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超麟回忆录（下）

——　回忆录　——

·自序
·一个意识的觉醒
·十二人
·K．U．T．V．
·五卅前后
·武汉
·恋爱与革命
·进潮或退潮？
·第一次入狱
·左派反对派

自序

　　这十二章回忆录中有十章回忆的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光荣的时代：十世纪二十年代。认识这时代的意义的人颇不多见。在我看来，它指示了中国的出路。在这时代，历史负担者无产阶级从自在的状态进于自为的状态了；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共产党诞生，发展，几乎夺得了政权；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虽然失败仍能以其教训指示未来第三次革命的道路。总之，这是一个革命的时代，比辛亥革命更加有革命的意义。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巴黎出版几本关于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的书，引起当时法国人对于业已遗忘了的四十年代的兴趣。马克思注意了这个现象，他写信给德国友人，指出这是法国革命复兴的征兆。不久果然有巴黎公社了。我希望多有几本书出版，回忆或研究中国的二十年代，让我们能够同马克思一般做出中国革命即将复兴的结论。
　　中国现在还有共产党，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对这时代，不知道有什么认识?一般说来，它是害怕回忆这时代的，因为其中的一切，无论正的方面或负的方面，都足以证明它现在的错误。我早已不属于这个共产党了，但我很荣幸曾属于二十年代的共产党，在党内与许多姓名写进历史的革命者共同工作，共同斗争，而且共同做出错误。中国共产党也有它的“古典的”(classique)时期。这里所说“古典的”，并非堪为模范之意。哦，不是的，它有许多错误为未来的革命党所需要避免的。这里所说“古典的”仅是对于后来的共产党而言的。与后者相较，二十年代的共产党，无论如何错误，总是无产阶级的党，那时无产阶级跃上政治舞台，它的前锋队团结于共产党周围。可是，在这个时代末期，无产阶级前锋队渐渐离开共产党了；共产党渐渐抛弃工人运动而专力于农民及一般小资产阶级运动，以至现在成为代表一般爱国者的党。
　　这十二章书毕竟是我个人对于那个时代政治生活的回忆，间有议论也是发挥我个人的见解。记忆或有错误。为客观事实所限，我也不能征引当时文件或其他史料做我的议论的佐证。好在不会有人把我的回忆看做那个时代的革命史或共产党史。
　　《恋爱与政治》一章，本拟删去，因为其中颇似上海小报上的桃色新闻，难免被人斥为无聊的。可是我的本意是要写那个时代革命者几种恋爱形态，要从恋爱上显出若干革命者的性格，本无道德观念掺杂其间。我认为在“不妨害政治”原则之下，革命党内任何恋爱都是可容许的。这一章中所写男女主角，大半已成白色恐怖下的牺牲者，存者之中也许有几个现在做了gentleman或lady，他们也许以我写出他们少年时期的恋爱为有意诽谤。这里，我只好向他们道歉。若是没有连带关系，可以避免不写的，我都不写了。读者请勿忘记，我也是其中所写恋爱者当中一个人。现在同当初一样，在男女关系问题上，我是没有一切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成见的。①

　　① 得到作者同意，本版删去了(恋爱与政治)一章。——编者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日

　　第十章书②是在儿子弗来临危时勉强写成的。我一九三七年出狱后第二年生的弗来，自成胎至死亡都在战争期间；母亲怀孕，生产，哺乳又是当我们逃难在乡下的时候；以此营养不良，时常发热，最后发现了肺病。他死于《自序》写成之后三个星期。一个聪明可爱的孩子!我一生未曾受过如此重大的打击。本书最后二章①，这半年来我都提不起兴趣续写。现在我又有比这更重要的工作，只好让它以未完成的形态留存下来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阅后记

　　① 标题为《左派反对派)。——编者
　　② 标题为(第二次入狱》，(出狱以后)。——编者

一个意识的觉醒

　　中华民国八年，写成世界公历是最容易记忆的，即是，一九一九年。当代中国的集体意识，可以说，是在这一年觉醒的；我个人的小小意识则确实是在这一年觉醒的。
　　这个回忆，如果是在十多年以前写的，我想，我无需要提醒读者，说五四运动就是发生于这一年罢?可是现在，青年的人——我是为他们而写的——有几个知道五四运动发生于哪一年呢?有几个知道这个运动在中国历史发展上的意义呢?
　　一九一九年，我恰好十九岁。阳历四月间，福建省立第九中学(在龙岩县)“己班”修毕了第四学年的功课，学校特别放了假，让学生回家去，等待六月间毕业考试。我从龙岩县回到漳平县来，很悠闲地过着生活。五月间，不记得那一天，一位老先生到我家里来同我父亲闲谈，说起北京学生闹事，打了人，烧了房子，罢课。说毕，摇摇头，叹一口气。这位老先生是我们县城里极少数常看报的人之一。父亲不看报，我自己也没有看报习惯，回家来固然没有报看，在学校也难得进阅报室去的。阅报室有一二种福州出版的报纸，似乎没有上海报或北京报，福州报也是陈旧而常脱期的。当时到阅报室看报的学生本也不多。
　　漳平县城当时有三个小学，一个县立的，一个族立的，一个福音堂办的。有几个中学毕业生，同我一样待毕业的学生也有五六个，名义上有一个学生会，但久不开会。我们那时对于这次从北京出发的大风潮毫无反应。别地方轰轰烈烈，罢课，示威，杯葛①日货。留在中学的同学写信来，也说本校学生领导了诸小学学生示威，在城外通漳州的大路上检查日货，在县城商会里拍桌子，甩茶杯，大骂商会会长；但漳平县学生没有动作，——不错，西门外福音堂办的新民小学，学生曾列队进城来游行一次，听说牧师发给学生每人一包糖果，叫学生从此以后不买日本货了。但那是教会学校做的事情。

　　① “杯葛”，英语boycott音译，“联合抵制”的意思。——编者

　　六月间我到龙岩县去考试时，那里的运动已经冷下来了。同学们告诉我们这些回家的人以运动中的遗闻轶事，纠察日货的学生每日还是派到城外去，学生会还在开会，但已没有示威，没有罢课，没有闹事。可是这二个月间风气的变化是十分显著的。例如平时不活动的学生都会活动起来，平时不说话的学生，都会高谈阔论，阅报室拥挤了，对于时事的知识普遍了，重要的是有个学生自己主持的学生会。在学生会布告牌上，我看见了若干在大城市读书的学生写来的信。
　　这就是我所经历的五四运动。我不知道，除了抵制日货，打卖国贼，拒签和约，等等之外，还有其他意义的五四运动。漳平县学生不会比我知道得更多些。龙岩县学生当时也许有人知道五四运动的其他意义么?有人读过《新青年》，为新潮流所激动么?我不敢说。但即使有，也是凤毛麟角的。
　　中学毕业以后，我莫名其妙地感觉苦闷。我想飞，想脱离狭隘的环境，不仅要离开本县，而且要离开本省。在学校时同几个同学约定，到北京考高等师范去，并非因为喜欢“神圣的”教育，而是因为听说高等师范不仅不收学费，膳费，且有津贴，每年费用比中学多得不多。可是父亲筹不出钱来，活动地方公款也没有结果。一个同学(龙岩人)已经先走了，他从上海寄给我一张明信片，说他游玩“新世界”(游戏场)的情景，我接着，魂梦中也是不安宁的。恰好在此时来了意外的机会。
　　县视学陈华是祖父的朋友。北京去不成，父亲和我都在懊恼时，他曾劝解我们。他说他本不赞成我到北京去，因为北京学风很嚣张。有一天他告诉我们一个消息，说陈总司令有公文下来，要本县熊知事派遣两名半官费生到法国留学去。
　　陈总司令就是“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有一年蒋介石的南京政府颁布大赦政治犯命令，但声明“共匪”和陈炯明不在赦免之列。不久之后，陈炯明也在香港死去了。陈炯明所以有十恶不赦大罪，只因他指使部下叶举在广州围攻大元帅府，把孙文迫到军舰上去。但这是后来的事。在一九一九年，陈炯明不仅不是国民党的叛徒，而且是国民党惟一的武力(其实当时国民党，就党来说，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团结于孙文周围的一派势力)。当时广东地盘被桂军占据了，而有革命历史的粤军在本省不能容身，只好挂“援闽”招牌向北洋军阀防地的福建抢一角地盘。粤军占据的是旧时汀漳龙道辖境，总司令部设在漳州。
　　陈炯明是新式军人，他不仅主张民主主义，而且主张社会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他一到漳州，立即造马路，设公园，开运动会，出版日报。马路上不许走人力车；公园里竖了一个四方石碑，刻着“自由”，“平等”，“博爱”，“互助”。这里，我们可以嗅得出吴稚晖，李石曾一流人的无政府主义气味。为了响应吴李诸人的勤工俭学运动起见，陈炯明遂命令他管辖下县知事每县派遣二三名学生到法国留学去。这就是福建省半官费生的来源。
　　勤工俭学，是吴李诸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中及大战刚结束后想出来的。大战时，法国缺少劳动力，曾在中国招了“十万”华工去；中国留学生断了接济的，有些人也在法国工厂找到工作。法国无产阶级流过不少的血，毕竟争到了比中国好多倍的劳动条件，能够让中国小资产阶级学生也感满意。这就造成了一种思想，认为中国学生来到法国后，只消以一半时间到工厂做工，就可以取得充足的工资去维持另一半时间的生活和求学费用。李石曾留在法国组织这个运动，例如交涉入境，接洽工厂，学校等；吴稚晖已经回国了，他在上海某报发表《胐庵客座谈话》，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宣传勤工俭学思想的。《朏出庵客座谈话》后来印成了单行本，销行颇广。据那些提倡的人估计，当时佛郎汇价低落，即使不做工，每年有中国银元六百元也就足够在法国读书了。
　　陈炯明就是以这个估计为基础来派遣半官费生的。他要每个学生每年自筹三百元，其他三百元则归县知事筹措。
　　己未年旧八月十八日，我同另一个半官费生在县城中水门外上船，父亲，三伯父，二弟送行，一别遂成永诀了。各县学生在漳州会齐，陈炯明在旧道台衙门总司令部开欢送会，摄影，请吃大菜。开会时有许多人演说，后来听人说演说人中有一个是朱执信，但未曾留下一点印象在我脑里。
　　我同其他三十几个福建学生到香港来候船。几日后，陈炯明驻广州的代表黄强邀我们到广州去，住在增步工艺学校，他就是那里的校长。他请了一位广东女先生教我们法文。我们学了三个星期的法文。在广州时候，福建籍国会议员曾开会欢送我们，议员之中有一个是林森。

　　直至十一月四日我们才得上法国大邮船。保罗·列嘉号从上海开来，已经装载了一二百个学生，如今香港添加了福建，广东两省五六十个学生，四等舱几乎容纳不下了。
　　船上三十三天的生活决定了我的命运。我的“五四运动”是在这邮船上经历的。
　　上船以前，我始终不知道五四运动有爱国以外的意义。香港和广州一定有当时新出版的杂志和书籍可买，但我没有买，同行的人也没有买，即使买了我也是不会去看的。我在香港买了翻世德堂本的《老子》，《庄子》和《列子》，买了商务铅印本的《经史百家杂钞》，买了商务小字本的《老残游记》，连同家里带来的国学扶轮社印的《龚定盒全集》和一本印得很坏的《白香词谱》，一起携到法国去。陈老庄列三书将来要说到外，其余的书都于一九二七年唐生智部下军队占领汉口湖北省委机关时遗失了。
　　在大邮船上，我第一次与“外江”学生接触。我看到了另一种类型的学生，不仅与福建学生不同，而且与我看了《留东外史》后所想像的外江学生也不同。他们是眼光远大，思想活泼。从他们的谈话里，我知道了许多从未听过的问题，知道了许多从未听人提起过的古书和新书，知道了有另一种生活在法国等待他们，同我们的生活不一样。在他们那里，我看到了许多新出版的杂志；有几种杂志竟如此普遍，而我熟知的礼拜六派杂志竟如此之少，不觉惊讶起来。
　　有一天，我借了一本流行的杂志来看。这本杂志名《新青年》，翻开第一篇文章是一个名陈独秀的人写的，题目忘记了，内容是关于孔子的学说之类。
　　在中学，国文教员黄宝枢先生曾出过定孔教为国教论一类的题目，我自然是拥护康有为这个提议的。国文教员在我的文章上面加了许多圈发下来，但在操场上遇到我时，同我说：“孔子是教育家，不是宗教家，他的学说是不可以定为国教的。”我才知道，原来老先生里面已有人反对定孔教为国教。这次看见陈独秀文章，我想又是讨论这个问题了。看到后面，才知道是根本反对孔子。读书人反对孔子，古已有之，《庄子》里面不是有许多反对孔子的话么?但激恼我的，是文章最后几句话。作者说：孔子之道不塞，民主之道不行，孔子之道不止，民主之道不流。“不塞不行，不止不流”，本是韩愈《原道》篇内对于佛老说的话，如今被人引来反对韩文所拥护的孔道自身了!上船日起，我第一次学写日记。这日我写了一篇很长的日记，大骂陈独秀。
　　但这一切，我都未曾表现在外面。同乡学生对于这类问题不感兴趣，有一类学生连《原道》也未曾读过。外江学生方面，我听他们说的多，自己说的很少，很少，因为我本来不善于说话，当时的“官话”程度也不够我发挥有系统的意见。但《新青年》杂志，以及这一类杂志，从此吸引了我，愈有反感，愈想借来看，渐渐地对于线装书不感兴趣了。十二月七日在马赛登陆时，我的外表虽同香港上船时一样，内心则完全改变了。潜伏的个人意识已经觉醒，从此我是自己的主人，我能支配自己的命运，而再不是父师及其他长辈给我安排的家族链条中一个环节了。
　　我想，我必须说一说这个意识觉醒过程中专属于我个人的原因。这个觉醒自然是出于时代的原因，事实证据是：同行的三十几个福建学生中，半年，一年之后，几乎全体都会写白话文，都会谈新思潮，甚至也有人走到共产主义来了。但觉醒的激剧，严肃，以及决然不肯退回到家族链条一个环节的作用去，则必须拿我个人的原因去解释的。
　　生在累世书香而趋于没落的旧式地主家庭里，又是长子，少时读书并不太笨，祖父和父亲自然寄托了很大希望在我身上。这是中国旧地主家庭的传统希望，即希望子弟由正途功名出身，到外江去做一两任官，回来买田，起屋。科举停了，这希望受了打击。祖父常说：“你出世可惜迟了几年，否则……”但给我的教育仍是同科举没有停办时候一样。先生不仅教了四书正文，而且教了朱注，以及什么人做的讲疏。五经中读了诗，书，易，春秋左氏传，但没有读礼。古文，选教林云铭的《古文析义》。幸而未曾学做八股和经义，只做些论说。本县已经有了官立小学堂(人民国后改名县立小学校)；祖父是校董之一，父亲是会计，是校产管理人，但很奇怪地没有允许我们兄弟进学堂读书。学堂已经毕业了甲、乙、丙三班，我们和若干同地位人家的子弟还在私塾读书。当然是因为学堂里学不到我们所“需要的”学问。可是民国三年，学堂改组，我们的私塾先生刘岑仲被聘当国文教员，家长们也已觉悟除了学堂毕业之外别无正途功名了，于是送我们随这位先生进学堂去。我一进去就是高小三年级，读了半年就毕业。一九一五年第一次离家到一百里外的龙岩县去进中学，那里的国文教员更进步些，因为教的是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和王先谦的《续古文辞类纂》。作文题，除了模仿古文的记，叙，论等以外，还有关于时事的题目。
　　新旧学堂有形的教育以外，家庭和社会的无形教育则是更重要的。人们有意无意直接间接从各方面灌输你以那个圈子所需要的人生观和道德，使你成为造好的链条中一个环节。
　　我符合了人们的希望么?一般说来，祖父和父亲是满意的。我恬静，服从，上进，总之任随他们摆布，他们叫我演什么角色，我从来不拒绝。我觉得演这种角色是最自然的事情，犹如人必须穿衣吃饭才能生活一般自然，无所用其反抗，而且不能反抗。他们不满意我的，是我过于缄默，不会酬应宾客，没有办事才干。母亲不满意我一天到晚捧着书看。我想，我所以成为现在的我，是与“一天到晚捧着书看”大有关系的。
　　十岁以前，我同其他的小孩子没有什么两样。一般爱玩，顽皮，好零食，讲究穿衣服。看戏，听故事，决不会是我特别的嗜好。可是十一岁，我变了样。夏天，有一日，生小病，躺在三伯父房间，不能跟着堂兄弟出去玩，正在无聊时候，看见枕头底下有一本石印小说：《薛仁贵征东》。那是三伯父新借来看的，他看到第四回没有合拢来，卷成一筒塞在枕头底下。我拿起来居然看得懂，虽有许多字，例如“这”“那”“呢”“吗”之类，在经书里未曾见过，但这故事我听人说过许多遍，戏台上也常演，不懂得的字是能够猜出意思的。我一口气看下去，当夜很晚才睡，第二日再看一日就把四本小书都看完了。从此以后就缠着三伯父去借小说，以后自己买小说来看，买了许许多多的小说，都是章回体的。从此以后对于小孩子游戏我都不感兴趣，因此一天比一天同堂兄弟和自己的弟弟疏远了。
　　小孩看小说，现在是很平常的事情，当时别处也是平常的。但在我们那里不平常。十一岁孩子看小说，而且看了许许多多小说，手不释卷地看小说，外面做热闹，演戏，不出去看，宁愿躲在家里看小说，——我们县城内外没有第二个，因为在小县里，读书人家是互相认识的。不久之后，我就成了藏书(小说书)中心之一，大人们看小说的，也来向我借书。
　　小说给我开辟了另一个世界：非现实的，想像的世界。我如此沉迷在这个世界之中，以致忘记了现实的世界。这就造成了，而且发展了我的弱点：沉默，短于世故，孤僻，落落寡合。小说使我没有朋友。儿时游戏的伴侣已经离开了我，学校同学也不了解我，因为他们并不看小说，或没有看那么多的小说。他们大都只看先生教过的或指定的书。但是他方面，小说使我不满意于现实，于我们那个圈子的生活和理想，于人们给我安排的前途，因之对于神圣的道统发生了怀疑。这不满，这怀疑，不过藏在心里罢了。我对于老庄哲学的偏好，以及中学毕业后想远走高飞，以及主动主张远赴法国(这是我第一次出主意支配自己的命运，以前一切都是父亲替我安排好的，此次父亲虽然不反对，但也不热心促成)，——也许就是这个心境的外露罢?
　　应当说：我看的并不限于小说。起初自然是看小说，后来由小说到笔记，到文集，到诸子，到史部。总之，都不是先生或同学教看的书。反之，凡是先生或同学介绍的书，我都怀了成见不屑去看，或者当作应尽的义务勉强去看。所以我的一切知识大多是从自学得来的，我把学校看做供给食宿和闲暇的处所，甚至认为学校教育没有用。现在想起来，这是偏见。看的书既然与人不同，性情，嗜好，思考方式也就显得与人两样，虽然不愿与人冲突，没有一个仇人，但也不能与人融洽，没有一个朋友。外表上，我是迟钝，麻木，无所可否的一个人，但我过着内心的生活。如果不是处在这个时代，那么在现实世界折磨之下，想像力就会渐渐衰退了，渐渐同那些没有想像的人谈得投机了，于是也懂得世故，善于酬应，同周围一切融洽起来，书呆子习气渐渐免除，历练相当时候一样也会学得办事才干，结果继承了祖父和父亲，在小县城时当一名小绅士。
　　幸而五四运动救了我。我说的不是打章宗祥的，罢课游行的，抵制日货的，爱国的五四运动。我说的是请赛先生和德先生打倒孔家店的五四运动。同梦魔似地压在我身上的孔子道统被我踢开了，连带着做这道统补充品的老庄哲学也被我抛弃了。从此我只过着一种生活，我所行的只是我所思想的。而这是经过严肃思考和内心斗争而达到的，并非为了趋时和从众。
　　这个斗争过程并非一日二日的事情。从写日记骂陈独秀起到完全接受陈独秀的见解，中间经过了几个月，直至读过胡适的《哲学史大纲》后，一切怀疑才消失了。到了法国后虽然觉得人家样样比我们强，孔夫子究竟敌不过赛先生和德先生，但总觉得有一种“国粹”，一种东方文化，一种精神文明，一种神秘的东西，是西洋所没有的。这种东西，我认为包含在周秦诸子学说里面。因为在中学曾读过一本书，仿佛说佛教不如我们的老庄杨墨；至于哲学，即西洋理学，虽苏格拉底，柏拉图，亚理士多德，比起我们的先哲来，也不过是一知半解罢了。胡适告诉了我，诸子学说就是哲学，都可以用科学方法去整理，去研究，其中许多问题，西洋哲学不仅讨论过，而且更有进步。这种“国粹”已经失去神秘性了。

　　在巴黎住了一个星期。十二月十五日，我们三十几个福建学生就由华法教育会派人送到圣日耳曼中学来。圣日耳曼离巴黎四十五分钟火车，坐电车一个钟头也可以到。那里有个王宫，古时法国国王常在那里居住，路易十四就是在这宫里出世的；现在改做博物馆。王宫和城市都在高岗上，俯视塞纳河以及河彼岸的平原。巴黎来的火车开到对岸须卸下好多节，然后添加一个机车在后面，帮助前面的机车，把火车从隧道推向高岗去。上面就是这条铁路的终点。车站旁边就是王宫，而隧道上面则是连接于王宫的花园；花园并不很大，但沿着河滨山岗有一条很长的箭道，箭道尽处是个大森林，古时国王行猎的地方。整个圣日耳曼本处于森林旁边，从车站穿过市街，经过我们的学校出城去，也有大路通人森林的。每年春天休假日，巴黎人常来此踏青。我们来前三个月，协约国才同奥国在这王宫里签订了和平条约。
　　我们食宿都在学校里。学校特开一个大寝室给我们住，一个膳堂给我们吃饭，一个教室给我们读书。除了法文以外没有其他的功课。法文先生当过兵，打过仗，据他说杀死过好多德国人。他是个十足的沙文主义者。法国同学年纪都比我们小，生活完全同我们分开。有三个塞尔维亚人，两个阿尔班尼亚人，一个波斯人，也住在学校里，但他们是同法国学生一起上课的。
　　福建学生有一种一时拆不开的关系，即是陈炯明派了一个人从漳州护送我们上船，我们第一年的官费由他领来直接汇给巴黎华法教育会，我们自己的钱也是交给他代汇，所以到巴黎后全凭教育会办事人支配，我们没有选择自由。教育会把我们全体(除了一个女生)送到一个学校来。圣日耳曼中学是临时交涉的，校里以前没有中国学生，此次一来三十几个，除了一个外江人外，都是福建人。但一个多月以后又来了三十几个人，那是各省都有的。
　　福建学生对于外江学生采取排斥态度。几个同乡在一处常常拿外江学生当作嘲笑对象，以此引起别人的反感，认为福建学生是“野蛮的”。野蛮不仅是粗暴之意，而且是不开化或文化程度低下。有一个湖南学生发表了这个意见，给福建人听了去，群来质问，几乎要动武。但福建人并不团结。三十几个人分为汀州派和漳州派，漳州派中又分为东党和南党。党派斗争在广州香港时候就开始了。船上为了选举学生会闹了许多别扭。进了学校把戏更多。这种以乡土为分界的党派斗争，发生在学生里面，似乎是很不可解的。但这有客观根据。首先，言语不同。旧汀州府属各县学生，都说客家话，只有一个或两个能说漳泉话。旧漳州府属学生则没有一个能说客家话。两方面只好借“官话”交换意见了。其次，更重要的，是所受教育不同。汀州学生受的是内地中学教育，同我所受的差不多，注重国文，教国文的是些老先生，他们总有些线装书知识；漳州学生受的是通商口岸中学教育，教会学校式的洋场教育，教国文的也是些西装革履少年，他们恐怕不教《古文辞类纂》。汀州学生有理由视漳州学生为浅薄的，漳州学生也有理由视汀州学生为落后的。例如汀州学生大多读过《原道》的，他们看见我的箱内有《庄子》和《老子》，晓得说里面有反对圣人的话，因为韩文公提起过。漳州学生则没有这个联想。他们看见我的《白香词谱》，硬说是白乐天著的。但两处学生都不知道龚定庵是谁。漳州学生称我做“博士”，因为我带了线装书来。他们很看不起线装书，汀州学生则没有这个成见。在这斗争中，我是旁观者。我不是汀州府人；也不是漳州府人，而是夹在两府中间的龙岩直隶州人；论教育，我是同汀州学生一样的，但我不会说客家话，我可以说漳州话。我的一个同乡既会说客家话，又会说漳州话，有个时候同漳州人一起反对汀州人，有个时候同汀州人一起反对漳州人，两派斗争，他也造了许多原因。有一次不记得为了什么问题两府学生在课堂里演全武行，我则躲在角隅观看。校长写信到华法教育会去，现在的党国元老张浦泉那时在巴黎，他亲自到圣日耳曼来解决这个问题。
　　外江学生在另外一个课堂上课，他们带来了许多新书，新杂志，但也有线装书。他们并不因为我们野蛮，抛弃我们。他们同中古基督教传教士一般向野蛮人说教。福建学生渐渐地也闹起“五四运动”来了。在福建本土似乎也是此时(一九二0年春)才有“五四运动”传到的，因为国内的同学们纷纷有信来讨论新潮流问题。有一封信写了别字，把“新潮流”写做“新条留”。
　　写白话文，谈新文化，虽成了时髦，但府际斗争仍继续下去。到了暑假，华法教育会存款完了，一切归我们自理了，联系福建学生的线索才拆开，而各人自寻命运去。这些人后来怎样，我知道得很少。其中有一个曾在我以后走到共产主义来，但经过打击后又回到他的父亲替他安排的命运去干光耀门楣的事业了。
　　暑假以后我同两个同乡仍旧留在圣日耳曼，此处既无中国学生，我们就跟着法国学生上课。物理，化学，数学，我在中国都学过了；法国史地，学了没有大用；法文读些古典著作，也没有兴趣。到了寒假，我就离开圣日耳曼到巴黎东南二个多钟头火车的墨兰去，那里也有一个中学，也收中国学生，但我不进学校，而另外租一个房子住着，自炊，自学。墨兰是个省城，风景没有圣日耳曼好。
　　暑假没有离开圣日耳曼，是为了存款不多；寒假终于离开圣日耳曼，则是为了存款将罄了。
　　大战以前，中国使用的墨西哥银元，每元可兑二个半佛郎。一九一九年，维尔塞和约签订之年，我们在香港时，每元可兑八九个佛郎。次年，佛郎大跌价，每元可兑至十五佛郎。我们到巴黎时，华法教育会派的招待员，四川人吴铁生先生，同我们说：“现在生活昂贵，巴黎每个月生活需要三百佛郎了。”接着，他又说：“但是三百个佛郎不过中国三十块钱，这点钱在上海也是不够生活的。”但我们在圣日耳曼每月纳费平均一百五十佛郎，膳费，宿费，学费，洗衣沐浴费都在内。这是华法教育会替我们一次缴纳的。其他费用则自己掏腰包，但也是隔若干时候向教育会支领一次。一九二0年年底，我的存款不够缴纳次学期学费，只好离开学校了。我们，我和其他两个同乡，希望自炊时候每月开销能更节省些。墨兰离巴黎远些，生活程度更低些。我们每人住一个房间，我住的是顶楼，有老虎窗对着运河，每月房租三十五佛郎；有一个同乡住二楼房间，每月房租四十佛郎。房租是大宗支出，其余是很省的。我们每月每人共总只用一百佛郎，一切都在内，理发，沐浴，洗衣，邮票，也在内，惟有衣服，书籍，交通，医药等费用在外。但吃的是很苦的。真是“三月不知肉味”。我们废除了早餐。其他二餐是面包，洋山芋糊，有时炒卷心莱，那是特别的享受。不过用的是猪油，不是橄榄油。至今还记得面包是一佛郎又三十生丁买一里弗(半公斤)。三个月之后，实在熬不下去，才隔几日吃一次肉，其他支出也增加了些，但每月决算也就增加百分之三十了。墨兰城跨塞因河两岸，我们有一次在河边散步，遇见一个病容满面的中年中国人，通了名姓，方知他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曾琦。他来这里养病，生活条件比我们好多了。他从此成了我们的朋友，互相拜访，同作郊游，借了好多期《少年中国》给我们看，又抄了好多首七绝诗请我们批评。我也抄了几首诗词请教他。他曾写了通信发表在中国什么报上，说法国俭学生每月生活一百佛郎就够，即合中国六七元。勤工俭学生看了这个通信大骂曾琦混账。他们不知道是我们几个人作的孽。
　　当时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办的《新世纪报》早已不出版了，但都尔城的汉文印刷所还存在，每周出版一个刊物，同上海小报一般大。我记不起这报名，但记得编辑人是太玄周无。他也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是曾琦的朋友，曾琦常在那个铅印报上写文章。有一篇文章也许是曾琦写的，曾把当时在法国的学生分成三个“阶级”：官费生，半官费生和自费生，勤工俭学生。前者好比资产阶级，后者好比无产阶级，半官费生和自费生则好比小资产阶级。我们和曾琦都是“小资产阶级”。
　　当时有个统计，举出各类学生的数目及其百分比。我现在不记得了，但记得勤工俭学生人数很多，远超过前二“阶级”学生，约有三千人，本部十八省，除甘肃以外，都有人，最多的是四川人和湖南人。这些学生大多数是各地五四运动中活动分子或领袖。他们一定是同我一样，想飞，想走出本省，甚至本国；但也一定是同我一样没有“翅膀”去飞。“勤工俭学”的呼号，绝不是对着旷野叫喊的。他们大都集中在上海候船，也有集中在北京或保定的。在我以前已经有二批或三批人出国了；在我以后出国更多批数。这个潮流，一九二0年秋天似乎停止了或衰微了。
　　衰微的原因是事实打破了理想。法国各地中学固然开放大门让中国学生进去，因为究竟是一笔有利的生意；但法国工厂并不开放他们的大门。战争停止尚未满二年，法国已经闹不景气了，工厂正要裁人，那有位置来容纳这些黄面孔的劳2127勤工俭学生们把带来的一点钱读了几个月书之后，便真成为“无产”阶级，不得不到华法教育会来请求救济了。间有极少数人能找得工厂位置，大多数人则每日领二三佛郎津贴，吃面包和开水。有一部分人住在会所里。会所本名“华侨协社”，教育会是协社的一个单位团体，听说是一位有钱寡妇为了同情中国，捐这幢屋子给华侨团体，我到巴黎第二日，协会欢迎会中这位太太曾上台演说。华侨协社离巴黎二十分钟火车，与有名的“豆腐公司”相距不远，在(Lagarenne—Colombes)镇盘特街(Rue de la Pointe)三十九号。我所以记得这般清楚，因为三年多通信都是在那里转的。这是一幢三层楼小洋房，立在一刊、花园当中。但此时地窖里住满了勤工俭学生；花园搭了布篷，篷里也住满了勤工俭学生；花园树枝间拴着绳索，绳索上面晾着衣，裤，袜子，被单。喧哗吵闹引起了隔壁邻舍联名请求警察局干涉。某办事人有一次训话说：“邻舍告我们中国人不爱干净。谁敢说我们不爱干净呢?抽水马桶板上潮了，后来的人就不肯坐，只肯蹲；板蹲破了，后来的人索性站在地下撒尿；马桶间腌脏了，后来的人索性站在房门口向里小便；房门口也潮了，现在的人索性在走廊里小便了。”这是得之传闻的。我常去华侨协社，那里马桶间虽不很干净，但不如所传之甚，至于走廊，则无大小便痕迹。
　　勤工俭学生都是国内闹学潮的健将，即所谓“丘九”。现在既然工不能勤，学无从俭，一股怨气自然要找个地方发泄。李石曾已经回国到北大当教授去了。他的朋友刘厚首当其冲，遇了许许多多麻烦。当时刚到法国的蔡元培和吴稚晖曾出席会议解决这些麻烦问题。
　　这些名人到法国来，是同运动法国退还庚子赔款问题有关系的。他们计划拿退还的庚款在中国另招一批学生去；勤工俭学生则很有理由控告他们，说他们当初提倡勤工俭学，目的就在运动退还庚款，现在目的达到，就把利用过的工具丢弃了。
　　有两个斗争必须提起来说。
　　一是“二八运动”，发生于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仿“九一八”，“一二八”，“八一三”之例，应当说是“二二八运动”，可是当时通称“二八运动”。这日各地勤工俭学生约齐到巴黎来向中国公使陈篆请愿，提出几个要求，结果被法国警察驱散了。
　　一是“里大运动”。这年秋天，那个海外中国大学已经办成功了，校址是里昂城对河小山上圣伊涅伦炮台改造的；吴稚晖率领的一群学生已到法国，或者已经进学校里去了。勤工俭学生被人抛弃定了。一日，里昂城警察很惊讶地看见火车一批一批载来许多中国学生，他们都到河那边山上装修中的炮台去，进去之后就不肯出来。但不久，警察就晓得怎么一回事了。他们把这炮台包围起来，把里面的中国人作成了俘虏。几日之后，法国政府下令把这些俘虏驱逐回中国去。
　　这两个运动，我都没有参加，因为我不是“无产阶级”，我是“小资产阶级”，如曾琦或他的朋友所说的。
　　里大运动之后，一部分捣乱分子驱逐出境了，勤工俭学生气焰低降下来，同时不景气似乎好转，工厂渐渐能容纳黄面孔的工人，全盛期的群众运动已成过去了。
　　但在此时，我自己则从“小资产阶级”降落为“无产阶级”；同时——有内在的联系么?——不仅从民主的思想，走到社会主义的思想，而且从社会主义的思想走到社会主义的行动了。

十二人

　　一九二三年三月十八日，我们从巴黎北站出发，身上带的中国领事馆护照，说是经过西比利亚铁路回国去，其实我们是去慕斯科进东方大学的。周恩来和我们同行，他是从法国回归德国去。此次一起派遣十二个人，熊雄和王圭本在柏林，袁庆云先到柏林接洽俄国入境护照，我们从巴黎车站出发只有九个人，连周恩来在内十个人。
　　赵世炎，他是我们的领袖，他刚交卸下“少年共产党总书记”职务，现在做我们这个旅行团团长，对外交涉大部分是他办的，尤其当需要英语时候，因为其他的人都不能说英语。他是四川人，一个大家庭子弟，全家住在天津或青岛，学北方人说话，但脱离不了四川口音。我在法国认识“川老鼠”很多。一个川老鼠，不仅可以从说话口音和字汇辨别出来，而且可以从性格辨别出来。这个性格是什么?我想，凡外省人交过四川朋友的，都会知道，但要拿言语形容出来，则是很困难的。我第一次听世炎说话，就知道他是四川人，可是相处一个时候以后，觉得他的性格与我过去认识的四川人全不像。他确具有领袖能力：能调和大原则下种种不同的倾向，能量才使用，机警，有急智，是个好演说家，主持会场和办理外交，他是最适宜的了。关于他缺乏四川人特有性格那一点，我曾有一次向他提过。他说，他是四川某县人，这个县份在四川边境，同外省生活比同四川腹地生活更接近些；此外，他又生长在外边。
　　这一年，他约有二十三四岁。在火车上，他指着头上戴的新呢帽告诉我们说：这是走遍巴黎好多帽子店才买来的。普通尺寸的帽子，他不能戴。但他的面孔和他的身体，与那颗大头不很配称。比起头来，面孔是小的，而且渐渐收束成一个尖下巴，有点像后来叶浅予漫画中的“王先生”。我未曾见他戴过眼镜：眼睛，鼻子，双颊，都很平板，不能说他漂亮，但演说时自有可爱之处。虽没有病，身体也不强壮。他到法国以前的生活，我不知道；似乎是北京某中学学生，在五四运动中出过风头，与当时北大学生领袖邓仲懈，许德珩等人有交谊。
　　陈延年和陈乔年两兄弟，外表毫不像兄弟。一九二七年，吴稚晖演说大骂陈独秀兼及他的两个儿子，其中有几句话道：“他的儿子陈延年，还有一个陈什么年，他父子三人，我相信，凡见过他们的都一定说，像他们这样的尊容再丑也没有了。他们就是穿一件漂亮的纺绸长衫，人家也要说他们是小偷。”(见文明书局出版的《吴稚晖白话文钞》)这是胡说。陈独秀并不丑，没有见过他的人，可以看看《实庵自传》单行本封面上他的照片(亚东图书馆出版)。有一个女同志曾说他的眼睛是特别可爱的。乔年是个美男子，不仅是我们十二个人中最美的，而且是我所见的莫斯科中国同学中最美的，连顾影自怜的李鹤龄也比他不上。他身体强壮，皮肤很白，两颊同苹果一般红。他的哥哥则与他相反，不很健康，肚皮比常人大，两条腿比常人细，皮肤黑而粗，浓眉毛，斜眼，近视，有时你以为他在看你，其实他看的是你旁边的人，动作缓慢，表面上有点萎靡不振的样子。到莫斯科后袁庆云给他一个绰号：“腐败”。但他并没有吴稚晖所形容的那种丑相。总之，我们十二个人中还有比他更丑的哩!这两兄弟，除了相貌以外还有其他方面不同。延年爱说话，爱讲故事，关于辛亥革命前后的故事，以及他自己家庭的故事。几个人会聚一起时，总能听到他的低音。乔年则一声不响。开会时不说话，多人闲谈时也不说话，只有同王若飞闹着玩时才有说有笑的，后来渐渐练习也能克服腼腆而在会场中演说了，而且说得相当好，虽然不及他的哥哥。这两兄弟感情很好。两人一起脱离家庭，不仅脱离他们的旧官僚家庭，而且脱离他们的父亲。他们的父亲已经是有名的家庭叛徒了。那几年全国正在宣传他主张“万恶孝为首”，宣传他组织“讨父团”。一九二一年陈炯明问陈独秀关于传说的组织“讨父团”事情。陈独秀回答道：“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个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见《实庵自传》)他的儿子虽未曾组织“讨父团”，但未出国前对于父亲的态度，正不减于父亲对于嗣祖父的态度。这是政治思想的冲突。父亲是民主主义者，儿子是无政府主义者。后来父亲在中国前进到共产主义，儿子在法国也退回到共产主义来，于是父子间的隔阂就完全消失了。乔年完全跟着延年走。延年在法国的转变，在无政府主义者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影响到南洋群岛和美洲的无政府主义者。
　　这两兄弟是清教徒。吃得坏，穿得坏，绝口不谈女人。延年死时还是童男子。乔年后来在北京与史静仪同居时，我第一次从延年口里听到他不满意“弟弟”的话。在此以前我也未曾听到别人说过不满意“弟弟”的话。他是我们所有的人的“弟弟”，因为我们都跟着延年喊他做“frere”(法语——弟弟，第二个e上面有二声丿)。到莫斯科，他还有一个绰号叫做“яблоке(俄语——苹果)，是为了他的双颊颜色呢，还是为了其他的故事，则不记得。这一年，延年二十五岁，乔年二十二岁。
　　王若飞年龄是最难确定的，骤然看，他似乎同我们一般年纪，即二十五岁上下，但仔细看他脸上的皱纹，牙齿的颜色，尤其生活经验和习气，则显然比我们老得多，这一年应有三十岁，至少也有二十八岁。他从舅舅黄齐生及其他贵州政客学会了许多斗争本领，但他能干，而且忠实于共产主义，并不减于我们这些初出学校的青年。这是一个矮子，头颈短，手指肥，鼻梁微歪而曲，皮肤白净，满口贵州官话。他爱喝酒，同我一样。他爱说笑话，顽皮，好闹。他是十二人中最有趣的。
　　次有趣的是袁庆云。他也顽皮，好闹，可惜同我一般，是口吃的。这是标准的川老鼠，具有一般四川人的优点和缺点。他是赵世炎的朋友，跟着赵世炎走到共产主义来，我想不是由于同乡的关系，而是由于政治思想的关系。他是一个高个子，活动，广交游，尤爱接交外国朋友，虽口吃却不怕说话，到莫斯科后他比我们更早会说俄国话。“少年共产党”第二次大会会场就是他寻觅的：警察局里一个大厅。但是旅莫支部小组会中他受人批评最多。
　　袁庆云的同乡王凌汉更是标准的川老鼠。他是一个跛子，跟随世炎参加一切组织，最后加入“少年共产党”。开会时爱发言，但令人有不着边际之感。成立大会后，某次蒙达尔支部开会，尹宽说出他对于大会的感想，曾有一点说：代表中有些人并没有明白我们现在这个组织同过去种种组织有什么不同。尹宽就举王凌汉做例。
　　赵世炎，袁庆云，王若飞，陈家兄弟，出发前本在巴黎居住，我到巴黎去时会面多次，大家厮熟了。王凌汉不住在巴黎，但成立大会时我已经见了他一面。
　　以下三个人则是新会面的，他们从外省来。不错，出发以前，我已经在第二次大会上会见他们了。
　　佘立亚，一个湖南人，高而大，热情而强悍，这方面具有湖南人性格，但另一种湖南人性格，如蔡和森，李维汉，汪泽楷所代表的，则在他身上找不到踪迹。他开会时很少说话，因为没有什么自己的系统的意见可说；他诚心实意接受他人领导，奉了使命时是很忠实执行的。
　　高风，也是湖南人，也是热情而强悍的，但与佘立亚不同，即爱谈理论问题，从宇宙起源起至人生哲学止都爱提出来同人讨论，可是我们对于这类问题都没有兴趣，他于是感觉了某种失望。我未曾看到他以前，就记得他的名字，因为内部刊物曾发表他的一篇文章或一封信，主张我们现在就规定一个日子向统治阶级宣战，到了那一个日子大家都要起来暴动的。
　　与高风形影不离的，是陈九鼎。他是河南人，这是十二人当中惟一的北方人。这两个人同在一个工厂做工，为了喜欢讨论宇宙观和人生观问题，遂结合极坚固的友谊，不仅生活分不开，连名字也是分不开的。我们常说“高风陈九鼎”，仿佛这不是二个人的名字，而是一个人的名字。高风是个强壮的农民模样，陈九鼎则是瘦。而矮，而且生了鸡胸。
　　以上八个人(袁庆云在柏林等我们)，连我九个人，连周恩来十个人，从巴黎北站坐车向德国去。我们买的是去柏林的车票，这个车票有三天效力，即是说我们路中可以下车游玩，只要不过三日，仍旧可以坐车去柏林的。比利时查理鲁亚城劳工大学有我们一个支部，那里的同志预先有信来，要我们路过时下车去看他们。我们去了，那里的同志，刘伯坚，熊渭耕等开会欢迎我们，领我们参观大学和城市，又到郊外去拍了一照。不记得是否在查理鲁亚城过夜，但是次日早晨到科伦，下午换了车就走了，确是未曾在科伦过夜的。科伦离比利时边境不远，我们一下车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首先言语不通。我们在法国旅行以及此次经过比利时，都说法语，并不觉得困难，到德国则没有一个人懂得德语。周恩来虽是柏林寓公，但他说德语并没有我们说法语好，他几乎只会交涉极简单的事情，例如吃饭付账之类。我们在科伦吃了一餐饭，共付五万或六万马克，这也令人惊讶。此时是德国通货膨胀初期，到了十月间更不得了。可是到了莫斯科，一只小面包也要卖七百万卢布哩!我们参观了有名的科伦大教堂。
　　到柏林，我们分开几个地方居住。我住在熊雄寓所里，在夏洛登堡，康德街。复洛登堡一名新柏林，到老柏林去时须经过一个森林，但有地道电车和架空火车可坐。我在法国未曾住过如此漂亮的房子；不仅我，勤工俭学生和半官费生或自费生，据我所知，都未曾在法国住过如此漂亮的房子。房东是个军官寡妇，有个少女待嫁，天天在客厅弹钢琴。她们为了贴补生活，把家里最好的房间高价租给外国人，不记得房租每月几个马克，但折算为佛郎，在法国也只能租一间恰配勤工俭学生住的房子罢了。熊雄自己烧饭，生活很俭朴，同他住的房子不很配称。他原来住在法国，为了与李鹤龄同谋暗杀陈篆，供给李鹤龄手枪原故，事发出走德国，但李鹤龄口供里并未牵连了他。这件事含有浪漫的，无政府主义的意味。我到柏林时，熊雄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他向我津津乐道这件事业。他并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是反对个人恐怖的，实在说他至死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这是一个天真的人，同小孩子一般天真，即是诚实，无邪，纯洁，热情，而又幼稚的。他追求一切新的革命的事物，结交一切激烈的勇敢的革命的朋友，但没有判断力，分不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什么是克鲁泡特金。他永远是一身猎装，长靴，房间里挂着马鞭，每日临帖练习大字和小楷，好书岳武穆满江红词，早起，下雪，天未亮，一个人到柏林郊外很远地方踏雪去。可是，无论那一国文字和语言，他都学不好，说中国话也夹杂了很多江西土音。后来在莫斯科上课或开讨论会时，问他问题，他常常站起来目瞪口呆，最后声明：“忘记了”。
　　袁庆云和王若飞住在王圭寓所里。王圭是湖南人，德国话说得很流利，他是我们惟一的翻译，没有他，我们只好做哑子。赵世炎听了德国话，说他有一点听得懂，因为许多地方同英国话一样，他想学德文，别人则对于德文毫无兴趣。我们是路过德国的，在柏林停下来，是为了办理去俄国的护照。当时法国尚未承认苏联，巴黎没有苏联外交官，柏林才有。王圭认识第三国际人员，那是张伯简，萧子暲，遗留下来的关系。护照办了许多日，我们闲着无事，由王圭和周恩来带着游玩柏林博物馆，动物园，名胜，古迹，有一次去游博茨坦，那是仿照维尔塞造的离宫，但不及维尔塞多多了。
　　周恩来又带我们去吃中国菜。菜馆不是临街的店，而是人家寓所，出来招待的是几个德国姑娘，菜单上每样菜都有中文和德文名字，又编了号码，点菜时只消告诉号码就够了。那里，我们遇见几个中国留学生，又看见中国寄来的报纸，我们紧张地读着其中关于吴佩孚屠杀京汉路罢工工人的记载。
　　周恩来是带我们来中国莱馆开会的。他到柏林来，张崧年夫妇不理他，也不肯同我们见面。周恩来召集青年团德国支部开会，解释他在第二次大会开除张崧年案中的态度。德国支部没有几个人，也许有几个在外省，但在柏林的，张崧年夫妇，周恩来，王圭，熊雄之外，只有一个人，可惜我忘记了他的真名和假名。那日，他到会，很迟，一声不响。周恩来竭力为自己辩护，熊雄和王圭自然谅解他，另一个同志，提出几个简单问题，就不再说话，显然是不谅解他。我们离开柏林以后，这个同志也就退出“少年共产党”了。
　　从柏林到莫斯科去有两条道路：一条陆路，经过波兰走廊，立陶宛，列多尼亚，从什么地方入境，直到莫斯科；一条水路，到斯忒丁上船，彼得格拉登陆，从那里坐车去莫斯科。我们选择了陆路。到柏林住满十天后，又继续向东去。经过波兰，立陶宛，没有停，直至列多尼亚的里加才停下来。我们是上午到的，须待下午或晚上才有车去俄国。这时已是春天，巴黎和柏林都是绿叶满树了，里加还是冬天气象。我们站在大河铁桥上，看见大冰块在河里缓缓流着。这里，法国话不通行，德国话也不通行，俄国话我们又没有一人懂得，倒是英国话比较通行一点。因为我们在一个咖啡馆吃中饭时，赵世炎能够同仆欧说英语，旁边两个舞女也懂得英语，她们立刻同世炎亲热，要世炎和她们跳舞。世炎脸红了，这件事后来好久成了我们嘲笑对象。如果换上王若飞是不会脸红的，可是王若飞也不懂得跳舞。
　　到俄国边境上，车停下来，行李都搬下来检查。这是第一次遇着检查，以前经过许多国境，虽看护照，却未曾检查行李。检查员知道了我们是东方大学学生，似乎未曾检查下去。我们第一次看见红军：粗麻布大衣，粗麻布尖帽子，帽子前面有一个红星。别的旅客又坐车去了，我们不能走，因为剩余的钱不够买车票。车站有人殷勤招待我们，允许减费或免费，但须请示什么机关，当日不能动身。我们打了一个电报给东方大学中国同学。这一晚就在车站上空车厢内过夜。
　　中国同学，在莫斯科车站迎接我们。其中有萧子暲，他是从法国去的，他是我们的亲人。此外都是从中国去的，有好几个，我只记得一个是任弼时，用高音说话，一个是王一飞用低音说话。出车站，王一飞同我一路走，不仅挽着臂，而且挽着腰，这种走法是在法国，德国时未曾见的，在中国也未曾见，但在俄国则很常见。
　　旅行生活告终，新的生活开始了。我们不仅从资产阶级国家初次到无产阶级国家来，而且从工厂生活过渡到学校生活。从没有系统的自己研究到有一定课程的读书和求学。我们知道，前面等待我们的并不是什么博士，硕士学位，而是革命生涯。前面等待我们的，是斗争，是暴动，是革命，是监狱，是流血，是牺牲。
　　十二人!但是哪里去了呢，这十二人?
　　袁庆云，一九二六年随北伐军出发，过湖南郴州时，传染虎列拉死去了。
　　高风，同年在保定被捕，被北洋军阀枪毙了。
　　熊雄，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后，从黄埔军官学校出亡，途中被捕，被李济琛枪毙了。
　　陈延年，同年四月底或五月初，在上海被杨虎捕去枪毙了。
　　赵世炎，于陈延年被杀之后不久，也被杨虎捕去枪毙了。
　　佘立亚，也是这个时候死于杨虎手里。
　　陈乔年，一九二八年在上海被捕，被熊式辉枪毙了。
　　王凌汉，一九二八年在无锡工作失踪，传说被土豪劣绅暗杀了，后来才发现他抛弃工作逃回四川去。
　　陈九鼎没有消息。
　　王圭，我曾于武汉时代见过一面，做了什么军官，后来没有消息。
　　王若飞，一九三七年尚在延安，不知还在人世否?
　　最后，我在这里写我对于十二人的回忆。
　　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中时，我以为王凌汉，陈九鼎，王圭都已死去，而传说王若飞为了左派反对派嫌疑又被斯大林充军于西比利亚，曾于回忆中发生比现在更多的感慨。那时，我想，我们仿佛是一班小兵，赵世炎是班长，我们并肩作战，结果一个个中弹死去了，只剩下一二个成了俘虏。现在做俘虏的恢复了自由，而有几个人虽然失踪，却无确定死讯。确实战死的只有七个人，但也是超过半数以上了。

