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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傅大庆
郑超麟
（1996.10.17）
傅大庆不仅是我的同学，而且是我的朋友。「同学」是无所谓的，但在那时的环境下，我能交「朋友」，交真正的朋友，则是很不容易的。
1923年春，我们一行12人，从西欧来到莫斯科进东方大学。东方大学早已有中国班，中国学生是直接从中国来的，他们派出了十几个人来火车站热烈迎接我们。我们12个人，连同以前分别来莫斯科的两个人（萧子暲、张伯简）共14人。从中国来的学生此时尚在莫斯科的，比我们从西欧来的人更多些，但这两部分中国学生，无形中有隔阂，很久没有消除。我们从西欧来的人，相互间不仅是同志，而且是朋友，这人和那人，或深或浅总有私人的交情；可是，我们和他们无法结交为朋友，他们自己相互间也没有朋友的感情。
当时的形势是这样的，从中国直接来到莫斯科的学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领导人」，另一类是「被领导人」，「领导人」就是旅莫支部党和团的负责人。选举来，选举去总是那几个人轮流（青年团）或永久（党）当选。「被领导人」则是始终未曾当选为领导的人，他们只能听从前一部分人的安排，他们不敢同我们从西欧来的人亲近。
对于这一部分人，我们无法交朋友，甚至无法说话。
那几个「领导人」则常常找我们说话，但不是找我们交朋友，只是来「了解」的。
傅大庆就是「被领导人」当中的一个，除他之外，尚有许之桢、周兆秋、胡士廉、萧劲光、任钧等人。
我最初就是这样看傅大庆的。如果他给我甚么特殊印象，那倒不是他的为人，而是他的俄文名Federov，法文重音在最后一个音节上，俄文重音随字而异。他的名更奇怪，第一音节Fe要读成Fo，而且要读得特别重，所以俄国人喊他时我以为是喊另外的人。
但还有两个特别的人，不能不提出来说。这就是蒋光赤和抱朴，他们也是「被领导人」，即他们从来未曾当选为旅莫支部党或团的领导职位的，但他们「不听话」，即不是暗地反对，而是公然反对那几个领导人，有时发牢骚，甚至鼓动别人起来反对。
这两个人不是同我们住在大学里，而是住在附近一个女修道院的一个房间，没有人去看望他们。
我到莫斯科后即同这两个人交了朋友。抱朴那日也去火车站欢迎我们，经人介绍，我就用世界语同他谈起话来，从此之后，我常常去女修道院看他，因此也认识了蒋光赤。我同他们谈文学，谈哲学，谈新文化运动，谈世界语，等等，谈得很投机。
从西欧来，有人悄悄警告我：抱朴和蒋光赤是反对派，反对旅莫支部领导的，你不要同他们来往，但这警告太迟了，我已经不能断绝同他们的关系了。
一天，我去看他们，意外地看见傅大庆在同他们谈话，我很惊讶，后来听他们说，傅大庆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看他们一次。原来并非无人敢去女修道院看他们。其实，旅莫支部并无明令禁止同他们往来，不过暗示而已。那些人为了避免麻烦，就不敢去看了。
从此我就同傅大庆交了朋友，常常在大学本部同他在一起谈话，互相询问家庭情况和经历，以下便是我对他的了解。
他是江西人，似乎父亲早死，他的母亲是一位女教师，靠教学收入辛辛苦苦养活几个小孩子；孩子们不仅长大了而且都受了教育，长子大庆还学会了英文，不仅读能听，而且能说能写，东方大学的中国学生，无论是直接来自中国，或从西欧转来的，没有人比他英文更好的。
1920年，为了继续求学，他从江西来到上海，接触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看了《新青年》文章，他为陈独秀文章所说服，便写了一信给陈独秀，陈独秀回答了他的信并约他见面。见面之后，陈独秀要他住在新办的外国语学校，那是杨明斋新办的学校，表面上学俄文，事实上进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有十几个青年聚在一起。恰逢莫斯科要办东方大学，杨明斋便把这一批青年送到莫斯科来了。
这是1923年傅大庆告诉我的话，至今已有73年了，我还记得（也许有些事情，年老记错）。
正因为我还记得傅大庆同我说的家人情况，所以1929年秋天从党内渠道收到一个青年人来信，信中说：他是傅大庆的弟弟，知道我是他的哥哥的朋友，要我去看他，他住在打浦桥新新里。我毫无顾虑地去了，同他在附近的跑狗场周围兜了几个圈子，知道他要我介绍工作，我当时无此能力，只好向他道歉了。
