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郑超麟
记何资深
郑超麟
1991年6月7日
〔来源〕录自《现代稀见史料书系 郑超麟回忆录（下）》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
整整60年前，1931年5月21日，夜间，国民党政府逮捕了新近统一的托派组织的一批干部，我和何资深二人在内。后来何资深很有风趣地说：“这也是马日事变呀！”被捕的十余人中八个人判了徒刑，分别关押在上海漕河泾模范监狱，苏州军人监狱，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我和何资深二人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起初是分开关的，1933年夏天我们调到一起，关在勇字监5号。这是单人房间，只有一张小床，但一般都关两个人，一人睡床上，一人睡地板。地板是红漆的木板，很干净。何资深睡床上，我睡地板。我白天去做教诲室工作，晚饭后回来。他终日关在房内。
从1933年夏天起到1937年夏天释放为止，整整四年，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着。收工后以及星期日，除看书和休息外，我们都在谈话。天南地北，无所不谈。
被捕以前，我和何资深作为朋友，互相往来，一年半长久，但我并不了解他；对于他过去的工作也只知道．一个大概，我末曾同他一道工作过这四年长久的单人间谈话，才使我了解他的为人，他的过去工作。
以下所记关于何资深过去在共产党内工作的历史，绝大部分是根据他自己在狱中说的话，没有或极少去核对史料或别人的话；关于他个人的性格，则主要是出于我个人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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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资深何年加入共产党，他没有说。总是在他进入北京大学读书以后。他何年去北京读书，也未说，只说他是带着他的父亲给李大钊的介绍信到北京去的。他的父亲也是清末的留日学生，在日本与李大钊相识。我们可以想见，此时共产党已经成立，北京正在发展党员，他就在这个时候入党。进北大以前，他在长沙湘雅大学学习，后来又在南京读书。据他说，五四运动中他是长沙学生会第三个头头。那时毛泽东正在物色进步青年，曾经同他谈过几次话。当时的青年人称他为Prince，因为他的父亲是湘西一个很有势力的人物。大家认为他还能够参加反政府的学生运动，还能够提倡新思想，是很难得的。
他在北大同国家主义派进行斗争，双方甚至动武。一次他领导群众打败了国家主义派，把李璜赶下台来。新闻记者来访时，他还代表群众向记者说，是国家主义派打群众的。
1924年下半年，赵世炎回国，在北京领导党的工作时，何资深在他的领导之下，很佩服他的能力。1925年，罗亦农回国，在北京办党校，何资深入党校学习。他在南京狱中告诉我，他的一点革命知识就是从罗亦农党校学来的。
何资深何时从北京回湖南工作，我不清楚。1926年三一八事件之后北京反动，那时有一批干部南下，但大部分是去广州的。何资深似乎是这年秋天北伐胜利时才回湖南的。李维汉派他在长沙办党校。他把北京从罗亦农学来的那一套都搬出来。那些学员结业后，便担任县委书记一类的重要职务。他在狱中对我说，他在湖南省委的重要地位，就是党校造成的。
党校结束后，李维汉派何资深去做湘潭县委书记。这是何资深最得意的时候。此时正当革命高潮，群众听共产党干部的话。共产党干部听县委书记的话。有人说，在大革命高潮时，湖南各县的工作，要算湘潭县做得最好。这就要归功于何资深了。
