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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蒋光赤、萧三、王独清
郑超麟 口述 郑晓方 记录
（1990年3月17日-8月12日）
谈蒋光赤
问：蒋光赤20年代初期留学于苏联，那时您也在苏联留学，您认识他吗?
答：认识，而且是好朋友。我1923年春天到莫斯科进东方大学时，蒋光赤已经在那里读了两年书。他是第一批从国内直接去莫斯科的，同时去的有三十几个学生。
问：蒋光赤在苏联时已经开始文学创作了吗？
答：他那时已经以作家自居，写许多新诗了。以此，他在东方大学的中国学生中处于特殊的地位，这地位决定了他的一生。
问：当时在苏联的中国学生怎样看待文学呢？
答：初去苏联的学生三十多人中发生了内部斗争，渐渐形成互相对立的两个派别。一个三十多人的团体总归要闹矛盾，要相互斗争的。首先是谁领导谁的问题。他们都是青年团员，但出国时未曾成立团委，到了莫斯科后才去竞争谁当书记。
这两个派别，爱好文学的人自然而然地属于同一派，两派斗争不久就分出胜负来了。内地学生占据了领导地位，成立了旅莫支部，书记是罗亦农，组织是卜士奇，宣传是彭述之。三人都是湖南人，他们都不爱好文学，也不懂得文学。跟随他们走的，还有几个浙江学生，但都不是文学青年。反之，所有文学青年都是反对派，其中有蒋光赤，有以后驰名的曹靖华、韦素园，以及其他的人。反对派中自然也有非文学的青年。因为双方斗争基本上是谁统治谁的斗争，而文学与非文学的斗争是占次要的位置。
旅莫支部中当时造成一种气氛，仿佛说：我们来莫斯科是要学习革命，不是要学习学问的。我们要做革命家，不要做学院派。支部领导并不明白地反对文学，却鄙视文学青年，以为这些人不能成为好同志。
1922年暑假，学校成立一周年了，物质生活艰苦。支部于是叫人自报，愿意回国，还是愿意留下学习。反对派，包含文学青年，多自报回国，但蒋光赤自报留下来学习。反对派中的抱朴也自报留下来学习。这两个人是有勇气的。留下来学习，不仅物质生活艰苦，而且要受同党同团的同志歧视和打击。
应当说，1922年暑假自报同国的学生并非都是反对派，也有当权派的。他们回国也并非完全为了不能吃苦，也有为了革命工作的。可以说，反对派中回国的人多，留下来的人少；当权派中留下来的人多，回国的人少。
我们十几个人初到莫斯科时，所遇的气氛就是如此。旅莫支部的领导人，管组织的卜士奇刚回国去，剩下的是罗亦农和彭述之。他们的领导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他们造成的反文学的气氛是有约束力的。我们从法国去的人中，萧子暲（后改名萧三）是文学青年；王若飞也是文学青年，他在法国每期必看《小说月报》；我在法国也看了不少法文小说，也译了一本《文学入门》。但到了莫斯科以后，我们都收起来了，绝口不谈文学，觉得支部领导人说得也许有道理，他们毕竟比我们多领会一些十月革命的经验。所以，我们这些人当然站在支部领导人一边。
我们刚到苏联时，大家都在冷落蒋光赤和抱朴，见面时也不打招呼一下，从不同他们往来。我们上课时，这两人也曾替我们当翻译。我们都住在大学本部的宿舍里，而这两人则住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广场（似名普希金广场）东边女修道院楼上一个房间。支部领导人不放心，派一个华工王鸿勋跟他们一道住。我倒与他们来往，常常到他们的房间去，同他们聊天，有时同他们去逛马路。为此，我在小组会上屡次受了批评，但我并不改。我觉得同别人谈话都是一本正经的，同抱朴和蒋光赤谈话则可以随随便便，像朋友一样。但为此推迟了我由团入党的时间至几个月之久，直到内定要派我回国的时候。
因此，现在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要了解党员作家蒋光赤，必须先知道他在莫斯科这一段的生活，知道当时时代的要求和蒋光赤本人对此时代的反应。
问：刚才您说，王若飞、萧子暲和您在法国时都是文学爱好者，但到了莫斯科以后却抛弃文学了，您本人觉得可惜吗？
答：没有什么可惜的。我在法国也是把文学当作副业。初去法国时想进大学，主要精力放在准备入学考试上。后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主要精力便转移到革命理论研究上了。以后参加“少年共产党”，那就研究之外还要活动。但作为业余，作为休息，作为提高法语水平，我始终未曾放弃看法文小说、读法国文学史以及一般的文学理论。到了莫斯科，在旅莫支部造成的气氛下，才完全抛弃了这种业余嗜好。即使不抛弃，在回国以后那种工作条件下，我在文学方面也不会有什么成就的。除非像蒋光赤那样，把文学当作正业，而把革命理论和革命活动当作业余。我年轻时不会选择文学道路的，年老回顾也没有觉得惋惜。
问：蒋光赤回国以后的情形怎么样?