K．U．T．V．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又名“斯大林大学”，是一九二一年四月间创办的，主要是为了教育旧俄帝国境内高加索，西比利亚一带诸落后民族的劳动者之用，正如另有一个“西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是为了教育帝国西境立陶宛，列多尼亚诸民族的劳动者之用一般。旧俄帝国境外的东方学生，如中国，日本，朝鲜，蒙古，印度，波斯，土耳其等等学生，在里面究竟占据少数。这些外国学生中有许多是为了参加巴库“东方民族会议”，彼得格拉“远东民族会议”，而来俄国的，其中甚至有第三国际大会代表。
　　中国学生成分，同我们在法国那些勤工俭学生一样，都是五四运动后纷纷往上海或北京走的大潮流中人物，不过他们稍微晚了一点，赶不上勤工俭学潮流，因之比我们多占得一点便宜，即当时国内社会主义思想比较成熟了。陈独秀出狱后，辞去北大文科学长之职，从北京来到上海；这些学生，或其中最进步分子，此时就不去找李石曾，吴稚晖一流人物，而去找陈独秀了。陈独秀当时曾在上海进行一种半工半读的组织，参加这种组织的人就是后来的S．Y．的基本队伍。S．Y．自然是在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底下的，但当时不名C．Y．(共产主义青年团)，而名S．Y．(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仅是为了适应环境，因为当时准备做公开的团体，——而且是为了其中有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只肯在社会主义旗帜之下，而不肯在共产主义旗帜之下，共同工作。从中国直接去俄国的学生，就是这些S．Y．分子。他们分做几批出国，当时从中国到莫斯科还要经过俄国白军防地，路上遭遇种种困难和危险。有一批人在某地被武装队伍扣留起来，他们不懂得俄国语，不知这个队伍是红军还是白军。但人们很详细搜查他们，结果在一只皮鞋后跟里面搜出了第三国际代表发给他们的证件，才知道是自家人，于是阶下囚变为座上客了。他们在路上耽搁时间很久，有一批人在赤塔或伊尔库次克住了几个月才去莫斯科，有几个甚至未曾到莫斯科，而留在远东区做工作。
　　一九二三年春我们来到莫斯科时，“东大”有三十几个中国学生，一部分是湖南人，大多是毛泽东等人在长沙办的平民学校学生，一部分是浙江人，杭州第一师范学生，此外是些零星的分子，此外还有四个从西比利亚来的华工，其中两个做过红胡子。
　　这是经过几次淘汰之后剩下的中国学生。最初，东大有几个中国学生呢?我不知道，但一定很多，至少比那时多二倍。他们恐怕从中国出发起就在不间断的内部斗争之中。共产主义或无政府主义——自然是斗争的对象。但斗争并不以此为限。思想的异同夹杂着个人的恩怨，公开的斗争夹杂着阴谋和诡计。从混乱中生出秩序，从平等中分出领袖和群众，出令者和受命者。我们来到时，这个斗争已经结束了，失败者被排挤出去，他们回国后就退出了运动，胜利者也有回国的，但大部分留下来。我们只能从胜利者方面知道一点斗争情况，从他们谈话语气中又知道斗争的激烈程度。我不认识那些失败者，但从胜利者方面观察，从斗争逻辑推论，以及根据其他斗争经验，可以给我们未到莫斯科以前东大中国学生中间的斗争一个判断。这个斗争，从整个方面来看，并非全属私人无聊的斗争，也不是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斗争，而是当时学生中两种类型的斗争。一种类型是敏感的，活泼的，聪明的，多方面的，好高骛远的，爱自由的，反抗威权的，但不坚定，性格柔软，倾向于空谈。另一种类型则是顽强的，沉着的，果敢的，但迟钝，狭窄，知识短浅，崇拜威权，容易屈服于威权。在那时俄国场地上，这种斗争中前一类型人物是注定要失败的。但若以为这是一种阶级斗争，也未免过于夸大了，因为两种类型人物出身的社会阶级大体是一样的，虽然胜利者方面确有人从牧童或校役出身。论文化程度，失败者要比胜利者更高些。
　　我们来到时，大斗争已经结束了，但留下明显的斗争痕迹在那三十几个学生精神之中。首先，那里面分出了领袖和群众，领袖出令，群众受命，领袖不像是群众的同学，倒像是群众的师长，不论如何装得和颜悦色，总有不可亲近的神气。我们在法国时候也有领袖，一路上也视赵世炎为我们的领袖，但他们的领袖地位是在群众工作(勤工俭学生和华工)当中自然表现，自然建立的，我们诚心承认他们是我们的领袖，但也认为他们是我们当中的人，比我们有能力，但同我们一样的人。我们视赵世炎为我们的班长，而且是我们自己选出的班长，并非上头委派的班长，更不是旅长，师长，军长，或总司令。莫斯科同学那种领袖观念，我们根本没有。张崧年当初正是要我们承认他是这样的领袖，才被我们开除的。但引起我们惊奇的，还不是莫斯科那几个领袖，而是莫斯科那些绝对服从的群众，他们不仅开会时绝对服从，连私下说话中也不敢有不满意的言语。但从行动和言语以外情感的表现看来，我知道他们并非心悦诚服这些领袖的；恰好相反，他们内心深处含有怨恨和鄙视。这是内部大斗争留下的印记。
　　大斗争造成了三个领袖：卜士奇，罗觉，彭述之。三个都是湖南人。我们到时，卜士奇才回国后不久。我始终未见过这个人。他回到北京，即与何孟雄的爱人缪伯英发生恋爱纠纷，在党内闹大风潮，后来在广州脱离了共产党，在国民党政府中做一个什么官。
　　坐第二把交椅的是罗觉。一个湘潭人，贫农子弟，但始终隐讳他的出身。我记得，第一次看见他时，他戴一顶厚帽子，身上衣服比别人多，高而瘦，皮色苍白，嘴极大，尤其当说话时候，唇红，牙齿很大，见人先来一阵哈哈大笑，然后沉起脸来同你说正经话。他爱对人说，他身体不好，常生病，常去什么地方养病。事实上，我们不很常见他。他是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书记，又是俄国共产党东大支部主席团一分子，事实上是全体中国学生对外的代表。外国人喊他布哈洛夫，中国人仍喊他罗觉。
　　拉第二把提琴的是彭述之。罗觉高而白，他则矮而黑，穿一件皮质的衣服，戴一顶皮质的平顶帽子，说一口很难懂的宝庆话。凡有开会，他必说话，而且说的话很多。这是一个书香子弟，少时在家崇拜乡贤魏默深，立志做一个经师；五四运动后把线装书丢掉，去读杂志上翻译和介绍的杜威，罗素文章；后来不晓得怎样走到马克思主义来。这是胜利者当中文化最高的人物。在那个大斗争中，他不是一下就站在胜利者方面来的。起初他也受他们所排斥，好久才同他们合为一起了。但罗觉给了他一个绰号：“孔夫子”。这个绰号一方面表示他的“文化”，他方面也表示胜利者看不起读书较多的人。我们当他的面不敢叫“孔夫子”，总是叫“述之同志”，外国人则叫他做彼特洛夫。
　　罗觉是高高在上的，很少同我们见面，谈话。彭述之则相反，他虽然另外住一房间，但常常找我们法国新来的人个别谈话，每个人都轮到，而且轮到好几遍。他给我的印象，好像是旧时中学的学监(现在称“训育主任”)。
　　除了这两个人以外，都是群众。不错，还有几个特殊的人。但大多数人都是绝对服从的。王一飞和任弼时是青年团负责人，但事无巨细都须禀命，自己毫无创意力。王一飞是浙江人，杭州第一师范学生，矮小，庸懦，但俄文和俄语比较好。他没有俄国名字，学校注册仍是“王一飞”。任弼时，湖南人，完全是一个小孩子，以俄国大批评家柏林斯基为名，但人家弄错了，喊他布林斯基。其他的湖南学生和浙江学生几乎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上面说的特殊的人，一个是李仲武。他是公子哥儿，梁任公的内侄或诸如此类的亲戚。他在北京俄文专修馆与瞿秋白同学，同秋白一路去俄国当记者，秋白回来，他留在东大读书。他的俄国话说得顶漂亮。他又顶会适应环境。后来回国曾在广东当加伦将军翻译，不久就辞退去海宁结婚，而同我们脱离了。一九二六年我们多方设法去找他，他都不见面。
　　一个是彭泽湘，岳州人，从北京去的，永远穿一套学生装，十足的中国政客风度。我们都很奇怪，为什么我们中间有这样一个人。后来才知道，他来俄国不久，是“今日”派一个人物，在《今日》杂志上写有文章，但已经“否认了”“今日派”的主张。他的绰号是“法西斯特”，我们当面喊他。他有能力，也有知识，有一次同我讲起胡适的《哲学史大纲》时，他说他要写一本中国哲学史，用经济来解释。他可以成为反对派(即反对罗觉和彭述之)领袖，但没有群众拥护他。此外，领袖们对他是另眼看待的。不久，青年团改组，他做了“训练部长”，上任后召集我们个别训话，不像学监，倒像军法官。
　　四个华工中，两个适应环境了，其他两个当过红胡子的，始终不能适应，最后公开起来反抗，结果被派去海参崴做工作了。
　　但真正的反对派是蒋光赤和抱朴。这是另一类型的学生残留下来的两个人物。这两个人情调和其他的人如此不配称，是一眼看得出来的。别的人都是住在脱维斯卡耶街第十五号，惟有这两个人住在广场旁边那个女修道院里。他们聪明，活泼，与那些湖南人不同，与那些浙江人也不同。蒋光赤是安徽六安人，抱朴是江苏无锡人。蒋光赤是惟一的诗人，抱朴是惟一的世界语者，二人俄语都说得好，俄文都学得好，能直接与俄国人交涉，无需要罗觉为代表。每逢开会，他们都有意避不到会。大家见面时谈几句笑话，此外就不谈了。几个月之后抱朴就回国，到了海参崴写信来反对他们，连带着也反对共产主义。但他未写信来时，“旅莫支部”已决议开除他的党籍了，罪名之一就是他暗中鼓动两个红胡子反对负责人。蒋光赤于次年回国前一次会议上，也把他的反对派面目显露出来，说谁是忠实的党员，须待国内工作表现。
　　回国后，蒋光赤并不是好党员。他起初还在做党内工作，后来就去做文学家了，——虽然是“革命文学家”。罗觉和彭述之成为革命的重要干部，我们从法国来的也有许多人成为革命干部，但原在莫斯科的学生，除了二大领袖之外，几乎是没有什么表现的，尤其那些绝对服从的人。任弼时，王一飞在外。

　　我们十二人到莫斯科时恰逢春假，东大学生正准备去彼得格拉旅行，我们赶紧办理好人校手续也跟着他们坐车去彼得格拉了。
　　办理人校手续时有一点应当提起来说的，就是我们的姓名。是为了中国姓名难记呢，还是为了别的原故，教务长瓦克士给我们每个人取一个俄国姓。据李仲武翻译，这十二个姓乃是一九0五年彼得格拉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被捕的十二个委员。赵世炎名辣丁，陈延年名苏汉诺夫，陈乔年名克拉辛，王若飞名尼姆泽夫，袁庆云名雅诺夫斯基，熊雄名雪尔维尔斯特洛夫，陈九鼎名喜斯金，我名马尔洛托夫，其余四人名什么，想不起来。
　　在火车中和彼得格拉参观时，我们渐渐与原来的中国学生厮熟了。我们住在斯摩尼学院三楼上一个房间内，后来才知道十月革命时托洛茨基就是在这个房间发号施令的。彼得格拉比莫斯科整齐，洁净。我们参观了冬宫，彼得保罗堡垒(里面是空的)，几个工厂，一个博物馆，内有未来派绘画，看了一次剧，演的是莫里哀的《贵族市侩》，又出城去皇村一次，至于尼夫斯基大街则是差不多天天经过的。当时不知道十月革命事迹，对于参观的地方没有什么感想。
　　从彼得格拉回到莫斯科来，春假已经完毕了，我们开始上课。课程有经济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史，工人运动史，俄国共产党史，自然科学，俄文，似乎没有其他的科目。我们在法国差不多都学过俄文字母和拼音，我自修了半本文法，但俄文教员从头教起。第一课解释本校的略字：K．Y．T．B．(K．U．T．V)。俄国革命后盛行略字，取每个字的第一个字母，完全大写，每个字母后有一点(有时无点)，一看便知是略字，如“苏联共产党”叫做K，Ⅱ．C．C·，“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叫做цик　ссср之类(后来我们叫“国民党”做K．M．T．就是依照这个办法)；或取每个字前二三个字母拼合成新字，有时不知是略字，去查字典，又查不出，如“共产主义青年团”叫做комсомол，“共产国际”叫做коминтерн之类(学校课程表把经济学写做по　литэконом，历史唯物论写做истомат)旧派的人常常摇头，认为这是破坏了俄文的完整。我们的大学的四个略字：K．是“共产主义的”第一个字母，y．是“大学”第一个字母，T.是“劳动者”第一个字母，B．是“东方”第一个字母。俄文教员第一天纯用俄国语居然能使我们懂得这四个字的意思。但以后这俄文课对于我们并没有什么裨益。在某些人看来，功课教得太慢了，在另一些人看来，功课又教得太快了。至少我个人没有得到俄文课的益处。我们说话大部分从外国同学学来，看书则全凭自己研究文法，强记新字，不会自动研究的人，如陈九鼎；熊雄，即使细心听讲，仍是学不好的。
　　除了俄文课，我们都有翻译。当翻译的是李仲武，王一飞，任弼时，抱朴，有时罗觉，但很少，有时蒋光赤，更少，因为罗觉事忙，蒋光赤常住医院。彭述之以及其他的人从来未当过我们的翻译；因为他们上课时几乎自己需要翻译。先生说一段话，翻译就译给我们听，然后先生再说，然后翻译再译。如此上课，一个钟头只当得半个钟头，何况翻译自己未必句句了解，即使了解也未必句句忠实译出。教我们经济学的是个姑娘，教我们唯物史观的是个老太婆，她们把我们看做鞑靼学生或蒙古学生一般，只教些极粗浅的常识。有个犹太人叫做什么斯坦的，教我们国际工人运动史，用法文教，他们推举我当翻译。这个教员有些新的材料和见解，而我为了翻译原故更留心听，所以留给我更深的印象。可惜他在职工国际有职务，常常迟到，而且几个月之后就不来了。(我曾见一张照片，其中有列宁，有他，有西欧来的客人。)直到我回国为止，我们始终未曾与其他民族的人混合上课，一来因为大多数人始终没有直接听讲能力，二来因为中国学生可以自成一班，我们十多人外，后来还有法国来的二三十人，以及中国新来的十几个人。
　　我们吃饭，穿衣，住房子，不待说都是学校供给的。吸烟的，还有烟草可领。此外每个月有一元五角新卢布零用钱，后来增加至三元。剪发，沐浴，洗衣都是学校供给的，零用钱无处可用，我全用去买书，有些人则用去买巧克力糖，每个月零用钱至多买二包或三包糖罢了。李仲武和彭泽湘常吃中国菜，他们身边藏有中国带来的钱，别人则不敢问津，我连中国菜馆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
　　到后几日，延年同我说：“他一生未曾过这样好的生活……”，他是指饭食说的。所谓“一生”，当然是指他们兄弟二人脱离家庭以后说的。他们在上海冬天还穿单衣，到法国后似乎始终自己烧饭吃，当然吃得很坏。我们则没有这两兄弟那般感觉。不错，饭食确比法国勤工俭学生一般食的好些，但初到时我们没有白面包，只有黑面包，里面常有干草。我们久仰黑面包大名，现在是第一次识到，勉强吃下去，三四天，甚至五六天，不通大便，一二个月后才习惯了。老同学说，这是最好的哩，他们初到时，黑面包里草料更多，菜更不好，而且每人配给一定的分量，不能吃饱。我们到的那年暑假以后，渐渐有白面包吃，第二年黑面包就绝迹了。不仅从吃的方面，而且从穿的方面，也可看出那几年苏联物质生活的改善。我们第一年穿的是红军厚麻布大衣，戴的是红军尖帽子，而且每人衣服并不一律；第二年，我们就一律穿黑呢衫裤和大衣了，虽然是很粗的呢。初到时，街上还有旧卢布，票面都是几十万，几百万，后来用新卢布，后来就通行“切尔沃涅兹”①了。

　　① 苏联自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开始流通的票面十卢布的纸币。——编者

　　有一件苦差使，就是厨房值日。除了罗觉外，彭述之也不能免。我们约三个星期轮值一次削洋山芋，去堆栈搬面包，切面包，早午晚三餐穿起白衣服，摆设汤匙和洋瓷盘，分发汤和菜，赔着笑脸受人吆喝，服侍了七八批人之后，自己才能吃饭。午饭后可以休息一二个钟头。晚饭后直至十一点钟才能解放回去睡觉。
　　在娱乐方面，我们常有免费电影可看，有时也有戏票发给，看话剧或歌舞剧。春天在西郊麻雀山上游玩，据说拿破仑曾立在此山看莫斯科大火灾。
　　俄国民众对于我们这些外国学生有什么感想呢?抱朴曾在校外某医院养病，接触了许多小市民。据他说一般人怨恨我们这些外国学生，说是苏维埃政府把俄国人的钱，俄国人的面包，拿去供养外国学生，以致俄国发生了饥荒。

　　在东方大学中，中国学生自成一个单位。不错，日本学生，朝鲜学生，印度学生，土耳其学生，波斯学生，也是自相接近的，但那不过像北京或上海诸大学中广东同乡或云南同乡自相接近罢了。中国学生则有一个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按照第三国际章程，一国共产党员居住他国，就应当参加他国共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员或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既然在莫斯科，就应当由中国组织证明和介绍，编人俄国组织，而不应当在俄国设立什么支部。“旅莫支部”是怎样存在的?它是合法的么?它得到俄国共产党承认么?——这些，我都不知道，当时也没有人提出来问，也不敢提出来问。我们都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但不参加东大青年团支部。在外国同志看来，我们不过是一些同情分子罢了。赵世炎和熊雄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但也与东大共产党支部无关。
　　在外国人眼中，我们是同情者，在中国人眼中，我们都是同志。我们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四五人，旧同学和新同学，平素接近的人和平素不接近的人，很巧妙地编在一处，每星期开一次或两次会，小组会议之外还有全体会议或其他性质的会议。每次开会常常两个，三个，四个钟头，紧张，兴奋，热烈。有什么工作做呢?没有工作做。有什么学问研究呢?没有研究什么理论问题。开会时间大多数消磨在“个人批评”上面，所批评的并非具体的事实，而是一些抽象的心理形态，例如：你个性强，你骄傲，你有小资产阶级习气，你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等等。被批评者也想出类似的批评以批评批评者。结果大家面红耳赤，心里种下仇恨种子。总之，大家学会了孔夫子写《春秋》的笔法：诛心；又学会了宋儒的正心手段，不过不是用来责己，而是用来责人。
　　中国同学中那种命令和服从的关系，以及这种个人批评，是我到俄国后最认为新奇的事情，比俄国社会的和学校的生活更令我惊异，因为俄国生活无论如何新，我都是想像得到的，惟有那种关系和那种批评是出于我的想像能力以外。其他从法国来的或从中国新来的，是否有这个感想，我不知道。我想他们也许同我一样，会解释说这是俄国革命经验之一，应当学习，并带回中国去的。我们都学着适应环境，都学着承认既成的威权，都学着搜索枯肠来批评他人的缺点。赵世炎，王若飞，后来，尹宽，汪泽楷等人，在法国同生龙活虎一般，到此也不敢企图反抗威权。他们反抗张崧年，但不敢反抗罗觉和彭述之。不过我们这些新来的人究竟同旧时的群众不同，并非盲目服从的。
　　张伯简，现在名“混格混格”，是第一个反抗者。他常生病，常住医院，很少到学校来同我们一起上课。他反对罗觉，写了几封信骂罗觉，要罗觉答复。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不过未曾看见信，不知道是为了什么问题。罗觉不回答他的信。罗觉说，打笔墨官司是中国知识分子恶习，他不愿学这恶习。萧子障也曾反抗过，受了严厉的批评。世炎，延年都有自己的主张，晓得在服从之下贯彻自己的主张。我是最难于适应环境的，在小组会上受人批评最多，我接受了许多的批评，但有两点我始终不接受。
　　第一点，是我多看书，多学俄文，少活动，少同人说话。我们未到以前，旅莫支部就流行一种口号，说：我们是来这里受“训练”的，不是来这里学做“学院派”。所谓训练就是开会，批评；所谓学做学院派就是学俄文，看理论书。彭述之公开说：“你们在这里时间很短，俄文又不容易学，好在中国同学有俄文好的，理论好的，经验好的，我们从他们学习就够了。”我相信，学校当局如果允许的话，彭述之会提议废除一星期六点钟的俄文功课的。我们开会的时间和精力已经超过上课了，课堂学的又是极粗浅的常识，但人家还在希望减少上课时间和增加开会时间。人家以为你们只消读一本瞿秋白和王一飞合译的《政治常识》就够了。这本稿子抄了几份，给我们读。我虽然觉得这种主张不合理，却未曾公开反对，不过继续学我的俄文和看我的书，不理会他们的劝告和批评。他们送我一个绰号，叫做professor(英语——教授)。
　　第二点，是我和抱朴的友谊。我们初到莫斯科时，原不晓得中国同学中间的人事关系，大家走来迎接我们，我是分不出谁是领袖，谁是群众，谁是当权，谁是在野的。陈九鼎从人丛中走出来，指我看一个人，说这是抱朴，懂得世界语。我走过去，问他“Cu vi parolas esperanton？”(您会讲世界语吗?)一“Jes”(会)，他说。于是我们成了朋友。他是莫斯科中国同学中惟一懂得世界语的。我是法国来的中国学生中惟一懂得世界语的。后来我又觉得他比别的人多知道一点，又没有那些领袖的不可亲近的神气，也没有其他的人惟命是从的态度。他住在女修道院。与蒋光赤和一个工人同志同房间。蒋光赤在医院医眼睛，我好久以后才看见。那个工人同志，则后来知道是派去监视他们二人的。我常到他那里去，一谈几个钟头；他常带我去游莫斯科城市，又带我会见莫斯科世界语学者：波拉可夫和尼克拉索夫，以及一位匈牙利亡命客，也是会说世界语的。我和他常去参加晚会，世界语的或非世界语的。那时世界语国际组织中新分裂一个团体，名Sat(“全世界无民族协会”)，里面有共产党员参加，同情于苏联。Sat机关报主笔，新游苏联回去，写了苏联游记，发表在杂志上，我从这杂志知道了好多事情。我曾与这位主笔通信(可惜想不起他的名字)，他又介绍我与巴黎一个世界语工人通信。我和莫斯科世界语者说起这位主笔，他们说不久之前才招待了他，于是他们引我去参观他们的编辑部，印刷所。波拉可夫写文，尼克拉索夫写诗，自己排字，自己印刷，自己发行。他们都不是共产党员，但有一个高级共产党员，也是世界语者，保护他们。这个人，我曾听他世界语演说，有官僚气，不如其他的人可亲。抱朴又认识一个外蒙古人，同外蒙古政府有关系的，我和他说世界语，抱朴则和他说俄语，因为他的世界语不很好。他常来学校找我们，后来问我北京政府的消息，我就渐渐同他疏远了。
　　不久，我就知道抱朴在旅莫支部中的地位，但我们的友谊毫不变更。人家警告我，开批评会时用侧面的话批评我，最后彭述之找我个人谈话，明白说出抱朴政治上危险的倾向，要我同他疏远。我拒绝了，我说抱朴是党员，我还是团员，我应当受他领导，如果他有错误，党组织为什么不先纠正他呢?几个月之后抱朴回国，旅莫支部宣布开除他。他回到上海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写文章反对共产主义和苏联，瞿秋白在《民国日报·觉悟》上反驳他，两人打了很久的笔墨官司。在莫斯科时，这两个人本是好朋友。一九二五年，抱朴再到俄国，在中国驻海参崴的领事馆里供职。以后我就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我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放出来，经过大门口收发处时，人家给我一封信，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里面一个名秦涤青的人写给我的，说他正在设法营救我出狱。—我从未听到这个名字，幸而后面有个附语，说他就是抱朴。这信，我撕碎在中央军人监狱门口了。
　　我和抱朴的友谊延迟了我从团员升为党员的时间。初到莫斯科时，十二人中似乎只有赵世炎和熊雄是党员。暑假以前，陈延年兄弟，王若飞，袁庆云先后升党。暑假在乡下，有一天罗觉笑嘻嘻走了来约我和佘立亚同他去树林里玩，我不去，心里有点诧异。后来佘立亚告诉我，说这次罗觉是代表党组织同他谈话的，以后他就升为党员。我直至次年列宁死后才正式入党。其余的人或者与我同时，或者比我更后些。

　　一九二三年暑假，全校学生到乡下避暑，我们坐了一二个钟头火车，下车后又走了一二个钟头的路，才到东大的校产，——一个小村庄。我忘记了这村庄的名字，但记得有个地主邸宅在一个森林旁边，中间是大厅，两旁有四间或六间房子。离这邸宅四五百步处有一所二层楼屋子，上下都有七八个房间。中国学生都住在楼上。此外就是一些俄国特有的木屋，нэъа我们每日有几个钟头做“体力劳动”，掘地，拔草，挑土等等。因是校产，那时大都种甜萝卜。饭食同城里差不多，但开始有白面包吃。
　　暑假中，东大中国班新添了一个学生。这是从中国来的，名林可彝，曾留学日本，后在北京某私立大学当教授，现在来俄国学马克思主义。他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而是“今日派”一分子。原采当时中国除了共产党以外，北京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出版了《今日》杂志，领袖是国会议员胡鄂公，以下则是一些日本留学生和北京官僚。《今日》杂志站在左的立场，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向导》回答它，指出胡鄂公在北洋军阀御用的国会里当议员；胡鄂公则征引列宁在新著的《左派幼稚病》中论议会运动的话替自己辩护。第三国际在中国的密使图谋调解，甚至请“今日派”派代表来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大会。这种幕后秘密，我不很清楚。彭泽湘也许就是“今日派”的代表，与陈独秀同来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的。我们到时，彭泽湘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后来胡鄂公以下的人差不多都加入共产党，但在革命中未曾发生什么作用。

　　林可彝是第二个“今日派”来莫斯科的。学校当局叫他到乡下来，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在乡下先听了这个消息。彭述之赶紧召集全体会议，商议如何对待这位非同志的中国同学。彭述之说：“林可彝是大学教授，在国内报纸杂志上发表了文章，而我们是些无名小卒，他会看不起我们，应当用集体的力量去征服他。”于是分派了职务，例如哪几个人同他谈话，谈什么话之类。我是奉派同他谈话的少数人之一，因为他是福建人。我的使命是同他谈唯物史观问题，看他在这方面知道了什么，又问他关于“今日派”的情形。有个同志从我的房间调开，腾出一张空床给他。他来了，一个白面书生，典型的福州人。我以同乡的资格招待了他。同房间的人同他说“今天天气……”一类的话，我则有时将话题引到理论上去。谈了几次的话，我发现，关于唯物史观，他是一无所知的，至于经济学或其他学问则另外有人去做结论。说到“今日派”时，他干脆否认与这个团体有关系。
　　过了几个星期，彭述之向我们宣布介绍林可彝为青年团员(虽然那时他已过了二十三岁)。他和我同在一个小组内，第一次参加小组会时，他承认，他不仅加入“今日派”，而且是那个组织的中央委员之一。暑假后，他与我们一同上课。他使我联想到柳宗元一篇短文章：《黔之驴》。
　　一九二四年暑假中，他与我同路回国。他是不愿意回国的，奉了命令后提出许许多多反对理由，没有用，终于收拾行装同我们一道动身。到了赤塔，他向旅行团团长陈延年请求要同李仲武一路，坐中东铁路火车经过满洲里回国。我们知道他的用意，主张他须同我们一路经过海参崴回国，但延年允许了他。结果，李仲武回国了，他留在赤塔，后来到海参崴与抱朴鬼混，回国后在北京报上写文章反对苏联，一九二六年做中国代表到日本去参加“亚细亚民族会议”广九二七年在武汉中山大学当教授，写信给《向导》解释“误会”，同年秋天唐生智屠杀共产党员时候他也莫名其妙地被拖去枪毙了。据说临死时，与他同受刑的一个中山大学学生还在嘲笑他。他到俄国来，简单是为了取得留学生资格的。
　　由林可彝很容易想到陈启修。陈启修也是北京的大学教授，也是日本留学生，也是来俄国研究学问的。他带了李大钊一封介绍信，到东大我们的寝室里来，向四方鞠躬行礼，问“哪一位是罗觉先生，哪一位是彭述之先生?”我们招待了他。他不来我们的大学读书，而是在外面租了房子，自己研究，但常到东大来玩，我们当中自然有人常到他的寓所去。在争取他的工作上，我没有奉到使命，因为我们当中有好几个四川人。不久，他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在入党以前呢，还在以后?——旅莫支部曾请他讲学，讲了五六次，题目是“中国经济”。每次讲后，彭述之都要上台去，用友谊的态度提出他的不同意见。我们未曾从这讲演得到什么，但彭述之却有机会向我们表示：他是能与北大名教授并驾齐驱的。陈启修回国后与中国共产党若即若离的关系，知道的人很多，无需我在这里说了。
　　暑假将结束时，上城去的同学带了消息回来，说孙文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到莫斯科。主任代表姓蒋名什么，此外是沈玄庐，张太雷，此外还有一个姓黄的。熊雄说：“孙文手下姓蒋的人，莫非是蒋尊簋，那就很好，因为他欠了我三百元，我可以讨回来，请大家吃中国菜。”我们回城去上课几日，就开欢迎会，欢迎这四个代表。会场就设在我们的寝室。一张长桌子旁边围坐着客人和主人，坐不下的人则坐在床上。沈玄庐生有胡子，很威严，我们在《新青年》上常读他的文章，此时他已退出中国共产党。张太雷，魁伟而漂亮，他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领袖之一。黄登仁是个秘书一流人物，没有什么引人注意。主任代表也没有什么引人注意之处。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人，白净面皮，中等身材，说一口不合标准的官话。他不是蒋尊簋，这使得熊雄失望。我们也失望，因为没有中国菜吃。他叫做蒋介石。这个名字不见经传。熊雄本是国民党军官，他也不知道这个人。开了会以后，我们议论：孙文为什么派一个无名的人当主任代表。有人猜想，真正的主任代表是沈玄庐，这个姓蒋的不过是一个幌子罢了。
　　双十节，国庆日，代表团请东大全体中国学生吃饭。代表团公馆是旧时某贵族的邸宅，虽小却很华丽。我们在大厅吃了丰盛的大菜。饭后余兴，沈玄庐舞剑，舞时剑脱了手落在地下，他拾起来舞完了一套。我们不敢笑出声。彭述之跳高加索舞。有人唱歌。蒋介石邀我们到大厅旁边一个小厅里去，向我们讲演国民党历史，结论是请我们加入国民党。他站着说话，一手扶着椅背，样子忠厚而懦弱。我们私议：孙文为什么派这样无用的人。
　　旅莫支部派定了几个人同代表团往来，去“争取”他们。这几个人内自然有罗觉和彭述之。为了“策略”，决定几个人“加入”国民党，以后即以“国民党同志”资格同代表团往来。我不知哪几个入党。“争取”结果，已经退出共产党的沈玄庐又加入共产党了。双十节以后，除了张太雷外，我未曾再见代表团人物，只听说他们的交涉不很顺利，姓蒋的发牢骚。几个星期后，他们就回国去了，张太雷留下来，住在Hotel lux，当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莫斯科代表，我们常到那旅馆去看他。一九二五年春天，罗觉回国，在广东黄埔军官学校遇着蒋介石。罗觉到上海来，告诉我：“他一见我，就问我，‘病好了么?’他还记得我在莫斯科生病哩!”
　　张太雷带来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消息。彭述之召集全体会议，做报告。他说，李汉俊在大会上反对加入国民党政策，李汉俊虽然有功于党，例如《共产党》杂志出版时没有钱，他把卖文所得来付印刷费之类，——但我们还是要反对他的。第一次，我知道了中国共产党有内部斗争。但我们当中决没有人赞助反对派的，因为加入国民党是已经讨论过的，决定了的政策，而李汉俊个人对于我们又没有什么威权。

　　暑期后，西欧又有一批中国学生来到莫斯科，人数比我们多得多了，有二十几人或三十几人，我认识的人几乎都来到：尹宽，李慰农，汪泽楷，薛世纶，于履中。二次大会时二个工人同志中的袁子贞也来了，此外还有一个工人同志名汤儒贤。从比利时来的有刘伯坚和李鹤龄，——有名的恐怖主义者，在比利时加入组织的。其他的人，我以前都不认识，不认识的人中有一个是马禹敷。他们同我们一样受旅莫支部“训练”，但尹宽，汪泽楷，薛世纶，照样学俄文和读理论书，不理会领袖和群众的批评，可惜他们来得晚，至回国时俄文未曾学好，全靠法文来读理论书。
　　从法比两国来的人，经过德国时住在德国共产党员家里。此时是马克跌落最烈的时候，德国无产阶级跃跃欲试，我们在乡下已经听到城里来的人说德国就要爆发革命了。有人在红场听拉狄客演说德国状况，《真理报》和《新闻报》没有登载这演说。新来的中国同学说，他们在德国同志家里看见德国同志都在准备救护用的绷布和药品。我们紧张地读着每日报上德国来的消息。德勒斯登工人政府的成立和解体，汉堡的巷战。彭述之还买了一本学德文的书，而且学了几课德文。十月过后，关于德国的幻想完全消失了。以后渐渐听到俄国共产党内部发生争论的消息。我们这个“斯大林大学”共产党支部，是莫斯科反“托洛茨基主义”最激烈的少数支部之一。有一次支部开大会，加明涅夫代表当权派出席，拉狄客代表反对派出席，发挥各自的立场，争论得很激烈。我没有资格参加这个会议。事后，听参加会议的中国同志说起双方辩难的话，这些话我都忘记了，只记得拉狄客说：“你，加明涅夫，俄国以外谁认识你呢?托洛茨基是全世界闻名的!”
　　我在法国的确不晓得加明涅夫。不错，列宁第二次病发时，《人道报》曾登载有三个人共同代理列宁的职务，三个人中有加明涅夫在内，但此外别无印象了。我不知道有斯大林。至于托洛茨基，则与列宁一般著名的，我对于他的印象比对于列宁更深刻些，因为读他的文章更多，更受感动。我读了他的《从十月革命至布勒斯特和会》(法文译本名《布尔塞维克党的登台》，中文译本名《俄国革命记实》)，又买了新出的法文本《一九0五年》，但没有读。我在托洛茨基的论文和小册子里面感到一种国际主义的精神，如此浓厚，为他人文字所未有的，除非列宁能胜过托洛茨基，但列宁没有发表意见。
　　那时莫斯科街上还悬挂大幅托洛茨基像，虽没有列宁像那么普遍，也不很少。东方大学近旁广场上，就挂了一幅。加明涅夫，斯大林，季诺维埃夫的像，我没有在街上见过。我那时正在读《法国革命史》，看见布里索，丹敦，罗伯斯庇尔，赫伯尔等人互相残杀，十分诧异，这是法国革命最初三四年间的事情。此时俄国革命已经六年了，我想决不会重演法国革命故事的，这次争论不久就可和平解决的，只要列宁病好，一切都没有问题的。现在想起来，当时是何等天真!
　　列宁的病始终不好。我在法国动身以前就从报上看见列宁病危的消息。我同人说：此次要去参加列宁葬礼了。暑假，在乡下，已经有人传说列宁病不会好；据说，布哈林在某处演说，说列宁脑组织已经破坏，即使不死也成白痴的。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二日早晨，我们正在吃早饭时候，学校里纷纷传说：列宁于昨日死去了。不久就证实这个消息。管理洗濯的女同志，一个五十多岁老太婆，一面哭，一面告诉人她当初同列宁共同工作的经过。下午上街，街上早有大幅白布布告。学校当局派遣学生看守电话，非有正式许可书，谁也不许打电话。我也轮到了这件差使。不久，列宁遗体从乡下抬到城里来，陈列在全国总工会会所的大厅里。各工厂各学校各机关都去瞻仰遗容。我们排成长队，等了许久，才得进入会所，匆匆穿过大厅，从另一个门走出去。我看见大厅中央床架上停着列宁遗体，周围都是鲜花，只有脸露出来，同到处挂的像一样，同我初到巴黎时在光明书店买的相片一样，只是眼睛紧闭，面无血色罢了。一月二十七日，我们去送葬，那日最冷，在摄氏零下二十多度，行列时走时停，几乎走了半日才能走到红场。有个农民装束的人，一不小心，把冻僵的耳朵碰落了。
　　列宁下葬那日，红场上挂了大幅标语，大意说：列宁死了，我们大家要团结一致，继续列宁的遗志。但列宁死了，俄国共产党只有更趋于分裂。即使群众能赞助反对派，政治警察，格别乌，仍然是操在当权派手里的。不知何时，袁庆云奉命做中国学生中的格别乌。上面机关还不放心，又派了一个新疆人张开运来东大读书，监视我们全体中国人。
　　我亲见了死的列宁，但也亲听了活的托洛茨基的讲演。这年四月间，东方大学开成立第三周年纪念会，共产党支部请了托洛茨基来讲演。身材魁伟，声音洪亮，站在台上如同一只凶猛的狮子。此时我几乎可以完全听懂长篇演讲了。几日后校刊把演说印出来，我译成中文带回国，后来发表在《新青年》季刊第四期上。
　　布哈林也来东大讲演过。伏洛夫斯基在瑞士遇刺后，我在红场示威运动中看见鲁那查斯基演说。苏联宪法第二周年纪念日，我在郊外某地看见季诺维埃夫演说。五一示威和十一月七日示威，在红场阅兵台上看见斯大林及其他要人。日本老社会主义者片山潜曾来东大中国班演说，他说的英语，赵世炎当翻译。

　　列宁死后几天，《真理报》发表孙文打来的电报，说国民党第一次改组大会为了列宁逝世停会三日致哀。
　　从此以后，我们更多注意中国了。中国出版物，我们一向按期收到的有党内的，及党外的重要日报和杂志。有一天，彭述之气愤愤地同我们说：我们的理论刊物《新青年》变成普通的无聊的空谈哲学文学的杂志了!原来，停刊了好久的《新青年》，于瞿秋白编辑之下改为季刊出版，已出一期和二期，第二期首先登载小说和文学批评。同时出版的内部刊物《党报》第一篇文章是《中国共产党应否存在》。彭述之也很生气，说党的存在也被人当做问题提出来讨论了。旅莫支部于是决定写文章供给中国刊物。我提议《新青年》应出一期列宁专号，以纪念新逝世的世界革命领袖。他们赞成，随即分配了文章，并派我负责催稿和整理的工作。文章分配了，没有人动手写，我到了期限就去催迫他们，他们喊我“讨债人”。列宁号以前还要供给一点稿子。我译了一篇普列汉诺夫论辩证法的文章，尹宽也译了一篇关于辩证法的文章，世炎也写了一篇文章，寄回中国去。此时瞿秋白在广州，陈独秀把莫斯科寄来的稿子不分皂白都发表在《新青年》季刊第三期上了。在此以前，我为了常看《人道报》原故，曾假造一篇法国通信寄给《向导》发表。
　　国民党改组以后，中国工作开展，需要人。一九二四年暑假以前，东方大学中国同学有一批奉命回国去，其中有蒋光赤、萧子障，尹宽，熊雄，张伯简。暑假，我们到另一个乡村避暑，那里也是东大的校产，离车站更近些，几幢木屋立在小树林中间。我们在那里受了军事训练。
　　张国焘在北京被捕，李大钊亡命来到莫斯科，不久王荷波，还有一个姓姚的工人同志也到了，他们是代表中国共产党来参加第三国际第五次大会的。
　　暑假未过完，我就奉了回国命令。同时回国的，有彭述之，陈延年，汪泽楷，薛世纶，李仲武，林可彝，于履中，蔡枝华，傅大庆，周兆秋，等等。这是中国代表团决定的。我的名字是彭述之提出来，他此时计划着去占领《新青年》编辑部，而我在列宁号准备工作中表现出不是完全无用的。
　　代表团除李大钊外都回国了，彭述之一人和他们同行。他们乘中东铁路车，由满洲里入中国境，这条路有相当危险性，但快得多；我们则先至海参崴，由那里乘船到上海，这条路毫无危险。
　　约在七月底，我们从莫斯科动身，乘车直达赤塔，由赤塔换车至海参崴，路上费了二十日左右，这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延年是旅行团团长，我是会计，一路上负责下车去购买面包，香肠及其他冷菜，提开水的有另外的人负责。小站停车不久，大站则常停留二三个钟头，在伊尔库次克甚至停了一天，我们下车来游了这世界上最冷的大城市，而且在贝加尔湖旁一个饭店吃了饭。
　　到海参崴来，没有船去上海，只好耐心等待。我们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住在沿海列宁街海员俱乐部里。这一个月生活并不寂寞。海员俱乐部图书馆有很多法文小说，此外，北京街还有一个中国工人“五一俱乐部”，里面办事的是梁柏台和何今亮，这两人本是三年前去东大读书的学生，留在远东做工作的，都是浙江人。与他们同来俄国的，还有吴芳，湖南人，此时做远东华工劳动视察员，不常在海参崴；又有任作民，湖南人，则在伯力做工作。海参崴“五一俱乐部”还有一个王骏，北方铁路工人，曾当代表参加第三国际会议，京汉路罢工失败后再到俄国来避难兼做工作。俱乐部要把我们几个人留下来在海参崴做工作，因为那里需要工作人员，他们请国内派人来又没有效果。我们临走时，国内终于派了一个人来，湖北人张孑余，也是为了京汉罢工失败亡命上海的。
　　海参崴有许多华侨，都是北方人，他们聚居在一个区域，区域内有两个京戏舞台，几家菜馆，几处浴堂，商店则不可胜数。进了那个区域，完全同到了中国一般，以外的街道则保留着俄国风。王骏和梁何两人请我们去馆子吃饭，去浴堂洗浴，去戏院听戏，都得到殷勤的招待，而且都不花费钱。吃了饭，只消说一声：“挂我的账!”就够了。我问他们：“你们是一年三节付账的么?”他们说：“这账根本不需付的。”我起初很天真，以为俱乐部既是为中国工人和小商人谋利益的，这些劳动者自然爱戴俱乐部办事的人，不肯接受他们的钱。后来才知道不是这回事。中国人怕了又恨了这几个人。中国人本反对苏维埃政制，他们当中有好多是红胡子。在东方大学读书的四个工人之一，名吕贤基的，一年前到海参崴来工作，恰于我们到后几日被人暗杀了。格别乌已经知道了谁是凶手，但捕获不到。何今亮请延年和其他的人到凶手常去的中国茶馆喝茶，侦探消息，因为我们初到无人认识。结果如何，我不知道。
　　九月间，赵世炎和任弼时也从莫斯科来，他们住了几天就从海参崴坐车经过一面坡入东三省境内了。我们还在等船。到了一只船，载来了二三十个中国学生，都是到东大读书去的。其中有李求实，一个美少年，一九三一年在龙华枪毙的四个作家之一。
　　九月中间，有一只英国煤船从海参崴开往上海，不载客，我们找船上中国水手想方法，他们只答应私载三四个人，于是分二批回国，汪泽楷，薛世纶及其他的人先走，我和延年及其他的人等待几日后俄国船开时再走。他们同做贼一般偷偷走了，我们则堂皇住在船上做俱乐部用的厅堂里，睡的是沙发。九月二十九日，我们到了上海。
　　薛世纶来泰安栈看我们。他已派了工作，做中央主席团秘书；汪泽楷已经到安源去做工作。薛世纶以秘书资格通知我们新派的职务。延年去广东当区委书记，我留在上海，在中央宣传部里做事情。第二日，我们人和行李都搬到慕尔鸣路一个弄堂房子来。

五卅前后

　　我来到上海时正值齐卢战争，马路上张贴着工部局戒严布告。卢永祥处于不利形势，战争渐渐迫近上海了。但租界内平安无事。
　　慕尔鸣路房子两楼两底，厢房沿马路，且有一个过街楼，从楼上前厢房通出去横过弄堂。彭述之就住在这过街楼内。楼上厢房空着，中间放一张大方桌，桌子旁边几把不整齐的椅子，靠过街楼方面有一张空床，现在我的铺盖就摊在这空床上面。后厢房是瞿秋白的寝室，他的爱人死去不久，现在是鳏居。客堂楼住着蔡和森夫妇。楼下客堂间住着李隆郅夫妇。张太雷的母亲，老婆和孩子则占据楼下全厢房。亭子间住着两个娘姨，一个是服侍瞿秋白的；另一个，龙嫂，是毛泽东从湖南带来，现在替我们烧饭。我们在李隆郅房间里吃饭，吃饭时总看见李一纯凸着大肚子睡在床上。客堂间不会客，客人来都到楼上厢房。我的床边那张大桌子除了会客以外，还可开中央主席团会议，又能做我个人的工作台子。这个屋子没有电灯，我们夜里都点火油灯。
　　李隆郅同延年握手，同我握手。我们在法国都会过一面。他是湖南醴陵人，高大，强壮，皮色颇白，声音洪亮，眼睛炯炯有光，嘴唇肥厚而红润。我已经说过他在法国的事情。驱逐回国后，他在江西安源煤矿做工作，鼓动罢工，组织工会和合作社；后来到汉口，正当京汉铁路罢工时候或以后，他几乎被捕；现在上海与项德隆二人共同负责工人运动工作。和我们同来的蔡枝华当日就由他带去住在小沙渡一个工人俱乐部里。
　　下午，瞿秋白从上海大学教了书回来，呢帽，西装，革履，服装如此整齐的同志，我从来未曾见过。没有人同我们介绍。他看见新来一个“小孩子”，在会客用的大桌子上校对《向导》周报。我则知道他是瞿秋白，北京俄文专修馆高材生，五四运动中与郑振铎，耿济之同办《曙光》杂志，后来当《晨报》记者，由《晨报》派到俄国去采访新闻，在俄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共产党，做东方大学中国学生的翻译，著有《赤潮集》和《赤都心史》；回国后编辑《新青年》季刊，是我们的理论家，现在上海大学当社会学系主任。后来好久，我才知道他那时是很不得意的。他才从广东被中央严令召回上海来，因为他在鲍罗廷指挥之下代表共产党中央做种种活动，而中央并不同意这种种活动。
　　蔡和森正在发老毛病——气喘。他睡在床上，一个白衣黑裙旧派女学生模样的人端饭给他吃，进出都经过通厢房的侧门。这个女学生并不注意厢房空床上已有被，大桌子上也有人工作。我知道她是向警予。第二日或第三日，有一位客人来访，龙嫂送上名片，“林祖涵”。向警予请客人就在我工作的桌子旁边坐下来，不久客堂楼走出了一个高而瘦的人，一面喘着气，一面很起劲地同客人谈话。他的话比客人说得更多些。最后客人默然了，随即告辞。恰巧张伯简来拿校样或其他事情，便问起和森——因为这就是蔡和森——关于客人的情形。和森好像话还未曾说够一般，又滔滔不绝地说下去。他说：“这是一个中派，”云云。我校对了《向导》之后，已经知道他把当时国民党分为三派：反对共产党的人属于右派，赞成《向导》主张的人属于左派，二者之间都是中派。他说孙文自己就是中派。其实当时林祖涵已经加入共产党(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不过蔡和森还不认他是真正的同志罢了。
　　这个人是蔡和森，颇出我意外。在我的想像中，他是囚首垢面而谈马克思主义的新王安石。那日看见，他脸是洗过了，头发也不很长，显然是乡下秀才的装束，与洋场才子瞿秋白相反。
　　蔡和森是《向导》周报总编辑，在机关意义上说，他就是我和张伯简两人的“顶头上司”。我担任校对和搜集材料；张伯简管理印刷和发行，我来到前校对也是他。他另租房子居住。这个云南人带有几分四川人性格，他那时成了我的密友，我们相互倾吐对人对事的意见。他比我先到上海二个多月，告诉我关于他所知道的一切事情。他说慕尔鸣路房子是有名的布尔塞维克机关，反动派很注意。
　　开主席团会议，陈独秀来了，王荷波来了，林育南来了，蔡和森从客堂楼侧门走出来，彭述之从过街楼走出来，他们占据了我的工作桌子，我自动回避到瞿秋白的房间去。瞿秋白不在家时多。陈独秀，王荷波，蔡和森是主席团委员，林育南代表青年团出席主席团会议。彭述之以什么资格参加这个会议呢?他是国际派来的，以未来的中央委员资格参加这个会议。
　　袁庆云也是画家，他曾根据照相画了一幅陈独秀像，装了镜框，挂在我们东方大学寝室内。现在我觉得他画得很像，虽然真的陈独秀比画的陈独秀更苍老些。此时，陈独秀不过四十多岁，但头发已经稀少了。他身材中等，皮肤颇黑，眼睛斜起，说一口安庆话，笑时露出整齐的白牙齿。他不爱穿西装，第一次看见他时是长袍，马褂，呢帽，以后冬天常带围巾，夏天则穿夏布长衫。这是全国革命的青年人所奉为导师的，又是道学先生所深恶痛绝的。关于他，当时已有许许多多神话和传说了。我现在亲眼看见了他，亲耳听了他说话。这个人：我第一次识了他的姓名，读了他的文章时，便写长篇日记骂他，后来渐渐觉得他的话不无道理，后来渐渐觉得他的话都有道理，现在竟在他领导之下进行革命工作了。

