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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国际主义
郑超麟
1987年2月3日
〔来源〕录自《现代稀见史料书系 郑超麟回忆录（下）》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
一、陈独秀的爱国主义
陈独秀是以爱国者著称的。从他有自觉，投身政治活动时候起，就是一个爱国者。这方面的事实，记载的人很多，不需要列举，我只消引证数事。
光绪丁酉年（一八九七年），他不过十八足岁，便刊印了一本小册子，名《扬子江形势论略》，书的末段说明了他写此书是为了预防帝国主义侵略长江的。他说：“近时，敌鼾卧榻，谋堕神州。俄营蒙满，法伺黔滇，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觊觎闽越，英据香港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利权，万一不测，则工商裹足，漕运税饷在在艰难，上而天府之运输，下而小民之生计，何以措之。”
一九〇一年，他去日本留学。次年闻当时政府要同侵占东三省的俄国订约，断送中国主权，于是愤而归国，在安庆组织青年励志会，发表演说，号召群众起来反对此卖国条约。在上海的《苏报》发表了此演说辞。当时政府要查究，他又跑到日本去了。他在日本参加了“拒俄义勇队”，被日本政府驱逐回国，又在安庆进行“拒俄“的军事活动，受通缉，逃亡上海。当时《苏报》被封，他办《国民日报》继续作反清的宣传。
反俄，反对帝国主义是爱国；反清也是爱国，不仅因为清政府卖国，而且因为清政府是异族的政府，反清也就是争取汉族的独立。以后他积极参加辛亥革命，也以说是继续进行他的爱国主义。
但陈独秀的爱国主义毕竟同当时一般人的爱国主义是有分别的。他同当时进步的革命者一样，在反清活动中很快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他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家，是真诚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爱国主义本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一个有机组成的部分。但他同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爱国派又有分别。
第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又亡命日本，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此时，从吸取革命失败经验得到教训，思想更进一步了。不是盲目仪从爱国主义，而是思考和提出为什么要爱国的问题。
那些无条件的爱国派是不提出这个问题的。他们之间流行一句话说：“对也好，错也好，祖国总是我的祖国。”这就是说，无论在什么条件之下，我都要爱国。陈独秀不同意这种无条件的爱国主义。他在《甲寅》第一卷第四号上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其中反驳了那种无条件爱国的谬说。他认为，在当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奥日等国是侵略别人的，它们的国民不应当爱国；赛尔维亚和比利时是被人侵略的，它们的国民才可以爱国。接着，他标出爱国必须以此国可爱为前提。他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增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家，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他说：“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何居”？他对于当时袁世凯的中国竟至于说出这样的话：“或谓恶国家胜于无国家，予则云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他说：“呜呼，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吾人非咒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此时陈独秀还未走到国际主义，但如此将“自觉心”置于“爱国心”之上，已经表明他比那种无条件的爱国主义大进一步而为以后走到国际主义奠定基础了。他提出了爱国主义的两个条件：第一，这个国家是不侵略别人的；第二，这个国家是能保护人民利益的。
自从一九一四年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以来，陈独秀便时时思考着“爱国”问题。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他又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八日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一篇短文章，《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讨论此问题。从题目可以看出，文意是反对五四运动所引起的那种盲目的即无条件的爱国主义的。文章的结论仍旧是那两个条件：
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敌人压迫的国家，而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