答：蒋光赤是1924年第一批回国的，比我早两个多月回到国内。同行回来的好多人都派在党内或团内工作，惟有蒋光赤派在上海大学教书，而且是在中国文学系教书。他常来秋白家，中央宣传部就设在秋白家里，我也住在那里，因此常同蒋光赤见面。他自己住在成都路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处一个亭子间里，我也曾去看他。沈泽民夫妇住处离他不远，我就在他家初会沈泽民。冯玉样倒戈，孙文北上之后，上海群众运动起来了，先有“国民会议促进会”的运动，后有孙文追悼会的运动，这两次都是全体市民的运动，领导的是我们的同志。他们通知所有同志参加，把蒋光赤、沈泽民、我三人编成一组，上街演讲，发传单，但只限于中国地界。讲演是蒋光赤和沈泽民的事，我参加发传单。蒋光赤表现得很勇敢，很努力。他告诉我，1920年出国以前，他来上海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那年五一节他就一个人在外滩公园附近发过传单。
在这个时候，遵守纪律，服从命令，进行党所分配的工作，并不妨害他的文学活动。他在上海大学教文学，组织学生成立文学团体，编辑文学刊物，出版自己的文学著作，并不妨害他作为党员应尽的义务。他的文学活动，同我见面时是不谈的。他知道我仍抱有旅莫支部对文学活动的成见，既不会参加他的活动，也不会发生兴趣。当时我们做党的工作的人都是如此。惟一例外是瞿秋白，瞿秋白自己不搞文学活动，但支持蒋光赤从事文学活动。
不过在孙文追悼会运动之后不久，蒋光赤就遇到难题了。冯玉样接受了苏联的援助：金钱、军火、顾问。苏联军官派到张家口来，需要翻译人员。中央从上海大学调出蒋光赤去北京，受北方区调派，北方区派他去张家口作苏联顾问的翻译。那里是没有什么文学活动可搞的。蒋光赤不能不服从调派，但内心是不愿意的。他在张家口工作了不久，党性和文学的矛盾就发展到了极点。他写信给北方区组织，要求调回上海。组织当然不准，于是他不顾一切，自动离职跑回上海。这在当时是党纪所不能容许的。赵世炎报告中央，要求严厉处分蒋光赤。我不知道此事的下文。但显然没有开除党籍。他照样在上海大学教书，照样来中央宣传部串门，照样三日两头到瞿秋白家中高谈文学，照样发表他的文学著作。不过从此之后党组织再未分配他的工作了。他也不依靠党的生活费过生活，他的稿费足够他过活。他是否编入支部，我不清楚。莫斯科老同学，罗亦农、彭述之、赵世炎、王若飞等人，都不愿意谈到他。我还是同他往来的，有时在西门路秋白家里看到他，有时他来福生路宣传部看我们（宣传部搬到横浜桥以后，他就不来了）。春秋佳日，我和他常去郊游，一次去南翔游古猗园，一次去炮台游海滩，但他从不同我谈文学，我也不同他谈工作。
在这个时期有三件事情可说。一件事情，我在他处已经说过了，即是：一次，他来福生路宣传部时，恰逢沈雁冰也在宣传部，我同时招待他们在客堂谈话。想不到这两个人为文学问题争起来了。一个站在创造社方面（蒋光赤常在《创造月刊》上发表文章），一个站在文学研究会方面，我作主人不知如何调解才好。另一件事，则是我未曾说过的。1926年，陈碧兰新任中央妇女部部长，主编《中国妇女》杂志，可是没有人写文章。她要蒋光赤和我两人各写一篇文章，写妇女运动问题，但须用女性笔名，蒋光赤用了“广慈女士”为笔名，我用了“绮纹女士”为笔名。还有一件事，是1927年10月的事情。那时我已随中央迁回上海了，蒋光赤约我见面，地点在北四川路创造社的一间房子里。一见面，蒋光赤就取出一张出版不久的小报给我看，上面有消息说共产党内盛行争夺爱人，蒋光赤的爱人被郑超麟抢去了，蒋光赤泣诉于陈独秀面前，陈独秀偏袒郑超麟，判决这个爱人归郑超麟所有。我看了这消息哈哈大笑，蒋光赤也笑了起来。蒋光赤的爱人，我连面都未见过。