　　一九二四年秋天，大家都觉得中国是在一个革命或一个大运动前夜，至少我和我所接近的人有这个感觉。一方面，从袁世凯传下来的北洋军阀统治已经衰落，分裂，眼看不能支持下去了；他方面出现了中国前古未有的一种新势力：近代无产阶级。经济性质的群众罢工久已存在了；至迟从五四起，我们看见了政治性质的群众罢工：上海工人罢工为了援助北京学生的运动和要求。一九二二年有香港海员大罢工，终于迫得英国帝国主义屈服。一九二三年有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虽受了屠杀，却不使整个工人阶级气馁，反而激发了热情。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有了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而且领导全国一般民众的斗争，而且参加和发动民族的民主的斗争。在无产阶级斗争和共产党活动前面，一般的中小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对于北洋军阀统治的畏惧渐渐消失了，渐渐敢起来反抗，渐渐寻求一个出路。这些中间阶级的觉醒就表现在国民党改组上面。改组以前，国民党事实上是不存在的。辛亥前后那个革命的组织，久已因革命失败和党员背叛而趋于瓦解了。有孙文和他的几个亲信人，有模糊的民主政纲和淡漠的革命回忆，但没有国民党。苏联无产阶级的经验，金钱和军火，以及中国共产党员的努力，才在“国民党”这个旧而空的招牌下制造了一个新党，一个模拟俄国布尔塞维克组织的党。一九二四年一月间，这个党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此后中国才有国民党组织；中央设在广州，各地有省党部，市党部，县党部，区分部等。中央执监委员会中，共产党员虽占据小半数，但重大决议都是出于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之手。各地方党部则几乎完全操在共产党员手里，——除了广州和上海，这两个地方有些所谓“右派分子”能与共产党员抗衡。除了国民党改组以外，广州黄埔还设立一个军官学校，经费是苏联的，枪械是苏联的，重要教官是苏联的，但校长是中国人蒋介石，新从欧洲回来的共产党员周恩来也派在那里工作。
　　“二七”京汉路大罢工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就确定走上“国民革命”道路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本是五四运动的产物。爱国的，反封建礼教的，改革文字的，提倡科学和民主的运动，于短期间后就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运动。北大教授陈独秀和李大钊从民主主义走到共产主义，北大学生领袖中极左倾的分子，张国焘，邓仲懈，范鸿劫，高尚德，罗章龙，等等则从爱国运动走到劳动运动。北京没有工厂，他们只好走出城外去组织铁路工人。长辛店车站成了他们的活动中心，由此出发，工作普遍于北方几条铁路。北方的劳动运动本是处女地。但南方，工作则没有那般顺利，他们在劳动运动中遇着竞争者，这些竞争者是民国初年“中国社会党”遗下的人物，或者未改组前的国民党员走到工人运动去的。这些人挂些工会或工团招牌，但没有群众。在广东，则有近于旧式行会的工人组织，在“机器工会”领导底下，这是群众组织，但抵抗共产主义的侵入。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当然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为旗帜的。当时，国民党并不存在，共产党领袖和群众又很看不起那些残留的国民党人物，连孙文在内。他们视这些人物为落伍者，为前时代人物，而他们是向前走了一大步的。当时若有人说，中国必须先经过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能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必须先复活国民党，共产党员加入其中，去领导这个革命的组织，——我想，他们一定会认为胡说的吧？总之，第一次大会时是没有人这般主张的。后来，提出这个主张的也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而是荷兰共产党党员马林，他当时一方面奉了第三国际命令指导幼稚的中国共产党，他一方面奉了苏联外交部命令同中国民主派领袖联络。马林主张中国共产党应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应加入孙文经他劝告而图谋复活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大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出通告，要党支部和团支部讨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了。第三次大会中，马林要求正式议决这个路线。他遭遇反对。反对的，不仅有李汉俊、而且有张国焘，甚至陈独秀。最后，马林拿出了第三国际命令。十多年后有一位历史学家到荷兰去问马林，关于这件事情，马林否认他曾以第三国际权威强迫中国共产党接受这个路线。但当时俄国外交利益需要中国有个像土耳其基玛尔那样的政府，因之需要第三国际及其中国支部努力促成这个政府的存在，——则是不可否认的。至于从中国革命，以及从世界革命观点来看，是否有另一种路线值得采取，则没有人提出，因为当时都是一致认为：苏维埃外交利益就是世界革命以及中国革命的利益。可是，事实上，恰恰从那几年起，苏维埃外交利益和世界革命利益开始分离了。
　　我初回到中国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完成了这个进化，——或宁可说退化。“二七”失败以后，劳动运动暂时消沉，张国焘表示消极，不久就被捕入狱；反对加入国民党最烈的人李汉俊退出共产党。国际路线通过了，党内意见一致了，整个工作都朝这个方向进行。《向导》周报本是中国共产党专为“国民革命”运动而创办的刊物，现在就成为正式党报了。我在法国已经经过了这个“进化”，回国后对于国民革命和加入国民党路线已经视为当然的路线，虽然内心深处保持着疑惑，——因为我是研究了世界一般发展走到共产主义的，而不是研究了中国特殊发展走到共产主义的。

　　在上海，最初引起我注意的，是国民党中共产派(或称左派)和右派的斗争。环龙路四十四号党部机关有左右两派斗争。我未到上海前，右派人物在那里殴打了邵力子，他们本以为邵力子是国民党老同志，至此才知道他也加入了共产党。《民国日报》两个主笔，叶楚伧是右派，邵力子是左派，这两个人本是老朋友，但受了本派指挥，互相斗争；编辑中，张太雷，沈泽民是左派，陈德征等是右派。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挂虚名，他本人同情左派；总务主任邓中夏(即仲懈)，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教授施存统，张太雷，恽代英，彭述之，蒋光赤等是左派；中国文学系主任陈望道同情左派，但英文学系主任何世桢则是右派。各机关斗争，左派都占上风，因为右派是些旧人物，本身还没有团结，没有一个中心领导机关，重要的，又没有群众。他们气愤极了，只好用殴打手段。我未到上海前，他们已经打了邵力子；我到上海十几日，他们就打死上海大学学生黄仁。这日是双十节，上海天后宫开纪念会，主席是喻育之，秘书或其他职务是童理璋，都是国民党右派。台下，上海大学学生提出一个什么意见，童理璋喊打，于是有手臂刺花的大汉多人打伤了十几个上大学生，当日伤重死了一个四川人黄仁。中央主席团恰巧在我的工作桌子上开会，陈独秀尚未来。一个人怒气冲天跑了来，报告天后宫打架事情。这人是施存统。
　　黄仁案发，左派反攻，《民国日报》赶走了叶楚伧，上海大学赶走了何世桢。何世桢把英文学系学生带走，另办持志大学，但以瞿秋白也离开上海大学为条件。瞿秋白离开了，不久邓中夏也离开了。总务主任换了韩觉民，共产党员；英文学系主任换了周越然，中立分子；社会学系主任换了施存统。上海大学学生说，瞿秋白去职，也是存统在背后捣鬼的，因为存统想做主任。我那时虽然编入上海大学支部，但不知这捣鬼详情。环龙路机关的斗争也是左派胜利的，但我也不知道详情。
　　工人运动中也有斗争，但那不是在国民党名义之下进行的。共产党拿自己旗帜做工人运动。上海本有“工团联合会”，是个空机关。我们本想占取这个机关，但不能够，于是专在工厂群众做工作。负责的是李隆郅和项德隆，一个湖南人和一个湖北人，一个管沪西，一个管沪东。南洋烟草公司罢工，虽然失败，我们却争取了群众。以后工作就逐渐开展，几乎超过我们自己的能力了。从此，另一派的工人运动家就失去了与我们竞争的能力。

　　黄仁案发生，斗争激烈之后，为了防备危险，《向导》编辑部便迁出慕尔鸣路房子，到民厚南里(哈同路)来。这是张伯简找的房子，房租很贵，两个统楼每月四十元。二房东是两代寡妇，住在蔡和森夫妇楼下；我和彭述之住在另一间统楼，楼下是其他的房客；龙嫂替我们烧饭，毛泽东回湖南去，把她留下来给向警予。张伯简也搬到民厚南里来，但在前面隔二条弄堂一个亭子间内。当时，民厚里很有名，叫黄包车时，无需说什么路，只说民厚里，大多可以拉到。新出的《醒狮》周报及其主笔曾琦也在那里，幸而我未曾遇见他。张伯简说，民厚里住的人很复杂，尤多官僚政客，因为朝西去再没有弄堂式房子了，朝东也需到西摩路才有弄堂式房子，周围很远都是大洋房或空地。上海大学在西摩路，所以民厚里住了好多上大学生，我们常听见人唱国际歌。
　　中央开会，我后来并不回避，但搬家后，中央在另一个地方开会，起初在威海卫路一个柴炭行楼上，后来在闸北广东街，那里是秘书处，秘书兼会计，起初是薛世纶，后来是任作民。全党经费那时每月九百多元，北京和广东两地是否在内，我不知道，但其他各地则都在内的。独秀，和森，述之，每月领四十元；张伯简，向警予和我，每月领三十元。伙食自理，每月约摊六元至十元。工作虽不很忙，也不很闲。我的校对工作，除《向导》外还有《新青年》，以及临时性的小册子，如第四次大会宣言及议决案之类。至于搜集材料，则是购买和储藏经济类的杂志，如《银行周刊》，《钱业公报》，历年海关报告之类，不仅买新出的，而且买旧出的，往往买五六年出版的全套杂志，这些东西始终没有人去翻阅和利用。此外就是剪贴报纸。
　　我在《向导》写文章，起初是以“马道甫”名字假冒读者来信，后来用真名写些关于小问题的文章，五卅运动起写些记事性质的文章，有时写些国际问题的文章，此外翻译外国人的文章。不错，我到上海后，读者来信，除了二封以外，都是我回答的。“寸铁”本是独秀包办，但我也曾写了几条。《向导》不登理论文章，政治文章轮不到我写。《新青年》里，我翻译的文章不少，自己写的则带着东方大学或上海大学讲义意味。倒是《中国青年》上有几篇文章，是我用力作的，署名则连。
　　《向导》的灵魂是蔡和森，每期都是以他的文章为中心。独秀文章写得很短，很随便，有点近于敷衍塞责，倒是他一人包办的“寸铁”(三五十个字的短文)含有精彩的文字。
　　彭述之如愿从瞿秋白手里夺得了《新青年》。我们搬家以后就付印了一期：“国民革命号”(季刊第四期)。那里面主要的是从莫斯科带回的一篇长文章：《谁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这篇文章后来成了瞿秋白的小册子《反彭述之主义》攻击的对象，以后还有机会说到它。暂时只说张崧年对于这期杂志的感想。张崧年写信给陈独秀抗议新出的《新青年》文字庸俗。他举出首页一篇启事为证。这是预告本杂志将由季刊恢复月刊的，用半文言写，其中有什么受人“爱戴”一类的话。张崧年是旧《新青年》的健将之一，他很注意文字格调，他认为《新青年》本是白话文的模范，不应当用文言写启事，即使用文言也应当用好的文言。不用说，这篇启事自然是出于新主笔的手笔。月刊第一号是“列宁号”，其中大部分稿子是我们从莫斯科带回来的。以后彭述之就病了，二三四诸号是秋白和我两人杂凑出版。
　　内部刊物之外，我曾在《民国日报》付刊《觉悟》上写文章，又曾与上海法文日报记者笔战，关于孙文过沪事情。我写过几封法文信去，都登载了。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日，中国共产党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①

　　① 此处时间有误：大会系十一日开幕，二十二日闭幕。——作者新注实记得参加会议的，中央：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湖南代表：李维汉，朱锦棠；湖北代表：陈潭秋；广东代表：杨殷；北方代表：高尚德；莫斯科代表：彭述之；海参崴代表：何今亮；法国代表：周恩来；山东代表：尹宽；S．Y．代表：张太雷。上海代表不记得是谁。李启汉也参加大会，不记得代表什么。张国焘有信来向大会致敬，本人则未到会。旁听一次或二次的，有张崧年夫妇，沈玄庐夫妇，黄平。张伯简和我当大会记录，他只记了一二场，其余都是我记的。记录稿子，后来未曾整理出来。莫斯科支部代表彭述之兼任大会秘书长。

　　会场设在闸北广东街背后铁路边上一幢三层楼的弄堂房子，外地来的代表食宿其中；他们睡在三楼，二楼开会，布置成课堂形式，楼下客堂。楼梯口装有拉铃，一有意外，就通知楼上，以便代表们收起文件而拿出英文教科书之类。开了三日或四日会议，未曾发生什么意外。
　　统楼改成的课堂几乎坐满了，但我不记得究竟有几个人。确
　　国际代表伍廷康(魏金斯基)来了一次，瞿秋白翻译他的演说。政治议决案以及其他重要文件都是他起草，由秋白译成中文的。在理论问题上和政治问题上，大会简单接受国际的训令，中央委员没有不同意见，各地代表也没有不同意见，开会经过如此平静，好像举行一种典礼，一种仪式，以至我这个记录员，记录了全大会十分之八九的发言，也没有保留深刻的印象。但在枝节方面，我倒记得几件事情，而且记得很清楚。第一，张崧年以旁听人资格，曾起立发言，其中有几句涉及加入国民党问题。这个问题，在第三次大会是争论中心，此次则除了张崧年以外没有人提起了。我们认为这是久已解决的问题，并不感觉兴趣，何况提出的是张崧年，又何况张崧年在大会上本无发言权。但瞿秋白还是起来回答张崧年。瞿秋白是最适宜于回答此问题的人，因为他是最拥护这个路线的。他回答的理由本是我们所熟知的，他又举出实例来证明。有一个实例，我至今还记得，即他说：“譬如我们要刻一个图章，内有共产党或其他字样，在上海就不能拿到刻字店去刻，在广州就不成问题了。由此可见这个政策有利于我们。”第二，国际代表提出了反对托洛茨基的议决案，要大会通过。其他的议决案，都是以前起草好，油印发给代表的，惟有这个议决案是临时提出，由主席(不记得是谁)朗读一遍后，征求有无异议。会场中人自然都知道苏联党内有争论，虽然不知道争论的内容。我经常读法文《国际通讯》，其中已有连篇累牍的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文字。因为苏联党内问题此时公开到国际上来了，各国共产党都有正式议决案送到第三国际来，表示“反托”态度，中国共产党自然也要表示态度，虽然大会代表没有几个知道这争论的意义。草案宣读以后，隔了好久没有人说话，最后彭述之站起来说了一篇话，不外是托洛茨基有这点或那点错误应当反对之类。结果全体一致通过了这个决议。当时代表们有什么感想，我不知道。后来，北方区开除张崧年前派人去谈话时，张崧年曾表示他对团体有几点不满意，其中一点是说：“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领袖，现在我们反对他!”他这话，也许是指后来《新青年》译载季诺维埃夫，斯大林等人文章说的，也许是指大会这个议决案说的，不过他在大会上并未曾替托洛茨基辩护。第三是张太雷和小地方代表的冲突。张太雷是漂亮人物，各地来的代表则未免有些土气。他常拿他们当作开玩笑的对象，替他们取绰号。这些绰号都很确切。例如他称李维汉做“实力派”。李维汉是大会中引人注意的代表。大会虽没有理论的或政治的争论，但小的事务性的争论是有的。每遇争论时，李维汉先不说话，到最后才起来斩钉截铁说几句话，他的话都有决定问题的意义。是为了他有判断力，能说话呢?还是为了他背后有群众?张太雷认为李维汉的话有重量，只是因为背后有群众。但李维汉厌恶这个“实力派”绰号。第四，杨殷在上海被广东同乡殴打成伤，大概是为了广州两派工会冲突问题。最后一日，他才包了头来参加大会。
　　最后一日，大会选出九个中央委员，四个候补委员。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其他一个记不起来。候补的，只记得王荷波和朱锦棠。常住上海的五个人成立“主席团”：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彭述之。从四次大会到五次大会差不多两年半中间，全体中央委员会只开了二三次会议。那次革命如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那么中国共产党就是这个五人主席团领导的。
　　陈独秀是辛亥革命战士，五四运动主帅，中国共产党创立者，历届总书记。他是中国的不断革命的活的化身，象征着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迅速过程。他有革命历史，有群众，有工作经验，是不待说的。
　　张国焘是五四运动北大学生领袖，从学生群众走向工人群众的先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持人，多次罢工的领导者，为革命工作被捕至曹吴倒台才释放出来。这是从群众运动中产生的领袖。
　　蔡和森是旅法勤工俭学生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了勤工俭学生运动，倡导了旅法共产主义组织，因里大运动被法国政府驱逐回国。他也是从群众运动中产生的领袖，虽然他的群众性质和范围都与张国焘的群众不同。
　　瞿秋白是五四文化运动参加者，北京名记者，聪明，博学，在学生群众中有地位。他现在成为共产党领袖，固然是由于他的历史和他的能力，但也有一部分由于他接近国际的和俄国的同志。
　　彭述之，这是一个新人物，未回国前，国内党员不认识他，党外的人更不用说。他从未参加过群众运动。他在领导机关代表什么力量呢?原来他是国际派来的同志，代表当时的国际路线。他未经大会选举就参加中央会议，担任宣传部长。
　　在上海，这五个人我几乎天天见面(张国焘于大会开后许久才来上海)。主席团大约每星期开一次会，讨论大大小小问题，从组织国民政府问题到同志恋爱纠纷。陈独秀的意见具有决定性，开会很少争吵，但现在想来，在表面的一致之下早已埋藏分歧意见了。
　　总书记底下有个秘书处，起初只有一个人，任作民，会计兼秘书；后来特意调了王若飞来，另成立秘书处，同会计处分开。王若飞手下还有二三个技术人员，管理秘密通信，文件保管，油印之类。组织部长是陈独秀兼任，但始终未成立组织部。一九二六年底或一九二七年初，调周恩来来负组织部责任，虽然周恩来不是中央委员。但周恩来忙于别的更实际事情去了。宣传部是四次大会前就设立的，部长是彭述之，名义上我是宣传部秘书，但只管《向导》，《新青年》，丛书，此外没有别的什么宣传工作。后来，在武汉，我才从米夫老婆学得一点宣传工作；在上海时，不仅我不懂得什么宣传工作，连部长自己也不懂得。此外部长上任不久，就害了一场大病，住了八个月医院，才出来工作。工农部，张国焘负责，事实上是招待各地工会工作同志的机关。妇女部，则有一时装在瞿秋白爱人杨之华皮包里，有一时装在彭述之爱人陈碧兰皮包里。
　　青年团则有独立的生活。党第四次大会后，团也开大会，改“社会主义的”为“共产主义的”，从此称C．Y．，不称S．Y．了。张太雷做了青年团书记。但不久就撤换别人，如任弼时，贺昌，刘昌群，陆定一等。刘仁静也在青年团编辑《中国青年》。团内生活，我很隔膜，但这些负责人成了我的好朋友，我常到他们那里去，谈电影，谈小说，谈女人，好像中学时代的朋友。
　　第四次大会之后，中国共产党工作发展很快。一九二四年春，我正式加入共产党时，国内外党员共三百余人，旅莫支部就占十分之一。大会统计，则有九百余人。到第五次大会时号称十几万。第四次大会前后，党内重要职务几乎都给莫斯科回来的，尤其从法国经过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占据了。在中央，彭述之坐等当选为中央委员。赵世炎负北方责任，陈延年负广东责任，尹宽在山东，王若飞在河南，不久罗觉占据上海，湖南李维汉本是法国回来的同志。湖北也有旅莫支部的人，但不起作用。其他小地方负责的，如汪泽楷在安源，高风在保定，李慰农在青岛之类，更多。这批同志从外国回来后，国内的同志纷纷退让了。此时有了“旅莫支部派”或“莫斯科派”名称，好像党内一个派别，支配了其余各派。
　　其实，我们未回国前，党内本没有多少干部。重要的是张国焘一个系统，那是从北京出发做北方几条铁路运动的同志。张国焘之下有罗章龙，李震瀛，张坤弟，吴雨铭，等等。这些人为了过去工作关系，无形中成为一种派系，有时的确与莫斯科回来的人成对抗形势。南方做劳动运动者，为了没有北方那种成绩，并未形成什么派系。李隆郅，刘少奇，陆沉等，曾在安源做过工会和俱乐部工作的，相互间有些联系。此外，就是广东，北京，湖南，湖北，山东等地方核心，他们是欢迎莫斯科回来同志的。
　　机器装置好了，等待原料来生产。此时，原料恰好成熟了，可以多量供给这机器。

　　我初回国时恰值江浙战争，卢永祥是孙文的同盟者，战争失利，放弃了杭州，退保上海，不久连上海也不保了；北方奉军也处于不利的形势。我们正担心，直系军阀全胜下的政治局势会窒息了革命胚胎。可是，上海战争停止之后不过几日，霹雳一声，直系军阀倒台了。总统曹锟被囚，吴佩孚出走。推翻他们的，是本系的军人：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这变化如此突兀，如此出人意外，以致蔡和森昏迷了头脑。他在《向导》上攻击美国帝国主义阴谋独占中国，因为他指冯玉祥此次倒戈是美国帝国主义指使的。邵力子同志走来抗议，说冯玉祥并非受美国指使，而这政变是有利于革命，我们不应当攻击。和森气愤愤地说：“力子同志难道以为中国军阀背后能够没有帝国主义支配么?”冯玉祥此次行动究竟是独立的，还是受外国势力支配的，二十年后，至今还不清楚。但《向导》不久就抛弃了蔡和森的立场，则是确定的事实。从北京来的报告，从广东来的报告，以及从上海苏联领事馆或伍廷康方面来的消息；都不能支持蔡和森的立场。不久孙文离开广东，经过上海和日本到北京去了。他发出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口号。一九二五年春初，他死在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和追悼孙文运动，是共产党发起的，是共产党员领导的。这两次普遍全国的群众运动，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发展了共产党的组织，增加了共产党的党员。但这是国民运动，是在国民党旗帜之下做的工作。
　　在工人运动中，共产党则拿出真面目来。“二七”失败后两年，工人运动复兴了。此次不是交通工人的运动，而是大城市工厂工人的运动，首先是上海纱厂工人的运动。这是李隆郅和项德隆辛苦经营的成果：沪东和沪西两个俱乐部都发生了作用。俱乐部吸引了在工厂的工人；罢工发生，受俱乐部影响的工人立即起了作用，我们则在这些工人的背后指挥着。资本家凭过去经验，以为坚持二三日，工人会屈服的，可是不，工人能够支持下去，虽无工会和储备金，仍能支持很久很久。最后，资本家只好屈服，同罢工工人代表谈判，承认了条件，签了字。工人提出的条件并不忘记“承认工会”一条。资本家，外国的和中国的，都很诧异：工人哪里来的钱维持罢工期间的生活，又从哪里学得这些斗争方法，而且各厂工人用的方法大体是一样的。工人得到了胜利，都很高兴，不仅高兴他们的条件得到厂方承认，而且高兴他们有力量，有方法，能使厂方屈服。更进步的工人就加入了共产党。与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同时，上海及其他城市的工人运动是更有助于共产党发展的。此时，上海最大的罢工是小沙渡日商内外棉纱厂。
　　我没有直接参加这两种群众运动。各团体代表开大会时，我常以无名的观察者资格去旁听。有一次，我，蒋光赤，沈泽民三人组成一个宣传队，向国民会议促成会机关领了纸旗和传单，在西门附近马路上向行人演说。一群野孩子跟在我们背后跑，索取传单去包糖和花生米。潭子湾开追悼顾正红大会时，我同初回国的王若飞也去“观察”一下，可是几乎出了乱子。我们两人都穿西装，一到会场，就引起人注意，几个工人跟着我们，严密监视着。会场上有无数的人，当中搭一个台，李隆郅穿的衣服同台上和台下工人一样：蓝布短衫裤。刘华在演说。监视的人中出来了两个，叫我们跟他们到人群外空地去，问我们是什么人，是不是日本人。我说：“我们两人都是上海大学学生。”一个麻皮青年说：“那么你认识台上演说的是谁吗?”我说：“他是我们的同学：刘华。”我为祛除他们的疑惑，又说：“你看，那是李成，他也是我们的朋友。”这两个人似乎释然了。不久，隆郅(李成)从台上下来，找我们到旁边一个房子去，那是工会办事处，他要我们回去报告几件事情。
　　历次罢工的最高指挥者，是陈独秀自己。每有重大的决议，如应否罢工，什么条件，如何谈判，可否签字，等等问题，都是工运干部和他同开会议决定的。常开会地方是宝山路南边某同志家里，大多夜里开会。有一夜，向警予说，很深才开完会出来；弄堂里，独秀一面走，一面说：“他那个三番没有和成，真可惜，已经听张了，七束一定有，但总不出来。……”直至看弄堂的开了铁门放我们出去之后，他才不谈牌经了。
　　每次大罢工或大运动结束后，无论胜利或失败，上海区委(五次大会前，区委比省委更大，上海区委管辖江苏，浙江和安徽的组织，至于后来的区委，则是市委下的一部分，如沪东区，法南区之类)都要召集一次全体会议来检讨。会场设在横浜桥近旁中国地界一个小学内。这是名副其实的全体会议，即凡属党员都须到会，但也不过坐满一个大课堂罢了。我当了几次记录。独秀做政治报告，区委书记庄文恭做工作报告，他或别的人做关于运动或罢工的报告。有时宣布处罚或开除某某同志。有一次秋白做理论报告，讲世界共产主义史，从柏拉图共和国讲起。各人报告完毕后，同志间有提出问题或发表意见的。我记得，有一次邵力子气愤愤地站起来抗议我们在工人运动中排斥国民党员。我不记得人家怎样回答他。我们虽没有正式决议不许国民党员参加工人运动，事实上上海工人运动是完完全全在共产党手里的。是国民党员自己不来呢，还是我们拒绝他们参加?——则我不知道。
　　区委书记韩白骅，浙江人，省立第一师范学生，曾去莫斯科读书，不久就回国；《向导》初办时，他是发行人，“二七”失败之后，在上海被捕，坐了几个月监狱才保出来，现在改名庄文恭。一个小学教员模样的人，忠实，努力，但无大才，五卅以后工作开展，他不能应付，遂被撤换。

　　一个大运动或革命，往往会出人意外地爆发的。中国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革命就是这样出人意外地爆发起来的。这话并不是说，革命本身是出人意外的。恰好相反，我们早知道中国不久就要爆发一个大运动。我曾对张伯简说：“辛亥革命八年之后有五四运动，五四运动至今也过去不少时间了，应当来一个什么运动才对。”我这话当然不是出于时间理由，而是根据种种潜伏的因素的。但这革命恰恰爆发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而且以那种形式爆发，则是没有一个人料想到的。
　　我丝毫不知道五月三十日的准备。这日早饭后，蔡和森告诉我：“超麟，你没有事情可以到热闹马路看看，今天各学校学生要到租界里宣传。”我立刻穿了衣服出去。蔡和森虽没有说，我已经明白这是我们的中央决议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在我们手中，上海学生联合会在我们手中，许多学校有C．Y．支部，各学校的国民党区分部差不多都可由我们指挥。我们已经动员几次学生上街宣传了，如国民会议事件，孙文逝世事件，援助罢工事件。但那是在中国地界街上。我们召集了几次群众大会，而且游行示威，但那是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我们尚未曾在租界范围内演讲，开大会和示威哩。上海大学学生有一次排队，举着标语，到浜北中国地界去参加追悼会，路过戈登路巡捕房时，被干涉，且有四个学生被捕。我同张伯简说：“我们何时能在跑马厅开群众大会!”
　　在租界讲演，无论如何是件新的事情。我一个人到大马路来，没有看见什么；从大马路弯到四马路去，也没有看见什么；直至棋盘街交通路口，才看见一个穿西装的学生站在凳子上演讲，一个印度巡捕正在干涉他，要他到巡捕房去。从过路人口里知道这种事情今天发生很多次了，他们说大马路也有。我再转到大马路去，在日升楼遇着俞秀松，他说下午三点钟要在新衙门示威。我们二人于是走到北浙江路会审公堂去，等了好久不见动静，又慢慢地踱回大马路来；可是走到先施公司附近，看见人特别多，都很紧张，到处说着：刚才老闸捕房门口开了枪，打死好多学生。我们赶紧到老闸捕房门口去，——不是现在的门口，而是在大马路上，现在开钟表店的地方。那里已经没有群众聚集了，地下有些血迹，尸首都车走了。我同俞秀松分了手，一个人在马路上走，一面想：又有反帝国主义的宣传材料了。我走到北火车站来，在去吴淞的小火车站那里看见一群学生互相谈说刚才的屠杀经过。他们是耳闻和目见的。我才知道，马路演讲的学生被捕多名，都在老闸捕房里，其他的学生涌到门口来要求释放，过路的人也停下脚步，看热闹或跟着叫喊，人数越聚越多。一个外国三道头下命令叫巡捕向人群开枪。由此造成了惨案。
　　后来知道，死的大多数是看热闹的市民，学生很少，但上海大学学生，共产党员何秉彝死了。
　　我回去，将采访所得结合次日报纸新闻，写了一篇惨案记事，发表在次期《向导》上，后来华岗写他的大革命史时就把我的记事完全抄录了。
　　这次惨案发生得很凑巧，恰好触发了积聚下来的火药。并非惨案能爆发革命。比此次更惨的案，历史上还多呢，但并未爆发革命。革命能借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的上海屠杀而爆发，一者因为此时上海资产阶级对租界当局赌气，资产阶级成了反对派，提出种种要求。原来在外国资本卵翼下的中国资产阶级，此时已积累了相当财富，要求独立，或多享一点剥削权了。他们看见在共产党主持下的国民运动扩大了，看见上海外国工厂工人罢工大都得到胜利，于是敢于抬起头来。屠杀前几天，中文报纸纷纷反抗工部局董事会新增的巡捕捐和新颁的印刷附律，又要求华人加入董事会。那时商人有新的组织，“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与官式的总商会并立，而且比总商会左倾。这个组织与国民党老同志有关系，共产党并不能指挥他们。惨案发生，这个组织的人很愤慨，他们也是反映店员的情绪。他们答应罢市，但是总商会不答应，当日，当夜，学生和工人代表来总商会跪求，痛哭流涕，很久，副会长方椒伯才答应下命令罢市。次日，全上海一律罢市，报纸取消了报屁股，日用商店虽做买卖，但上了门板。外国兵在寂静的大街上巡行，如临大敌。
　　二者因为——这是更重要的——无产阶级恰已准备好战斗组织。中国共产党好像知道五六月之交要爆发革命一般，已经准备好了战斗组织。比屠杀和罢市更出人意外的，就是次日忽然出现一个“上海总工会”向全上海工人发施号令了。全上海无论哪一部门工人都服从它，都执行它的命令，都向它报告。它成了俄国革命中的苏维埃。好像魔术家变戏法一般，转瞬间出现上海工人总司令部，而且是有绝对威权的司令部。这里哪里来的呢?
　　原来这年五月一日，广州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主持的人和代表，即使不全是共产党员，也是可以受共产党指挥的。另外一派的劳动运动者，与老国民党有关的人，此时被排挤出劳动运动以外，他们在工人斗争面前表现没有力量。小沙渡日商纱厂罢工时，他们坐了汽车在工人区发传单，警告工人勿上共产党的当。无须我们解释，工人都明白这是“走狗”做的事情了。劳动大会产生了全国总工会，又决议上海代表团回上海后应进行组织上海总工会。五月底，代表团已经从广州回来了，正在筹备这个组织。在春天罢工潮中产生的合法的和不合法的群众工会本已不少，各区都有，他们都是在共产党影响底下的。上海总工会将是这些工厂委员会(因为这些都是以厂为单位的组织，不是以职业为单位的组织，其实是工厂委员会，并非职工会)的联合和指挥机关。原定于六月初成立，因为还有些形式上的手续未曾完备。惨案一发生，就不顾这些手续，而立即宣布成立了。它的罢工命令立即得到服从。它的委员长李立三立即成了全上海工人领袖。——这是一个假名，几个钟头以前，新取的名字；小沙渡区工人如果看见，认识他本名李成；那也是一个假名，安源矿工如果看见，认识他本名李隆郅，那才是他的真名。罢工当然不像罢市那么整齐，一个早晨通通罢下，而是参差不齐，分做好几日罢了的。商人有几十年的总商会组织，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也早已成立，工人则不过几个钟头以前才有总工会罢了。
　　与总工会同性质的，还有“国民通信社”和《热血日报》。我们新有一笔经费做“国民运动”之用的，中央决议要办一个通信社和一个小型报，本在筹备之中，事情发生都提前成立了。一个印刷厂，则无法提前成立，直至二十余日后才能印报。
　　通信社和小型报同在一处办公，同是几个人负责的。我丢下了宣传部工作，到报馆来。报馆设在闸北香山路近旁，离区委机关近，离我的哈同路寓所很远。主笔是瞿秋白，编辑除我以外，区委还调来两个同志：沈泽民和何味辛。张伯简管发行。为什么叫做《热血》呢?因为已经有一个《公理日报》出版了，那是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印的，商务当局拿出一万元来办的，编辑者之一是沈雁冰。沈雁冰虽是同志，不能不说灰色的话。秋白说：“这个世界有什么公理呢?解决问题的，只有热血!”《热血》销路超过了《公理》，印刷厂(他人的)印出来几乎不能供给需求，但二十几日后被巡捕房发现，老板吃了二日官司，工厂被封，罚款了结。这些损失由我们赔偿。我们自己的印刷厂勉强印了一期，以后《热血》就停刊了。每日社论几乎都是秋白一人手笔。我和泽民写一般的论文，兼编辑区委和总工会交来的新闻，何味辛专编辑新闻，有时仿《十八摸》，《孟姜女》一类小调写些反帝国主义歌词。
　　罢工一层层地扩大，由外国工厂，到西崽和阿妈；电灯和自来水等待总工会命令，但为市民需要着想没有下命令。有一部分巡捕也到总工会来接头，说他们可以运动罢岗。总工会分好多部办公，几乎不能应付。李立三奔走于陈独秀和虞治卿中间。因为中国工厂没有罢工，虞洽卿“同情”于工人运动，代筹一部分的经费救济罢工工人，又贡献了一些意见；李立三去北京活动时，他还写了介绍信给当时的财政总长李思浩。英国纱厂和香烟厂继续罢工是大有利于中国资本家的。“大英牌”香烟没有人买，英美烟公司只好大登广告，改名“红锡包”，说是纽约注册的，虽然香烟盒子上还写着"London"。
　　总工会实际负责的，是刘少奇及其他做工人运动的同志，这部分人受张国焘直接指挥。何今亮从海参崴回来，派在总工会工作，改名何松林；他从俄国学了好多工作经验，连张国焘也佩服他，以后他就不能同“上总”分开了。上海大学有大批学生在“上总”工作。有一次流氓来捣毁上总会所，打伤了几个上海大学学生；又有一次李立三被流氓架到开大观园浴室的流氓头子常玉清那里去，被迫称常玉清为“老头子”。此时中国警察还不干涉。到了九月以后，北京政府命令封闭总工会和逮捕李立三，情形就改变了。从此，总工会入于密书状态。两次游行示威，以群众力量去启封总工会会所，都未成功。
　　商人和工人虽得不到结果，先后复业，但上海这个运动对于全国的影响是很大的。广州有六月二十三日沙基惨案，及继起的香港大罢工；汉口也有屠杀和罢工；内地起了骚动，要求新出的书报；青年人又群起到外面来，但此次大都是向着黄埔去的。

　　《热血日报》停刊，我也退出了国民通信社，但并不能恢复五卅以前那种清闲。蔡和森于六月初去北京西山疗养了，彭述之病在医院，《向导》只有独秀和秋白二人写文章，他们把文章交来，便什么都不管，于是编辑责任落在我头上，缺少的篇幅由我翻译外国文章或自写些不相干的东西凑足。他们二人忙时，文章没有写来，全期报都由我一人包办。幸而除此以外别无宣传工作。可是上海地方工作又把我拖住了。我加入了改组后的区委，书记仍旧是庄文恭，组织谢文锦，宣传我，工运李立三，妇女向警予，此外加入了二个工人同志：顾顺章和张佐臣。李立三不过挂名，他很少时间参加会议。我的工作颇简单：写宣传大纲，代表区委出席部委会议，指导商务印书馆支部工作，以及其他零碎事情。例如李立三受通缉时，我送他出走，替他定了房舱，派一个工人同志暗中随他到汉口去，但不许他和一纯同一个房舱。工人同志回来后告诉我，船一开动，立三就和一纯在一起了，因为一纯同房是个男旅客，立三很不放心。这个改组后的区委仍然不能胜任工作，因为庄文恭和谢文锦都是庸才。十一月间再改组，从山东调了尹宽来，庄文恭调到浙江去，我仍在里面。不久，尹宽为了在山东闹恋爱受山东同志攻击，称病(或真病)辞职了，王一飞接替他，此时我也退出了区委。我退出地方工作，是瞿秋白在中央争的，因为宣传部工作过于荒废了。直至一九二六年春，罗觉从北方来，上海地方工作才得到适宜的人，而走上轨道。不久赵世炎路过上海，也被罗觉扣留下来做组织工作，尹宽替了我的位置做宣传工作，从此开始上海工作的黄金时代。罗觉回国后，以字行，叫做罗亦农或一农。
　　从此，我专心做党报和宣传部工作了。——除了每星期在上海大学教几点钟书以外。五卅以前，我在“上大”教书是代课性质。彭述之教“社会学”，一九二五年春季开学后，上课不到一个月就病倒了，他荐我去代教他的功课。所谓社会学，就是唯物史观，也就是布哈林的历史的唯物论，三班共九个钟头。暑假后，上大迁到闸北青云路，彭述之病好了，他教三年级，我正式教一二年级。此时上海大学差不多是共产党的党校。校长于右任不在上海；副校长邵仲辉(力子)是共产党员；总务主任韩觉民是共产党员；社会学系主任施存统是共产党员；社会学系教授，李季，高语罕，蒋光赤，尹宽，王一飞，箫朴生，以及彭述之和我，都是共产党员；中国文学系主任陈望道是过去的共产党员，现在与共产党合作，但学生认为他暗中阴谋破坏共产党的影响；英文学系主任周越然是无所谓的人，他那一系学生有反共倾向的，都跟前主任何世桢离去了。学生中，社会学系压倒的多数是共产党员，其他二系的学生也有好多共产党员，其余的多半是同情分子。上海大学是没有在北京政府立案的大学，那些贵族大学学生看不起它，称他为“野鸡大学”。功课的确是不认真的，青云路校舍尤其简陋，学生外省来的，比江浙来的更多些，尤多四川，湖南一带的学生，总之这是勤工俭学的缩影。此次革命下层干部中，上海大学学生占的成分，正如北伐军下层干部中黄埔军官学校学生占的成分一般，黄埔政治教官里面而且有几个上海大学学生，例如欧阳继修。所不同的，就在黄埔学生的军事知识确实是从学校学来的，上大学生的政治知识则不是从学校学来的，至少不是从正式功课学来的，而是从课外的活动和研究学来的。除了李季以外，其他的共产党教员都是敷衍塞责。李季译了《通俗资本论》，作为讲义，我们则说明不编讲义，上课以前也未曾有好好的准备。学生如果从我们得到什么益处，那么得自正式功课的少些，得自课外研究性的和纪念节的讲演，更多些，因为对于这些讲演，我们多少预备一下。彭述之不久连三年级功课也交给我了。以后李汉俊来，我也交出了一切功课。但李汉俊教了二三个月就走，社会学仍旧由我担任，直至上海大学被封闭时候。
　　一九二五年将近双十节，彭述之才从医院出来。他从二月初进医院直至此时才出来，五月三十日激起的巨浪未曾有一滴溅到他身上。他出来时，宣传部机关新搬到福生路。这是从老靶子路通到闸北去的一条小路，离中央秘书处，工农部，区委，上总都很近，比住在哈同路便利得多了。这是三层楼的弄堂房子，楼下开会，吃饭，会客，有时打麻将；二层统楼彭述之居住；三层统楼蔡和森夫妇居住，但和森还在北京，只有向警予住着；我住在亭子间。向警予介绍上海大学一个女学生杨馥兰来做技术工作，每日二三个小时，主要剪报和贴报。不久杨馥兰走了，沈雁冰或杨贤江介绍一个老太婆来做这工作。两人都是同志。张国焘在这里吃饭，陈独秀常来，或开主席团会议，或闲谈，不久和森也回来了，惟有秋白住在法租界菜市路，来的时候少些。
　　大的运动过去了，我的生活和工作上了轨道。除了上课须早起以外，每日都是在十点至十一点之间起床，上午看看报就过去了，下午跑印刷厂，逛马路，找老朋友谈天，工作都在夜里，直至二点钟或三点钟。我吸烟，饮酒，看电影，上游戏场，打麻将，有时在郊外散步，直至很远很远。我很少一个人玩，饮酒有酒伴，看戏有戏伴，郊外散步也有同好者。同我玩的，都是些独身汉，至少没有爱人在上海的，如蒋光赤，尹宽，王若飞，颜昌颐，石琼等等。在秘书处看各地来的报告，知道全国工作发展；从罗亦农，赵世炎，尹宽口里晓得上海工作情形；在瞿秋白家里谈话是属于另一种性质，他知道丰富，机锋犀利，常告诉我们以他自己和别人的一些轶事，从他那里又知道新出的文学杂志的内容，因为我们除了政治的出版物之外其他都不看的。
　　蒋光赤的小说出版，我们当中几乎没有人看。大家对于蒋光赤本人，对于他的诗和小说，对于一般新文学，怀有很深的成见，即使有空闲，也不愿去看他的书。陈独秀翻一翻《少年飘泊者》，说道：“虽是热天，我的毛管也要竖起的。”老蒋送我一本，我勉强看完了，下次见面时并未给他所期待的赞语。他常说：“外国作家常得女读者来信赞赏，但中国女读者从不晓得写信给作家。”我明白这是他为自己发的牢骚。秋白比较同情他，也能同他谈论中国的文坛。有一天，他先走了，秋白同我说：“这个人太没有天才!”光赤写了一本小说，关于我们那几年在上海的生活，其中秋白占了近乎主角的地位，也有我的一个影子。他问秋白用什么书名才好。秋白主张用《短裤党》。这是法文"SANS—CULOTTES"误译了的。虽然如此，蒋光赤仍是中国“革命文学”的开路先锋，创造社的转变是一年后的事情。
　　在那种生活中，我每月仍能抽出时间来翻译《共产主义ABC》。促成我翻译这本书的，是自己的印刷厂有多余生产力。运动比较沉静了，传单需要得少些，排字部和印刷部都很空闲。经理同志问我有什么书印，我说现成的书没有，不过我可以临时译出来，随译随印。我选定了《ABC》。这是一本解释俄国布尔塞维克党纲的书。第一章绪言，解释什么叫做党纲，第二章起就是《ABC》，《ABC》以后就是党纲本身。党纲篇幅同《ABC》相等。俄文，法文，英文，德文译本都是这样。我大胆把绪言和党纲都删去了，只剩下这部分解释的文字。随译，随排，随校，随印，许久才印出来。我未曾想到这本书能在中国发生如此之大的影响!一九二七年，上海有一家小报曾统计那几年中国销行最大的书：第一本是《三民主义》，当然，但那大部分是官费印出来赠送的；第二本就是《ABC》，中央发行部并没有赠送规定，不过定价很低，每本二角，各地翻印的是否有赠送则不可知；第三本是张竞生编的《性史》。
　　《ABC》在那次革命中有一种意义，是一般人未曾注意到的，即：这是惟一的文字，告诉人共产党要的是什么?当时，觉醒起来的城市和乡村民众，有很大的求知欲，要知道这次革命究竟领他们往哪里去的。但他们在国民党宣传品中找不到满意的解答，即使这些宣传品是共产党员写的。他们去找共产党自己的宣传品，找《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以及北京的《政治生活》和广州的《人民周刊》，也得不到满意的解答，因为那里只说：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要推翻军阀。共产党的要求仅仅是这样么?“共产”二字就是这样解释的么?《ABC》出版了。于是他们明白，原来共产党果真是要废除私有财产制，要“共产”，而这革命是客观发展必然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工人和农民怀抱了这个最后的目的来参加目前仅仅反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后来，湖南农民比党领导机关更前进一步去发动土地革命，以及八七会议后半托洛茨基主义的跳跃，不可说非这本书种下的种子。
　　《ABC》以后我还译了几本书，如布哈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农民问题》及最后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我当时自己定了两个原则：不署译者姓名，不另支稿费。这是有所感而发的。
　　福生路房子住了不到一年，我们就搬到横浜桥附近一个洋房式弄堂房子来，那里每家门口有个小花圃，房间西式建筑，可以装浴盆和抽水马桶。我们租的房子还可以通至隔壁宽阔过街楼。弄堂里住的大都是日本人和西洋娼妓。彭述之主张搬家，为了扩大宣传部和实行同室办公制。过街楼布置成写字间形式，放了四五个写字台；后半截另外隔开，设了图书馆，把以前买的经济杂志和莫斯科带来的俄文书，摆了好几个书架。瞿秋白介绍一个同乡羊牧之，上大职员，来做技术工作；区委调了上大学生黄文容来做更高一点的技术工作，又调沈雁冰来做“消息科”(Bureau of lnforma—tion)主任。除沈雁冰外，都住在这屋子里。沈雁冰每日来办公几个钟头，我只好改变了生活习惯。但此时已经进入“暴动”时期了。

　　上海的“暴动”观念是从孙传芳“秋操”引起的。一九二五年秋天，浙江督军孙传芳托名“秋操”集中了军队，突然袭击江苏的奉军，一二日后就占领了上海，几乎没有什么战斗，把奉军逐出江苏境外，而自为五省联军总司令了。张国焘说：下次上海发生战争，我们应有准备，把败退兵士的枪械缴下来，自己武装，再同得胜的军阀说话。当时他尚未曾想到“下次”已经是北伐军和北洋军阀的战争了。
　　暴动的准备是“军委”的工作。“军委”是秘密的组织系统，不仅对党外的人守秘密，而且对党内的人守秘密。那时中国共产党有三种组织：青年团，党和军委，一重比一重更加严格，认真。但军委的成立是我回国以后好久的事情。我在莫斯科时，俄国军事学校尚未开放给中国学生。这开放是在以后或正当我动身回国的时候。无疑，这是与黄埔成立有关系的。在莫斯科学军事的，有从中国新去的学生，如颜昌颐；有从西欧转来的学生，如聂荣臻；也有东方大学旧学生，如肖劲光。王一飞从东大调到军事学校当翻译，自己因此也学了军事。进军事学校的学生经过了严格挑选。身体强壮是个条件，但重要的须家庭贫苦，又无达官富人亲戚。我不知道学军事的共有几人，也不记得中央底下何时设立一个军委。似乎是一九二五年底或一九二六年初设立的，最初负责者是王一飞和颜昌颐。军委同志不编入普通支部，人和工作原则上都不许普通同志知道，因此我不知道军委的活动和上海暴动的军事准备，虽然有些人和我接近，让我知道一鳞片爪。颜昌颐常带我到军委机关去，又曾请我去他办的训练班教课，因为一门“秘密通信”讲义是用俄文写的，王一飞及其他懂得俄文的人来不及，只好把讲义交给我，叫我去教。我也因此懂得了一点秘密通信方法，可惜忘记了许多化学药品名称。到了上海“暴动时代”，军委工作特别扩大，周恩来成了其中重要人物。杭州响应北伐军的暴动，是军委的工作之一。顾顺章从杭州回来后也加入军委领导机关，以准备上海的暴动。但暴动的政治准备则是区委的事情。
　　罗亦农做区委书记，完全改变以前的作风。他有魄力，有胆量，大刀阔斧地干。他把党内组织工作付托于赵世炎一双可靠而能干的手；工会日常的事务，何今亮很能够应付，重大问题，赵世炎可以裁决。工作一天发展一天，机构一天完备一天，共产党在上海成为一个大力量；区委书记罗亦农并不沉溺在上海工作，如同以前几任书记一般。他插足在过去属于中央管辖的“外交”工作，例如同上海国民党要人联络，同左倾的大资本家接头，同流氓领袖拉拢，等等。在陈独秀“失踪”时期①中，几乎是他包办这些工作。首先他布置了比较我们更阔绰的住宅，住着太太和丈母娘，还有小舅子。他穿一身长袍马褂，浓眉毛，大嘴巴，不笑时候令人生畏，很像中等公馆的老爷。赵世炎同他住在一起，比他朴素得多。何松林，王若飞，尹宽，我，是他的公馆熟客，在那里叫菜，喝酒，陪他的丈母娘打牌。

　　① 一九二六年初，陈独秀害伤寒病，自己进了医院，一个多月才出来，临去时虽曾通知任作民以养病事情，但未曾说进医院。在医院期间他也没有写信。我们都认为他被人谋害了。大家非常着急，四处打听，都无消息，延年经广东去．北京开会，路过上海也帮助寻找。最后，延年已经上天津班轮船了，一个交通才赶到船上通知他以他的父亲“出现”的消息。