何资深在狱中和我谈起湘潭的工作，也很得意。他津津乐道枪毙宴容秋的事，最后决定是县委书记作出的。宴容秋是湘潭县土豪劣绅的头子，农民很恨他，要杀他。但何资深还是佩服宴容秋的镇定自若。临刑时，他对群众说了几句漂亮话，仿佛说：“你们枪毙我是应当的。”
以后，何资深调回长沙去，做湖南省委的工作。
1927年4、5月间，中国共产党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何资深作为湖南省党组织的一个代表来武汉开会。我第一次看见他，就是在汉口黄陂会馆的会场上。不记得谁指给我看：这个人叫何资深是湖南的重要干部。大会后，他仍回湖南做工作，“马日事变”时，他留在长沙，没有逃走。此时，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已调中央做组织部长，新中央派了夏曦做省委书记，夏曦逃走了。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引了黄英的回忆说：“当时在省委工作的彭公达，何资深，夏明翰住在长沙。”后来中央派毛洋东做湖南省委书记。何资深做省委组织部长。此时长沙已在反动统治之下。唐生智从河南前线回师武汉，在武汉布置后便借口要亲自解决马日事变问题，回长沙来了。毛泽东发动党团员上街贴“欢迎劳苦功高的唐总司令”一类的标语。何资深出去检查工作。他看见军警撕毁新贴的标语，而且殴打贴标语的人，于是回来告诉毛泽东，说这样不行。毛泽东才下令撤回贴标语的同志。
何资深和毛泽东合作得很好。反之，何资深和李维汉合作得不好，两人相处如同水火。我不知道为了什么。何资深说，在莫斯科开的第六次大会上，选举中央委员的时候，他发言反对提名李维汉，所以李维议没有当选六届中委。抗日战争后，他从四川回到上海，告诉我，李维汉也没有当选七届中委，也是他在六大上反对的结果。对于毛泽东则不同。毛泽东在长沙隐蔽之处，就是何资深安排的。他的已故的夫人的娘家在长沙有房子，他的岳父住在那里。他安排毛泽东和他的岳父同住。两人夜里谈话很投机。毛泽东告诉何资深：“你的岳父思想很不错。”何资深说：“你不要相信他的话。他是老滑头，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秋收暴动后，毛泽东离开长沙，省委书记就交给何资深做了。
这里要让历史家去考证了：何资深究竟是以组织部长代理湖南省委书记呢，还是中央正式任命为省委书记呢？但毛泽东离开长沙后，不仅外县闹得凶，长沙本地也闹得凶。长沙闹事确实是以何资深为主角的。他化名“伍桐”，隐蔽在颜昌颐的爱人傅凤君家中，傅家是长沙有地位的绅士，如果没有叛徒出卖，别人是不会发现的。结果，何资深逃掉，傅凤君被捕去，在教育会大坪杀头。上海报纸关于此事有长篇报导。“伍桐”被写成神出鬼没的神秘人物。我在上海都看到这个报导，详细情况我忘记了，但不难找到那时出版的上海报。我们知道“伍桐”是谁。不久之后，何资深本人也到了上海。
写到这里，我的止水一般的心情也起了波动。颜昌颐是我的好朋友，他是中央军委几个负责人之一。我们两个人常在一起玩。那时他尚未结婚。军委办训练班，有些俄文教材，他拿来给我翻译，有时干脆叫我带着俄文教材去教课。每次7~8个人。记得一次教的是秘密通信的方法，我由此也增加了不少知识。我只知道药水密写一种方法，教了之后才知道不少其他的方法。北伐军到了长沙，颜昌颐也到长沙去了，在那里认识了傅凤君，带她来上海结婚。我和王若飞去吃喜酒。王若飞送了一对花烛，贴了对联：“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以后，颜昌颐要我常去他家，常同傅凤君谈话。傅凤君喜欢文学。我以为从内地来的一个女学生，不会知道很多的。谁知她谈起中国的新文学来，有些小说我都未读过，有些作家我连姓名也不知道。那几年我不去看文学刊物。但傅凤君还是欢迎我去，有时她到宣传部来找我。颜昌颐当时特别忙，常常不在上海。上海暴动胜利之后四月初，清明时节，傅凤君忽然来找我，要我同她一起去杭州逛西湖。我哪有工夫去玩呢？只好谢绝了。所以在报上看到傅凤君杀头的消息，我特别震动。
