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陈独秀同志（郑超麟，1942年5月31日）

悼陈独秀同志

意因（郑超麟）

（1942年5月31日）

　　〔说明〕刊载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国际主义派）机关报《国际主义者》，1942年6月25日第3期。

　　陈独秀同志死去了。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同志病死在四川江津县。世界革命于此损折了一员老战将，中国无产阶级于此丧失了一个大领袖！

　　他的六十四年的一生富于象征的意义。他积极参加辛亥革命，是安徽光复少数领导者之一；他是五四运动的主帅，中国启蒙的导师，他转移文化运动的方向，领导这个运动的左翼走上社会主义思想；他发动和领导中国初期工人运动，他创立中国共产党；他领导1925-1927年革命，他抛弃那葬送此革命的斯大林主义而接受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学说，他成了统一的中国左派反对派的领袖，他以中国托洛茨基派代表资格被反革命的国民党政府监禁了五年长久，他又以这个资格成为斯大林党攻击对象，他就是以这个资格死去的。

　　我们在中国近代史中找不到像他这般的革命家。从甲午到辛亥到己未，我们有着不少的资产阶级领袖，其中也有以“社会主义者”甚至“马克思主义者”自命的，但到了社会主义思想和工人运动合流的时候，他们就望而却步了，不仅抛弃了社会主义，而且沦入于最反动的营垒。从“二七”到现今，我们也有着不少的从工人运动生长出来的领袖，但他们都沾染了斯大林主义的毒素，甚至王明主义的毒素，无法解除这些毒素。惟有陈独秀同志能够从卢梭主义，进于雅各宾主义，进于马克思主义，进于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这一繁复而急剧的过程，完成于一个人的一生之中，而且每一个阶段的转变的时候，这个人又居于主动的领导地位，可见不是件平庸的事。这个人必须是一个不平庸的革命者性格，有绝顶的聪明、刚强的意志、敏锐的直觉，不屈服于任何偶像或旧规的。陈独秀同志正是这般的性格。

　　他的一生中，从斯大林党领袖到托洛茨基党领袖之转变，在我们看来是比他从资产阶级革命者到无产阶级的革命者的转变，更加难能的。第一次大战后无产阶级运动早已震动全世界了，此时期真诚的革命者并不很难解脱资产阶级影响而投身于无产阶级运动。然而斯大林主义的罪恶，当时还是很新鲜的事情，必须凭靠自己的经验才能觉悟得到。决定陈独秀之抛弃斯大林主义的，出于托洛茨基的理论解释的还少些，出于斯大林之领导1925-1927年革命的更多些。陈独秀同志自己就是革命过程中这个破产路线之执行人。

　　这里说到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斯大林以及一切斯大林主义者将这次失败完全归咎于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路线”，这是完全违背事实的。中国革命的失败乃是由于第三国际的官式理论，即仅将中国革命看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看作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官式理论的错误，他在执行当中，凭着他自己的经验，已经部分地看到了：他于1926年曾秘密向第三国际领导机关提议：中国共产党应该退出国民党，但被第三国际所拒绝。他自然不能全盘见到布尔什维主义之蜕变为斯大林主义的趋势，即使他窥到了苏联以及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种种堕落现象，那他也不能从理论加以解释的。这就决定了他在革命当中不能当机立断地违抗第三国际的领导，而使革命走上它应走的轨道，如他一生多次转变时所表现的那般果决，他代替了斯大林负了革命失败的责任。同样，在他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也有好几次替斯大林负了运动失败的责任。但是我们必须注意一点，即那些无骨气的中国共产党领袖绝不能同这位老战将相提并论的。陈独秀同志绝不会在第三国际会议席上抛弃自己的意见，反而拿对方的意见做护符，他也不会发表悔过书骂自己为卑鄙龌龊的。总之他不是一个王明主义者，即不是这样一个类型的“领袖”。他们是列宁退出工作以后的产物，他们没有自己的意见，或虽有而不敢泄露出来，他们以上级机关的意志为意志，以上级机关的思想为思想，他们重视上级机关恩宠过于下层群众的信任，他们宝贵的不是自己的刚强性格，反是自己的柔软脊梁，他们注重的不是权威者的分析方法，而是权威者的已成文句，甚至仅是通告和议决案的成句。每逢有新的意见提出来时，他们注意的不在这新意见合于事实分析与否，而是新意见能否与“路线”或权威者成句相调和。总之，这个类型“领袖”是最适宜于执行斯大林路线的。他们不是或差不多不是从工作上自然成长为群众领袖的，而是上级机关看中了提拔起来的。现在共产国际各国支部领袖，除了极少数例外，都是属于这个类型，陈独秀同志做中国支部领袖时，这个类型的领袖已经开始产生了，连中国也有形迹可寻了。但是陈独秀同志决不是这个类型的领袖。他决不是“王明主义者”。他在党内的领袖地位，以及一般地在全国各阶级心目中所占的地位，完全是他自己的努力造成的，也可以说正是他的不合于王明主义者的性格所造成的。