　　此时北伐军已经进展了，占了湖南，江西，不久打下汉口。上海工作已经把重心放在暴动上了。广东政府派了纽永建来上海秘密指挥，杜月笙保护纽永建安全，我们同纽永建合作时，也就和杜月笙发生了关系。一九二六年十月间或十一月间，我们主张立即暴动，占领上海，纽永建不赞成。我们准备秘密行动。停在高昌庙的兵舰有我们的同志，陆地也有相当部署，希望以少数人冒险发动一下，可以使动摇的北方军队溃败或归降的，因为纽永建正在游说上海驻军。可是海军开了几炮，陆地响应不起来，军委里少数同志在南市同警察相持了一下，结果失败了，奚佐尧被捕，在龙华枪毙。数日之前我才同他在军委机关打过麻将。这就叫做第一次暴动。海军开炮时，罗亦农正在纽永建家里，纽永建听了炮声面色都变了，他知道是我们做的事情，怪我们预先不通知他。
　　第二次暴动准备得更充分些。那是一九二七年二月间，杭州已经落入北伐军手里，我们号召总同盟罢工，同时以武装的队伍去进攻警察局。那一夜，我在指挥机关，辣斐德路冠华里新办的党校里帮忙。我看见一队队的人分派出去了，大家都不敢睡觉，等待好消息到来。可是没有消息。到三楼去听，仿佛有枪声，但拿不定。
　　次日一清早，各队的人回来，有的说等待的人没有到，有的说警察局已有准备，不敢动手，有的开了几枪就退了下来。王荷波的弟弟气愤愤走来，说他在军舰上已经准备好了枪械，并未见浦东方面有船来搬运。
　　三月第三次暴动就成功了。我们攻下一切警察局，围攻了东方图书馆和北火车站的驻军，缴了不少的枪械，成立二三千人的纠察队。
　　暴动是中午开始的。下午和当夜打得很激烈。我们坐了汽车到闸北去看了一下，黄昏就回来了。这日夜里，我来往于中央宣传部和施高塔路恒丰里之间，那时陈独秀住在中央宣传部，恒丰里则是区委一个机关，传递前方战斗消息的。我们整夜听着闸北传来的疏疏密密的枪声，有几个时候枪声密得同爆竹一般，恒丰里把重要的消息派人送宣传部，陈独秀有时也有指示。我也传递过几次字条。深夜三点钟左右，陈独秀曾写字条叫人送到闸北去，主张把我们的武装撤退到大场方面去，以避免牺牲。可是前方没有执行。我们站稳了阵地，北兵渐渐失败了。次日，下午我又到闸北去看。东方图书馆内北军尚未曾投降，铁门锁闭着，十几个兵都在楼上，看见有人到铁门口来，就开枪。围攻者都埋伏在墙角，或对面商务印书馆工厂里。人家警告我，不要从图书馆前面经过。我绕道至图书馆背后，一个暴动指挥机关，在那里看见赵世炎和周恩来。不久顾顺章来，报告他和图书馆驻军谈判经过。一九二五年总工会被封后，顾顺章为了工会事情或别的事情受巡捕房通缉，离开上海；北伐军到杭州时，他在杭州市内领导暴动响应；现在他是上海准备暴动的重要人物之一了。他写了一个字条自己送到小铁门去，劝北军投降，告诉他们北火车站驻军已经投降了。其实当时北站还在相持。他带了里面回答的字条来报告，说北军拒绝投降。他们几个人在商议办法，我则同其他的同志在闸北街道观察。街道是寂静的，偶然碰到三三五五一群人，手里都携带长短枪。我们转到东方图书馆西边一条小街道去，那里也有一个暴动机关，几十个武装工人会聚着，赵世炎也在里面。一个商务印书馆工人大跳大闹，说是手枪给人缴去了，要求派人去报复。原来在闸北街上活动的，还有其他队伍，不受总工会管辖。他们并非来暴动，而是来缴北军武装做别用的。他们人数比我们少得多，而且没有互相联络。世炎制止愤慨的工人，不许他们启衅。正在此时，东方图书馆前面一阵喧哗，中间夹杂着枪声。我们赶紧去看，原来图书馆已经攻下了，或北军自己投降。一大群武装工人簇拥着几个北兵，从图书馆方面走了来。于是除北站以外，闸北都落人暴动者手里了。我要到北站去看，但有人反对，我们遂回北四川路去，过铁路后忽听到一阵枪声从北站方面传来，愈来愈近，大家都逃进一条弄堂去，关起了铁门，看出去。不久，许多北兵沿铁路奔了来，有拿枪的，也有没有枪的，有几个人灰色棉大衣外面染着鲜红的血。开枪的显然不是他们。这阵北兵走过后不久，弄堂外的人纷纷传说：北兵坐在铁轨上不走了。我们走出去看时，果然离我们三四百步处，那些北兵坐下来，枪都放在地下。这是投降表示。许多市民走到北兵面前去，夺取他们的枪枝，他们并不反抗。到了总工会派人来受降时，许多枪枝已给不相干的人夺去了。我们于是再过铁路到闸北去，由宝山路走到北站，那里已经是薛岳部下占领着，几个湖南兵向我们叙述他们的战斗经过。车站前面有北兵未曾掘成功的战壕。靠租界的铁栏杆旁边有二个无头死尸，上身赤裸，但从裤和绑腿看来，不是兵，而是警察。通北河南路的铁丝网上挂着八九个死尸，那是北兵企图逃人租界时中弹死的。铁丝网背后，外国兵架着机关枪。我们从北站再到香山路机关去，准备从那里回北四川路。将近黄昏时候，忽听见东边传来枪声，大声正在诧异，不久来了报告，说是吴淞开来一列车北兵，已经下车向我们进攻了。急忙下命令布防。我们几个局外人也急忙躲到别处去了。后来才知道，这是早晨逃往吴淞去的一列车北兵，开到什么地方路轨断了，不知怎样又开回上海来，来到商务印书馆背后，路轨已掘断，只好下车退往天通庵车站防守着。这车兵很不少，枪械也多，如果向闸北进攻，暴动者是不能抵抗的。幸而兵无斗志，又不知虚实，而且已经天黑，他们采取退守的策略。后来，天通庵车站的北兵缴械给日本兵，而退人租界去了。C．Y．中央机关正设在天通庵车站附近，肖子暲和他的俄国老婆住在那里，他们恐慌了一夜。
　　次日，闸北情形完全两样了。街上很热闹，并非商店开门，而是武装的工人，非武装的工人，以及学生，妇女等等举行示威。我跟着队伍从宝山路经过北站到新闸桥方面去。武装的人，有短衫的，也有绿色的邮差衣服。游行后，我到上海总工会新会所——湖州会馆，又到纠察队司令部——东方图书馆。这两处地方门口都架着机关枪。总工会留我帮忙，当夜我住在湖州会馆。这一夜时刻在恐慌之中。有人来报告，说有一队流氓要来进攻湖州会馆，缴我们的枪械。湖州会馆其实没有什么枪械，也没有什么人。我们向东方图书馆求援。不知怎样，纠察队没有派来，倒是第一师工兵营派了十几名兵来，龙大道和我共同招待这带兵的班长或排长。
　　上海胜利确定了；苏州，南京也都攻下了。但立刻发生了新斗争。蒋介石到了上海，白崇禧做了卫戍司令，他们仇视我们的意向一天比一天明显起来。一天夜里，周恩来跑到我们的横浜桥房子来。自从暴动以来，陈独秀就在我们的房子居住了。他占了我的床，我则睡在办公室里一张竹床上。周恩来来，我们还未曾睡。独秀，我，以及其他宣传部的人员都在办公室里。恩来说：“三点水来了，我今天得到俄国同志通知第一个去看他，此时别人还不知道。他站在我们方面。他问我，他于北伐以前到外国去，如今北伐胜利才回来，国内同志是否因此对他不满?我向他解释，说国内同志都希望他速回来领导他们。他对于俄国同志有点不满意的表示，因为负责送他回国来的同志，无论在西比利亚火车上或从海参崴到上海轮船上，都把他当作囚犯一般看待。”周恩来主张直接送他到汉口去，不让他在上海同蒋介石及其他的国民党要员见面。独秀赞成这个意见。以后恩来每日必来，有时来几次。谈话时我不在旁，不过我知道他的意见并没有实行。有一天，他同独秀出去了。独秀回来，说他去看汪精卫，汪精卫告诉他，已经同蒋介石见了面，在座的还有吴稚晖及其他的人，吴大骂共产党，蒋则不做声。独秀说：吴蒋二人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这日夜里，独秀写了很久。那就是有名的“汪陈宣言”稿子。次日，周恩来拿回来时我看见汪的名字签在后面，前面留了许多空白，意思是让陈的名字签在前面的。但独秀拿起笔来把他的名字仍旧签在汪的名字后面。报纸发表出来时，陈独秀对我说：“大报上好久没有登载我的文字了!”
　　这篇宣言目的是为了辟谣，为了保证两党合作到底，为了说明总工会纠察队并无进攻龙华之意。其实，这是蒋介石有意放出来的谣言，以为进攻纠察队张本的。
　　驻扎闸北的第一师调开了，第二师调来。师长刘峙是反对共产党的。有一日，我在我们新开的书店里，帮着毛泽民照料生意。一个兵士买了书后不肯走，要同我们说几句话。他在柜台旁边低声同我们说：“你们要小心，纠察队夜里睡觉要把枪和子弹放在身边。”我问他：“为什么”?他不肯说下去。其实，我们早从他处得知蒋介石计划进攻。有个黄埔学生蒋友谅是我们的同志，司令部召集军官开会，政治部主任潘宜之发表反共言论，蒋友谅起来驳他，立即被他下命令扣押了，其他同学暗地放他逃走。他找到恩来，报告蒋介石的阴谋。自然还有其他方面的报告。周恩来写了一封“致陈独秀蒋介石二先生信”，很长，很激昂，但未曾在什么地方发表。在这局面之下，我很忧虑，曾向尹宽表示我的忧虑。尹宽安慰我说：“蒋介石向我们进攻，即使胜利了，那也不过是一时的军事的胜利，在政治方面说则他是失败的，我们是胜利的。”尹宽主持的省委机关报已经开始暗中攻击蒋介石。这个报纸是拿商务印书馆的铅字和机器印的。
　　四月十二日早晨，我在横浜桥房子醒来，听到闸北方面有枪声，问起别人才知半夜里就有枪声了。不久，赵世炎的爱人夏之栩送了区委命令来调我去工作，据她说，这枪声是青帮流氓发的，都是盒子炮，人数不多，我们准备冲出去把他们通通缴械。我问她驻军的态度。她说军队守中立。等我走到闸北时，情形大变了。二十六军，周凤岐部下，已经加入流氓方面，攻破了东方图书馆，湖州会馆以及其他纠察队驻所。我到宝兴路找到恩来时，恩来才从商务印书馆对面的医院跑出来。他对我说，现在要在马路上发传单，贴标语，反对新军阀，不必顾虑到别的什么了。我立即工作去。宝山路示威和屠杀，我没有看见。
　　约在屠杀后二日或三日，清早，有三个人来横浜桥房子，唤醒了我。一个是陈延年，一个是李立三，一个是聂荣臻。他们刚刚从汉口来，路上听说了四月十二日反动消息，估计我住的宣传部房子比较安全，便到这里来。他们要我带他们去见罗亦农和赵世炎。我请他们在我家里等待，一个人到罗亦农家里去。世炎也在那里。我告诉他们有这三个人来，现在我家，要见他们。亦农看看赵世炎，世炎看看亦农，大家都明白是为了什么事情。亦农叫我带三个人到他家来。我回来，带这三位客人去他家里，才知道在汉口的中央免了罗亦农职，派陈延年来接替他。他们三人从汉口动身时还不知道四月十二日的事情。此外，延年又拿出一个中央命令来，那是与我有关的，即是命令：尚留上海的中央工作人员：宣传部郑超麟，农民部罗彦，妇女部杨之华，速即到汉口去。从罗亦农家里出来，我陪了李立三去三友实业社买了一条新棉被，重要的是去精益眼镜公司配了一副黑色眼镜。
　　约在四月二十二日前后，我同C．Y．中央陆定一同志做伴，恋恋不舍地离开上海去武汉了。陈独秀于发表汪陈宣言后便去汉口于。

武汉

　　C．Y．中央宣传部陆定一，和我天天见面，我们一同采访暴动新闻，一同编辑宣传刊物，一同起草宣传大纲和拟订标语。那个时候中央，区委，C．Y．三个宣传部几乎是不可分离的。陆定一是交通大学学生，年纪很轻，很聪明，文章写得很好，但是不会说话，同我一样。我有些时候，没有办法，只好上台去敷衍几句，他则始终不肯上台演说。我和他同乘英商怡和公司轮船去汉口，在船上，大家都说他是我的弟弟，因为我们穿的西装是同样的衣料，同一个西服店缝的。
　　船上客人装得满满地。前后有两条英国兵舰保护着我们这条船以及其他几条船，为这故统舱票临时加价，卖到四十五元一张，已经超过我们一个月的薪水。
　　客人里，熟人很多。我的铺位对面，陆定一的铺位下面，是宋云彬，国民通信社社长。当初，他同旧社长邵季昂办交代时，记得是我领他去的，总之我在场。我以为他不记得我了，我也装做不认得他。船上数日，我们谈起今天天气一类的话，他忽然说：“我认得你!”我也说：“我也认得你！”于是不客气，喝他的白干和吃他的花生米。
　　这三张铺都在船尾右边。走到左边去时，原来罗大口也在这船上。他仍是那样嬉皮笑脸的，同上面铺位的李大炮说笑话。一个喊“大口”，一个就喊“大炮”。他们两人又向旁边一个戴眼镜的老头子问长问短。老头子携带他的老伴儿以及四五个儿女，说是到汉口做生意的，他本在南京什么地方开鱼行。我们问他鱼的市价，问他哪种鱼味道最好。他就是王荷波。他的第三个弟弟王震东，在船上不同他打招呼，铺位隔得远远地。我同王震东在甲板上散步，我说：“你的哥哥真像鱼行老板。”他说：“你知道么，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杨普生也在这里。”
　　统舱里有许多青年人，西装的，中装的，学生装的，问起来都是“卖水果的”，“做茶叶生意的”“坐庄的”或“贩瓷器的”。客人们蒙被而卧的很多，像我和陆定一在统舱，房舱，客舱，甲板各处乱走的很少很少。但这只限于最初一日。船过南京并不停留，我们大家都躲在船里面，因为浦口和下关常常开枪相射。过了南京之后，蒙被卧的人把被揭开了；守住自己铺位的人也到甲板上走走了。一个“卖水果的”青年人跑到我身边来，问我：“听说郭沫若也在这船里，不知确否?”我很诧异，一个卖水果的人为什么关心郭沫若。陆定一介绍我见他的同学，一个沉静寡言的青年人，我忘记他的真名，也忘记他的一九三一年在龙华狱里的假名，但记得假名叫做什么弟。在甲板上，我忽然看见潘家辰，那是出我意外的。问起，才知道他刚从莫斯科回到上海。我说：“小潘，你……”他立刻提出抗议。他说：“现在人家都叫我老潘，不叫我小潘了。”他说，他已经有了爱人，还留在莫斯科，是山东人，叫做庄东晓。我说：“你艳福不浅。”他问我怎样知道庄东晓?我说：“去年在上海遇见袁庆云和任卓宣，庆云同卓宣开玩笑，笑他在庄东晓面前碰了钉子。庄云说庄东晓是最漂亮的女同学。”提起袁庆云，潘家辰就告诉我说，他和袁庆云私人冲突，袁庆云伪造一封信插在他的衣袋里，一面报告格别乌捉他去，在牢内关了好多日，后来伍廷康保他出来。
　　小潘介绍一个矮子来见我，说是陈绍禹，又介绍一个瘦子来见我，说是刘国璋。说都是俄文好，又能干的同志。
　　船过芜湖，上来了一批人。开船后，罗亦农和李立三一个大口，一个大炮，跑来找我，带我到一个房舱去，那是刚从芜湖上来的客人。我认得一个是吴琪，曾在蒙达尔同我一起做工。但他们去见的是一个留着小胡子的中年人，叫做张曙时，江苏省党部委员。这几个新上船的客人都是江苏省党部里面的人，南京清党时雇小船出走的，在江里走了七八日才到芜湖。
　　芜湖，大通，安庆，九江一路过去后，这些“开鱼行的”，“卖水果的”，“做茶叶生意的”，等等，都高谈阔论了，他们的政治常识超出了他们同职业的人水平以上去。可是还有几个人始终蒙着被头，或者一声不响。王震东告诉我：“那是一些反动分子，蒋介石派到武汉捣乱去的。”后来，我知道，和我同船的有人尾随他们上岸，知道了他们住处之后，报告湖北总工会纠察队捉了他们。
　　到汉口，上岸时，伍廷康从大菜间走出来，我同他点点头，他也同我点点头。这是意外的意外。

　　到了汉口，我无家可归。中央宣传部已经不存在了，部长彭述之忙着答辩，忙着张罗老婆生孩子的经费；部员黄文容调去做陈独秀的私人秘书，羊牧之调去秘书处做抄写，《向导》的汉口版早已出了，编辑的是一个日本留学生，无需要我，我从此脱离了《向导》。从回国至今将近三年，没有一期《向导》不是我校对的。我在秘书处住住，在长江书店住住，在印刷厂住住。
　　第一天，黄文容带我到“六十一号”去，我不记得路名，但记得那屋子在唐生智公馆隔壁。这是临街的三层楼洋房，每层有一间大房子，一间或二间中房子，一间或二间小房子。进门，有五六个北方大汉一律短衣，出来盘问，看见我是黄文容带来的，便不问了。楼下是饭厅，其余房间都是这些卫队居住。二楼大房间布置成会场。三楼是住家的，中间住着陈独秀；左右房间分别住着彭述之夫妇和蔡和森夫妇；黄文容住在另外一个小房间。
　　每人寒暄了几句话，楼下就请吃中饭。碧兰和一纯不在家。我们五个男子汉在一桌吃饭。述之同和森辩论起来。述之口口声声不离“仲甫同志”或“老先生”，独秀正色说：“我有我的意见，述之同志不要把我拉在一起!”饭后，黄文容给我一本瞿秋白新著的小册子。正书名，我不记得，只记得两个副书名：《第三国际》和《反彭述之主义》。
　　说到这里，我应当退回上海去，追述中国共产党的分裂是怎样造成的。

　　陈独秀同五四运动战友，胡适，钱玄同，刘复，周氏兄弟等，分了手，走到社会主义来。在社会主义方面同他合作的，有周佛海，李达，李汉俊，施存统，这些初出校门的学生，这些从河上肇，山川均一流入学来的考茨基式马克思主义者；但也有老国民党员，戴天仇，沈玄庐，邵力子等。共产党成立，那些留日学生都参加了，老国民党员则若即若离。不久，陈独秀与这两部分人都分了手，而去同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张国焘领导下的一批人合作，以及同第三国际派来的外国人和中国人合作。陈独秀思想的发展可以从他结交的朋友看得出来。在这一切发展阶段中，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同陈独秀分离的，——就是李大钊。他不仅从《新青年》起，而且从《甲寅》起，就是陈独秀的朋友了。中国共产党内只有他有资格同陈独秀争领袖地位。但他是如此谦虚，如此心悦诚服陈独秀，以致一切有争论的问题都是站在陈独秀方面。除他以外，一切大小领袖都是陈独秀的学生，翻译或顾问。conseilleur或ministre(法语——顾问或大臣)。第一任“大臣”是李汉俊，从共产党在酝酿时起至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第二任“大臣”是瞿秋白，从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起至一九二四年夏间；第三任“大臣”是彭述之，从共产党第四次大会起至左派反对派统一时候。
　　“陈独秀不是理论家”，——托洛茨基这个判断是最正确的。他是个实际的政治家，有敏锐的触觉，事情看得深刻，看得远。在理论方面，他远逊列宁和托洛茨基，但中国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人，没有一个及得他，不仅以前没有，现在也没有。他在党内有绝对的威权，自然而然建立起来的威权。我想，如果没有第三国际外来的干涉，中国共产党在他的领导底下决不会有大争论以至分裂的。中国共产党历来的争论都同国际代表有关系。我已经说过马林和第三次党代表大会。那次争论结束之后，似乎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全党一致采取“国民革命”路线。这个路线具体说来就是：先把有名无实的中国民主政党(国民党)充实起来，拥护它夺得全国政权，然后在它统治底下准备我们自己的革命，推翻它，而取得政权。这是第三国际的路线或宁可说是俄国外交部的路线。俄国外交部把重心放在前一阶段，即如何将中国造成初期基玛尔式的土耳其，或外蒙古人民共和国；至于第二阶段，则不过是陪衬的，并不重视。中国若有一个外蒙古般的政府，则第二阶段，如述之所说的中国无产阶级“将来自己的革命”，的确是没有什么必要的。但中国共产党，至少它的领袖陈独秀，接受这个路线时，恰恰是把重心放在第二阶段。既然，如列宁同志在俄国革命问题上所断言的，一个国家非经过国民革命不能有社会革命，那么我们赶紧做苦力罢，赶紧努力把孙大炮捧上去做大总统，只为的让我们能开始准备我们自己的革命。正为这个原故，我们虽以全力干国民革命，虽加入国民党，但要始终站在在野党，反对党地位，要独占工农运动，不许国民党插足，以便用中国自己的群众力量推翻国民党全国政权。
　　我们看见，在表面一致的“国民革命”路线底下，开始就隐藏着两个不同的倾向：国际的和中国的。
　　中国的倾向以陈独秀领导的上海中央为代表。蔡和森同陈独秀一般坚决。彭述之从莫斯科带了一篇文章回来：《谁是中国国民革命领导者?》他不仅说国民革命成功之后我们还要进行“自己的”革命，而且说这个“非自己的”革命也是“天然”归无产阶级领导的。这个无产阶级天然领导国民革命论，正投合中国同志胃口，成为那几年党内指导的理论。上海区委，湖南区委，北方区委，以及山东，河南等处，都与上海中央同一个倾向。
　　国际倾向以鲍罗廷领导的顾问团为代表，广东工作同志，谭平山，陈延年，周恩来，都附和他。他们很不了解别省同志对于“第二阶段革命”的憧憬。至少他们不如此重视这个憧憬。但他们也说不出理由来反对这个憧憬。我在上海，遇见各地来的同志，从未听到在理论政治问题上有反对中央的表示或暗示，——除了陈延年。平山和恩来，唯唯诺诺，即使有什么不满意也不敢露出来。延年就不同了。第四次大会，延年没有来，直到廖仲恺遇刺后他才来上海。有一日我们得到俄国领事馆方面通知，说延年已到上海几日了。我们恐慌起来，害怕国民党右派在船上或岸上谋害他。正在恐慌时候，一天，我在《民国日报》上看见林木寻马道甫的广告，正要去广告上写的地址找他时，张伯简已经带他来了。还是那个滑稽神气，不过肚子更大些，两条腿更细些。我带延年去见他的父亲。父子两人见面之下，那种感情是很难形容的。这可以打破一般人对于陈独秀蔑弃人伦的传说。他们说话时，我走开了。夜里，延年住在我家，我从他第一次听到不满意上海中央的话。但他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我只记得，他征引鲍罗廷的话，说《向导》文章千篇一律，不外说：“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一个意思。广东对中央的批评，如果用近来的名词说，应当是：“不懂得政治的现实主义”。
　　延年称赞我，说我在《新青年》上的文章写得好，他说他仍旧不会写文章。这是老话，延年读的书多，说话有机智，思想深刻，我喜欢听他说话，但我未曾见过他写的文章。在法国办《少年》时，他替别人抄文章，自己不写一篇。在莫斯科，大家练习写文章，乔年也会写，他始终不肯写。我们骂他虚伪。此次他称赞我，是为了要我替他写报告，因为他没有带书记到上海来。他说从广州寄来的报告都是书记代笔的。我拿起笔来，他在我的亭子间内，一面抽烟，一面踱方步，一面叙述廖案经过。我照他说的话写，没有润色，结果是一篇很生动清楚的报告。
　　两父子见面是否争吵，我不知道。在秘书处，独秀看广东来的报告，常拍桌子发脾气。有一次，延年派了代表来，谈话时我恰巧在旁。独秀指着我对代表说：“这就是超麟同志。他几次写信来要调超麟到广东去，岂非故意拆台么?”独秀在盛怒之下常说无理的话。
　　但是国际的倾向渐渐胜过中国的倾向，或宁可说广东的作风胜过上海的作风，尤其在北伐出师以后。五人主席团在，瞿秋白是属于鲍罗廷倾向的。我已说过，我初回国时，秋白在上海郁郁不得意。那时，他刚被严厉命令从广东调回上海来，因为他在鲍罗廷指挥之下以中央名义在广东活动。据说独秀，和森都大发雷霆。秋白根本不赞成其他领袖的国民革命观。他人聪明，俄文和俄语都好，同俄国同志关系深，明白第三国际这个国民革命路线的用意。但他服从命令回到上海来，直至北伐，都做些如彭述之说的“高等技术工作”。北伐之后才拿出反对派面目来了。
　　北伐问题，是这二种倾向，这二种作风不可避免的冲突点。《向导》明显反对北伐。独秀这篇文章引起震动。广州国民党中央开会正式提出来讨论，决议由当时国民党中常会代理主席张静江正式写信给《向导》周报提出抗议。我们收到了这信，独秀以“记者”名义回答了几句，放在“读者之声”栏内，同那些学生，店员，写来的讨论问题的信一同发表。这一栏是我的地盘，这个时期内，“记者”就是我。许多同志以为是我回答的。其实回答这封信，以及回答另一封关于陈公博的信，“记者”是独秀自己。这是仅有的例外。

　　受《向导》反对北伐文章所打击的，最重的，不是广东国民党，而是广东共产党。延年，平山，恩来等人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们没有话回答国民党的责问，因为他们不仅不反对北伐，而且极力拥护北伐，北伐计划本是鲍罗廷向国民党提出的，总之是俄国政府的主张。
　　陈独秀则从另一种观点去看问题。三月二十日的“中山舰案”，五月十五日的“整理党务案”，已经给了我们太明白的教训了。广东政权从多头的统治已经变为蒋介石一头的统治。“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已经失去了操纵国民政府的力量。俄国军火和金钱，这个甘饵，自然还是国民党政府所需要的，所不可缺少的，但是需要程度，不可缺少程度，已经不如前此之甚。蒋介石已经明白表示他的独立性，尤其他的反共意向。广东资产阶级，以及全国资产阶级信任了他，国民党元老，即所谓“西山会议派”也信任了他，他从别处也有可能得到军火和金钱，虽然数量少些。反对蒋介石政权的斗争，已经成为全国革命斗争中一个重要部分了。“要打倒北方段祺瑞，首先要打倒南方段祺瑞!”——如高语罕某次演说中说的。高语罕为此演说，不得不抛弃黄埔教职，回到上海来。在此情形之下，所谓北伐有什么意义呢?北伐就是同蒋介石和解，就是抬高蒋介石地位，就是供给他以比前更多的军火和金钱。蒋介石利用北伐名义又可以禁止后方罢工和抗税，限制工会和农民协会活动，监视共产党；万一前方军事不利，仍旧可以退回广东，那时就靠得住要消灭广东共产党及一切民众力量了。北伐胜利本是没有人料想到的，何况北伐并不是新鲜的事情。过去孙文“北伐了”几次，但每次都是作为一种姿态，真意在于对内，消灭异己的武装。
　　当时，站在真正革命的立场，究竟是赞成北伐正确呢，还是反对北伐正确呢?——这个问题，在现在也是难于答复的。
　　中央讨论北伐问题的会议，恰巧在宣传部开会。陈独秀一个人发表意见后，张国焘提出反对。两人反复辩论了几次，独秀发了脾气，桌子一拍，张口大骂。国焘是他的学生，不敢回骂，声音愈说愈低，终于默然了。以此方法解决问题不止一次，这是独秀的缺点，因为这个方法不能解决问题。我不记得那日秋白是否表示了反对独秀的意见。近日整理秋白遗稿，在他的《瞿秋白文集自序》中有几句话，说他有一篇论北伐的文章为《向导》拒登，稿子失落不见。但我在遗稿内发现了这篇稿子。那是拥护北伐的。
　　出乎一切人意料之外，北伐进行得很顺利。唐生智倒戈，湖南方面差不多没有什么战争，不久武汉攻下了。我们在湖南做的矿工运动和农民运动收了效果，同时上层拉拢手段也相当成功，我们投合了那些小军阀的野心，把他们团结起来同“蒋总司令”对抗。“独立团”，纯粹共产党官兵，建立了战功，扩充成师，最后成军。三一八屠杀以后沉寂了的革命浪潮又汹涌起来。看不出北伐对于我们有什么不利的，至于利益则很明显。上海中央对于北伐的忧虑显然是无根据的了。有一天，伍廷康参加了中央会议，散会之后，闲谈中，提出一个问题：“你们觉得革命有急转直下于短时期内成功的可能么?”我从间接知道这件事情。当时我很诧异：国际代表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那时口头谈的，笔下写的，虽有许许多多“国民革命”字样，但是秃头无字的革命则是专指我们自己的革命的。这革命须待北伐成功之后才开始哩!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伍廷康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证明上海中央此时还保留着过去的传统意见。我记得那时我同彭述之谈起蒋介石反动问题。彭述之说：“等到打下北京之后再同他算账!”
　　北伐胜利，姑不论对于中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是有利，还是有害，但有一件事情是确实无疑的，即是上面说的“中央的”倾向已因此被“国际的”倾向压倒了，广东的作风压倒了上海的作风，陈独秀的威权开始衰落，瞿秋白和张国焘明白站在反对派立场。辛辛苦苦在下层群众做工作，同工人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冒着殴打，拘捕，监禁，枪毙等危险，有什么用处呢，既然绑着皮绑腿，挂着斜皮带，握着皮鞭，也能革命，而且更有效力些?外江工作同志到广东去开会或做别的事情的，都很惊讶这些广东“同志”，这些“革命家”，他们是半当权者，做革命工作没有危险，至少没有从官厅方面来的危险，除了蒋介石大政变以外。试拿广东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和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何松林相比一下!恽代英的弟弟恽代贤在广东结一次婚用了一千元。在广东做惯了工作的同志，到上海或其他地方来，也许有相反的感想，认为“你们为什么这样傻。”我听了许多上海同志从广东回来所得的印象，至于广东同志，则我接触的很少，不知道他们对上海有什么印象。延年并未曾腐化，他还是老样子。谭平山来上海几次，我们敲他竹杠，看京戏，上馆子。延年疏通我去广东工作，我毅然拒绝了。
　　北伐胜利转移了一般人对于“革命”的观念。彭述之的革命公式：“由宣传而组织，由组织而武装暴动”，成了瞿秋白嘲笑的对象。广大群众的武装暴动确实是变成没有必要了的。杭州和上海的暴动者不过尽北伐别动队作用。湖南农民的革命只限于替北伐军报告军情，做向导，缴溃散的北兵枪械。
　　一九二六年底，来了三个俄国同志，住在上海苏联领事馆。一个青年人是少年国际代表，我在C．Y．中央机关常看见他宣传反对伍廷康。其他两个，我未看见，他们在领事馆开会时我没有去，但记得一个人，假名就叫“马克思”，是个理论家。独秀，秋白，彭述之常到领事馆去，同他们讨论革命根本问题。独秀和述之保持旧路线，秋白同新来的俄国同志一致主张新路线。伍廷康似乎在根本问题上同独秀一致的。此时，广东有信来，提出我们对于国民党态度问题，这信，秘书处曾发给各地讨论，上海赞成中央意见，北方来信坚决拥护中央，反对广东。后来听说“马克思”曾发表这个意见：陈独秀不能执行新路线，但另换一个领袖是不成功的，因为他在党内的威权太大了。
　　这几次讨论之后不久，瞿秋白就称病，不做工作，不见客，约有好几星期长久。一天，大清早，我正在睡觉，王若飞把我拉起来，叫我同他到菜市路看秋白去。我总以为秋白肺病又厉害了，此时一定呻吟在床上；可是进房门看见他坐在写字台前面写文章。我很惊讶。他说，有时床上睡得厌烦也起来坐坐。我们进去时，他写的东西已经藏起来，此时他从抽屉拿出稿子来，说他正在翻译哥勒夫的《辩证法唯物论》。这是好久以前，他为了需要稿费贴补生活，问我有什么书翻译，我从书架上选了这本给他的。谈了一些不相干的话，看了他几首“集龚”①的诗，我就同若飞走开了。若飞那时也许比我知道得多些，但未曾告诉我什么。我则怀疑瞿秋白此时并未生病，而是加紧工作。原来，他上午正在写反彭述之主义的小册子，下午才译哥勒夫或找人谈话。我从C．Y．方面渐渐听到了不满意中央和上海区委的话。我问陆定一这些话是哪里来的，他说是C．Y．某人说的，而某人是从瞿秋白那里听来的。

　　① 秋白也是“龚迷”，同我一样；定公的诗，他比我熟得多了。那日，他告诉我，中国旧诗，尤其定公的诗，意义含糊，也可利用来表现我们的思想。我记得他集了一首诗咏农民暴动，其中有一句是“忽闻大地狮子吼”。后来，他在福建被捕，临枪毙前几日还集了几首定公的诗哩，而且把“莫抛心力贸才名”改成了“莫抛心力作英雄”。

　　秋白于上海二次暴动至三次暴动中间去汉口，张国焘跟随北伐军到汉口，和森和平山从莫斯科回来，同鲁易，汤曼，多里奥等一路从广东到汉口。这几个人在汉口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指挥一切，不等独秀来到，而且正利用独秀在上海指挥暴动不得脱身的机会。独秀于四一二前几日才去汉口。

　　我常去“六十一号”，在那里揩油吃饭，在那里同好久不见的老朋友谈天，有时旁听中央重要会议，也常办些小差使。一次，奉了命令到离此不远的西门子房子去交涉一件什么事情。那是鲍罗廷公馆。翻译已经不是张太雷了，而是上海大学学生李炳祥，他是华侨子弟。我在门口雇了黄包车，一个卫士，北方大汉，不仅跟在车后，而且用手推着车子走。我想，我是属于当权的党了，但不知道怎样，总觉得这车子坐得不舒服。卫士推我回到六十一号，适逢秦治毂代表军委来查勤务，因为这些卫士是属于军委管辖的。
　　第一次旁听会议时，我有异样的感觉。照旧是陈独秀当主席，列席者照旧是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张国焘，不错还有谭平山，李立三，以及其他的人。但是这些人的神气多么不同!独秀已经不是有威权的领袖了，不过是一个普通主席，一个人，中央委员会中的少数振。他的意见只有彭述之赞成，别人则一致反对他。别人“一致”得太奇怪了。后来，回上海，颜昌颐才告诉我，那时一切重要会议以前，平山，秋白，国焘三人都先商议过的，他住在他们三人常会面的屋子，但是这三人回避他，说话不让他在旁。我在狱中又听何资深说起子山在某酒馆开了户头，同他接近的人吃酒都可挂他的账。我们记得他是新设的农政部部长。黄文容告诉我，有一次开会，国焘拍桌子骂独秀。这是报复了讨论北伐那次所受的屈辱。
　　那时武汉政府的重大设施，是“两党联席会议”讨论决定的，每党派几个领袖出席。我没有机会旁听这个会议，因之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从我到汉口后，五大开会以前，我是清闲无事的。旧工作无形中脱卸了，新工作还没有，每日游玩，只是缺少游玩的钱。不久，尹宽世来了，他是上海派来的大会代表，但也没有工作，同我一样。我们交换感想，互发牢骚，同别人说话则很慎重。王若飞很慎重，我向他发了一点牢骚，他微笑不答。我们来往的都是旧时认识的人。一次，我同尹宽去《民国日报》馆访沈雁冰，沈雁冰也是皮绑腿，皮带，军服。他即请我们到一家广东馆子去，顺便也到附近什么报馆请了孙伏园来。雁冰介绍我们二人是上海总工会代表。一次若飞带我去鲍罗廷公馆，那里有个什么会议，我同他到鲍罗廷一个房间去，取了一瓶葡萄酒，两人喝得精光，由我写了一个俄文字条插在空瓶内，“谢谢鲍同志。”
　　四月底至五月初，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人家给我发言权代表资格，自始至终我未曾利用这个资格发过一句话。第一日开幕礼是在武昌第一小学举行的，校长王觉新是同志，他穿着西装招待来宾和众代表。这日，我奉了使命，领国际代表团过江到武昌去，老汤曼，曾见过马克思，当时他还是小学徒哩，如今头发都白了。他不懂法国语。鲁易懂得法国语，多里奥自然懂得。到武昌汉阳门起坡，雇了黄包车去第一小学，那时正在拆城，砖头满地，黄包车不好，老汤曼又肥重，半路上翻了车，擦破了手腕一块皮。
　　这一日大会完全是仪式。陈独秀当主席，致开幕词。国际代表团各人致祝词，徐谦代表国民党中央致祝词，工会，学生会，青年团，童子军代表致祝词。湖北总工会纠察队队长项英(即项德隆)领了一队纠察队进会场来行礼。国民党，除徐谦外，还有谭延闿和孙科，他们坐在主席台上不说话。
　　选举主席团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刚刚宣布开会后，湖北省代表团主席罗章龙就站起来提出主席团名单。我不记得人数和人名，但记得除陈独秀外都是反对派(即反对陈独秀的人)，一切忠实执行上海中央路线的人都不在名单之内。这个名单通过了，蔡和森当选为大会秘书长。
　　共产党大会是“秘密的”，就是说不许报纸登载的。当时武汉所有的报纸都是共产党员当编辑，或能受共产党指挥的。后来有个什么报纸，为了透露C．Y．开大会消息，受了处罚。这种秘密，一面是为了免得加重武汉政府赤化色彩，一面是为了防备反动派袭击。武昌开大会也带了一种烟幕作用，因为第二日第一小学就没有代表踪影了，会场已移过汉口来，设在靠近郊外的黄陂会馆。从开幕式至大会真实开始工作，中间还隔了几天。
　　黄陂会馆呈长方形，一头开着大门，一头立着三开间平房，中间是大厅，布置成会场，右边房间是秘书处办公地方，油印也在里面，左边房间没有用场。从大厅至大门隔着一个长方形院子，当中一条石路，两旁草地，草地之外就是围墙。大门旁边有一间或二间房子，那里住着几名卫士。我们时刻防卫着反动派来袭击。门外，荒地上，天天有唐生智部下兵士操练机关枪。
　　主席台上并排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像，旁边墙上张贴很长的红标语，都是大会秘书长蔡和森的杰作。标语全文记不得了，但大意是记得的，即是：“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一类的话。这是新的宣传，以前未曾有过。
　　台下座位都坐满了，约有二百人至三百人，其中很多军服，皮带，绑腿的人。C．Y．代表，那些小孩子，模仿上海小报体裁，写了许多字条传观，报告会场种种笑话，例如某某女代表“目不转瞬对着美男子李求实”，某同志“正在向油印处一个小姑娘进攻”，等等。大家对于大会都视为一种宗教仪式，仿佛进教堂听牧师宣讲或看神甫做弥撒，并不视为决定革命命运的会议。事实上确是这样的。真正的决议是在大会以外做的，大会不过是宣布和登录决议的机关罢了。演说的人不起劲，争论的人不热烈。瞿秋白的演说并没有小册子里那种锋芒，彭述之的答辩使人觉得他与瞿秋白意见相差不多。代表们如果对于当时迫切的问题有兴趣，在这大会上是得不到解答的。
　　扬子江心停着几十只帝国主义军舰，它们会对汉口和武昌开炮么?奉军已开到河南，蒋介石则在南京成立反革命政府，现在是北伐重要呢，还是东征重要呢?我们的过去朋友蒋介石居然敢屠杀工农，枪毙我们的同志，那么现在朋友汪精卫，尤其唐生智，是可靠的么?他们不会屠杀我们么?这些问题是每个人都要问的，可是大会演说者不仅没有解答这些问题，连提也不提起。我只记得，一个四川同志，在粤汉车站附近区里做工作的，曾在台上骂“狗鸡巴徐谦”干涉铁路工人行动。此外，李维汉演说里我也听出一些微妙的暗示，并于我们和唐生智中间的并非完全融洽的关系。但没有下文，没有结论。人们显然是有意避开这个重大问题的。人们显然不肯于我们与国民党右派决裂之后考虑一下我们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的前途。
　　我不知道心里怎样有这许多牢骚。散了会或休息时候，我常找些熟人，可靠的朋友，在院内草地上坐着谈天，把牢骚发泄了一部分。后来，回上海，尹宽在党内刊物上写文章曾引用我的牢骚，说我在汉口早已预言唐生智将同我们决裂。其实在私人谈话中提出这个问题，以致预言的，并非我一个，最早的也绝不是我，但我并不去更正尹宽的话。
　　有一次草地上谈话时，罗亦农插进来。他说：“你们知道么?莫斯科有个决议，要撤换陈独秀，找一个与国民党接近的人做领袖。”我说：“你从哪里知道的?”他说：“庄文恭的弟弟韩白聘说的。他才从莫斯科回来，知道这个消息。”
　　大会进行得很慢，常常休会半天或一天，我很奇怪，走去问王若飞。王若飞愤愤然说：“内里还没有谈判好哩!”这里所谓谈判是指未来领导机关的人选说的。
　　外国人鲍罗廷，鲁易，中国人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这几个人是大会的操纵者。他们此时有个问题难得解决，就是：要陈独秀，不要陈独秀?陈独秀代表的倾向已经失败了；他反对北伐，但是北伐胜利了；他长久拒绝把中央从上海移到广东来更密切地同国民党合作，北伐军到武汉，他又不肯把中央移到武汉，现在他不得不来了，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主张，服从鲍罗廷的主张了。但从过去经验和他的倔强性格看来，他不会服服帖帖执行“国际的”路线的。必须撤换他。代替他的人，有与国民党接近的谭平山，有提出完整新理论的瞿秋白，有做过湖北省委书记，中国劳动运动元老，张国焘。可是，他方面，陈独秀在党内外的威权是很大的，明白攻击他的错误，这在现时是不合宜的，何况这三个候补领袖中间还有问题，——他们不肯相下。结果决定：保留陈独秀做领袖，但剪除他的一切羽翼。
　　选举那天，大会主席团提出名单来。过去在上海区和北方区负重要工作的同志都不在这个名单内。过去与陈独秀接近的人也都不在这个名单内。陈独秀在这个名单内。这个名单的倾向性如此明显，以致国际代表团主任鲁易不得不站起来抗议。鲁易说了很多的话，最后说：“像彼特洛夫(即彭述之)和布哈洛夫(即罗亦农)两同志，这个名单里面竟没有列入。他们过去负了如此重要责任，即使错误了，新领导机关仍须他们参加的。”有国际代表如此干涉，这两个名字终于加入名单内了，表决时也通过了。
　　未曾选举以前，李维汉就向王若飞表示他的愤慨。他说，他知道他们的用意。他们采取的是“清君侧”策略。但是他，李维汉，不便说话。说这话时，我不在旁，这是若飞事后告诉我的。李维汉在湖南工作，属于上海的作风，不属于广东的作风，当然站在独秀方面，可是他距离得远，又有实力，别人拉拢他，不久新中央就选他为组织部长，从此他也参加“清君侧”运动了。
　　没有读过线装史书的人也许不懂得“清君侧”三字意思。这是东方专制时代一种反抗策略。人们不敢反对皇帝，只要排斥皇帝重用的大臣；不敢说皇帝错误，只说是大臣陷皇帝于错误。瞿秋白的反彭述之主义小册子就应用这个策略。他反对的是陈独秀，但拿彭述之做替身。大会开过后，中国共产党就确定转变了。陈独秀仍是总书记，但执行着鲍罗廷路线。过去陈独秀和鲍罗廷的斗争终止了，广东作风风靡一切了，代表上海作风的人都调离中央而到各地方去了。总而言之，共产党同化于国民党了。这个“同化”含有繁多的意义。第一，共产党已不是一个亲密团结的党，其中有阴谋和诡计，有暗中勾结，倾轧，竞争权位，正如我们当时所鄙薄的国民党一样。第二，共产党认真接受三民主义，拿孙文学说去证明中国有非资本主义前途，去辩护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征引孙文学说，不仅是为了对外宣传，而且是为了对内教育。这是以前所没有的。第三，党内组织渐渐采取国民党方式，连名称也是国民党常用的，例如中央主席团现在也称“常委”。第四，新加入的同志同所谓左派国民党员之间已没有什么大差别了。
　　最令我气愤的，是汪精卫来大会演说的一日。武昌开幕式那天，汪精卫没有来。汉口开了几日会议后，忽然传说明日汪精卫要来“演说”。于是原定的议事日程都丢开了。秘书长蔡和森忙碌起来，赶紧撤换墙上的标语，把旧的收去了，换上“国共合作，革命必胜”一类意思的话。主席台上马克思和列宁的像挂到旁边去，孙文的像挂起来，而且挂在正中，更高的地方。与孙文的大像比较起来，马克思和列宁显得特别渺小的。次日，汪精卫来了，两个雄赳赳的卫兵，手握盒子炮，指头按在机关上，把他夹在当中。瞿秋白穿一套簇新的中山装，笑容满面迎到他面前去，陪了他走进会场。与国民党左派领袖相较，共产党新领袖好像是国民党衙门内一个小科员。汪精卫上台时，台上台下拍掌欢呼声音是我们中国未曾听过的。我们自己的领袖陈独秀第一日上台也得到欢呼，但那怎么能同这日相比哩!至于汪精卫的演说本身，则我一点也想不起来。
　　新中央成立后分配工作。彭述之派去北京，代替李大钊位置，罗亦农派去江西做省委书记，王若飞派去上海，陈乔年留在中央组织部做秘书，尹宽派去广东省委做宣传部长，我派去湖北省委做宣传部长。
　　我至今不知道是谁主张派我这个工作。这是一个相当重要位置，照大会情形看来，决轮不到我做的。我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到“六十一号”去，找到瞿秋白，向他辞职，请求他派我到上海工作去。在上海，延年，世炎，若飞，以及其他多人都是老朋友，那里总比别处多保留一点过去的作风。我曾劝尹宽勿去广东，一同留在上海。但是秋白听到我的请求，立即变了色。他说：“大家都来拆台好了!”我又去找独秀，希望他能帮我忙，让我去上海。但他劝我留在武汉。无可奈何，我只好携带铺盖和箱子过江去武昌了。从此开始了新的工作，——不，工作是属于我的旧行业，但工作环境和对象则是簇新的。

　　共产党在湖北没有基础。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汉口的屠杀对于当地共产党运动似乎是很大打击。律师施洋被捉去枪毙。刘芬(伯垂)，许白昊下狱，好久才释放出来。我在上海中央秘书处看各地来的报告，觉得湖北同自己地位比较起来，可说是最没有成绩了。我们只有几个人，陈潭秋，任开国，董用威(必武)，许白昊，向忠发，等等，但没有什么斗争，没有什么重要的群众组织，例如安源之于湖南工作。湖北工作发展是北伐军到来以后的事情。下层工作人员是从湖南派来的，上层工作人员则是张国焘从广东带来的一批人，这批人也带来了广东作风。
　　湖北省委书记张国焘一开始工作就拼命增加党员人数，同志介绍的不够，还在群众大会上公开征集。应征的人是不会缺少的，因为共产党已是当权的党。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党员，但张国焘向大会报告：五万。恰好同上海区一样。上海区一定有浮报，湖北浮报得更多。质比量更重要。上海同志是在地底下工作中发展的，投机分子自然也有，但一般是能吃苦肯牺牲的。湖北同志后来也有许多死得很壮烈，可是大多数是局势一变就烟消云散了。湖南同志很有理由看不起湖北同志。在某种意义下，尤其乡村运动，湖北工作是湖南工作的扩大，起初鄂南有几县还是受长沙指挥的。不过湖南对于广东作风有相当的抵抗力，湖北则很快接受了这个作风。
　　武汉成立中央后，张国焘不能兼顾，将省委书记职务交付于罗章龙，他手下的大将。大会开后，秋白要将这个重要位置给他的好朋友张太雷。为此问题，这两人中间起了争执，结果国焘让步。张太雷做了省委书记，但罗章龙也做汉口市委书记，工人，店员，以及一般市民运动自然归市委管理，留下给省委的是外县工作，即农民运动。市委设在汉口，省委则设在武昌。
　　张太雷并不欢迎我的合作。第一次开省委会议，他宣布“常委”由三人组成：书记张太雷，组织陈潭秋，农民蔡以忱。这是违反惯例的，我不做声，而且暗喜，因为可得更多的空闲，让我游玩和观察。可是次日，开常委会议，他来找我去开会。我说：“昨天不是决定我不参加常委么?”他说：“他们说，那样不行。”他没有告诉我，谁是“他们”。
　　省委机关在武昌粮道街半山上一座两进大宅内，对外说是“鲍顾问”一个公馆。这是湖北什么小军阀的住宅，当作逆产没收来的。进门有七八个卫兵驻守着，后进房间住着本机关工作人员，如各部秘书，干事之类。我住在大厅左边房间里，军事部长周维桢和我同住。他在蒙达尔工厂同我一起做过工，住过那个木棚。他是四川人，那时思想离社会主义很远，后来才加入，由法国去莫斯科学军事。他是前任省委组织部长或宣传部长。新秘书长徐活萤，也是四川人，上海大学学生，也住在这机关里面。张太雷住在武昌湖上园，一座有湖水，有洋房子的花园，那时拨给俄国军事顾问团居住。陈潭秋住在武昌郊外自己的家里。
　　各部办公室在大厅左边小门出去一个洋房。武昌常有那种洋房子，建筑在旧式大宅后面或旁边空地上，在宅外完全看不见。建筑可以代表文化。这样新旧文化同在一个围墙之内，令我有奇异的感觉。旧宅大厅内摆着笨重的红木桌子，椅子，房间家具也是旧式的；新洋房楼上楼下则摆着写字台，新式椅子，甚至沙发，还有卫生设备，虽然有那设备的小房间特别的不卫生，我每次登坑宁愿到旧茅厕去。我想见当初屋主人如何努力保持着旧文化，但为了享受近代生活特别在旧文化旁边建立这个新文化，又严格把二者划分开来。洋房前面还有空地，布置着假山花木。
　　宣传部一个秘书，六七个干事，早已齐备了。我的办公桌子上放着新置办的纸张笔墨。秘书恽代贤，是恽代英的弟弟，从广东来的。几个干事，除了一个是湖南来的，一个是武昌某大学学生外，都是广东来的。女干事是李求实的爱人陈逸，一个男性化的女孩子，她也是广东来的。
　　汉口有市委，武昌有县委，汉阳又有县委，我不知道那么大的省委机关做什么用?各县来的人都同组织部接洽，很少来找宣传部。我们七八个人简直没有事情做。太雷每天来一二个钟头，有时不来。他在汉口时候多，在武昌时候少；参加中央会议多，做省委工作少。开常委会时，他只报告些不着边际的话，凡是报纸上不能发表的消息，他虽知道也不告诉我们。我到武昌后，脚趾头烂了，起初右脚后来左脚，出门非坐黄包车不行；有一个时候，连下山到街上叫车的路也走不动，每日守在机关里，好久没有过江去。老朋友大多离开武汉了，留在武汉的也没有工夫来看我，以致发生了这样的离奇事情：在地底下工作时还知道世界的，中国的，以及党内的重要事情，如今担任了当权的党内一个颇重要的职务，反而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了，除了不受人欢迎的几种日报所登载的一些不相干消息。身居“赤都武汉”，犹如住在桃花源里。
　　张太雷一定也是感觉省委机关太空闲的。他提议召集湖北全省党代表大会。这大会开了好多天。瞿秋白代表中央来做报告。多数决议案和宣言，要我起草，我忙碌了好多天。太雷说：“开省代表大会，就是召集各县负责人来训练的意思，所以宣传部应负大部分工作。”
　　省大会以外，宣传部每星期召集一次“宣传会议”。这是米夫老婆贡献的意见。米夫老婆是湖北省委宣传部的顾问，她每星期带了翻译过江来，找我谈话，教我很多的宣传工作，我采纳了一部分。有一次，米夫自己叫潘家辰找我和乔年两人去谈话，我忘了谈的什么。宣传会议是武汉各机关做宣传工作的会议。汉口市委宣传部，武昌和汉阳两县委宣传部，C．Y．省委宣传部，全国学生联合会，湖北总工会，军队政治部，等等都有代表来。汉口市委宣传部是向警予；学生会是陈德恩，总工会是梅中林，他是梅电龙的哥哥；政治部代表比较惹人注目，因为是军装，常来的是潘汉年，有一次高一涵代替潘汉年参加会议，他也是军装。我做政治报告，各代表报告本周宣传工作，最后我指示他们下周宣传要点。完全是官样文章。如果记得我和政治的隔阂，我自觉如在桃花源里面一般，那么就可以明白我的报告和指示是如何不着边际的了。
　　政治在发展着，发展得很迅速而不利于我们。夏斗寅宣布反抗政府，从新堤开兵进攻武汉。武汉没有兵，军队调到河南北伐去了，军官学校学生武装起来，张国焘督促叶挺带着第二十军出去打，结果打败夏斗寅军队。吴佩孚部下改编的于学忠军队，在襄阳宣布独立，重新挂起五色旗。五月二十一日夜里，唐生智部下一个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动手，围攻湖南总工会，农民协会，扑灭共产党在长沙城内的武力。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宣布反共，倾向于南京政府。武汉商店纷纷停业，不愿使用国库券和汉口中交两行钞票。在汉口的唐生智军队，传说也要动手了。有一天，张太雷报告邓演达弃职出走。他说：“邓演达表示得比我们更左，更激烈，但他这种行动是有害的。”
　　共产党中央没有邓演达那种勇气，宁愿委曲求全。秘书长蔡和森下命令总工会纠察队自动交出枪械给唐生智军队。
　　在这紧张局面下，省委机关从武昌迁到汉口来，撤消了汉口市委，省委自己兼理汉口本身工作。张太雷向我表示：“过去忽略本地工作是错误的。如果将开省大会的精力拿来训练汉口工人同志，一定得到更好得多倍的效果。”新机关设在总工会附近上海式弄堂房子内，地方小，规模缩小，工作人员裁去了好多。武昌县委似乎也撤消了，县委书记马峻山调来做秘书长。工作紧张起来，张太雷天天来，每天办公时间也比以前长得多，种种仪式放弃了，我的时间不再消磨在“部务会议”，“宣传会议”，“讲演”，“训练”，等等，而是跑各区，同区委书记接头，参加他们的会议，有时出席支部会，解决工人斗争以及其他琐细问题。开会是半秘密的，免除了仪式，近于上海的生活，因为我们准备着从公开的党变为秘密的党。
　　我提起了精神，停止了牢骚，起劲做去。搬到汉口不久，有一天，张太雷带了罗亦农来，宣布中央新任罗亦农做湖北省委书记，他自己则被调到广东工作去。局势改变了，作风也应当改变，在大会受了打击的人又渐渐重用起来了。组织部长陈潭秋也调了别的工作，接替他的是四川大麻子刘伯坚，我在法国的老同志，在莫斯科的老同学，后来做旅莫支部负责人。冯玉祥失败去俄国，刘伯坚代表中国学生招待他，两人谈得投机，到冯玉祥带了俄国军火，金钱和顾问回国，他也奉命同冯玉祥一路回来，立即做了西北军总政治部主任，地位几乎同邓演达一样。此时，冯玉祥已经同蒋介石开了徐州会议，把刘伯坚赶走了。刘伯坚带了新娶的夫人，于右任的亲戚，夫妻一对麻子，来到武汉。宣传部长没有调动。
　　罗亦农上任后就在武昌旧时省委机关召集一次“活动分子会议”。这是他在上海常做的。上海从来不开什么省代表大会一类的仪式会议，有大事就召集各部委，各党团，以及其他负重要工作同志开会，名曰“活动分子会议”。这种会议不载于党章，没有规定参加者资格，没有发言权和表决权的区别，也没有选举。省委书记在这会议上报告一切为“活动同志”所必须知道的事情，然后发出训令，教人去执行。这种会议，对于暴动前后上海工作很有推动力量。这是为工作必要而开的会议。自从我参加湖北工作以来，这是第一次“活动分子会议”。罗亦农报告中暗示了他对于过去湖北工作的不满意。他称赞湖北工作“框壳大”，我们好好努力可以使这框壳“充实”而真正成为共产党组织。
　　这个大框壳毫无用处。跟随军事和政治势力起来的党组织，一旦军事和政治失势，就都瓦解了。七月十五日，国民党中央，所谓“左派”国民党中央，正式决议开除共产党员。七月二十日我们准备一个总同盟罢工以为回答。事前，我们召集了各区委书记讨论此事。从他们的报告看来，我们觉得总罢工是有把握的。他们虽不很踊跃，但没有一个人反对，连怀疑也没有。二十日一清早，我和罗亦农二人到码头，街道，工厂，以及工人市区去观察。可是没有。不仅没有总罢工，连部分的罢工也没有。这日，汉口有没有一个工厂罢工呢?一个工人罢工呢?我知道是没有的。即使有，也绝不是奉了共产党湖北省委命令的。罗亦农没有赵世炎做帮手，没有上海那种从下层斗争发展起来的组织和党员，仍是一筹莫展的。他的影响只及于各区委书记和委员，而这些人自己根本不能影响于汉口工人群众。在那种局势下面，总罢工不成，是可以了解的，是不会引起大惊异的。最令人惊异和气愤的是那些区委和工会负责人，他们保证能得若干工厂，若干工人，参加罢工。汉口的破产是太可耻了。我指的不是两党的决裂，不是斗争的失败，不是国际路线行不通，而是我们在汉口工人群众中根本没有基础。幸而外县，即鄂南靠近湖南诸县，对于反动有相当的抵抗。省委一个委员符向一，广西人，奉命到咸宁或蒲圻去组织农民暴动，成了功，而且劫了一次火车，得了一些物资以为暴动费用。罗亦农去那里巡视时，由我代理省委书记。湖北省委不算是完全丢脸的。
　　国共分家的内幕，我不清楚。省委机关搬到汉口来后，我本有机会同中央方面的人接近了，但我没有利用这机会。自己工作紧张起来，没有空闲时间是一个原因；其次，朋友都走了，只剩下乔年在组织部，他也忙得很。陈独秀那时已经搬出“六十一号”，同黄文容另租房子居住，秘密起来，虽然每天还同国民党要人见面。他一人综合各方面的秘密消息，每夜临睡时口授黄文容记下，用复写或油印发给党内重要的同志。省委有一份，我每天可以看见。这虽是无系统的，琐细的消息，但若有一份留下来定是当时最好的史料，其中有许多关于国民党要人的态度和私下言论，因为我们在这些要人身边都布置了密探。
　　就我所知的说，分共经过是这样：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封锁了长江下游，武汉陷于破产，政府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中交两行正式钞票之外还发行国库券，工商业都入于停顿状态，资本家把这一切归究于共产党，说工人和店员的捣乱是共产党煽动起来，上海南京的封锁是为了反对共产党。工人自己哩，对于共产党也没有好感，他们把共产党仅仅看做第二个国民党，并不看做自己的党。工人把总工会看做一个衙门，一个机关，是北伐军到后才有的。武汉政府的势力建立在军队上：张发奎和唐生智。共产党武力，叶挺和贺龙，是张发奎军队内一个部分。汪精卫以下的国民党领袖依赖张发奎赞助。张发奎也对共产党表示友谊。但是唐生智部下军官是反共的。他们都是湖南乡绅地主出身，自己的财产在家乡受了农民威胁。他们切齿痛恨共产党而同情蒋介石反共，但他们不敢发难，害怕共产党在民众间的势力，又害怕共产党联络张发奎解决他们。许克祥先发难了，他们还装着中立，以便许克祥失败时卸除责任。可是许克祥成功了，从此唐生智及其部下决定了态度。在武汉来搞“马日事变”显然比在长沙更容易些，如此容易，以至于连这事变本身都不必要了。张发奎武力在武汉比唐生智少，决不会为了袒护共产党同唐生智作战的。至于张发奎部下的共产党军队，唐生智不大放在心上。此时恰巧莫斯科来了训令，要中国共产党成立五万工农军，设立革命法庭审判反动的国民党领袖，及其他两条。国际代表鲁易拿这电报给汪精卫看。汪精卫回去大发雷霆，这件事早已有人报告我们的军委负责人周恩来了。某次中央开会，鲍罗廷，鲁易及其他外国人都参加。鲁易正在侃侃而谈时候，周恩来把这事情报告出来，大家都怔住了。鲍罗廷请示国际，国际来电停止了鲁易代表资格，但已无济于事。有一天，中央秘书处或组织部通知在武汉的重要党员，告诉他们有立即发生反革命可能，嘱他们躲避。张发奎军队也感觉到孤立，就借“东征”名义离开了武汉。他们开到九江和南昌就占领了朱培德的地盘。叶挺和贺龙随张发奎到江西去，在那里举行“八一”南昌暴动。这是以后的事。
　　秋白，国焘，平山，都离开武汉到庐山去了。与国民党有接触的一切头等和二等人物，一窝蜂到庐山去。《民国日报》主笔沈雁冰，后来改名茅盾，曾有一篇游记写他此时的庐山生活。陈独秀躲在汉口未走。我们几个做省委工作的人，与公开的政治生活向无缘分，无需要走，何况责任所在也不能走。
　　我们在汉口听到了南昌“八一”事变消息。此时秋白已经从庐山回来了，他一个人回来，其余的要人都在叶贺军中。八月七日前一日或二日，罗亦农告诉我，中央要开一个重要会议，由我代表湖北省委参加。这就是有名的“八七会议”。

