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党的团结，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

增强党的团结，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

同志们：
　　我完全同意刘少奇同志的报告〔89〕。我提议四中全会批准这个报告，并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向全党敲起警钟，反对任何共产党员由满腔热忱地、勤勤恳恳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刘少奇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只要党内出现了个人主义的骄傲的人们，只要这种人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党的坚决的制止，他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活动，直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我认为敲起这种警钟是适时的，绝对必要的，哪怕只发现了这种危险状况的萌芽。
　　为什么把问题提得这样严重呢？这是由于中央政治局考虑到如决议草案和少奇同志报告中所提到的党内党外的各种状况，并从苏联共产党、各国共产党乃至我们党自己的历史中吸取教训而得出的结论。如果不把问题提得这样严重，全党、首先是高级干部便不会认识这种状况的危险性，甚至还会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听任这种危险的萌芽蔓延滋长，这样，必致贻害全党。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的党已是胜利的党、执政的党，因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正确，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的威信又是这样高，所以个人主义的反党活动已不甚可能以公开面目反对党的领导，而会是躲藏在党的正确路线的旗帜下，利用某些领导同志的缺点和个别错误以及党内某些不同的意见，进行暗中挑拨和散布流言，有时更假借名义，进行非法活动，以便达到个人企图。如果我们嗅觉不灵，就大有上当的可能。因此，中央政治局指出这一危险，重申党的纪律，作了六条规定〔90〕以保证党的团结的增强。
　　这样做，大家都遵守六条规定，是不是要损害我们党内政治生活的生气勃勃、上下通气的优良传统，而变成死气沉沉、闭塞言路的官僚主义呢？不会的，也不应该的。我们所反对的是那种不利于党的团结和损害中央威信的言论和行动，我们并不反对干部中间进行有关增强党的团结和提高中央威信的意见的酝酿和交换。最近有这样一种意见，认为既然要防止挑拨，防止流言，那就什么话也不敢讲了，也不敢听了。这对不对呢？不对的。因为这样又犯了毛泽东同志在《反对自由主义》中所说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一条的错误了，变成旁观者了。这不是共产党员应该采取的态度。同时，我们反对的是避开中央和各级党的组织进行个人和小集团的非法活动，我们并不反对全党高级干部直接向中央、毛泽东同志或者经过自己所属的党组织提出个人的政治意见或积极的建议。可以这样说，我们反对个人主义的反党的言论和行动，正是使党内的政治生活更加健康起来，利于党的团结。
　　这样做，大家都遵守六条规定，是不是要缩小我们党内民主及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呢？不会的，也不应该的。我们所反对的是“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的个人攻击，而不是反对“为了团结，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确的意见斗争和争论”。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反对自由主义》中指出来的。这一次《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在省、市委以上的各级党组织中进行了普遍的讨论，反应很迅速，和这次四中全会上各同志发言中充满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就足以证明我们党内的民主不是缩小，而是发展。今后我们要发扬这种精神，特别是要在高级领导同志中间加强集体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保证我们党的团结。这样也就可以竭力避免给个人主义野心家以利用和挑拨的机会。
　　我们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做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分散主义、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等等，反对这些，决不会影响中央政治局过去对六个大行政区的中央局在执行党中央的路线上是正确的、是有很大成绩的这个估计，并不取消这个估计。这次各大区负责同志的发言，一般也说明自我批评的精神是好的，对上述这种倾向是一致反对的。中央党、政、军各部门的分散主义，经过一年多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会议上的亲自检查和批判，也多有了改正。但所有这些，仍不能丝毫减弱我们反对分散主义、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的严重任务，因为这些错误是与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统一领导和集体领导原则完全不相容的。