这一段故事，当何资深在狱中同我谈起长沙暴动，谈起傅凤君被杀的时候，我只静静地听，一字不提我的感触。
言归正传。逃到上海，何资深就在上海隐蔽起来，直至次年夏初，才去莫斯科参加第六次大会，他在上海期间，有两件事情可记，一件是据他说，这年秋末冬初，毛泽东秘密来上海，何中央汇报工作，他也见了面。临走时，他送毛泽东上船，拿两件礼物馈赠毛泽东：亚东图书馆标点本《水浒》和湖南省邮政地图。地图是革命高潮时邮局同志献给组织的，内载乡村邮政路线。毛泽东很重视这两件礼物。另一件事，则是1928年元旦，罗亦农在家里请客，他也出席。我在那里第二次看见他，同他谈了话。我只记得瞿秋白在他面前戏称他为“讼棍”。他在北大是学法律的。但“讼棍”的意义还不止此。旧社会的讼棍是以深文周纳，能言善辩，把黑说成白，白说成黑著称的。何资深在当时湖南工作的干部中，却有这种与众不同之处，瞿秋白注意他这个特点。
1928年春末，何资深是以湖南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去莫斯科参加第六次大会的。在大会上，党内有三种力量互相斗争。第一种是以瞿秋白为首的当权派，听共产国际的话；第二种是以张国焘为首的全总派，反对瞿秋白的；第三种是以王若飞为首的陈独秀派，更是反对瞿秋白的。在此情形之下，幕后的活动比正式开会更重要。会外，代表们三三两两在野外散步，或室内密谈，决定活动方向。王若飞在这里发挥了他的才能。
站在王若飞方面的大会代表，有汪泽楷，任旭，及其他的人；又有湖南省代表闭长何资深。这事令人惊异。陈独秀派，一般是指大革命中执行中央路线，采取上海工作作风的干部，包含北方的干部在内。汪洋楷同王若飞一起斗争，并不奇怪。任旭本是在广州工作的，革命失败后参加湖北省委，同罗亦农，陈乔年一道工作，现在同王若飞合作，也在意料中。李维汉本是陈独秀派，但在五大上态度改变了，跟着湖南方面的干部的态度也全部改变了，可是何资深在大会上，同王若飞站在一起。
原来，何资深的态度，与任旭，汪泽楷的态度不同。任旭，汪泽楷全面支持王若飞，他们反对李维汉，则是因为李维汉跟随瞿秋白执行国际路线。何资深支持王若飞，则仅仅为了反对李维汉，除了这一点外，何资深对王若飞的其他主张，虽不反对，也不支持。这件事引起陈独秀派不满意。汪泽楷回到上海就同我们说了。他不把何资深看作完全全属于我们方面的人 。
作为湖南代表团团长，何资深除在大会上同王若飞一起进行内部斗争外，还有其他活动，即是报告和讨论有关湖南的工作。在这方面，他以湖南代表团团长身份，有更大的发言权。他以湖南代表团名义写了一个报告。内容无疑是不利于李维汉的。他很得意地说：这报告已作为大会文件存入第三国际档案了。总有一天发表出来。我听他说这话至今已有五十多年，近年第三国际的档案也发表了不少，不知中国的党史工作者，曾见此报告否？何资深没有告诉我报告的详细内容，但他告诉了我报告的标题，这标题，我很欣赏，叫做《从马变到牛变》，意思是说：从马日事变到秋收暴动，“牛者农民也”。
陈独秀派虽然不把何资深看作完全是自己方面的人，但六大选出的中央还是视他为陈独秀派。六大开过后，国际为了避免党内斗争，把三派的头子（瞿秋白，张国焘，王若飞）都扣留在莫斯科，作为中共驻国际的代表团的成员，三派的代表则可以回国，但陈独秀派的代表不能重用。何资深何国，派去山东省做工作，中央通知山东省委书记（一个工人），不能派何资深做“政治性质”的工作。这位书记告诉了何资深。结果派他做省委秘书长。大概以为秘书长不过是办理省委事务而己，并非“政治性质”的。
开始工作没多久，叛徒出卖，省委被国民党破获了，大批干部被捕，何资深亦在其内。