　　会场在汉口俄租界一个西式公寓里。西式店铺旁边有个扶梯，走上去，一个外国人坐在前楼看书，不理我们。这是屋主人，一个美国公民，曾写一本小册子关于中国革命的。我忘记了他的姓名。我们到后楼去，那里已经到了好多中国人。我们以后又有人来。人数到齐后，走进来一个身材魁伟的俄国人，皮肤如此白净是俄国人中少见的。秋白正要向我们介绍时，这位俄国同志就自己说：他名尼古拉。后来有些文件常拿N字代替他，他就是罗明那兹，七八年后为了“半托洛茨基主义”罪名被斯大林枪毙了的。
　　到会的，除我和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两人外，都是第五次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当时在汉口的中央委员，除陈独秀外，都到会了，连我们二人在内，一共十八人。我不记得这十八个人是谁，因为时间如此短促，发言的人又不多，没有留下深刻印象。秋白当翻译，自然参加；罗亦农参加，毛泽东参加，李震瀛参加，此外则记不起来。
　　这次会议惟一目的是为了通过一个很长的决议案。罗明那兹早起草好了，秋白早翻译好了，写得很清楚放在桌子上。罗明那兹说了一番话。瞿秋白读了决议案，然后让大家发言。毛泽东有发言，我忘记了他说的什么。罗亦农的发言，则我很清楚记得。他说：“国民党是不能维持他的政权的。”说完，他自己译成俄语。罗明那兹立即斥责他。罗明那兹说：“国民党有可能稳定它的统治。”
　　罗明那兹是第三国际派来接替鲁易的。他带来新的国际路线，叫中国同志接受，而且做成中国同志自己决议的形式。事实上，许多同志到会时才听国际代表说出这路线，才听到瞿秋白宣读的决议案。表决时，我也举手；我是因为国际代表提出的，才举手赞成，并非因为深思熟虑这个决议案，从衷心认为正确的。我想，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应当以真名称呼实物；是上级机关命令叫下级接受的，就应当做成命令或训令形式。“八七决议案”(或“告同志书”)后来印了很多，历史家总有幸运找得一份看看。我不记得其中所说新路线内容。没有主张退出国民党，是确定的。退出国民党的训令是九月间才收到的，我还记得九月中旬我同秋白到汉口俄国领事馆去，我在候见室中坐着，他走进里面去，出来后告诉我：“国际有电报来叫我们退出国民党。”右派国民党和左派国民党已经都把我们开除了，“八七会议决议案”还在说我们并不放弃国民党旗帜。
　　“八七”时，陈独秀虽在汉口，虽是中央委员，却不参加。这个会议正是为了反对“他的”路线而开的。但自始至终，无论言语和文字，此次会议从未提起陈独秀的姓名。中央委员陈独秀不被邀请来参加中央会议，——这一点，未曾有人解释过，也未曾有人问过。我从私人谈话中早已知道国际为了陈独秀的“错误”停止他的工作。会议以后不久，陈独秀就回上海去’了，他的私人秘书黄文容同他一路去。
　　记得“八七”会议以前某一天，周恩来曾请我们三人：罗亦农，刘伯坚和我，在天隆里门口一家四川馆子(甲秀楼?)吃饭，以吞吞吐吐的话说起党内的斗争，批评过去的错误，结论主张对于“二老”不为已甚。“二老”指陈独秀和谭平山，因为这个新领袖也受国际打击了。刘伯坚刚到汉口不久，不知道党内情形，他人又天真，听了这些话愤慨起来，我则表示出会心的微笑。

　　“八七”会议后，非名义上，但事实上，秋白在党内占据了以前独秀的地位。平山和国焘都在军队中，蔡和森不知道哪里去了，汉口中央除他以外只有李维汉，后来罗亦农也加入常委，这二个人资格都不及他。他要在大混乱之后整理一下，于是我又从地方工作回到中央来了。
　　罗亦农告诉我，秋白要我回中央去恢复《向导》，他不肯放我走，秋白坚持，他无法只好提出条件，要中央拿乔年同我调换。这话不一定可靠。我想是罗亦农为了刘伯坚无能力做组织部工作，向中央讨乔年来，而秋白提出我为交换条件的。这交换实行了。刘伯坚不知道调到哪里去，李维汉手下人多，不难填补乔年空缺。我的省委宣传部长位置，是华林补去的。
　　《向导》早已停刊了。独秀倒后，张国焘包办一切，《向导》也在他包办之内。人家编好的稿子送给他审查，他拿来塞在皮包里面，一两星期没有工夫去看，渐渐就停止出版了。编辑的机构也解了体。中间曾有几次找人编辑，想恢复。一次去找沈雁冰。但沈雁冰有老婆，有几个小孩子，一家人需要生活。张国焘舍不得出这笔钱。他们早就想到了我，这个光身汉。有人告诉我这件事情。此次秋白来后，计划实现了。可是我一着手，就明白那时恢复《向导》决不可能。反动潮渐渐高涨了。我们的出版机构已经瘫痪。三个机关在我管理底下：长江书店，印刷厂和一家纸行。长江书店已经关了门，存书搬的搬，偷的偷，闹得一团糟，我只好不去管它。印刷厂和纸行都有麻烦问题难得解决。问题是旧日同志来敲竹杠，不答应时要去报告军队来查封“共产党机关”。我把纸行结束了，把印刷机器装箱，准备送回上海去，同时遣散了经理和工人，因为中央也有迁回上海的消息。我同秋白说：“《向导》没有办法恢复。”
　　秋白夫妇要我住到他们家里去。这是旧英租界新造的西式公寓房子，一套四大间，两大间做客厅和饭厅，两大间是寝室，每间寝室都有浴室和衣箱室。厨房有瓦斯，冬天还可烧水汀。这是二层楼。三层楼也有这样一套房间，那是湖南一个大地主住的。三层楼上去是平顶天台，铺子小石子，中间又有二间房子，三面都有玻璃窗，瓷砖铺地，做夏夜住宿用的。一间属于二层楼所有，一间属于三层楼所有。
　　我与潘家辰住在客厅里，小潘在毛子那里当翻译，是毛子和秋白中间一个交通员。住了几天，小潘带了一个女孩子来，庄东晓，刚从莫斯科回到汉口。同她一路来的还有好多女孩子，她们经过蒙古沙漠到甘肃，陕西，河南。此时冯玉祥已经反动了，但不加害她们，仍保护她们出境。她们来到汉口时，汉口也反动了。
　　寝室里，一间住着瞿秋白夫妇；一间住着杨之华的十五岁妹妹，还有一个二十岁左右的男孩子，之华说是她的亲戚，姓盛，家里很有钱，但跑出来参加革命。这两个孩子同住在一个房间，不久就私订了终身。之华准备给他们旧式结婚，以增加这个房子的保护色彩。男孩子是中央一个机密交通，一天慌慌张张跑回来，说：“不得了!”原来，他从毛子拿来五千元，包在一包报纸内，路上被人抢去了，不敢见秋白的面。他急忙收拾了衣物，头也不回地走了。秋白夫妇回家，知道了此事颇不相信。女孩子哭哭啼啼怕他去寻短见。杨之华的哥哥那时在农政部或劳工部做小官，出去找，结果在去上海的轮船上找到他。第二日回来报告。之华怪他哥哥为什么不把这孩子拉上岸来。女孩子替她的未婚夫辩白嫌疑。后来回到上海遇见他，发现他在邮政局有存款，这女孩子才相信五千元果真未被盗劫的。但男的已经忘记订婚的事情了。
　　罗亦农同我说：“秋白爱用那些亲亲戚戚!”次日毛子就补送五千元来。秋白说：“这钱要害了那孩子一生一世的。朵斯退也夫斯基小说里有类似的事情，那个犯罪的人一生受良心谴责……”
　　印刷厂和纸行事情结束后，我清闲无事。秋白家里常有好菜吃，罗亦农家里也常有好菜吃，每天同潘家辰在马路上，长江边，游玩。
　　炎夏过去，秋风渐渐起了，每晚长江边游人也渐渐稀少起来。随着秋风来到，武汉呈现一种荒凉。这荒凉不仅是由于季节的关系。做了一个时期热闹的首都之后，武汉恢复了它原来的地位——一个外省城市。一天下午，在凉爽天气中，我从秋白家里缓步到兰陵花园罗亦农家里来，因为这天中央在他家里开会，罗亦农备了好菜，约我去吃。转入兰陵花园时，我看见他的门口草地长凳子上坐着两个人，一时不很注意去看是谁在那里谈话。可是一个人喊了我的名字，原来是李鹤龄。同他谈话的，是军委同志欧阳钦。李鹤龄在痛哭，在流涕，在承认错误。他说，他一时动了感情，发了少爷脾气，登报脱离党，其他反动行为是没有做的。“前几天在我家里打了我一枪，可是我并不怨恨，党应当这样处置我。幸而我只受了轻伤，现在完全好了，请求恢复党籍，无论派我什么工作，都愿意去做。”他刚才在大街上遇着欧阳钦，邀了来在花园里谈话。我说：“你写一封信来，我可以转达你的意思。”他同意，而且约欧阳钦二日或三日后，黄昏，在长江边什么码头会面，取他的报告。我们正在说话时，李维汉从对面走来，看见有我，就不注意别的人，而走入罗亦农家里去。到我进去时，他们问我为什么久久不来。我把事情经过告诉了他们。可是他们吓了一跳，一致认定李鹤龄这个举动不是出于诚意。他刚刚看见李维汉走进来，一定知道了这里是个重要机关。(我自己是等李鹤龄走后，到他处绕了圈子才进来的。)于是抛弃了很好的饭菜，大家分头从后门溜走了。后门正对着“八七”会议的那个房子后门。美国人已经离开汉口了，现在做中央工人部或工农部机关，这机关的负责人是李震瀛。

　　欧阳钦如约会见了李鹤龄，取了他的报告，后面没有签字，但确是他亲笔写的，我本认识他的笔迹。中央决定派他到海陆丰去，那里容易监视。我到上海后几日，在中央处听说李鹤龄同他的爱人也到了上海，住在某某旅馆，不久就去广东。我没有去看他。以后很久，不记得什么时候，听说李鹤龄在海丰被彭湃枪毙了。是为了新的罪状呢，还是为了旧的事实?或者只是为了他根本不可靠而有反动能力?则我全不知道。
　　九月二十日前后，我和秋白二人同船回上海来。之华为了收拾行李和搬运那个西式公寓里的家具，须待几日后才能来。我们二人住在官舱里。秋白不出房门，三餐都在房里吃。我则到处乱走，但除了在统舱看见管理纸行的同志外，全船没有遇见熟人，满船是寻常旅客。同去时相反，这长江轮船也恢复故态了。

恋爱与革命

　　回到上海后二三个月，我个人生活起了大波动：恋爱而且结婚。
　　在这个政治的回忆录里，我未能遵守自己的格式，把私人的，与政治无关的生活也写了好多。我准备删去它们。在这章里，我不准备写我的罗曼史；以后有机会写另一种性质的回忆录时再去写它。但我要写别人的罗曼史，与政治有关的罗曼史。
　　“少年共产党”，从开始组织起到我离开法国为止，是那么缺乏诗意的，以致没一件罗曼史。原因很简单：没有女同志。蔡和森的妹妹蔡畅，那时尚在法国，她是否参加我们的组织，我不记得，总之两次大会都没有她，我常往巴黎也未曾见她。她的爱人欧阳泽是我的读哲学的朋友之一，在里昂大学运动中被驱逐回国的，她的母亲不喜欢欧阳泽，却看中了李富春，迫她在法国和李富春结了婚。我在莫斯科时，欧阳泽探听人说蔡畅也在莫斯科，就寄了一大本日记来给蔡畅看。我们收下了这本日记，那真是一字一泪。欧阳泽在患肺病，在吐血，但一心忘不了留在法国的爱人，又听到许许多多可忧虑的传说。他在日记里，从同居生活的回忆起，到生死观的问题止，都说到了。我怀疑字里行间沾染着血迹—从肺里吐出来的血。一九二六年春，我在上海第一次看见蔡畅，她刚从莫斯科回来，我向她提起这本日记，她只淡淡一笑。
　　在莫斯科也没有女同志，这话是说，当我在莫斯科时候，那里还没有中国女学生。从某些人的绰号里可以看出当时的同学如何盼望国内送女学生来。任弼时的绰号就叫做“女学生”，王人达叫做“妇女代表”，同李慰农叫做“农民代表”相映成趣。王一飞介绍陈乔年（陈独秀之子）给外国同志，说这是Kutauruka（中国女人）。东方大学有高丽女人、波斯女人、印度女人、高加索女人，等等，独没有中国女人。我们都觉得没有光彩。卜士奇回国，一到北京，便向何孟雄夫人缪伯英进攻，闹了很大风潮，连我们在莫斯科都听到了这风潮。他到上海又向沈玄庐的媳妇杨之华进攻，但没闹风潮。国内的同志觉得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如同饿鬼一般，幸而卜士奇后面回来的，即我们一批人，比较文明些。事实证明，我们并未比国内同志有更多的性饥渴。
　　我们这批人回来好久没有人闹恋爱问题。那时仿佛是对于五四初期恋爱神圣观念的一种反动。蒋光赤代表那种五四观念，我们都嘲笑他。他和河南一个女学生通信多年，两人关系好似恋爱小说里面的。他很得意向别人说起这件事情，但没有人欣赏他。我们都以为“恋爱是小资产阶级的”，与五四运动初期相反，从俄国回来的人大多不反对家庭代定的婚姻了。薛世纶请假回家去结婚，留在湖南工作。何今亮从海参崴来参加第四次大会，顺便回家结婚，而且洞房花烛。任作民回家，带了他的夫人出来，一位很贤惠的夫人，一九二六年病死于上海，我因为疏忽，见面时未曾向他表示吊唁之意，惹得他大不高兴。任弼时“女学生”，回去湖南结婚，带了他的“小老婆”出来上海—不是一般意义的小老婆，而是一个既矮又小的女孩子，她在中央各机关之间传递文件，显得很能干。
　　我回国后，党内第一件恋爱大风潮是张太雷闹的。当事人都不是回国的莫斯科学生。江浙战争停止后，太雷把他的母亲、老婆、孩子送回常州去了，自己一个人住在慕尔鸣路房子里，夜里在民国日报馆当编辑，此时，中央宣传部连同《向导》报编辑部都搬走了，瞿秋白和杨之华恋爱成功，另租房子同居，慕尔鸣路空出许多房间。施存统一家便搬来居住。这是一个大学教授的家庭，有太太，有孩子，客人来时很有礼貌招待，过新年还打麻将。存统聚精会神对着麻将牌，慕尔鸣路房子改变了过去布尔塞维克巢穴的作风。
　　可是，渐渐地张太雷和王一知（存统夫人，存统在《觉悟》上发表文章，常用她的名“一知”或“半解”）谈得投机了，二人常常去逛大世界或天韵楼。有一天夜里，在民国日报馆编辑室里，存统伏案号啕大哭，哭了很长久。叶楚伧、邵力子摸不着头脑，存统自己又不肯说。不久，一知就和太雷正式同居了。太雷此时是ＣＹ新任总书记，我知道有许多人攻击他，使他不能安于工作，但我不知道是哪一部分同志攻击他，也许是上海大学学生。有个时候，我听说，中央要派他去外蒙古，做中国共产党常驻代表。秋白说：这是充军了。由秋白说情，这位ＣＹ总书记派去广州替鲍罗廷当翻译。他携带一知同去，存统的孩子也去。存统跟发了疯一般。这是一个神经质的人。他住进医院，上海大学女学生钟复光写信给他，表示同情和愤慨。慢慢地，这位施光亮先生就“复亮”起来了。
　　上面说过，这是我回国后第一次看见的恋爱风潮。后来，我在武汉同太雷一道工作时，我们曾解决湖北省委组织部一个姓魏的干事的恋爱问题。太雷提出一个原则，说：“恋爱只要不妨害政治，就是私人的事情，团体不来干涉。”我抬起头来向太雷看看。别人自然没有注意到我的表情，他们也不知道太雷这话的一切含义，因为他们不知道太雷自己的恋爱史。
　　上面既然提到瞿秋白和杨之华，那就不妨说说他们二人的恋爱史。两人恋爱成功在太雷闹事以前，但确实没有“妨害政治”。那时，杨之华漂亮，温柔，聪明，能干，但已是沈玄庐的媳妇。在法国与我同属于“图书馆”的无名（吴明）于里大运动中被驱逐回国，在上海主持青年团中央的工作。一次，青年团召集什么会议，上海不方便，沈玄庐叫他们去萧山开。无名被杨之华的美色所迷，几乎发疯了，写了许多绝望的情书。可是杨之华不理他。沈玄庐大发脾气，说“共产党内有拆白党”。沈玄庐第一次退出共产党，与这件事不无关系。可是，他的儿子和媳妇并不相爱，沈剑龙爱了一个高丽姑娘，冷淡了杨之华，之华遂给她的女儿取名“独伊”，以表示她的悲哀，而且自己离家去上海大学读书。秋白此时新丧偶，他的爱人姓王，是丁玲（当时名蒋冰之）的朋友，害肺病死了的。他和之华怎样恋爱起来的，我们都不知道。有一天，约在黄仁案发生，秋白和何世桢同时离开上海大学以后不久，我们晨起读报，忽然看见《民国日报》上有三个奇特的广告：一是“某年某月某日起，沈剑龙和杨之华脱离恋爱关系”。一是“某年某月某日起，瞿秋白和杨之华结合恋爱关系”。一是“某年某月某日起，沈剑龙和瞿秋白结合朋友关系”。那时，上海小报中最有名的《晶报》，由主笔张丹斧（丹翁）执笔评论此事，但把当事人的姓名都改换了。沈剑龙改为审刀虎，瞿秋白改为瞿春红，杨之华改为柳是叶，沈玄庐改为审黑店，上海大学改为一江大学，商务印书馆改为工业印书馆。我们以后好久都叫秋白做春红。有一天，我到秋白和之华的新家去，说话间来了一个人。他们介绍说：“这位是剑龙”。秋白同他亲密得如同老朋友。之华招待他，好像出嫁的妹妹招待嫡亲的哥哥。后来，之华有一次对我说，剑龙为人高贵，优雅，她自惭庸俗，配不上他。沈玄庐则没有儿子那种度量。玄庐背后骂秋白：“这个人面孔狭窄，可知中心奸狡。”不久之后，玄庐再度退出共产党了，不能说同这件事没关系。但即使没有这件事情，玄庐还是要退出共产党的。
　　那时北京有个轰动学生界的恋爱事件，女主角是卢隐女士的朋友，卢隐女士特为此写了一本长篇小说《象牙戒指》。现在北京陶然亭附近还留下一块奇特的墓碑，时常有多情的人，读了《象牙戒指》之后，走去凭吊，这故事将与小说和墓碑同垂不朽。故事中的男主角是我们的同志：高尚德，字君宇。他是早期共产党员，《向导》的一个编辑。我初到上海时，他恰在上海，我在《向导》编辑部会见他几次。以后，他就回北京去了，不久，他就死了。
　　我们并不羡慕这种属于“五四”初期的恋爱形态。我们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女主角并不是同志，这个恋爱并不是建立在革命事业上，我们则很羡慕蔡和森和向警予的结合，称之为“模范夫妻”。向警予，矮小，始终作内地女学生装束，毫不沾染上海的浮华习气，她和杨之华成了对照。那时，她很活跃，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国民党运动，这一切方面，她都有份。《向导》上又常有她写的小文章，她恨死党内浪漫的男女同志。开会或闲谈时，独秀常爱拿男女关系事情当作笑料，但向警予如果在场，她就会提出抗议或者说几句话，使得独秀不能下台。别的同志更加不敢在她面前放肆了。我们的女同志都害怕她，杨之华尤其害怕她。由于她要规劝人或教训人，大家都称她“祖母”，或“革命祖母”。瞿秋白说：“我们党内有马克思主义的汉学家，就是李季，也有马克思主义的宋学家，就是向警予。”
　　我一回国，就同这对“模范夫妻”住在一起。起初在慕尔鸣路，后来在民厚里，后来在福生路。在民厚里末期，和森去北京养病了，警予留在上海，积极参加五卅运动工作。中秋节前不久，我们没有等待和森回来，就迁居福生路。此时，彭述之也从医院出来。他二月间就生病，住进宝隆医院，五卅前的罢工运动，五卅时的轰轰烈烈群众运动，他都没有参加，此时运动已经退潮，他才病愈，从医院出来。中秋晚上，为了庆贺佳节，迁居加述之病愈，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饭，晚饭后进行“晚会”。这是我们从俄国学来的办法：每个人做一种游戏。三个主人之外，还有张伯简、沈泽民和泽民夫人张琴秋。彭述之跳了高加索舞，张琴秋唱了《可怜的秋香》，别的人也做了游戏，向警予不肯唱歌，也不肯做别的游戏。大家都不依。最后，她念了一首李后主词“无言独上西楼……”。客人散了，我回到亭子间睡觉，警予还在述之房里不走。天气热，亭子间房门和前楼房门都开着。我一觉醒来，听到警予还在说话，而且说了出人意外的话，即表示她爱述之。不久，她就上三楼去了。述之到我房里来，说“怪事！怪事！”他告诉我刚才警予说的话。他说：“我做梦也未曾想到。”我警告他，说：“这件事做不得，做出会影响团体工作的。”他说：“当然，我自己毫无意思，她也明白这件事情做不得。她说，不过把心里的话告诉我罢了。”述之说这是实在话。
　　从这日起，向警予常常从三楼下来去述之房间谈话，一谈就是几个钟头。起初几日，述之还把谈话经过告诉我，同我商量“怎么办”？我看见他渐渐动摇了，便加紧警告他。以后，述之就不同我商量，他接受了向警予的爱。
　　蔡和森要从北京回来了。向警予先接到信或电报，说他将于某日某时左右到上海北站。这日，我问述之：“你们的事情，要不要告诉和森？”述之说“警予同志以为不必告诉他。”到了时间，有人敲门，我从亭子间下去开门，一看是和森，黄包车上还有行李和一篮天津雅梨。他急忙问我：“警予哪里去了？”我说：“在楼上。”他颇惊讶，因为到车站没有看见向警予来迎接，以为出了甚么事情？第二日或第三日，事情揭穿了。向警予“宋学家”做不来瞒骗的事情。和森问她有甚么心事？起初她还回答：“正在构思一篇文章。”以后就原原本本把事情说出来了。
　　当日或次日，中央主席团在楼下客堂间开会，独秀、和森、国焘、秋白、述之都到会，还有ＣＹ和上海区的人列席，我不记得他们是谁，也不记得讨论什么问题。我旁听，向警予也参加会议。讨论完毕，独秀刚宣布散会时，和森忽然站起来，说他还有一个问题请大家讨论。他说：“警予同志和述之同志发生了恋爱……”当时，独秀、秋白、国焘，以及列席的人，他们的神气好像戈果理的《钦差大臣》剧中最后一幕的场面。他们好久说不出话来，因为这是如此出于他们意料之外的。最后，独秀说：“这要看警予同志自己决定。”警予伏案大哭，一句话不肯说。独秀问警予：“你究竟是爱述之呢，还是爱和森呢？”警予总是不响。独秀又问：“你不爱和森了么？”警予又不响。在此种情形之下，中央主席团只好负起解决的责任了。中央，即独秀、秋白、国焘三人，只好决定派向警予同蔡和森一道到莫斯科去。蔡和森从北京南下，正是为了接受使命，去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常驻代表的。向警予并不提出抗议，事情就是这样解决了。独秀嘱在场的人对于这件恋爱事情严守秘密，尤其嘱秋白切勿告诉杨之华，大家都允诺了。但没有用。不久，就有好多人知道这件事。我相信，杨之华决不会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件事的。
　　这件事情，中央处理得对不对，我很怀疑。向警予自己当然不肯决定。但她宁愿舍和森而就述之，是可以想得到的。即使当时是双方均等的，但发展下去，旧爱一定会渐渐减少，新爱一定会渐渐增多，倘若中央决定警予同述之结合，或任其自然发展，不加干涉，则往后可以减少许多纠纷，因为这件事情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散会后，向警予斥责和森“自私自利，分明晓得中央会站在你方面，你才提出问题来讨论。”和森无法自辩。晚饭后，他不上三楼去，在客堂间踱方步。我也在客堂间。他说：“超麟，我的心同刀割了一般。”我提议同他看电影去，他答应了。这是新奇的事情，因为他是从来不看电影或京戏的。我们到新开张不久的奥迪安电影院去，那天放映的是一部历史片，场面很华丽而热闹，但他视而不见。幕间休息时，我请他在酒吧间喝咖啡。电影再映，他不想去看了，我只好牺牲这部片子，陪他回家去。
　　以后几天，三楼床上躺着一个人，长吁短叹；二楼床上也躺着一个人，长吁短叹。向警予在两楼中间奔走不停。我看见这个生活过不下去了，于是去找陈独秀，请他设法解决。他想了一下，提起笔来写了一个字条，要和森和向警予立即搬到旅馆去，等待去海参崴的轮船。这字条，我带回来，和森接受了，警予和述之则恨我入骨。彭述之还同我闹了一场。
　　我说这个恋爱事件有重大后果，是指它牵连得多，而又影响于后来的党内斗争，和森和述之从此结下了冤仇。在第五次大会上，和森拼命打击述之。一九二七年秋天，和森主持北方局，位居顺直省委书记述之之上，报告中央，说王荷波一案是彭述之告密的，或述之指使他的小同乡段海去告密的，这话连当时主持中央而在政治上反对彭述之的瞿秋白也不相信。
　　这对有名的“模范夫妻”来到莫斯科后终于拆散了。李立三和李一纯夫妇是同这对“模范夫妻”一路去莫斯科的。立三为了减轻和森的痛苦，叫一纯一路上去安慰和森。在这安慰的过程中，和森和一纯恋爱了。有人说：立三是有意把一纯送走，为的便于同一纯的妹妹恋爱。但立三和和森仍从此结下了仇恨。一九二八年第六次大会选出的新中央回国工作不久，就爆发了内部斗争，主要领导人蔡和森就被李立三轰下台去，由李立三取代他的位置，此事同我的工作有关，后面还会说它。向警予在莫斯科爱了一个蒙古人，一九二七年她孤身回国工作，在武汉曾同和森扭打，并骂李一纯对不起她。她在武汉做工作很努力，武汉反动后仍坚持工作，直到牺牲，没有再闹恋爱问题。
　　但牵连更多的，还是留在中国的一支。蔡和森尚未从北京回到上海以前，福生路宣传部房子里，有一天来了一个很活泼的女学生，问我：“述之同志在这里么？”原来是陈碧兰。她从北方携带她的爱人罗亦农的介绍信来见述之，信内亦农托述之照顾碧兰，因为她年纪轻，不懂事。我们久仰陈碧兰的大名，她是我们回国以后才去莫斯科的。黄日葵的爱人陈碧兰，刘仁静的爱人史静仪，以及从法国来的蔡畅、郭隆真，还有其他人，成为东方大学第一批中国女学生。从此，中国学生也可以向其他民族学生夸耀了。这几个人中，陈碧兰最漂亮，李鹤龄（即合林）、黄国佐（即黄平）、罗觉（即亦农），立即向她进攻。罗觉是领袖，是旅莫支部书记，得到了优先权。黄国佐知难而退，李鹤龄大哭一场。罗觉先回国，陈碧兰和黄日葵的关系若即若离，因为二人的结合本是勉强的。她回国后有意避开罗亦农，亦农在北京，她在河南，亦农赶到河南，她又跑到其他地方去了。亦农咬破指头写了血书给她，她心中不忍，才允许和他恢复关系。后来，何资深在狱中告诉我：“这血是假的，亦农在北京和我商量，我教他这个办法：拿牛奶调红墨水写在纸上，如同血写的一般。”何资深又说，他后来在上海遇见陈碧兰，告诉了她这件事，陈碧兰笑起来要打他。
　　以后，陈碧兰常来宣传部，向警予本来认识她，她以前在上海，也曾为了倾向浪漫受过向警予的规劝和教训。可是，此次，向警予有其他的理由不喜欢陈碧兰，陈碧兰每次来时，向警予都催她早走，因为福生路离她的曹家渡住处太远，迟则没有电车，回不去，又要在这里借住了。向警予夫妇去俄国后，彭述之抑郁，烦闷，喝酒，醉后头痛。秋白劝他勿饮中国酒，须喝外国的白兰地，因为虽醉而不头痛。述之果真买了瓶白兰地来，连瓶子装在大衣口袋里。国焘则邀他出去散步，安慰他，而且告诉他自己失恋的故事。原来国焘曾经追求刘清扬而未成功。可是，比白兰地，比国焘的安慰更有效的，是陈碧兰。此次则是述之向陈碧兰进攻了，他为的是填补向警予在他心中留下的空隙，这个恋爱成了功。
　　一九二五年底或一九二六年初，罗亦农来到上海，他是从北京调来上海做江浙区委书记的，推荐者是张国焘，彭述之没有反对。我们都担心会闹出什么事情，因为亦农至今还不知道此事。区委代理书记王一飞关照我，“亦农一到，你先带他去我家里，我先同他谈一谈。”那天，述之不在家，我也有事出门去，忽然亦农闯来了，他直上二楼去找述之，只有碧兰一人在家。他看见房内摆了两张床，又有女人用品，便问碧兰，“述之找到爱人了么？”碧兰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正在为难时候，王一飞来了，把亦农拉走。这是我回家以后陈碧兰告诉我的。
　　秋白倡议给这两个老朋友和解一下。一天晚上，在述之房间里，秋白、一飞和我都来了，亦农也来了，主人述之和碧兰先在那里，秋白先说了一番道理，中间夹杂着对于三个当事者的批评。我只记得他给碧兰的批语是一个法文字：Ligomisshlennaya（可以译为“不慎重的”，也可译为“水性杨花的”）；秋白之后，轮到亦农讲话，亦农把这件事说得很轻微，仿佛根本没有问题。述之不同意亦农的话，他说：“亦农同志刚才说的都是冠冕堂皇的话。”“冠冕堂皇”四个字以及刚才那个法文字，是我在此次调解会议中唯一记得清楚的。
　　以后，“没有问题”亦农常到宣传部来玩，述之夫妇也常去亦农家里，大家见面有说有笑的。在独秀“失踪”期中，亦农为上海区工作请示中央，曾有几次一早就到宣传部来找述之，两夫妇睡在床上，还没有起来，亦农就坐在床边商量事情。在第五次大会上，这两个人同受打击。武汉失败后，亦农渐渐抬起头来，起初做湖北省委书记，后来加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后来做了长江局书记，指挥湘鄂赣三省秋收暴动，最后做了中央组织局主任，地位相当俄国党内的斯大林。述之从北京来，向他作报告与请示，和森密告述之声中，他也投下一块大石头。
　　有一天，我同若飞、世炎，及其他的人都在亦农家里说笑话，自然大家说到亦农的恋爱问题。过后，亦农问我，“今天开活动会议时，有个女同志在台下呆呆地看我，你知道是谁？”接着，他说了一些面貌上的特征。几句话后，我就明白了。我说：“这是诸有伦，贺昌的爱人，你不要胡闹。”他说，他决不在同志的爱人中间找爱人。他说这话，也是间接表示他对于彭述之的不满意。此时贺昌在莫斯科。过了一个时候，诸有伦和罗亦农同居了。恰好诸有伦的母亲从四川带了小儿子来上海探望诸有伦，也就搬进罗亦农的公馆里做丈母娘，我们几个常去陪她打牌。
　　为这个恋爱事件提出抗议的，倒不是贺昌本人，而是上海大学的二位教授同志：施存统和李季。施存统提出抗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提出一条原则：女同志要另外爱一个男同志，必须先同原来的爱人正式脱离关系。李季的抗议则有些费解，他是站在党的利益上说话的，他说：“罗亦农某次演说时告诉我们：凡损害党的利益的人，我们都要恨他，像他挖掉我们祖宗坟墓那样去恨他。现在罗亦农做出这种事情，就是损害了党的利益。”眼看上海大学师生同志要闹起来了，还是中央宣传部长彭述之出面找他们谈话，才压下去的。
　　贺昌本人则一直隐忍着，隐忍到革命失败，罗亦农做了中央组织局主任的时候。这时，贺昌才联合林育南、刘昌群等几个湖北同志去向中央控告罗亦农在湖北工作时的几条罪状，于是把罗亦农在中央的特殊地位推翻了，连带着组织局本身也撤销了。这其间也有其他中央委员帮助，如李维汉。
　　诸有伦在公馆住了一年多，就去莫斯科读书。她在那里爱上了邵力子的儿子邵至刚，一九二八年因为划船溺死在莫斯科河里。
　　诸有伦去莫斯科读书，我们都为亦农捏一把汗。从莫斯科回来的人说起诸有伦的故事，我们都不敢告诉罗亦农。罗亦农确知诸有伦爱上了别人的消息，是当他做了湖北省委书记以后，而且在加入中央政治局的时候。此时，武汉已经笼罩在反动气氛中了。以前出风头的漂亮女同志，有的离开了武汉，有的退出了党，尤其是当地的女同志。可是有一个例外，高潮时期湖北妇女协会的负责人李哲时，在党内仍旧积极进行地下工作。她是抱独身主义的女知识分子，年纪相当大了，几个月武汉大闹恋爱的时候，她都作壁上观。可是此次，经不起罗亦农的追求，她终于放弃独身主义了。我未离开武汉前已经知道此事，我回上海不久，罗亦农和他的新爱人也到了上海，半年多以后，李哲时去龙华收葬了罗亦农的遗体，她以后去了莫斯科读书。
　　一九二五年中秋节晚上向警予造出的因，引起一连串的果，至此才得结束。这中间闹了多少风潮，结了多少仇恨，而且引起了多少党内斗争！和森对述之，立三对和森，贺昌对亦农，亦农对述之！在上海，新惠中旅馆，我亲见贺昌如何请周恩来谈话，如何在周恩来面前恶毒攻击罗亦农！那时我就意识到恋爱和政治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我于是想到其他几个党内斗争也是由恋爱引起的。我这话并非说：凡党内斗争都是由恋爱引起的。大概没有恋爱关系的党内斗争，双方比较冷静些，客观些，理论性多些，有节制些；凡是狂热的，过火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多半有恋爱纠纷线索可寻的。我曾半开玩笑，半正经地在若干朋友面前发挥这个见解。可是他们都不以为然，说这见解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我并不专靠事实来辩护我的见解，因为事实可能是偶合的，我认为自己的爱人为同志或老朋友夺去了，即使你能诉诸理智，把这件私事同政治，同革命事业分开，但在下意识中，很难避免对于这个同志发生反感（atnipathie），遇有争论发生，自己本可中立的，到此也站在他的对方了；自己本站在他的对方的，到此也更进一层反对他了；自己本可以同他一致的，到此也慎重迟疑了。贺昌不一定是存心报复才如此激昂反对罗亦农的，但他既然对罗亦农有反感，恰逢有人反对罗亦农，他就乘机发泄了，恐怕为了湖北工作要少些，为了诸有伦要多些。
　　但也有例外，我至今还怀念一个朋友颜昌颐，他是如此大度，以至自己爱人被人夺去毫无怨心。他和夏之栩相爱多年，为了工作需要，一个留在北京，一个来到上海。有一天，世炎路过上海，记不得是谁在北四川路新雅请客，昌颐也在场，那时我没有见过夏之栩，不过知道她是昌颐的爱人而已。席间，我向昌颐打听：“夏之栩最近有信来么？”昌颐说：“夏之栩现在是世炎的爱人了。”颜昌颐这话说得很自然，倒是世炎涨得满面通红，我才明白自己失言了。昌颐决非矫情，我认识这个人。
　　乔年就没有世炎那样幸运，他和史静仪的恋爱，差不多和世炎和夏之栩恋爱同时，可是引起了很大的风潮。史静仪是刘仁静的发妻，刘仁静从家里带她出来，不喜欢她，送她去莫斯科读书。她的文化提高了，也不喜欢刘仁静，可是刘仁静渐渐喜欢了她，她回国后，留在北京工作，不肯到上海来同刘仁静过活。刘仁静当时编辑《中国青年》，我常到ＣＹ（共青团）中央去玩，因此也成了刘仁静的朋友，差不多每星期都给《中国青年》写文章。一九二六年秋季一个星期天，ＣＹ中央几个青年人发起去吴淞玩，我和刘仁静也去了，刘仁静总是郁郁不乐。回来在火车站候车时，我忽然发现刘仁静一个指头用布条包扎着，我问他“你怎么伤了指头？”刘仁静不响，别的人就把话题岔开了。我觉得很奇怪。以后有个人，可能是刘昌群，悄悄告诉我：“刘仁静把指头割破，写血书给史静仪，今天我们郊游就是带他出来散散心的。”原来如此！这个血书就不同牛奶调红墨水写的了。
　　不久之后，刘仁静就去莫斯科读书了。反对陈乔年的，不是刘仁静本人，而是在北京的湖北同乡，他们始终保持着对乔年的反感。后来湖北同志控告罗亦农时，罪状中有一条，就是陈乔年患伤寒病时（当时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长），亦农（当时任湖北省委书记）为他支出的医药费多至几千元。第五次大会之前，延年去北京开会，知道湖北同乡的反对，他从北京回广东路过上海时，才向我吐露一些不满弟弟的话，我从来未曾听他说过这类的话。
　　延年没有一丝一毫的罗曼史，直到他的死。
　　同乔年一样，尹宽和王若飞也为恋爱闹了大风潮。尹宽去山东做省委书记。孔夫子礼仪之邦，男女界限分得很严。尹宽初到时，组织内只有几个女同志，每逢开会都低着头。尹宽很费了力气，提高女同志的自尊心。他的理论，他的工作方法，他的应付手段，在山东男女同志看来，都是新的。大家信仰他，崇拜他，我们在上海都听到他的口碑。他不闹恋爱问题，多好！他的爱人王辩是个才女，一位老先生的掌上明珠。老先生是山东的老同志，女儿也是同志。两人秘密相爱了。不久，尹宽就被中央调来上海做江浙区委书记了。当时，五卅运动之后，工作开展，庄文恭能力不够，中央想到山东的工作成绩，才调尹宽来。我去看他，只见他的房间内有一个女同志，矮矮的，胖胖的。尹宽介绍：“王辩同志。”这个女同志只是低着头笑，我已猜到几成了。
　　不久之后，我听到山东同志写信给中央控告尹宽，说他把王辩同志拐带去上海，大家都气愤，要求中央处罚尹宽。特别气愤的是王辩同志的父亲，那位老同志，他要携带利刀去上海同尹宽拼老命。为恋爱问题向中央控告一个同志，而且用这种语言来控告。我想这是仅有的一次，除了孔夫子家乡之外不会发生的。中央没有处理这件事情。以后，山东同志又写信来，说王辩的父亲提出一个条件，可以承认既成事实。这就是要党中央的陈独秀和团中央的恽代英出面做证婚人。中央也没有理会。恰好此时尹宽的老肺病复发了，吐血，不能工作，中央批准他休息，另派王一飞代理他做区委书记。当时，国际要中国派一批学生去莫斯科读书，中央也把王辩同志派去莫斯科了。王辩和尹宽分开，固然可平息山东同志的气愤，但他们仍旧保持恋爱关系，不断地通信。
　　当时，莫斯科盛行“倒戈”，意为女同志在国内已有爱人的，到了莫斯科后就在那里另找一个爱人。有爱人在莫斯科的男同志，人人自危，尹宽也是如此。去莫斯科开会的同志，回来后常常说起莫斯科的恋爱故事。一次，李立三从莫斯科回来，我代替尹宽问他王辩有什么故事。立三气愤说：“怎么可以怀疑王辩呢？王辩一心忠实于尹宽。”这对于尹宽是很大的安慰。
　　王辩在广州暴动前不久回国，中央派她和另一个女同志去广州工作，她知道尹宽作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她到广州时恰逢广州暴动。她和另一个女同志，在路上找到暴动的兵士，拿证件给他们看，说要找广东省委，兵士没有理会她们。其实此时尹宽已经来到上海，代表省委向中央接头。他住在旅馆。听说王辩已经回到上海，找不到中央，便在报上登载“寻人启事”。以后，中央派尹宽做安徽省委书记，王辩也由广州回上海，去芜湖，终于同尹宽相聚了。
　　可是二人久别相聚不久，王辩就被捕，判刑，入狱，尹宽逃来上海，等候另派工作。就在这个时候，尹宽参加了左派反对派，被开除出党。王辩也刑期坐满，从安徽狱中放出，来到上海。中央告诉她尹宽已被开除，但她要求同尹宽见面，中央让她找到尹宽。她在尹宽家里住了两天或三天，我曾去见她一次，她已是一个胖妇人，而非娇羞少女了。
　　王辩在莫斯科读书时反托的，她在芜湖和尹宽相聚时，尹宽还未接触到托派文件，两人思想没有分歧；此次在上海相聚，就没有共同语言了。她终于回到中央去。
　　王若飞的恋爱也引起了风潮，不减于尹宽，但没有闹到以悲剧收场。李沛泽是保定的女学生，来到河南做工作。我未曾见她一面。人家告诉我，她有中国古典美女的丰韵。佘立亚王若飞二人追求她，结果王若飞成功了。佘立亚于是大闹，一些同志跟着佘立亚闹。问题提到中央。王若飞由豫陕区区委书记调到上海来做中央秘书长，自然为了工作需要，但也是为了这场恋爱纠纷的。同时，李沛泽也被派去莫斯科读书了，同王辩一样，拆开男女，分居两地，但仍保持恋爱的关系。是否能够保持恋爱的关系到底，那就全看本人了。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大会，王若飞以江苏省委代表团团长资格去莫斯科出席，大会后又暂留在莫斯科做代表，便同李沛泽相聚。
　　在莫斯科的恋爱一定比国内的更热闹得多，我听来的一些故事，现在都忘记了。总之，王辩，甚至李沛泽，在那里被人视为“落后的”，因为守住了国内的爱人。那里有男的抛弃了女的，也有女的抛弃了男的，只好让别人去写那里的故事了。
　　在国内，那几年除了一个例外，我未见男同志抛弃在莫斯科的女同志的。这个例外就是王一飞，王一飞初回国时是饿不择食，很快就找到一个爱人，名叫张亮，但也不久，就发现两人性格不合，不能再维持下去了。他于是把张亮送去莫斯科读书，自己很快找到性格相合的爱人。此次轮到张亮在莫斯科跳脚，痛骂王一飞了。张亮回国，成了有力的女干部。红军长征时，她留后方。以后，她同瞿秋白一伙人由旧苏区潜回上海，不幸在福建途中全体被捕，供出瞿秋白的真实姓名。我在国民党监狱中看到报纸刊物，有人说她是梁柏台夫人，有人说她是项英夫人，不知孰是。
　　我在本章开始时说，我只要写别人的罗曼史，不写自己的罗曼史。但写到这里，发现完全不写自己，也是不行的。只好简单地写一些。
　　我从武汉回上海不久，曾同蒋光赤相约在北四川路创造社出版部楼上见面，说了别后各人情况以及其他问题之后，他从怀里取出一张新出版的小报给我看，其中记了一条新闻，大意说：郑超麟和蒋光赤二人在共产党内闹恋爱纠纷，蒋光赤的爱人被郑超麟夺去了，两人闹到党中央去，结果陈独秀判决这爱人归郑超麟所有，蒋光赤抱头大哭。我看了哈哈大笑，蒋光赤也笑。我已经忘记了这小报的报名。我当然知道了蒋光赤有个爱人，就是他常常夸耀的那个河南女学生。可怜，我连面也没有见过！而且那个女学生已因肺病死在庐山了。小报这个新闻虽然无稽，但不是空穴来风，而是这几年间共产党高级干部之间恋爱纠纷的歪曲的反映。
　　回国后，不知何故，我总觉得自己已经超过恋爱的年龄，因之没有恋爱的兴趣和准备。那一对“模范夫妻”的破产，更使我视恋爱为畏途。恰在这个时候，蔡和森一面痛苦不堪，一面还能在楼下客堂间同杨馥兰说笑话。杨馥兰是上海大学女生，每日到宣传部来做二三个钟头的技术工作，如剪报，贴报，整理资料之类，这个工作是我领导的。一天，我参加沪东一个工人支部会议回来，身上的工人服装尚未脱下，蔡和森正在客堂间，便对我说：“超麟，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我问他甚么消息？他说：“等一会再说罢。”当时，杨馥兰正在低头工作。不久，她走了。和森说：“你快进攻罢，馥兰爱你哩。”他告诉我，“刚才同馥兰说话，知道她没有爱人，便同她开玩笑，把你介绍给她。看她的表情，是同意的。”我以为和森瞎说，但从此我注意了这个十九岁女孩子，渐渐觉得和森的话也许不是瞎说。
　　后来，我和杨馥兰成了朋友，常常一起出去玩。在那二个月中间，我有几次机会可以说出“必须说的话”，但终于没有说出。这个女孩子离开上海到广州去了。她本是林伯渠的干女儿。延年来上海时在宣传部认识她，就派她在南方区委做工作，因此同我的朋友黄国佐（黄平）认识，两人不久就结成伴侣了。她离开上海后，我对她的感情反而更加热烈起来，懊悔当初没有说出那几句“必须说的话”。我尝到了失恋的痛苦。到了世炎去广州开会回来，告诉我馥兰和黄平结婚的消息，我才渐渐忘记了她。
　　这段插话带有积极的作用，即让我明白，我的恋爱年龄尚未过去，我还能得到女孩子的爱，虽然尚未消除对于当时所见党内恋爱纠纷的反感。
　　与蒋光赤一起哈哈大笑之后一个多月，即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旬，王若飞到我家里，拉我去聚丰园吃晚饭，那是一对同志结婚。新郎在江苏省委组织部工作，我第一次见面，新娘则是旧时认识的，她原来的爱人在中央秘书处工作，半年前被杨虎捉去枪毙了。但是陪伴新娘来的还有一个女同志，也在江苏省委组织部工作，我也是第一次见面。她短袄，黑裙，胖胖的脸，白白的皮肤，红红的双颊，带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王若飞介绍，刘静贞同志，云南人。不知怎样，吃饭时，我少注意新娘，而多注意这位同我一般来吃喜酒的女同志。饭后，我找着若飞多问一点关于这个女同志的情况。若飞说，他今天是有意让我和她见面的，因为他知道这个女同志对于恋爱的见解和议论和他的朋友郑超麟差不多。
　　我和这个女同志之间于是开始了斗争。她并不拒绝同你见面，同你说话，但装做完全不知道你为什么去看她，去同她说话，装着对待你和对待其他同志没有两样，话正说得投机时，她忽然告诉你准备回云南去。有几次我实在失望了，接着她说了几句或作了什么动作，重新唤起了我的希望。这一个月内，我是在患得患失的心情中度过的。每次都是我去找她，她不肯到我家里来。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圣诞节，中央要请陈独秀讲话，派汽车接陈独秀来我家，即愚园路《布尔塞维克》编辑部，来住三天。这一天，我请了一桌酒，宴请他们。王若飞问刘静贞：“你要看‘老头子’么？今晚在一个地方吃饭，我带你去看他。”她自然高兴去，到那里才知道是我的家，只好留下来了。饭后，我送她回家，从愚园路底两人徒步走到静安寺，然后分坐人力车到福熙路金神父路口她的家中。在走路时，我们已经约好第二天两人到炮台湾去玩。
　　中央请陈独秀讲话没有我的事。第二天一早，我就向陈独秀道了歉，接她到北站，乘火车直到炮台湾，然后去长江沙滩上散步，谈话。从此，我的心就定了。
　　我们在一九二八年清明前后实行共同的生活。
　　这个恋爱是确确实实“没有妨害政治的”，因为没有发生一丝一毫的纠纷。

