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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胡风《鲁迅先生》长文有感
郑超麟
不记得是哪一位西方哲人的名言：著作家有二重生命，他死后，他的著作还能在社会上发生作用。历史上不乏先例。
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在社会上发生了巨大的作用，死后，他们的著作又能指导一九一七年的俄国走上了世界革命的道路，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相比，胡风自然是小而又小的著作家。我被国民党逮捕以前还不知道胡风（张光人）的姓名，出狱后才知道他是鲁迅的一个学生，同鲁迅关系密切；但我在解放后被捕以前从未读过胡风的一篇文章。就是这样一个著作家也能证验上引的「名言」：他死前，一九八四年，写的这篇《鲁迅先生》长文，在他死后若干年，一九九三年，初次公开发表时（见＜新文学史料＞一九九三年第一期）也能在中国社会上发生了重要的作用，即解决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政治斗争史上一件公案——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公案。
一九三六年，鲁迅去世前不久，我的老朋友陈其昌，化名陈仲山，写信给鲁迅，并寄了一批托派出版物给鲁迅。鲁迅回答了这封信。信中暗指中国托派为日本特务机关收买的汉奸。
当时我关押在国民党的监狱中。那里看不到日报，但书和杂志是可以送来的。我在一位「难友」家属送来的一本杂志中看见鲁迅这封答信。
我当然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当然不赞成陈仲山写信并寄出版物给鲁迅，但对于鲁迅这封答信特别反感。鲁迅不是说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话么？他不是一向反对国民党御用报刊上常常出现的「卢布说」么？他为甚么自己用「日圆说」来辱骂人呢？他有甚么证据呢？信中唯一的证据就是说：托派寄给他的是「很整齐的刊物」。一个地下活动的党派，难道非接受外国间谍机关收买就不能出版印刷「很整齐的」宣传品么？（何况当时寄给鲁迅的刊物都不「整齐」。我有当时主持印刷工作的林华同志死前写的一篇专讲印刷工作的回忆文章，必要时可以发表。）
鲁迅这封答信贬低了他在我心目中以前的地位。我想，中国文人对于更强大的敌人用的是一种论调，对于更弱小的敌人用的又是另一种论调，由此不必过于苛求鲁迅。
我出狱后，知道陈其昌同志写这封致鲁迅信时，别的同志都不赞成。我又知道有些同志对于鲁迅特别反感，我曾劝告这些同志不必如此。
解放后，鲁讯这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被编入高中语文教科书了。因此全国凡受过高中教育的人都把「托派汉奸」深刻在心灵中。
我的老朋友楼子春，本是文学青年，崇拜鲁迅的。他解放后定居香港，出版了一本论鲁迅的书，又发表了多篇有关鲁迅的文章。他特别注意鲁迅这封信后附注的「O.V.笔写」，他又从知情人那里知道O.V.就是冯雪峰，又知道「笔写」二字并非常人所理解的「鲁迅口述，雪峰笔录」之意，而简直就是雪峰代替鲁迅拟的这封信，在病榻前念给已经不能执笔的鲁迅听，鲁迅点头，就作为鲁迅的信发表了。
我并不重视这个细节上的区别。这封信，即使不是鲁迅亲笔写的，即使冯雪峰以自己的意思代拟的，但鲁迅听了，点了头，对于此信，鲁迅就应当负全责。
孙文一九二五年在病榻上，自己不能执笔，汪精卫以己意替他代拟遗嘱，念给他听，他点了头，于是就成为「总理遗嘱」。国民党统治下，不是每次开会以前都念「总理遗嘱」么？即使汪精卫做了汉奸，「总理遗嘱」仍照念不误。
可是，胡风这篇长文也有一节专写鲁迅这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是怎样出台的。
原来，鲁迅听了冯雪峰事先替他代拟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他虽然点了头，但只表示基本同意而已。
试看胡风是怎样说的：
口号问题发后，国防文学派集全力进攻。冯雪峰有些着慌了，想把攻势压一压。当时鲁迅在重病中，无力起坐，也无力说话，连和他商量一下都不可能。恰好愚蠢的托派相信谣言，竟以为这是可乘之机，就给鲁迅写了一封「拉拢」的信。鲁迅看了很生气，冯雪峰拿去看了后就拟了这封回信。「国防文学」派放出流言，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托派的口号。冯雪峰拟的回信就是为了解消这一栽诬的。他约我一道拿着拟稿去看鲁迅，把拟稿念给他听了。鲁迅闭着眼睛听了，没有说甚么，只简单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
冯雪峰回去后，觉得对口号问题本身也得提出点理论根据来。于是又拟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又约我一道去念给鲁迅听了。鲁迅显得比昨晚更衰弱一些，更没有力气说甚么，只是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但略略现出了一点不耐烦的神色。
