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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乡下人底抗议
郑超麟
一九四一年
一九四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的议决案（“美国参加中国战争之趋势与第四国际底任务”），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不是我们能同意的，乃是我们应当反对的。
我今对这个议决案提出严厉的抗议，不仅要求撤消它，而且要求重新考虑中日战争以后中国底局势，重新估量这个战争底性质，而根本改变我们对于这个战争所行的政策。
（一）中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部分
自从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发生直至现在，我们一贯地把这个战争看做中日二国之间的战争。战争初起时我们的宣言，托洛次基同志底谈话，以及四年来的言论，都是这样看法。我们的政策就是以此看法为前提的。去年国际紧急大会发表的宣言，虽然提起中日战争与世界大战相纠缠的话，但那是说做将成之事，而非说做已成之事。现在这个议决案也是这样看法，即仍未曾将中日战争看做世界大战一部分，而是说美国来“参加”中国战争的。
然而这是肤浅而错误的看法。
单独的，非为世界大战一部分的中日战争，根本上就不会发生。这话并不是一般地断定：在世界战争和世界革命时代不会有单独的二国战争发生。如此断定是没有根据的。但我们说的是中国和日本的战争，我们有更具体的条件可为根据。第一，日本敢于破坏远东底均势（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事件起），就已表明太平洋战争临近了，日本之占领中国土地一面也是为了未来战争战略上的需要。第二，中国资产阶级政府背后，若无那些在太平洋与日本争霸的强国支持，那些强国若非把中国当作反日前锋，藉以消耗日本实力，则中日战争仍不会发生。中国资产阶级并非一个敢与和能与世界第一等强国日本作战之阶级。“无抵抗”“妥协”“屈服”“投降”是中国资产阶级唯一能行的政策。某同志战前曾说：“将介石若能抗日，请杀我的头！”若是把这次战争仅仅看做中国和日本的战争，则我们应当说，这个同志的估量是正确的。第三，即使出于常理之外，中国资产阶级自动地以武力抵抗日本侵略了，但那也一定是昙花一现的战争，无论如何不会比阿比西 尼亚持久的，中国资产阶级于开战半年之内非屈服即灭亡。但现在战争居然继续四年了。如果说中日战争自始不是世界大战一部分，则我们就必须承认这四年来世界上发生了一件奇迹，比二千年前上帝降生为人更是不可思议的。第四，现在世界大战发生了，太平洋战争也在目前了，中日战争和世界大战事实上已经纠缠一起了，一切部分的战争都在等待一个总解决了，这是容易明白而无需乎详说的。
我们过去的看法应用于鸦片战争至义和团战争的时代，是正确的；应用于一九一七年中德战争（即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不正确。一九一七年以后中国能够独立地同外国作战么？很难说。但在希特勒执政，各国积极备战之后，我们则可绝对否认有单独的中日战争之可能了。
没有把中日战争估量为世界大战一部分，这是我们过去政策错误原因之一。
（二）战争在无革命可能之基础上爆发
但是中国资产阶级之加入帝国主义一个营垒，这个原因还不够解释中日战争底发生。历史家固然可以根据这个原因，而宣布此次战争为世界大战一个部分，宣布中国革命者采取失败主义是必然的结论。但是革命家，在某种意义之下创造历史的革命家，可以不同于历史家，当战争之初可以希望以行动转移历史底必然性，即是说可以希望在此战争之中燃起革命火焰，趁着世界大战未曾爆发以前即结束了中日战争，以此可以延缓，甚至可以阻止世界大战本身。如此，在中国应否采取失败主义就成为值得考虑的问题了。我们必须说，托洛次基同志当初正是怀抱这个希望的。外国的同志一般也是怀抱这个希望的。外国同志可以怀抱这个希望。
然而这个希望终于落空了，——并非为了偶然原因不能实现，而是必然不能实现的。这个必然性就包藏在发生战争的另一个原因里面。