在上海，共产党案件是军法审判的，犯人关押在警备司令部。在山东，当时的共产党案件仍归司法审判，犯人关押在法院看守所。这批犯人中最重要的是何资深和邓恩铭两人，所有政治犯都服从此二人指挥。当时形势险恶，司法机关不会比军法机关量刑轻。他们都经过法官预审，法官称何资深为“何秘长”。叛徒报告得清清楚楚，假名伪装没有用。法官也曾来看守所视察，看见这些政治犯都摇头叹息，爱莫能助。前面只有一条死路。何资深和邓恩铭决定带领同志越狱，他们从看守所关押处看得到临街大门，计算了距离，决定在下午开饭时，趁看守开门的机会，集体冲出去。他们于是分析所有政治犯的倾向，什么人可以预先商量的，什么人只能临时通知的。有些人临时也不通知。当时所有政治犯都关在一起，互相接触，谈话，各人倾向都清楚的。到了行动的一刻，看守刚刚开了关押室的门，几十个犯人一齐冲了出来，冲向临街大门跑去。后面看守急忙追赶。但在犯人群中，何资深一人偏不冲出大门，他走向大门边墙缺，由墙缺出去。
那些从大门出去的，只有极少数的人逃脱，其中有个姓武的莫斯科回国的学生（似名武和靖），其余都被看守捉回来了，包含邓恩铭在内。何资深一个人从墙缺走到大街上，便从容不迫地同普通人那样走路，没有引起人注意，走出市外，沿着通泰安的道路走去。
写至此处，我想起最近出版的《红色的起点》（叶永烈著）一书中，有关于邓恩铭之死的一条，因此翻出此书来看。其中所说，与何资深狱中告诉我的话有出入。我不能坚持一定是何资深说得对。叶永烈书中提到的何自声就是何资深，提到的越狱日期是7月21日，当是可靠的。当时上海大报有记载，所以我们住在上海的人未见何资深来到，就知道这件事了。
何资深自言，他连夜走向泰安时，路上被警察扣留，带到哨所，等候盘问。何资深看出这警察是吸毒的，于是拿出几块大洋给他买“白面”。警察拿去买了“白面”，装在香烟内吸得糊里糊涂，于是他就逃出哨所了。这件故事，可能是他想像的。
他走到泰安，找到一位女同志的哥哥，由那里买到火车票，直达上海。他找一个小旅馆住下来，次日上午到同孚路和慕尔鸣路寻找，很快遇到中央交通员柏载昆，就找到中央了。他知道当时中央机关就设在这两条路附近。中央看了报，也知道何资深从狱中逃出来。
他安置好了以后，就来提篮桥附近找我们。
※ ※ ※
这里应当回头追叙一件事情。
他的爱人张以森，就是1927年五大期间大会秘书处刻蜡纸的那个十分漂亮的小姑娘。当时好几个大会代表，特别是年轻人，被她所迷了。他们开会中间，常常跑到会场右边秘书处的房间望一眼。当她有事出去后，许多人故意站在回来的路上，不让她过去。她很大方地推开他们。当时，她只有十七岁。大会以后不久，我们听说张以森同何资深结婚了。两人年龄相差十三岁。何资深的元配夫人，死去了遗下一女一男，据说是投水自杀的。1928年张以森来到上海同何资深住在一起。何资深去莫斯科开会，把张以森托给夏之栩照顾，夏之栩把她安置在蔡振德住的一幢屋子的亭子间，在蔡振德家里吃饭。我1928年下半年在夏之栩家看到她时，她正在打麻将，肚皮已经很大了，不久就生了一个女儿，一切都是夏之栩照顾的。
1929年2月间，我和爱人也搬到蔡振德家中居住，我们住三楼，张以森就住亭子间，蔡振德夫妇和小孩子住二楼。那时已经知道何资深在济南被捕了。张以森找何家亲戚设法营救。一天有个湖南人来找她，她借我的三楼招待客人。来人姓袁，是何资深的一个亲戚。1929年3月18日，国民党警察局来我们家里逮捕张以森，顺便到二楼和三楼搜查。发现文件，就把蔡振德一家人和我一家人都捕去了，到警察总局才知道，是那个姓袁的亲戚向南京的湖南同乡会告密，湖南同乡会行文上海警察局来逮捕的。我们两家不过是因同住一屋而受连累而已。这个官司好打。我们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受审，结果张以森判了八个月徒刑，同新生的女儿一起解往漕河泾监狱执行；我们两家则交保释放。蔡振德每月去漕河泾探望，知道张以森何日刑满。
何资深逃到上海时，张以森尚在漕河泾监狱中服刑。他在济南狱中已经听一个犯人说起张以森被捕的事情了，这个犯人是新从上海去山东的，上海报纸登出这一条这消息。除张以森不能不用真名，王绍华和刘静贞也用真名外，我和蔡振德都用假名。我名王绳祖，蔡振德名刘士奇。那个同志误以为“刘少奇”，于是对何资深说：“你的爱人同刘少奇一道被捕了。”何资深到上海后才知道真相。
