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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之进攻与中国劳动运动

赵世炎

(1924年10月)


  〔说明〕刊载于《中国工人》第1期,署名:士炎。



  自从二七惨变以后,这年余以来中国劳动运动大大的退步了。这种退步的原因,在表面上由于军阀的摧残,实际是由于帝国主义之进攻。换言之即我们劳动运动退步状况的经济背景,是紧靠在支配半殖民地之中国劳动生活全部的帝国主义侵略关系上面。

  原来欧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业,正是在这个时期里发生浩大的恐慌。我们深知道资本主义崩坏的内容,与宗主国发生工业恐慌时亟亟向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寻找出路的必然趋势。所以在最近时期内,欧美的资本,特别是英国的资本,在东方的活动趋向愈更增加,帝国主义的强盗行为愈更暴厉。我们在中国政治上已经看出,美国帝国主义在北方扶助军阀反动,英国帝国主义以香港为大本营从南方进攻,日本于满洲地位已十分稳固,在北京时谋领袖帝国主义使团以支配中国,法国金佛郎案虽不得逞,而对中东路的野心未已,所有这些状况,从骨髓里观察其经济侵略的背景,都很明显地摆在我们劳动阶级面前。

  在这个宗主国的恐慌现象与对殖民地进攻的过程中,我们同时又可以看出本国幼稚的工业主义,其资本、技术与组织的薄弱,都不能够支持对于欧美日本大工业的竞争而且即使有竞争,结果都失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大部分的本国工业资产阶级都投降于洋大人,接近外国的资本,联合向幼稚的无产阶级进攻,使劳动者的生活状况愈更变坏。同时又借政治的权力,压迫得我们丝毫动弹不得。这是我们劳动运动退步的最明显的原由,这种现象在东方以印度与中国表现最甚,而中国又由“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八个大字判定了命运,成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屠杀场,比印度专压在英皇御座下的情形更为复杂。

  同样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又可以看出殖民地与半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势力十分弱小。他们偷安苟活于外国势力之下,不肯革命,并且时时与帝国主义妥协。印度的民族运动自从去年9月会议右派胜利以后,资产阶级的自治党完全与英国的统治妥协,无产阶级一年以来受尽痛苦,屡次罢工,屡次流血。中国的民族运动也是这样,不争气的中国国民党自改组以后,大多数的分子不懂得什么是群众,怎样组织群众,怎样教育群众,除少数左派分子努力工作外,其余占据各级机关里与做官僚一样,只计划如何推翻党纲、宣言,恢复旧时与军阀、官僚相同的国民党军事政策。所以自从今年五一运动时,在国民党地盘的广州城内就暴露阶级斗争的痕迹,法西斯蒂的商团(香港帝国主义与广州商业资产阶级的雇用卫队)杀了工人,而号称革命政府的只以“兹后不再滋扰”了事。在虚名号召的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席上,我们的工友痛切指明革命政府并不能为工人谋利益,算不得革命政府,而国民党的右派与所谓中派都充耳不闻。广州的商业资产买办阶级是料定政府不敢与他们为难的。我们当初说,国民党要想“肃清东江”,要想打倒反革命的陈炯明,应该先宣传组织工农群众,给工农群众以政治的利益,而右派却说先倒陈后讲别的,殊不知惟其如此,绝不能倒陈,而实际他们又并不倒陈,所以为时不久,以无政府党而兼国民党右派资格的吴敬恒就去求和去了。商团军械事件爆发,这正是工人阶级取得武装,国民党与帝国主义抗争,与买办阶级战斗的惟一机会,而右派包围与小军阀“武装调停”结果,给孙中山送一笔路费,逼中山下“罪己诏”,而实现传统政策,公然“北伐”了。总而言之,中国的民族运动已经堕落,形势虽与印度不同,而屈服于帝国主义,投降于买办阶级,受制于军阀、官僚,在东方则别开生面,集中华民族耻辱之大观!政治上的现象既如此,中国劳动阶级的痛苦更不言可喻。

  帝国主义者本不许殖民地有什么民族运动,对于以工农为主体而左倾的民族运动当然更加忌刻,我们拿东方问题全部看起来,在资产阶级曾经少许得些政治胜利的各国(如土耳其、埃及以及印度之一部分)乃至帝国主义至今犹完全统治的各国(如荷属爪哇、中国与朝鲜),无产阶级的势力与组织都受极剧烈的压迫,这是客观环境事实极明显的解释。无产阶级一方面既受残暴的压迫,另一方面又因经济生活之变动与失业之众多,所以从欧洲大战教训及俄国十月革命经验而发展不甚强壮的劳动组织,现在受不住两重的打击,自然很容易衰败了。