中国资产阶级之敢于对日作战，不仅需要其他帝国主义者为其靠山，而且需要先有保证，在战争期中或至少战争初年不会有革命运动发生。中国资产阶级害怕革命甚于害怕日本帝国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底ABC。从沈阳事变起直至西安事变止，中国资产阶级确实是徘徊于战或降中间的，因为当时长江中部还有反抗政府的数万武装农民（“红军”），全国工农小资产阶级又是差不多一致仇视国民党政制及上次革命刽子手将介石的，这种仇视比“红军”更能危害于资产阶级底统治。从沈阳事变起，资产阶级便专心注意于扑灭国内革命力量了；即使对于日本曾有一时实行过“无抵抗”政策，但那并非不抵抗，而是忙于消灭革命而无暇抵抗。消灭革命，本身就是一种“抵抗”外敌的手段。当时蒋介石有个著名的口号，叫做“先安内而后攘外”。这是那几年中国资产阶级政策之最简洁的说明。这个政策达到了目的。“红军”从中国腹心被驱逐至蒙古边界去了，诸大都市的白色恐怖确定地打破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底抵抗了。西安事变后，革命刽子手反而戴上了“民族英雄”桂冠。原来史大林命令它的中国党徒去拥护蒋介石，去信仰三民主义，而向全国人民公开宣布抛弃阶级斗争原则。如此一来，本已消沉了的革命者情绪便完全颓丧了。一九零五年俄国革命失败，但民间仇恨俄皇和帝制是普遍的，这个仇恨成了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底武器之一，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后，本也保持着这个武器，即群众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制之仇恨，如今这个武器被史大林献给蒋介石了。潜伏的革命势力，从此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被粉碎了。蒋介石和中国资产阶级可以踌躇满志的。一九三七年春间两党谈判“合作”时，国民党是以一个名为〈根绝赤祸〉议决案提出其它的条件。从此时起，内已经安了，资产阶级可以攘外了。几个月之后战争就爆发了。战争爆发前后过去革命者之纷纷表示爱国，即表示悔过，这个潮流有时比炮火更引起人们注意。这是一个意义深长的征兆。革命者方面精神底堕落以及群众物质抵抗底消灭，已经足够令我们断定，在战争初时革命没有抬头可能，即使以后革命能抬头，但那一定不是为了同资产阶级一起继续抗争的，而是为了反对资产阶级和战争的。
所以这次战争之非群众性，不仅是可以解释的，而且是不得不然的。一九一四年战争爆发时，虽是纯粹帝国主义战争，但还有一部分工人群众热烈拥护。如今，中日战争被宣布为“进步的”“革命的”战争了，但中国基本群众一般对它冷淡；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曾有一时热烈拥护战争，但这不过是草堆上的火灾罢了。
有人反驳此事实么？
自然，国民党和共产党要反驳的，他们一致认为此次战争得到群众底拥护。外国的人也不相信此事实，因为记者底报告一般是说及兵士作战如何勇敢，后方民众如何热情的。但这都是“宣传”。我不知道国际执行委员会得到的是甚么样的报告。我只指出一点：壮丁服兵役以逮捕，捆绑和武装递解行之，乃是全国几乎普遍的现象，外国观察家也许有人报告过这个现象，官方文书及地方报纸所记载的也多得很。我自己亲眼见过的更不用说。这种“囚徒军”
能热烈拥护战争么？
其实，资产阶级本身就害怕群众起来拥护战争，群众自己不仅不能而且不愿起来拥护战争。此次战争之成为纯粹军事的战争，乃是有机的，其原因正藏在其本质之内。
然而这一点正是我们的外国同志不知道的或没有注意到的。这个议决案正是以默认中国群众拥护抗战为前提，我们处处感觉得到这个前提。至少是默认群众有拥护抗战可能的。不然，就不会设想将介石反动领导的对日战争之外，还有一个革命的抗日战争；不会设想除了出卖富源于美国以求得“胜利”之外，还有一个胜利；不会设想除了蒋介石式的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领土之外，还有其他方式的驱逐；同样，也不会设想中国革命者一面宣传拥护战争，一面又能号召群众起来革命。
把此次战争看作群众拥护的战争，这是我们过去政策错误原因之二。
（三）我们应当宣布为失败主义者
我们过去的政策应当根本改变，现在不改变，以后就来不及了。
以前人们还可以致疑于东方战争和西方战争是否为一个大战争底各部分，但现在，在美国参战趋势之下，这一点已经确定无疑了。以前人们还可以希望中国战争会获得广大群众拥护，而诱发一个革命运动，现在经过四年事实教训之后，若非为了自欺或欺人，我们也应当抛弃这个希望了。至少，从今天以后，东方的战争不折不扣地属于帝国主义战争性质了。
