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季诺维也夫 关于统一战线 （1922年2月） 季诺维也夫同志一开始谈到统一战线问题同苏维埃俄国及其新经济政策的联系。我们的敌人常常幸灾乐祸地来谈论这一点，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说明这个问题。当然，统一战线的问题是同俄国问题有联系的；我们的策略是考虑到世界革命及其进程和准备工作的。世界革命目前只有在俄国取得了胜利，但俄国是全世界的1/6，因此俄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大部分。当然，对于共产国际来说，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处于何种关系，不是无关紧要的。如果1920年华沙附近的事态具有另一种性质而我们战胜了波兰资产阶级，那么这就是在世界革命发展事业上前进了一大步。 俄国无产阶级政党不得不对农民，部分地也对资产阶级作出让步；这影响到世界革命的进程；但是反过来，世界革命的延缓也影响到俄国革命发展的速度。我们无需讳言在革命道路上遇到的困难，但这无论如何不是我们的弱点。的确，统一战线的问题是同俄国的新经济政策有关系的，但是这里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俄国的狭隘的自私的利益。苏维埃俄国的利益是同世界革命的利益紧密联系着的；一个影响另一个。只有站在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立场上的人才会说，这是为了自己的狭隘利益而滥用这种紧密联系。 有些同志完全同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但在俄国问题和救济饥荒的问题上不能理解它的重要性。 季诺维也夫同志说，“统一战线”在我们的共产主义文献中是有巨大的理论根据的。他回想起，在1919—1920年，当苏维埃俄国的形势完全是另一种样子，那时还没有进行热那亚谈判，苏俄还处于外国军事危险的威胁下，列宁同志曾建议实行这一策略。季诺维也夫从列宁同志的小册子《左派幼稚病》（《英国左派共产主义》一章）中引用了一系列引文，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统一战线的问题在理论上是有充分根据的，早在1919—1920年时就解决了，当时列宁同志谈到必须支持工党，但同时也认为，我们“支持韩德逊，正象用绞索吊住绞犯一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季诺维也夫同志在12月5日谈到过统一战线，说它可以起到用来揭露机会主义者的策略手段的作用。我们同机会主义者不是派别的意见分歧，而是十分明确的阶级矛盾。只有同共产国际交往不多的知识分子才会忘记，即使在1919—1920年，在苏维埃俄国极端因难的处境下，我们也象现在这样坚持同样的观点，而统一战线是由世界革命的整个进程所指使的。 季诺维也夫同志在谈到为什么正是现在我们才特别强调统一战线时，简短地叙述了共产国际的发展过程。1919年时我们相信世界革命很快会取得胜利；正如蔡特金同志在谈到德国时完全正确地指出的，当时客观条件已经成熟，甚至已经非常成熟，但是我们在主观上没有做好准备。当时还很强大的社会民主党起了消极的作用。直接的迅速的胜利没有取得，它可以说是从手指缝里蹓掉了。必须制定新的策略，采取新的立场。必须在各国建立坚强的共产党，而现在我们正处在建设世界共产党的阶段。 群众经过多年的战斗以后已经感觉到需要安宁，他们想避免新的危险，想躲避新的战争。我们共产党人作为有远见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未能预见这一点。我们曾预言战争，预言深刻的经济危机，但是我们未能预见这种想要安宁的愿望，要求一块面包或者一块肉的愿望。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看到新的改良主义，即同伯恩施坦的改良主义完全不同的新改良主义盛行起来。这里我们面临着一种尚未成型的运动，群众乐于倾听关于安宁和一块面包等等的甜言蜜语。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一种对共产主义的无声的反对势力。这种现象可能是危险的。资本主义可能会利用群众的这种情绪，同社会爱国主义者签订持久的协定来奴役群众；但资本主义毕竟是资本主义，它一看到这种情绪就向工人阶级发动进攻。我们是各国发动这种进攻的目击者，其方式就是延长工作日，缩减实际工资，恶化生活和工作条件。 所有这一切造成了新的危机，标志着工人运动中的转折点。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群众中出现了新的思潮，产生了对改革的不信任。工人们相信，不经过斗争，他们是得不到他们所如此渴求的面包的。他们看到，社会民主党向他们许下的诺言没有履行也不可能兑现。所有这一切造成了工人运动中的崭新的时期，只有聋子和瞎子才感觉不到这一点。进攻引起了工人群众进行斗争的迫切要求，同时也产生一种感觉，为要在斗争中取得胜利，需要团结，需要统一战线，过去由于没有统一战线，它一直被打败。对于处境为什么恶化的问题，工人们回答说：是因为我们分裂了。从历史的观点看这是正确的。工人们这样想：“如果我们还是四分五裂的，那么我们还要被打败。”看不到工人们的这种思想状况（不解决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的问题），就等于帮社会民主党人的忙。第三次代表大会只是给我们提供了通向我们这一策略的钥匙，但是群众对统一战线的向往还没有象现在这样明朗，在代表大会上它还没有表现出来。 但是，这种情绪也有其缺点。工人们有时想，如果实行统一战线，一切政党就必须联合起来。当然，这对我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而我们需要向工人群众解释政党的作用，它是阶级的头脑，阶级是由政党领导的。假如工人群众千百次地强烈希望一切政党联合起来，我们将坚决反对，不受群众的情绪所左右，为了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我们将这样做。