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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北来与帝国主义之压迫
赵世炎
（1924年12月7日）
〔说明〕刊载于《政治生活》第24期，署名：士炎。
国内革命的民众，社会各团体的分子，国民党的同志，乃至一切表同情于中山先生的人，现在拥护中山先生的惟一方法，不仅在欢迎的表示，也不仅在疾病的慰问，而在怎样对准中山先生现时所受压迫与威吓之主动力帝国主义者下总攻击。
中山先生此次离粤北上以废除不平等条约及国民会议为号召，已博得全国民众之广大的同情。但是我国祸乱之主人翁是外国帝国主义者，凡是全国民众所要求的，同时正是这些帝国主义者所坚持拒绝的。外国帝国主义者痛恨中山先生代表民众有所要求，害怕历来持以奴役管理中国人民之条约一旦取消，因此对于中山先生实行压迫。他们压迫的表示明明对准着民众的意向而故意发露。他们看轻了我国数万万的民众，随意用租界上兵士手中的手枪，外海内河的兵舰，以及机关报纸上的言论，施行威吓与镇压。
中山先生未离粤前，上海与北京的外国领事与公使团即讨论是否允许中山入上海租界。英国帝国主义的《字林西报》说：“上海无需乎孙，应阻止其登岸，此非挟有私意，实因孙氏毕生精力，皆专注于引起中国骚乱之目的，故为我人绝对不欲意之人。”中山先生离粤以后，这般外国帝国主义者一面在中山所发表的宣言之下发抖，一面利用“赤化”、“过激化”、“倾向共产”等等口词造谣中伤，希图减少民众对于中山与国民党之信仰，南至香港，北至京津，中在上海，数十种外国报纸励行了一阵反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之宣传。
中山先生到上海后，一般帝国主义者竭力攻击对于中山的欢迎，并且含带嬉笑怒骂，大放厥词。美国帝国主义的《大陆》说：“留他在上海过冬无论如何将是我们的错误”，“他的态度竟敢说中国现在已不是殖民地”，“他的宣言是为给中国下层阶级一种印象”。而且又已经正式表示出对于中国人的侮辱说：“关于要求废除租界和条约这一层，所困难的就是中国没有一个政治的统一，四万万的中国人住在亚洲之广大的地面上现在还不能组织起来在内部自己管理。”
中山先生到天津后，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压迫更甚了。中国自己土地的天津码头上之欢迎，还比不上日本境土神户码头上中日民众欢送之盛。天津的欢迎群众在租界上游行不得自由；国民党发传单的同志，被法捕房拘捕；国民饭店的宴会，中山被法捕房禁止出席，以后出席者还只准有欢迎词与答辞，不准有演说，大舞台的演讲未得举行；国民党的直隶省党部与天津市党部被法捕房查抄。所有这种种事实，都是外国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山与其所代表的国民党之压迫与威吓。法国帝国主义者这种威吓之目的与中山在粤时英国帝国主义的香港政府态度一样，他们十分恐惧中国民众对于其革命领袖之拥护，所以直接施行压迫而无所顾忌。
国民记着：这都是外国帝国主义者对待我们国民革命领袖的态度。国民更要认清：中山先生这次离粤北上，大遭帝国主义者之忌讳，英、美固不“谅解”，日、法亦极尽恐吓之手段。中山先生原定6日由广州起程而直至14日才能起程是受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阻碍。中山先生到沪、到津的压迫是由法国帝国主义者执行。法国帝国主义者一方面在国内提起拥护段政府，鼓吹“道威斯计划”，一方面在中国高唱维持各国条约以为承认段政府之交换条件。日本驻华公使是极尽外交手段巧妙之能事的，当初极力表示各国对段政府不要态度强硬，直到各国间的意见酝酿成熟以后，才共同显然提出承认的交换条件。这个交换条件是对准着中山先生之宣言与国民党之主张而进攻的。国民记着：帝国主义者对于我们革命领袖的言论行动是针锋相对而加恐吓，对于我们民众的表示与运动则直接施行压迫。
国民党的同志此时更要觉悟：我们的领袖此次北上的重大使命用在召集国民会议，而目前紧急的工作尤在民众的宣传，党的组织之扩张。但现在因受帝国主义之压迫，这种工作亦感受困难了。中山先生北来消息传布后，北方民众仰望若渴，然而现在竟不得见中山先生之面。中山先生自己是习惯于与群众之接近的，但目下北方的群众引首仰望于外，而中山先生深居于天津日租界以内。国民党的同志此时绝不当畏缩不前对于帝国主义者之压迫软化。北京欢迎中山先生的民众与各团体，应该速促中山先生到北京，以与首都之民众相见。北京是中国的京都，是中山先生手创革命后共和政体政府之所在地，中山先生是主人之一。中山先生应该速到北京，登高一呼而全国可以响应。中山先生现在是全国尊重的革命领袖，而不是在租界亡命时期的人物。国民党同志与全中国革命民众现在绝不要躲避对于帝国主义者之战斗。希图免避这个战斗或只注意于军阀间的问题算是国民党政策的错误，因为我们相信国民党之复兴是建筑于民众中之宣传与组织的广大的效果，国民党在北方绝不能走在南方的旧路。起来，国民党的同志，拥护中山先生的革命民众，我们高呼：
打倒压迫中山的外国帝国主义者！
感谢 先知在1917 整理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