那么有什么事情阻止我们宣布为失败主义者呢？
我不明白，我们究竟根据甚么理由继续采取保卫主义。
这个议决案并不否认“日美战争具有纯粹的帝国主义性质”，并不否认蒋介石自始“即以反动的手段进行对日战争”，也不否认“蒋介石为美国帝国主义底附庸”，即蒋介石为美国参谋部指挥下一个别动队司令，而蒋介石统率的军队为美国军队一部分，犹如在希腊作战的纽西兰军队或希腊军队为大英帝国军队一部分一样。那么为甚么还要“继续站在保卫中国立场”呢？
议决案说：因为“中国驱逐日本侵略者的任务”并未曾被抹煞，“革命者应当提出革命战争的纲领去对抗蒋介石底反动政策”，又应当“继续拥护中国军队对于日本侵略者的胜利”。“以革命战争战胜日本，将给中国开发一个新生命；若以出卖国家富源于其他帝国主义强国而得到胜利则只能替中国人民准备下新的压迫形式罢了。”
这里说的“革命战争”，若是指中国革命兴起，推翻资产阶级政权，革命政府主持战争，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者出于中国领土，——那自然是对的。那时将不仅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任务，而且有驱逐一切帝国主义者的任务，而且有驱逐中国资产阶级尤其中国“帝国主义者”（即任何外国帝国主义底附庸）的任务。但议决案说的“革命战争”不是这个意思，它要我们“继续拥护中国军队对于日本侵略者的胜利”，要我们“拿革命战争纲领来对抗蒋介石底反动政策”。它设想，在蒋介石反动领导的战争之旁，中国现在还有一个“革命战争”或至少有发生“革命战争”之可能。我们革命者只消去扩大已有的或去诱发可能的“革命战争”便够了。中国的保卫主义者（不是普通的保卫主义者，而是现在领导着我们的组织的人），走得还更远些。他们简直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则澈头澈尾做英美帝国主义工具，以其澈头澈尾反动的政策，进行对日战争，——而这个战争本身就是进步的。中国资产阶级统率的军队一面“为美国而战”（中国资产阶级代表宋子文公开向世界宣言），一面为驱逐日本侵略者而战，这二种性质我们——他们说——应当分开：前者具帝国主义性的，后者是进步性的。以同一的军队进行战争而含有这二种正相反对的性质，若有奇迹能使之分开，我们自然欢迎之至，因为那时对于同一个军队，我们可以同时实行失败主义和保卫主义而不会感觉矛盾了，那时一切争论的问题都自然地解决了，令所有一切的人都能满意地解决了。
不幸失败主义和保卫主义之间非继续斗争不可。
首先，姑退一步承认资产阶级以反动政策进行的纯军事“抗战”客观上具有进步的意义，但既与世界大战合流之后，这个“抗战”就成为反动的帝国主义战争一部分了，其反动性和进步性无法分开，我们只能凭着其中占支配意义的性质来决定我们的拥护或反对。本为进步的战争，但因受了某帝国主义者利用，而具有若干反动性呢？还是本为帝国主义的战争，但因发生于中国特殊条件，而具有若干进步性呢？我想除了说两种成分相等的蠢人以外，不会有一个革命者采取第一个结论而抛弃第二个结论的。那么我们只能把中国战争看做帝国主义战争，而对之实行失败主义。这是有先例可援的。试拿希腊抗战意大利做例。这个战争若是脱离世界大战背景来看，无疑是帝国主义的意大利侵略弱小的希腊民族，希腊底抗战无疑具有进步的意义。我们应当采取保卫希腊的政策。但因这个战争无法脱离世界大战背景，所以我们对于希腊仍旧采取失败主义。也许有人以为希腊不是殖民地，而中国是殖民地么？在他们看来弱小国家希腊和半殖民地中国之间有个甚么神秘之差别。那么我们就抛开希腊，另外拿半殖民地，譬如第一次大战时的土耳其做例罢。我们实在看不出土耳其和希腊地位有什么不同，但因拿“近东病夫”和“远东病夫”相比一向是更能令人心服的，所以我们举出土耳其。在第一次大战中，土耳其是同德奥保联盟而与英法俄作战。就土耳其说，英法俄是它的“主要敌人”，它之与协约国作战亦可说是客观上有进步意义的。然而列宁不会宣布失败主义不适用于土耳其一部分的战争；列宁更不会号召土耳其工农起来拥护土耳其抗战。正是因为这个抗战底若干进步性淹没在总的帝国主义反动性之下，无法使之分开。这些先例我们的保卫主义者毫不措意，他们固执着要从那业已合流的世界战争中分别出一部分进步的和一部分反动的，他们要分别那不能分别的。他们追求那不可能的事情，他们的努力是白费的。
