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向导》周刊（郑超麟，1993.1）

我与《向导》周刊

郑超麟

来源：《新闻与传播研究》1993年第1期第159-162页

　　时间过得飞快。回忆《向导》周刊第一期拿在我手里时的情景还犹如昨日，可是距今已经70年了。当年我们刚在法国成立“少年共产党”，并整顿了组织，划分了小组，约4个月后就接到国内寄来的《向导》周刊第一期。当时我们大家都看了，并进行了讨论。以后接连收到了续出的各期。
　　次年，1923年，我们一部分人到了莫斯科东方大学读书，能更快地收到国内寄来的《向导》周刊，阅读也更方便。到1924年上半年，旅莫斯科支部组织一部分同学给《向导》写稿。我记得当时有好多人写了。我那时经常看《人道报》、也凑了一篇文章，论述当时法国政局的变迁，不意竟在《向导》上发表出来。好多研究的人以为我1924年上半年已经回国，其实文章是从莫斯科寄回来的。
　　我是在1924年9月底回到上海的。这时《向导》创刊已有两年了。我一到上海，便被中央分配任中央宣传部秘书。我的工作首先是做校对《向导》的工作，其次是管理印刷和发行。总之，是技术性的、事务性的工作。当时蔡和森、陈独秀、瞿秋白、彭述之都在上海。他们写文章，我剪报，供给他们资料。有一天，《向导》主编蔡和森找我，说这期《向导》字数不够，要我写一篇文章去“补白”。当时我理解他这是在考我，因为平时碰到这样情况，他总是要向警予写篇短文，用“振宇”笔名发表（有时他自己写短文，也用“振宇”笔名）。我作了篇短文，署的是真名，想不到蔡和森采用了我这篇短文。从此，需要“补白”时他就来找我。我有时也化名“马道甫”（我的俄文名是Marlotov）冒充读者投稿，评论一些不太重要的问题。对于大的政治问题我还不敢写文章，因为当时中国的政治问题太复杂，我自己也说不很淸楚。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之后不久，蔡和森就按原定计划去北京西山疗养了。《向导》归谁编辑，中央没有及时作出决定。照理应归四届中央选出的宣传部长彭述之负责，可是彭述之此时正因伤寒病住在医院里。我只好以宣传部秘书身份挑起这个担子，做了《向导》的实际负责人。直到1927年春中央迁去武汉的时候。1925年中秋后，彭述之病愈出院，但他仍不管《向导》的具体编辑事务。起初是我把稿件编好后送给他审阅，他有时看看，有时就不看。以后，我编好就直接送给印刷厂，不再请他过目了，但《向导》主编还是彭述之。他信任我，把全权付托给我；其他的领导人也同样信任我。总之，我没有听到对于《向导》编辑有什么不满意的话（解放后才听到不满意的话）。
　　在我编辑《向导》时期，有两件事是值得说的。第一，读者来信。真正的读者来信，都是我回答的，周报上署名“记者”的答复就是我写的。但有一个例外。陈独秀发表了反对北伐的文章以后，张静江以“国良政府主席张人杰”的名义，写了一封正式的信，向《向导》编辑部提出抗议。此信，则是陈独秀回答的，所用的“记者”不是我，而是陈独秀。
　　第二，就是上面提到的解放后对于我主编时期的《向导》的责难。有人提到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时，往往要骂几句《向导》，说它拒登毛泽东此文；或者说它只登了半篇，而删去另外半篇。人们为此都把罪过归于陈独秀或彭述之。我要说明的是，这与陈独秀和彭述之无关。如果这里有什么“罪过”的活，应当由我担负，因为当时的删削之权在我。
　　《向导》有“地方通讯”一栏，材料来自各地方的党组织向中央作的报告。秘书处认为值得发表的就交给我，我再改头换面使之成为一篇“地方通讯”。改造后的文章不能太长，因为本期还有其他更重要的文章要发表。过去有人问我时，我说忘记了是否秘书处交来时关照过毛泽东此文某一部分必须删去。现在想起来，不会有此关照，因为此文删去的是后半部的“十四件大事”，而非前半部。对于农民运动的评价，有争议的恰好是前半部，而非后半部。我们当时并不像解放后那样，把毛泽东看作“神”，看作“人民大救星”，把他的著作看作神圣不可侵犯。
　　《向导》在上海出版的最后一期，仍是我编的，迁去武汉后就不要我过问了。那时是瞿秋白主编，我则调出中央去湖北省委工作。“八七”会议后，陈独秀已确定下台。瞿秋白决定把我调回中央，首先要我恢复《向导》的出版工作，可是当时已无法恢复了。中央迁回上海之后，我也奉命去恢复出版《向导》，并被任命为编辑委员会的成员。此委员会共5人，有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和我。这个委员会是虚设的，真正做事的人只有瞿秋白和我，外加几名工作人员。编辑委员会第一次开会时，我提议即将出版的中央机关报不应再用《向导》这一名称，应当改为《布尔什维克》。瞿秋白同意了我的提议。
　　大家都说：《向导》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的中央机关报。这话，在事实上说，是对的，但《向导》初创时仅仅作为某一部门中央工作的刊物，明白地说，就是用来“向导”国民革命，“向导”国共合作的。初创时，只谈国民革命，而不谈社会主义，不谈世界革命，不强调阶级斗争，另外出版的《新青年》被作为“理论机关报”。
　　其时，中央还准备出版一个“政治机关报”，但直至大革命失败，也未曾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