉堡他们通过一项决议：第二国际的某个领袖一旦得到内阁席位，他必须退出第二国际执委会，但只是临时的。不久前，在第二国际国际执行局会议上决定把韩德逊先生参加英国资产阶级内阁看作是一段时期的休假。决议就是这样说的：他们把社会民主党人先生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看作是一种打临工。韩德逊去为英国资产阶级工作就是去休假。一旦假期结束（有一切理由可以认为假期很快就会结束），这位韩德逊就又回到第二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的交椅上来。 1904年时，大家可以看到，情况有所不同：那时这是个争论的问题。1904年，左派在阿姆斯特丹取得了胜利。然而，在使用“左派”这个定义时，我们必须申明，倍倍尔领导的这个左派，后来实际上非常接近于我们现在所称的中派。但是，当时在第二国际内的分野还没有这样明确。 在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和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期间，发生了1905年的俄国革命，当时我们党走上了广阔的斗争舞台，第二国际的领袖们深信，俄国革命运动有着巨大的前途。在1905年的影响下，第二国际各党内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06年召开了著名的耶拿党代会，罗莎·卢森堡挺身而出，反对右派和中派。 列宁同志亲自参加了1907年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这是在我党的伦敦代表大会之后，在伦敦代表大会上我们布尔什维克取得了党中央的微弱多数。我们必须派代表团去参加斯图加特代表大会，而且竭力派出以列宁同志为首的代表团。 在1907年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开始初步形成了后来发展成为第三国际的派别。领导这个派别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已故的罗莎·卢森堡。列宁同志在报告和谈话中，向我们讲述了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期间他和罗莎·卢森堡如何试图召开拥护列宁同志和罗莎·卢森堡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非法会议（所谓非法不是指背着警察而言，而是指背着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当时在第二国际内这样的人并不多，但是在第二国际内建立左派的初步尝试，建立这样一个派别的初步基础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期间奠定了。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讨论了殖民地问题；这里我们几乎已经接触到了战争的问题，而当时的一切真诚的社会主义者—革命者再一次地看到第二国际大多数人不久将堕落为明目张胆的改良主义者：只是以极微弱的多数才在斯图加特通过了一项决议，而决议内容实际上是有利于明目张胆的社会叛徒策略的；第二国际的领袖们抱怨说，他们之所以在斯图加特遭到失败是由于象俄国和其他农业国家这样一些落后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拥有不成比例的多数票，从而使第二国际的主要政党陷于少数的地位。 在斯图加特，还明确了这样一点：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在变为反革命的政党。这是第一次暴露出来的，因为代表大会是在德国召开的，德国的工会派了几百人的代表团，而德国工会的所有领导人都以明目张胆的社会爱国主义者的姿态出现。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以后，第二国际急剧地滑向深渊，而列宁同志对第二国际就采取了极端怀疑的态度。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动摇了他对社会民主党和整个第二国际的信心。虽然他仍把第二国际看作是一个强大的组织，但是他已看到，在这个组织内部，右派正在日益壮大，它在决定性的时刻将会背弃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 在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上，列宁同志再次尝试建立左派；他试图召开一次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国际会议，但是事情进行得又缓慢又不顺利：只召集了大约十个人，其中一半又害怕参加这样的会议。人们以极不信任的态度看待列宁同志，对他很不了解，而第二国际的一些最杰出的代表——曾使俄国社会民主党统一的代表则反对他。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期间试图在第二国际内建立左派的尝试失败了。