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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论陈独秀

郑超麟

(1996年1月30日)


  〔说明〕刊载于范用编《(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2004年3月出版。


  “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
  中国的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然已经很久;五四运动之际,《新青年》及《星期评论》等杂志,风起云涌的介绍马克思的理论。我们的前辈:陈独秀同志,甚至于李汉俊先生,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先生及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只有陈独秀同志在革命的实践方面,密切的与群众的社会运动相联结,秋白等追随其后,得在日常斗争中间,力求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的所谓国情。至于戴季陶先生,虽然他首先以马克思主义来探求‘中国之乱源’,胡汉民先生,虽然他首先以马克思主义来解释中国上古(战国)的哲学思想;然而现在他们早已公开的抛弃唯物史观……这难道是偶然的?
  秋白是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从一九二三年回国之后直到一九二六年十月间病倒为止,一直在陈独秀同志指导之下,努力做这种‘狗耕田’的工作,自己知道是很不胜任的。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

  以上的文字是从1995年出版的瞿秋白所作《瞿秋白论文集》一书的《自序》中引来的。《自序》写于1927年2月17日,即瞿秋白离开上海去武汉的前夕,他写了此序后,便将全稿亲手送至亚东图书馆,交给汪孟邹。亚东即予付排,可是排好约五分之一,发生了四一二反动政变,便停止出版,将原稿和排好的清样存入银行保险箱,以后发生了许多曲折的故事,详情见我最近出版的《怀旧集》。

  总之,此稿在日本初占租界时曾保存在我家中一个时期,日本人投降后又曾保存在我家中一个时期。因此上引这两段话我在原稿中看过两次。我很重视秋白写的这两段话。他对那些先行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称先生,惟独称陈独秀为“同志”,他自称追随陈独秀之后,力求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的国情。

  秋白如此崇敬陈独秀,与我两次读这两段话时候的中共全党对于陈独秀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那时,中共说陈独秀是“汉奸”每月接受日本特务机关三百元的津贴。

  我那时想,这部稿子迟早要交还中共的,那时中共出版,一定会删去这段话。

  上海解放后几个月,杨之华通过徐伯昕从汪孟邹处取去这部稿子。

  可是,人事无常,此时不仅陈独秀成了反面人物,瞿秋白自身也成了有争议的人物,他这部稿子并未出版。我在监狱中从报上看见《瞿秋白文集》出版广告,以为就是这部《瞿秋白论文集》出版了,可是,看见人家引用此书则都是瞿秋白的文学文章,原来,毛泽东活着的时候,瞿秋白的“政治理论”文章是不许出版的。

  直到毛泽东死后,“文化大革命”宣布结束,甚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然后瞿秋白的政治文章才能重见天日。但此时陈独秀的“汉奸”帽子也摘去了,夏立平和唐宝林已经出来辩证陈独秀从未接受过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由此我就不必担心我曾保存的《瞿秋白论文集》出版时会删去上引瞿秋白论陈独秀的两段话了。

  果然,由于温济泽和其他老同志的努力,人民出版社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出版瞿秋白的著作,共编成政治理论七卷,文学六卷。文学部分早已出齐了,政治理论部分还有第六卷未出。可注意的,是将我曾保存的《瞿秋白论文集》拆开分编于各卷之内的,这篇《自序》也作为一篇独立的文章编入。我以为事情到此就结束了。

  谁知前几天有人赠我一本《瞿秋白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95年4月出版。我大喜过望,这就是我曾保存的那部稿子。我急忙翻出《自序》来看,原来瞿秋白赞美陈独秀的话一字不差地印在那里!

一九九六年除夕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