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诸神复活》谈郑超麟（钱伯城，1996）

由《诸神复活》谈郑超麟

钱伯城

　　这十多年来，我每次去北京，总要抽时间到看望三联书店和《读书》编辑部的几位老朋友和青年朋友。就在附近找个饭馆，三四人，连吃饭带聊天，自是一乐。承他们不弃，每次总送我几本三联新出的书，也是投我所好。一次，大概是88年，他们送我的新书中有一部《诸神复活》（上下二册），使我感到惊喜。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在解放前读过这本达•芬奇的传记小说，深受感动，印象特别深刻，但不知译者绮纹是谁。说来惭愧，我对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一点理解与知识，主要就是从这部书，再有就是从傅雷所译罗曼罗兰的《弥盖朗琪罗传》获得的，解放后，我一直想找这部书，却遍觅无着。今看到新版出来，不免有故人重逢之喜。第二个原因，由这部书的出版，我对三联主事诸公的胸襟眼光，更增钦佩。这是一部好书，但赏识者恐不多，而懂得此书的出版家大概也少。因为作者梅勒什可夫斯基是一位俄国白党亡命作家，十月革命后流亡法国。同时流亡的作家库卜林、蒲宁、都曾陆续得到前苏联文坛由批判到赞誉的承认，而梅勒什可夫斯基却未看到有什么为他作肯定评论的报道，估计前苏联时代这位有着“神秘主义”称号的作家还被滞留“另册”看待，没有来得及升入“正册”，因此此人此书，我们这里也无人提及。三联重版这部书，不能不说独具慧眼。
　　但是，我虽为这书的重版并蒙赠书而高兴，却忘记问一下三联主人何以想到重印此书，版权是如何取得的（原为中华书局出版），以及译者绮纹究竟是谁。书带回来，放在书架上，一搁好多年，这些问题也随之搁起了。
　　最近读到郑超麟写的回忆录《怀旧集》，忽然意外地发现，《诸神复活》的译者原来就是这位郑超麟！《怀旧集》中的《回忆沈雁冰》一文写道：

　　抗战胜利，沈雁冰返回上海后，我把我的抗战期间翻译的，而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诸神复活》托一个朋友（宁可说我的朋友的朋友）许志行送给沈雁冰。沈雁冰知道这部世界名著，便问许志行译者绮纹是甚么人。许志行告诉了他，他于是在许志行和当时座客面前大谈托派和中共殊途同归论。

