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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革命性质
郑超麟
(1942)
第四国际中国支部之中保卫主义的倾向，其所持的根本理由之一，便是说：中国此次抗战，不管领导权操在资产阶级手里，但总是民族解放运动底一种表现，而民族解放运动又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底主要内容之一，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是不能跳过的，非经过此阶段不能走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不错，他们接着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中间并未曾有一个万里长城隔离着。以此表明他们与史大林派底中国革命观不同。
在具体的事实关系之下，而非在抽象的理论分析之下，中国此次抗战是否可以算做民族解放运动，——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前说了很多，这里不必重说。现在我们要来说说另一问题，即：中国进行民族解放的革命是否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或宁可说，我们要更宽泛一点讨论革命性质问题。
一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呢，还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的呢？——这个问题，在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是不会提出来的；它的提出本身就可表明这个革命是属于落后国的了。总之，我们在任何一个落后国革命之中都可遇见这个问题底提出和讨论。但同时我们又都观察到一个共同现象，即在这些革命中，一切反动的政策都是以“本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公式为藉口的。
姑从俄国革命说起。门雪维克派自始就藉口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因而主张赞助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去夺取政权，而自己限于在野党底地位，等候国家发展至社会主义革命条件成熟时候。二月革命后，那些“老布尔雪维克派”也藉口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民主任务还未曾完成，因而反对列宁回国后提出的新路线（《四月提纲》），及坚持《工农民主专政》口号。
再看我们中国。国民党并非一般反对革命，它仅仅反对中国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它奉“国民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汉译名）之名屠杀工农群众。史大林党在一九二七年正是根据“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为理由，压制中国工人和农民的“过火”，不肯退出国民党，反对组织苏维埃；十年之后，这个党仍旧根据这个理由去宣布服从三民主义，接受资产阶级指挥。
现在，我们的保卫主义者也是根据“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为理由去主张保卫祖国的。他们与史大林党不同的，仅在于他们承认未来的第三次中国革命将归结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史大林党则否认之罢了；他们仍旧认为中国革命有着“不可跳过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现在我们正是处在这个阶段。他们与史大林党一起反对任何欲在中国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企图。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呀，落后国家一切罪恶都假你之名以行！
不幸的，便是这些罪恶能够援引列宁或托洛次基的文字做护符的。正如当初“老布尔雪维克派”援引了列宁过去的文字来反对活的列宁一样，现在我们的保卫主义者也援引了已死的列宁和托洛次基底文字来反对活的革命，来抵抗活的革命迫令他们非走不可的路线。倘使列宁当初已经死去了，或者留在国外不得回来发动斗争，那么我们不难想像那时的革命的俄国将陷于何等思想混乱之中。与此相比，我们中国革命思想底混乱也可以想见了。
这个混乱，归根结蒂乃是其他一切理论上混乱之源泉，我们不能不首先廓清它。
我们用的廓清方法，就是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四月间所用的方法。
以加明尼夫为代表的“老布尔雪维克派”反对列宁底四月路线，说：“至于列宁同志底提纲是不能采纳的，因为这个提纲底出发点是承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了，并且打算马上把这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干脆回答道：“不错，俄国政权已经转入新的阶级手里，即转入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手里，因此俄国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了。”（见列宁一九一七年四月十日写的《我们革命中无产阶级的任务》）用这斩钉截铁的几句话，列宁说明：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属于过去的了，从今以后再没有这个革命了。