　　我们之所以特别着重地反对党内一部分干部中首先是高级干部中滋长着的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是因其如不受到严厉的批评和纠正，这样的干部就会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或者被这种野心家所利用。个人主义可以有各种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表现，但是个人主义总是与集体主义对立的；不管你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或者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它的思想根源都是从属于资产阶级的。当着我们党正处在过渡时期，与城乡资产阶级分子又联合又斗争并须对他们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紧要关头，这种阶级斗争将不可免地反映到党内思想斗争上来。而小资产阶级还象汪洋大海似地包围着我们，党内有着占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小资产阶级如不接受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就必然要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因此，我们党内目前主要的危险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而党内干部中首先是高级干部中的骄傲情绪，正好是这种思想滋生的温床。
　　骄傲的起因，多由于在工作中有了一些成绩就沾沾自喜，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我们高级干部中若有这种骄傲情绪，又不加以制止，其危险性就最大，因为就他的地位、权力、威信、影响来说，最容易生长出个人主义野心，对党、对共产主义的事业也就危害最大。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全国的胜利局势已定、进入城市前夕召开的二中全会〔3〕上，特别提出力戒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这正是一种防微杜渐的警告。毛泽东同志又常常告诫我们：要在捧场、鼓掌、喊万岁的声浪中听出不满意和反对的声音；要常常从反面听一听、想一想，要常常听一些逆耳之言，不要只听顺耳之言。可惜这些告诫常常被一些同志遗忘了。在七大前整风〔14〕时，毛泽东同志特别推荐了郭沫若著的《甲申三百年祭》〔91〕。那个历史教训离现在三百多年了，对我们今天来说也值得重新温习一下。犯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严重错误的同志，只能听好的，不能听坏的，成绩既冲昏了头脑，利欲就必定会熏心，蒙蔽了共产主义的良知，这是最危险不过的事了。面对着这种危险，在座的同志们都应该引起注意，提高警惕，增强团结，动员全党首先是我们高级干部来不断克服这种最容易蔓延滋长的骄傲情绪，以缩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市场，并要求和帮助犯有这种严重错误的同志迅速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这是在我们国家实行总路线并进行有计划建设的过渡时期，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的事业都具有决定意义的。
　　总上所述，我们要区别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与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前一种是错误的，甚至是非法的，应受到批评和斗争；后一种是正确的、必须的和合法的，应受到欢迎和提倡。我们又要区别流言蜚语、个人攻击与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前一种，那些话是见不得人的，是拿不到桌面上来的；后一种，应该是言行一致的，表里如一的。这中间的界限就是我上边说的，属于后一种的，不管当面也好，背后也好，会里也好，会外也好，这一个地区也好，那一个地区也好，这一群人也好，那一群人也好，都是可以说的，因为都是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嘛！批评和自我批评嘛！前一种就不同了，那些话不都是可以到处说的，只可以在背后说，在会外说，在一群人中说，在一个地区说，这就有了见不得人、拿不到桌面上来的短处了。这一种当然就是错误的，甚至是非法的。区别就在这里。这显然不是说，同志们以后就不要议论了。不是的，议论的标准应该是有利于党的团结，有利于维护党中央的威信。可以提出意见，也可以提出批评，但是这些议论一定要能提到组织上来，拿到桌面上来，拿到会场上来。如果说有些意见是属于机密性质的，那就直接向中央或主席报告好了，至少你的意见要见得中央或主席嘛！同时，我们要区别破坏团结的非法活动与一般性的自由主义。当然自由主义也不好，从它的思想根源来说，也是从属于资产阶级的，不过它是一般性的。毛泽东同志在《反对自由主义》里头所讲的有许多是属于一般性的。我们也要区别严重的个人主义与一般的骄傲情绪。我刚才说，有了一点点成绩就沾沾自喜，这样的骄傲情绪在我们党里是相当普遍的，那跟严重的个人主义要有区别。当然，一般的自由主义和骄傲情绪可以为个人主义的非法活动所利用，并且可以发展成为严重的个人主义。这中间有没有界限呢？有的，决定的界限就是有没有发展到了个人野心，争夺权位，破坏党的纪律，进行反党活动。认识了和弄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干部的觉悟、警惕性和战斗力将会大大地提高。所以不仅是个人主义，就是连自由主义和骄傲情绪在内，都应受到全党首先是高级干部的反对和不断纠正。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刚才说的是一般性问题，我在底下说一说特殊性问题。
　　在这次四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同志所提议的方针，大家充分开展了自我批评，对报告和决议草案中所提出的破坏党的团结的危险状况已给了严肃的原则批判，并一致要求犯这种严重错误的同志迅速彻底改正，不要错上加错。这是七大〔15〕以来党的领导干部的觉悟水平的极大提高，党的团结首先是高级干部的团结必将因而极大地增强。这是四中全会的最大收获。