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而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但此文中已经提到国际主义了，陈独秀说：“近来有一部分思想高远的人，或是相信个人主义，或是相信世界主义，不但窥破国家是人为的不是自然的，没有价值，并且日见耳闻许多对内对外的黑暗罪恶，都是在国家名义之下做出来的，他们既然反对国家，自然不主张爱国。”
这里说的“世界主义”就是后来说的国际主义。（这里说的“个人主义”也不是后来用的贬义。）但那时陈独秀并不赞成在中国提倡国际主义。因为中国人的不爱国同那些“思想高远的人”的不爱国，是两回事。中国人是由于“无教育，无知识，无团结力”而不懂得爱国。他相信，中国人以后会有教育，有知识，有团结力，那时我们“才有资格和各国思想高远的人共同组织大同世界。”总之，陈独秀此时赞成国际主义，但认为在中国还不能实行国际主义，在中国还须提倡他的有条件的爱国主义。他认为，“为抵抗压迫，自谋生存，而爱国，无论什么思想高远的人也未必反对。”
那是因为他此时，五四运动高潮中，尚未跨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范围而走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道路的缘故。正如爱国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样，国际主义就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发表此文之后不过一年，陈独秀就接受马克思主义并着手建立共产党了。他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一步一步地走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思想；连带地，他也就一步一步地离开爱国主义而走到国际主义了。世界历史，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发展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代，要经过好几代人；相应地，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发展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思想，从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发展到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也要经过好几代人；可是，在中国，这个历史过程大大缩短了，缩短为一代人。就思想方面来说，陈独秀一生就体现了中国从孟德斯鸠到托洛茨基的发展过程。从爱国主义到国际主义，亦即从一国革命到世界革命。
不错，国际主义是从爱国主义发展出来的，但这正如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发展出来一样，发展结果，共产主义就否定了资本主义。国际主义也否定了爱国主义。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仿佛认为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是对立而统一的：既是国际主义又是爱国主义，既是爱国主义又是国际主义。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有害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不能对立统一，正如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能对立统一一样。是国际主义就不是爱国主义。反之亦然。
二、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互相否定
今天在中国应当说明白这个道理。
国际主义否定爱国主义，今天在中因被视为奇谈怪论，而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就中国而论，对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来，也是常识。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名的蔡和森，一九二〇年在法国，当法国社会党在都尔大会上宣布加人共产国际并改名为法国共产党以后，他就确定地接受马克思主义了。这年八月十三日，他写信给国内的毛泽东，劝告毛泽东进行建立共产党的工作。此信发表在《一大前后》上册内，信末蔡和森叮嘱毛泽东“应注意而不可游移”的两点：
（一）“无产阶级专政”。
（二）“万国一致的阶级色彩，不能带爱国色彩。”
这里，第一点，现在大家都会说的，大家都知道列宁说过“只有承认阶级斗争扩展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加入共产党，当然要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可是，第二点，现在的人就不能理解了。“万国一致的阶级色彩”就是国际主义。当时中文还没有“国际主义”的译名，蔡和森只好用这么多的汉字来翻译in-ternationalism一词。更奇怪的，是蔡和森要毛泽东注意，中国新建的共产党“不能带爱国色彩”，也就是说不要爱国主义。蔡和森不仅在信末要毛泽东注意此两点而已，他在信中也说：他在法国“已酝酿组织”，正在草拟一种明确的提议书，注重“无产阶级专政”与“国际色彩”两点，“因我所见高明一点的青年多带一点中产阶级的眼光和国家色彩，于此两点非严正主张不可。”当时在法国做工和读书的中国青年人，确实是强调民主和爱国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主义的，但也不是只有蔡和森一人提倡国际主义。我们当时，凡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都主张国际主义而鄙视那些只知盲目爱国的人为落后分子。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也并非完全从蔡和森一条线索来的。