列宁这几句说得对么？当然对的。他这几句话能令“老布尔雪维克派”心服么？不能。因为“老布尔雪维克派”认为土地革命尚未曾开始哩（列宁自己也承认这事实），而列宁一向正是把土地革命当作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主要内容。列宁不仅在二月革命以前认为解决俄国土地问题的革命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在十月革命以后，一九一八年写《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时候，也还认为解决俄国土地问题的革命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哩。他在那本书中写道：“不错，我们的革命（按指十月革命——托洛次基注）乃是资产阶级革命，当我们尚与全体农民携手前进时候。”“发生的事情恰如我们所预言了的。革命过程证明了我们主张之正确。起初同全体农民一起去反对专制制度，反对贵族地主，反对中古时代（在此范围内，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列宁原注）；然后同最穷苦的农民一起，同半无产者一起，同一切被剥削者一起，去反对资本主义，连带反对农村的富人和投机者，在此范围内，革命就变成社会主义的了。”换一句话说，列宁在一九一七年革命前后是拿革命底任务之解决来决定革命底性质，惟独在一九一七年革命当中则是拿政权底推移来决定革命底性质。结论虽然不同，但那是因为决定革命性质用的标准不同，这中间并没有矛盾。
在一般的理论分析之下，列宁惯于拿革命任务来决定革命性质，革命爆发以前如此，革命成功以后他也是未曾放弃这个标准的。但在革命行动中，在两种路线斗争中，尤其当错误的路线坚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未完成”这个公式，而且完全建立在这个公式上面时候，一般理论分析的标准便不够用了。此时必须拿革命底机动（Mechanie按指革命中各阶级底作用及其相互关系而言，包含革命动力在内，却不等于革命动力，过去未曾有适当译名，曾有人译为“机构”，但亦不妥当）做标准，必须干脆宣布：因为政权已落于资产阶级之手，所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了。
此时一般理论分析的标准为什么不够用呢？为什么不能拿革命任务来决定革命性质呢？因为如列宁自己说的，当时农民究竟跟着无产阶级走还是跟着资产阶级走，尚未可定的；要能解决土地问题，必须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决裂，坚决走上夺取政权道路，然后能够得到农民信赖去根本解决土地问题，但为了这个原故就不能不宣布“工农民主专政公式已经陈旧了，已经完全无用了，已经死了，要使之复活已经是徒劳无功的了”，但为了这个原故又不能不宣布：“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了。”
在这问题上，不仅列宁如此，托洛次基亦然。“老布尔雪维克派”之一泼雷奥卜拉顺斯基，后来做了左派反对派，但它完全不懂得列宁解决这问题的方法。他写信给托洛次基说托洛次基底“根本错误就在于拿谁做革命，那个阶级做革命，来决定革命性质，即拿着有实效的主体来决定革命底性质，同时又把过程底客观的社会内容，放在次等位置去了。”泼雷奥卜拉顺斯基这里表现的完全是一九一七年加明尼夫底精神，托洛次基便是以那时列宁底方法去反驳他。（见新版《中国革命问题》第一六八——九页——新注）
从社会学见地决定的革命底资产阶级民主性质，本未能回答那个阶级来实行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问题。当初正为这个问题形成了布尔雪维克和门雪维克两条不同的路线。但是布尔雪维克派，在主张无产阶级实行革命之下，从一般理论见地，根据历史赋予的任务，来决定革命底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到了革命斗争之火中，也仍旧不够解决问题的。从此我们可以明白，凡死守着革命底资产阶级性质，或革命中“不可跳过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人，是如何能够引至罪恶的路线了。
我们试拿列宁这个方法来看中国革命。中国土地问题未曾解决，中国民族又未曾统一和独立，从社会学见地说来，即从历史赋予的任务说来，中国革命也可说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或者说目前还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然而这个社会学定义给了我们甚么呢？它使得革命底理论和策略更加明确么？不，它反而使得思想混乱，反而为中国底立宪民主党，中国底门雪维克派，中国底“老布尔雪维克派”利用去辩护他们的保卫主义立场了，结果将要葬送革命本身的。所以我们应当学列宁那样大声宣布：
中国政权早已转入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手里，因此，中国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了。
但是不用列宁这个方法，即不从政权底推移来说，而从革命底任务来说，中国革命底资产阶级民主性质也是还有讨论余地的。因为同一类的任务，在过去历史上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解决的，这是一回事，在未来革命中究竟那个阶级能够解决，而且就其具体情形说是否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围之内解决，这又是一回事。如果不将这两回事分开，仅仅笼统说甚么“资产阶级民主任务”，那是毫无用处，而且造成混乱的。
所谓中国底“资产阶级民主任务”究竟是些甚么呢？一切可以归结于民族解放和土地革命两点。
