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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东图书馆保存瞿秋白文稿的经过
郑超麟
(1983年1月15日)
〔说明〕刊载于范用编《(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2004年3月出版。
1927年2月,瞿秋白准备离开上海去武汉。行前,他汇集自己的文章,打算出版一个集子,书名定为《瞿秋白文集》(按:我漏记一个字,实物证明是《瞿秋白论文集》)。所收的大都是发表在《新青年》、《前锋》、《向导》上的文章,也有少数其他的,如发表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的文章等,总之是他入党以后的政治性文章(也可能有少数文艺方面的)。其中还有未发表的手稿,至少有一篇关于北伐的。他把这些刊物收集起来,编一个目录,注明见某刊物,还亲笔写了一篇长序。
编好后,在离开上海前几天,瞿秋白亲自送给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这件事是1940年以后汪孟邹亲囗对我说的。汪孟邹是陈独秀的老朋友。凡与陈独秀关系很密切的人,包括瞿秋白在内,同汪孟邹也有来往。
瞿秋白把稿子交给了汪孟邹,就动身去武汉了。同一个时候,汪孟邹之侄汪原放也编好了《独秀文存》第二集。两个集子,两人文章往往同载于一本刊物内,没有拆开。
不久,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汪孟邹很高兴,把两部稿子一起送印刷厂排版。秋白的稿子大约排出校好了五分之一;独秀的稿子排了多少,我搞不清,也可能送厂后还没有来得及排。这时,发生了“四一二”反动政变,汪孟邹就从印刷厂把这两部稿子抽了回来。
两部稿子拿回来后,汪孟邹觉得放在亚东编辑部不安全,就把亚东图书馆它们存进银行的保险箱,每月付保险费,存了很长时间。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进了租界。过了一个时期,传说日本人要清理银行保险箱。汪孟邹谎了,连忙把这两部稿子取回。但放在亚东编辑部也不安全。他打算毁灭这两部稿子,我说:“不能毁;你真没有办法的话,就交给我,我给你保存。”他果然交给了我。我曾经在深夜拿出稿子来翻看,如对故人鬼魂,不禁汗毛凛凛。记得当时天气已暖,当是1942年春末或夏初的事。
可是,两部稿子放在我家里也并不保险,我就去找朋友想办法,结果找到了谢澹如。谢澹如表示:稿子可代为保存,但要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能交还。我答应了,就把两部稿子交给了他。至于他到底怎么保存,保存在哪里,为什么中间不能取回,我一概没有问。
这样,直到日本投降后,过了两三个月,谢澹如把两部稿子还给了我。我放在家里,顺便就把同载陈独秀和瞿秋白文章的一本刊物拆开,分别归入各人的集子内,剪不开的一页,我还另外抄过。所以瞿秋白这部原稿中可以找到我的笔迹。过了此时,约在1946年或1947年,我把这两部稿子送还亚东编辑部,是交给伙计胡鉴初的。胡鉴初是亚东的老伙计,我认为,交给他同交给汪孟邹是一样的。
1948年,杨之华通过郑振铎向汪孟邹要《瞿秋白文集》的稿子。(杨之华大概是从谢澹如那里知道瞿秋白有文稿在汪孟邹手的。)汪孟邹问我,我说已经还给胡鉴初了,汪孟邹于是去问胡鉴初,不料胡鉴初不记得这件事。原来当初我交稿子给胡鉴初时,他已在病(肠癌)中,糊里糊涂把稿子不知往哪里一塞,过后就忘记了。汪孟邹找不到稿子,只好以“收藏稿子的伙计到绩溪乡下去了,等回来再问”等,来敷衍郑振铎。
1949年解放后,杨之华又通过徐伯昕向汪孟邹要稿子。汪孟邹仍旧拿不出。当时胡鉴初已经去世,汪孟邹更毫无办法。杨之华因汪孟邹迟迟不拿出稿子,就写信给他说:“你如果不把瞿秋白的文稿还给我,我要陈毅市长向你讨。”汪孟邹着急了,动员亚东编辑所所有的人一齐动手找。结果在放纸型的三四十只铅皮箱子中的一只里找到了这两部稿子。汪孟邹捧着瞿秋白的稿子,跪在天井里,朝天叩头说:“祖宗有灵,保佑了我!”这是事后别人讲给我听的。
于是,汪孟邹经过徐伯昕把《瞿秋白文集》的稿子交给杨之华。杨之华收到后,写了一封很热情的信给汪孟邹,感谢他替瞿秋白保存了这部稿子。杨之华还要徐伯听送一部《海上述林》(第二版)给汪孟邹。这封信和这部书,我都看到过的。[1]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五日初稿
四月二十二日审定
[1] 在一份汪孟邻口述,汪原放笔录的题为《关于亚东图书馆》的材料中,讲到这件事说:“这里还要说一说瞿秋白的文集。1927(民16)年,他拿给我出版,后来遇到反动国民党清党,只有将排成的版子毁去,此稿由我保存到解放,共23年,才由杨之华来拿了去。此稿在日人进入租界时,最难保存,有一个时期,是由郑超麟拿去收藏了的。”(按此文曾发表于《出版史料》第二期,系该刊编者访问我时作的笔录,经我审阅了的。)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