  二七事变的正确解释,一方面是取媚于外国帝国主义的北洋军阀的反动必然现象,另一方面是中国幼稚无产阶级勇于一战而转入黑暗新时期得了更进一步的觉悟。在此后黑暗的新时期里,无产阶级含垢忍辱,一方面于忍受不堪时仍爆发阶级斗争(二七后到现在全国大小罢工不下百余次),一方面参加极左派的民族运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劳动阶级做生力军参加民族运动是不可免的工作,现在中国国民党虽然右倾,而中国劳动阶级仍然可以代表真正的民族革命。

  工业化的速度是与无产阶级之壮大成正比例的。我们知道俄国工业化速度的历史很与现代中国相像。俄国工人运动的斗争史,正是工业化速度催促的结果,自从1902年以后,罢工、暴乱、巷战、流血屡见不鲜。中国自二七后到现在百余次罢工之不可免,亦正如俄国1905年正月9日彼得堡大屠杀后,继续89年中屡起或大或小之罢工与暴动一样。阶级斗争之发展与资本之进攻及军阀宪兵之压迫又是成正比例的。在这历史的必然性中,无产阶级总是竭尽使命,以至最后的胜利。

  二十年来中国工业化的速度,在欧洲大战时及大战后几年里很有些增进的现象——因此在几个大都市里及几种产业里工人渐渐增多起来。我们相信无产阶级之集中与资本之集中是同进的。半殖民地中国资本集中的趋向还不明了,乃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宰割之故。因此而中国工人阶级目前的紧急问题,仍有含带民族运动性的要求,外而解除帝国主义的压迫,内而打倒军阀的横暴。所以本届赤色职工国际第三次大会对东方问题的议决案说:

  东方各国目下劳动运动的当前责任仍与当初一样,(A)与各国的真正民族革命派分子联合对帝国主义奋斗;(B)为工人阶级自己的利益奋斗。

  “因为在数量上是很弱小的,东方各国的工人阶级应该联合最无产阶级化的、有觉悟的、有革命性的农人与手工业者分子做联合的战斗,以求做到上面所说的两种基础事业。”


  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各重要产业的内容是与帝国主义资本之进攻直接衔接的。矿山、铁道、造船、河海运输、金属业,以及丝纱纺织……等几种中国重要产业里,哪一件不是与帝国主义直接有关系的?惟其如此,在这些产业中的工人,正是反抗外国资本势力,反抗帝国主义的中坚势力。在将来反抗帝国主义斗争里,这些产业工人的战斗力是决定胜负的生力军。

  目前在高压下的中国劳动运动,工人阶级组织的方法与表现活动的形式都十分困难。但是我们常常看见不时爆发的罢工运动,以及与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反抗表示,很自然的由工人群众中或小组织中发生出来。我们深信压力愈大,反抗力也是愈涨的。坚强的工会组织与群众的权力表现,往往从事变里产生出来。工人阶级的生活,原是在不断的压迫之下寻找事变的。事变变,群众的力量亦变。工人阶级的本质是革命的,是对准着资本之进攻而反抗的。半殖民地落后经济的工人在遗传习惯上或者有保守性,惟有对于切身利害之资本进攻决不保守。摆在中国工人阶级面前的目下问题只是:怎样从事变中产生权力与怎样运用方法提起组织坚固组织。

  进步无产阶级坚强有力的工会组织,其初步的形式是:在工厂、作坊、手工业厂、矿山及海船上组织小组,于可能时举行代表会议,组织工厂委员会,为组织较大的群众,十人队、百人队、千人队都是可能的方法。在西欧,工厂委员会是工人对准资本进攻的经济组织,而工厂小组织纯为党的或政治的组织。受资产阶级压迫活动时,一切协作社、夜校、技术班,以其他教育形式的组织,都能作为组织运动的中心。依照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还有一个组织的原则告诉我们:对于黄色的、非革命的,乃至挂假招牌的旧有工会,我们决不另起炉灶组织反抗的工会,以分散群众的势力,淆乱群众的注意力;我们的惟一方法是在能够加入到里面去,宣传煽动群众,以改造其组织。因为,我们的观点是一个阶级的群众观点,我们处处不离群众,而且要能深入群众。这是工人运动的第一原则。

  在现在的中国,劳动阶级团结的权利,集会与言论的自由,罢工的权利与劳动立法等易懂的口号都应作为在相当时机中无产阶级力量的实际运用。凡是口号,都要具体,要易懂,才能深入群众。公开与不公开的工作要有连接,这都是中国劳动运动之基础问题。

  无产阶级有一件武器,这件武器就是团结的权力,而我们在未能运用这个权力之先,就要求如何达到这个权力。在这里,我们科学的社会主义者之方法就是,站在阶级的观点上,把四周的环境分析清楚。我们要了解一种社会的势力,以及这个势力与本阶级之关系。我们必须懂得资本之进攻,才能知这劳动运动的进程。尤其刻刻不可忘记的就是:在每日的环境中工人阶级的政治关系以及较近一步的乃至最后工人阶级革命的政治问题。



感谢 先知在1917 整理及校对