其实，在中国进行着的世界战争，不仅其中若干进步性无法从一般反动性分别出来，而且根本没有什么进步性可言。民族国家底疆界早已成了生产力底桎梏，小国底民族独立运动，我们的基本文件曾加以嘲笑。但是我们至今还认为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就其本身说，即不直接联系于世界大战而由广大群众来进行的，仍有进步的意义。我们过去所说赞助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指的就是这个离开世界大战而由广大群众来进行的运动。小国和殖民地之间果真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么？殖民地的民族运动和小国的民族运动果真有本质上的差异么？前者果真是进步的，后者果真是反动的么？我们从理论上不能不提出这些疑问；从殖民地近二十年来运动经验上，更不能不提出这些疑问。尤其中国革命者更要提出这些疑问。因为在中国的阶级斗争是如此剧烈的，超过欧洲许多小国以上。但我今天只限于提出这些疑问。这个题目应当写成另外一篇文章，同现在讨论的问题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因为现在我们不能离开世界大战来谈中日战争，这个战争又不是广大群众进行的，而且不能是广大群众进行的。这个战争并不适合于我们一向设想的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所以要说这个战争有进步的意义，我们仅仅引据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有进步意义，是没有用的。我们必然在这个战争底具体条件之下寻出进步意义。
这个问题，直至最近的论争时候，才有人去认真思考，而得到的回答是几乎没有一个人相同的。我们过去的政策完全从这个“进步意义”出发，但这次争论以前我们对于“进步意义”没有明确的观念，此次争论中又得到了非常分歧的回答。凭这一点，在某种限度之下，已经可以断言：这个“进步意义”犹如“上帝”，本无其物，乃是宗教家底一种假设，一种幻想了。我并不想在这里批评各人底“进步意义论”，我只要大家去考虑以下几个问题：此次战争是群众的战争么？当初能希望群众参加么？现在还能希望群众参加么？我的回答包含于本文第二段中。我的结论是否定的。
有人根据蒋介石以及反动政策进行的战争仍然能够消耗日本帝国主义实力，而促成日本无产阶级革命之爆发，以此断定这个战争有客观的进步意义。我想这个论据没有反驳的价值。当初德奥诸国对俄作战，消耗了俄国实力，而促成俄国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但我们不能因此说那个战争是进步的战争。
现在，我们种种议论底矛盾和不通，都是从这个“进步意义”派生出来的。为了这个“进步意义”，我们采取了保卫主义立场，以后还继续采取这个立场。为了这个“进步意义”，我们拒绝走上正确道路（革命的失败主义道路），放弃领导群众斗争。为了这个“进步意义”，我们陷于克列狄迷宫里面走不出来：并非希腊巧匠达达鲁士造的迷宫，弥诺士王把我们关进去的，而是我们自己造的迷宫，自己关进去的。世界战争底帝国主义性是实在的，中国“抗日”底“进步性”是虚幻的。我们自己构成这个幻想，而且执着这个幻想，而自陷于矛盾地位。其他一切矛盾都是从这个基本矛盾生出来的。
（四）无心的错误与有意的背叛
我们的绝望的立场，如这个议决案所表现的，正是从上面那个矛盾派生出来的。我们的保卫主义，迫使我们在远东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只能向群众解释美国物质援助背后隐藏的危险，而不能不承认中国有接受美国物质援助的必要。总之，我们只能批评蒋介石和美国帝国主义者底反动，或者反对美国派兵登陆，反对美国要索酬劳等小节，而不能不赞助这个战争。这个立场是可怜的，矛盾的，无力的，不能为群众所拥护的。广大的工农群众一般对于战争是冷漠的，如今中日战争扩大为太平洋战争，群众就要从冷漠而转为厌恶了。群众连带地要厌恶一切赞助战争的党派，连我们的组织在内。群众这个反帝国主义战争的心理是进步的，是革命的，是下次革命爆发底一个动力。抗日战争的号召早已没有力量了，但群众底反战心理具有巨大的潜力，革命潜力。这一点，以前没有人注意到，皮相的观察家现在也要否认它。他们若是正式调查民意，若是直接提出“应否继续战争”问题于各阶级的人，则它们得到的肯定的答案自然要压倒否定的答案；但是他们如果不直接提出问题，如果同各阶级的人闲话家常，则他们不久就可以听到种种叹息，种种诉苦，听到“战争快点结束才好！”无论你的谈话对象是兵士，是农民，是工人，是小职员，是小店主，是一般的商人和工厂主。在学生和一般智识分子中间固然有一部分人诚心实意主张战争到底，战争初起时一种群众运动底幻景就是他们造成的，但是到了现在他们的数量也减少得很厉害了，他们的幻想也消灭不少了。这不是一二个人观察得来的，中外观察家，凡是少皮相一点的人，都能观察到这个“可悲的”现象。国民党和共产党动员他们的鼓动力量去“教育”群众，去铲除群众这个“可悲的”心理，去鼓励群众拥护“抗战”。但不得不说，他们的成效是很有限的。可惜，我们自己的鼓动也朝这方面努力。在赞助抗战的前提之下，我们一切对于国民党和英美帝国主义的“批评”不能进入这些反战的群众耳朵里去。