中央派何资深做地下的上海总工会的秘书长。他晚上总是到提篮桥一带来找我们聊天。到了张以森出狱前一天，他和蔡振德二人开了小旅馆，次日一早，蔡振德便雇了汽车去漕河泾监狱接张以森，可是太迟了，济难会已经把她接走了。李维汉告诉她，何资深正同陈独秀一起进行反党活动，要她勿去找何资深。她坚持要去找何资深，于是这对几乎死别的夫妇终于团聚了。
李维汉此时在江苏省委工作，但中央仍歧视何资深，加以他同我们接触了几个月，在政治上就完全站在我们方面，正式参加了反对派，夫妇二人都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了名，因此被中央明令开除。
在左派反对派组织中，1930年间为“统一”问题发生争论时，陈独秀任命何资深为秘书长，从此他积极参加了托派运动，同陈独秀合作得很好。内部斗争，统一运动，大会筹备，人事安排，等等方面，何资深出了好多好的主意，使得运动能够顺利进行。可是，他自己并不想在未来的领导机关中占据一个什么位置。无产者集团出席统一大会的代表，其名单就是陈独秀和何资深拟定的。
会场的租赁，家具的购置，住家的安排，等等，就是何资深一于包办的。各派代表也是何资深带入会场，大会开幕后若干迟到的代表，也是何资深带引入场。
1931年5月21日傍晚，我知道了当夜十点钟要捕人的消息，便去几个地方通知，我去陈独秀家通知明天的会议不开。我绝未想到要去何资深家中通知。因为他不参加明天的会，他的家又很秘密，知道的人很少，这些人都是老同志，可靠的。我得到的仅仅是当夜要捕人的消息，至于什么人告密，则出于猜想。猜想中的人，都是新交的朋友，他们不会知道何资深的家。如果我当时能去何资深家告知捕人消息，就好。他警惕性高，可以预测告密的人正是老朋友，正是一般认为没有问题的人。
最初被捕的是我们夫妇。汽车把我们送到提篮桥巡捕房后又出发了；不久就送来何资深夫妇和小孩。第三次送来的，是大会会场内居住的人。次日上午则是约定去那里开会的几个人。
何资深夫妇一来，我就知道告密的叛徒是谁了。
以后的事情不值得多说，军法会审结果，我判了十五年徒刑，何资深判了十年徒刑，其余的人判了六年徒刑。（有一个人只判二年半）。
我们先关在漕河泾监狱，一二八战争时，全监狱犯人转移到杭州去，其中一部分后来送去苏州军人监狱关押。我们一案中只有我和何资深二人由苏州解去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服刑。起初二人是分开的，一年多以后就调到一个小房间了；直到1937年8月出狱的时候。
他是1937年8月19日出狱的。当时陈独秀尚在老虎桥监狱中。他去狱中见了陈独秀。陈独秀安排他和我夫妇去安徽绩溪县汪孟邹家中暂住，次日他就由我的爱人送去芜湖了。
那么，他的爱人呢？张以森在他入狱后不到一年，就带着女儿同另外的人组织家庭了。我们1932年春知道此事。
我八月廿九日才出狱，次日便同爱人一起到绩溪县去。我们同何资深在那里租房子，起伙食，经历日机轰炸，到1938年元旦，他动身回湖南去，我们夫妇留在绩溪县，直至1940年春天才抱着一个新生儿经过浙江回到上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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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何资深绝交了。第一次就在他离开绩溪县回湖南的时候。他要我们夫妇跟他一起到后方去。我不同意。一来后方在国民党政权底下，国民党随时可以再把我关起来，因为我此次出狱是以战时疏散监狱之名释放的，并非刑满，亦非赦免，是假释而已，后方还有监狱可以收押犯人；即使不关我，我每日也要提心吊胆；二来，我在后方没有家，无法生活，在上海可以译书，卖钱，何况托派组织设在上海。何资深以为他的坚强意志可以压倒我，使我屈服，坚持要我们到后方去。于是他和我大吵一场，从此二人不说话。1938年元旦，他一个人动身回湖南去了。他不告别，我也不送行，去后也不通音讯。直至1946年，他准备由四川回上海，才写信给我，我回答他的信，完全不提那种争吵的事情。他到上海后，我当作老朋友招待他，住在我家一段时间。
