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以后（〔俄〕季诺维也夫，1916年3月）

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以后

〔俄〕季诺维也夫

1916年3月

　　二月国际会议的任务是对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以来五六个月期间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发生的事情迸行总结。这次会议的主要成果是向全世界工人发表了纲领性的宣言（读者将在这期《社会民主党人》^[1]上读到），并决定公开地并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召开新的国际会议。我们欢迎这两项决定，这是在成立第三国际的道路上、在摆脱社会沙文主义的俘虏状态方面前进了一步。
　　我们认为自己有权利也有义务向俄国工人们像谈论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一样来更加详细地谈谈不久前召开的我们党中央代表团也参加的这次会议。当然，由于明显的原因，我们不能论及所有问题。我们在这里只想谈一谈具有原则性意义的问题，使我们了解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内部的思想政治倾向。
　　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以后，会上选出的社会党国际委员会在一份正式报告中声明，一旦社会党国际局在海牙开始重新行使职能，它将立即解散。这是对社会爱国主义者和动摇分子的一个让步。这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是没有正式决定的。
　　不过，社会党国际委员会很快就感觉到，要比较顺利地进行工作，就要不怕单独地存在，就要建立一个比较稳固的机构。社会党国际委员会发出一份通告信，要求成立由各国常驻代表参加的扩大的国际委员会。这是朝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在代表会议上提出的建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不久前召开的会议就是第一次这样的（虽然不是完全正式的，因为不是所有国家的代表都参加的）扩大会议。加速召开这次会议的外部动因是社会党国际局书记胡斯曼不久前发表了无耻演说，他说什么国际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富有活力，并宣布即将在相互赦免的基础上恢复正式的国际联系。伯尔尼社会党国际委员会不但没有向旧的国际局作出让步，相反地，为形势所迫不得不更紧密地团结队伍来反对它。斗争的逻辑就是这样。事物的逻辑就是这样——它是不顾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内部中间派的动摇的。
　　不久前召开的这次会议的人员大约相当于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的一半。思想派别的比例大致和齐美尔瓦尔德一样。不过纲领性的宣言更接近于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所希望的。在这个宣言中没有纲领性的完整的东西，也没有明确而系统地对机会主义、考茨基主义作出评价。但是它指出工人阶级“革命干预”的必要性，提醒“战壕里联欢”的措施，号召举行“罢工”、示威游行、群众运动，谴责“工人们自愿参加为保卫国家服务的机关的任何行动”要求“不管军事形势如何”投票反对拨款，并声明：“想要通过对妥协的机会主义领袖相互赦兔的办法来恢复国际的任何企图……都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明谋”，说“在这次战争中，所谓保卫相国无非是一种极其粗暴的欺骗手段，目的是为了使各国人民屈服于帝国主义”，——总之，它是从在齐美尔瓦尔德迫使人们接受自己意志的累德堡的“泥潭”向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前进了一步。（宣言被一致通过。拉狄克、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发表声明，大意是:宣言虽然前进了一步，但他们认为不是所有部分都是令人满意的。）
　　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派的情况对于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未来命运具有决定性意义。德国代表在会上说，反对派在这期间散发了六十万份非法宣言，它举行了一系列出色的街头示威游行，群众越来越多地转向反对派方面。但同是这位代表（累德堡的拥护者）跟李卜克内西断绝来往，攻击左派企图跟社会爱国主义者实行分裂。他说：“不能为两个上帝服务。”也就是说，不能留在旧的党内而同时又成立自己的党。据此他得出坚定不移的结论，无论如何应当留在旧的党内，但他没有发现那时他依然在为一个上帝服务，这个上帝就是谢德曼。关于成立第三国际的问题，德国代表连听都不愿意听。对于他和他的派别来说，“统一”是断然的要求。
　　这样的言论在会上得到了热情的反应，尽管整个情况表明并非如此。
　　根据会议代表们捜集的情报可以明显地得出结论，胡斯曼及其拥护者的打算是，先同“中”派，即各国的考茨基主义者实行"和解”。多数与会者意识到，或者说感觉到，这样只会造成对工人的又一次大欺骗。但同时，多数与会者不仅不坚决反对考茨基主义，而且鼓励这样一些人（例如奥地利的考茨基主义者），他们说什么：我们支持齐美尔瓦尔德，如果……如果考茨基和哈阿兹……支持的话。
　　部分代表（以马尔托夫为首）希望会议不是前进一步，而是原地不动。他们不希望发表任何纲领性的政治宣言。伯尔尼社会党国际委员会从一开始就发出了告全世界工人的宣言草案，草案在会议第一天就发给了全体代表。社会党国际委员会公开说，各国工人团体在无数的来信中要求它发表新的宣言。
