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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的悲剧》译本序言
郑 超 麟
（1991.3.21）
╳╳╳，为了理解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特意选择美国人伊罗生半个世纪以前写成的《中国革命的悲剧》（第二次修订本）来翻译。译成后，她要我写几句话。
也在半个世纪以前，即1940年，我读了一遍此书的原版本，在上海影印的。在40年代后期，我曾先后翻译了此书的若干章，供给当时的青年人研究和理解那次革命的意义之用。这些译稿的一部份，总有一天会从某一档案馆里发掘出来的。1979年后，我听说作者曾经修订再版此书，此次从╳╳╳所译作者《前言》中，又知道此书还有第二次修订本出版，╳╳╳就是从这个1961年新版本翻译的。
我只读过此书的初版本，未曾见过后来的两个修订本。╳╳╳要我在她的译本上写几句话，我义不容辞，但身边既无初版本，又无修订本，可供参阅，怎么能写呢？即使我有英文原本，甚至有╳╳╳的译稿在身边，我今天也无法重读全书或一部份。因为我与世纪同龄，今年91岁了。我不是「健康老人」，且不谈别的病，个说眼中白内障严重，几近失明，能照习惯在纸上格子内写字，但书刊以至友朋来信，都须别人读给我听。
我只能凭借半个世纪以前读此书时保留下来的模糊印象，参照年轻时投身此次革命中所保留的记忆，在此发表一点个人粗浅的议论。
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在其高潮时，莫斯科流传一种评价，说：「历史上有二个大革命，一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一是1917年俄国大革命；现在中国进行的则是第三个大革命。」我初次听莫斯科回国的人说这话时，心里很得意。少时学习法国革命史，常恨不早生一百多年，自己能同雅可宾党人共同战斗，又恨1923年到俄国时革命高潮已经过去了，自己来不及参加，现在好了，中国进行的也是「大革命」，我能亲身参与，何幸如之。「大革命」之说起于苏联，但在革命失败后，中国也流行此说了。有人写此次革命的历史，书名就叫做《中国大革命史》。直到现在，书报中，提起此次革命时，仍有人称之为「大革命」。我自己偶然也用这种称呼。可是历史说明，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称为「大革命」是受之有愧的。
可是，就革命遗留的教训来说，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并不远逊于法俄二国大革命。对于未来革命的教训来说，意义也许更重大些。
总结那次革命的教训，评估它的意义，今天比过去更加需要，更加有议论可发。因为今天已经暴露1917年俄国大革命，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大革命确定地失败了。不仅东欧那些所谓「社会主义的」国家纷纷复辟传统的资本主义，而且革命的策源地俄国，也走了这条道路。总结俄国革命失败的教训，更可以理解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由此可以帮助我们去总结中国那次革命的教训。反之，我们今天总结中国那次革命的教训不是也有助于总结俄国革命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和教训，以利于未来的世界革命吗？中国那次革命是同俄国革命从成功到失败的经验密切不可分的。
革命史本来是思想斗争史的一个部份。一场革命过去，各种不同党派都要用自己的思想去总结经验。在中国国内的出版物中，写出那次革命历史的，似乎只有一个观点；但在国外，在世界范围的出版物中，则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写那次革命史。伊罗生这本《中国革命的悲剧》，就是一般人公认为用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去写1925-1927年那个革命的历史的。这本书1938年初版还有托洛茨基本人写的一篇长序，放在书的正文前面。在这次革命晚期，尤其在革命失败以后的内部斗争中，托派的组织和主张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是应当有代表托派观点的革命史写出来的，——不管写作者是中国人或外国人。托派的观点首先是国际主义的观点，因之是从世界革命的形势来看中国革命（以及任何一国的革命）的。
托洛茨基的基本观点，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在特为本书而写的长序中也着重说明了他的不断革命论，这就是说：世界已经进入无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那些已有资本主义发展，却未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国家，是不能靠本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来完成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只能靠无产阶级来完成它。农民不管在革命中有如重大的作用，但它本身没有政治独立性。它只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发挥它的革命作用。所以革命政权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领导贫农的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第一点。这一点，知道的人很多，不需要多说。
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还有第二点，那就是他在这篇长序中说的：