中央在武汉时，蒋光赤也到武汉去了。他在武汉没有工作，便在爱好文学的青年中间活动，组织文学社团，准备出版刊物。不久，武汉反动，他和这一批文学青年回到上海，很快就成立了太阳社。
在反革命以后的上海，我同蒋光赤很少来往。我住的宣传部机关不能让他来，他住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偶然有事，需要见面时，只能通过组织约好时间和地点，记得有一次太阳社支部在钱杏邨家开会，我曾代表中央宣传部去参加。一次我去林伯修家里同他们几个人谈话，蒋光赤告诉我，他在《太阳》上写文章，说人的一切知识是从经验中产生来的，可是《文化批判》认为这话不对。我又记得他告诉我，王任叔发表文章批评他写的《短裤党》，说只有群众没有主角。他同我说这些话，是要我运用中央宣传部的权威制止人家批评他，但我没有理会。
1929年我脱离中央宣传部以后，就没有再见到蒋光赤了。
他死于1931年，那时我已经关在国民党狱中。
问：请您谈谈蒋光赤的作品当时影响的情况。
答：蒋光赤的小说，我认真看了一遍的，也只有《短裤党》。不错，他最早出版的《少年飘泊者》我也是匆匆翻了一遍的。其他的小说，我连碰也未碰过。至于他的诗，我从未读过一首。
记得《少年飘泊者》出版不久时，我的房内写字台上放了一本。一天，陈独秀来我的房间，拿起来翻了一遍，说了他的评价，那是很不好的。瞿秋白支持蒋光赤搞文学，但他的评价也不高。记得有一次，秋白、光赤和我三人，在秋白家中谈文学，蒋光赤有事先走了。他刚出去，秋白就对我说：“这个人没有天才。”我同意他的话。现在我想，中国提倡“普罗文学”的第一人，如果不是蒋光赤，而是瞿秋白的话，那么成就一定更大。秋白是有天才的，但他不愿放弃政治活动而从事文学活动。六届四中全会后，他被迫放弃政治活动去作文学活动，成就也不大。我们并不希望中国历史出现一个文学家瞿秋白，哪怕他能写出像《子夜》那样的小说，也是一种损失。
问：据说《短裤党》中大多数人物是真人化名的，请您谈谈这部作品。
答：蒋光赤的《短裤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瞿秋白和蒋光赤合著的。文字是蒋光赤写的，但立意谋篇有瞿秋白的成分，连书名也是瞿秋白定的。但这个书名定错了。秋白要借用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群众的特殊名称Les Sans–Culottes来称呼蒋光赤书中所写的革命群众及其领导者，但将Les Seans–Culottes译为“短裤党”，则是错误的，此字恰好应当译为“长裤党”。原来，法国贵族服装有个特别标志，同平民不同，即是贵族要穿一种短裤，名为Culottes，面料、做工都很讲究，甚至绣了金丝银丝，裤脚很短，只能盖着膝盖，小腿则穿着长统袜子，袜子也是做得很讲究的。平民穿的是长裤，即现在的西装裤子。
蒋光赤这部小说写的是1927年2月间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的故事。故事自然是虚构的，情节也不符合于当时的事实。王任叔认为此书只有群众，没有主角，蒋光赤则辩护说：没有主角的群众小说也是一种新的体裁。我则以为不能说书中完全没有主角，史兆炎、杨直夫也可算作主角。
书中可注意的，是那些活动人物有原型，从他们的性格和姓名可以看得出来，这是有历史价值的，可供后人研究此时代的活动人物作参考。当然，这是小说，其中所写的人即使有原型，也不会完全符合于原型。事情发生以及小说出版，距今已有63年了，恐怕现在的人已经很难把书中的人物形象和真实的人对照起来了，我应当就我所知道的指出来，供后人研究。