代表大会讨论了一些次要的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上处处都表现出了越来越明显的机会主义倾向。 同我们报纸上说的情况相反，列宁同志没有参加巴塞尔代表大会。列宁同志没有出席巴塞尔代表大会，代表我们党参加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是加米涅夫同志。我和列宁同志当时住在克拉科夫——为的是离国境线更近些，因为我们那时正开始在出版自己的合法报纸《真理报》和《明星报》。巴塞尔宣言是类似第二国际汉尼拔誓言的东西。列宁收到宣言后说：“给我们开了一张重要的支票，但怎样来兑现呢？”大家知道，这张支票后来没有兑现。这时，后继者已经开始统治第二国际。接替倍倍尔和维·阿德勒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的一代，即谢德曼之辈。当时，曾经站在左派一边的考茨基开始蜕化，转到了右派一边。第二国际的领袖不是日甚一日地，而是时甚一时地变坏了。如果说倍倍尔主观上是忠于工人阶级的，如果说这是个出身于工人群众、经常感觉到工人群众脉搏的人，那么现在出现在舞台上的后继者则是些另一种气质的人。这是些工人贵族的典型领袖，这是注定要对国际工人阶级实行最卑鄙背叛的一代。 1914年，我们同第二国际的活动家们又有了密切的接触。列宁同志当时是第二国际国际执行局的委员。他怀着沉重的心情参加布鲁塞尔的执行局会议回来时几乎病倒。根据他的叙述，使人感觉到，他在那里亲眼目睹了一些可耻的场面，亲眼目睹了一个拥有两千万工人的庞大的国际组织怎样开始在腐败。我决不会忘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谈到，在一次会议上出现了以罗莎·卢森堡为一方和以倍倍尔为另一方之间的剧烈冲突。当罗莎·卢森堡试图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间掀起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时，她遭到右派和以倍倍尔为首的中派的反对。我曾有机会作为我党中央的代表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910—1911年召开的第二次耶拿代表大会，我们在那里亲眼看到了整个代表大会对已故罗莎·卢森堡进行恶毒攻击的空前场面。而领导这场攻击的是已故的倍倍尔。当罗莎·卢森堡起来反对倍倍尔并得到革命德国工人的响应时，人们把她拖进了国际局，送上了国际法庭，在那里对她进行了严父般的训斥和开除出党的威胁，采取了最精巧的嘲弄方式。列宁不能忍受这一切，他试图起来捍卫她，于是风暴和雷霆也落到了他的头上。列宁同志试图诉诸于普列汉诺夫，当时后者正处于复兴时期，同取消派进行斗争并跟我们携手并进，但是当列宁同志指出不能容忍对待罗莎·卢森堡的做法时，普列汉诺夫却用以下的名言来回答他，说什么：耳朵总不能高过额角，我们应当缄口不语：当我们象德国社会民主党那样有了一百万党员时，人们就会重视我们，而现在我们只是个“穷亲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门砰然一摔，退出了会场。 此后，列宁同志开始越来越经常地同聚集在罗莎·卢森堡周围的一些人接近。而象胡斯曼那样的先生们在起领导作用的社会党国际执行局越来越堕落了。自由派律师胡斯曼放肆地拍拍列宁的肩膀，“从上到下”打量了他一番，准备教训他说，应当怎样组织工人政党和怎样领导工人阶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于参加这样一些律师和未来内阁部长的会议总是很不满意，他把参加会议看作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1913—1914年，第二国际不得不再一次来关照布尔什维克并支持孟什维克，因为布尔什维主义的星星又在俄国升起了，我们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而阿克雪里罗得一伙赶紧来支援这些先生们。我记得在耶拿，现时德意志共和国的总统、当时党的主席弗里茨·艾伯特傲慢已极地谈到俄国的“派别”，说这些派别妨碍他艾伯特从事国务活动，出了这么一个列宁，不得不与之周旋等等。他们给我们（主要是给孟什维克）拨了选举经费等等，把我们当作穷亲戚，因此以为我们必定得巴结他们。克拉拉·蔡特金曾经谈到，当她在耶拿碰到我的时候，有人事先警告她：瞧，这是列宁的代理人，要提防他，同这样的人见面是危险的。那个时候，对布尔什维克不是伸出两个指头而是伸出一只手来是要有莫大勇气的。 1913年，或者我没有记错的话，1914年初，王德威尔得到彼得格勒来。当时他有两个使命：首先，他受比利时和法国政府的委托，同沙皇政府一起准备战争，其次，他顺便试图帮助孟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他来到《光线报》编辑部和我们的《真理报》编辑部收集材料，打算以第二国际的名义命令我们关闭《真理报》并与孟什维克合并。王德威尔得回到比利时后，向当时我党的所有派别和团体发出呼吁，要他们到布鲁塞尔去。王德威尔得和胡斯曼决定让我们大家和解。总共召集了十四个派别，其中只有一个是布尔什维克派。这样，我们只占十四分之一，当然，根据这些人的意见，我们必须服从其余的人。列宁同志拒绝出席这样的会议。