在反对爱国主义这一点来说，蔡和森的权威也许不够大罢，那么我再举一个更大的权威。
在蔡和森写此信之前约两年，列宁发表了一篇文章，也议论爱国主义。文章题为《皮梯利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作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日，见《列宁选集》第三卷。文中，列宁说：
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
这里，列宁给“爱国主义”下的定义并不坏。试想，一种“对祖国的最深厚的感情”，而且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有什么不好呢？蔡和森为什么要排斥那些“带爱国色彩”的人，那些“带国家色彩”的人呢？岂非违背列宁的教训么？
不是。蔡和森的话恰恰符合于列宁的教训。并非蔡和森当时读过列宁这篇文章，而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包含了这个真理，以致蔡和森所说和列宁所说不谋而合。
原来，列宁这篇文章中那几句话，选载于《列宁选集》内的，是中国人翻译错了的，中国的翻译工作者，特别是参加翻译列宁著作的人，外文和常识的修养都是很够格的，怎么会译错呢？那是因为他们多年受了“爱国主义”的熏陶，译到此处发生了疑问，为了避免犯错误，不得不把列宁这里分明反对“爱国主义”的话曲译为赞扬“爱国主义”的话：经过好多年以后，幸亏还有忠实于原作的人出来纠正这个曲译。
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摘录了《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对列宁关于爱国主义的一处论述的译文的订正》，是以“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的集体名义写的。我未见《光明日报》的全文，这里引用的是《人民日报》的摘录。
文章说：“这句译文在我国报刊文章中常被引用，但这句译文有错误。列宁的原文应当译为——
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
从三种文字本（俄文，英译文，德译文）的行文看来、整句话的前半句讲爱国主义是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后半句则说明这种感情是如何形成的。旧译文的根本题在于没有把如何形成的思想表达出来。在这里，能否把如何形成的思想体现出来，‘彼此隔离’一词起着关键的作用；因为正是由于千百年来各个祖国是独自存在，彼此隔离的国家，人们只看见自己的祖国，而看不见世界，才形成了狭隘的‘爱国主义’的感情。”
原来如此，原来，“爱国主义”是一种狭隘的感情，是由于千百年来各个祖国独自存在，彼此隔离，人们只看见自己的祖国，而看不见世界，オ形成这种狭隘感情的。
如此说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各个祖国互相接触，人们看见了整个的世界，看见了自已的祖国不过是整个世界的一个不可割离的部分，就不应当继续保持那个狭隘的爱国主义感情了。继续保持这个狭隘的感情，反而成为世界整个改造的一种障碍。
那些爱国主义的翻译工作者，仅仅曲译了列宁那一句话，还是不够的。他们没有注意到，就在同一段中，列宁还说了其他的不利于爱国主义的话。
列宁说：“我国无产阶级革命遭到特别巨大的可以说绝无仅有的困难，它不得不经过一个同爱国主义断然分开的时期，即布勒斯特和约的时期。”爱国主义既然是好的，革命为什么要同它分开？
列宁说：“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利益，我们忍受而且必须忍受最大的民族牺牲。”这就是说，爱国主义必须服从国际主义。
列宁说：“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小资产阶级比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更加爱国。”原来，爱国主义还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感情哩。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的文章，为了确证此句译错，还从列宁这个时期写的其他文章中征引几句反对爱国主义的话。
列宁说：“爱国主义，这是一种恰好与小私有者生活的经济条件连接在一起的感情。”
列宁说：“同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比较，小资产阶级是最爱国的。大资产阶级比较国际化，小资产阶级不大活动，同其他国家很少联系，也没有卷入世界商业周转中。”
列宁说：“我们在布勒斯特和约时期反对了爱国主义。”
以上所引，据说出于《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一二四页和第二十八卷第一八七页。
“订正”了那句曲译的话以后，我们便可知道，蔡和森致毛泽东信中对于爱国主义的评价，与列宁对爱国主义的评价，是一致的。