可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就其本质说来，决不能自限于资产阶级所有制的框框以内。无产阶级的统治，自然而然地要提出社会主义革命于议事日程。如此一来，就没有什么一定的历史时期隔离着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了。这两种革命是密切而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或者这样说更恰切些：社会主义革命是有机地从民主革命生长起来的。社会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是快是慢，以及转变结果形成什么样式的社会？——那不仅是由国内条件决定的，而且是由国外条件决定的。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这个第二点，他在另一处说得更明白：「无产阶级先锋队，正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胜利，还在它统治的初期，就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的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地侵犯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一九○五年》新版序言）列宁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也说了相同的话：「现在是在20世纪，只有对土地的统治，没有对银行的统治，是不能改变和革新人民的生活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十月革命以事实证明：无产阶级在城市建立了专政，没收了银行及其它资产阶级所有制，差不多一年以后才在农村没收土地及其它的封建所有制。
十月革命证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正确的，列宁也已把「工农民主专政」口号送进「老布尔塞维克博物馆」去了。可是不肖门徒，随后斯大林所控制的共产国际仍旧用那个旧公式来指导中国革命，甚至远离开列宁的反对资产阶级领导的路线，而采取孟什维克的与资产阶级合作的路线。这些，伊罗生书中都说了的。
这里，我不能不继续说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第二点的命运。它的第一点，说的人很多，它的第二点，则很少人说。特别可注意的，是某些自命为「托派」的人简直不提这第二点。这些人把「无产阶级专政」口号和「把民主革命推行到底」口号结合起来，以为这就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了。他们以为不断革命论就是「必须经过民主革命」。他们主张以无产阶级专政把民主革命推行到底，然后开始社会主义革命。他们不知道，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正是认为不待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就要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认为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就不能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些人，如用他们的观点去写那次中国革命的历史，那就要写出笑话来的。
记得托洛茨基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斯大林断送了那次中国革命。但即使有正确路线来领导，那次中国革命，也不是一定胜利的。因为敌人太强大了。这话，今天回顾起来，是完全正确的。那时十月革命所挑起的世界革命浪潮涌向西方受阻，改变方向，向东涌来，同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客观条件本已困难了，加上布尔塞维克党发生内争，代表特权阶层的一派逐渐篡夺了权力，并控制了共产国际，而在中国施行孟什维克路线，中国革命的失败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十月革命所挑起的世界革命浪潮便随中国那次革命的失败而平息了。如果要找一件具体事实作为结束的标志，那就是1927年12月11日广州暴动的失败。恰好在同一个月内，托洛茨基被苏共第15次大会开除党籍。这也是标志着苏联热月政变的完成。从此，掌握苏联权力的，就不是一个特权阶层，而是一个新的剥削阶级了。「堕落的革命」便成为「被背叛的革命」了。
那次中国革命，虽然是在敌人强大力量之下进行的，但若共产国际能施行正确的革命路线，革命也不是必定要失败的。那次中国革命，如果获得胜利，那么它可以反过来影响苏联的党内斗争，即可以壮大布尔塞维克列宁派的力量，而阻止热月政变的完成。如此，本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的世界历史就要重写了。这虽然是假设的，但并非完全幻想的。
那次中国革命失败是历史事实，苏联完成了热月政变是历史事实，第一次世界革命浪潮已经平息也是历史事实。第二次世界革命浪潮的到来，则是历史的必然。我们现在处于两个革命浪潮之间，一切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变都可以由此得到正确的理解。
例如，近年我们看见东欧诸国以及十月革命的策源地发生了的和继续发生的重大事变，究竟意味着什么？一般的舆论说：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破产。我们说：这不是社会主义的破产，这是斯大林主义的破产，即苏联内部斗争中获得胜利的那个热月党所形成的制度的破产。十月革命所挑起的那个世界革命浪潮早已平息了，即失败了。它并未曾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世界上惟有我们能说这话。因为惟有我们自始就坚持一国不能建立社会主义。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及其在中国1925-1927年革命中的反面检验，是未来世界革命浪潮所必须汲取的教训之一。未来的革命自然有未来的问题，等待未来的人去解决，但过去的革命，其成功和失败的教训，也是未来的革命家首先应当汲取的。
伊罗生这本书对于未来的革命家，对于今天为未来革命作准备的人说来，都是有益的书。
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