进潮或退潮？

　　我随着共产党中央机关从汉口迁往上海来。秋白嘱我租一幢小洋房居住，因为中央准备于叶贺军队攻下广东后再从上海迁往广州去而留我在上海做中央驻沪办事处主任，一个永久性的联络各埠机关。我租到了兆丰花园东边亨昌路(现名亨昌里)末弄第一家房子，一种弄堂式的洋房。黄文容和我同住，几日后有一个姓黄的女同志也来居住，她不久就同中央交通处张宝全结了婚。
　　中央迁广州事情既然是渺茫的，这屋子就做了党报编辑部兼宣传部。但除了编辑一个党报之外很少做什么宣传工作。
　　我主张另出一个刊物，不必恢复《向导周报》。秋白同意了。我们二人拟了几个报名，结果采取了我提出的：《布尔塞维克》。编辑方面也比较旧时的《向导》进步了些，不是单篇文章漫无系统杂凑成功的，而有一种统一性，至少是形式上的统一。每期有不署名的社论；有署名的论文；有各地通信；有读者来信；有时有追悼死者的文字。二十四开本格式，同《语丝》一般，即一张大报纸，裁成二十四张。我们每星期开编辑会议，互相审查写好的文章，分配下期的文章。秋白代表编委参加中央常委，又代表常委向编委做报告。社论，除了一篇，都是他写的。编辑委员会，除他和我以外，还有湖南来的曹典琦，谢觉哉和广东来的罗绮园。
　　我以编辑委员会主编或宣传部秘书资格，还管理一个印刷厂和一个发行所。印刷厂是原在上海的，发行所即是长江书店从汉口搬来的。汉口搬来的印刷机器尚存在海关未曾取出，后来好久才由几个同志集资开办一个营业用的印刷厂。
　　中央初迁回上海期间是个混乱期间：理论上，组织上，人与人关系上都是混乱的。三个常务委员，瞿秋白同毛子接头，比别人先知道重要消息和国际文件，遂被人视为一种政治中心和理论中心，但他没有总书记名义，不能建立像独秀过去那般威权，他与其他的常务委员是平等的。罗亦农将湖北省委书记责任交付于陈乔年，汪泽楷也在湖北做组织部长，他自己则来上海做中央常务委员，他代表的不仅是湖北和上海两方面实力，而且被人视为“陈独秀派”的代表人物，渐渐地他扩大了权力，在中央内设立“长江局”，自己做主任，又设立“组织局”，自己做主任，形式上简直是苏联的斯大林。李维汉是第三个常务委员，他从湖南带了许多人来，安置在中央机关，这些人以前都是未曾在湖南外面做过工作的。
　　秋白和亦农有什么决议，必须经过这个中央机关去执行，换一句话说，即必须经过李维汉手下这些湖南人去执行，他们对秋白还好，对亦农则是怀有极深的成见。亦农无论设立什么长江局和组织局，结果都没有用处。
　　亦农只有一个方法能巩固他的地位，就是真正成为所谓“陈独秀派”领袖。但他不肯这样做。第五次大会以后，他动摇于两派之间。他从江西调来湖北做省委书记，一方面固然由于人家需要他，人家觉得张太雷的广东作风行不通，需要前任上海区委书记来接替他；但他方面，亦农一定向国焘和秋白有什么保证，决不会站在独秀方面反对他们的。亦农同我无所不谈，只有在这方面保持绝对沉默。
　　我们初到上海时，两派——陈独秀派和反陈独秀派——并不明显对立。过去，在武汉的阴谋组织，此时已经解体了。中心人物：秋白，国焘，平山，各走各的路。秋白留在汉口，占据中央，后二人则都在叶贺军中。平山做了“八一暴动”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国焘则躲在幕后挥鹅毛扇。叶贺若是如愿攻下广州，他们二人将在广州成立中央，而排斥一切不在军中的领袖。可是叶贺在潮汕溃灭了。平山和国焘辗转来到上海，他们二人负了这个失败的责任。平山干脆被开除出党，国焘留党察看不知多少时候。这一方面是国际要找替罪羔羊去负潮汕失败责任，正如将陈独秀当作武汉失败的替罪羔羊一般，他方面也是当时在上海的中央要利用这个机会排除竞争者的。与平山接近的人也受了打击。太雷为了防止平山的朋友在广东捣乱，便把杨匏安和罗绮园振到上海来。这就是罗绮园来宣传部的原因。罗绮园是广东群众领袖，他文章也写得好，而且很幽默的。住在宣传部时，对邻居说他是我的“表兄”。不久，“表嫂”也来了，还有四五个“表侄”。他知道中央为什么派他在宣传部工作。有一次曾向我表示他并不是平山一党，他和匏安向来看不起平山。此时反陈独秀的空气淡下来了。过去其实并没有明白反对陈独秀的文件，只有空泛反对“机会主义”。八七会议的决议案未曾提起陈独秀姓名。下层同志也许莫名其妙，但与中央工作接近的人都明白：武汉失败责任不能归独秀一人担负；明白：独秀退出领导机关，完全出于国际命令。秋白到了上海后，自己也是这般相信，至少表面装做这般相信。他一到上海二三日内，即去访问独秀，态度又是很恭敬的，同以前在上海一般。他从独秀家接回黄文容，来做我的帮手。《布尔塞维克》出版时，他也请独秀写文章，但独秀每期只写些《寸铁》一类的东西交来，署名撒翁，此外还写了一篇脍炙人口的《三民主义，糊涂道地，……》歌，每期都登载补白里。他住在福生路，以前宣传部房子前面，不常出门，只有一次来亦农家里吃饭，又有一次来我住处住三天。初到上海半年内，我未曾听到人家有对他不敬的话，空泛的反对“机会主义”文章或通告也是很少见的。每有大事，他常写信给常委贡献他的意见，但都未被采纳。
　　虽然如此，但内部斗争往往与他有牵连。“陈独秀派”小组织并不存在。首先，老头子自己反对进行小组织。在武汉时代，他毫无意思团结一部分拥护他的人实行抵抗。他把反对他的人和拥护他的人看成是一样的工作同志。在武汉，他执行的是新路线，是国际路线，是秋白代表的路线，但他并不以为是屈服于别人的主张，而是认为应当这样做去的，因为北伐毕竟胜利了，革命毕竟因为北伐而更加深入了，虽然产生了反动的蒋介石力量，但也把我们拥上了政权。他有很好的政治经验，有很敏锐的政治嗅觉，可是缺乏根本的系统的理论分析。
　　武汉失败，到了上海，他有新的认识，常常根据这种认识写信给常委。可惜这些信没有保留下来，我看过后也忘记了。我只记得里面是些琐碎的意见，没有理为系统，定成公式，可是同当时常委的意见是枘凿不相人的。那时他仍没有另外进行小组织的意思。他是希望秋白，亦农等人，同他一般客观，坦白，大公无私，可以渐渐接受他的意见，而恢复过去工作精神。
　　但“陈独秀派”，无形中仍是存在的。江苏省委，即以前的上海区委，几乎全体是拥护陈独秀的。邓中夏是省委书记，但大权操在王若飞手里，若飞继承过去亦农，世炎留下来的基础，干部同志服从他，如同当初服从世炎一般。邓中夏讽刺自己说：“我，邓中夏，不过是副书记罢了。”事实上连副书记也不是。他努力造成一部分干部，同若飞对抗，但不成功。湖北省委，陈乔年，汪泽楷，任旭，是陈独秀派。北京，彭述之是陈独秀派。常委中罗亦农被人视为陈独秀派。倘若亦农果真是如一般人所期望的，中国共产党就不难恢复武汉以前的作风了。王若飞就是为这个目标而活动，乔年来上海后，他们二人曾与亦农有几次谈话，把亦农向这目标拉去，亦农拒绝了，而且向秋白告密。新中央于是警戒起来，准备斗争。
　　各地失败，领袖们集中在上海，有的受了处罚，有的失去了工作，他们大部分住在重庆路附近一幢两楼两底房子，闲着打牌消遣，——其中不少坚决反对陈独秀的人物，如张国焘，李立三之类。他们表示拥护中央路线，愿意帮助中央来打击“陈独秀派”，首先打击罗亦农。周恩来来上海，立即加入常委，大家向他控告罗亦农。若飞和乔年领导的力量不肯做亦农后盾，亦农于是成了孤家寡人，“组织局”取消了，“长江局”，他和李维汉平分，总之他退为普通常委的地位，而且渐渐更低下去。
　　彭述之在北京受了攻击，带了妻女回上海来，也在赋闲。亦农和他是仇人，若飞、乔年鄙视他，他在这斗争中不能发生作用，只能抱住独秀一条大腿。如果说有一个“陈独秀派”，那么领袖是王若飞，老头子本人不参加，而且反对这种活动。
　　我对于这种组织斗争毫无兴趣。若飞常找我喝酒，酒醉发牢骚，把许多的话都对我说了。他知道我虽不愿积极帮助他活动，也决不会把他的计划泄露出去的。我认为这几方面人物，在政治主张上并没有什么不同，至少没有提出什么不同来，他们的斗争只为了竞夺党内的位置。我一想起，立即头痛。老头子提出一些颇奇特的意见，但没有系统，因之我也不去重视他的意见。现在想起来，那时革命失败之后，惟有他一个人在思想，别人并不思想。秋白并不思想，他不过翻译第三国际训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或政治论文。蔡和森正在北京党校讲中国机会主义史，后来油印多本分发，但他不是思想革命问题，而是为了攻击陈独秀和彭述之。我翻了几页，就丢开不看了。秋白仔细看了一遍，同我说：“和森这本书也是反对我，和森一向反对我。”我不知道那里有什么地方反对了秋白。那时有许许多多可以思想的问题，但没有别人去思想。
　　思想是如此混乱，以致于我负编辑党报责任的人不晓得文章怎样写才好。《布尔塞维克》创刊号里，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大意是：《国民革命失败后我们应当怎样?》从题目可以知道文章内容。我是认为革命已经失败了，我们应当从头做起。出版之后，我们接到了中央通告，仿佛革命并非失败，而是更进一层发展的。我们离胜利是更加近的。我等待中央或其他同志写信来反对我那篇文章，但没有信来，也没有人提起，更没有人指出党机关报文章和中央通告之间的矛盾。大家是如此忙于组织斗争，以致轻视思想和理论，竟没有一个人看出这矛盾!
　　但我自己得了教训，对自己说：“以后写文章要慎重啊!”慎重至于以后几期不写文章了。这就是说：我只写些零碎的文章，或常识性质的文章，或决不会有问题的文章。并非我看了通造之后忽然改变意见，认为革命并未失败。恰好相反，我仍认为革命是失败了的，但国际和中央(因为中央没有意见，一切关于理论方面的意见都是从莫斯科来的，或上海毛子想出来的)说革命更接近于胜利，总有道理，也许是在我们的立场上不可以宣布革命失败。但以后看见中央布置确实是以革命更接近胜利为前提的，我心里又发生疑惑。他们果真是这般想么?何以我想的同他们想的如此不同?不仅中央方面说革命更向高涨，即使反对中央的人，江苏省委方面，若飞和乔年，也是认为革命更向高涨。有一天，若飞又带了酒来，我们一面喝着，一面闲谈内部种种事情。话题转到陈独秀致中央的信。我说这些信都是琐琐碎碎的，有些主张，我还明白，有些主张，我不明白。他说，他并不赞成独秀信中的意见。“不过他看得有时比别人深刻。譬如，前几天，我到他家里，他说革命是向下落的，我说革命是向上涨的，我们争起来。他问我：‘这几天上海的外国兵士大部分撤退回国，你以为中国革命还在高涨时候，帝国主义肯把军队撤退么?’于是我恍然大悟：革命是在低落的。”我只简单说：这个观察不错。我未曾向他提起我在《布尔塞维克》上写的文章。但我从此更注意独秀的信了。独秀自己并未曾把这意见写在信上，若飞也未曾将他的信念正式发表出来。江苏省委和中央的斗争，不知何时开始具有政治的和理论的性质。也许是在若飞有了这个信念以后罢?
　　我不写文章一连好多期，但无需要向人解释，因为从没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写。到了广州暴动消息传来，我不能不写了。一方面，秋白忙着开会，没有功夫写社论，非我写不可；他方面，我觉得，过去是我错，因为革命确实是在高涨的。我提起笔来写社论。过去的社论都是对于中国的或世界的时事分析。这种文章我写不来。我把自己心里想的问题写出来。不记得这社论的题目，但记得内容是援引此次广州暴动做证据，证明中国只有二个前途：一是张作霖准备建立的“大龙帝国”，二是“无产阶级专政”，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没有交给秋白审查，我就付印了。下次开编委会时，秋白出席，没有说什么。再下次开会，秋白就报告：“某日，常委开会，罗迈同志(即李维汉)提出上期《布尔塞维克》上，超麟同志写的社论违反了国际路线。国际认为中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前途是工农民主专政，但超麟同志文章里则说是无产阶级专政。常委决议要我负责更正。本期社论，我就要写一篇更正上一期社论的文章。不过，超麟同志这篇社论给了我很好的启示。因为我每期写社论常常找不到适当题材，以后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栏来讨论理论问题。”我提出了若干疑问。秋白解答：工农民主专政是列宁一九0五年提出来的，俄国那时尚且只能行工农民主专政哩，何况中国。秋白社论里说起：某期本报社论未经编辑委员会审查，其中大体不错，但有一点须加更正的，云云。次期，我想写一篇文章，放在讨论栏，反驳他。为此，我去翻书架上的俄文《列宁选集》，翻出了好几篇论工农民主专政的文章，仔细看了一遍，于是没有勇气写这篇反驳文章了，因为列宁是如此肯定俄国只能行“工农民主专政”的。从此我更加确定不敢写文章，直至脱离《布尔塞维克》编辑部时候。①

　　① 我写的社论题为《苏维埃政权万岁!》登载于十一期，瞿秋白写的社论题为《中国的苏维埃政权与社会主义》登载于十四期。我说的是大龙帝国和国民党政权，一边无产阶级专政，除此没有第三条道路。——作者新注

　　从过去发展以及此次广州暴动看来，中国革命政权必须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根据列宁在俄国革命前所写的文章推论出来，则中国革命政权只能是工农民主专政，难道列宁这个理论是错的么，或者我不该这般估量革命前途么?
　　这个问题时常萦绕着我，直至一九二九年读了托洛茨基文章以后，才解决了。
　　但《布尔塞维克》上这次笔战，两篇不署名文章间的笔战，丝毫未曾引人注意。没有人写信或文章来，也没有人向我问起此事。秋白已死；维汉即使尚在，也不会记得此事；我记得清楚，因为这个问题曾萦绕我好多时候。

　　此次中国革命爆发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屠杀，到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广州暴动失败就告结束了。结果，除了国民党政制代替北洋军阀政制统治中国，南京代替北京做首都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与革命前不同。自然，国民党政制是比北洋军阀政制更适合于中国资产阶级利益的。
　　此次中国革命在一般世界革命史上占据什么地位呢?我从上海去汉口途中遇见刚由俄国回来的潘家辰，他在轮船甲板上告诉我莫斯科的人对于正在发展中的中国革命的见解。他说：“国际同志认为世界各国革命史上配得上称为‘大革命’的，只有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以及现在的中国革命。”我从这话第一次知道了这个革命，这个为我亲自经历的革命，竟如此受人重视。但对这见解，我存了怀疑，虽然未曾向潘家辰说出我的怀疑。四五个月以前，我才在上海区委办的党校里担任《世界革命史》一门功课，才温习了一遍革命史知识，法俄二次大革命的史迹和意义还很新鲜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我不敢拿此次亲自经历的革命去同那二次大革命相比。何况那时一般同志，至少在上海作风下工作的同志，心目中的革命乃是指此次北伐成功后我们自己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无论工人和农民如何斗争以促成北伐军的胜利，我们并不认为北伐就是革命，至多认为它是“国民革命”罢了，而国民革命乃是从反动到我们自己的革命，到秃头无字的革命之过程中一个中间阶段。将中间阶段称为“革命”已很勉强了，怎能称为“大革命”?到了武汉，看到许多引起牢骚的现象以后，我这个见解更形确定。随后，武汉失败了，最后，广州又失败了，中国革命能不能称“大”的问题对于我就不成其为问题。可是，其他的人仍旧称此次中国革命为“大革命”，不仅在广州失败以后，而且在现在失败了十几年的时候。惟一记载此次革命的中文著作，一九三一年出版的华岗的著作：书名就叫做《中国大革命史》!我以为革命未失败前国际同志的见解是可以原谅的，失败多年后还称“大革命”则不啻表明对于革命史的无知，或者抱持一种错误的革命观。
　　此次中国革命，在其正面的积极的意义上，虽然不占什么重要地位于世界革命史中，但在其反面的消极的意义上，即关于领导机关所犯的种种错误，倒是很重要的，则是大有关系于未来中国革命以及同中国一般地位的国家的革命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对立起初表现于三个争论问题，此次中国革命问题就是这三个问题中的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留待《左派反对派》一章中详说，此处先作一般的观察。
　　领导机关的错误对于此次革命失败应负很大责任，首先因为此次革命的爆发并非客观的自发的，而是革命党自觉准备下来的结果。革命党主观和革命客观之间的关系，此次比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和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爆发时，更加明显。巴黎攻陷巴士狄堡垒和彼得格拉一连五日的罢工，示威，暴动，比较上海五月三十日的租界讲演及继屠杀而起的大罢工，更多含有“自发的”性质。讲演和罢工都是中国共产党自觉准备和领导的，至于巴黎和彼得格拉那两次暴动则没有一个政党去准备和领导，虽然也可说是过去革命者努力的成果。中国革命这个“计划性”或“自觉性”，在爆发以后还保持着，而且保持得颇长久，直至革命转入第二阶段，即北伐引起的新浪潮时候。这个计划性或自觉性照理应当保障革命的胜利，可是反而促成革命失败了。这是为了什么缘故呢?
　　这里，每个人都会回答说：“因为领导机关犯了错误，”——虽然对于“错误在那里”和“领导机关指的是谁”，各人见解不同。
　　“宿罪”(根本的错误)乃在于没有正确了解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议决参加“国民革命”，并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两大口号。这是划时期的转变。中国共产党本是十月革命的产物，国内外革命者本在资产阶级思想和政治各方面感到没有出路时受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制度影响才走到共产主义来的。他们发起了或加入了共产党，本怀抱着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理想的，可是现在这些理想收藏起来了，暂时不谈了，而回去为中国的独立和民主而斗争。除了极少数例外，所有的人都同意这个新路线，虽然对于何时再拿出原来的理想，以及怎样从“国民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一致的意见。两大口号之中“打倒军阀”是隶属于“打倒帝国主义”的。人们仅仅把军阀看做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不仅如此，凡一切灾害，一切可引起斗争的对象都是归结到帝国主义去的。买办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国民党右派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农村破产是帝国主义侵略结果，等等，等等。总之，人们转移了工农群众对于本国压迫者的仇恨，去仇恨帝国主义，外国压迫者。中国一切灾害，归根结底，也许是出于帝国主义侵略的，但如此单纯反对帝国主义，对于本国压迫者只当他们是帝国主义工具来反对，往往会造成错误的结论。试举一例来说。农民生活的困苦既是由于农村破产，而农村破产又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则农民斗争对象自然是帝国主义了，而不是切近的敌人，地主阶级。农民参加革命，就是要反对帝国主义，而不是要提出土地问题。中国共产党直至湖南农民自发地没收地主土地拿来平分之后才提出土地问题，可见并非偶然的，可见是与一味反对帝国主义运动有密切关系的。中国共产党落在农民群众之后提出土地问题，其说明的理由也不是为了土地革命自身，而是为了农民没收土地可以削弱地主阶级势力，而地主阶级乃是帝国主义在乡村的代理人，即结果也只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
　　民族资产阶级一般被认为不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而且能相当反对帝国主义的，所以产生了一种希望，以为这个资产阶级能够同无产阶级携手完成国民革命。
　　一九二五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就是拿这个“国民革命”理论来准备，发动和领导中国革命。工人，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及一部分农民，果然应召而起了。他们轰轰烈烈反对帝国主义，上海和香港的罢工潮也确实惊吓了帝国主义。在这时期，群众一般是服从共产党领导的，很少走在共产党前面，我们绝对未曾听到“过火”论调。
　　可是这种一味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是没有前途的。上海和香港的罢工都没有得到什么实际效果。群众革命潮渐渐衰退而落人平时的轨道。到了一九二六年初春，运动已成强弩之末了。三月十八日北京屠杀消息传到上海时，秋白叹息说：“在这退潮时候，屠杀案是不能激起广大群众运动的!”果然，五月三十日上海屠杀案，只死了一二十人，能够激起那么大规模的运动；三月十八日北京屠杀案，死了更多的人，却只得到各地空泛的抗议罢了。
　　北伐划分革命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在相当意义下，我们可以说：五卅爆发的革命已经结束了，北伐后才爆发新的革命。这个新革命则是自发的。我的意思是说：群众提出比共产党领导机关所提的更激烈的要求，甚至为这些领导者意想不到的要求，而且走到这些领导者前面去。严格说来，只有这个新革命才当得起“革命”之称，以前的革命不过是反帝国主义运动罢了。
　　新革命爆发于湖南农村。湖南本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源地之一。在长沙的核心，从五四运动走到社会主义，并不比《新青年》更迟些。中国共产党重要干部里，湖南人最多。在地理上说，安源煤矿是在江西境内，可是矿工大多数是湖南人，又有株萍铁路联系于湖南株洲，自始即成湖南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地盘。李立三是醴陵人，他被法国政府驱逐回国，就在安源做工作，鼓动罢工，组织俱乐部和合作社，那里有中国共产党一个重要支部，工人同志朱锦棠且被第四次大会选举为中央候补委员。李立三走后，工作是刘少奇负责；以后，与我同船回国的汪泽楷奉了中央命令到那里去做支部书记，他也是醴陵人。安源矿工几次斗争得了胜利，成了很大势力，可是五卅那一年或次年春天，终于失败了。矿主，盛宣怀的儿子，勾结了江西军阀，解散俱乐部，枪毙委员长某同志，好多矿工离开安源散回自己家乡去。他们都在安源受过宣传和训练，即使在矿山是无所表现的，回到乡村也能成为农民导师和领袖了，何况其中有许多活动分子。这便是湖南农民运动超过其他各省的原故。北伐军进湖南，毛泽东在广州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也跟了来，他们也有助于农民运动的发展。湖南农民被鼓动起来欢迎和响应北伐军，参加战争，缴除溃败北军的枪械。可是出于鼓动者意料之外，被鼓动起来的农民竟不以这种军事行动为限，而提出自己要求了。他们的要求很迅速地升级，不久就提出土地和政权的要求，有几个县份甚至夺得了土地和政权。
　　革命失败后，许多研究家钻进故纸堆中，从《二十四史》，《九通》等线装书中发现出：中国古代农民曾有几次进行过土地革命。可是，以前，我们一般虽知道中国历史上有几次农民暴动，都以为是像明末的“流寇”，并不知道农民要求土地。我们读了俄国革命运动史，看见俄国农民如此渴求土地，又看见民粹派各种组织都以土地问题为主要政纲，心中都很诧异：为什么中国农民不要求土地，中国革命者不讨论土地问题?中国革命者一般不知道土地问题，以致一九二六年下半年湖南农民的土地斗争震动了全国，不仅震动了地主阶级，而且震动了共产党领袖。共产党在农民土地斗争中尽的是制动机作用。虽然如此，这运动还是向前发展的。共产党下级干部和党员，与农民接近的，也有许多赞助和领导农民自发的要求。湖南各地都组织了农民协会，都有武装队伍，有几个地方农民协会实际掌握了政权。北伐军向江西和湖北发展，这个土地斗争也跟着蔓延去了。同时，在彭湃领导底下，广东东江农民运动也更进一步发展，也到了土地斗争。
　　北伐军到了武汉，这个中国中部大城市，又触发了一个大群众运动。这里的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向雇主算账，不仅要求增加以后的薪水，而且要求补加以前的薪水，甚至有算至几十年前的，所加的又比原薪多好多倍。这也是群众的自发运动，即也是违反共产党鼓动者本意的。武汉以外，湖北诸小城市也有这个运动。
　　反抗群众要求的地主和店主，或过去劣迹昭彰的人，都受了惩罚。最轻的是戴了纸帽子游街，重的枪毙。枪毙了不少的人，最著名的是叶德辉，一个渊博的古学者；中国另一个渊博的古学者王国维为了这件事情在北京投湖自杀。古学者间既有狐死兔悲之感，则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感觉是可想而知的。于是中国革命进到了“国内战争”规模。我说的不是国民党军队和北洋军阀军队之间的国内战争，而是工农群众和地主资产阶级之间的国内战争。上海这个反帝国主义的大城市，此时也爆发了一连串的“经济罢工”，即是说：工人罢工为了改善自己生活，不管这工厂是帝国主义开的，还是民族资产阶级开的。北伐以前，五卅运动以后，上海工人就已走上这条道路了。这罢工，共产党还能够指挥着。
　　这新革命的特质就是阶级斗争，即中国工农反对中国资本家和地主的斗争，甚至国内战争；与此相较，前期的革命可说是民族斗争，即中国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后期的革命，除了收回汉口，九江等租界的运动以外没有什么反帝国主义斗争。决定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等人走到反动而屠杀工农的，绝不是那个民族斗争，而是这个阶级斗争。如果革命只限于“国民革命”，即只限于“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亦即只限于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改革，那么蒋介石也许真会打下北京之后再同我们算账的。可是中国工农群众不肯如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所愿望的，自限于“国民革命”范围以内。
　　我知道，有些人要说：“工人反对资本家，农民反对地主，反对的正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因之正是反对帝国主义自身呀!”不错，不错。可是，我们这样说也是不错的，即是：“后期革命中，收回汉口，九江等租界的运动时，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正是为了帝国主义援助群众的仇敌中国资本家和地主的。群众在帝国主义身上反对的是中国资本家和地主。”非彻底进行阶级斗争，非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和管理资本家工厂，中国便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民主改革，因之也便不能彻底反对帝国主义。换一句话说：非超出“国民革命”范围以外去实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便不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在此次革命中共产党领导机关所不明白的，但工人和农民，他们明白，他们以行动表示这个认识。
　　这里所说的共产党领导机关，并非仅指那些中国领袖，而兼指莫斯科的指导者，第三国际和苏联共产党，总之指一切将中国革命限制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人。
　　上面说第二阶级的革命是北伐触发起来的，也许有人由此做出结论说：当初若是没有北伐，就不会发生这新的革命。这结论是不正确的。不错，倘若共产党领导机关保持着那种错误路线，也许需要北伐或其他军事行动来触发这新革命。可是，在正确路线底下，这新革命仍是可以准备，发动，而且领导的，同五卅爆发的革命一般。反之，在实际发生的形式之下，这个革命给人以恶劣的影响，给人以一种错误的革命观。
　　北伐以前，一般人，至少在上海作风下工作的干部，对于“革命”还有正确的认识，即认为革命主要是以群众暴动手段来实行的。党把主要力量，把优秀的干部，配备在下层群众运动上或党内工作上，次一等的人才派去做政府的和军队的工作，这是为了准备以群众力量实行起来的我们自己的革命的。当时并没有其他的革命观。可是北伐问题发生了。上海中央反对北伐。后来北伐居然胜利，而且由北伐引起了更进一步的工农群众运动，于是一般人，连上海中央在内，改变了原来的革命观。割据了一个地域，组织政府，编练军队，然后出发征伐，以夺取全国政权，——这个方式被视为主要的革命方式；而群众武装暴动退人于响应革命军的别动队地位。从此，党就把最好的干部派去做政府的和军队的工作，而留下次等的人做群众运动了。这个革命观甚至影响了国际同志。在莫斯科乡下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在布哈林指导之下，制造一种理论，援引中国特殊国情来做这个革命观的根据。这个理论是说：中国革命，与别国革命不同，有“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之可能。这一方面固然是受北伐影响，他方面也是模仿“一国社会主义论”的。第六次大会以后大规模的“红军”运动正适合于这个革命观。中国共产党割据江西和他省一县或数县，成立苏维埃政府和编练红军，然后出征长沙，南昌，以至南京。至于大城市如上海的工人运动则不过尽响应红军的别动队作用罢了。这个“革命”后来自然没有成功，红军长征到陕北去。现在国共再合作之后，人们已不谈革命了，即使暗中还谈革命，那也是割据“边区”，组织“边区政府”，编练八路军和新四军，候机会出征西南，东南，或东北的。广大群众运动仍是被视为响应八路军或新四军的别动队。不幸这个革命观在中国也有历史的类比，除了北伐以外还有辛亥革命，那也不是群众的行动，而是军事的行动。这个错误的革命观何时能抛弃，中国革命就何时有胜利希望。
　　可是我紊乱先后了。以上关于革命过程和革命观所说的话，并非那时(一九二七年底和一九二八年初)我能说出的。我这个见解成立于看到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言论以后，而且好久以后。这是第二次入狱后在狱中思考革命的结果。至于那时，我虽思考着，虽怀疑着，但得不到明白的结论。

　　党内的斗争到了一九二八年春天形势改变而不利于“陈独秀派”。打击是从上海警备司令部来的。江苏省委机关被破获，许多重要的干部被捕，乔年亦在其内。若飞几乎被捕。一群人犯尚在巡捕房时，据说巡捕房索价二万元可以不引渡。中央不肯拿出这笔款，我相信是拿不出这笔款，或者毛子不同意，但若飞大发雷霆，说是中央有意牺牲这批同志，为了便于解决党内纠纷。结果，引渡了。三个人：陈乔年，许白昊，郑覆他，在龙华枪毙，其余的人判了徒刑。这件事情之后不久，罗亦农也被捕，解往龙华枪毙了。
　　此时，中国共产党在准备开第六次大会。大会地点定在苏联。从春天起，各地代表陆续出发了。毛子请独秀去，独秀不去。秋白疏通若飞，希望若飞劝独秀去。若飞说：“我本赞成他去的，后来一想那边正在反对托洛茨基，他去时一定坚持自己的意见，反对国际的意见，那时人家一定为了打击托洛茨基原故来打击他。”秋白说：“不见得，不见得。”若飞的意思是说，若无苏联反对派问题夹杂其中，独秀的意见是有胜利可能的。任弼时也约我在兆丰花园谈话，叫我劝独秀去，我答应转达。彭述之也拒绝邀请。其余的重要领袖都去了，中央只留下李维汉，各地负责的都是些新提拔起来的分子，或无经验，或无能力，于是全党感觉到很大的空虚。我留在国内做老工作，常委开会有时叫我去出席。常委负责的，李维汉以外还有一个香港工人罗登贤，新从广东来。应当有第三个人，但我记不起是谁。讨论的都是些琐碎问题，只有济南五月三日惨案问题有政治意义，此次我也被叫去出席。
　　以党报编辑资格出席常委以外，我以宣传部秘书资格又得了一个新工作，即指导创造社的工作。
　　创造社本是文学的团体，过去只出一些文学的杂志和文学的书籍。这些出版物，我看得很少，偶然看看也不合我的胃口。连写实主义我都认为过时了，何况浪漫主义?我特别不喜欢郭沫若的诗，因为白话中夹杂着文言辞藻。此外，我回国以后完全被革命吸引了去，对于文学不感兴趣。北伐以前，创造社一派文学家与革命无缘，倒是他们的对头，文学研究会里面的人与我们接近，例如沈氏兄弟就是我们的同志。自然，他们不是以文学家资格同我们接近。有一次，雁冰和光赤两人在福生路宣传部房子谈文学。雁冰说了些不满意创造社的话，光赤则替创造社辩护。雁冰走后，光赤说：“他算什么文学家!不过介绍些外国文学罢了!”沈雁冰那时的确只是“外国文学介绍家”。但他是老同志，远在我回国以前，曾担任过上海地委书记。我回国以后，他做商务印书馆支部书记，又做上海国民党工作，很努力而忠实。我曾代表上海区委出席商务支部，有个时候他也在中央宣传部内担任一点工作，我们常常见面，可是从来没有谈过文学问题。武汉失败，他回到上海后，无形中脱离了党。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间，我从武汉回上海不久，在四马路一家绍兴酒馆遇着宋云彬，他就是雁冰一篇写牯岭文章中的“云郎”。我们谈到了雁冰，宋云彬就把他的地址告诉我。几日后，我带了《布尔塞维克》创刊号到窦乐安路景星里或景云里去访他。这是三层楼的房子，他的书室设在第三楼上。他告诉我，回来后已有五十多天没有出大门一步了，因为上海认识的人多，怕麻烦。我问他在家里做什么事情，他说在写小说。他说：“最近出版的《小说月报》里有我的小说，你试猜看那一篇是我写的?”我没有功夫去买《小说月报》来看，因之没有去猜，直至以后好久才知道他用茅盾做笔名，发表他的处女作《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后来我是在单行本形式读了这三部曲。我曾将此次访问沈雁冰事情告知秋白。秋白说《小说月报》上有一个署名丁玲的人写了一篇小说，描写五四运动时候人的心境，写得很逼真，不知是谁?那时我对于文学如此无兴趣，竟懒得去读这篇小说。以后好久，我才知道丁玲就是曾经追求过秋白的蒋冰之。那日沈雁冰还是同我谈政治，他不满意于八七会议以后的路线，他反对各地农村进行暴动。他说一地暴动失败后，即使以后有革命形势农民也不肯参加暴动的。这是第一次，我听到一个同志明白反对中央新路线。他这反对暴动意见后来写在他的《从牯岭到东京》文章中。李立三当权时代，党所指导的文学刊物都攻击他，中央而且训令日本支部不认他做同志。一九二九年，我遇着杨贤江，他刚从日本回来，问起雁冰时，贤江竟视他同敌人一般。
　　但这是以后的事。现在回头再说创造社。北伐出师，郭沫若不知如何做了总政治部副主任，于是这些浪漫主义文学家，向来不过问政治的，也谈起革命来了。一九二七年底或一九二八年初，《创造》之外还出了一个新杂志，一种月刊，我不记得名称①。这是谈马克思主义的杂志，写稿的都是些不见经传的人，创造社的人，如成仿吾，不过写了卷头语一类的东西。里面的文章，我不很看得懂，勉强看一二页就要头痛起来，因为句子长而复杂，文法和术语都很特别。宣传部其他的人看了，也与我有同感。我们的结论是：这些人都是初从日本回国的学生，日文也许很好，但中文尚未曾写通顺。我们当时决料不到这种佶屈聱牙的文体会在中国流行起来，成为此后五年间时髦文体，为青年人竭力模仿的，直至需要“大众语”运动来纠正它。

　　① 此杂志名《文化批判》。——编者

　　可是这新杂志里面有反对鲁迅和蒋光赤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觉得这反对很有理由。
　　鲁迅对于此次革命采取一种旁观的冷笑的态度。后来的人替他辩护，说他比谁都早公开讥刺广州国民政府的反动倾向。其实，他讥刺的不仅是国民党的反动倾向，而且是整个革命。蒋光赤则回国后抛弃严肃的党内工作，而挂着“革命文学家”招牌，引起一般同志的反感。那时他创立了“太阳社”，办了《太阳》杂志和书店，借了党的权威做护符，在他底下，杨邮人和钱杏村二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世界文学二方面，比他懂得更少。无疑创造社的人是比他们多懂得一点。
　　秋白临出国前二三星期，曾在编辑委员会开会时告诉我们，说创造社请求我们中央派人去指导。他说，郭沫若同我们有关系，在上海时常同恩来见面；那批日本留学生回国，沫若本劝他们同党合作，不必另办刊物；现在我们有两个同志在创造社里面：李民治和欧阳继修，前者本是郭沫若的秘书，后者则是上海大学学生，这两人另办一个小型刊物。会议结果推举我去指导。我拒绝了，而推举秋白自去。我是如此不习惯于同党外的人办交涉，尤其同文学家办交涉。秋白以即将出国为理由来推辞。我只好应承下来了。但我一直延宕着，没有去做，直至四月底或五月初，江苏省委催了几次，才同他们约定一个时间见面。
　　临去一天早晨，我接到一封短信，称我“同志”请我去创造社时先到他家，施高塔路十二号，谈谈。这信写得很随便，好像写给多年老友一般。我看信后署名：“独清”。王独清，我知道这个名字，虽然未曾见过面，也没有间接的关系。但我没有先到他家里去；是为了同李民治约好时间呢，还是为了别的缘故，我直接到永安里去，在那里会见了十几个人，都是第一次会面的，连李民治(即一氓)和欧阳继修(即华汉)也是第一次会面的。创造社的人有成仿吾，郑伯奇，张资平，彭康，李初梨，朱镜我，冯乃超，李铁声。成仿吾仿佛是他们的代言人，说几句欢迎话，替全体的人做介绍。接着，他说，他们设立了一个研究会或讨论会，讨论种种问题，希望我去指导他们。我谦虚一番，结果不能不说几句。我根据第三国际几次通告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结构以及革命的性质和前途。这篇讲话是国际路线的，因之是斯大林主义的。我只能代表党的正式意见去同党外人说话。说完了，我请他们讨论。李初梨第一个站起来，说我今天的话，他以前未曾听人说过；他一向只懂得一点抽象理论，对于中国革命问题如此明白的解释，是今天第一次听到，心里非常感激。这显然是客套话。其他的人则限于提出几个不相干的问题。
　　这个会开得如此有礼貌，是我几年来参加党内种种会议所未曾遇见的。一九二六年有一次，国民党在闸北开会，曾请我去演说，柳亚子做招待，也很客气，但演说完后台下未曾有人说话。我这日在创造社的感想是：我没有来，他们一定先分配了职务，成仿吾和李初梨的语是预先想好的，为了取悦于共产党。他们欢迎我，只为的欢迎党。这个感想，我一直保留着直至两年以前。两年以前，一个偶然机会，我遇着苏州高君，他曾在苏州反省院，与李初梨一处。有一天，反省院当局召集全体犯人开会，叫一些反省期将满的犯人登台演说，以决定去留。有的人说了些无耻的话，惟李初梨侃侃而谈。李初梨说，他从日本回来本是空泛研究社会科学的，在上海遇见中国共产党中央派来创造社的一个人(他说，他忘记了这个人姓名)谈了一次话，才坚决走到马克思主义来。说到此时，反省院当局就叫人把他扶下台来了，因为他的感情十分激动。高君十分钦佩李初梨，可是他说的这个故事，感动了我。假如李初梨说的这个人是我，那么他那天在北四川路永安里说的几句话，就是从心坎里说出来的，并不是普通应酬话的。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党外人本来看不到国际通告，过去内部的理论争论，虽然印成小册子在汉口公开发行，他们也未必见到。以后，我才送秋白和述之两人著的书到创造社去。这两副纸版都是从汉口带来的，秋白的书在上海再版，述之的书在上海印的只能算初版，因为武汉时排好尚未印。我不主张印述之的书，但秋白看了纸版，发现其中有许多机会主义，极力主张印出，为了便于继续打击述之。
　　从永安里出来，我一个人到施高塔路去。入门，一个胖子从床上起来，拖着拖鞋，迎接我，向我投射疑问的眼光。我报了姓名，于是一阵热烈的握手，我们立即成了老朋友。这个创造社人物穿的是很随便的中装，其他的人物则是很整齐的西装，他高谈阔论没有拘束，他们则很矜持而有绅士气。不仅初见面如此，后来熟了也是有这个分别的。
　　王独清在他的家里等我，以致没有到永安里去；他听我说已经去过那边，颇有一点失望。他说：他有好多话要同我说。我们先闲谈法国的事情，谈蒙达尔，谈共同认识的朋友，谈他的爱人吴若膺，——吴虞的女儿。可是，成仿吾和张资平两人走了来，无疑是为了告诉独清以今天开会经过的。我稍坐一下就告别了。
　　以后，每隔两星期，我到永安里一次，没有人缺席，王独清也来了，每次讨论一个问题，大家发表意见，互相辩论，最后由我做结论，而这结论都成了确定不移的。我明白，这是一种仪式，为了表示创造社愿意受党领导罢了，并非真正的讨论会或研究会。我渐渐失了兴趣。会开至七月底，我奉常委命令去巡视福建工作时为止。我不在上海，这个研究会或讨论会就不举行，——这点也是证据，证明我猜想的不错。
　　有一次去访王独清，他请我到新雅喝咖啡，那时新雅在北四川路虬江路口，才开张不久。他把创造社内幕告诉我。他说：“创造社的人可以分做二部分：一部分是‘已成作家’，如沫若，仿吾，资平，伯奇和我；一部分是‘未成作家’，如彭康，李初梨，等等。这两部分人以外，还有一些‘小伙计’，如仿吾的侄子成绍宗，以及邱韵铎，龚冰庐等，他们有时也写文章。创造社中有的人有野心，要拿创造社这个组织，以对等资格，同共产党说话。资平是第三党人物，根本不可靠。伯奇是个小政客。那些未成作家方面，大多是新从学校出来的，都很纯洁，其中只有个别人颇有野心，我们须用力量去克服他。”
　　我去时，创造社已经停止攻击鲁迅了，我去后未曾讨论过鲁迅问题。也未曾讨论太阳社问题，但蒋光赤和钱杏邮二人仍向我控告创造社，指出刊物上批评太阳社文章的几点错误。例如，中国第一个提出“革命文学”的是蒋光赤，创造社刊物则说是郭沫若；又如《太阳》上有一篇文章说：“知识生于经验”，创造社刊物则指为“唯心论错误”之类。我不记得怎样回答他们。但调停创造社内部冲突，则比调停创造社和太阳社更费力些。仿吾出国了，资平无形脱离，剩下独清和伯奇二人极不相容，但那些未成作家又共同反对这二个已成作家。闹的都是个人琐细问题。李民治和欧阳继修两人不知何故认为有由我出头干涉的必要。以我的名义和宣传部的经费，李民治在他家里叫了一桌川菜请他们，席间说起他们内部的意见，请他们公开提出来互相解释一下。可是王独清不愿意，他说：“我们同夫妻吵架一般，上半夜吵，下半夜好，不值得讨论的。”别的人则一件件说出来了，大家解释了误会，尽欢而散。这个和解筵席，是否有真实效力，我不得而知。每次开会后，独清总是拉我到他家里去，或者上咖啡馆，有时还上酒馆或跳舞场，因此显得我同独清特别接近，伯奇大不高兴，其他的人则说我“受了包围”。由我的关系，独清遂和汪泽楷往来，他们二人本在法国认识；汪泽楷介绍他去见彭述之和李季，他在述之家中遇见独秀，由此结合了这方面的友谊，而促成这位创造社已成作家走到托洛茨基主义来，无论受如何打击和诱惑都坚定不移直至于死。
　　王独清那本有名的写广州暴动的长诗，就是在我认识他以后写的。他拿草稿给我看，问我用什么书名好，我给他题了“11Dec．”。
　　我一向是把这些作家看作同路人，并未计划拉他们入党。六次大会后，蔡和森当宣传部长时，创造社党团开会请他出席，他表示同我一般的意见。他称他们为“德谟克拉西”。可是李立三继他后任和我脱离宣传部以后，不知何时，这些未成作家一个个入党了。一般说来，他们并不辜负他们的任务，上面已经说过李初梨在狱中的坚定。我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时，朱镜我恰巧关在我的隔壁囚室，我们二人日日见面，议论虽不合，亦无恶感。出狱后，他在新四军中；那年皖南事变，据说他为避免做俘虏命运拿起手枪自杀(一说从担架上滚下深谷自杀)。彭康为一件恐怖案入狱，起初关在西牢，我在南京狱内看到苏州反省院刊物中有他写的一篇研究《老子》的文章，其中说老子学说合于陈立夫的“唯生论”。中国共产党如果不重视同志在反省院写的文章，那么他出狱后仍可算为一个好同志的。

