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郑超麟
在革命的失败主义大旗之下！
意因
(1941.2)
我们对于世界大战久已采取了失败主义，但我们对于中日战争则采取了保护祖国主义，好像中日战争和世界战争是在两个不同星球上举行的，或者好像这个保护祖国主义与那个失败主义能够并行不悖的。事之难解莫甚于此！唯一的辩护理由，就是说：中国是殖民地而其他交战国则不是殖民地。
殖民地，殖民地，中国许多罪恶的理论假你之名以行！有人根据中国的殖民地地位而否认中国能采用“西洋文化”的（即资本主义），如张之洞至梁启超。有人根据中国的殖民地地位而否认中国能实行社会主义或有阶级斗争的，如曾琦，孙文以至国民党现今的理论家。有人根据中国的殖民地地位而主张中国资产阶级能革命并否认中国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如斯大林。又有人根据中国的殖民地地位而否认在中日战争以及日美战争中对中国资产阶级政府采取失败主义的，如我们现行的路线。
我们以前，其他几种说法，究竟根据什么理由，我可不大清楚，也没有论列的必要。至于我们根据的理由，则大概是这样：因为中国是殖民地，所以中国有个民族革命，或者中国革命中有个民族解放运动，这个民族的革命或这个民族解放运动，客观上是进步的，这是非殖民地国家所没有的东西，中日战争就是这个革命或这个运动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不能采取失败主义。
先论中国没有民族的革命。一个革命之上冠以“民族的”形容辞，必须（或假定）这个革命成功之后能成立一个民族的国家，能独立地发展民族的经济（即资本主义经济）。所谓民族革命一向都是如此解释的，尼德兰革命，北美合众国革命，法兰西大革命，德意志统一，意大利独立，乃至巴尔干诸小国的战争等。中国的革命是“民族”革命么？斯大林主义者说：是的。斯大林主义者是对的，——站在他们的观点上是对的。中国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将来的政权既然是工农民主专政，则将来独立自由的中国民族国家自然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即民族的经济），虽然是在工农领导之下发展的。斯大林主义者憧憬的这个前途之虚幻性和反动性，无须乎我在这里批评。我要指出的一点，就是我们都能批评斯大林主义者这个前途，却还保持着他们的“民族革命”幻想。这是不合理的。托洛茨基同志便没有这个幻想。他从来不称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为民族的革命（或国民革命，——鲍罗廷为取悦于国民党，所以把nation revolution译为国民革命）。他简单地称之为“中国第二次革命”或“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或干脆地“中国革命”。托洛茨基同志更加不会称中国第三次革命为民族的革命。现在，当第二次大战正酣时候，我们更有把握可说：中国的民族的革命已经没有了。
再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说中国没有民族革命，这并不是等于说未来中国革命中没有民族解放运动。我们须得另外拿论据来说明：在未来中国革命之中，民族解放运动是没有力量的，而且在某种限度之下带着反动的性质。
说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有革命的进步的意义，这话不始于斯大林，而始于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纲要”。列宁在这次大会上有二个不朽的纲要，一是关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一是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但这二个纲要是何等不同！前者是整个资产阶级历史和十月革命及苏维埃制度经验之总结，所以是颠扑不破的。后者，至少关于殖民地的部分（其实我们论的正是殖民地问题而不是一般民族问题），则没有经验可为依据，列宁起草此文件之前，没有一个殖民地运动曾经引起马克思主义者去深刻分析的。列宁这个文件只是一个假设（再说一句：仅指其中关于殖民地部分而言），只是根据那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分析而推演出若干结论而已，凡没有经验可以依据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只能如此处理。但因此，做出的结论更加需要拿事变来考验。可惜列宁自己不及做这考验，而后来亲身参与殖民地大事变的人们又不能做这考验！但现在事变已经太明白了，连一个小卒也可以考验这个问题。我们试以小卒资格来议论总参谋部的战略。
