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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年“改造”总结
郑超麟
（1979年6月3日）
〔说明〕刊载于范用编《（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2004年3月出版。
我没有改造好。经过20年狱内改造和7年狱外改造，我至今没有改造好我的思想。在枝节方面，我今天的思想是有好多地方与27年前不同的；但在根本方面，没有什么不同。
我一向并不隐瞒我没有改造好的事实，而是时常提醒这个事实。我也曾系统地把我的思想写成几万字的小册子（《干部主义论》，1964年，八万五千字；《狱中读毛泽东选集》，1966年，十三万五千字）交给政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不敢写小册子，在学习小组会上也不敢多暴露思想了，但还是要用种种转弯曲折的方式表示我保留自己的思想。例如，多年来我惯用的表态方式总是说：我拥护毛主席的基本路线，承认中国的社会主义有阶级，有阶级斗争，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但我是从现实出发去承认的，至于理论方面，则我在许多问题上还没有想通。我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我在理论上仍旧否认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否认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有阶级斗争，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我只能作这样的表示。在那个反对毛主席就是现行反革命的时代，我怎能作出比这更进一步的表示呢？
今天，那个禁令已经撒销了，法院已经明令释放过去因犯“恶毒攻击毛主席”之罪而被判刑的千千万万人民了，报刊也时常不指名地，天安门广场和上海人民广场的大字报也时常指名地批判毛泽东了。在此情形下，今天写总结时，我如果采用过去那种表态方式，如说“在理论上我还有一些问题尚未想通”之类，如说“我的思想尚未改造好”之类，如说“我有反动思想”之类，——那已经是不够了。今天，我应当明白说：我究竟有什么“反动思想”，有什么“尚未改造好的思想”，有什么“没有想通的问题”。今天，政府既然要让人说话，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我正面说出我的思想，大概是不妨事的，即使“妨事”，或者将来形势改变时将变为“妨事”，那我也顾不得了。
要把我今天的思想系统地写出来，并加以说明，也需要写一本小册子；一篇总结是包括不了的。所以下面所写只是几个要点，而非全面。
我的基本的思想究竟是什么？——那就是我否定斯大林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不承认今天的中国，如某些人所说的，是从社会主义后退。
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有了说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重述了马克思的说明，并加以发挥。马列二人在他们的著作中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其他的不同的说明。我们谈社会主义社会，不能离开马列二人的说明，而去另找说明。
按照马列二人的说明，社会主义社会自然是生产资料公有，即全民所有。但仅有公有制还不够，必须这个公有制巩固和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即：商品生产消灭了，货币也消灭了，产品不能互相交换，价值规律失去作用，按劳分配是通过劳动券来实行的。社会既然没有商品和货币，劳动产品既然不表现为价值，一切生产资料既然都是公有的，那么这个社会就不能存在阶级分化。马克思说：“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的人一样，只是劳动者。”列宁说：“人剥削人已经不可能了，因为那时已经不能把工厂、机器、土地等生产资料攫为私有了。”这样的社会怎么还有阶级呢？
斯大林以前也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阶级。但到1936年苏联颁布宪法时，斯大林的论调改变了。他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互相对抗的阶级，却有互相友爱的阶级，即：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这已经是离开马克思列宁的说明了。人人都是劳动者，即使劳动部门不同，即使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尚未消失，从事这些不同劳动的人怎么会形成不同的阶级呢？斯大林在另一点上也离开了马克思列宁的说明：斯大林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价值规律作用，不过这一切须加以限制。
毛泽东比斯大林走得更远。他于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商品和货币，价值规律也发生作用之外，还说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有阶级斗争，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总之，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还有互相对抗的阶级，不仅有互相友爱的阶级而已。
斯大林和毛泽东都要限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价值规律作用，但今天替现行路线作辩护的中国经济学家，则反对这种限制。他们主张扩大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价值规律作用。
有人要调和这个矛盾。他们说：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固然没有商品、货币、价值规律，因之没有阶级，但斯大林毛泽东所领导的社会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呀，因为发展下去就可以达到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阶段。
但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说过有商品、货币、价值规律，因之有阶级的社会也是社会主义社会。他们绝不会承认这种“社会主义社会”。
我拥护现行的路线，我赞成扩大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价值规律作用，但我不是把那从毛泽东的中国继承下来的社会看作“社会主义社会”。中国今天离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很远。
中国本来苦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足，解放后借口建设社会主义更限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近来大家感叹中国经济落后。为什么落后呢？其原因之一就是限制了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价值规律作用，也就是限制了资本主义。这里，一定有人反驳我说：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以前就有了，你不能把它们等同于资本主义。这话不错。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小商品生产时代，就已经有了商品和货币，价值规律也已经发生了作用。但在今天的中国，人们说要扩大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价值规律作用，难道是说要扩大小商品生产吗？现在正在实行的专业化和协作化，难道不是在大生产内部依照价值规律扩大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吗？在今天的中国确实可以把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价值规律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从斯大林以来，人们都说什么“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社会主义的”货币交换，什么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等等。人们写经济学教科书时都要分为两部分：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而在“社会主义部分”中，说的也就是商品、货币、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这完全是空中楼阁！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所说明的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哪里有什么商品、货币、价值规律呢？