　　广州暴动失败后，“革命高涨”信念似乎有点动摇了。一九二八年二月间，斯大林，布哈林，向忠发，李震瀛四人在莫斯科签名，发表一篇简短的宣言，其中已不很乐观。代表们出国以后，李震瀛回到上海来，他特别找我去谈话，送我一本法文《欧洲年鉴》。我问起他签署的那篇宣言，以及国际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意见。他说，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尚未回到高潮，但已过了最低潮，现在开始上升。说时，他伸开左手拇指和食指成一V字形，拿右手食指指给我看。他说：“斯大林同志说的，革命已不在这里了(说时，他指着V字形的尖端)，而是过了这里向上升(说时，他又指着左手食指上离V字形尖端半寸处)。”我不记得斯大林或国际其他同志曾于何时说过中国革命到了V字形尖端。我只记得过去所见通告都是说革命向上高涨的。难道说通告上不许说革命下降的话么?即使不得不承认过去革命下降的，也仍必须补充一句“现在已开始上升”的话么?我曾于广州暴动时唤起一点幻想，过后就不相信什么“高涨”鬼话，听到别人说“高涨”时，每次都要厌恶，——但我并未能由此做出什么有系统的结论。代表们出国后，不仅对外的斗争沉寂无闻，连内部生活也是奄奄一息的。七月间，李维汉派我去福建整理工作，因为有一个省委委员反动，投降漳州小军阀张贞，以致党组织陷于混乱。
　　我从上海乘船到了厦门。记得九年前，我从厦门乘船出发，经过欧陆诸国，最后坐西比利亚火车到海参崴，由海参崴乘船到上海。环绕欧亚大陆一周，只差上海和厦门间一段路程未曾走过。如今填补这个缺陷了。闽西数县那时正在暴动，厦门报纸连日有暴动消息。但省委和暴动区域失去了联络，在厦门，漳州一带无事可做，福州更无工作。我到那里召集了全省代表大会(但暴动区没有代表来)，鼓励了若干消极的同志，选举了新的省委委员，巡视了外县农村工作。直至九月，我才回到上海。到上海第二日，报纸上即登载厦门破获共产党机关消息。住在接头处的几个华侨学生被捕，外县也破获一个机关。但敌人主要目的未曾达到：中央巡视员已离开厦门了。中央各机关不知道我回来的人，看见了报，都在为我恐慌。
　　此时中央热闹起来了。在苏联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已经选出新的中央，那些常务委员也已经回到上海了。
　　我在大风雨中回到愚园路房子来，上楼，静和我相抱，喜极而哭。新婚后，这是第一次离别，四十余日的离别。静告诉我，新的宣传部长蔡和森已经来过了。总书记是向忠发，李维汉落了选，连候补委员都得不着，正在办交代。秋白，国焘，若飞三人扣留在莫斯科，不放回来。李立三以候补委员资格回来，为了正式委员中有人出缺，递补上去。新中央开会已经决议仍任我做党报主编兼宣传部秘书。
　　我听到这个消息，颇不快活。此次，我没有兴趣又在蔡和森手下做工作。他的武汉作为和他的《机会主义史》引起我的鄙视。现在难道找不到别人做他的秘书么?我向向忠发报告了福建巡视工作以后，就提出辞去新任秘书之职。人家不许我辞职。
　　汪泽楷也回国了，他来找我，告诉我六次大会种种故事。“陈独秀派”团结于王若飞周围，成为大会反对派的核心，他们和其他反对中央的各派联合起来给中央以打击。秋白受了打击不得回国，李维汉受了打击不能当选，李立三受了打击几乎不能当选。李维汉完全是被何资深打下去的。
　　云南代表王懋廷来找我，他是静的同乡，以前我未曾见过他。他交给我一封药水写的秘密信，又告诉我写信用的药水和洗信用的药水。我到药房配了药水来，把信洗出，原来是若飞写给独秀的长信，报告他关于第六次大会经过。若飞此信本来写成公开的信，交给新中央送给独秀的。但因信内对于某些领袖有不恭敬的话或为了别的原故，中央收下来，不肯送递；若飞明白信转不到，才将这封信写成秘密形式，托王懋廷交给我转。王懋廷和我们这些“陈独秀派”本无渊源，他是从自己工作经验而成为当时中央反对派的。他在思想理论方面比较当时的所谓“陈独秀派”还更进步些，据说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上，或第三国际大会中国代表团会议上，总之是那时莫斯科开的一次会议上，他曾公然要求讨论托洛茨基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许多代表，无论是中央派的，或反对派的，回国后私人谈话中都说起这件事情，拿来作为托洛茨基派在苏联活动的证据。“连中国代表也受影响哩!”但王懋廷为了同“陈独秀派”没有渊源原故，未被扣留在莫斯科，如王若飞，刘伯坚等，回国后也未曾受处罚，如汪泽楷，任旭，何资深等，——他仍回云南省委书记原任。也许他正为了同受压迫的“陈独秀派”没有渊源原故，才敢在莫斯科公开说话罢?王懋廷回去云南工作不到一年，就被龙云捕去枪毙了。
　　新中央不许我辞职，但实际上我没有做工作，党报和宣传部，自从我去福建后就在停顿中。我不知道这个僵局将如何打开。可是出人意外，我从福建回来没有多久，似乎不到一个月，蔡和森就倒了。北方同志在大会以后才向新中央控告他在大会以前种种罪状。我不记得这些罪状，因为在这党内斗争风潮中一个同志被控告的罪状并不引起我的兴趣。新中央根据这些罪状查办他，革除他的常委资格，因此他自然而然不能继续做宣传部长了。
　　新任宣传部长是李立三。推翻蔡和森时，他有重要作用。他是大会选出的候补委员，似乎是未了一个候补委员，但选出的中央委员有好多已经死了，或反动了，或消极了，或受处罚了，他一步步递补上去做了正式委员，现在又加入常委，而且担任宣传部长。第一次来宣传部开会时，他演说：“我们的党缺少一个理论中心和政治中心。”言下，大有自己将成为这个中心之意。我暗笑。但我笑错了的。从此开始一个时期内，李立三果然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中心和政治中心”。罗绮园问他关于六次大会上内部斗争的事情。他报告了一点，结论是：一些反对派都不是在原则立场上结合起来的，没有原则结合的党派决不会长久存在。会开完时候，我又提出辞职，他哈哈大笑，就把别的话岔开了。在他催促之下，《布尔塞维克》又出了几期。
　　在莫斯科的党内斗争回到中国来继续发展。陈独秀本人仍旧站在这个斗争圈子之外。汪泽楷向他报告了第六次大会经过以后，请他积极行动起来。他说：“我不来，我要来时就另外创立一个新党。”汪泽楷向我转述这话，摇摇头。我们当时认为在旧党内为争夺领导权而斗争是应当的，但另外创立一个新党则是大逆不道。陈独秀自从武汉退出领导机关以来，就未曾为了恢复他的地位而斗争，未曾团结一部分干部同志在他周围。他甚至反对若飞和乔年的活动。到上海后，他专心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除他以外没有一个同志对此问题有兴趣。有人去找他，说了几句话后，他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遇见湖北人时，他问这几个字湖北音怎样读，遇见广东人时又问那几个字广东音怎样读。为了研究江浙读音，他还请我带他到沈雁冰家里去。我们对于他这个文字工作有种种猜想。尹宽认为他这事情同《汉书》里的曹参为相一般，人家去见曹参有所建议时，曹参总是醉人以酒，以堵塞建议者之口。总之，当时没有人相信他认真重视这个文字工作的。但我知道，他在这方面确实用了许多工夫。一年多后，他写成了一本书，其中创立了三十多个中文字母，大多数是罗马字母，有几个是希腊字母，还有一个和二个是他新造的字母。拼音规则颇复杂。分成北京语，吴语，粤语，闽语四种方言。这稿子写好，交付于他的几位北大老友，语言学专家赵元任似乎见过这书。如果不毁于“一二八”炮火，这部稿子定是存在的。我们从他过去著的《字义类例》和入狱后写的关于文字学的文章，可知他对于文字学本有兴趣。这汉字拼音工作，本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进一步展开。
　　陈独秀的文字学即使不是曹参的酒，但他的站在党内斗争圈子外的态度仍是需要解释的。他的敌人说他为了骄傲，轻视他们，不屑与他们斗争。若飞从莫斯科写给他的长信中曾告诉他以敌人这个认识。彭述之说他保持“东方人的政治道德”，不合于近代斗争之用。我试来解释一下。我认为他自知反对他的是莫斯科，而不是中国那些领袖；他相信莫斯科是真诚革命的，虽然对于中国问题认识错误，将来在事实证明之下，仍能觉悟而接受他的主张。他并不把若飞等人看做“他的”群众，他认为一切党员都是他的群众，连秋白自己也是的。为此原故，他于研究文字学余暇，只限于为某一特定问题贡献一点意见，而不肯组织一种反对势力。
　　在他这种态度之下，所谓“陈独秀派”的活动必然是要失败的。若如李立三一般说的，若飞团结的一部分人仅是个人团结，而没有原则的基础，——那也是不对的。仔细研究起来，当时这一派与其他小派别不同，他们不是纯粹出于个人结合，而是有一种原则，从实际工作中感觉得来的，或从陈独秀谈话里启示出来的原则(主要是认为革命在退潮中，不是在进潮中)，——模糊的原则，没有人明白提出来，也没有人敢彻底思想下去。这是一个有原则的派别，不仅从这些人后来差不多全体参加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可以证明，而且表现在有名的“江苏省委议决案”里面。这个“议决案”，是若飞未出国去参加大会以前起草的，但以项英为首的江苏省委另一派并未正式通过，不知何故莫斯科中山大学把它译成俄文当作中国问题材料发表了。托洛茨基看见了很高兴，特别为了它写了一篇文章，认为它暗合于左派反对派的主张。可是这一派有个根本错误，即是把斗争限制在第三国际法律(Legalite（两个e都是二声丿）)许可的范围之内，以中国若干领袖为对象，而不以斯大林和布哈林为对象，反而思量借斯大林和布哈林力量去打击中国领袖。这打击也相当成功，秋白和维汉都倒了。但继他们起来的，是比他们更坏的敌人：李立三。
　　若飞没有回国，过去江苏省委反对中央的倾向遂为项英利用去。项英是李立三的竞争者，他的对头。一九二四年，我初回国时，上海微弱的工人运动就是他们二人分别领导的。一个负沪东责任，一个负沪西责任，二人比赛谁的成绩好，结果立三成绩更好些。现在立三做了全党“理论和政治中心”，项英首先不服。他不知担负一个什么职务，大约是负全国总工会的工作，但他的力量在江苏省委，大会以前他似乎是省委书记。新省委书记李富春，省委委员何孟雄拥护他，但蔡振德和马玉夫(即马禹敷)保存过去王若飞的传统。他们团结一致反对李立三中央。斗争结果，江苏省委宣布“独立”。江苏经费有独立的来源，无需依靠中央接济；江苏又能单独与外省通信，有希望某几省起来响应。声势非常浩大，但不多几日就烟消云散了。周恩来召集外省在上海的代表开会，保证了外省的忠实。向忠发，李立三等又威吓项英，指项英为唆使人，虽然项英自己并未露面。项英经不起威吓，屈服了。解铃还是系铃人，结果江苏省委恢复原状，除了蔡振德和马玉夫二人退出。正当风潮开始时，何孟雄日日问蔡振德：“超麟为什么还不来?”蔡振德不知怎样告诉他，我是与江苏省委一致的。李富春自己到我家里来找我，那时我已经辞去了中央宣传部工作，而且把愚园路房子顶掉，搬到李民治家里去住。富春要我去帮忙，允许给我做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他要我帮忙，并不令我惊讶，因为我的怠工和赌气是好多人知道的；但这“交换条件”则令我惊讶。富春这个手段也许是做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时候学来的。但我还是去“帮忙”。我在蔡振德家里，同彭述之，刘伯庄，汪泽楷三人帮助江苏省委写了几篇宣言和议决案，可是没有一篇采用，因为都是超过了项英，李富春，何孟雄等人的政治界限以外的。
　　这是一九二九年一月或二月间的事情。那时我早已离开宣传部了。起初，李立三上任后，我第一次辞职未准；第二次辞职，他说没有人接替，须待有适当的人时再来考虑；第三次辞职，他仍不准，但几日后他派了从莫斯科新回国的学生潘文育来宣传部，要我派给工作。我明白他已经找到“适当的人”了，于是坚决辞职，得到了允准。他们没有派我新的工作，但允许我们夫妇去莫斯科读书。我和静先搬在李民治家里住，从那里再搬到蔡振德家里去。蔡振德坚邀我们去，李民治和潘汉年则挽留我们。我住的本是潘汉年夫妇的房间，是暂时借住性质，因为这两夫妇回宜兴去。他们回来时，不要我搬家，而住在李民治楼下大房间去，我不自安，但主要是为了政治倾向原故，终于搬到施高塔路恒丰里延年被捕的屋子隔壁三层楼上。那里二层楼住着蔡振德夫妇，亭子间住着何资深的爱人张以森和他的女儿，此时刚出世不久，尚没有名字。
　　三月十八日，我们在这屋子里被捕。

第一次入狱

　　一九二二年夏天，在蒙达尔森林中，薛世纶征求我同意参加发起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时，我是迟疑了一下才表示同意的。这迟疑并无关于思想和认识。我的共产主义那时已经成熟了。但从思想走到行动这个关头，需要下决心，需要有不惜入狱，受刑，被枪毙的决心。
　　在中国，为共产主义运动人狱的，陈独秀是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成立，他就任了总书记之后不久，就在上海法租界被巡捕房捕去，关了好几天才放出来，而且永远驱逐出法租界。在他自己，这是第二次或第三次入狱了，不过为了共产主义入狱是第一次。
　　除此次以外，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至“二七”，是否有党员入狱或死难，我不知道。“二七”是轩然大波。除当场中枪死的党员和群众及被处死刑的林祥谦和施洋不算，中国共产党员被捕入狱的，在汉口有刘芬，许白昊诸人；在长辛店有史文彬，吴雨铭诸人；在上海有李启汉，韩白骅诸人。汉口和长辛店被捕的，直接与铁路罢工有关；上海被捕的则是间接的关系：李启汉负工人运动责任，韩白骅是《向导周报》发行人。一九二四年春天，张国焘和杨志烈两夫妇在北京被捕。这个消息传到莫斯科后，我们更加痛切感到迫害，因为几个月前国焘曾在这里东方大学对我们演说。那时谣传这两夫妇受了严刑，且说国焘折断了一条臂膀。冯玉祥“倒戈”之后，两夫妇释放出来，次年春天来上海，我问国焘狱中受刑经过，他说并未受刑。
　　“倒戈”之后，共产党在全国各地似乎没有遇着迫害，直至五卅前后。顾正红是不是共产党员，我不知道。但为赴顾正红追悼会在戈登路被捕的韩步先，朱义权等四个上大学生则都是共产党员。四人定于五月三十日在会审公堂审判，这就是五卅演讲和继起的屠杀的一个原因。在讲演时被捕的学生，列为第一名被告受审的瞿景白，秋白的一个弟弟，是共产党员。在屠杀时当场死去的何秉彝是共产党员。二人都是上海大学学生。
　　五卅高潮中，与上海总工会同时也成立了“国际革命者救济会”(M．O．P．R．)的中国支部。为采取一个通俗的名称，陈独秀便定名为“济难会”。这是一个公开的组织，经费很充裕，负责的同志都做绅士打扮，以便于向那些高等华人交际和募捐。事实上也是一个宣传机关。济难会初成立时，没有什么入狱的或死难的革命者待它救济的，因为中国政府和租界当局一般不敢动手，或不知道怎样去动手。复工后、退潮期间，流氓曾来捣毁总工会，常玉清诸徒弟曾将李立三绑到常玉清那里去，强迫承认什么条件，最后北京政府命令封闭总工会和通缉它的委员长李立三。但李立三逃脱了。济难会救济的第一个革命者，是刘华，一个四川人，很好的青年，在上海大学或附中读书，受李立三指导，在小沙渡做工人运动。五卅前后，小沙渡无数次罢工之中没有一次与他无关的。他成为公开的工人领袖。中外资本家恨他刺骨。孙传芳到上海后，他害了一场大病，一个多月没有活动，而且表现消极。病后有一天在公共租界电车上被捕房密探认出了，立即被捕，路过四马路，有几个工人看见他，而且同他说了几句话。不久，他解到龙华去。以后就听说他在狱中被孙传芳秘密枪毙了。据说孙传芳在总商会某次宴会中，有几个资本家向他诉说刘华如何“可恶”，请他枪毙的。我在《向导》上写了一篇文章追悼他。上海暴动成功后，总工会曾公开登报寻觅刘华遗体，似乎未曾寻到。第二个受救济的是周水平。周水平不是共产党员，他是无政府主义者，一个人在江阴鼓动农民反对地主，结果被当地豪绅勾结军阀把他捕去枪毙了。济难会为了表示不是共产党机关，也救济了这个死难的革命者。
　　说到江阴，已经走出上海了。从五卅屠杀直至暴动时期，共产党员除了刘华以外似乎没有别人受迫害的。但其他地方就不能这样说。差不多与五卅屠杀同时，青岛也发生了屠杀，可惜为上海大潮所淹没了，知道青岛屠杀的人比较少。这运动也是共产党领导的，负责的人是与我同在蒙达尔工厂做工的李慰农。七月间，李慰农终于被张宗昌捕去枪毙了。
　　为了抗议五卅屠杀，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同国内各地一般，也发起一个运动，他们用传统方法，包围公使馆，强迫陈篆签字在什么文件之上，结果法国警察来驱散了，领导者任卓宣，中国共产党旅法支部书记，被捕，判决了一年徒刑，确实在有名的Sante（e上二声丿）狱中监禁了几个月。
　　“三一八”当场中枪死的人比“五卅”那天死的更多了。死者之中有许多共产党员，但没有我认识的人，乔年在纷乱中胸前挨了一刺刀。屠杀之后，段祺瑞还公布了一个通缉名单，其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最重要的是李大钊。许多人离开北京到南方来了。
　　北京屠杀之后二日，广州也出了乱子。蒋介石派兵包围俄国顾问团，逮捕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逮捕或软禁黄埔学校里和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此次虽然未曾杀死一个人，虽然除李之龙外其他中国的和俄国的革命者不久都恢复自由，李之龙最后也释放了，但是在迫害革命的意义上说，“三月二十日”是比“三一八”更加重要的。后来的白色恐怖并非出自段祺瑞，而是出自蒋介石。
　　五卅以后，北伐以前，湖南发生过二次屠杀：水口山和安源。水口山死者不知是否同志，安源工人俱乐部主席，被枪毙了的，确实是同志。
　　在此时期中，北方，保定组织被破获，被捕了许多同志，大多是男女学生。负责人高风，为了免除其他同志罪名，便把一切责任都认在自己身上了，结果牺牲了他一个人。
　　北伐军兴，阵亡的同志一定不少，但没有我认识的人。袁庆云随军出发，死于郴州，但他是害虎列拉死的。武昌，一个繁盛的丁字街头，竖立一个纪念碑，我到那里时碑还是新的。湖北省委机关中人告诉我说：这是纪念围城时被北军杀死的某个同志。
　　但从此以后共产党员牺牲的就渐渐加多了。我们回到上海来罢。当共产党准备上海暴动时候，罗亦农，赵世炎，何今亮三人有一次闲谈说：暴动成功，我们三人不会完全平安无事的，但不知哪个先牺牲?第一次暴动时，我们的同志死了奚佐尧，陶静轩若干人。报纸详细登载他们被捕，审判和枪毙的经过。他们都承认是国民党员。秋白看了报后，向我表示他的感慨。他说：“俄国同志当初受刑时还能慷慨承认自己是布尔塞维克，中国同志则连这个权利也没有!”秋白不知从这个感慨做出什么结论没有?能彻底思想的人，当时应当做出如下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必须脱离国民党而独立起来，必须以自己的面目对着群众。
　　第二次暴动时，上海司令李宝章派大刀队巡行街道，遇着发传单的或喊口号的人立即斩杀。死”了好多的人，我不知道其中有几个共产党员。除了大刀队以外，警察和包探还逮捕许多有嫌疑的人或示威运动时常露面的人，其中有好多是上海大学学生。这些被捕的人大多判决徒刑，监禁在漕河泾监狱，暴动成功后总工会纠察队派了一队人去迎接出来。
　　第三次暴动，在巷战中阵亡的同志，我都不认识。暴动成功，纠察队逮捕了几个特别出力的警官和包探，结果不知如何处置。可是此时，我们已经感到新的威胁了。占据上海及江浙一带的是蒋介石属下的第一军，但是蒋介石一路来的反动事迹，我们已有所闻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被他捕去枪毙，九江总工会被他买通流氓捣毁。难道我们的盟友蒋介石将代替我们的敌人孙传芳和张宗昌来迫害我们么?
　　四月十二日果然发生了事情。头一日晚上，何今亮又去访杜月笙。据说杜月笙曾在电话中叫何今亮不要去，但他还是去了。暴动前后，杜月笙一派青帮通过纽永建与我们合作。第二次暴动时，我们在法租界设了指挥暴动机关，就是依赖杜月笙保护的。何今亮是我们同志中与杜月笙接头者之一。他假名汪寿华，身份是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四月十一日晚上他坐了汽车到杜月笙那里去，从此不再回来了。次日据汽车夫报告，他被扣留，而且被杀。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死的。最近，友人谢澹如读了我这个回忆录，托人告诉我他所知道的汪寿华死难经过。据他说，汪寿华被扣留，而且解往新设的公安局去。公安局怕负责任，不敢拘押他。夜里，放他出来，故意把路灯熄灭，埋伏了人在后来的蓬莱市场近旁，俟他走近来时，开枪打他，他带了枪伤倒毙在谢澹如亲戚家的后门口。这故事是很可信的，因为当时别处也曾采取这种杀人手段。
　　在缴械时纠察队阵亡的，以及示威游行时群众被屠杀的，姑且不去说它。我们只说以后的白色恐怖。施行恐怖的机关是龙华司令部，施行的人是侦缉队长杨虎和政治部主任陈群。杨虎和陈群两个名字当时是联在一起说的，以致成了“养虎成群”，一句象征着恐怖的话。但主持缴械的是周凤岐属下的第二十六军，他们要的是枪械，不一定要杀人。所以缴械时我们的同志被捕去的，都没有死。王一飞指挥南市纠察队，缴了械后被捕了。一个军官问了他几句话，就放他走。他冒充上海大学学生。他若落在杨虎手里就没有命了。被龙华司令部捕去的起初是那些做公开工作的同志，不仅在上海做工作的，而且在别处做工作逃来上海的。死的人很多，但我认识的人则不多。上海大学学生何洛和他的爱人刘尊一被捕了。男的是民选上海市政府委员，而且兼什么局局长，女的则是上海妇女协会负责人之一。刘尊一，北京某大学学生，一个四川姑娘，与赵世炎的二个姊妹和其他的女学生结拜“十姊妹”，相约不嫁。此时其中已有过半数背约了，刘尊一是“十姊妹”中最漂亮的，也已有了爱人。现在，她和她的爱人在等待着死刑。可是，司令白崇禧的另一个政治部主任潘宜之爱上了她，杀了何洛而娶了她。“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她的同乡欧阳继修常念这二句旧诗，欧阳继修曾有一本长篇小说写这件事情，但我未曾读过。
　　这一批被杀的人，我认识的还有宣中华和安体诚，两人都是从杭州逃到上海被捕的。宣中华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员，安体诚是杭州法政专门学校教授，都是杭州有名的共产党员。在杭州被捕被杀的还有好多人，但我不知道。
　　与上海同时，南京也实行屠杀。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共产党员占绝对多数，全体被捕了，公安局不敢拘押他们，放他们出去，但埋伏了打手在街上，开枪杀死他们。其中我认识的有主任委员侯绍裘，他本是上海大学附中校长，在上海时与秋白同住在菜市路；有谢文锦，莫斯科东方大学学生；有张应春，妇女部长，柳亚子的朋友，柳亚子有许多文章纪念她。一九二六年间，她在上海，为妇女运动常到中央宣传部来找陈碧兰，因此与我相当熟。
　　“四一二”恐怖，死的人很多，蒋介石军事系统下各地都有牺牲者。一九二八年我去巡视福建工作时，厦门的同志都向我称道一个同志，厦门大学学生，死难者之一。一九四0年我回上海途中路过宁波时，看见宁波中山公园进门一座石碑，上面刻着国民党“四一二”屠杀宁波共产党员的“功绩”。需要未来的历史家来详细记载此次恐怖，我所知的是很有限的!
　　在广州的恐怖称为“四一五”，即比上海迟三日。那里的事情我更加不知道。全国总工会内的李启汉被杀了。黄埔学校中死难的，我认识的有熊雄和萧楚女。但我特别怀念一个姓陈的青年，他是我的小同乡，当我去法国时，他在漳州师范一年级读书，当我在上海大学教书时他从家乡写信给我，讨论革命问题。以后，他去广州，我介绍他去找陈延年，结果进了黄埔军官学校。他也死在这次恐怖中。据说，他四一五被捕，拘押在集中营里，以后才被杀的。
　　此时前后，张作霖也在北京与国民党竞赛恐怖了。在苏联大使馆被捕的人中，我认识李大钊，范鸿劫，李季达，谢陈常。李秀达是我的莫斯科同学，回来在天津做了很久工作；谢陈常曾与我同在蒙达尔做工。他们的死是张国焘在第五次大会上宣布出来的，大会为他们静默几分钟志哀。关于他们的事情，报纸登载得很多。
　　我到汉口后，上海的恐怖又踏进了新的阶段。陈延年被捕了!上海报纸登载老狗吴稚晖致杨虎的贺电。老狗电中说：捕得小陈比捕得大陈更加有意义，因为在共产党内小陈比大陈更加重要。老狗仇恨陈延年，是有原因的。陈延年过去与他同属于无政府主义，可是“少年共产党”发起时，延年抛弃无政府主义走到共产主义来了。在法国的中国共产主义者是吴老狗的死对头，他的假面具就是给我们揭下来的。延年被捕消息震动了全党。因为他是广东党内负责人，他初到广东时那里只有几十个同志，不到三年发展上万，工作的发展更不用说。全党对他有很大的希望，有人说国际要他代替他的父亲为全国领袖。又因为过去的恐怖只限于牺牲那些做国民党工作的人，或做其他公开工作的人，如今进一步要牺牲党内重要组织的负责同志了。我不知道延年死难经过。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罗亦农在上海公馆里请吃饭，席散后，苏兆征，王若飞和我三人尚在斗酒。苏兆征已经醉了，不知怎样提起延年，他大声哭起来。他说，他的眼泪只好流入肚里去。
　　不记得那一日，总之是国民党也在武汉宣布反共之后，罗亦农代替张太雷做湖北省委书记时候。亦农和我在浴堂洗澡，我们无意中谈起赵世炎的皮肤病。亦农忽然用俄语同我说：“радин арестоъан！”(辣丁被捕了!)我吓了一跳。辣丁是世炎的俄文名字。当时党内对世炎被捕消息保持秘密。同志间偶然知道这消息时，问负责人，负责人都否认，或者说：“不错，上海又有一批同志被捕了，其中有个工人同志自称是赵世炎，为了欺骗杨虎，以便世炎脱逃。”这秘密是表示我们在上海正设法用贿赂或其他手段营救世炎。延年死后，我们的党不能再有这个损失了。党内的人知道陈延年的多，除北京和上海同志以外很少知道赵世炎的，这两地同志也不很知道赵世炎的重要。延年和世炎各有所长，假使两人交换了工作，不知道成绩怎样?延年不是广大群众领袖人才，他所长在于运筹帷幄，指挥同志工作。世炎是群众领袖，运筹帷幄能力，我看，并不下于延年。这两个同志又是十分纯洁的，俭朴的，毫无个人野心，绝不似罗亦农和彭述之，又极能取得同志信仰。我未曾听见人对这两个同志有不满意的表示。他们死后，中国共产党进入了党内斗争时期，这斗争结果至于分裂。延年和世炎如果不死，不知道怎样?这分裂自然是客观上不可避免的，可是斗争和分裂方式，我想，一定会同实际经过的不同。
　　我知道世炎死了，但尽量避免宣布。世炎的姊姊世兰同“十姊妹”之一李慧住在汉口兰陵花园亦农公馆，我们天天见面，大家都不敢提起世炎。有一天，我们将近离开汉口了，我到亦农家里去，看见世兰在流泪，她骂我们不该瞒骗她。她的哥哥从青岛或天津写信给她，她才知道世炎已经死了。
　　我离开汉口以前，武汉三镇已经捕人了。七月十五日所谓“和平分共”之后，起初唐生智还不多捕人，更未杀人。到了鄂南数县暴动以后，就渐渐施行恐怖了。周维桢在武昌军委机关被捕，这是反动以后最初被捕的重要同志，他本是湖北省委中负军事责任的委员。他从狱中有信出来请求营救。我们想不出办法。我不知他以后的命运。我未退出湖北省委以前，省委一个开会和接头机关被破获，幸而事情发生在黄昏时候，我们都不在那里办公了，只留下二个女同志，河南人，住宿在那里。后来听说是某区委书记过铁路线被兵士搜查出一张开会通知单而发现这个机关的；又听说两个女同志都判了十年徒刑。我在汉口时候，除了这件事情以外，中央和省委机关都未遇着什么灾祸。武汉的真正恐怖发生于我去上海以后。省委机关一连破获了好几次，死了好多的人，与我共同做过工作的马峻山，余忠迪，魏某，符向一，任开国，都死了。穆清被捕，因证据不足，又有同乡力保，幸得逃生，但只为得半年或一年之后去四川送命。罗亦农从上海去巡视长江工作，几乎被捕。从此武汉无法建立工作，刘少猷，刘伯庄等等，被任为省委书记。去那里不久都逃回上海来。向警予也在那里枪毙，中国官厅向法租界当局要求引渡时曾遇了一些麻烦。
　　我们在湖南基础比在湖北的好得多，但恐怖之下我们也无法在长沙做工作。我们的干部同志牺牲于长沙的比牺牲于武汉的更多些。“马日事变”中，我们的同志不知死了几人，但那都是做工会，农民协会或国民党工作的同志，党内负责的人则很少。薛世纶那时任省委宣传部长，正在长沙，这一夜听了枪声吓得魂不附体，次日就逃往外县去，从此脱离了党。夏曦下落如何，我不知道。“八七会议”参加人中与我同不是中央委员的彭公达，开会后就回去湖南做省委委员，不久就牺牲了。过去负湖南责任的人已经无法在长沙做工作了。中央派王一飞去，他是浙江人，未曾在湖南做过工作。他做了一个时间省委书记，终于被捕，枪毙。四川人任卓宣遇着奇异的命运，他与王一飞一同被捕，一同枪毙，当夜或次晨，有一个农民在郊外刑场经过，发现一具死尸还没有死，便救活了他，送他到他指定的地方去。负责的同志送他进医院医治枪伤。差不多快医好了，不知如何被人发现，他又作了阶下囚。此次与前次不同了。任卓宣为了保存性命，不仅投降了敌人，而且帮助敌人捕捉自己的同志。他尽其力之所能为白色恐怖服务。不知有多少人牺牲在他手里!颜昌颐的爱人傅凤君也在牺牲者之中，她隐藏了“伍桐”(何资深)好久，而当时一切案件无不与伍桐有关的。以后省委组织部长袁笃实(大时)也被捕了，他把湖南全省组织的名单和地址和盘托出，让敌人按图索骥一网打尽。从此湖南组织完全消灭。新任省委书记贺昌只好在上海设立湖南省委机关!任卓宣和袁笃实及其他几个叛徒在长沙发表宣言劝其他同志投降。
　　这是我到上海以后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同恩来谈起叛党的同志。恩来叹息道：“谁想得到连袁笃实也做了叛徒哩!”袁笃实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第一批中国学生之一，贫农家庭出身，少时曾替人牧牛。东大中国学生内部斗争中，他是要角之一。回国以后，他做下层工人运动工作，忠实而努力。一九二七年底做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与王若飞同住一处，那时我才识面，虽然久已闻名。以后他就调往湖南去了。我同他不熟，他的反动未曾像任卓宣的反动给我如此深刻印象。恩来与卓宣关系，比与笃实关系更深些，不知何故单提笃实?也许为了卓宣在国内工作表现不如笃实罢?任卓宣也是贫苦家庭出身，他是属于中国旧小说常写的一种典型，朱买臣式人物：一个穷苦人家子弟，天分好，肯用功，渐渐得到巨眼者赏识，遂飞黄腾达起来，于是忘记了而且贱视了自己出身的阶级。朱买臣报了怨后，结果成了一个赃官。当代的“朱买臣”，有许多走到革命来的，他们不过视革命为飞黄腾达的捷径。我常遇见这种人物，他们靠不住的居多。但任卓宣是个老同志，“少年共产党”发起人之一，继赵世炎和周恩来做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书记，在法国为领导运动被判一年徒刑。如此努力和忠实，以致我把他看做同世炎，延年，若飞等一个典型人物。过去党内并非没有叛徒，几次大案多是内奸造成的，他们或是敌人埋伏的奸细，或是自己变节。我们都视这些内奸为“投机分子”，本与我们属于不同的族类。任卓宣是我认为同族类之中第一个叛党的。我们起初都不相信湖南来的报告。陈独秀表示气愤，他说：“卓宣决不会做这种事情，不要诬蔑他。”老头子只见过卓宣一二面，他是根据过去的通信，言论，行事，视卓宣为与我们这批工作者一个样的。老头子绝不怀疑我们之中有人能做出这种事情。不幸，湖南来的报告证明是事实了。我们对人从此多了一种认识。湖南作用完毕后，袁笃实在陕西去做了一任县长，任卓宣则回归四川继续研究和宣传他的“马克思主义”。一九三0年间，他来到上海，办辛垦书店，出版丛书和杂志，用“叶青”笔名写理论文章。斯大林派中国共产党无法奈何他，只好骂他“托派”。斯大林派有许许多多诬蔑中国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话，但我认为他们把任卓宣说做“托派”是最无耻的诬蔑之一呀!
　　我回上海后，全国各地白色恐怖一天比一天更加凶恶，更加扩大和深入。广州暴动失败，死了无量数的人，这个血债，中国无产阶级是要索取的。我认识的死者只有张太雷，他是这个暴动的总指挥，他参加了广州群众大会之后坐汽车回公安局来，不知这个暴动者司令部几分钟前已为国民党军队占据了。白军向汽车开枪，一弹射中太雷胸膛，登时死于车内。与他同车的国际代表，德国人纽曼，居然逃脱。
　　北京在张作霖治下也施行恐怖。有一批人牺牲了，其中一个是王荷波，福建最早的共产党员，第三次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参加过几次国际大会。
　　但上海，很奇怪地，那时几乎没有什么恐怖。中央交通处张宝全和宣传部黄婉卿结婚时，在老半斋请了几桌酒，除罗亦农外，中央各部人员都到了，好像当初在武汉一般。彭述之夫妇刚从北京来，也赴这喜筵。他们颇惊讶。他们说：“在北京是没有这个自由的。”他处也没有这个自由。中央秘书处邓希贤和俄国新回来的张西沅结婚，席设聚丰园，也是这般铺张。为了张宝全夫妇喜筵，我们被会计处扣去几元生活费，说：那日原是大家集资给宝全夫妇贺喜的。但邓希贤夫妇喜筵，则我们生活费未曾被扣，据说是小邓家里寄钱来请客的。我自己也是那个时候结婚，但未曾请客，即是说未曾请党内工作同志吃喜酒。
　　那时杨虎已经去职了。他的恐怖如此之残酷，而且化为一种敲诈手段，连资产阶级自身也厌恶他。此时国民党在大城市的统治已经稳定，经济趋于复兴，上海工人运动已退至无能为害的地步。杨虎时代被捕的判决了徒刑的共产党员，向司法机关控诉，法院特为此设立一个法庭，重新审判，好多的人交保释放了。国民党政府在大城市放松恐怖，正如帝国主义撤退驻华军队一般，都是出于革命退潮的。但龙华看守所仍然有政治犯待审，他们多半是个人仇恨或偶然失机的牺牲品，不然则是各省逃来的亡命者受人告发的。中央属下外埠接头处被破获，负责者王荷波的弟弟王警东被捕，解往南京，那是外埠发生事情牵连到上海的。我们并不恐慌，此案也没有发展，中央还派人去南京活动，买王警东出来。可是不成功，王警东判决了无期徒刑，后来我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遇着他，化名王凯，番号是“一号”。我出狱时他还未曾放出。
　　一九二八年初乔年一批人被捕，这是我到上海后党组织第一次遇到的恐怖。陈乔年，许白昊，郑覆他三人枪毙后，其余的人判决了徒刑，我在苏州军人监狱中还遇着他们这一案的人。此案发生经过我不很清楚。
　　张宝全被捕，不记得是与陈乔年同时，还是与罗亦农同时，总之是在同一个发生恐怖的时候。张宝全奉命通知各机关以恐怖消息，他到宣传部来通知后，还要到其他几处去。他袋内装了许多信件。我劝他化化装，但一时没有办法，他穿西装，我穿的也是西装，我们只能交换一件大衣：我的较旧的材料较坏的换了他的较新的材料较好的。他从此一去不回了。原来，他被捕后，从他身上搜出许多信，人们知道他的重要，用了许多刑法拷问他，可是这个忠实的关西大汉什么机关都不肯说出，以至于死。我继续穿着他的大衣，纪念着他，经过第一次入狱，经过反对派活动，经过第二次入狱，从上海穿到杭州，从杭州穿到苏州，从苏州穿到南京，那年冬天借给一个苏州难友，一个青年政治犯，他不肯还我，我很惋惜没有带出狱来。
　　张宝全来也许是通知我罗亦农被捕的消息。罗亦农的阔绰公馆早已取消了。此次，他巡视了长江工作才回来，无家可住，暂时住在宣传部，我的家。白天则到戈登路爱文义路口一个机关办公。一天夜里，他没有回来睡觉，这虽是不平常的事情，我也不很着急。次日才知道他被捕了。江苏省委机关破获，中央机关都不恐慌，因为这是两个系统。此次大家恐慌起来。我和静二人搬到大世界近旁一个公寓去，留下娘姨看家，托词往杭州烧香。直至报纸登出了亦农枪毙消息和照片，我们才搬回来。周恩来曾来公寓看我们，我从他知道亦农是被霍家新夫妇出卖的。这一对四川人本住在被破获的机关楼下。贺子华原是朱德的爱人，曾跟朱德去德国读书，漂亮，聪明，能说几句德国话。朱德和她分手之后，她经过莫斯科回国，爱了从法国来的霍家新。亦农事情发生后，党内的情报机关立即从巡捕房打听到是这两夫妇告密的。恩来出去不久，黄昏时候，邓希贤走了来，向我讨晚报看。我颇惊讶于他的诡秘神气，立即出去买一张晚报。那上面登载今日法租界发生一件暗杀案，被害者是新搬来的一对夫妇，男的死了，女的躲在床下受了伤，但没有死。我立即明白邓希贤的诡秘神气，一声不响地把报纸递给他。
　　从此以后一年多，上海未曾有重要机关被破获，未曾有重要同志被捕。一九二八年七月间，我去巡视福建工作，几乎在那里被捕。敌人目标在我，可是我于一日前离开厦门了，几个同志被捕，新选的省委常委之一李连生也在内，他一人在漳州枪毙。未死以前，他在狱中遇见前省委书记陈少微。不久，陈少微挖了墙洞逃出来。
　　以上所记不能视为白色恐怖史，因为是不完全的。我只记下我所见闻的事情，记载详略并不是与事情的重要程度成比例的。凡我知道得多的，印象深刻的，就写得详细些。济难会曾出几本小册子记载死难同志的略历，有时还印出了照片。不知道未来的历史家能否找到这些出版物?但愿有人记载一部完全的白色恐怖史!
　　我还可以接着写下去。可是我要先写我第一次入狱的经过了。

　　退出中央宣传部时，我们，我和静二人，本是准备去莫斯科读书的。据说越过中俄国境，须步行几十里路程。静不良于行，我迫她每日练习走路。愚园路房子未曾顶去以前，我们到静安寺电车站去或从那里回家，常常走路，不坐黄包车，也不坐当时新开的电车或公共汽车。住在李民治家时还练习走路，住在蔡振德家时就停止练习了。因为渐渐有人劝我们勿去莫斯科。陈碧兰告诉我，她曾听到老先生同述之说：“超麟走了，我们要办杂志更缺少写文章的人了。”我从这话知道了老头子准备办杂志。他方面，出国时日延了又延，最后竟无确定的消息。我们也不去催问。
　　不去莫斯科也好，但生活成了问题。我们是没有工作的同志，在等待出国期间，每人支领原薪一半，即二十只大洋，衣食住零用一概在内。这个维持费自然不够维持生活。彭述之，汪泽楷，刘伯庄，任旭等人已经不靠团体维持了，他们或翻译或写作，总之卖文为生。蔡振德退出江苏省委时，李富春和何孟雄待他还不错，送他一笔款足够维持二三个月生活。马玉夫仍做工人运动，有生活费可拿。我每日翻译几页《宗教·哲学·社会主义》，希望卖得稿费还债以及维持以后的生活。当时出版界渐渐要求马克思主义文献，这个要求后来更加迫切，以致小书店同雨后春笋般出现，竞争着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革命失败，但为革命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反而风行起来，这个离奇现象是颇难解释的。历史上没有先例。各国过去的革命，每次失败之后，革命理论总要消沉一个时候的。例如，西欧一八四八年以后的时期和俄国一九0五年以后的时期。中国此次革命失败为什么不然呢?我有一个不很圆满的解释。我认为中国太过于地广人众而又交通不便了，大城市的工人运动以及湖南的农民运动，骤然发挥威力，虽然将共产党推上去，与国民党平分政权，但来不及唤起全国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就骤然被反革命所压例了。前锋队失败之后，后备军才慢慢动员起来，已来不及挽回革命的命运。正是这个特殊的状况，才使得斯大林主义的第三国际头脑糊涂，一直将退潮看作进潮；也正是这个特殊状况，中国才能发生“红军”形式的乡村武装斗争，使此斗争成为共产党的主要对象，以致现在这种“国共关系”；也正是这个特殊状况，一九二九年后四五年间中国出版界才能风行马克思主义书报的，——因为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群众，主要学生群众，被一九二七年无产阶级革命唤醒了，虽然来不及参加这个革命，但表示同情，并希望了解这个革命及其理论前提。
　　但这是我事后的解释，从托洛茨基对于中国“红军”的解释中启示得来的。一九二九年初，当我翻译恩格斯这本书时，我还未曾看出出版界有这个趋势哩。我翻译着，当作研究，当作消磨时间，完全没有把握能找到出版者。
　　蔡振德夫妇和小孩，张以森母女，以及我们二人，合伙吃饭。我们常常拿不出伙食费。起初蔡振德还有江苏省委给他一笔款子，后来也没有办法维持伙食了。三月十八日，我们一家人没有钱买米和小菜。张以森到夏之栩家打麻将去了，那里可以吃一顿晚饭。蔡振德夫妇到同乡或朋友家去揩油；我们二人身上尚有一只大洋，正在思量如何解决这顿晚饭。下午四五点钟，我们正想出去，忽然后门冲进一群人来，都握着手枪，要捉亭子间的张以森。他们是公安局派来的包打听和警察。可是张以森不在家，我们是房客，她也是房客，她去哪里，何时回来，我们都不知道。包打听满意我的解释，便在楼下客堂坐等，直等至深夜。他们不到三层楼我们的房间来。我们自己恐慌，把文件捆成几包，送到晒台上屋瓦底下一个洞里。刚送完，马玉夫跑了来，他也许是准备来我们这里揩油吃一顿饭的。人家放他进来，却不许他出去，他说是我的客人。我们商量几句应答的话。天快黑时，一个包打听上来守住我们房门口监视我们，但说话很客气。他说：“刚才我们在后门守望的人看见有人藏了什么东西在晒台上。我们取下来看，原来都是共产党文件。我们又问了娘姨，她说你们是一家吃饭，张以森是你们的姑奶奶。”我们那时还用一个江北娘姨，这日她有旧饭可吃。
　　约九点钟，我们的房东回来了，包打听跟着这两夫妇进二楼房里一抄，文件柜里装满了文件。他们也立即受了监视。张以森抱着小女孩直至十一点钟才回来。在她房里抄出何资深的照片，书信和文件。所有文件装满了两个皮箱，连人一同带到狄思威路后面中国地界一个分局里去，那里问了姓名年籍等之后，就坐一辆大卡车到南市公安局来。江北娘姨也同我们一路。
　　我们在总局包探间坐候天亮，有二个强盗比我们先到包探间。强盗确是受罪犯待遇，我们则仿佛是客人，包打听很有礼貌，称我们做“同志”。一个烟容满面的书记传张以森到另外房间去，问了很久的话。她回来告诉我们，说是南京“湖南同乡会”写公文给上海公安局，请求公安局捕她的。书记拿公文给她看，其中说她是湖南著名共产党领袖伍桐之妻，伍桐现在山东被捕。我们早已知道何资深在山东被捕，但不知是谁向湖南同乡会报告以森在上海住处。后来，资深告诉我，这报告人是他的前妻的堂弟，资深与这人的老婆有暧昧关系，这人怀恨，用此恶毒手段报复。这人在吴淞什么大学读书，曾来看以森，到过我们的恒丰里房子。
　　公安局里的人听说我们是共产党案，都不高兴。他们说：“自己又打起来了。”他们告诉我们，说昨天蒋介石和李宗仁打仗了。南京派了许多兵去进攻汉口。侦缉队长，一个矮子，来办公，房里顿时热闹。他问两个强盗口供，强盗不说，就叫人拉到隔壁一个房间去，一会我们就听到悲惨的喊叫。我想跑过去看看，一个包打听阻止我，他说：“你们看不得!”完全是好意的阻止。强盗回来，都供认了。侦缉队长只问了以森几句话，就进他的办公室去。不久，一个书记从办公室出来，好像向我们贺喜的神气。他说：“你们是不要紧的，你们是‘为国家’。”以后公安局长黄某走了进来，侦缉队长陪他进来，说：“这个女的就是张以森，她住在一个‘机关’里，这些人都是在机关里面捕来的。”我们向局长说：“冤枉”。局长说：“你们放心，凡是冤枉的，都要释放。”公安局长去后，来了一个穿西装的人。这人，我认识。我想糟了。他一看见我，便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说：“王绳祖。”他说：“面孔好熟。”他去后，蔡振德问我：“你认识他么?”我说：“他是双方做侦探的家伙，北伐军到上海前，住在上海大学近旁，认识李季，曾帮助李季出版《马克思传》，有一次托李季请我去他家里谈过一次话。那时我还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振德问我：“他叫什么名字?”我说：“只知他姓鲍。”振德说：“莫非是的君甫，我也知道有这个人，很靠不住。”
　　我的一只大洋买了一百只小包子，当作早点心。黄公安局长吩咐人叫几客和菜请我们吃午饭。下午三点钟，侦缉队长办公室里一声声“发科”，“发科”，“发科”，立即就有几个包打听来请“诸位同志”跟随他们到那边去了。“那边”，就是看守所。男女分开，一个房间拥挤了好多人，既脏又臭，远没有包探间舒服。看守拿着竹鞭，真正把我们当作犯人了。我们颇留恋于包探间，可是同室难友告诉我们：在包探间是要“吃大菜”的，他们巴不得有“发科”二字。“发科”，就是侦缉队手续完毕，将犯人移交第三种(司法科)办理之意。我们在看守所里关了三四天，第三科“提堂”了两次。张以森侃侃而谈，毫不畏惧和隐瞒。是的，她就是湖南同乡会所要的人，，她的丈夫是共产党，现在山东“被捕”。她在包探间时向侦缉队长也是这般说。队长说：“‘被捕’?你这小姑娘懂得什么叫做‘被捕”?问她：“文件是哪里来的?”她说：“我的丈夫的一个朋友寄存的。”“这个朋友呢?”“在汉口枪毙了。”我们则否认文件从自己房间抄出。李季生(马玉夫)和娘姨居张氏更没有什么可问的。有一天，鲍君甫跑到看守所来，问我们各人住的房间，他气愤愤说：“他们如此糊涂，把所有文件通通混杂在一起了，分不出那一包是从那个房间抄出的!”如此，我们更加能否认自己房间有文件。第二次“提堂”，法官拿出几封“王绳祖先生启”的信件，那是我从福建写给静的，其中有许多难解的话。他指为一种秘密的信件，里面有共产党阴谋。“小猫猫，小狗狗，是什么意思?”我干脆否认这些信是属于我的。他大发了雷霆。他说：“我们待你们很客气。给你们一点刑罚尝尝，看你们说不说!不问了!”我同其余“提堂”的人都还押看守所，别人也不问了。第二日就解龙华司令部。临上汽车时，看守所所长，一个湖南平江人，大声喊：“东西要当心!有两瓶毒药水不要打破了!还有一尊马克思像!”于是我明白，他们又去恒丰里抄了一次，把我写字台上的铁铸的马克思像拿了来，那两瓶做通信用的隐显药水也拿了来。如此认真，此去龙华是凶多吉少的了。
　　在龙华司令部看守所里另是一番景象。那里房间更大得多，每房里关的人更少得多，弄堂铁门关好，十个“号子”(房间)的人可以互相往来，饭尽量吃，小菜不能下咽，但你可以请看守兵到外面买小菜来吃。看守所长或书记每日黄昏来点一次名，此外不来管你。你只要有钱，或能敷衍，看守兵可以同你做朋友，谈天，说笑话。一九二九年春间，龙华司令部里约有十几个共产党囚犯，其中只有王克全是比较重要的，他是浦东区委书记或委员，为了偶然原因被捕，其他的政治犯都是为了私人仇恨被告发的，有些是真实的共产党员，有些是冤枉。我们一到，立即受了欢迎。政治犯有团结，他们既欢迎我们，其他罪犯就不敢向我们索取陋规了。强盗之中有几个是真实的共产党员，都认识马玉夫。
　　四个女犯，张以森，王绍华，刘静贞，居张氏，关在女监，那时女监设在第三弄弄门对面，其中没有一个政治犯。我们三个男犯，王绳祖，刘士奇，李秀生，都关在第二弄，那里是政治犯的集中地。同弄有个绑匪，他的老婆也在女监，他的五岁儿子小毛则往来于两监之间。小毛的口袋成了我们的邮筒。以王克全为首的政治犯，以及其他的罪犯，都在唱歌，哗笑，下棋或赌钱，好像忘记了自己是犯人。在这种空气之下，我们不久也就克服忧虑和恐慌了。他们说，只要没有原告催迫，政治犯都可以运动出去的。有原告的，即使证据确凿也不过判决几个月徒刑。谈起死刑或长期徒刑的话，则其中羁押最久的政治犯也不过听前人说过，自己并未曾见过。他们说那都是有特别的原因。
　　济难会买通一个看守兵，传递消息，又常常派人送钱，送物，接济这些政治犯。我们一到，济难会负责人，上海大学学生吴瑜(后来在《时事新报》当记者，改名吴苏中)立即知道了，他设法接济我们，以致我们没有缺少什么。王克全提议在狱中组织党支部，按期开会，我认为不妥当，结果没有实行。王克全在外面本很熟悉蔡振德和马玉夫，但与我第一次见面。这是一个很能干的青年工人，曾与赵世炎一起被杨虎捕去，受了刑不肯屈服。世炎枪毙了，他在漕河泾监狱关了几个月，设法保出。此次他深怕翻出旧案，幸而无事，在我们以后出狱，渐渐升高了党内的地位，直做到江苏省委书记，为后来所谓“调和派”的一个重要干部。最后，反动了，积极逮捕共产党员。但那是我第二次入狱以后的事情。
　　我融化在这种空气里面，不久也就忘记了自己是犯人。被捕那天，我们的晚饭还没有着落哩，如今则一切都不愁了。房租不必付，电灯免费，饭是警备司令送吃的，小菜有济难会接济，肚子饿时，早晨和下午还可买大饼油条吃，虽然比在外面买的要贵一些。一天下午，看守兵来通知，说法官下来查监房了。老囚犯都很诧异，因为法官向来不查监房的。我们每人都回到自己房间。不久，弄堂铁门响，看守所长陪着法官进来，每个房间都进去一下，走进我们房间时，我吓了一跳，立即把脸转开对着窗外。这位法官是我的中学同班学友苏福畴，我曾与他共一自修室半年长久。足足十年不见了，但我看得清楚，决不会错的。他向我们房里囚犯说：“外面有人假借我们军法处名义向你们家属敲诈，下次你们写信时必须关照家属不可上当。军法处是秉公办案，决不徇私的。”一口福建龙岩县人说的官话，我在中学时代听惯了的官话。他出了铁门，我立刻走到铁门边看他向女监走去，为了说同样的话。一点不错是苏福畴。回来问一个老犯人，他的案子恰巧是苏法官办理的，他拿出苏法官的批示来看，上面盖着“苏印福畴”方形图章。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对我有利或有害。我虽叫做“王绳祖”，但年龄籍贯以及出身的学校都照实说。在公安分局时，我决想不到法官之中有一个也是“福建省立第九中学毕业”的，而且是与我同班毕业的。至今，我仍不知道苏法官在我这案内起了什么作用。我不敢说他有助于我的释放，但他没有加害于我，则是确然无疑的。只消有人指出“王绳祖”实是“”，我就要大费周折了。后来鲍君甫告诉我，当我们还押在公安局时，吴开先曾去看黄局长，为了通缉谷正纲的事情。吴开先看见桌上文件中有“”信，便对局长说：“这件案子若是同有关，办起来是很有意义的。”局长问：“有人认得么?”吴开先答应去找人到看守所来认。后来不知怎样未曾实行。吴开先的一个秘书，黄正厂，本是共产党员，上海第二次暴动时曾在辣斐德路冠华里内和我共同工作，他认识我。黄正厂曾问梅电龙：“也捉去了?”电龙回答他：“瞎说!”这问答不知是后来的事情，还是当我在公安局时的事情。
　　办理我们这案的法官，不是苏福畴，而是一个江西人，我忘记了他的姓名。我也忘记第一次提堂是在苏法官查监以前或以后。江西法官任随我瞎说，毫不反驳我，口供记下，叫我签字之后，他才拿出那几封“王绳祖启”的信来，问我信内说的什么意思。我同在公安局一样干脆否认这些信是属于我的。他于是发起气来，骂我“放屁”!“难道是包探栽诬你?你只消说这些信说的都是戏话就完了。我本以为你没有嫌疑，现在我看你大有嫌疑。”于是他叫书记在口供后面再添入我否认这些信的话。
　　第二次提堂，是到军法处办公室。这次不是审案，而是的君甫来看我。他说，李先生托他来看我，问我需要什么东西。我谢谢他，就回来了。
　　第三次提堂，即是交保。此次提堂以前，一日或二日，李秀生和居张氏五条件释放了。马玉夫卷起衣包辞别了我们，江北娘姨受了我们连累遭这场无妄之灾，从此不再与我们见面。接着张以森判决了八个月徒刑。她提问了几堂，承认一切文件都是从她的房间搜出的。判决后，她写呈文请求纳金代替徒刑，未准。
　　我们交保后，写了信出去，好多天未见保人来。静的哥哥刚从云南来上海，从同乡处得知我们入狱，到龙华来看我们。我们告诉他已经交保了。他无法找到铺保。我比其余的人更着急，因为静在女监害病，看守所长告诉我，说是“肺炎”。特别允许我去女监探望一次。
　　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或二十九日，我们终于出狱了。吴瑜来接我们，从龙华雇了汽车直达上海二马路新旅社。次日送静入红十字会医院，前后疗养了一个多月，病才好。若是铺保多延几日，静非死不可。
　　顾顺章当日来新旅社看我们，告诉我的君甫此次极力帮忙。中央为我们的案给的君甫五百元做活动费。顾顺章又给我三十元，要我请鲍君甫吃一餐饭，看一次电影。我照着做了。鲍君甫老实告诉我，他在公安局帮了一点忙，例如催促第三科解我们去龙华，因为经过两个机关办理，容易含混些；至于龙华方面，则不是他的力量，即使没有他去同法官说话，我们也能出来的，他不知法官为什么如此宽宏。
　　我没有把苏法官和我的关系告诉他。此外，我出来后，又知道了另一件为鲍君甫所不知道的事情。这里，我要回头叙述十年前认识的一个朋友了。
　　一九一九年我乘邮船经过苏伊士运河停泊于博赛港时，一个中国人从岸上到船上来，请求船上诸位同胞设法帮助他到法国去。原来他是半个月以前同其他的勤工俭学生一路乘船经过此处的，他下船来，在旅馆住了一夜，大约是为了解决性的问题。次日走到海边时，船已经开了，举目无亲，又不懂得一种外国话，钱也不曾带在身边。幸而那里遇见几个广东水手，言语虽不通，究竟是中国人，他们带他去做种种苦工，勉强糊了口。这是一个纯粹的北方人，年纪已不小了。勤工俭学生带他到头等舱去见张继，张继认识他是陕西有名的革命党李仲三。于是一切都没有问题。我们把这件事当作笑谈。我们也到博赛街上去游玩，但有几位登徒子，经过其他商埠常要开旅馆过夜的，此次就不敢尝试了。以后我们忘记了这件事情。
　　全体三十几个福建学生分发到圣日耳曼中学读书，入学那日我发现有个外省人搀入在福建学生中间。这就是博赛上船的北佬儿。教务长注意到他，问他多少岁，他回答：三十八。福建学生都窃笑。那么大的年纪，而且如此老实，不晓得隐瞒!福建学生是排外的，何况他是老实可欺的北佬儿。他们常常欺侮他。我至少是个“省际主义者”，没有他们的成见。我同他谈起长安，谈起华山，谈起汉唐古迹，他愈谈愈兴奋起来。他的行李中有一部《张惠言词选》，又有一部《愙斋集古录》（原文“愙”的客上没点）。几个月之后，他没有钱读书，只好到工厂做工去了；他把《惹斋集古录》寄存我处。这是吴大潋搜集的古董的拓片，一共几本，装在小木箱内，很值得一点钱。他是名副其实的老勤工俭学生，而且不作自我宣传，如徐特立一流人所做的。他力气大，技艺差，做的都是笨重的工作。一年以后，他把一部《愙斋集古录》讨回去，说有人买它。后来，我收到他准备回国的信。到西安后，他又有信给我，但我没有回他的信。
　　我已经忘记了这个人，直至冯玉祥“倒戈”以后，我才在国民军将领中发现了他的名字，后来报纸上常常有他的名字。他曾以国民第二军驻京代表资格，带两个马弁把当时现任的国务总理姚震逮捕去，经姚震向他下跪和旁人说情，才释放。上海英文报纸举出此事，作为中国“无政府”的证据。我想这就是当初福建学生所欺侮的北佬儿。
　　我在创造社第一次会见郑伯奇时，伯奇告诉我“仲三现在上海，他常常提起你。”我很奇怪，李仲三还记得我的姓名。后来看见蔡振德，振德也同我说这样的话。郑伯奇和蔡振德都是陕西人。
　　我们被捕之后，振德的同乡就去找李仲三，而且告诉他，我和振德一同被捕。李仲三到南京去，找他的朋友胡逸民，由胡逸民写信给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营救王绳祖和刘士奇两个犯人。我们住在法租界某公寓时，李仲三来看我们，携来熊式辉复胡逸民的信，说军法处就要释放这两个犯人了。
　　从此李仲三便和我们往来，而断绝了旧的关系。最后，他从军阀一变为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这是中国未曾经过斯大林主义学校的第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