林鹤生——似乎是以何今亮（汪寿华）为原型，但又不像，就工作和性格来说都是不像的，连姓名也没有可联系之处，惟有留着小胡子像。
郑仲德——陈独秀。他是最高领导人，主持会议的。性格、态度、语言都相似。陈独秀字仲甫，姓名只有一个“仲”字相同。
鲁德甫——彭述之。性格、相貌、态度、语言都相似。彭述之的俄文名叫做彼特洛夫，这是后三字的谐音。
曹雨林——郑超麟。名字谐音，性格相似。
易宽——尹宽。名字谐音，相貌相似。
何乐佛——罗亦农。他的俄文名布哈罗夫，这是后三字谐音，他确实是“架子十足”的。
史兆炎——赵世炎。名字谐音，但事实上不像他，只有接近工人，主持工人运动这一点像他。
华月娟——书中是史兆炎之妻，但不像夏之栩，她不作工人运动。
杨直夫——瞿秋白。以他的爱人之姓为姓，性格、地位、态度相似。
秋华——杨之华。以秋白名中一个字为姓，性格相似。
鲁正平——似乎是以顾顺章为原型，但完全不像，姓名也没有联系。
以上都是正面人物。反面人物的原型是：沈船舫影射孙传芳，李普璋影射李宝章，张仲长影射张宗昌，皮书城影射毕庶澄，章奇影射张继，郑启影射曾琦，左天宝影射左舜生，李明皇影射李璜，等等。
问：你认为小说中的“曹雨林”形象与您本人像不像？
答：小说中写的“曹雨林”，说他“不爱多发言”，说他厌恶彭述之开会时多说废话，说他对瞿秋白有好感，——这是符合事实的。但说他干涉彭述之发言，说他在秋白发言后称赞秋白说得好，则不是事实，我不会这样做的。
蒋光赤未曾参加过中央会议或区委会议，也未曾旁听这些会议。小说写的这方面的事情，是他间接从瞿秋白听来的。不过小说虚构却留下一件事实，即我很早就厌恶彭述之。
问：蒋光赤的一生应当如何评价呢？
答：蒋光赤是个悲剧。他临死之前不久还被开除出党，据说并非为了路线斗争，而是为了文学活动不能与党员的义务相容。我们那时都是把党的工作看作高于文学活动的，像蒋光赤那样把文学活动和党的工作相提并论，这在当时是行不通的。
问：您同蒋光赤的个人关系如何？
答：作为朋友说，我现在还怀念着这个人，我们常在一起玩，很谈得来。可是，从1929年初，我退出宣传部以后就没有同他见面了。他同我同年，月份比我小。他如不死，今年也是九十岁了。
一九九〇年三月十七日
谈萧三
问：上次您在谈蒋光赤时，说到你们这批从法国去莫斯科学习的青年人中有几个是喜爱文学的，其中您也提到了萧子暲。他就是后来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萧三。请您谈谈萧三早年的活动情况。
答：大革命失败以前，他始终叫做“萧子暲”，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领导机关“特委会”，他也是成员之一。现在保存下来的“特委会”记录，出席的名单上也写一个“暲”字（或“璋”字）。革命失败以后，他再去苏联，不知何时起才改名“萧三”从事文学活动了。我在莫斯科同他相当熟，革命高潮时他在上海青年团中央做工作，我同他更熟，常常陪他和他的俄国老婆逛公园。
问：他有个俄国老婆？
答：是的。一个俄国女孩子，他在哈尔滨认识的。那时，我还会说几句俄国话。
我们在莫斯科读书的时候，旅莫支部造成一种风气，反对学生搞文学。从法国来的几个文学青年都不再搞文学了，惟有萧子暲还在从事文学活动。
问：在这种风气下，他的文学活动是否有特别值得说的地方？
答：那是奉命搞的，与蒋光赤的个人活动不同。但究竟是旅莫支部给他的任务呢，还是事先取得支部允许让他搞的，这我就不知道了。
