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郑超麟
记谢澹如
郑超麟
（1993年6月1日）
〔说明〕刊载于范用编《（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2004年3月出版。
《上海滩》今年第4期上有30年代的老作家楼适夷写的一篇文章，题为《瞿秋白的房东诗人谢澹如》。有人读给我听，我很兴奋，谢澹如是一位不平凡的人物，具有难得的优良品格，值得写出，流传后世。这优良品格，就是：他是富家子弟，同当时的革命青年来往，倾向于革命，但非共产党员，却能以身家性命掩护瞿秋白夫妇数年之久，直至秋白离开上海去苏区为止。他完全明白，万一事情败露，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他应当担护什么责任。
他这方面的优良品格，适夷的文章写得很透彻，不需要补充了，我也无能力补充它。
但他还有另一方面的优良品格，适夷文章未写，他也不能写，因为不知道事实，或知而不详。他这方面的优良品格也是应该写出的，否则不能全面理解谢澹如这个不平凡的人物。
他这方面的优良品格，只有我们活到90岁上下的“三个火枪手”能够写，也可以说只有我能够写，因为另两个“火枪手”今天尚滞留在国外。
我要写的，就是一方面他不惜以身家性命掩护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另一方面他也是我们中国托派的私人朋友，不仅是一般的私人朋友，而且能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困难。总而言之，他在政治立场上是靠拢中共的，但他不相信那种所谓“汉奸托派”的宣传。在此宣传之下，他照旧同我们交朋友，照旧帮助我们。
这事要从大革命及其准备时期说起。上海有一部分革命青年在闸北组织了一个“通信图书馆”，一面求知识，一面进行革命活动。谢澹如参加了这个“图书馆”。他和馆内负责人都很熟，其中有楼建南（即楼适夷）和他的族弟楼少垣（即楼子春），他们都是馆内中共支部的负责人。大革命失败后，1928-1929年，这个支部发生内部争论，一部分人站在斯大林方面，另一部分站在托洛茨基方面。楼适夷和楼子春兄弟分别站在不同的方面。两人在政治上分开了，但兄弟的感情始终保持着。
谢澹如并未入党，并未参加这个中共支部，但支部内部的理论争论及以后的组织分化，他是完全清楚的。在分化中，他的政治立场是站在楼适夷方面的，但他始终同楼子春保持友谊。抗战开始后，1938年忽然出现一场全国性反托运动，说“汉奸托派”每月接受了日本特务机关三百元的津贴，进行破坏抗战的活动，说得有根有据。可是谢澹如不相信这个宣传，他继续同楼子春往来，他说楼子春不是汉奸，不会作汉奸。
他不仅同楼子春保持友谊而已，而且通过楼子春结交了托派朋友王凡西和郑超麟。在上海“孤岛”时期，他办了“金星书店”（出版社），出版了好几本著作，其中有瞿秋白的著作，也有中共其他作家的著作或译作，也有王凡西和我翻译的各一本小说。前者是法国作家马洛写中国大革命的小说，后者是意大利作家西龙写意大利反对法西斯的故事。这两位作家都是倾向于托洛茨基的。他给我们两人的稿酬，在当时形势下是很大的帮助。我们靠这稿酬维持生活，同时也进行政治活动。
日本占领租界，结束了“孤岛”时期。亚东图书馆曾在大革命时收了两部重要书稿：陈独秀的《独秀文存二集》和瞿秋白的《瞿秋白论文集》，已经排了一部分铅版了。四·一二反动政变突发，停止排版，把两部书稿存入银行的保险箱。日本占领军扬言要检查上海租界所有的银行保险箱，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恐慌起来，急忙把这两部书稿从银行取出来。取出来后如何处置呢？汪孟邹想不出办法，最后要把这两部书稿销毁。我恰在他的店里，我说：你把它们交给我罢，我替你保存。就是这样，《独秀文存二集》和《瞿秋白论文集》两部书稿就来到我的家中。我深夜翻阅这两部书稿，不觉毛骨悚然，彷佛陈独秀和瞿秋白的鬼魂就坐在我身边。但我的家怎么能保存这两部书稿呢？于是我去和楼子春商量，楼子春去找谢澹如商量，谢澹如满口答应替我保藏这两部书稿，但提出一个条件：须待日本失败，上海光复之后，才能取出书稿。我接受了这个条件，谢澹如解决了我的一个困难问题。
谢澹如确信日本终必失败，上海终将光复的。果真如此。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不久，不待我去索取，谢澹如就通过楼子春将这两部书稿送还我了，那时没有危险，我也不忙送还亚东图书馆，就放在我家里。
可是，好景不长，统治上海的国民党政权又开始露出狰狞面孔了。我家又不安全，我只好将这两部书稿送还亚东图书馆，——不是送交汪孟邹本人，而是送交老伙计胡鉴初。胡鉴初接了去，我以为事情就了结了，谁知从此发生大波澜。