结果落到已故的印涅萨·阿尔曼德身上，由她代表我党去参加这些先生们的会议。这是战争即将爆发时的事情。第二国际起草了一个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有力宣言，迫使我们服从取消派，但是这时候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了，而第二国际也经受了极大的危机。 那时候，我们实际上已经是第二国际身上的异体。早在哥本哈根时，我们就感到自己是孤立的派别，只是期待着有朝一日我们在国际范围内做出点事情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第二国际的态度开始是赞许，然后是等待，以后又是怀疑，现在则到了第四阶段——同第二国际进行坚决斗争并成为未来第三国际的组织者之一。 向第三个时代过渡1914年，第二国际的时代结束了，新的时代开始了。这是个什么时代呢？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再过五——十年每个人都将看到），这是共产国际的时代。 这一点同以下的事实丝毫不相矛盾：到目前为止，第二国际依然活着，仍在苟延残喘，有时也取得局部的胜利。两个组织的暂时共存无非证明，社会生活和社会斗争是非常复杂的。不能把这个时代同另一个时代一刀切开来。在社会生活中，新时代常常是在旧时代的残余还存在的时候就开始的，这些残余会象楔子一样打进正在产生的新组织的机体之中。现在我们在工人阶级国际斗争中看到的情形正是这样。 从战争爆发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头三年是向新时代的过渡阶段。 在这个时期里，列宁同志在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下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与此同时，也为第三国际的建立进行了坚定不移的宣传鼓动。为此目的，他在国际范围内采取了预备性的组织措施。他在1915年和1916年分别召开的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代表会议上奠定了基础。 列宁同志亲自参加了这两次会议。这两次会议依然是第二国际的会议：参加会议的实际上还是原来第二国际里的那些派别，只是比例有所不同。会上有右派、左派和中派。第二国际的右派充满了沙文主义情绪，它对国际代表大会连听都不愿听，因此它出席的人数很少，这就造成了某种视错觉。结果似乎是右派力量最弱，中派最强，左派处于上升的少数，但是实际上事情并非如此。正因为这样，我们无论在齐美尔瓦尔德，还是在昆塔尔都感到自己是孤立的派别，并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利用这个暂时的联盟来为未来的第三国际奠定基础。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有现时的意大利社会法西斯分子，即现时充当墨索里尼忠实奴仆的莫迪利扬尼及其同伙的先生们。目前在我们队伍里的相当一部分同志当时曾是我们的敌人，他们口沫飞溅地谩骂每一个主张建立第三国际的人。不仅在第二国际内，而且在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代表会议上，谁都不愿听一听关于建立第三国际的话。我们从人们的脸上，除了茫然若失的、怀疑的或困惑的苦笑以外，看不到任何反应。当列宁同志说到必须建立第三国际时，当他谈到第二国际已经破产时，不仅右派和中派的代表们，而且就连目前在我们队伍里、在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其余支部里的同志们也报以讥讽的嘲笑。在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人们把列宁同志说成是用来吓唬孩子的可怕的怪物：瞧，列宁竟建议成立第三国际，大家知道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第二国际很快就会复兴等等。除了为争取和平而斗争的口号以外，谁也不肯多走一步。这场斗争与其说是反对右派，不如说是反对列宁主义，反对列宁本人：累德堡和所有意大利社会党人都攻击他，法国人也起来反对他，只有波兰、拉脱维亚和瑞典社会民主党队伍里的个别人在筹建第三国际的事情上支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更有甚者，在二月革命后，当我们党在弗·伊·回国后第一次公开召开1917年四月代表会议时，在我们党的队伍里对于是否成立第三国际还是留在齐美尔瓦尔德圈子里仍有很大争论。列宁同志要求同齐美尔瓦尔德彻底决裂。我们则主张等待。四月代表会议通过了一项妥协方案：留在齐美尔瓦尔德以便互通情报。 当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的时候，德国斯巴达克派把联盟改名为共产党，并决定成立第三国际。然而，就是在第三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斯巴达克派的代表仍反对成立第三国际。未来的德国共产党人认为成立新的第三国际为时尚早，但是问题终于不顾他们的反对而解决了。 