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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哲学·社会主义》译者序言

郑超麟〔林超真〕

(1929年6月22日)


  载于恩格斯著,林超真〔即郑超麟〕译《宗教·哲学·社会主义》,亚东图书馆1929年12月出版。


  这一本包含恩格斯的三部著作:《原始基督教史论》、《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末日》;第二部著作中除正文外,还有分量几与正文相等的一篇导论,第三部著作中又附录有名的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要》。我所根据翻译的原文是法文:Fr.Engels·Religion,Philos phie,Sociailsme.Traduit Par Paul et Laura La fargue,Paris,Librairic G.Jacques et Oie,1901。这样汇印这三本著作出版的本子,在其他文字中不知是否有过;在法文中这种本子似乎也已绝版,因为我在巴黎时搜求多时终未获得,巴黎市场中,除开《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外,其他二部著作以及两篇长导论,是连单行本都买不着的。首先应该感谢朋友尹君,他在巴黎人道报馆地窖里找得这一本破烂不堪的旧书,承他的好意借给我翻译。

  这一本书中。除开《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外,其余连那篇长导论在内,都是恩格斯晚年的著作,而且都未曾译成中文出版过的。恰好相反,中国人之翻译《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中文翻译中,算得是最勤恳努力的。据我个人所知道:在五四运动时,已经有某定期刊物按期译载过;随后,有现为某大书馆的某大老板,译出其后半部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印成单行本出版,并改名为《科学社会主义》;到1924-25年,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又按期译载一次;到去年创造社出版部又有朱镜我先生的译本出版;最后,现在我又译出在这个译本里头。

  这里,我不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人特别勤恳努力的来翻译恩格斯这一部著作。但我可以说明我这一次不嫌重复也来翻译这一部著作的动机。很简单的它有四点:第一,因为我所根据翻译的原本中有这一部著作在内,不好独舍弃不译;第二,因为我要译那篇长导论——那篇导论在哲学上的重要不减于这部正文——更不好舍弃正文不译;第三,因为这一部著作在这一本书中所占分量并不多,约四分之一强,译出并不费事,同时也不会妨碍市上其他译本的销行;第四,最终的同样亦是主要的,因为读了那篇长导论以后我们知道,这一部著作,在现在形式之下,第一次是法文出版,三年以后德文原文才出版,所以现今世界各种文字译本,有几种是根据法文译成的,有几种是根据德文译成的。法文译者保尔·拉法格(法国正统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代表)及其妻劳拉·拉法格(马克思的女儿)是请求恩格斯出版这一部著作的人,他们的译本并不是按字直译,因此拿来与其他文字译本对照着看,在形式上(如全部分段并无小题目)和字句都有许多出入,——我认为根据法文译本再译成中文出版也不至于全没有用的。

  书中著者和法文译者所有注释,在这个译本中都仍保存着,此外译者自己还加上若干条的译注。书中关于引用《圣经》的话,都尽可能的采取中文《官话和合译本新旧约全书》的译文。这个译本出版以后,读者如果能够精神上鼓励我继续多翻译这一类的著作,那就是我的意外的报酬了。

译者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于上海


  当译这本书时,我希望能有他种文字译书足供参校。译完之后,我才借到几本俄文书:(一)恩格斯的《驳杜林》,其中可以参校《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正文;(二)《马克思主义论文集》,其中选有费尔巴哈书中的好几段和马克思的“纲要”;(三)《历史的唯物论》(也是一本选集),其中有本书中的“导论”。我曾经根据俄文细心的将我的译本改正了好几处(但关于宗教一部分,则我无论如何是找不到别种文字可以参校的)。因此读者如果拿法文本去对看我的译本时,一定会发现有几处字句间与法文本不一样。译者自信译时是很细心的,但错误总归是不能避免,尤其是关于宗教一部分。如有可能,新发现的错误将于第二版时更正,并添入人名索引和更多的译注。

译者 校后记 一九二九年
十月十八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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