原来，谢澹如把陈独秀和瞿秋白两部书稿都交还我，但他同时告诉他的中共朋友：亚东图书馆保存着一部瞿秋白的书稿。此事，连杨之华也不知道，或事久忘记了。于是杨之华通过郑振铎去找汪孟邹讨此书稿。汪孟邹就来找我要此书稿。我说：我早已把陈瞿两部书稿交给胡鉴初了。
可是，胡鉴初生了重病（肠癌）。我交给他书稿时，他已经生病，那时病更加重了，他完全忘记了这件事，不仅忘记了书稿存放何处，而且忘记了我曾交还他书稿的事。汪孟邹没有办法，只好回答郑振铎说：书稿是一个伙计存放的，此人已回徽州家中，候他来上海时再去找吧。
不久，胡鉴初死了，上海也解放了。杨之华以为“托派”有意不交出瞿秋白的书稿，于是自己出面写信给汪孟邹，说：你再不交出瞿秋白书稿，我就要陈毅市长向你讨。于是，汪孟邹慌了，便动员全店的人找这书稿。结果，在一个装纸版的白铁箱中找到了陈瞿的这两部书稿。汪孟邹抱着瞿秋白书稿，在店里的小天井地上跪下来，叩头感谢“祖宗保佑”。
杨之华收到书稿后，再写信向汪孟邹道谢，并赠送他一部《海上述林》第二版。这是后话，而且与谢澹如无关。
现在，我再说一件谢澹如帮助我的生活的事情。
1944年下半年，抗战后期，出版社紧缩，不收书稿了。我是靠译书为生的，到此，生活没有着落，一家三口没有饭吃，儿子生了肺病更无钱医治。谢澹如从楼子春处知道我的困难，便向楼子春表示：他愿意担负我半年的生活，但提出一个条件，即要我在这半年内写我的《回忆录》（这意思只是说：他要我在这半年内不要写或译别的书，只要我写回忆录，而不是说：回忆录的版权归他所有）。我是不愿意写自己的生活的，也没有多少事情值得写，但在此情形下，我只好接受了这个条件了。我想了一个办法，即：以自己的回忆录的形式去写经历的事变，和写别人的事情。原拟写十二章，但写完了十章以后，儿子死了，写不下去了。
总之，没有谢澹如的生活帮助和他提出的条件，今天不会有《郑超麟回忆录》这本书存在。
在这6个月中，我有饭吃了，因此每日也能抽出一定的时间去进行政治活动了。这一点，谢澹如不会不明白。
谢澹如政治上靠拢中共，但不相信“汉奸托派”的神话。他不仅同托派交朋友，而且帮助托派朋友解决个人困难，也是难能而可贵的。至少同他不惜以身家性命掩护瞿秋白一样可贵。我想起这件事情，便联想到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中说的一件故事。
1917年俄国大革命中发动的“七月事变”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群众起来示威，反对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也反对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把持的苏维埃。这次示威被克伦斯基镇压下去了。克伦斯基诬蔑布尔什维克党是德国雇用的“汉奸”，要实行逮捕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列宁躲起来了，托洛茨基入狱。布尔什维克党在群众中的工作一时陷于困难。群众中有一部分人为克伦斯基的诬蔑所困惑，以后怎样打开这个局面呢？
在工厂基层活动的布尔什维克问群众：伙计，你们看，我像“汉奸”吗？群众说：你不是“汉奸”，我们相信你也不会做“汉奸”。
但由此，群众就这样推论：布尔什维克党是行动一致的，我们厂里的布尔什维克不是“汉奸”，其他厂里的布尔什维克也不会是“汉奸”，因之整个布尔什维克党都不会是“汉奸”。所以，不久之后，科尔尼洛夫举行叛乱时，群众便听从布尔什维克党，武装起来击退科尔尼洛夫军队对首都的进攻，接着也就推翻克伦斯基政府了。历史证实，布尔什维克党不是“汉奸”。
谢澹如信任他的朋友楼子春，不相信他是“汉奸”，因之也信任楼子春的朋友王凡西和郑超麟，认为他们不是“汉奸”。郑超麟一家三口在日本占领下的上海没有饭吃，需要他维持生活。汉奸是这样的吗？
这样从一滴水看世界是不是对的呢？
谢澹如早死了。他如果活到1991年，就可以知道：历史已经证明他的看法是对了。就这一年，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其中第二卷毛泽东文章中说到“汉奸托派”一词下，作了一个新注，如下：
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造成的。（见第二卷第516页注九9）
原来如此！骂了半个世纪的“汉奸托派”，原来是出于共产国际的一个“错误论断”！
中国有一句古话：“流言止于智者。”谢澹如就是这样的智者。
适夷文章说，澹如本名“旦如”，晚年才改为澹如。他是猜想的。我也是出于猜想，以为他原名是澹如，取古语“人潜如菊”的意义。“澹”“淡”可以通用，古音都读dam，后来失去闭口韵，成为dan。写成“旦”，那就音义不同了。
一九九三年六月一日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