第三国际就这样，随着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结束，第三共产国际的星星升起了。总结第三国际的工作，不能不为共产国际头一年所取得的令人目眩的胜利而感到惊讶。诚然，我们有时也感觉到我们前进得还过于缓慢。共产国际已经存在了整整五年，而我们还没有赢得整个欧洲，在最近三年当中没有爆发一次革命。 革命的急不可待是革命时代的征兆和表现之一。正因为我们生活在世界革命的时代，我们现时的一代人表现得急不可待，而这五年似乎是空前漫长的时期。的确，在目前的时期里，五年就是整整一个时代。但是应当明白，这五年实际上是另一个时代中的时代。从1914年或1917年起，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个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但这个时代将不是延续十年。在几十年的范围内将有单独的篇章，单独的过渡时期。头五年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中的第一章，第一个过渡时期。我们应当懂得这一点，并教育我们的革命青年、新兴的工人阶级和优秀的农民使正在完成的事件赋有历史的规模，不时记住第一国际发展的进程。大家知道，《共产党宣言》是在1847年写成的。从国际共产主义的这个主要文献诞生之时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七年过程中致力于为第一国际奠定基础的工作。从1847年到1864年这十七年为起草第一国际的纲领作了细小的、日常的准备工作。马克思是地地道道的革命家，他的心燃烧着圣洁的革命的急不可待之火。但他不顾这一点，善于花十七年时间来从事小组的工作。随后，优秀的有识之士、卡尔·马克思的学生们在二十年过程中致力于第二国际的建立。革命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也不象我们中间许多人所希望的那样会迅速到来。如果我们把现时发展的进程拿来同工人运动前几个时代的发展相比较，那么我们就应当承认，在我们这第三个时代，即共产国际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历史的火车头是前进得无比迅速的。 诚然在五年前，工人阶级的自发性高潮要比现在强大。那时，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刚刚结束，整个欧洲变成一片废墟，每个工人从心底里发出愤怒和绝望的呼声，资产阶级动摇不定，张惶失措。我们似乎觉得，在一两年内在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里眼看就可以推翻资产阶级。而如若没有国际社会民主党的背叛，我们或许能够成功。国际社会民主党救了资产阶级。 然而，现在在评价这一时期时，我们应当说，工人群众的自发性高潮有其优点，也有其弱点。革命中的自发势力是一股巨大的力量，我们从一切革命，无论从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中可以知道这一点。然而，我们也知道，只靠自发势力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自发势力就象大海一样，今天涨潮，明天就会退潮。无产阶级革命的真正胜利只有当它建立在钢铁般的基础上，建立在真正的牢固的无产阶级组织的基础上时才是巩固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着手建立国际共产主义的组织，并在头五年当中我们沿着这条道路空前迅速地行进。为建立我们俄国共产党曾经花了几十年的时间，现在我们在头五年当中就使共产党遍及全欧洲和其他各洲的部分地区。 当列宁同志发表纪念共产国际成立一周年的演说时，无论在苏维埃共和国的范围内，还是在国际范围内，我们都还很软弱。我们当时只有一些初具规模、仓促组成的团体，然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胜利满怀信心。他不是那种喜欢吹牛夸大、唱高调的演说家。但是他的演说不能不称之为对胜利充满信心的赞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共产国际存在本身，它作为国际组织而进行活动本身，它在许多国家里拥有政党这一事实本身，就是极大的胜利。 在列宁同志的影响下，在五年当中，共产国际从一个规模不大的宣传员的国际组织，从一个规模不大的共产主义组织变成为强大的、枝叶繁茂的无产阶级组织[1]。当然，今天还不能说，我们已经有了完备的、统一的国际共产党。这样说是自我吹嘘，但是我们可以毫不自我吹嘘地说，我们正在沿着这条道路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莫斯科庆祝五十寿辰时，曾发表简短的演说，他说：同志们，我们正处在极盛时期，我们取得了空前未有的成就，我们获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不要成为骄傲自大的政党。没有再比骄傲自大的人更无耻的了，没有再比骄傲自大的党更可耻的了。 [1] 不久前出版了季维尔同志编的小册子《共产国际的五年（决议和数字）》。我向你们推荐读一读这本绝妙的好书，它用数字和语言说明了这一过程。