左派反对派

　　在狱中不过四十日，出来后仿佛换了一个世界。汽车在龙华路上行驶时，两旁已看不见桃花了，一片是草长莺飞的江南景色。回忆被捕以前，上海都市里还没有什么春意，马路两旁人行道树上也未长出叶子。我们在龙华狱中望不见树，院里的草可怜得很，清明时节曾见看守兵手拿一枝桃花从外面走进来，心里知道现在是春天，但想不到此时外面如此春深。到上海，热闹的市街和扰攘的人群也给我以向来没有的印象。
　　但另有一种变化，更在时序变化之上。尹宽来新旅社看我们。
　　三月十八日，他本约好来我们家里打牌；不知是为了忘记，还是为了有事，他没有来，侥幸逃脱马玉夫的命运。我们都在称赞他好运。寒喧之后，他拿出一卷油印的纸头来。那是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一篇文章，后来收在《中国革命问题》第一集内的。①这文章印得很坏，但比中央秘书处精印的，瞿秋白精译的第三国际通告之类，给我们更深刻的印象。仿佛有什么电光闪过我的头脑。我昏乱了，一时间不能判断那篇文章里面的话说得对不对。后来看见彭述之和汪泽楷，知道他们已经见过这种油印的东西；从他们那里又知道陈独秀也见过这种东西。都是尹宽拿给他们看的，尹宽则是从山东同志王平一那里得来。王平一新从莫斯科回来，尹宽曾带我去见他，但没有说什么话。

　　① 此处时间，地点有误。尹宽不是在我们刚出狱时送反对派文件给我们，而是在我们搬了家之后才送给我们的。——作者校阅时新注

　　此后，我一连看了几篇油印的东西，还有一二期《我们的话》。
　　尹宽并未曾叮咛我守秘密，他拿东西来，我看，蔡振德也看，马玉夫也看。我新从狱中出来，根本不知道中国党内已经有反对派组织，更不知道中央对这组织的态度。我以为同志间传观托洛茨基文章乃是公开的秘密。有一次，黄文容来看我，我问他：“中央对于托洛茨基的意见有什么答辩没有?”他反问我：“你从何处知道托洛茨基的意见?”我说：“看过油印的文章。”他又问：“从那里看到这种文章?”我想了一下，就说：“尹宽给我看的。”过几天，尹宽走来同我吵，因为黄文容回去报告之后，中央就追问尹宽这些文章的来源。我道了歉，我说：“我不知道这事情如此严重。”从此，中央知道我们这些人已经接触到左派反对派文件了。
　　我们并非一下就接受托洛茨基主张的。就我个人说，我经过了多次考虑，多次讨论，然后同意这个主张。问题牵涉得如此之多，如此之复杂!抵抗最长久的是陈独秀本人。他每次同尹宽谈话，都提出不同意见，经过尹宽解答后，还是不同意，但下次谈话，他不提上次的不同意见了，反而以尹宽的意见(即托洛茨基的意见)为基础，而提出新的不同意见。如此一层又一层讨论下去。到了我们其余的人百分之百接受了时，他个人还有不同意见。最后一次，他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只能行工农专政，而不能行无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未曾发表。后来，当他完全接受左派反对派主张以后，刘仁静竟根据这篇文章来攻击他。刘仁静似乎自己未曾看见这篇文章，而是间接从尹宽方面知道有这篇文章存在以及其中的结论。

　　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究竟有什么主张呢?这里为回忆录性质所限制，我不能把这主张完全写出来，即使写个粗枝大叶也是很难能的，因为牵涉的范围太宽广。我们后来曾将托洛茨基那几年写的与此问题有关的文章汇印为两本书出版，名《中国革命问题》第一集和第二集，好多年后又出一本第三集。他的主张都在这三本书里面。此外，三年前，我曾写一本“小册子”《不断革命论ABC》，其中有一章专论不断革命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应用，那里就写下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
　　可是这里完全不提这个主张也是不可能的。三十年代注意政治和革命的青年人，或多或少知道托洛茨基及其对于中国革命的主张；可是我们是在四十年代，现在的青年人则没有他们前一辈人的幸运，他们甚至没有听过托洛茨基名字。我这回忆既是主要地为他们而写的，就必须多少说说托洛茨基主义的中国革命观和斯大林主义的中国革命观有什么不同。
　　有三个现实问题致使苏联共产党分袭：苏联问题，英苏工会委员会问题，中国革命问题。一九二三年左派反对派初形成时候，党内争论的是苏联问题；一九二七年新反对派形成时候，争论的兼有后二问题。托洛茨基和季诺维埃夫合组的新反对派，对于中国革命问题并非完全一致的。季诺维埃夫一派不肯接受不断革命论，以致在这问题的根本理论上常不彻底，且有错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埃夫决裂之后，对于中国革命问题才提出彻底的系统的正确的主张来。下面所说是以托洛茨基流放以后的意见为基础的。
　　与过去共同遵奉的图式相反，托洛茨基认为中国革命是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性质。中国革命无需要先完成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再来开始无产阶级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如过去和现在斯大林主义者所说的。中国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即所谓“国民革命”，须待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之后方能完成；而为了建立和保持无产阶级专政，革命又必须越出资产阶级民主任务以外，去实现若干纯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任务。
　　托洛茨基这个见解是分析了中国阶级关系而得到的。中国的殖民地地位，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压迫，绝不会团结中国国内“一切”阶级，如当时斯大林主义者所说的。恰好相反，革命愈发展，资产阶级愈趋向于联合帝国主义来进攻下层劳动阶级，即愈无能力完成中国的解放。民族问题如此，土地问题亦然。中国本无独立的贵族地主阶级，中国的大地主和中地主，与城市资产阶级结不解缘，中国土地革命本身就含有反对资产阶级的性质，资产阶级不仅不会赞助，而且要反对这个革命。
　　但仅仅根据资产阶级不能完成民族独立和解决土地问题这一点，我们还不能断定中国革命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自从列宁以来，我们不是有一种说法，认为一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以不受本国资产阶级领导，而且违反本国资产阶级意愿，去完成么?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前列宁便是如此解释俄国革命。列宁提出“工农民主专政”为这个革命的政权。中国既有许多与俄国相同之点，难道我们不可以同列宁一般断定中国革命也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性质么?难道中国革命不可以实行“工农民主专政”么?
　　首先，俄国革命并未曾实行“工农民主专政”。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宁一回国，立即放弃了“工农民主专政”口号，而发出“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结果，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是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顺带地完成的。其次，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前，列宁所以坚持“工农民主专政”，只因为俄国本有小资产阶级的农民运动传统。俄国存在着贵族地主阶级，农奴制度才废除不久，城市资产阶级和土地关系不像中国那样密切，这一切使得俄国产生了中国所没有的“民粹派”运动，产生了一个有长久奋斗历史的革命党即“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以代表农民利益自命，而怀抱着俄国不经过资本主义即能走到社会主义的幻想。革命以前，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虽明知俄国非经过资本主义不能走到社会主义，但对于这个小资产阶级革命党的力量是不敢轻视的，对于工农关系尚悬拟几种方式，“无产阶级领导农民”不过是其中一种方式。这就是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公式的来源。一九一七年革命证明了：不管上面说的那一切，俄国农民仍是服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那个有革命传统的小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在真正革命之前表现无力而趋于瓦解。所以当革命时列宁说道：“凡一味主张‘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人，都是落于时代之后，而且站在小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这些人应当放入革命前布尔塞维克垃圾桶里去。”
　　俄国尚且如此，何况中国?中国农村经济比俄国更少封建残余，中国又无以代表农民利益自命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党，而过去事实证明中国农民是能服从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民主专政”在中国行不通，惟一可能的革命政权只有“无产阶级专政”。但要建立和保持无产阶级专政，革命必须越出资产阶级民主范围以外。
　　广州暴动便是事实的证据。广州苏维埃以法令公布：工厂委员会监督生产，大工业，交通和银行收归国有，没收大资产阶级一切住宅供给劳动者居住，等等。托洛茨基问道：这样的革命如果是资产阶级性革命，那么中国无产阶级性革命又是什么?
　　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见解，虽从分析了中国阶级关系得来，而且经过了广州暴动证验，但完全符合于他的独特的理论，即他的“不断革命论”。这里，我不能把这个理论的历史发展及其各方面的意义写出来，我只说托洛茨基这个理论是在他领导一九0五年俄国革命时候形成的，他分析了俄国社会关系之后认为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过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不能像西欧诸先进国那样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和完成的。俄国革命，开始时，就其直接任务说，无论含有多少资产阶级民主性质，但非继续发展下去，直至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而且实现若干社会主义任务时候，不能完成。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之有力的保证。俄国社会主义，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能否成功，及成功至什么程度，则一面由国内条件决定，他面也是由国外条件决定的。俄国革命只能看做世界革命的一个部分。托洛茨基根据他这个形成于一九0五年的理论坚决主张俄国革命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不必预先经过“工农民主专政”阶段。一九一七年革命就证实他的理论和主张了。
　　托洛茨基始终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一九二三年第三国际讨论这个问题时，他个人坚决反对；一九二五年他又正式建议中国共产党立即退出国民党，但被人拒绝了。他明白看出国民党是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党，中国革命要能成功，无产阶级不仅不应拥护资产阶级，而且应当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四一二”以前，托洛茨基就指出国民党领袖要背叛革命，不久蒋介石果然屠杀上海工人了。“四一二”以后，他又指出所谓国民党左派也是靠不住的，他们也是要屠杀工农的。他要求立即进行苏维埃组织，先深入革命，然后扩大之。人家不采纳他的意见，不久武汉果真反动了。广州暴动失败以后，他认为革命已经终结，而提出“两革命间”时期的策略问题，以准备第三次革命。可是此时，人家才采取他以前的主张，进行暴动和组织苏维埃。人家把退潮误认做进潮，在退潮中应用进潮的策略。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基本真理，即是说：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策略，在有革命局势的时候和在无革命局势的时候，不能是一样的。”
　　托洛茨基在这“两革命间”时期提出了“国民会议”策略。他认为中国工农群众革命既然失败，统治阶级就有一种政治稳定，而这政治稳定又是经济复兴的前驱。在革命和内战中衰落了的工商业可以渐渐恢复，失业的劳动者人数可以相当减少，工人队伍可以相当增加，因之无产阶级在国内社会生活中的比重也可以相当增大起来，以恢复其革命的自信心。但此时，如果没有意外的因素来干涉，革命，暴动，苏维埃是谈不上的。共产党的任务首先在于如何重新领导无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最好的方法是国民会议运动。因为在政治稳定和经济复兴条件下，统治阶级自身也需要一种议会制度，为了相当抑制掌握大权的武人，减少非生产的耗费，并便于向帝国主义讨价还价。小资产阶级此时也会活跃起来，提出更民主的要求。他们为了这些要求，还会去联合城市和乡村民众中较上层的分子。在这运动前面，共产党是不能袖手旁观的，必须积极参加进去，为了排除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于工农群众的影响，并引导群众重新走人政治生活。共产党必须走在各阶级前面，自动提出国民会议口号。

　　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主张，是在革命失败以前提出的；他的关于国民会议的主张则提出于革命失败以后，而且在第三国际第六次大会以后，即一九-'／k年秋天以后。前者属于战略方面，后者则属于策略方面。可是这两方面的主张同时传到中国来，同时为我们所接受。这中间造成了不少的混乱。外面一知半解的人更多误会。有一次，第三党领袖邓演达约了高语罕去谈话，问道：“你们托洛茨基派主张中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性质，但提出国民会议口号；他们斯大林派主张中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性质，但提出苏维埃口号。——两方面的人不都是自相矛盾么?”邓演达意思是说：中国既然是无产阶级革命，就应当组织苏维埃；既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就应当要求召集国民会议。我不记得高语罕如何回答他。
　　我们当时虽都接受托洛茨基的主张，但各人的了解和注意点不见得是完全一致的。一九四O年我重来上海时，彭述之第一次见面就同我说：“我们当初都是从右的观点去接受第四国际主张的。”这话不确。彭述之自己确是“从右的观点”，由斯大林主义者一变而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但并非人人同他一般。彭述之接受“国民会议”主张，而且把这主张的策略意义抬高为战略意义。他把国民会议当作无产阶级在未来第三次革命中夺取政权的路线。其实托洛茨基说得很清楚。他的“国民会议”主张是在他的《第六次大会以后的中国问题》一篇长文中第一次有系统提出的，那一段的小题目就叫做“两革命间时期及此时期中呈现出来的任务。”此外，他在这篇长文后面又特别提出警告说：“党必须牢记而且说明：与党的主要目的即武装夺取政权比较起来，民主口号只有一种补助的暂时的插话的性质。民主口号的根本意义只在于能使我们走上革命道路”。彭述之也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性质”主张，但他特别攻击两个观念：“中国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含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将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顺带地完成”。在统一谈判中，他极力攻击这两个观念；在南京监狱中他著文攻击这两个观念；一九四一年争论时他又提出这两个观念来攻击。他不明白，托洛茨基的主张中除去这两个观念以后，就没有什么与斯大林主义不同了。斯大林主义者并不否认，中国第三次革命发展至后期能带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他们尤其主张必须先郑重地完成“资产阶级民主任务”以后，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彭述之“从右的观点”去接受托洛茨基主张，是很明显的。
　　陈独秀接受托洛茨基主张，则是出于另一种观点。上面有一处，我说过：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遵奉一个图式，即认为中国必须经过“国民革命”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对这图式有两种不同的了解。某些人认为中国既然能实行国民革命，那么我们就专心一致做国民革命工作好了，社会主义革命渺茫得很，等到国民革命成功之后再去想它还不为迟。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国既然非经过国民革命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那么我们就来实行国民革命罢，但这不是我们的革命，这不过是我们的革命的前提，我们正是为了社会主义革命才来实行国民革命的。实在说来，这两个倾向乃是斯大林主义的双生子，因为都是把中国革命分成两段：先完成国民革命，再进行社会革命。但仔细比较，二者之间究竟有这点不同，即后一倾向有可能抛弃两段革命论而走到不断革命论来，前一倾向则否。陈独秀属于后一倾向。他曾为了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注重工农群众运动，以至于公开反对北伐和秘密向第三国际提议退出国民党。可是北伐居然胜利了。编练常备军来革命，比广大群众罢工和暴动不是更有力量么?从此，他渐渐抛弃后一倾向而接受前一倾向。武汉失败以后他才觉悟：不以广大群众为主力，是不能革命的。雇佣军队，无论编练得如何好，毕竟靠不住。左派反对派的主张恰好迎合他这个倾向。他一接受这个主张，立即著文反对“红军”运动，反对党机关和同志纷纷抛弃城市群众工作，纷纷到乡村去，而且到乡村只为了编练“红军”。
　　关于红军的起源，我知道得很少。五次大会前中国共产党诸领袖中，我仅识面而不深知的，只有李大钊和毛泽东两人。李大钊始终在北京。毛泽东，当我初回国时，还在上海，似乎没有担任什么党内工作，因为中央开会没有看见他参加。不久，他就回湖南去了。他在湖南并不长久，似乎也没有担任什么党内工作。后来，我从广东区委报告或来的人知道了毛泽东在广州做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部长汪精卫很看重他；他又在广州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一九二七年四月，我在武昌大会场上看见他，向他传递了他的弟弟毛泽民托带的信。恰在那时，我看见了他著的一本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报告。他是党内重要干部中第一个注意农民运动的。他亲自到湖南各县去实地调查农民运动状况。这本书出版未曾经过中央宣传部审查，但当时宣传部并未实行党内出版物审查权。五次大会以后，毛泽东奉命去湖南代替李维汉做省委书记，但至“马日事变”之后才接了事。那时湖南的党已走入地底下了。唐生智回长沙时，湖南省委布置党员们张贴“欢迎劳苦功高的唐总司令!”标语，贴标语的同志竟被唐生智部下兵士拖去痛打。何资深向毛泽东抗议这个标语，毛泽东才收回命令。当时人们还希望拉拢唐生智来抵制许克祥或何键哩!
　　五次大会前后，党内种种阴谋中，毛泽东演了什么角色，我不知道。他当然不满意陈独秀，但与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三人也是不融洽的。他是个独立的人，他有独立的见解和主张，与当时共产党其他领袖不同。他有一句名言，叫做：“枪杆上出政权”。这是一个轻视工人运动的共产党领袖；他不仅轻视工人运动，而且轻视一切与“枪杆”无关的运动。一个参加创立共产党的人，在革命高潮当中郁郁不得志，只担负一些不相干的工作，直至革命已落于退潮时候，才露出头角来，到了斗争改变了方式时候，才一跃而为全党领袖，直至今日，——这个貌似离奇现象，其实完全可以拿他本人的性格和思想来解释的。
　　七月十五日前后，张太雷临交卸湖北省委书记职务时候，曾向我们报告了几个领袖的动向，其中提起毛泽东，则说：“润之准备人川去做石达开。”八月七日会议，毛泽东也出席，他发了言，我不记得说的是什么，似乎不是提出人川计划。从这日以后，我就没有看见他了。何资深同他关系很密切，他们二人“马日事变”后在湖南共同工作了一个时期，颇投机，因为二人都是对前任省委书记有意见，这个共同点联系了他们。一九二七年末或一九二八年初，二人都在上海。毛泽东要回湖南去时，何资深已经知道他的意向，临行送他一部亚东图书馆汪原放标点本《水浒传》和几幅湖南各县邮路地图。毛泽东很重视这两件礼物，尤其后者，因为这是高潮时邮工同志送给党的，本非卖品，也很难得，其中所记村镇及相互距离当然是比他种地图可靠得多的。
　　毛泽东到湖南团结了过去各县农民协会残余的武力，使之脱离了农民群众，而自己保存起来。这就是后来“红军”的一种来源。
　　他方面，当八月一日叶挺和贺龙在南昌暴动时，听说参谋部方面关于这个暴动军的去向曾发生一场争论。刘伯承主张把军队开往湖南去，到那里“干土地革命”，其他的人则主张开往广东去，占领广州，组织政府，扩充军队，然后开始“第二次北伐”。后一种主张占优势了。叶、贺军队的命运大家知道，无需在这里说。但其中有一小部分军队，归朱德①带领的，未曾陷于溃灭命运。这小部分军队转徙于广东，江西，湖南边境，曾有一个时期依附范石生带领的国民党军队，后来不知怎样同毛泽东带领的农民军残余部队合流了。如此构成了“红军”核心，以后渐渐扩大起来，中间经过许多挫折，直至现在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那是后话。

　　① 罗亦农任江西省委书记，与朱德认识。朱是滇军中一个将领，曾去德国留学，似乎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罗亦农调来湖北后，有一次曾约我去某旅馆会见一个军官同志。到那里，我才知是朱德。我们匆忙谈几句话就走了。除了觉得他是个瘦子以外，我别无印象。

　　“红军”不是中央或国际有意造成的。初起时，中央对于“红军”不感兴趣，因为认为没有前途。在李立三时代，共产党还没有决心完全放弃大城市工作。可是，那小小的军事核心居然能够发展起来，朱毛居然继叶贺为人所称道；他方面共产党在大城市也渐渐不能存身了，于是把力量移到“红军”去，把整个希望寄托在“红军”身上，即使在城市工人中做工作，那也只是运动工人准备响应“红军”的，如同当初响应北伐军一般。我们接受托洛茨基主张时候，全党就是处于这个状态下。我们和其他的同志讨论政治问题时，往往谈到最后遇着一个论据，即说：无论中央和国际如何错误，但“红军”，力量一天比一天发展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既然只能依靠“红军”夺得政权，要国民会议做什么用呢?毛泽东主义于是支配全党了。有一次，向忠发和周恩来两人到陈独秀家里谈话，那时已离分裂不远。话题自然转到“红军”去。陈独秀问道：“照马克思主义说，究竟是城市支配农村呢，还是农村支配城市?”向忠发信口回答说：“当然是农村支配城市!”可是，周恩来修正说：“论理是城市支配农村，然而……。”
　　我们都感到了“红军”问题的危险性，害怕党会因此抛弃正当的革命工作，完全去做军事冒险，结果离开了无产阶级，而成为代表农民，甚至土匪的党。那时我们还未曾料想到这个党会堕落到今日的程度!
　　陈独秀写了一篇长文反对“红军”运动。这篇文章影响很大。不用说，斯大林主义的中央是大发雷霆的。当时，所谓“调和派”，项英和罗章龙领导下的人，也认为老头子“老糊涂”。我们以外的反对派同志向托洛茨基攻击“机会主义者”陈独秀这篇反对“红军”的文章，托洛茨基回信指出“红军”发生的意义及其积极的方面，不能完全反对。在各方面攻击之下，我们几个人，当初同意这篇文章的，也怀疑起来了。尹宽认为“措辞不好”。后来，蒋介石把这篇文章大量印出来，在江西散发，是否窜改，我不知道。我手头没有这篇文章，忘记了其中反对“红军”的论据，但是，革命应注重城市工人，革命应依靠广大群众势力，军事力量只有辅助意义，这几点无疑含在里面的。这是陈独秀从武汉失败取得的教训。他以此教训为基础接受托洛茨基的主张。
　　对于我，托洛茨基的主张不啻是叫我退回到当初在法国反对加入国民党的立场去，叫我与其把中国革命看做与其他国家革命相异的，宁可看做是相同的，叫我不要找出许许多多的“特殊国情”来限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当初我是从“社会主义革命”后退到“国民革命”的，我所学的马克思主义往往要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兼能适用于中国，一部分只能适用于西方。现在如此一来，过去所学都成为活泼有用的工具了。此外，我编辑《布尔塞维克》时萦绕我的两个问题：“进潮或退潮?”“无产阶级专政或工农民主专政?”到此也得到了解决。
　　我们几个人讨论时，或同其他同志谈话时，我注重的是革命性质问题：资产阶级民主性的或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的。蔡振德和马玉夫也同我一样注重这个问题。但尹宽不谓然。他说：“托洛茨基并不注重这个问题，不过顺带提出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性质罢了，你们如果在这问题上同别人辩论，就有将政治讨论化为玄学讨论的危险。”尹宽注重的是苏维埃或国民会议问题。那时文件还不很多，关于革命性质问题方面，托洛茨基意见先后也有出入。到了刘仁静回国后，我们才看到了托洛茨基在阿拉木图写的几篇系统的长文章，那里面，革命性质问题并非不占重要位置的。

　　刘仁静回国，住在法租界一个公寓，我和尹宽两人去看他，他公然以反对派立场同我们说话，也同拥护中央的人说话。他告诉我们，昨日恽代英来看他，他向代英批评党的官僚化，代英否认，而且请他自由发表意见，保证中央必加以讨论。仁静问：“中央不肯发表我的意见呢?”代英说：“那么我就同你一起斗争。”仁静又告诉我们，他此次经过君土坦丁堡，见过“老托”。我同仁静约好时间，在我家里会见独秀。
　　狱中出来后，我和蔡振德就退还了恒丰里房子，搬出家具和行李。我们没有值钱的东西，只遗失一件皮袄，那是静从娘家带来的。我们起初在武昌路租一个后厢房，二个月后蔡振德又约我们住在他新租的一幢房子，在东有恒路余庆里。刘仁静就是到我们这个房子来的。这里成了我们这部分反对派的中心，起初非正式聚谈，后来就正式开会议。中央一定有所闻了。他们采取笼络手段。宣传部秘书潘文育来找我，很客气地请我回去宣传部工作；我拒绝回去做固定工作，但愿意替他们翻译文件，隔几日去一次，交稿或拿材料。他们给我每月四十元生活费。何孟雄也来找蔡振德，荐他去某通信社做工作，一天几个钟头，酬劳很好。我翻译文件余暇，继续翻译《宗教·哲学·社会主义》，被捕前已译成三分之二，译稿同文件一起经过公安局到龙华去，出狱那天，我请求军法官发还。
　　我托了许多人代卖这本译稿，都不成功。结果，杨贤江帮了忙，他替我把这本译稿卖给新成立的沪滨书店。书店经理是彭述之的同乡马任之，他不久也参加反对派了。当时杨贤江是我们的支部书记，汪泽楷和我都在这个支部里面，我们提出中国革命根本问题同江苏省委派来的代表反复辩论。支部书记杨贤江动摇于双方中间，以致支部对于这个辩论始终未成立决议。不久，陈独秀，彭述之，汪泽楷诸人被中央直接开除了。我未曾看见通告，不知根据什么理由。有五六个同志向中央提出抗议，这抗议书署名者有我在内，但我自己不知道这回事，也不晓得是谁起草的。到中央宣传部去时，潘文育问我为什么提出抗议，我才知道有这抗议书存在，因此并不否认我的署名。我说：“我有权利提出抗议。”潘文育说：“你自然可以抗议中央开除那些人有什么不合手续之处，但你在抗议书中应先声明：政治方面，你是同意中央的。”由此我知道这抗议书只提出手续问题，而未表示政治意见。我说：“我在政治方面也是不同意中央的，我已经在自己的支部里提出来讨论了。”
　　汪泽楷和我在支部里提出的政治意见还没有结论。汪泽楷虽然开除，我仍在支部里面，上层机关仍须回答我。最后，省委书记王克全亲自出席，他带了李初梨来记录我的发言，我系统地叙说我的政治意见之后，又抗议中央开除几个同志手续上不合法。王克全只限于约定下星期开会时正式回答我，但支部书记杨贤江此次确定了态度；他站在中央意见方面，他又认为这几个同志是应当开除的。我很惊讶杨贤江态度的转变，但不久就明白人家开会前一定疏通了他，或恐吓了他。下星期，我和静二人去杨贤江家里开会时，别人都没有来，主人殷勤招待我们，说他们也许为了临时有什么事情不来开会。我们向他告别，而且约定了下次开会时间。可是几日以后，我听说我也开除了。我始终未曾接到正式通知，也未曾看见《红旗报》上发表的通告。听人说，我的罪名是煽动报馆支部和云南代表反对中央。
　　这是事实。在马玉夫和蔡振德影响之下，有几个支部和一些个人如罗世藩，薛农山等走到反对派来，报馆支部是其中一个。支部书记屠仰之，当时是《时事新报》馆排字工人，他以及其他几个工人领袖跟随马玉夫走。大家推举我代表反对派去出席支部会议。我们开了几次会，整个支部都站在反对派方面，没有一个人替中央说话。可是有人报告中央关于报馆支部和我的活动。结果支部解散，书记屠仰之也开除了。云南代表，我忘记了他的姓名，我曾在刘少猷家里同他谈一次话，不知是他自己或刘少猷的爱人陈季如向中央或江苏省委报告，我的活动也被人发现了。我们这些被开除的人，并不承认开除通告。我们仍自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但另外进行一种组织，这组织不是第二党，而是党内一个派，——“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国共产党之父——陈独秀，在我们一边。十月革命二大领袖之一——托洛茨基，也在我们一边。另一个大领袖列宁，如果不死，也一定是在我们一边的。他的寡妻克鲁普斯卡娅对人说：“列宁不死，一定会被斯大林关在监狱里的!”
　　这是国际性的斗争。当时第三国际各国支部差不多没有一个不发生分裂。各国支部差不多都有“左派反对派”成立起来，选出领导机关，出版刊物，进行国际团结。国际左派反对派也成立了，这就是后来第四国际的先驱。
　　如果不是国际性的斗争，而是中国一党内部的斗争，则情形会完全不同的。我们几个人不会如此轻易抛弃国际和党，同时中国党中央也不敢如此简单开除我们。开除我们的，是第三国际的命令，并非简单是中央的决议。
　　在斗争期间，许多真诚的革命者很忧虑，害怕双方各趋极端。他们即使不赞成我们的主张，也是反对用开除一类手段来制裁我们的。可是在国际命令之下，他们没有办法了。他们连抗议也不敢。我只知道有三个同志，在特殊情形下对此问题发表了意见。一九二九年秋，彭湃，杨殷，颜昌颐三人被捕。前二人，我仅识面，颜昌颐则是我的好朋友。这是三个正直的同志，厌恶党内一切阴谋诡计。有一次，我去宣传部交稿或领材料，潘文育拿给我看他们三个人写的字条，从龙华狱中寄出来的。三人说，他们自己知道已经无望了，现在利用残余的时日在狱中做宣传工作；关于党的意见，他们希望现在内部的争论，中央能用和平手段来解决。这是三个重要同志的最后遗嘱，可是没有人听从他们。
　　此时，周恩来是党内最有实力的领袖，组织部长兼军委主任，开除我们，他应负组织上责任。
　　当时，“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早已有组织了，我们这些人尚沉溺在斯大林主义泥潭里时候就已有组织了。这个组织起源于莫斯科孙文大学，在莫斯科已有光荣的斗争史。这一切将有合格的人去写它。一九二八年底或一九二九年初，从莫斯科回国的反对派学生在中国正式成立组织，出版一个刊物《我们的话》。渐渐有未出国的同志加入这个组织。我们所见的文件就是这个组织散发的。我们接受托洛茨基的主张，但对于这个组织本身并不满意。尹宽，彭述之及其他的人，也许有其他方面的不满意，例如嫌负责的人无经验，无能力，各不相下等等，但我只不满意一点，即《我们的话》分析当时中国状况是认为革命仍在高涨中的，或已从低潮恢复为高潮的。我读了托洛茨基的文章后回头读他们写的文章，觉得这些自命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人，竟如此不了解托洛茨基!
　　刘仁静经过西欧回国，途中去土耳其访问托洛茨基，托洛茨基约他做中国通信员，他于是以“老托代表”自命，不肯服从反对派组织指挥。他在正式的反对派组织以外团结了一部分反对派同志，又出版一个刊物叫做《十月》。但刘仁静并不能指挥“十月社”。陈独秀或尹宽曾告诉我：刘仁静不过是傀儡，“十月社”的灵魂是一个莫斯科回国学生王文元。我于是想起了马任之的话。沪滨书店出版一本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从唯心论到唯物论》，我问他是谁译的，他说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一个“小孩子”译的，这个小孩子聪明能干。不久，刘仁静就被“十月社”赶走了，他仍以“老托代表”资格一个人活动，甚至一个人出刊物《明天》。
　　这两个反对派组织以外，还有几个游离分子，刘胤，赵济，王平一等，另外出版一个刊物。他们讨论刊物名称时，想起了当时美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寄来的机关报“The Militant”，遂定名为“战斗”(其实应作“战士”)。“战斗社”的人没有明白的一贯的足称为特性的主张。
　　以上三个组织之外，还有一些在正式党做工作而且得到信任的分子，他们在莫斯科与反对派没有组织关系。但此时回国后渐渐表明反对派立场，如吴季严，江常师，屠庆祺等。
　　我们这些被正式党斥为“机会主义者”的人，虽然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张，在莫斯科回来的反对派同志眼中，仍不能算是左派反对派。他们也跟着斥我们为“机会主义者”。他们也许欢迎我们所影响的群众，但反对我们的领袖，尤其陈独秀本人。刘仁静把一切情形都写信报告托洛茨基了。托洛茨基回信来纠正这个观念。他说，陈独秀过去执行的，不是自己的路线，而是第三国际的路线，陈独秀本人则是一个好的革命家，你们青年人应当向他学习的。托洛茨基提议四个反对派各派代表共同组织一个“协议委员会”，把组织统一起来。有他如此干涉，其余三派就不能不将我们看做左派反对派，同他们一样了。
　　此时，我们自己已经有了正式的组织。我们编了几个支部，选举了一个常务委员会，总书记自然是陈独秀，常务委员是彭述之，尹宽，马玉夫，罗世藩，秘书长先是吴季严，后是何资深。我们发了一个宣言，名为《我们的政治主张》，有八十多人签字，有些工人同志用假名签字，我们又出了一个刊物，讨论名称时，我提议用《无产阶级革命》，他们都接受了，但后来不知何故采取《无产者》。前二期是铅印的，以后则是油印的。
　　“协议”过程拖延得很长久。这是一个极错综复杂纷乱而无聊的过程。每个组织并不把其他的组织看做同志，而是看做敌人，大家都拿出外交手段来，互相斗争。这中间两个大组织“无产者社”和“我们的话社”内部又爆发了斗争①。吴季严当过“无产者社”代表，他告诉我：“这些手段，将来用在议会里面是很好的。”我对于这类斗争，丝毫不感兴趣，而且内心发生厌恶。我对于此时的原则争论也没有兴趣，因为此时这种争论都夹杂着组织斗争，而且是为了组织斗争而牵强附会的。在这长久的“协议”期间，我几乎不闻不问。我埋头翻译能赚钱的马克思主义书籍。直至最后“无产者社”内部分裂，双方倾向都已明了之时，我才下决心出来干涉，从此自己也积极投身于这个斗争漩涡中了。

　　① 当时四派都自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并不自称什么“社”是别人称的，

　　协议委员会中“无产者社”第一任代表是马玉夫和吴季严，他们回来报告，都说其他三派的人没有统一诚意，我信了他们的话。其他三派的人，我没有一个认识，他们以前既然不认我们为反对派，现在勉强奉托洛茨基命令进行协议，自然会反对统一的；至于我们方面的人，则我自己认为有统一必要，别人相差不远，也必认为有统一必要。何况，资深告诉我说，我们从旧党分出来的一点基础天天在涣散，如不统一，不久整个组织都会名存实亡了。独秀自己也很着急。我确知他在希望统一。托洛茨基来信后，“十月社”和“我们的话社”都曾派代表去见他。他向我说出他的感想。他说：“我看见这些青年人，如同五四时候和五卅时候看见的青年人一般，都是朝气蓬勃的。”他的话一方面也是表示他对于旧的干部的失望。这些经过了一次革命的人，此时都是暮气沉沉的了。我不满意他们，也不满意自己，而希望新的同志能使我振作起来。可是最后我发现没有统一诚意的，主要不是其他三派的代表，而是我们自己的代表。马玉夫和吴季严受彭述之指挥，统一的最大障碍乃是彭述之。
　　陈独秀一向鄙视内部组织上的阴谋诡计，我们看他从武汉时代到第六次大会时代在正式党内的态度就可以知道。彭述之则不然。他有领袖欲。上面我已经说过，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并非从群众斗争当中造成的，而是依靠一些组织上的手段。在莫斯科二三十个中国学生之中，他用那有名的“旅莫支部”训练法来造就和保持他的领袖地位。回国后，国内同志看他做国际派来的代表，他也以此资格加入主席团，而且取得陈独秀的信任。以后，他就紧紧抓住陈独秀，挟陈独秀以自重。“老先生的意见同我一般。”有一个时期，即他一九二五年从医院出来以后和秋白一九二七年提出自己意见以前，他竟如此狂妄，认为中国共产党领袖除了陈独秀以外就是他。那时蔡和森在莫斯科。主席团只有四个人，彭述之说：“瞿秋白是高等技术人才，张国焘是高等事务人才。”平心而论，陈独秀不用说，其他三人和森，秋白，国焘，能力都比他高。主席团五人中他是最无用的。到了武汉，他轻而易举地被人推翻了。若飞，乔年，在党内团结核心，进行抵抗，但对他都无好感。他下台后愈加抓紧陈独秀。尹宽得到反对派文件以后，要同独秀谈话时，必须通过他，而且每次都有他在旁，因为尹宽不能直接到独秀家里去。彭述之必须依靠陈独秀才能恢复他的领袖地位。
　　四组织统一问题发生后，我们注意的是：各人的政治意见在原则上能否一致。彭述之及他影响下的几个同志则注意另一个问题：怎样统一。“我们的话社”是反对派正统，托洛茨基提议协议的信未曾寄来以前，“我们的话社”只能容许这些“觉悟了的机会主义者”分别加入他们的组织，他们有去取之权，此外没有什么“统一”问题可言。这种方式，彭述之听也不愿意听。托洛茨基来信以后，“我们的话社”降低身份同其他三派相等了，四个组织要统一为一个新的组织，无所谓正统和非正统。可是这个方式，彭述之也不愿意。他轻视和不信任其他的组织，事实上是他知道这些青年同志大多对他没有好感，在统一的组织中不会奉他为领袖。他不敢提出以“无产者社”为正统的主张，只好设法延宕和破坏这统一谈判。
　　这个情形，我们是经过好久才看出来的。尹宽虽不是代表，但认识其他三派中许多人，常同他们往来，他发现我们的代表的报告不合事实，他看出彭述之坚决反对团结。有一次，他瞒过彭述之，约了独秀去他家里谈话(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把种种情形告诉独秀，于是独秀彻底觉醒了。开常委会议时，他坚决主张召回马玉夫和吴季严，而自己同尹宽二人代替他们去代表“无产者社”出席协议委员会。从此统一谈判就一帆风顺了。
　　陈独秀一经觉醒，立即同彭述之决裂，连私人间的友谊也不存在了。陈独秀是富于意气的人，他容易信任人，容易过分估量所信任的人的价值，可是对这人失望之后又容易走到另一极端去。现在他对于彭述之的厌恶恰好同过去的信任一般，流于过火。何资深议论彭述之，说他是个“纸老虎”，表面张牙舞爪，戳穿之后是空无所有的。独秀说：“不是纸老虎，是烂西瓜。纸老虎里面不过空无所有而已，烂西瓜表面很好看，剖开之后喷出一阵恶臭。”从此以后，“无产者社”常委每次开会必定吵架，而且吵得很激烈。陈独秀，尹宽，何资深是赞成统一的，彭述之，马玉夫是反对统一的，罗世藩态度如何，我不能说确定的话。如此情形一直继续到统一实现，“无产者社”组织自然消灭时候为止。
　　这两个老朋友决裂了。我第二次入狱后，彭述之又升为领袖，再与陈独秀合作，但已无友谊存在。两人被捕，入狱，以至释放，中间闹了许多无聊的私人的纠纷。陈独秀不愿意提起这些纠纷，我出狱以后看他，他始终不提起彭述之。王文元在汉口曾有一次向他提起彭述之。他说：“这个人，还提他做什么!”，反之，彭述之则津津乐道他在狱中和独秀的冲突。一九四0年，我在上海看见他，他就向我提起好多次。他不惜以丑恶不堪的话诋毁陈独秀，而且把这种无聊的私人纠纷说做他的正确路线和陈独秀的错误路线中间的冲突。陈独秀死讯传到上海后，彭述之写了一篇文章丑诋他，又写了一付联语骂他，其中有“晚节不终”一类的话。
　　“无产者社”在常委中赞成统一的人占多数了，但在各支部中反对统一的人仍占多数。各支部的人，一部分是蔡振德和马玉夫从正式党中上海的组织分出来的，一部分是过去的干部在上海或外省做工作的，他们拥护陈独秀，但大多必须经过彭述之去拥护陈独秀。此时，蔡振德消极了，马玉夫和彭述之都反对统一。旧干部里没有人信任尹宽。尹宽是个聪明人，无论在思想和行动方面都比彭述之敏捷，但他有一种犬儒主义，其实无害的犬儒主义，为了应付别人的少些，为了卖弄自己聪明的多些，可是人家因此不喜欢他。彭述之容易把统一和不统一问题说做他和尹宽之间的争执，于是为了反对尹宽原故，好多人就反对统一。
　　自从托洛茨基来信提议设立协议委员会起直至此时，这几个月中间，我都是站在一切纠纷以外的。此时常委派我代表“无产者社”上海地方组织去同“我们的话社”上海地方组织谈判合并。我在一个小学内遇着史唐，见面之后才知他本是中央一个印刷厂内的排字工人，这印刷厂属我管理，他认识我，但我不认识他。他于一九二七年去莫斯科读书，加入反对派，回国后负重要责任。现在他问我：“这几个月争论中，为什么没有听到人家提起你的名字?”我不记得拿什么话回答他。但从此以后争论中也有人提起我的名字了，因为我坚决赞成统一了。“无产者社”各支部赞成统一的人渐渐占了多数，他们选举统一大会代表，其中有陈独秀也有我。陈独秀当选是当然的；彭述之，马玉夫没有当选也是当然的；最坚决赞成统一的尹宽没有当选似乎有点奇怪，但这是证明人们虽然赞成统一，仍是反对尹宽，认为尹宽假借统一问题来排挤彭述之。没有人怀疑我有什么私人野心。
　　在这协议过程中，“我们的话社”也分裂了。梁于乔一派基础在广东，区芳一派基础在上海，有好多在上海加入的反对派。此时区芳监禁在漕河泾狱中，代表这派来参加统一大会的，就是在上海加入的宋敬修。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统一大会，于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在大连湾路新租的一幢弄堂房子开会。
　　协议委员会将布置会场责任完全付托于“无产者社”，“无产者社”又把这个责任付托于何资深。李仲三拿出一件猞猁皮袍，我拿去当得二百多元，做大会经费。何资深调了工人同志王芝槐一家人做这幢房子的二房东。王芝槐本人也是“无产者社”一个代表。各派其他的代表三五人一群，分头集合，然后由人带领到会场去，一进门之后即不能出来了，直至三日或四日散会时。只有一个人可以出门：陈独秀。
　　代表人数已不记得，想得起来的，“无产者社”有陈独秀，江常师，蒋振东，王芝槐，我；①“我们的话社”有梁干乔，陈亦谋，宋敬修，四个香港工人；“十月社”有王文元，濮德志，宋逢春，罗汉；“战斗社”有来燕堂。其他三派代表，我都是第一次见面，无产者社代表蒋振东也是第一次见面。

　　① 协议委员会计算各派人数，最后决定“无产者社”和“我们的话社”各增加大会代表一人，“无产者社”决定派彭述之去，开会后二、三日，他才到会(或未到会)。——作者注

　　各种决议案都是协议委员会起草好了的，各派重要人物都已同意，这些人大多数在代表之列，因此几乎没有什么讨论。我只记得，讨论政治决议案时，我曾起立发言，而且同人辩论。问题是关于政治稳定和国民会议之间的关系的。从一九二九年到此时一九三一年，经过两年了。近几个月各派又有很激烈的辩论，口头的和文字的。大家都有进步了。《我们的话》已经不说：目前恢复了革命高潮。大家都不得不承认国民党政治上已相当稳定。但这稳定能持久么?我认为是能持久一个较长时期的，我而且把我们的国民会议主张建立在这个政治稳定之上。这个见解受人反驳，反驳的：我记得有梁干乔和宋逢春。他们的理由，则不记得。
　　最后一场会议是选举。有些人对于这场会议特别有兴趣，往往大会是为选举而开的。我不记得当时一共选举几个中央委员。陈独秀和王文元得票一般多，两人都得到全体代表投票。其他的人得票参差不齐。最末当选的有二人：彭述之和梁干乔，得票一般多。重新举行投票，结果彭述之当选了。梁干乔落选出人意外。后来陈亦谋说这中间有误会，因为香港四个工人不晓得梁干乔，只晓得梁大慈，因此没有投票。
　　协议委员会已经决议统一后，彭述之还在进行反对。他“代表下层反对上层勾结”。独秀说：“别人代表下层还可以说，彭述之代表下层就有点不像了。”虽然如此，大家还是觉得麻烦的。我说：“这个问题容易解决，只消保证他选举时定有中央委员位置，他就不会反对了。”尹宽和何资深都斥我胡说，都说我把政治问题和彭述之本人都看得太简单了。我说：“政治问题，我也许不懂，但彭述之，我是了解的。”五月一日开了会，独秀回去，资深交给他述之写来一封长信，其中述之斥此次统一为“虚伪的”，“无聊的”，及其他难听的话。他声明：“他誓死不承认。”可是他不知道居然能当选为中央委员了。第一次中央委员会开会时，他来出席，独秀拿出他这封信给大家看，看完之后当面问他：“今天还认为此次统一是‘虚伪的’，‘无聊的’等等么?”我清楚记得他坐在床边，满脸通红，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结果我出来打圆场，免除了他这麻烦的答话。事后，何资深骂我，说我姑息养奸，说我政治上不坚决。他认为像彭述之这种人应当彻底打击下去，而这封信是打击的好机会。我说：“他已经够受了。”反之，资深承认开会以前是他错的，当时他认为我把彭述之看得太简单。但尹宽没有同我提起这个问题，不知道他有什么感想。
　　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开会，选举了五个人成立常务委员会：陈独秀，陈亦谋，王文元，宋逢春，我。分配职务：陈独秀书记，陈亦谋组织，我宣传，王文元党报，宋逢春秘书长。
　　这个领导机关成立不久，刚刚开始认真工作时候，就被破获了，除陈独秀以外，全体常务委员会被捕。相隔二年，我第二次入狱了。这次没有第一次那么惬意。二年前，我在狱中关了四十天，这次就关了六年零三个月，直至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炮火之下准备放弃首都南京时，才得出来。

作者补注

　　本书出版后，我仔细看了一遍，随手作几条补注，借以说明问题或订正误记。
　　补注一(162页，25行)——此文名《宪法与孔教》，作于1916年1月1日，发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3号，所引二句应作“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补注二(179页，2行)——友人某君对蔡和森思想发展有研究，认为他在国内及初至法国时是墨翟主义者，只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派学说来研究；到1920年法国社会党在都尔大会上宣布加入共产国际并改称法国共产党以后，他才确定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补注三(189页，24行)——此处回忆有误。黄齐生比我先到木棚居住。
　　补注四(205页，19行)——事实是陈独秀在五四示威以前就解除了文科学长之职。
　　补注五(231页，14行)——这里，我把1922年的西湖中央会议和1923年的第三次大会混合起来说了。陈独秀反对加入国民党是在西湖会议上，到第三次大会时他已被说服不再反对加入国民党了。
　　补注六(265页，9行)——延年初次从广州来上海，似非在廖仲恺被刺以后，他从广州来上海有好几次，这里所记是综合几次而写的，在我的记忆中分不清楚。此外，他第一次来上海的时间可以从《民国日报》寻马道甫的广告栏内查得出来。
　　补注七(284页，17行)——罗明纳兹是自杀的。罗明纳兹起草的八七会议文件叫做《告同志书》。
　　补注八(325页，5行)——李季达不是与李大钊同时牺牲的，他在李大钊死了半年后才在天津被捕，牺牲。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七日)

自 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