　　但其他方面，陈独秀之所以为陈独秀，最后分析起来，还是中国革命特殊发展的产物。我们知道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和巴贝夫相隔半个世纪，从罗、巴诸人经过傅立叶到马克思也相隔半个世纪，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托洛茨基又相隔半个世纪，但欧洲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国于半个世纪之间就可以过尽了，俄国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到托洛茨基的发展也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但中国这个发展缩短在一个人之身，而且相隔不到几年。由此可见，“陈独秀”象征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间之接近，接近到一代人可以参加的程度了。“陈独秀”象征着中国的“不断革命”。两种革命如此接近，如此融化，使人不能辨别何者为这个革命的终点，何者为那个革命的起点，——这是前进各国连俄国在内所未曾有的。所以“不断革命”问题，在中国，比在前进各国，更以特殊的力量，提出于一切革命者面前。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究竟处于怎样一种关系呢？

　　在这个问题上革命者之间发生意见分歧，因而对于革命党战略策略问题也有种种分歧意见，——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不可避免的。革命者决不可以压制这种分歧意见的发挥；恰恰相反，惟有彻底讨论种种分歧的意见才能得到战略上和策略上正确的结论。

　　自从1929年以来，陈独秀同志关于这问题所发表的意见比较地多，也比较地深刻。他死了，但他的意见留下来参加今后的继续讨论。我们视他为领袖，但我们视他为最有经验的、最忠诚于革命的、最富刚强性格的领袖，并不视他为绝无错误的教皇。总之，我们视他为同志，和他辩论，甚至面红耳赤地和他辩论。他不是王明主义者，我们对于他也决不是以王明主义者自居的。我们和他之间有意见分歧，而且这五年战争以来我们的分歧更大了。他于今年初写成《我的根本意见》一文可以代表他的最后的系统意见。这是我们见到的他的最后文字了！我们未得他的死耗以前已经决定发表他这篇文字，同时表示我们的不同意见，希望同志和读者讨论他的意见。这是纪念他的最好的方法。

　　1912年，即中华民国成立之年，列宁写了《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其中有一处拿西方资产阶级和东方资产阶级作个对比：“西方的资产阶级已经腐化了，站在它面前的已经是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了。但在亚洲，却还有能够代表真正的奋斗的民主派的资产阶级，它不愧为法兰西18世纪末叶的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的同志。”这话写在1912年是对的，但不久之后，中国资产阶级的“掘墓人”也已经站在资产阶级面前了，因之中国也只有腐化的资产阶级而没有“能够代表真正的奋斗的彻底的民主派的资产阶级了”。其中个别的分子，资产阶级的革命者，要做个“真正的奋斗的和彻底的民主派”，就必须反对资产阶级本身，就必须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者。这就是陈独秀同志走的道路。所以，中国不愧为法兰西18世纪末叶的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的同志的是陈独秀，而不是孙文。陈独秀为了不愧为法兰西18世纪末叶的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的同志的缘故，于是也不愧为俄罗斯20世纪初叶的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的同志，不愧为列宁、托洛茨基的同志，不愧为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托洛茨基党的领袖。这就是中国革命的特色。第四国际中国支部曾以中国这样一个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为领袖，是足可自豪的！

一九四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感谢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