问：关于萧三在东方大学的文学活动，您能具体谈谈吗？
答：我记得两件事。第一件是翻译《国际歌》。东方大学本有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不是完全根据俄文，而是参考了法文原文的，可是唱起来不大顺口。可能是萧子暲建议以法文原文为主另外翻译《国际歌》，而旅莫支部同意了的。有几天，在宿舍内，以萧子暲的床铺为中心，萧子暲、陈乔年、王若飞三人，你一句，我一句，在那里翻译，有时也在那里唱。我的床铺在萧子暲的斜对面。有时他也把我叫了去，解决某些法文字句的疑难问题。我的法文当时被认为较好的。萧子暲有时给法国朋友写信也要问我：某种意思应当用什么法国字来表达。翻译《国际歌》时，我只记得他们问我：“团结起来。到明天，”是否可行？这里，“团结起来”后面是句号，结束上句；而“到明天”后面则是逗号，引起下句的。法国诗歌中常有这种句法。我认为“可行”，就是这样定稿了。
在1925年至27年的革命中，全国唱的《国际歌》就是用萧子暲翻译的歌词，解放后虽有改动，但也是以萧子暲歌词为底而修改的。
但上述那一句中，半句承前，半句启后，中国人毕竟不大习惯，以致大家把那七个字联合为一个意思，好像说：我们要团结起来，一直到明天都不分散。解放初年，有个电影的片名就叫《团结起来到明天》。这是不符合于法文歌词的本意。
问：您刚才说的翻译《国际歌》歌词的事，我们恐怕在别处是听不到的。请您接着说他的第二件事。
答：那是在1924年2月间，东方大学的中国班学生在本校附属的“黑猫电影院”开一个晚会，招待本校师生和校外客人（似乎马林也来了）。主要是演一场话剧，《二七惨案》（或类似的名称）。这个话剧就是萧子暲编的。显然是奉命编的，因为旅莫支部宣传部长彭述之就在剧中扮演施洋，一直演到施洋被枪毙。萧子暲自己也在剧中扮演一个女工，女工的衣服是向俄国女同学借来的。
不记得是在同一次“晚会”，或在另一次“晚会”（中国班不止举行一次“晚会”），萧子暲也编了一场舞蹈：四对夫妇同台跳舞。记得其中一对，男人是李仲武扮的，女人是李季达扮的。男人自我介绍说：“我是中国资本家。”女人自我介绍说：“我是他的老婆。”其他三对也是这样奇形怪状的。这场舞蹈的舞曲，我在中学学过。未演前，我就在“黑猫俱乐部”一架钢琴前弹这首乐曲。萧子暲听了走过来，要我再弹一遍。他听了摇摇头说“不行”。以后不知找什么人弹钢琴伴舞。
问：为什么你们那个时代，尤其是你们那一批青年人，从事文学活动那么少，那么困难呢？
答：我在莫斯科时，旅莫支部确实是歧视文学青年，反对文学活动的。特别反对写诗、写小说。回国后，在革命中也没有人提倡文学。办俱乐部、作化装宣传，则是另一回事。这是普遍现象，当时苏联也是如此。高尔基住在意大利一个海岛上，受墨索里尼庇护。1929年我脱离中央宣传部以后，形势改变了。苏联以及各国共产党都提倡文学。高尔基回到莫斯科，布哈林代表共产党中央去车站迎接。就在这个时候，萧子暲也可以进行文学活动，最后他成为有名的诗人。但此时他不见得仍认为我是他的好朋友了。
谈王独清
问：记得您曾代表中央，同创造社有过来往。王独清作为创造社的一个老作家，您认识他吗？
答：认识，而且很熟。
问：您和他的认识经过是否还记得，请您回忆一下。
答：我在《回忆录》中说起1928年5月间中央派我去同创造社联系的事。那天约好的会面时间到了，正在准备出发，忽然中央交通处送来了一封信，是王独清写给我的，好像老朋友之间写便条的亲热口气，内容是他约我在去创造社总部以前先到他家去一下，他住在施高塔路12号底层。我当然知道王独清这个人，也听说了他在法国的一些故事，但从未认识他。我很惊讶，他怎么会写信给我，而且这信能寄到我手里。