蔡和森和列宁的一致，同出于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宣言》说：“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试想，无产阶级连祖国也没有了，还有什么“爱国主义”可言呢？在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战争中，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起草宣言时也是遵循“工人没有祖国”的原则。第一篇宣言号召法国工人，德国工人，英国工人，西班牙工人，等等，团结起来，共同反对这场“王朝战争”，但第一篇宣言认为法国是进攻的，德国是防御的，德国完全可以得到同情。到了法国军队战败，德国军队乘胜攻入法国境内以后，第二篇言便斥责德国的侵略而同情于法国了。马克思完全是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上发出号召的。他斥责德国掌权者而同情于法国人民，固然是国际主义；他斥责拿破仑第三而同情于德国人民，又何尝是爱国主义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格德号召法国工人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作战，德国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号召德国工人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作战，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号召俄国工人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作战，等等，——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实行的是爱国主义，不是国际主义。反之，列宁实行的则是国际主义，列宁认为当时交战双方都是帝国主义，没有较好较坏的区别。他号各国工人不支持本国政府的战争，对本国政府采取失败主义。
列宁成功了，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他屡次阐明国际主义的意义。
他说：“我们是反对民族仇恨，民族纠纷，民族特殊化的。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要求世界各国的工农紧密团结起来，完全融合成为一个统一的苏维埃共和国。”(《为战胜郑尼金告乌克兰工人书》，见《列宁选集》第四卷）
他说：“我的任务，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的任务，就是准备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因为这是摆脱世界大屠杀的惨祸的惟一出路。我不应当从自己的国家的观点来推论（因为这是民族主义市侩这类可怜的笨蛋的推论，他不知道，他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手中的玩具），而应该从我参加准备，宣传，和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来推论。这才是国际主义；这才是国际主义者，革命工人。真正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见《列宁选集》第一卷）按这里说的“民族主义市侩”就是“爱国主义者”。
他说：“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见《列宁选集》第四卷）
他说：“把无产阶级专政由一国的（即存在于一个国家内的，不能决定全世界政治的）专政转变为国际的（即至少是几个先进国家的，对全世界政治能够起一定影响的）专政的任务愈迫切，同最顽固的小资产阶级民族偏见这种祸害的斗争就愈会提到最重要位。”（同上）按这里说的“小资产阶级民族偏见”就是“爱国主义”。
《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四年第九期，登载了一篇很长的文章，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对华政策》，作者署名刘立凯、杨进保。文章开始便征引了斯大林说的一段话：
斯大林说：“支持中国的解放运动么？为什么呢？不会有危险么？这不会使我们和其他国家发生什么纠纷么？我们同其他的‘先进的’列强一起在中国确定‘势力范围’，从中国拿到一些有利于自己的东西，岂不是更好么？这样做既有好处，又没有危险。……支持德的解放运动么？值得冒险么？同意协约国的凡尔赛条约，通过赔款获得一些利益，岂不是更好么？……同波斯、土耳其和阿富汗保持友好么？值得这样做么？同某些大国恢复‘势力范围’，岂不是更好么？如此等等。这就是企图取消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和正在培养蜕化分子的新型的民族主义‘思想’。”
斯大林又说：“这是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是完全取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的道路。因为患这种病的人，不是把我们的国家看作被称为世界革命运动的那一整体的一部分，而是把它看作这一运动的开始和结束，认为其他一切国家的利益都应当为我们国家的利益而牺牲。”
据文内注，斯大林这些话出于他一九二五年在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讲演（见《斯大林选集》（上）第三六二——三六三页）。
以上所引斯大林这些话，说得很好，完全同列宁的教导一样，能够说明什么是国际主义，又什么是民族主义（即爱国主义）。
此文作者刘立凯、杨进保也是这样说的。他们也认为斯大林这些话是“符合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的。”可是，此文作者不明白：斯大林一九二五年能够说出这样正确的话，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却做出了那样错误的事情呢？即他对中国采取了没有完全符合于这个原则的政策，甚至采取了与这个原则完全相反的政策。