　　“我们觉得，必须采取某种措施、必须前进一步。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的一切反应，同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一切交往都无条件地要求我们这样做。”社会党国际委员会主席就是这样说的。但马尔托夫及其同伙清楚地懂得，如果发表某种纲领性的宣言，那么由于整个政治形势，它必然会朝着我们的方向前进一步。因此他们坚决反对发表任何这样的宣言。为时尚早。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不是所有人都参加了会议，这样会把法国人推出去的。不要往前跑。群众不会理解我们。渚如此类的理由举了很多很多。结果决定：不发表宣言，而发表一个告齐美尔瓦尔德各组织的呼吁书（通告信），这是“中间”路线的代表拉柯夫斯基的建议。委托一个专门委员会（两名社会党国际委员会委员、德国人拉柯夫斯基、意大利人塞拉蒂和两名俄国人马尔托夫和季诺维也夫）来起草呼吁书。在委员会里，又重新展开了一场跟全体会议上同样的争论。然后，决定以社会党国际委员会的草案作为基础。没有其他的草案。根据我国代表的提议，加上了关于“相互赦免”、关于“不管军事形势如何投票反对拨款”的条款以及公开谴责“工人们自愿参加为保卫国家服务的机关的任何行动”。在最后一条中指的当然是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活动。马尔托夫说，他本人反对这种参与，但是许多俄国参与者的理由并不是社会爱国主义者的。对此塞拉蒂指出：“是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总是说，他们是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塞拉蒂在意大利见识过本国的比索拉蒂先生们。他毫不怀疑他正击中了马尔托夫的痛处。
　　和解者们和外交家们的担心被证实了，呼吁书果真如此，它截穿了考茨基主义者们的外交把戏。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无疑是会议的少数派。人们对我们很不满。谴责不断地向我们袭来——实际上越是不得不按照我们的赂线路线前进，谴责就越多。社会爱国主义者——王德威尔得、胡斯曼、谢德曼、普列汉诺夫一再地帮了我们的忙。一旦人们坐下来起草呼吁书反对胡斯曼、桑巴和谢德曼，他们也就不得不或者使自己变得荒谬可笑，或者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说出左派所建议的东西、事物的逻辑是对我们有利的。
　　不过，不要用幻想来欺骗自己。在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内部，有许多人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革命者。这个联盟中有影响的一些人更同情累德堡及其20人议员团，而不是同情李卜克内西;更同情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而不是同情我们。人们竭力回避难以解决的问题。当我们声明，我们否决组委会参加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权利，但不否决组委会少数派参加的权利，因为组委会是社会沙文主义的机构，这时人们向我们进行了敌意的示威。巴尔干的外交家拉柯夫斯基尤为卖力。）多数派援引了冠冕堂皇的理由：说我们声明得太晚了。但实际上事情出于两方面的原因:（1）国外的“组委会分子”经常欺骗一部分外国同志，硬说他们是国际主义者；（2）在齐美尔瓦东德派中间有些人在政治上同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很亲密；由于这些人始终是同意一切，跟随多数，是些随和的人，不按自己的路线行事，所以人们认为他们是些“合适的”同盟者，感到他们是同样的“考茨基主义者”。
　　战后第一次左派国际会议是1915年的妇女代表会议，我们的代表团第一次在会上提出了我们的决议草案。现在拿二月会议（1916年）的呼吁书同这个草案相比较，你们可以看到，事变进程必然会把那些曾经谴责我们搞“布尔什维主义宗派”和犯有其他种种滔天大罪的人推到我们这方面来。
　　不过，我们毕竟还不能最终地说，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究竟会走向何处。
　　斯巴尔达库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著名党员）在不久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他们是些什么人”的问题，即这20名在1915年12月投票反对拨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是些什么人。而他回答说：这是一个不同种类的集团。我们看到那里有真正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也有善良的和平主义者，考茨基主义者，“统一”的爱好者和叫嚷“纪律”的社会爱国主义者，等等。在一定意义上，关于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很大一部分人也可以这样说。那里也有各种各样的人。大局未定。齐美尔瓦尔德联盟会走向何处，它或者其中的一部分人是否会走向曾经为它所不齿的“赦免”的道路上去，这一点现在谁也不敢预言。
　　而当你听到，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在那些十分珍视跟社会沙文主义者实行决裂方面迈出一步的工人中间博得何等强烈的反响，你就不由得想对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说几句话：
　　同志们，我们现在人数还不多，但是如果我们同社会爱国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坚决斗争到底的话，工人运动中一切有思想、忠诚的人将同我们在一起。现在我们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比较起来具有巨大的优势，我们已经聚集在一起，不管怎样我们已经成立了第一个国际支部，而他们还不能彼此聚集在一起。不过，明天他们会聚集在一起，明天他们会和解，那时将会出现新的情况，将会更加卑鄙地玷污社会主义的旗帜。我们不会向后看。让我们向考茨基主义者宣布决战吧！让我们高举真正的工人友好的旗帜吧！……
　　不久的将来会向我们表明，齐美尔瓦尔德派的四月代表会议将沿着哪条道路前进。
　　

原载《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2号
译自《反潮流文集》俄文版第349-354页
录入自〔俄〕季诺维也夫《论共产国际》（人民出版社，1988）

^[1] 指《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2号。——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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