至于那些主张战争到底的“群众”，则是寄托其最后希望于美国援助的，不仅财政和军火的援助，而且直接的武力援助。他们不会反对美国派兵登陆，不会反对中国军队供美国远征军司令部调遣去共同与日本军队作战。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中国盟友很容易向群众解释：逐出日本人之后，美国军队也要退出中国领土的。群众一定相信他们的话，因为第一次大战时协约国军队逐出比利时境内的德国人之后，自己不是完全退出比利时领土么？那些主张战争到底的“群众”，大都不相信能“以革命战争去战胜日本”，美国代中国逐出日本人，是他们心目中唯一的“胜利”前途。
所以我们现在的立场不能不是绝望的立场。我们对于中日战争的政策不能不说是错误的。
但这是无心的错误。托洛次基同志以及一般外国同志并不知道中国革命失败至于如此悲惨地步，不知道中国资产阶级之不降而战乃是物质上和精神上消灭革命势力至于长期不能复兴的结果，不知道参加战争政策并不能造成革命运动，又不知道近年来群众厌恶战争的情绪。十月革命时列宁和托洛次基关于暴动策略（暴动日期和号召名义）的冲突，列宁是错的，托洛次基是正确的，这正是因为列宁躲在芬兰，不知道革命增长至甚么程度以及群众情绪如何。这个错误丝毫不能减少列宁底光辉。
但是我们不能以此原谅在斗争舞台上的若干老布尔雪维克底错误。同样我们也不能原谅我们中国的保卫主义者同志（即至今仍站在这个立场的同志）。你们不要拿这个国际议决案做盾牌呀！国际同志是无心的错误，但你们是有意的背叛。
这些保卫主义者底背叛，不多不少恰恰是西方保卫主义者底背叛。他们不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的，他们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爱国分子，他们爱中华民族的利益过于爱无产阶级的利益。他们过去之参加无产阶级运动以至于战争起时，正因为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大体上是一致的，他们替无产阶级尽力并不妨害民族利益。这次战争起来，本是他们和他们过去服务的阶级相分手的时候了，但因第四国际对于中国问题有此无心的错误恰恰给他们利用去，牺牲无产阶级利益以保卫中华民族。他们把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引到这断头巷来了。
（五）出路
只有革命的失败主义能引导我们走出这个断头巷。
但失败主义乃是我们的起点不是我们的终点。失败主义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提出问题。采取了失败主义路线之后，不知道将有多少问题提出于中国革命者面前！我这里并不打算把许许多多问题提出来。我只要指出一点，即是中国革命问题又一次失去神秘意义了（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九年，反对派理论传到中国，说中国亦可如帝国主义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中国的战争和革命没有多大特别的意义了，中国战争就是世界战争一部分，中国革命就是世界革命一部分。他国无产阶级可以指示我们“应当怎样做”，我们也可以指示他们“应当怎样做”。如此，以后提出来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就容易根据他国底经验来解决了。他国同志也容易帮助我们了。