提到“资本主义”，人们习惯上总是着眼于私有制度，发展资本主义首先就是发展私有制度。殊不知，在今天形势下，资本主义愈发展，所有权就愈集中，小私有者就愈要丧失其所有权，中小资本家就愈要沦入破产地位，结果所有权都集中在几个大垄断集团手中，最后集中在国家手中。今天，我们不能把资本主义等同于私有制度，却可以把资本主义等同于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价值规律。总之，中国今天要依照价值规律去扩大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以此来加速四个现代化；这话也就是说：中国要更多采取资本主义手段来发展经济。
但是，采取资本主义手段来发展经济，最后还是有个界限不能越出的。这就是说：凡是能够导致公有制倒退为私有制的任何手段都不可采取。中国的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毕竟是进步的制度，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向着这个目标发展的。一般说来，扩大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按照价值规律办事，是能够同公有制相容的，不会损害它，不会使它倒退为私有制。但若继续实行旧的路线，不搞四个现代化，不去发展生产力，而一个接着一个地搞政治大运动，则必有一天已经形成的公有制会倒退为私有制的。
总之，我拥护今天实行的新路线，拥护今天采取的新措施，但并不认为中国已经有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搞四个现代化，不过是发展生产力，为未来建成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打下物质基础罢了。
强调民主和法制，强调保障人民的自由，一切依照法律行事，不许某一个人或某一组织任意践踏人权，——这是今天实行的新路线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必要前提。我相信今天会这样做的。决不会像1957年那样，号召大家大鸣大放，但一个早晨风向完全改变了，变为“反右运动”，使得今天费了许多力气来纠正“反右扩大化”的错误。我认为实行民主和法制就是政治现代化，而政治现代化又是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际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必要前提。一个缺少民主，不尊重人权，至今没有颁布刑法和民法的国家，是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甚至不能作为文明世界的一个成员。
这里联系到我个人。我监禁了20年，解放后又管制了7年。我是不是罪有应得呢？换一句话说，用以后要颁布的正式刑法来衡量，我是不是犯了罪呢？这个问题应当一分为二来看。就我的思想看，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五十年来，拥护某一个倾向，反对另一个倾向，在国际和国内的问题上坚持自己的看法，哪怕实践证明我的看法是错误的，我在法律的意义上也不算犯了罪。我相信，以后要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刑法也不会规定思想犯罪的条文。但就我的行动看，就我参加一个政治组织，进行有组织的活动，反对斯大林的苏联，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面来看，我是犯了罪的。我不能设想，以后要颁布的刑法不会有一个条文，规定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政治组织（哪怕是过去的组织）没有罪。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一时还不会达到这个程度。
我明年就80岁了，我不能够也不愿意进行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哪怕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哪怕是拥护其中以四个现代化为纲的一派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另一派的活动。但我的根本思想还是改变不了的，即我仍旧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所说的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学说。在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苏联的大争论中，我有理由坚持这个学说；今天，我有新的更多的理由坚持这个学说。
今天距离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那次大争论已有半个世纪长久了，世界资本主义也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可是半个世纪以来实践证明一国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世界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建成，即没有建成一个合于马克思列宁设想的社会主义。斯大林的苏联不是，毛泽东的中国也不是。至于今天的资本主义新阶段，则其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各国资本主义互相渗透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西欧的六国、九国、十国、十二国不能不“一体化”，先是经济一体化，后是政治一体化。美国和日本不在这个一体化之内，可是，美国、日本和西欧共同体是互相渗透的。美国有资本投放西欧，西欧也有资本投放美国。日本和美国的关系也是如此。在十月革命前，资本主义国家就有这种情况，不过不能与今天相比。量变发展为质变。十月革命时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但一国还可以首先获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然后希望以此为根据地去支援他国无产阶级。今天连这个形势也是不可能的，试想，西欧共同体国家，如果不是主要几个大国同时成熟革命，则一个国家，例如意大利的无产阶级能够单独夺得政权吗？西欧共同体各国的许多统治机构都是跨国的，连为了镇压革命而设立的特务机构也是跨国的。
20年代，苏联争论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时，斯大林曾替托洛茨基作出一个结论。他说：照托洛茨基那样说，“那么既然西方还没有胜利，俄国革命也就只能二者取其一：或者连根腐烂，或者蜕化为资产阶级国家。”（见《列宁主义问题》，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11页）我不知道托洛茨基是否同意斯大林代他作出的这个结论，但半个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证明：西方没有胜利，而俄国革命蜕化为资产阶级国家了。
今天更加没有理由要求我放弃这个经过实践检验了的真理：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
我余日无多，精力也不许可从事任何正规的工作，但还可以利用每日四个钟头的时间读报纸杂志以了解形势，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以改造立场、观点、方法，作为分析形势的武器。我是明确站在中国共产党内以四个现代化为纲的多数人方面，而反对那些仍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少数人的。
一九七九年六月三日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