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郑超麟
纪念《向导》创刊七十周年
郑超麟
（1992年9月5日）
〔说明〕刊载于范用编《（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2004年3月出版。
回顾过去，时间过得飞快。《向导》周报第一期拿在我手里时的情景还犹如昨日，可是距今已经七十年了。当时，我们刚在法国成立“少年共产党”，并整顿了组织，划分了小组，约四个月后就接到国内寄来的《向导》周报第一期。当时我们大家都看了，都进行讨论了。以后接连收到了续出的各期。
次年，1923年，我们一部分人到了莫斯科东方大学读书，收到国内寄来的《向导》更快，阅读也更方便。又次年，1924年上半年，旅莫斯科支部组织一部分同学给《向导》写稿，好多人写了。我那时看《人道报》，也凑了一篇文章，论述当时法国政局的变迁，不意竟在《向导》上发表出来。好多研究的人以为我1924年上半年已经回国，其实文章是从莫斯科寄回来的。
我回到上海，是在1924年9月底，距离《向导》创刊也有两年了。我一到上海，便被中央分配任中央宣传部秘书。首先是做校对《向导》的工作，其次是管理印刷和发行。总之，是技术的、事务的工作。当时蔡和森、陈独秀、瞿秋白、彭述之都在上海。他们写文章，我剪报，供给他们资料。有一天，《向导》主编蔡和森找我，说这期《向导》字数不够，要我写一篇文章去“补白”。这是他试验我。平时碰到这样情况，他总是要向警予写篇短文，用“振宇”笔名发表（有时他自己写短文，也用“振宇”笔名）。我作了篇短文，署的是真名，想不到蔡和森采用了我这篇短文。从此，需要“补白”时，他就来找我。我有时也化名“马道甫”（我的俄文名是Марпотов）冒充读者投稿，评论一些不重要的问题，对于大的政治问题，我还不敢写文章，。因为当时中国的政治问题太复杂，我弄不清楚。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之后不久，蔡和森就按原定计划去北京西山疗养了。《向导》归谁编辑，中央没有决议。照理应归四届中央选出的宣传部长彭述之负责。可是彭述之此时正因伤寒病睡在医院。我只好以宣传部秘书身份挑起这个担子。中央没有决议，宣传部长没有委托，我不明不白地做了《向导》的主编。从五卅运动起直到1927年春，中央迁去武汉的时候。因为1925年中秋后，彭述之病愈出院，他也不管《向导》编辑的事情。起初，我把报纸编好，送给他过目，他有时看看，有时就不看。以后，我编好，就直接送给印刷厂，不给他过目了。但《向导》主编的名义，还是彭述之。他信任我，把全权付托给我。其他的领导人同样信任我。总之，我没有听到对于《向导》编辑有什么不满意的话。（解放后才听到不满意的话，此事后面要说。）
在我编辑《向导》时期内，有两件事是值得说的。第一，读者来信。真正的读者来信，都是我回答的，“记者”就是我。但有一个例外。陈独秀发表了反对北伐的文章以后，张静江以“国民政府主席张人杰”的名义，写了一篇正式的信向《向导》编辑部提出抗议。此信，则是陈独秀回答的。所用的“记者”就不是我，而是陈独秀。如此，在“读者之声”栏内，把“国民政府主席”和名不见经传的读者放在一个平面上来回答，不知在广州的“国民政府”如何反应？第二，就是上面提到的解放后对于我主编时期的《向导》的责难。有人提到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时，往往要骂几句《向导》，说它拒登毛泽东此文；或者说它只登了半篇，而删去了另外半篇。人们为此都把罪过归于陈独秀或彭述之。但如果这里有什么“罪过”的话，就应当由我担负，与陈独秀和彭述之无关。因为删削之权在我，而不在他们两人。
《向导》有“地方通讯”一栏，材料就是各地方的党组织向中央作的报告。秘书处认为值得发表的，就交给我，我再改头换面成为一篇“地方通讯”。改造后的文章也不能太长，因为本期还有其他更重要的文章要发表。过去有人问我时，我说忘记了是否秘书处交来时关照过毛泽东此文某一部分必须删去。现在想起来，不会有此关照。因为此文删去的是后半部的“十四件大事”，而非前半部。对于农民运动的评价，有争议的恰好是前半部，而非后半部。我们当时并不像解放后那样，把毛泽东看作“神”，看作“人民大救星”，把他的著作看作神圣不可侵犯。
《向导》在上海出版的最后一期，还是我编的，迁去武汉后就不要我过问了。那时是瞿秋白主编，我则调出中央去湖北省委工作。八七会议后，陈独秀已确定下台，瞿秋白决定把我调回中央，首先要我恢复《向导》的出版工作，当时已无法恢复了。中央迁回上海之后，我也奉命去恢复《向导》，并被任命为一个编辑委员会的成员。此委员会共5人：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郑超麟。这个委员会是虚设的，真正做事的人只有瞿秋白和我，外加几名不见于委员会工作人员。这个真正的编辑委员会第一次开会时，我提议：即将出版的中央机关报不应再用《向导》的名称，应当改为《布尔塞维克》。瞿秋白同意了。
在这个纪念《向导》的会议上，我只要谈事实，不要谈理论，不要谈评价。说到名称问题，就不能不稍微离开这个原则。
大家都说：《向导》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的中央机关报。这话，在事实上说，是对的；但《向导》初刊时仅仅作为某一部门中央工作的报纸，明白说，就是用来“向导”国民革命，“向导”国共合作的。初刊时，只谈国民革命，而不谈社会主义，不谈世界革命，不强调阶级斗争。中央另外出版《新青年》，作为“理论机关报”。还准备出版一个“政治机关报”，但直至大革命失败，也未曾办起来。
我上述的“提议”就是针对此点而发的。瞿秋白明白，他听了立即同意。“国民革命”已经失败了，还“向导”什么？瞿秋白也立即同意我提出的中央机关报的新名称——《布尔塞维克》。这个新名称表示中国革命从此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那时，瞿秋白的思想同我相近，他同我容易合作。可是后来，共产国际仍旧强调“民主革命”，瞿秋白跟着走，以致他和我的思想愈隔愈远了。
这方面还可以发挥，但我不愿意再说下去了。
谢谢大家！
一九九二年九月五日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