试举例来说。上海物价昂贵，比战前增加六七倍，日用品则增加十几倍。上海工人罢工要求加工资，潮流之汹涌为一九二七年以后未曾有的。在保卫主义之下，这个问题如何提出于我们面前呢？实在说，以前我们并没有了解这个问题底意义。我们至多是要引起工人去仇视日本侵略，反对国民党压迫爱国运动，警告受汉奸利用，藉以鼓励工人去拥护抗战，然后发展为“革命战争”罢了。我们并没有觉悟到经济罢工可以直接（无须乎配合爱国运动）扩大为革命；没有觉悟到米价问题就是俄国二月革命的面包问题。在失败主义之下，这个问题受到的待遇是两样的。
上面说的群众厌恶战争情绪又怎样呢？在保卫主义之下，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不好的现象，是由于群众对国民党抗战的失望，我们应当鼓励群众去拥护抗战。但在失败主义之下，这个厌战情绪则是革命的，俄国二月革命的和平口号正是从这种情绪产生出来的。
可以说，一切问题，在失败主义之下，差不多都要现出不同的意义。从此以后，夺取政权问题也应当提出于议事日程了。
托洛次基同志在“俄国革命史”第三卷第五章中说起十月革命诸观念，只能发生于世界历史底十字街头，而不能发生于西比利亚，莫斯科和彼得格拉。“一个更高的观察点是需要的，——不是民族的眼界而是国际的眼界。”同纽约比较起来，上海是个乡下，上海的观察点自然是低于纽约观察点的。但是十月革命诸观念一经发生，一经实现了，连穷乡僻壤也会光顾到的。我今以乡下人资格，为了十月革命诸观念，向那在纽约观察点的诸同志，提出抗议。我还要声明：这篇文章所发挥的见解，并不是现在产生于上海，而是四年前，战争未起时，产生于国民党监狱之中。比起上海来，南京的国民党监狱更加是低矮的观察点了。
附
美国参加中国战争之趋势
一九四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
一、中国解除帝国主义枷轭之任务，是由那个受农民群众拥护的无产阶级现负担的。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推动国家走出停滞状态，同样亦不能进行有成效的斗争去反对单个帝国主义强国（日本），更加不能进行一贯的斗争使中国脱离外国的统治了。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单个帝国主义强国之斗争，结果只能引起它走上另一个帝国主义强国轨道上去。
好多年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在日本强盗面前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宁愿以其力量反对中国工人和农民。到了无他路可走之时，蒋介石才同日本作战，但它没有一时忘记了反对中国民众的斗争（反对最微弱的社会改良），压迫一切有独立性的群众运动。蒋介石最近之进攻新四军和八路军，表明了：连这些受史大林派操纵的武力所实行的畏缩的民主改革，也不能受他的反动政策所容忍的。
在这种社会反动政策之下，日本进攻仍然受阻止了，战争仍然陷于相持状态，由此，我们就有把握可以这样说：若有土地革命弥漫全国，则日本帝国主义早已被迫逃离这热烘烘的中国土地了。今天蒋介石不得不一天比一天求救于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准备下对于中国的新压迫，这个事实乃是底下情形的直接后果，即是民族资产阶级害怕本国民众，而又不能动员本国革命力量去反对日本侵略。
二、美国帝国主义，追求它的明显的命运，它准备夺取英国在远东的地位，连中国在内，它要打败它的太平洋劲敌日本。华盛顿计划着在战争中制服日本，逐出日本于中国以外，而自为中国民众底太上皇。在这方面的准备工作就是：海陆空军向太平洋移动，及以借款和军用品形式增加（援助）蒋介石。
革命者，一面承认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有接受美国物质援助的必要，一面又不能漠视这个援助背后隐藏的危险。革命者必须打击一切暗示，一切以为美国以善意对待中国的暗示，必须向广大群众解释这个援助底真正动机：即准备明天奴服中国。
如果“友邦”帝国主义要求以经济特权，租借地，军事根据地等酬报他们的援助，那么革命者必须反对这种酬报，因为结果等于这个帝国主义代替那个帝国主义，而此代替又是以中国群众底血为牺牲的。
中国资产阶级若是做着这个买卖，革命者必须攻击他们为出卖中国底解决斗争。但革命者将不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宣布为“失败主义者”来“处罚”蒋介石。不管中国资产阶级如何，而且与中国资产阶级相反对，革命者仍旧站在保卫中国的立场。
