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超麟答问六题（1992年12月5日）

郑超麟答问六题

1992年12月5日

第一，陈独秀晚年是不是托派﹖

　　我在《陈独秀与托派》﹝载于《郑超麟回忆录》─编者按﹞长文中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现在不妨再作简单的回答。
　　一九三八年底陈其昌从上海长途跋涉去江津送托洛茨基的信给陈独秀，一九三九年初陈独秀用薄纸小字写了一信回答托洛茨基，交给陈其昌带回上海。我保存了这张亲笔信 (今当在公安部档案中)，原文已刊出。其中，陈独秀完全站在托派成员立场向托洛茨基提出他对于托派在中国活动的几点建议。这就足够说明陈独秀晚年仍然以托派成员自居的。
　　至于说他在革命战略和策略方面有自己的不同意见，那么托派组织是允许成员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说到他曾公开声明自己不属于任何党派，则是为了方便于活动，属于「外交辞令」。

第二，党派之间斗争的残酷性。　

　　一般说来，党派斗争的残酷性反映了阶级斗争的残酷性。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代，俄国大革命的恐怖时代(内战平息以前)是不可避免的，不能谴责。应当谴责的，是可以避免的，不必要的，违反历史潮流的恐怖，例如斯大林主义所施行的恐怖，所辩护的残酷性。

第三，什么是庸俗的民主派﹖

　　陈独秀不是庸俗的民主派，他已经发展为社会主义者，他不过主张社会主义应当实行民主而已。这话没有错。社会主义当然要实行民主，社会主义本身就是民主。哪里有什么不民主的社会主义呢﹖在社会主义之外要求民主，这就是把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看做「社会主义」。其实，斯大林主义及其变种都不是社会主义。所谓「庸俗的民主派」，就是自己没有社会主义思想，只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极致，它的统治形式就是民主政治。在此意义下，不仅郑学稼而且胡适都是庸俗的民主派。

第四，以「意因」署名的那些文章现在如何评价﹖

　　这是历史存在的事实，不能抹煞，我为这几篇文章负历史的责任，如有可能我要把这些文章收集起来作为自己文集的一个部分。客观事变的发展不符合于文章的估计么﹖不错，但我自己很重视这些文章，因为这是自己头脑思考的结果。以前的文章都是根据别人头脑所作的结论而加以发挥的。此外，当时如此估计形势而作过如此结论的，也不止我一个人。

第五，对托派的诬蔑，最不能容忍的是什么﹖

　　所有的诬蔑我都能容忍，因为我能够理解人家为什么要这样或那样诬蔑我们。
　　政治斗争本来可以堂堂正正进行，双方提出证据，说明道理，让大家去裁判，不需要采取诬蔑手段。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为什么不能这样做，而必须采取诬蔑手段呢﹖例如，在苏联，斯大林派镇压托洛茨基派是容易理解的，但不说理由．而诬蔑为「希特勒间谍」，而且举行公审制造假证据，则不容易理解。在中国，镇压王实味是容易理解的，但必须诬蔑为「国民党奸细」则不容易理解。不说理由，只靠诬蔑，这就说明了自己方面理不直，气不壮。这种斗争方法用得过滥会产生副作用，即到了镇压者本身受到镇压时，就会排斥这个斗争方法，而想给以前被镇压的人平反了。但至今还没有人明白斥责这个斗争方法本身。发现了陈独秀和中国托派都不是「汉奸」之后，轻描淡写地说：这是出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推论」，却是不够的。

第六，王凡西说：陈独秀晚年的消极思想，到了革命高潮时候会改变为积极思想的，你是否同意他这话?

　　我同意这话。陈独秀是革命家，只求有利于革命，并不抱残守缺。他由康党转到乱党，由乱党转到共产党，由共产党中的斯大林派转到托洛茨基派，第二次世界革命高潮时，如果他还活着，一定会抛弃一切而站在那时最激进的、最有利于世界革命的党派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