拿中国的民族解放作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任务来看，即将它看成如荷兰，美国，意大利，挪威以及巴尔干诸国底独立事业，那是完全只顾形式不辨内容的。这些国家底独立无疑是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因为独立对象乃是一般的资本主义强国或封建强国，而非帝国主义国家，更非大战以后的帝国主义国家；脱离那些强国而独立，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围以内是可能的。但中国底解放则是在若干个帝国主义国家压迫之下求解放，其本身就含有掘毁帝国主义基础性质，即无产阶级革命性质。这个事业，不仅中国资产阶级不能完成，连历史上一般意义之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怕是无产阶级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能完成；要完成这个事业，必须革命本身超出资产阶级民主性质范围以外去。这里所谓革命超出资产阶级民主范围以外者，还不仅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言哩。
中国底土地革命怎样呢？托洛次基告诉了我们：“中国底农民暴动比较俄国底，更加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暴动。中国经济没有独立的地主阶级。土地领有者乃是资产阶级。农民暴动所直接反对的豪绅正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及帝国主义的剥削制度之最末环节。俄国十月革命时候，最初阶段还激起整个的农民阶级起来反对地主阶级，过了几个月之后方才发生农民内讧；在中国，则每次农民暴动一开始就是农民反对富农，即反对农村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见新版《中国革命问题》第二七七——八页——新注）换一句说：中国的革命比俄国底，更少带资产阶级民主性了。
现在，姑退一步，假定中国底土地革命将来实现得同俄国已实现过的一个样，那么这样的土地革命能说是资产阶级民主任务么？不错，从社会学的定义说来，这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列宁和托洛次基一向都是这样说的。但我们这里也可以抛开社会学的见地，而考查一下历史事实看看。过去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最澈底解决了土地问题的，是法兰西大革命。可是法兰西大革命怎样解决土地问题呢？它曾拿土地平分给农民么？不曾。它是拿土地卖给农民，卖给凡有钱买地的人，不限于农民，不用说，没有钱的农民仍旧得不到土地的。法兰西大革命只做到土地商品化，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这是历史上实现的资产阶级土地革命之极限。
不错，不从历史事实说，而从理论分析和社会学定义说，国家没收一切土地而平均分配于农民，还是未曾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围的。列宁在一九一二年写的《中国底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批评孙文底土地政纲时说道：“这样的改良（按指土地国有）在资本主义范围以内是否可能呢？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最纯粹的最澈底完满到合乎理想的资本主义。这点，马克思在〈哲学底贫困〉中已经指出过，在〈资本论〉第三卷内也已经证明过，尤其在‘剩余价值论’内与罗伯图斯争论时清楚地加以发挥了。”然而我们未曾看见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曾经实现了这个“最纯粹的最澈底的完满到合乎理想的资本主义”，以后也不会实现的。但这个“资本主义”还是实现了的。实现在那里呢？实现在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就在列宁自己领导之下实现出来的，不过不是在资本主义范围以内，而是在革命已经超出了资本主义范围以外去的时候。
把中国土地革命当作可以实现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那就是说要如法兰西大革命那般来解决中国土地问题，即是要农民拿出钱来买土地，要使土地成为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然而这一点无须新的革命，中国早已做到了。
中国未来的土地革命乃是俄国十月革命式的土地革命，乃是资本主义范围内事实上（不是理论上）不能实现的土地革命。要实现这个革命，必须超出资产阶级民主性质范围以外去。这里所谓革命超出资产阶级民主范围以外者，也还不仅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言哩。
不从政权推移来说，仅从民族解放和土地革命两大任务来说，中国革命也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这两大任务虽不能严格称为资产阶级民主任务，但在中国革命中仍要发挥极重要的作用。然而若以为进行此两大任务之阶段绝对不能跳过的，那也是错误。一般说来，中国革命运动将沿着这两大任务开展下去，无产阶级将于解放运动和土地革命高潮中达到政权。但我们不能否认另一种前途，即世界力量对比和中国国内力量对比能够造成这样的局势，使得无产阶级以一般人了解下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主要要求直接走到政权，此时实现的已经不是中华民族底独立了，而是世界或亚洲苏维埃联盟，已经不是平分土地给贫农了，而是社会主义的土地制度。这个前途很少可能，但绝对断定它不可能，是绝对错误的。
十月革命第二十五周年纪念日
（录自《国际主义者》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