共产国际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成为统一的国际共产党。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在一些国家里，我们坚定不移地依靠工人群众，并接近于取得多数。在另一些国家里，我们的党陷入了中派主义的思想立场，那里我们遇到了一系列危机和旧病复发。在许多国家里，我们有在战斗中经过考验的党。而在东方，规模宏大的解放运动正在兴起。有些天真的人统计了一下第二国际各党党员的人数，并从中得出结论，认为第三国际丝毫不比第二国际强大。然而，问题不在于党员的数量，而在于它是否同历史的发展步调一致，是否违背历史的发展。例如，大家回想一下社会革命党吧！它在俄国曾拥有几百万党员，而我们党在二月革命后全国只有四万党员，有个时候我们甚至只有几百个党员。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为未来工作，未来将使我们成为人数众多的世界性政党，而社会革命党将一无所有。现在，社会民主党在资本主义还很强大的一些国家里具有相当的势力，但是资本主义正日薄西山，因此第二国际的好日子也不会长了。 对待农民的态度我们从第一国际那里继承了许多东西，但是我们不能从它那里获得两件东西：我们对农民的看法和对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各国人民的看法，因为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第一国际还未能面临这两个问题。 农民国际的成立可以认为是去年1923年的最伟大的事件。这个事件只有现在才可能发生，因为资本主义现在已进入没落的阶段，正如列宁说的，我们面临的是腐朽的资本主义。当资本主义处于上升阶段，当它正发展和繁荣的时候，它有可能建立并已经建立了富裕农民的阶层，它依靠这个阶层并把自己丰盛餐桌上的残羹剩饭抛给它。但是，从资本主义进入没落时期起，特别是从1914—1918年的大战以后，除了新的战争和新的苦难以外，它不能给予农民任何东西。象法国这样富裕的农民国家就是一个例子。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一小部分法国农民发了横财，积蓄了大量纸币，但是现在，这笔财产落空了，因为货币贬值了：法国法郎遭到了与德国马克同样的命运。与此同时，大部分法国农民在战争期间学会了仇视资产阶级，你们在法国农村中可以看到，一些年轻的农民怀着同情的态度对待苏维埃俄国。 第一国际未能作为战斗任务提出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的问题。诚然，马克思曾发出工人阶级的斗争和农民战争结合的预言，但这只是英明预言家的一点闪光的星火。 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以后，全世界农民发生了重大变化，它完成了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因此农民国际成为政治现实生活中的事实。 当时已经身患重病的列宁同志对1923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农民国际代表会议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他要求别人给他念有关这次会议的全部材料。我没有机会同他就这个问题进行交谈，但是我深信，他和我党中央的所有委员一样，对于使第三国际成为不可战胜的这一事件赋予重大的意义。 我们奠定了农民国际联合的基础，农民国际代表会议在一系列国家里受到热烈欢迎。共产国际将尽一切努力使农民国际得到顺利的发展。 民族殖民地问题同第一国际相比较使我们得以丰富的第二个成果是民族问题。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建立表明，民族问题在我们这里已经得到解决。马克思曾教导英国工人说，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可能自由的，因此英国工人必须支持爱尔兰工农的解放斗争。但是，马克思在当时历史现实的条件下，不可能建立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建立的那样完整的民族问题理论。我们生活在作为腐朽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正在腐朽，它的星星即将陨落，它不得不采取一个又一个的军事冒险。因此，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问题现在完全不同了：资本主义列强掠夺、瓜分殖民地的千百万居民。因此，骚动精神在殖民地发扬光大。于是，在马克思那里天才闪光的东西在列宁那里就变成了现实。大家知道，象东方各民族巴库代表大会或远东各民族莫斯科代表大会这样一些代表大会具有重大的原则意义。而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表明，东方燃起了革命的烽火。