接着，此文作者便列举了种种事实，说明：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及以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如何从苏联自己的利益出发，“完全不考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甚至不惜牺性中国人民的利益，以满足苏联的战略要求”；如何同帝国主义列强（起初同日德，后来同美英）勾结，图谋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如何在雅尔塔会议上将中国的领土、主权，连同中国共产党当作筹码，同罗斯福和丘吉尔作秘密交易；中国解放后如何霸占中东路和旅顺军港不肯归还，并在新疆建立两个联合公司，等等。这一切事实，文章都有详细记载和说明，大家都可以去看此文，不需我在这里征引了。
《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五年第二期发表了另一篇文章，名《一九四四——一九四九年美国对华政策中的苏联牌》，唐宝林写的，说的也是斯大林如何对中国实行帝国主义侵略。这个侵略在此时期表现为苏联扶助国民党而压制共产党以便于国民党政府取得中国对于苏联利益的更大的让步。文章说：苏联“要求中国革命适应其对美蒋妥协的需要，甚至为了要求与国民党合作经营东北经济而站在国民党一边，对中共施加压力，那就必须使他们的政策打上民族利己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烙印。”
为什么苏联会从十月革命初期的国际主义堕落为“民族利己主义”（即爱国主义）呢？这两篇文章都没有说明。我在这里试说明一下。
十月革命本是作为世界革命的第一环节而发生而胜利的，由此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只能遵循国际主义路线，亦即世界革命的路线。但为了种种原因，列宁逝世那一年（一九二四年），苏联发生了一个路线上的大转折。这年秋天，斯大林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论”认为即使世界其他的国家不起来革命，苏联一国仍旧能够建成社会主义。这个新路线确立之后，原来的世界革命路线便被抛弃了。一九二五年，即新路线提出后之次年，新路线尚未贯彻到所有的政策上面去，所以斯大林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讲演时才能够重述以前常说的那一段国际主义的议论。可是，以后，一国社会主义论的路线渐渐确立了，苏联统治者也就渐渐以俄罗斯民族为主而支配一切非俄罗斯民族，以苏联利益为出发点去侵略其他的国家。由此才会出现上引两篇文章所揭发的苏联侵略中国以及侵略它的西方邻国的种种事实。苏联的“民族利己主义就是由此而来的。
为了完成一九二四年这场路线上的转折，苏联发生了残酷的党内斗争。这斗争扩大到共产国际内部以及共产国际属下各党的内部。斗争结果是人所共知的。从此以后，只有托洛茨基派继续实行世界革命的路线，因之继续主张国际主义。
三、陈独秀的国际主义
陈独秀的爱国主义是真诚的，因为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是真诚的。以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即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转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思想来，他也必须渐渐地抛弃爱国主义（何况他早已对爱国主义发生怀疑），而接受国际主义。他的国际主义也是真诚的。
我未曾发现陈独秀二十年代著作中有系统地论述国际主义的文章。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不久就接受了国民革命论，强调反对帝国主义的重要性，强调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也不适宜于发表有系统地论述国际主义的文章。但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特别是一九二九年陈独秀在苏共党内和共产国际内那场大斗争中确定地站在托洛茨基反对派一边以后，他就不能不系统地去思考这个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密切相关的问题了。在国民党监狱中更有闲暇来思考这个同题。
我们发现陈独秀在国民党监狱中写的一篇很好的文章。那就是应茅盾之请为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而写的一篇短文。短文的题目就叫做《中国的一日》，写于一九三六年九月。
今抄全文如下：
朋友嘱我为《中国的一日》写点感想。在这天，我没有什么感想，且就本地风光，即就“中国的一日”这个题目，说几句话罢。
《中国的一日》似乎是模仿《世界的一日》而作的。在阶级的社会里，一个国际主义者的头脑中所谓世界，只有两个横断的世界，没有整个的世界；在这两个横断的世界之斗争中，若有人企图把所谓整个的世界这一抽象观念，来淹盖两个横断的世界之存在，而和缓其斗争，这是反动的观点；若有人把整个的世界纵断成不相依赖的无数世界，幻想在纵断的各别世界中，完成人类的理想，而不把国际间两个横断的世界之斗争看成各别的纵断世界中斗争胜利之锁钥，这也是反动的观点。在一个国家中，也是这样，也只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横断的社会之存在，抽象的整个国家是不存在的。这两个或两个以上横断的社会，利益不同，取舍各异。如果有人相信这利害根本不同的横断世界或横断社会可以合作，可以一致，这不是痴子，便是骗子。痴子犹可恕也，骗子不可恕矣。