但最后，在上海市大监狱中，我们二人又绝交了，确定地绝交了。此事留在后面再说。
我和他二人无法合作，也无法做朋友，因为性格不同。在南京监狱单人间同住四年，我认识了他的性格，他也认识了我的性格。我当时就想，这个人无法同我做朋友，真正意义下的朋友。
他在那四年中，几次同我谈起曾国藩的“挺经”，这就是：看准一个形势，就要决定行动。一开始行动，就要贯彻到底，此时一切其他事情都可以不顾。这最后一句包括很多意思，其重要的意思就是：在你贯彻你的目的的行动中，切道德，信义、人情，等等，凡能妨害你的行动的，都可以不必去顾虑。
曾国藩的事业和著作，我没有研究，不知道他是否提出这个“挺经”，或别人是否传达他的“挺经”，但照何资深所阐述的那种理论，我很熟。这就是有名的“马嘉维利主义”，也就是耶稣会的信条：“为目的不择手段”。这个理论是非，争论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至今未得定论。有名的弗德烈大王曾著作一本《反马嘉维利主义》的书，但说归说，做归做。这位普鲁士国王一生行事，正是信奉马嘉维利主义的。我今天不过提到而已，并不想对此理论作出判断。总之，在人类社会中还存在阶级斗争时，马嘉维利主义是不会绝迹的。
何资深很看不起知识分子、专家、理论家、学者。他把党内干部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组织型，一种是宣传型。他看不起做宣传工作的干部，认为这些人必须服从做组织工作的干部的领导。他认为只要有政权，领导人就可以使学者、专家及一般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工具，要他们怎样做，他们就必须怎样做。
我感到，我从何资深听来的理论，不是何资深一个人的，是湖南人的，也不是湖南一省人的，是全国人的，全人类的，可能在曾国藩提倡之下，湖南人中较多流行而已。
何资深性格的形成也是与此有关。他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他的父亲清末去日本留学，参加了辛亥革命，做了荆州镇守使，以后回老家安乡做了地方上有势力的人物。何资深少时在家里当大少爷，在长沙读书时，人家称他为Prince。
父子间的关系很不好。据他说，他是站在母亲一边反对父亲的。父亲讨了姨太太，姨太太欺侮他的母亲，他气得拿出手枪把姨太太打死了。一天，他看了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小说，同我谈起父子关系问题。他说，在大革命高潮时，安乡县委书记来长沙找何资深，告诉他安乡农民要杀他的父亲，请他劝父亲逃走。何资深告诉我，这个县委书记“很糊涂”，意思是说：农民要杀，就杀好了，何必问他。他说这话的态度使我惊骇。如果我面临这个问题，应当如何处理？我考虑了好多天。最后，我想，我没有面临这个问题，何必自寻烦恼呢？才丢开了。
1927年五大开会期间，何资深的父亲还是逃来武汉，住在汉口市市长李国瑄的家里。李国瑄是何资深的北大同学，二人的感情很好。据何资深说、他父亲在街上看见一辆汽车驶过，其中坐着何资深和李国瑄。问人，知道李国瑄是汉口市市长，次日便去李国瑄家拜访，自言他是何资深的父亲，于是李国瑄就留他住在家里。何资深力辩此事与他无关。
大革命失败后，何资深的父亲自然回到安乡老家去了。但解放后，他仍免不了被镇压。