　　我现在先对犯了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严重错误的同志提一些意见。他们的初步检讨是值得欢迎的，但应该指出：还不完全，还不深刻。我们希望他们能诚恳坦率地继续反省，来满足大家对他们迅速彻底改正错误的要求。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以为犯这种错误的同志应该端正自己检讨错误的态度。根据我自己的经验，首先，应该依靠党。要相信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党不仅能发觉我们的错误，而且更能指导我们如何认识和改正错误。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过去做了多少工作，现在担任什么职务，没有党和人民，就既不会有过去的成绩，也不会有今天的职务。党和人民是伟大的，我们个人是渺小的。想通了这一点，还有什么错误不能在党的面前承认和改悔呢？从遵义会议〔92〕以来，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党，确定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挽救了多少犯错误的同志，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难道还不足以相信吗？
　　其次，应该求教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次全会印发的《列宁、斯大林论党的团结》，《毛泽东选集》中的整风报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这次《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以及刘少奇同志的《论党》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都值得好好重新学习一番，从检查自己的党性来认识自己的错误。
　　第三，应该努力反省。自己做错的事，自己总是知道的。有些话，有些事，一时想不起来，多回忆几次，重要的总会记起来的，同志们也可以帮助对出来的。自己反省，一定要用党的尺度来衡量，并且要准备经过一个认识、斗争和痛苦的过程。属于思想觉悟方面，可能因为认识的关系，一个时候将“是”当成“非”，或者挖得不深，等到认识进步了，自然允许修正或者改变。这在我们检讨当中是常有的事。例如认为错误路线是对的，批评了正确的同志，一旦认识自己是错了，当然很痛苦，但应该勇敢地承认错误，改正过去的看法。所以思想觉悟会有一个过程，认识上的是与非、深与浅会有改变的。可是，若属于思想本质的问题，则不能容许把有当成无，把黑的当成白的，这是一想一看就知道的啊！因为抵赖和造谣是资产阶级思想本质的反映，不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思想本质。所以等待觉悟与实事求是应该结合起来。没有想通的可以等待，但事实俱在，人证俱全，就不应该否认。只有这样，才能一步一步地向党靠拢，向党公开，去掉抵抗和隐瞒的情绪。
　　第四，应该靠同志们的帮助。共产党人是靠集体生活的，一个人如果平常批评不得，或者不将心事告人，这个人的短处或弱点就很难在平时得到补救。这种人不犯错误则已，一犯就会摔大跤，犯大错误，而他的短处或弱点也正在这个时候才会彻底暴露。这次犯错误的同志恰恰就是这种情况。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如果欢迎同志们的帮助，就要承受得起同志们的彻底的尖锐的批评，要认识只有这样的同志才是良师益友。推动和鼓励是需要的，掩饰和隐瞒是有害的。经过同志们的帮助，揭露出更多的错误，在政治上会更加健康起来，而不是更加衰弱。应该欢迎同志们开刀治病，不应该仇恨医生。真正的共产党员不能见病不治，更不能讳疾忌医。有些同志有过某些自由主义的毛病，现在认识了就力图改正。在这次全会上有的同志已进行了自我批评，并帮助犯严重错误的同志去改正错误，这是共产党员应具有的品质。发现了错误就自己承认，并帮助犯更严重的不同性质错误的同志去改正错误，这是共产党内需要的朋友。共产党人要这样的朋友，不要那种拉拉扯扯、打掩护、打埋伏的朋友，那是资产阶级的朋友，不是无产阶级的朋友。拿我来说，我过去对于犯这种不利于党的团结的错误的同志也是很尊重的，而且把他们估计高了，一旦发现这样的人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我站在中央工作岗位上也觉得自己有失察之咎，因此，就要更加努力批判和帮助犯这种严重错误的同志，要求他们改正错误，来补救这个损失。犯这种严重错误的同志，如果想赖掉一些，隐瞒一些，那是不可设想的。在党的面前，怎能这样设想呢？要彻底承认和改正错误，就必须坚决抛弃阻塞自己觉悟的那种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的思想。打破了这一关，就会有共产党人的勇气，向党揭露自己也认为是最丑恶的最本质的东西而不气馁。因为丢掉的是错误，留下的是正确，就是说去掉毒疮，留下健康。为革命奋斗的历史，别人是抹煞不了的，除非自己毁掉它。
　　四中全会本着毛泽东同志的“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方针，等待犯严重错误的同志更进一步地觉悟，以利党的团结。我要求犯严重错误的同志不要辜负这种期望。

　　＊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进行了反对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增强了党的团结。本文是周恩来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节录。同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同志又在关于高岗问题座谈会上发言，历数了高岗散布“军党论”（“党是军队创造的”、“枪杆子上出党”）的谬论和进行宗派活动，大搞独立王国等罪行，严肃指出：“从高岗的事件中应该吸取的教训是：一切骄傲情绪、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宗派情绪、小团体习气、分散主义、地方主义、本位主义都应受到批判。’军党论’的荒谬思想必须肃清。个人主义野心家必须防止。党内非法活动必须禁止。派别性的干部政策必须反对。独立王国的思想必须消灭。党的统一领导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必须坚持。党内民主及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发展，党内任何干部必须无例外地受到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必须确立。马列主义的教育必须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