在埃及，工人们夺取了一些工厂；在印度，运动在高涨；在中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逝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我们亲眼看到，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在日本日益发展，它将成为近年来的巨大因素。用不着成为预言家就可以预言，东方规模巨大的革命运动是完全可能爆发的。 共产国际正始终如一地和坚定不移地为实现自己在纲领和章程中提出的基本任务而奋斗。而这些任务中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解放、团结和联合全世界各种肤色的工人和农民。任何人和任何东西都不能使我们放弃这个任务。 争取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看到，历史正在奇妙地发展。首先掌握政权的不是工业国的无产阶级，而是象我们这样的农业国的无产阶级。随后我们又看到匈牙利和巴伐利亚两个共产主义共和国，也就是说又在农业国。当然，它们的失败不是偶然的，但是，篝火从我们这里升起也不是偶然的。 现在应当准备好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革命将通过德国深入到欧洲。另一种可能性是，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将燃烧起来，然后运动从这里蔓延到欧洲资产阶级各国。 第二国际成立的时候，在国际工人运动内部，拥护者和反对者之间的界线是以拥护议会制还是反对议会制来划分的。我们现在已经走得很远，使人感到似乎过了不是六十年，而是六个世纪。现在，在共产国际时代，界线是以拥护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来划分的。列宁同志曾经说过，“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个拉丁词。共产国际已把它译成了全世界各民族的方言。目前我们还只是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我们相信，到共产国际的未来十年时，那将不是六分之一，而是半个地球。 把未来的这一前景同现时的实际情况作一番比较，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在这五年中取得的成就是很不够的。现在白色恐怖，法西斯主义在西方猖獗。甚至可以确定这样一个规律：某个国家的共产党越强大，它越接近于转入地下。当它变得强大起来，资产阶级就一定要把它赶入地下。 然而我们知道，在地下状态下可以锻炼出真正的共产党来。只有资产阶级的瞎子才不明白这一点。他们不懂得，我们强大的俄国共产党就是在监狱和流放中形成和受到锻炼的。而现在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意大利法西斯监狱中遭到资产阶级刽子手迫害的工人们将会成为久经考验的革命家，他们将满怀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对镀金的社会民主党的强烈仇恨和钢铁般意志；从他们的队伍中将造就共产国际的优秀建设者。 五年来，我们俄国共产党领导了共产国际，而我们可以不用谦虚地说，我们有权为业已完成的工作而感到自豪。列宁同志说过：将来有个时候我们会变成落后的国家，那时领导权将转到更发达的工业无产阶级手里；我们在莫斯科只是暂时的。我们希望这个时刻尽快到来，以便使我们把国际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转移到目前还飘扬着黄黑旗的某个国家去，以便使今后的五年发展得比头五年更快。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领导我国度过了最困难的关头，最困难的时期。共产国际的情况也是这样。目前我们还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问题，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向我们表明了最主要的一切。他象一盏巨大的探照灯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 在邓尼金打到奥廖尔近郊的困难日子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腾出时间同来自遥远国家的工人们进行长达几小时的谈话。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身患重病，却不顾朋友们的劝阻作了报告。因此说共产国际体现了列宁的精神，这是毫不奇怪的。整个共产国际可以骄傲地把他看作是自己的领袖，而我相信，共产国际的每个支部和每个成员将一往直前地沿着列宁同志指示的道路前进，去做他们所应做的一切，并准备在争取共产国际具有列宁同志所教导我们的那种精神的斗争中献出自己的生命。 译自《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1924年第2期第249—27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