同时，这个运动也具有自己健康的内核：它的实质是希望统一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希望吸取战争的一切教训。而这是一种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现象。如果我们善于深入群众并掌握对他们的领导，那么这将是一件大事。1919年，群众运动曾经是强大的，但那时没有共产党，后来有了共产党，但是群众运动却没有。现在两个因素都有了，而我们应该善于利用它们。至于群众的统一战线，我们指的不仅是属于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工人，而且是属于无政府主义者、无党派和基督教社会党联盟的工人。法国同志们对后一种说法特别挑剔。但是，我们早在统一战线的提纲中就谈到这一点，而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同所有工人，包括基督教社会党人在内并肩投入战斗，那么我们可以大胆地说，资产阶级的事业就完蛋了。正是有这样一些群众参加的德国铁路工人的罢工表明，发动经济罢工的工人们实际上不自觉地举行了政治罢工。从我们这方面来说，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就是愚蠢的！除了资本的进攻以外，工人们还感觉到新战争的危险。连一个普通工人也明白，既然在华盛顿大谈和平，那就是说新的战争就要到来。阿姆斯特丹分子在群众的压力下答应为反对新战争而斗争，不过他们在巴塞尔也许下了这类诺言，我们不相信他们，井对他们说：不要许下大话，最好是支持工人们的斗争，支持德国的铁路员工，支持英国的矿工，不要出卖他们的利益，这样你们就会有助于他们得到一块面包的胜利。 反对统一战线的同志们看不到，我们已经羸得了争取统一战线的这场运动。我们已经做到使人们不敢再把我们说成是职业的分裂者。过去鉴于历史的必要性，我们所促使的那些分裂曾引起工人们难过。我们那时必须这样做，以便把群众从社会民主党的有害影响中解放出来。为了工人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斗争中的联合，我们曾使一些党分裂。群众对分裂的某种不快，这是自然而然的现象，但我们不能被它所左右，我们利用各种场合来表明，不是我们，而是他们，即社会民主党人等等才是工人阶级的分裂者。有一种说法，说统一战线是绝望的产物。相反，恰恰相反。如果我们看不到工人运动的高潮，那我们就不可能来谈论统一战线。正是工人运动在各国的活跃才给统一战线提供了基础。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有其危险性和巨大的危险性，这一点我们在提纲中就已经指出。统一战线的策略也象议会制一样有着巨大的危险性。 接着，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强调捷克斯洛伐克党的行为的正确性时，谈到法国党内在这个问题上的某种摇摆，并批评了弗罗萨尔，梅利克等人所采取的使群众思想混乱的立场。季诺维也夫同志认为，反对统一战线的反对势力的基础是各种各样的倾向——这是工人们曾经多次受骗的健康的革命情绪的一种反映，即群众的不信任，缺乏足够的情报和不了解情况。 但是在这种反对统一战线的反对势力中也有极端危险的方面：在这种反对势力中有中派分子想要——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利用这一点来反对共产国际的企图。季诺维也夫同志通过一系列引文证明，某些法国同志在《人道报》上给这个问题所造成的混乱，他们把工人群众的统一战线同政党的联合混淆起来；对于后者我们自然是应该反对的。季诺维也夫同志指出，连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中的我们的敌人也懂得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这是一个很有典型意义的情况。龙格、希法亭先生们懂得，统一战线对于这些领袖们来说意味着灭亡，但是他们却害怕公开出来反对统一战线。 法国共产党理应起巨大的作用。法国共产党应该到群众中去，成为千百万工人的真正领导者，而不仅仅是工人阶级上层的领导者。应当考虑到整个共产国际内的情况，而不仅仅考虑自个家里的事情；但是，就是在一国范围内来说，法国共产党内反对统一战线的人也是不对的，而如果考虑到我们必须善于利用的群众的革命情绪，那么我们不能不对个别一些领袖的策略进行批评。 接着季诺维也夫同志谈到意大利党对统一战线的态度，认为意大利同志希望实行的统一战线，即只限于工会问题而完全排斥政治领域的统一战线，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和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 最后，季诺维也夫同志强调指出，问题是工人群众的情绪上出现了转折点。这不是什么罪恶降临，而是历史的必然性，对此德国同志们是最理解的。问题不是玩弄小小的手腕，不是采取狭隘的计谋。“统一战线”的目的是使他们暴露自己的面目，挖掉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根基，他们是害怕我们的策略的。马尔托夫先生同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中的我们的所有敌人一起异口同声地在叫嚷：我们的策略是极端不道德的。当然，这些先生们害怕自己脚下失去根基，失去自己的立足之地。我们的统一战线策略就是同机会主义者领袖们的殊死战斗，但是它是正确的策略，我们将击中敌人的心脏。统一战线就是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统一，而当我们做到这一点时，社会革命的胜利，共产国际的胜利就有了保障。这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所必须毫不犹豫地明确确定和制定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译自《真理报》1922年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