与第二次大会以前相反，二次大会后，即“民族殖民地问题纲要”通过后，殖民地便接二连三发生了革命，或如同革命规模的事变。最大的是土耳其革命和中国革命。土耳其革命以反抗帝国主义开始以屠杀工农及共产党人告终。中国革命亦以反抗帝国主义开始以屠杀工农及共产党人告终。这二个革命之中都有第三国际直接指挥的，而且都以列宁的提纲为理论基础。但在这二个革命之中，我们都找不到真实的民族解放运动力量。有些力量表面上似乎是“民族的”，而其实不过是掩饰着十足的阶级斗争，到了相当时期连假面具也揭破了。这个现象并不难解释。因为要有民族解放运动力量必须有主持此运动力量的人群。斯大林主义者在中国做工作，首先为寻找这种人群而好多次碰破了头壳。他们起初以为帝国主义压迫能将全体中国人（除了若干洋奴）团结起来，这个人群就是差不多全体中国人，所以他们去找吴佩孚要他领导“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李大钊也做了吴佩孚顾问。他们在二七屠杀中碰破了头。后来他们去找孙文、虞洽卿、冯玉祥等资产阶级和新军阀。他们在四一二屠杀碰破了头。后来，汪精卫“绝对靠得住”了，而且造出四阶级联盟或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理论来，这个人群就是那“四阶级”或“三阶级”。武汉运动之悲惨是无须我说的。但是他们碰破了头却没有学得一点东西。“四阶级”或“三阶级”，究竟有点“阶级”意味，他们是不常讲的，他们每逢说起主持“民族解放运动”的人群时候，有个特别的字眼就是英文的People，这个people含有特别的意义，为英文字典或英汉字典所没有的。我们试在字典中补一条，那就是：“殖民地各阶级因受帝国主义压迫而联合一致忘记其（或暂时忘记其）本阶级利益的一大群人。”过去便是如此了解的。翻成中国文并不一律：有时译做“国民”，孙文的国民党当初就是采取这个意义，后来的“国民革命”也是这个意义，妙在这个“国民”可以兼people和nation，其实他们心目中正认为惟有这个people才是nation哩。有时译做“人民”，我们有鲍罗廷的人民周刊，又有陈铭枢的“人民政府”。有时译做“大众”，我们有邹韬奋的大众生活。“国民”也好，“人民”也好，“大众”也好，他们总认为是代表一种人群，其中民族利益的联系超出于阶级利益的联系以上。至于这个人群包括的范围有多大，则他们不能说而且不愿说。
但是中国革命已有十五年经验了，这长年的经验教训我们的首先是这一件事情，即：所谓“国民”，所谓“人民”，所谓“大众”，所谓“PEOPLE”，是不存在的，存在是无产阶级、农民、城乡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地主，他们重视各自阶级的利益过于中华民族的利益，在非殖民地国家如此，在殖民地国家亦然。第二次中国革命，斗争至最激烈时候，乃是汉口店员的加薪运动和湖南农民的土地革命。此时他们不晓得什么民族利益。（汉口英租界事件，是鲍罗廷转移店员工人注意力去对外的）上海纠察队缴械，是蒋介石讨好于帝国主义成分多呢，还是讨好于资产阶级成分多呢？出于伟大的阶级斗争论者列宁意料以外，殖民地的阶级分化和斗争更如此之深刻和激烈，使得殖民地中不能存在一个人群为了共同的民族利益而暂时忘记其阶级利益，如以往欧洲诸国民族革命中所见的。这话说来并不难解，因为我们究竟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了，目前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正酣时候哩！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既没有主持“民族解放运动“的人群，这个运动就没有力量。但我们不能否认它有惰性的力。第三次革命爆发时，群众多分带着爱国主义幻想和成见同来的。我们的责任并不在于助长这个幻想和成见；恰恰相反，我们应当指导群众尽速地解除这个幻想和成见，免为反革命派所利用。