我在西欧来的人中交了几个朋友，到莫斯科后，又交了三个朋友，傅大庆是其中的一个，自然，我不能说傅大庆是我的最亲密的朋友。我欣赏他不怕打击，敢于同领导所厌恶的人往来。
1924年暑假前，回国革命已开始酝酿，旅莫支部派遣一大批同志回国工作，暑假前已经有一队出发了，暑假中又出发一队，人数可能比第一队更多，带队的人是陈延年，我被指定为庶务兼会计，傅大庆也在此队中。奇怪的，是此行我没有留下甚么有关傅大庆的印象，大概是为了事忙的原故。
到了海参崴，但没有船去上海，只好住在海员俱乐部候船。
等了好几天，有一条英国船来了，但这是货船，不是客船，水手是中国人，说能够用「载黄鱼」的办法载我们到上海去，不过只能载五六人去。我们商量先去几个人也是好的，于是一部分人，傅大庆在内，先回去，队长陈延年，会计郑超麟，以及其余的人，则等待以后俄国船开赴上海时再乘去。
九月下旬，俄国船终于启锚了，我们也就回到上海了。
先头一批回来的人已经都分配工作了，傅大庆自然也分配了工作，按照地下工作的规则，我不敢问他分配到甚么地方去。总之，我从此失去了同傅大庆的联系。大革命时代，我没有听到傅大庆的消息，大革命失败后也是如此。
可是，在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我看见了傅大庆。
那是在1931年夏秋之交，我已经被共产党开除了，我因托派活动罪被国民党逮捕，关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等待判决。我住在「人字间」，这条弄政治犯最多。一天，看守送进来一个犯人，是从广州押来的，就要解到南京去。我看见了，吓了一跳，原来是傅大庆，他看着走来走去的犯人，一个都不认识，忽然看到了我，马上走近我，悄悄地说：他有事情要报告中央。他自然不知道我已经不是共产党员；在此情形下，我也不必首先告诉他我是托派。我答应了他，他就说给我听。
原来，他是在印度加尔各答办英文报纸，报馆被封，人被捕，他被引渡回国，要押去南京受审。他在广州看守所中遇见胡志明，胡请他设法通知中共中央营救他，傅大庆要我将胡的要求通知中共中央。
我义不容辞，尤其因为胡志明也是我的熟人，但怎去通知中共中央呢？
我想起，在龙华看守所一定有中共秘密支部，能够传达消息。但哪一个政治犯是支部负责人呢？在「人字间」的中共政治犯中，我只认识两个人：陈为人、关向应。我考虑结果，认为三条弄里的总负责人是陈为人。我直接找他。我说，刚才解来的犯人名傅大庆，是在印度被捕的要解到南京去。他有重要的话要要报告中央，我现在要告诉你，陈为人立即严肃起来，不说一句话，听我说下去。我把傅大庆的话一字不漏地说给他听。他咬紧牙关听我说完，仍旧不说一句话。我明白，我的目的达到了。
两三日后，傅大庆就解走了。
我记不清楚，究竟是1937年出狱后，或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则新书广告：克劳塞维奇的《战争论》的译本出版了，译者署名傅大庆。于是，我知道傅大庆已经自由了。我想，他一定在延安担任甚么重要工作。
在龙华看守所这件事，我对当时的托派同案犯也未说过，我也未曾记录下来。
几十年后，以及关押了27年之后，我已经淡忘了这件龙华看守所的事情，我自己也恢复自由了。忽然有一位穿着朴素的职业女性来我家看我。我请他坐，他拿出介绍信来：名戴晴，新闻记者。
戴晴当时已经相当有名，但我不知道。我要知道这位访客的更多情况，便问道：「你姓戴？」
出我意外，她说：「我不姓戴，我是你的同学的女儿。」
我很诧异，说：「我有甚么同学能够生出你这样的女儿？」
她于是从带来的包内抽出一本《郑超麟回忆录》，翻开某一页，指着上面写的「傅大庆」三个字给我看：
「我就是他的女儿。」
于是我仔细看她，我说：「你，你的脸型，确有几分像傅大庆。」
接着，我便问傅大庆的消息。原来，他在北方做抗日的地下工作，抗战初期，就被日本人杀害了。
自此以后，我留心报刊上有关戴晴的消息，我发现这消息愈来愈多，也愈来愈重要了。报刊消息不需要我赘述了。我还注意到她有勇气，敢于不服从上级的不合理的规定。这一点，同她的父亲一样，难道这正是出于遗传的么？
不久之前，戴晴路过上海，又来看我。我看见我面前坐着的衣着朴素的职业女性，一个平平常常的人，却是一位世界名人。老友傅大庆有知，亦可含笑于九泉了。
'1996年10月17日
（《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第二卷第5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