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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
郑超麟
1995年4月21日
原载香港《十月评论》杂志1995年第3期合刊（总第176期）
很早就有人将楼子春（国华）比作恩格斯，这不是说他像经典作家的恩格斯，只是说他像恩格斯那样慷慨救济贫困朋友。试想，马克思流亡在英国，一家数口无以为生，去考什么公司的小职员，又因字写不好，未被录取；如果不是恩格斯救济他，人类哪能得到《资本论》这样的经典，国际工人联合会这样的团体，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革命理论呢？
“比拟”自然是有缺陷的，楼子春终身救济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他救济的也不是什么“马克思”，他自己也没有恩格斯那么多的财产，等等。
一九三一年以前，我不认识楼子春。那时，我住在华德路的鸿运坊，靠译书为生。每日黄昏，我总要放下笔来弄堂口走走。时常看见一个青年人，戴着鸭舌帽走进弄堂来。看见的次数多了，我就设想：这是一个职业青年，在什么地方工作，现在回家的。
一九三一年，统一大会选出的领导开会时，陈亦谋发言中常常提到“楼少垣”。陈亦谋是客家人，客家话中似乎没有OU韵母，他发不出普通话的“楼”字，有时说成Liu，有时说成Luo，陈独秀笑起来，问他：你说的人究竟姓“刘”，还是姓“罗”。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夜间，我被捕，同案七八个人关押在提篮桥巡捕房的大房间内。等候引渡三天或两天之后，我们透过铁栏杆，看见旁边一个小房间的房门开了。走出一个青年人，正是那个职业青年。他同门外来看望的二个人谈话，我的同案中有人说：这个人是我们的人楼少垣。那个“职业青年”原来就是陈亦谋常常提到的那个姓刘或姓罗的朋友。来看望的是虞洽卿的儿子和律师。
大约在这年九月间，我们都关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的看守所。一天，我在人字弄的铁门口看见新解来的一个犯人，就是楼少垣。我以为他释放了，谁知他也来这里。以后，我们在一起受审，判决，入模范监狱，解往杭州招庆寺，在招庆寺朝夕相处，我们才熟悉起来，他也是此时才同王凡西熟悉的。
我一九三七年出狱后未回上海，但在通讯之中，我们已经像兄弟一般亲熟了。他那时已经下了决心要救济我的贫困生活。我未回上海前，他已经卖去二部译稿，回上海后，我每月初收入不够维持生活，总是他设法补贴的。我起初心里不安，要“量入为出”，但不成功以后，也就习惯于他的救济了。他不需要我开口，算好时间会送钱来的。
自然，我用的不完全是他自己的钱，他的社会关系多，有钱的朋友也多，也向这些朋友拿钱补贴我的生活，从不告诉我这些朋友是谁。但有一例外，即到抗战晚期，市面萧条，他自己生活也很困难，他不得不告诉我一个朋友的姓名：谢澹如，因为谢澹如提出了条件，即：完全维持我半年中的生活，但我必须在半年内写出自传。因此，他就不能不告诉我此朋友的姓名了。我有一文记载此事。
上海临解放前，他和王凡西去香港，我自愿留守上海，他虽不同意，但我坚持己见，他只好留下一封信给我，等我万一改变意见时，拿此信去见他的一个朋友，向他的朋友拿钱买飞机票去香港，我接受了他此信，但始终未用。
当我在监狱期中，我的爱人刘静贞在一九五七年处理“老弱病残”犯人时提前释放。起初还能教书维持生活，后来连书也不能教了。楼子春便以他的次子的名义，每月汇五十元，以后七十元给刘静贞，一直到一九七二年我改变监禁为严格管制时为止，刘静贞搬到管制工厂来同我住在一起，便不能接受香港寄来的钱了。刘静贞始终以为这钱是她的干儿子寄的，到她死后几年，她的干儿子来上海告诉我，这钱原来是楼子春寄的。
我恢复了公民权，解除了管制，迁到新居之后，不待我请求，楼子春便寄了三百元给我。刘静贞死后，他又寄了三百元给我，解决了我的困难处境。
我有生活费，又有公费医疗，照理不应当有困难了，但我不会理财，他仍然担负了补贴我的生活费用的工作，一直到他此次生病。我不记得怎样会在信中提起这个问题，他回信告诉我，这几年他寄给我的钱，百分之七十是我在香港的稿费，只有百分之三十是他自己的钱。我从来没有记账，但心知这个比率不对，如果倒过来，百分之三十是稿费，百分之七十是他的补贴，那就差不多了。
最令我不安的，有一次他信中告诉我，他已立下遗嘱，要他的子女在他死后照样寄钱给我补贴生活。这就太过分了，我写信给他说：我拖累了你一生，但无论如何，不能再拖累你的儿女了。
最后说说日本胃药“胃仙U”的故事。在公费医疗中我的心脏病很快就控制住了，但胃病医不好，试了几种药，都没有效。上海报纸上有日本药厂的广告，说：“胃仙U”如何灵验，请大家托亲友在港澳两地去买（上海没有卖）。我只好请楼子春买几瓶寄来试试。他寄了几瓶来，自然不要我的钱，这药确实有效，胃病控制住了。但还有缺点，不能根治，一停服病又发作，我有三次下了决心，每日三片改为二片，由二片再改为一片，最后停服，可是几日后，前功尽弃！又从头服起了。
近几年，上海也能买到“胃仙U”，但公费医疗不能报销，日本药厂又在上海报纸上登广告：上海有假药，买时注意。于是我又要楼子春给我买了。香港都是100片装，每瓶要四十元人民币，即香港每片0.65元港币，上海每片1.33元人民币，价钱相差问题小，如果买到假药，问题就大了。楼子春病重期间还写信给他的女儿买“胃仙U”给我。
前几日，我收到楼子春的女儿寄来四瓶百片装的“胃仙U”，不觉感慨万分！我把这四瓶药放在身边的书柜内，朝夕相见，不去开吃，以此纪念老朋友。
以上我只写了他无私地照顾我的生活，不使我活不下去的一个方面。至于他在托派组织中，分裂以前或以后，如何努力筹款交付必要的工作费用，以及如何进行出版发行的工作，则王凡西的追悼文已有记载，我就不必重复了。
总之，他绝没有要为自己积钱，安度晚年，遗传子孙的一般思想，这对于金融家和企业家辈出的余姚人，尤其难能可贵的。余姚的青年人往往读完小学便来上海“学生意”挣钱，连中学也舍不得读，只有少数人，一面学生意，一面自己读书，才能在文化上占一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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