　　仅有这段记载，《诸神复活》这部书译者的姓名和身份，大家就会清楚了。郑超麟，非一般之人。他是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委员。1952年以“托派反革命罪”被捕。1972年由关押改为管制，至1979年始得恢复公民权，并被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据他1990年写的自述（见《怀旧集》的《九十自述》一文，他是二十世纪的同龄人），他在恢复公民权后出版了三本书；一本是《郑超麟回忆录》，附录《陈独秀与托派》；一本是诗词集《玉尹残集》；一本就是翻译的《诸神复活》了。照此看来，1988年三联版的《诸神复活》，是在得到他这位译者的同意和授权而出版的。但今我不解的是，译者为什么不在新版后面写一篇后记，叙述一下翻译经过和重印感想呢，虽然不一定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份。我想，作为读者，如果有这样一篇后记，就会觉得比现在这个什么也没交代说明的新版本满足得多。
　　谈起郑超麟，我有一面之雅。1980年的某天（季节记不清了），我去看李俊民。李俊民时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我是出版社的编辑。
　　他家正有一位客人,矮矮个头的老先生,衣着朴素,仪容平常。李俊民为我们介绍,先说我的名字,后对我说：“这是郑超麟同志。”我第一次听这名字，唯唯答应。李俊民见我只是应酬普通客人的样子，没有什么反应，奇怪地问：“你不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大革命时代有名的人呀！”说得我满面通红，为自己的孤陋寡闻不好意思，我对这位历史的风云人物确实所知极少。接下来大家谈了些什么，今天全忘了，唯一没忘记的就是郑超麟的名字和李俊民因我竟会不知这个名字而对我讲的那几句话。
　　后来我才注意一些党史资料，知道郑超麟是托派重要分子，做过陈独秀的宣传部长。当然大革命时期，还没有托派,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活跃分子。李俊民在大革命时期也是党的活跃分子，在陈潭秋、董必武领导下工作，所以他与郑超麟相识，并可能有工作联系。郑超麟恢复公民权，来看望当年一同革命的老同志、老朋友，就是很自然的了。我也正巧遇见，当时他已80高龄，可惜我对这段党史懵然无知，“有眼不识泰山”，错过了同这位早期中国共运史见证的世纪老人建立忘年交的机会，也就是错过了从他那里可增广许多有益见闻的机会，比如说，关于《诸神复活》译者绮纹的真实姓名和翻译经过，就可以知道得更多更早了，《怀旧集》中多次提到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他也与陈独秀有密切关系并参加活动，解放后与我在古典文学出版社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共事十多年之久，几乎整日相对，我却对此浑然无知。又如从《诸神复活》的“译者序”，可知系根据德文译本翻译，又用英译本校阅。郑氏是留法勤工俭学生，法文是好的；三十年代他关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时，看到《子夜》，“好像看了一幅工整的仕女图”，他正在读《包瓦丽夫人》的法文原本，“两相比较”了一番。他从法国又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所以又通晓俄文，回国后为党翻译俄文文件，还曾译过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这样，他至少懂得德英法俄四种文字。早期的职业革命者，处于艰苦急遽环境中，却又如此刻苦学习，博学多才，而又经历如此漫长曲折至今无悔的人生道路，不是很值得后人的钦敬与思索？
　　《怀旧集》这本书，共收文章28篇，1995年3月东方出版社出版。内容是郑超麟对中共早期领导人（特别是瞿秋白、陈独秀）的回忆，记述了他们的思想、活动与生活，据实而言，不尚虚饰。几次重大的历史性会议（如八七会议），他以亲历者身份，对参加人员及时间、地点，做了多次辨证。早期的留法留俄共运活动，也有较详记载。后来的托派活动，更多有涉及。作者在这本书里，有一个鲜明的观点、立场，就是辨明中国的托派决不是“反革命”（即既不是“国民党特务”，也不是“汉奸”）。他的依据就是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关于托派问题的两条新注。一条是第一卷168页注33说：

　　中国托派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当时就只能进行以“国民会议”口号为中心的合法运动。

　　这一条新注删去了第一版旧注称托派为“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和“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对人民的卑污的工具”这些话。另一条是第二卷516页注9说：

　　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是主张抗日的，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共产国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系的错误论断造成的。

　　这一条新注又进一步说明过去托派的一些看法，是受共产国际的错误论断造成。这样作者依据《毛选》的这两条新注，认为托派不是“反革命”，只是政见不同，已经由中共中央作出了论断。他确信，通过这两条新注已为“托派反革命”正式平反。因此他这本书贯彻着托派的观点，他自己毫不隐讳。例如他为托派重要分子之一汪泽楷，写了收入本书的《记汪泽楷》一文，动机即是“没有人写汪泽楷，即没有人以托派的观点写汪泽楷。我虽行将就火，但义不容辞。”此文写于1989年，那年他已89岁，即使“行将就火”，仍坚持托派的立场、观点不变。
　　《怀旧集》各篇的写作年月，最早的是1979年7月，最近的是1993年6月，为作者79岁至93岁这段高龄时期所写。这本书回忆数十年前的事，叙事周详，纤微毕现，笔力稳健中时露犀利。而作者的品格亦处处可见。我的感觉是，这是一个带苦修色彩的理想主义者。作者于1944年所写的《郑超麟回忆录》，据《怀旧集》所说，已于1986年出版，但我未见，不知何处出版。还有诗词《玉尹残集》也已出版，作者说是“在狱中写的诗词的烬余”，我也很想一读，这且都俟之他日吧。

1996年岁末，于上海观景楼

（原载上海《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2月1日第九版“读书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