这个工作从今就当做起——太迟了，但还来得及。首先我们不要为了向群众的爱国主义幻想（无论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爱国主义都是反动的）让步，而隐瞒了我们的革命的失败主义旗帜。“失败主义不能应用于殖民地”，——这个人为的限制必须除去的。世界战争的发展一步步都迫着真实的革命家向这条路走，无论他们以前对于”民族解放运动力量”存了什么幻想。真实的革命家，至少从现在起，绝不能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和美帝国主义者之间分出优劣来，绝不能“在军事上”赞助中国资产阶级政府对日战争。非分化和破坏中国正规军队，非彻底提出阶级斗争口号，不能成功并不能爆发第三次革命。保护祖国口号，群众已经生厌了。保护祖国羹汤之上洒一点阶级斗争的胡椒，群众也不欢迎的。惟有赤裸裸的阶级斗争！惟有赤裸裸的阶级斗争！
余论：
一，失败主义和我们过去的路线是不相连续的，过去的路线正是以“殖民地不能应用失败主义”为根据，毫无理论的准备，准备于什么条件之下过渡到失败主义。若必须说做：现在是对的，过去也不错。那不但说不通，而且给群众以混乱，遗害无穷。
二，“转变日美战争为民族独立战争”，——这个口号是不通的。整个政府，整个军队都操在资产阶级手中，我们不能领导群众赤手空拳去做什么独立战争，姑无论保护祖国胡椒已令群众生厌。我们第一步应当破坏资产阶级政府机构和军队系统，即是应当实行失败主义。“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列宁这个旧口号恰合新中国的需要。
三，战争是国内政策之延续，有决定意义的是国内问题而不是国外问题。中国革命失败招致日本吞并满洲，招致以后的中日战争。“先安内而后攘外”蒋介石这话说得比中国一切马克思主义者都高明，——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说的。中国资产阶级一刻也不忘记对日战争根本是解决国内问题。我们切勿为他们的爱国主义辞藻所蒙蔽。我们只有彻底解决中国国内问题，才能排除外国的侵略。一九一九年俄国封锁时代是为启鉴。
四，中日战争和世界战争，固不待太平洋日美开炮才算纠缠一起，也不待美国最近的表示才算纠缠一起，其实当初爆发时就是第二次大战的一部分了。中国之能够支持三年半时间，若非拿中国是属于帝国主义一个营垒来解释，便无从解释了，——除非拿“汉族复兴”，“全国精神团结”，“群众蜂起抗战”等等来解释。至于说，中国对日战争至现在才失去进步意义。则本无进步意义，又何失可言。
五，托洛茨基同志何不早点指示我们以失败主义道路？——这个问题，在那些以为新政策能合于托洛茨基同志说过的话，比能合于客观需要更重要的人，一定会提出来的。但既然提出来，我就回答几句。托洛茨基同志住在墨西哥，中国没有人向他做诚诚实实详详细细的报告，他不知道中国革命失败至如此悲惨程度，也不知道中国阶级斗争残酷到如此地位，以至在国民党对日战争期间中国民众绝无可能起来斗争。倘若群众能够起来斗争时，那已经不是拥护“抗战”问题，而是“反对中国资产阶级政府及其战争问题”了。托洛茨基同志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摩西。
六，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之无力，还有一个证据。此次战争，失地过半，大城市和工业区都沦陷敌手，虽未曾如宋明之亡国，但从戊戌以来的爱国主义教育鼓吹之后，这是中国第一个大灾变，加以政府还能支持，背后又有靠山，朝野一致地直着喉咙叫喊“爱国”“爱国”，叫喊了三年，这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好环境了，但是同对着沙漠叫喊一般。连回声也没有一个。然后知“民族解放运动”在未来革命中之没有积极作用也。
我们把堂堂正正的革命的失败主义大旗树起来！
这个大旗将为中国的革命者和非革命者的分界点。
一九四一年二月
原文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十六日同时刊登在《校内生活》和《火花》三卷五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