后来，我才知道是蔡畅告诉他中央派我去同创造杜联系，因此他写信交给蔡畅，通过中央交通转给我的。原来他在法国也到蒙达尔中学读书，同蔡和森一家人以及其他的新民学会会员都很熟。1928年，蔡畅和他亲密来往，王独清把他的母亲的一个侄女介绍给创造社做女职员（后来成了彭康夫人）。
问：您还能谈谈您和他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吗？
答：我自然不会先去找他再去创造社总部开会了。但开会以后，我便去施高塔路12号找他。这是个身材不高，相当肥胖的人。听我自报姓名后，立刻像多年老朋友一样拉我坐下来。
我们刚要开始谈话，成仿吾、郑伯奇、张资平三人突然走了进来。这三人，我在创造社总部开会时刚见过面，我知道他们是来告诉王独清开会经过的。我于是向主人告别，并约好下次见面日期。
第二次我到他家，他立刻带我到北四川路虬江路口一家咖啡店里。我在北四川路住了很久，此时才知道那里也有巴黎街上那种咖啡馆，进去喝一杯咖啡，就可以在那里谈半天话。王独清告诉我创造社的内幕，其中的人事关系，让我心中有数。他约我先去他家，就是为了谈这一类事情。其实，中央派我去创造社，只要我向他们说明党的理论和政策，只要我从政治上影响他们，并不要操纵他们的组织。我知道这些事情，没有什么用。我必须知道的事情，三个“小伙计”，李民治、欧阳继修、潘汉年也会告诉我的。
问：在这次见面之后，你们后来经常来往吗？
答：以后，我常去找王独清，我们成了真正的老朋友，无话不谈。我们甚至谈到了吴若膺。
问：谁是吴若膺？
答：哈哈。吴若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支手打孔家店的四川老英雄吴虞，吴又酸的女儿。她也在法国读书。她是王独清的爱人，后来破裂了。这件事当时勤工俭学生中传说很多。
问：王独清那时的文学表现怎么样？您对他的作品如何看待？
答：我自然看到了王独清在中国报刊上发表的诗和文章，知道他接近于颓废派。他写的是新诗，但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旧诗是很有根底的。他的诗句精炼，讲究对偶、色彩、声音。有一次，我们谈话时，我说起了法国19世纪末的诗人波德莱尔、兰坡、魏尔仑，他睁大眼睛对我看。他大概以为我不过写写政论文章而已，怎么会知道法国的世纪末诗派。后来，他也常常同我谈他的诗和他的创作计划。有时，我同他谈了苏联马雅可夫斯基，特别是这位诗人的诗的排列形式。
一天，我去找他，他拿出一首新作的长诗给我看。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诗句的排列方式：不仅各行排列不整齐，而且每行字数多少也不同。诗的内容是关于广州暴动的，没有题目。他问我用什么诗题好，我建议用《Lldec》，他接受了。这一首长诗后来印成了一本薄书出版。
问：最后，请您谈谈王独清与托派的关系。
答：我和他密切来往时，中国还没有托派，我自己还不是托派。
1931年，我被国民党逮捕前，他因为同我们来往（那时我们是托派了），受了创造社朋友的攻击，但他并不后退。其实那时他还没有参加托派组织。我在狱中时他才参加了组织。那时他认识了彭述之，再由彭述之去认识陈独秀，这都不是通过我的关系，而是通过汪泽楷。汪泽楷是王独清在法国蒙达尔中学的同学。
1940年我重新返回上海时，还看到王独清，但就在这一年夏天他患伤寒病死了。
一九九〇年八月十二日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