何资深由绩溪县回湖南后，仍旧住在安乡老家。他的前妻生的一女一男已经长大，尊敬他这个父亲。他对儿女似乎没有感情。不久，他就从安乡来到长沙，同旧日的老朋友往来，又同在汉口的陈独秀通信。《新华日报》诬蔑陈独秀为汉奸后，他就从长沙来到武汉，照顾陈独秀，以后又去四川照顾陈独秀，一直到陈独秀死后料理后事，搜集遗稿，同商务印书馆订立出版合同，到上海后又集资出版陈独秀晚年的论文和书信。这些事情费了他不少心血。这是何资深做的好事，他有北大同学会委托他照顾陈独秀的名义。换一个人，陈独秀身后的事情不会做得这样好，虽然有许多人为此对他很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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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夏末，何资深由四川来到上海。我仍旧把他当作老明友招待他。他在我家住了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安排他的生活。我们二人谁也不提在绩溪县的争吵。我们当时已有组织，开会时，如果他在旁，也让他参加，表示意见。但他总是疑神疑鬼的，很注意我们的社会关系，我们在工人区办了一个小学，刘静贞在小学教书。小学高年级有一个女学生名金家凤常到我家来。有一次，我们在闲谈中谈到金家凤，他很注意听。原来，国民党有个特务也叫金家凤，姓名相同，本是北大同学，在武汉和四川时常来看望陈独秀的，何资深也认识他。何资深以为我们说的就是这个金家凤。我想起来觉得可笑，有意不给他说明。他那个时候内心深处相信了中共给我们的诬蔑，说中国托派组织是国民党的特务。他处处留心寻找证据。
何资深是这样一个人：从来不愿以真心对待朋友，也不相信朋友是以真心对待他。所以他一生没有一个真心的朋友。他自言，少时在家中看见他的父亲处世待人的种种作法，也学会了这种作法。以后他在革命组织内，也采用这种作法。我们把社会关系向他公开，介绍他认识我们的朋友。可是，他总要怀疑这些朋友背后有国民党特务。
他从四川来到上海那几年，主要的工作是整理陈独秀遗稿，同商务印书馆联系出版遗稿的事情。胡适每次来上海，他在报上知道了，总要去找胡适，主要也是为了遗稿的事情。这里，可见胡适虽在政治上同陈独秀距离很远，但私交还是很好的，关心陈独秀的事，每次都热情招待何之瑜，把何之瑜看作陈独秀遗嘱的执行人。（何资深出狱后就以何之瑜为名，胡适不知道他曾名何资深）。不管怎样，何资深这几年的活动总是有贡献的。
他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是陈独秀的非政治性的著作，音韵学，文字学一类的文章，分量不少，整个目录见他写给胡适的信，发表于北京出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听说这些著作，台湾商务印书馆已经出版了。
至于陈独秀的政治性著作，那是商务印书馆不敢接受的。何资深也带来上海了。他说，陈独秀死后遗下片纸只字，他都收集起来。他把陈独秀晚年在文字学研究余暇写的几篇政治文章和书信编成一本小册子，集资出版。这也是好事，我支持他，也替出版费募了捐。他要我署名同他合编，我却拒绝了。文字学等著作我不懂，他编时可以不同我商量（他自己也不懂文字学）。为什么这些政治文章，要等他完全编好付印时才要我署名呢？这也是何资深对待朋友的一种手段。我不知道陈独秀有无其他政治文章和书信，被何资深扣留下来没有发表的。
1948年底和1949年初，我们决定召集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一个正式的党，决定邀请何资深参加筹备工作。何资深答应了，我们开了几次筹备会，又写信同外地同志联系，分工起草文件。这个大会一直到1949年4月17日才开成，到了十几个人，开了上下午二次会，选出中央委员会。何资深也当选。
会后一个多月，上海就“解放”了。那时王凡西已经去香港，中央委员会留在国内的，有何资深，黄鉴铜，俞硕遗，我共四个人。我们决定增补蒋振东为中央委员。