由此可见，这一封信和这一篇文章，说的是同一个问题，是分不开的。这信和文章，据胡风这里所说，不仅不是鲁迅的口述、雪峰笔录；也不是鲁迅起意写的，而是雪峰自己要写，写好再用鲁迅名义发表的。
冯雪峰念那封信给鲁迅听后，鲁迅没有说甚么，只简单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雪峰念那文章给鲁迅听后，鲁迅照样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但略略现出了一点不耐烦的神色」。
最可注意的，是胡风接下去说的话：
一道出来后，雪峰马上对我说：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政论，都是党派给他的秘书写的，他只是签一个名。……
他的声音惊醒了我，觉得有点意外。
现在我们知道这封有名的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是怎样出台的了。原来，一九三六年，鲁迅在病榻上已经无力起坐，也无力说话，连和他商量一下都不可能；恰值此时陈仲山的信寄来了，鲁迅看了生气，冯雪峰便拿去看，并不是鲁迅授意之下，代拟这封信，同时又代拟了一篇与此相关的文章，念给鲁迅听。鲁迅听了都不说话，只点了点头，还略略现出不耐烦的神色。随后就以鲁迅口述，O.V.笔录的形式发表了。
鲁迅点了点头，是否表示同意呢？他基本上是表示同意的，但并不全部表示同意。
鲁迅此时需要同托派划清界限。他正在被人戴上「托派」帽子，而他并非托派，他有必要同托派划清界限。为了表示自己也反对托派，是否非「以辱骂当战斗」不可呢？是否非采用「日圆说」为武器不可呢？
胡风说：「鲁迅在思想问题上是非常严正的，要他对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这时候绝不可能深思熟虑）的思想观点担负责任，那一定要引起他精神上的不安。」
由此可见，在冯雪峰代拟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用辱骂代替战斗，用「日圆说」代替「卢布说」，这二方面，鲁迅本人实在不能负责。
可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冯雪峰代拟的这封信，被人利用来作反托的宣传，其着重点恰好不是放在鲁迅必须同托派划清界限上面，而是在「辱骂」和「日圆说」上面。
冯雪峰代拟了那封信和那篇文章之后，鲁迅的病情渐渐好转了，能够说话，也能够同别人商量问题。在这个时候，胡风就问他：「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语气倒很像？」鲁迅淡淡的笑了笑，说：「我看一点也不像。」原来，鲁迅所谓「语气」是包含文字形式和思想内容说的。
陈仲山的「愚蠢」就在于文学上崇拜鲁迅，而不理解鲁迅的政治思想。鲁迅不会明白中国大革命的争论是非，以及国际共产主义战略思想争论的是非。这样的人是无法「拉拢」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有几位历史家着文辨明陈独秀井未领取日本间谍机关的每月三百元津贴了。于是冯雪峰代拟的鲁迅这封信便失去了根据。此时有一部分人为了保卫鲁迅，便提出一种说法，即说：鲁迅此信并未实指托派是汉奸，不过在信中警告托派：你们这样滑下去总有一天会堕落为汉奸的。
这样「保卫」鲁迅，是无济于事的。难道鲁迅这封信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宣传，以至于编入高中语文教科书中，只为的「警告」托派不做汉奸么？何况毛泽东本人曾经明白说：鲁迅先生说过了中国托派是汉奸（见解放初年胡风在湖北办的一个刊物上转载的一篇毛泽东文章）。
今天，不仅大家都知道陈独秀领取日本间谍机关的津贴，是谎言；而且从《毛选》第二版第二卷第五一六页的一条新注知道，所谓「托派汉奸」只是出于共产国际的一个「错误论断」了。但鲁迅集中这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为甚么会暗指托派是汉奸呢？如果说是警告，托派并没有理会鲁迅警告，而按照自己的方向走去，结果并没有成为汉奸呢？大家还无法解决；幸亏胡风死后若干年初次发表的这篇著作，才替我们解决了这个疑问。胡风死后还能以他的著作解决了五十多以来的历史公案。原来，暗示托派为汉奸的话，并非鲁迅自己的意思。鲁迅如经过深思熟虑的话，是否可以同意冯雪峰代拟的那些违反鲁迅自己原则的暗示的话呢？我们还没有证据。
读了胡风这篇《鲁迅先生》长文，顿使鲁迅在我心目中的形象高大起来，回到了我在国民党监狱中看到这封有名的信以前的地位。
冯雪峰告诉胡风说：「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政论，都是党派给他的秘书写的，他只是签一个名。」胡风说，他听后感到「有点意外」。我则认为冯雪峰这些话不是贬低鲁迅，而是在我心目中提高了鲁迅的地位，知道了我们中国的高尔基毕竟高出于俄国的高尔基。我的残余的爱国主义将会引此以自豪的。
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