整个的国家永远是不存在的；整个的世界只有在阶级消灭以后才会出现。凡是读《中国的一日》，以至读《世界的一日》的人们，应该很客观地想想这个问题。不要做痴子，而受骗子的骗。
这篇短文是在国民党监狱内写的，只能用这种伊索寓言式的笔调来写，不能明白易晓地写。因为文章写好要经过审查，送出狱外，又要以真实姓名发表于一本公开出版的书上。因此，需要解释文中所用字句，读者才能明白。
陈独秀在这里明白标出他是“国际主义者”。这就是说，他不是“爱国主义者”。他对于中国和世界的看法，与别人不同，与茅盾所代表的当时中国左倾的知识分子不同，与当时以革命者自居的一类人也不同。陈独秀坚定地认为所谓世界是分为统治阶级的世界和被统治阶级的世界，而互相斗争的。当然包含当时的苏联在内。这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所谓纵断的各别世界，就是各个国家。各个国家并非“不相依赖”的。纵断世界之间的斗争受横断世界之间的斗争所决定。国家间民族间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方式。如果以为单个国家不受国际的斗争所决定，而能单独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反动的幻想。这话，一面是对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论”说的；一面也是对当时中国酝酿中的抗日战争说的，陈独秀深信中国的战争须同革命结合在一起，中国的革命又须同世界革命结合在一起。
《中国的一日》自然是仿效此前不久高尔基主编的《世界的一日》。茅盾通过汪原放约陈独秀在狱中写这篇文章，原意是要陈独秀写这一天的生活，即使写感想也是围绕着这天生活来写的；他想不到陈独秀写出了这样一篇“空洞的”文章。我想，《中国的一日》中乃至《世界的一日》中不会有第二篇这样的“空洞的”文章。幸而茅盾没有借口体裁不合而拒绝编入这篇文章，因之他给后人留下了陈独秀作为“国际主义者”表白的信念。
陈独秀的国际主义观念一直坚持到死。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三日，即他死前九日，他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题为《被压迫民族之前途》，在其中运用国际主义说明他对于当时的中国形势和世界形势的看法。当时，德苏之间已经发生了战争，日本也已挑动太平洋战争了。
首先，他把被压迫民族看作资本帝国主义的产物。不是历史上一般的落后民族，而是资本主义时代出现的被压迫的民族；它本身就不是孤立的，而是同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民族处于千丝万缕的关系之中。其次，被压迫民族，如果起来解除压迫，以至进行战争，那决不能限制在本民族的范围以内。最后，被压迫民族的出路只能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其他的被压迫民族结合在一起，实行世界革命，建立“国际社会主义新世界”，以代替商品买卖的“国际资本主义旧世界。”
为了阐明这个思想，陈独秀在此文中不得不论及苏联问题。他把十月革命以后建立的苏联的历史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国际主义的。苏联确实解放了被帝俄压迫的民族，废除了对其他民族的不平等条约，废除了种种特权，如租借地，治外法权之类。后期，即斯大林当权的苏联，则是爱国主义的（或民族主义的，或民族利己主义的，或大国沙文主义的，都是一样的）。不知何时出现了“苏维埃爱国主义”一词，原意是说，马克思和列宁虽然反对爱国主义，但现在爱的是苏维埃共和国联合，是世界革命的总司令部，马克思和列宁是不会反对的。果真如此，果真意味着保卫世界革命总司令部，那就是国际主义了，何必叫什么“苏维埃爱国主义”呢？且不说这一点，只说苏联已经放弃世界界革命路线而实行一国社会主义路线了，再谈“苏维埃爱国主义”，那就就意味着只爱苏联一国，甚至只爱俄罗斯一个民族，因为苏联境内的众多民族是受俄罗斯民族统治的。所以“苏维埃爱国主义”必须要演变为上引两篇长文所说说的斯大林的民族利己主义，剥削压迫中国以及中欧诸卫星国，东方及其他的弱小国家。
陈独秀在这篇文章中说：“有班人所诋毁我们所拥护的前期苏联和有班人所吹拍我们所痛惜的后期苏联，大小不同。前期苏联是站在世界革命的立场，后期苏联则站在俄国民族利益的立场。自苏联的领导者，因为西欧革命之顿挫，乃中途变节，放弃了以世界革命为中心的政策，代之以俄国民族利益为中心的政策，各国头脑清醒的人乃日渐由怀疑而失望，直到现在，人们对于苏联虽然内心还怀着若干希望，而在实际上只得认为它是世界列强之一而已。若要硬说它是社会主义国家，便未免糟糟蹋了社会主义！”
写此文的同一日，陈独秀又写一短信给何之瑜。信中有极可注意的话，即他说，此文“可以说是前三文的结论，更是画龙点睛了。”
按：陈独秀入川后大部分时间用在文字学和音韵学上，除朋友间政治通信外，只一九四〇年底写了一篇《我的根本意见》，一九四二年三月间再写《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和《再论世界大势》两文，信中所说的“前三文”，即指这三篇政治文章。而《被压迫民族之前途》则是他的第四篇文章。他说：这篇文章就是前三篇文章的“结论”，是前三篇文章的“画龙点睛”。这意思就是说，他的国际主义，他的共产主义信念，写前二篇文章时有所顾忌，不敢写出来，到这第四篇文章才和盘托出了。必须知道这个结论，才能完全理解那三篇文章。这个结论是什么？这就是：建立“国际社会主义新世界”以代替“国际资本主义旧世界”，这才是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前途，也是一切被压迫阶级的前途。
我想，这也是陈独秀在中国抗日战争起后所写的那些“爱国”文章的结论，它们的“画龙点睛”。
一九八七年二月三日
感谢 骨质增生的GM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