何资深根本不信任黄鉴铜和俞硕遗，他不赞成我常常召集中央委员。他向我建议，凡事由他和我二人决定就够了，中央委员会只能作为一种形式。我不接受他的建议。我怀疑他要做最后决策人，通过我去执行他的主张。我还是召集五人委员会讨论和解决问题。1952年秋天，俞硕遗被捕（表面上是派他参加一个代表团去安徽调查卫生，隔一段时间还收到他从安徽寄回来的信）。五人委员会就不开会了，但何资深和我还经常见面，交换情报，我渐渐觉得他改变了态度。一次，我得到一件危险的消息，赶紧去找他，告诉他，同他商量对策。可是使我大吃一惊，他很平淡地说：他早已知道了。他知道这个消息，为什么不来告诉我呢？我想起最近一段时间他的态度和言论。从此，我不再去找他了。他已经很久不来找我。我们二人事实上绝了交。这是我们被捕前一个多月的事。
1952年12月22日，我们被捕。从此，我什么都不知道了，只能猜想。我想，何资深也一定关在这个“第一看守所”内。
1956年6月29日，我隔离关押已有三年六个月零七日了，忽然被解往市监狱，在押解中才看到尹宽和另一个同志，在监狱中又看见当时已解来服刑的三十几个同志。原来是把全案犯人，不论已判刑的和未判刑的，集中起来，进行学习和参观的。已判刑的人也是分开关押的，此次才调到一起。
我看见了何资深。他判了无期徒刑。我们还谈了话，虽然不许多谈。男犯人共分三个学习小组，每组十几个人。何资深和我编在一个小组。
在第一次小组会议上，各人表示态度。我注意听。轮到何资深发言时，我更加注意听。
他说了很多话，大意是：“托派都是国民党特务，多数派是国民党特务（他没有举出事实），少数派也是国民党特务（他也没有举出事实），惟有陈独秀不是国民党特务，陈独秀已经公开声明不是托派了。”我听了他的发言大为惊讶，想不到他会堕落到这种程度！不记得是我立即反驳他，还是等到我自己发言时才反驳他，总之我说了许多话，意思是问他何资深自己是不是国民党特务。他急起来，力辩他自己不是国民党特务。
从此时起，我就不同他说话了。他走来同我说话，我也不回答他，路上相遇，我也不同他打招呼。这是确定的绝交，再没有和解之余地了。
小组会上那个发言，如果不是何资深说，而是别的人说，我都可以原谅。即使当时生气，事后也可以淡忘的，惟有何资深说这种话，我不会原谅，不会淡忘。
另一个老朋友尹宽，当时编在另一个小组，他的发言我未听见，事后有人告诉我，尹宽也说多数派是国民党特务，但他举出事实，抓着几件似是而非的事实不放，他也从来未曾说少数派是国民党特务，因为连似是而非的事实，他也没有。我后来告诉尹宽，你说的多数派那些事实，我都知道，这些事实同国民党特务无关，我可以说明的，但在监狱内就不必说明了。至于彭述之，我们同他有许多账是要算的，不过将来有机会再算，何必在敌人监狱内算呢？尹宽不听我的劝告，一有机会就要说多数派是特务。
我和尹宽二人没有判刑，学习完毕就解回看守所。不过不是去第一看守所，而是改押在第二看守所，那里管理松些。次年8月17日，我和尹宽又解来市监狱了，别人也从散居的地方集中到那里来。我又看到何资深，仍没有同他打招呼。他们说，此次集中，人数比上次少得多，因为刑期短的人都已释放了。集中的目的是要去外地参观。可是我和尹宽二人只在市监狱住了三天，就解回看守所去。原来上面认为我们二人“不能接受教育改造”（这话是很重的话，等于死刑），别人，包含何资深在内，后来都去北京，东北，武汉等地参观了。我以后听到别人说起何资深在参观中许多故事，都可以表现他这个人当时的思想。不是我亲见亲闻的事情，这里就不说了。
1957以后，我就没有再见他的面。当我1964年同他们再度集中学习时，何资深已经死了。1960年死的。死因都说是中风。他本米有高血压病。
一九九一年六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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