三、太平洋上帝国主义者底争霸，正在直接走向武装冲突。美国对日作战的时候，或者作战以前，华盛顿（或伦敦）和重庆的军事联盟将提出于议事日程。美日两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蒋介石在其中处于美国帝国主义附庸地位），虽是纯粹属于帝国主义性质，但此事实并不能抹煞中国驱逐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任务。
革命者必须向中国群众解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之与美国帝国主义联盟，乃是蒋介石以反动手段进行抗日之必然结果：一切独立的社会改革之被扑灭，以及现在之与华盛顿联盟，乃是同一政策之两面；这个政策既不能促成民族解放，亦不能促成社会解放。为了官方热烈欢迎美国帝国主义“解放者”及其使命团的原故，革命者必须暴露金元帝国主义底真正目的，并指出其对于中国的危险，即又要奴役中国。革命者将以那立足于激烈的社会改革（土地归农民，工人监督生产）之上的革命战争纲领去对抗蒋介石底反动政策。
然而这并不阻止革命者去继续拥护中国军队对于日本侵略者的胜利。华盛顿和重庆联盟，以及美国源源不绝地以物资援助蒋介石政制，并不排除了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离开中国领土之任务。但是除了这个任务以外，现在一天比一天更加重要向中国群众解释美国干涉底性质，并指出抗日战争底出路是依赖于获得胜利之手段的。以革命的战争战胜日本，将为中国开发一个新生命；若以出卖本国财富于另一帝国主义为手段而获得胜利，则只能替中国人民准备下新的压迫形式罢了。
蒋介石和美国帝国主义者之日加一日的合作，已经反映于蒋介石进攻那些受史大林派操纵的农民军队上面了。革命者一面反对中国史大林派领袖们底阶级合作政策，一面宣布它们同情于史大林派领导下英勇的农民战士，并有决心联合他们一起反抗蒋介石底反革命行动。
四、华盛顿与重庆联盟对日作战，使得美国帝国主义者能够拿民主的和解放的空言来掩饰他们在中国的行事。但是美国工人不能付托他们的剥削者，——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者，——去担负那从日本帝国主义爪里救出中国的任务。美国帝国主义之“保卫”中国不啻是准备下重新奴役中国。
美国无产阶级，若是为了保卫中国原故，去同美国资产阶级结成“神圣同盟”而放弃夺取政权的斗争，那结果等于叫中国明天受华尔街所劫掠。美国帝国主义将牺牲中国民众和美国工人而更加强大起来。中国独立，脱离落后状态，及向着社会主义发展，其最可靠的保证就是北美苏维埃合众国。为要准备这个，阶级斗争是一分钟也不能停止的。
五、在美国日渐增加的援助之下，中国军队若仍不能很快地驱逐日本侵略者出去，则美国帝国主义者就要派遣自己的军队到中国来，而且要设立单一的司令部来操纵中国的抗日斗争。那时中国革命者底任务就是要反对中国军事行动之隶属于美国帝国主义底战略和战争目的。此外，中国并不需要添加人力来驱逐日本侵略者。所以美国武装力量在中国登陆，中国革命者必须斥为纯粹帝国主义的行为，必须动员中国群众以反对之。在这一点上，他们必须获得美国革命者底赞助，美国革命者必须以最大的努力反对美国出兵中国，并要求撤退美国在中国的驻军。美国军队已经派来中国之后，革命者必须努力联合中美兵士，以反对反动的帝国主义及其盟友中国资产阶级。
六、美国操纵中国的斗争，这个日益增长的倾向，连带地必然加深了中国军队内部以及整个国家内部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对立。军队以及工农群众中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中心将蜂起抵制蒋介石及其派系之以抗日提高身价出卖于华尔街的。在此条件之下保卫中国的革命纲领——建立在城乡认真的社会改革之上的工农自卫军——就将渐渐现为事实了。
七、美国干涉远东战争之结果，日本若遭遇军事上的大失败，则每次都会造成日本自国及满洲朝鲜台湾等殖民地群众革命运动。美国帝国主义者若是遇着这个革命风潮，就将少关心于对日战争，而多关心于扑灭群众独立运动了，这个运动将危害他们的整个地位。抗日战争使得蒋介石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底工具，同样中国群众与日本帝国主义之下诸兄弟阶级相联盟就将引入于社会革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